警惕西方以“人道主义干预”为名颠覆现行国际秩序
：张睿壮
文章来源：《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9期
2008年7月，国际刑事法庭以种族灭绝及反人类等罪名起诉苏丹总统巴希尔并准备签发逮捕令，开创了超国家机构超越国家主权对一个主权国家的现任领导人治罪的历史先例。此举甫出，便赢得西方政府、媒体，特别是人权组织的一片喝彩，因为这标志着后者过去十数年来不遗余力鼓吹、推动的“人权高于主权”原则终于得以实现。尽管不少非洲国家和阿拉伯国家对此表示担忧和关切，而中国也表示“严重关切和忧虑”，但关切的原因都集中在这一举动对苏丹局势特别是达尔富尔危机造成的直接影响上。事实上，这一事件对国际安全与和平的潜在危险远远超出了对苏丹本身的影响，因为它在颠覆现行国际秩序的方向上又迈出了新的一步。
众所周知，现行国际秩序是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其最核心的部分就是主权平等原则、不干涉内政原则和禁止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原则。上述各原则中，头两条说的是所有国家不分大小主权一律平等，没有任何国家或国际组织可以凌驾于其他国家的主权之上，对属于国家主权范畴的各国内部事务横加干预。这通常被称为主权不可侵犯原则。为了保证国家主权的不受侵犯，现行国际关系准则禁止在国际争端中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除非国际社会根据集体安全原则为维护世界安全及和平采取集体制裁行动（这需要安理会一致通过），或国家在遭受侵略时采取自卫行动。
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在国际关系史上是一大进步。尽管民族国家的主权不可侵犯原则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后就得到确立，但直至二次大战结束乃至非殖民化完成，国家主权仅在欧洲国际体系内部得到尊重和维护，欧洲以外的弱小民族，或尚无现代民族国家的形式，或沦为西方列强侵略、殖民的牺牲，根本没有主权可言。联合国秩序从法理上改变了这一状况，把主权独立的权利赋予每一个得到国际承认的民族国家。作为政治妥协的产物，联合国秩序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例如对破坏国际安全与和平的侵略者进行集体制裁前提的安理会共识，在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角逐中基本上是不可能达成的，这使得“集体安全”成了一句空话；又如不干涉和非武力原则只对中小国家有效，但对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却无可奈何，等等。然而尽管联合国秩序有着这样那样的缺陷，这一松散疏漏的法制却远胜于完全彻底的无法无天。联合国1991年对萨达姆侵吞科威特的制裁，对潜在的侵略者而言毕竟还是一种威慑。美国每次对外进行侵略或干涉时都想方设法取得联合国的合法性背书，也说明现行国际关系准则即使对这个无人能够阻挡的霸权国家也多少构成了一定束缚。
现行国际秩序中最遭西方舆论（主要是人权组织)诟病的是，主权独立及不干涉原则往往构成对粗暴侵犯本国人民人权的暴政的保护，使得国际社会面对骇人听闻的人道主义灾难时常常束手无策，只能听之任之。20世纪90年代，鉴于波黑战争中国际社会的人道主义干预姗姗来迟造成大量无辜平民惨遭种族清洗，以及西方列强对卢旺达的种族屠杀按兵不动、袖手旁观导致百万生灵涂炭，西方人权运动对现行国际秩序的主权独立及不干涉原则进行了猛烈抨击，造成了“人权高于主权”的浩大声势。及至科索沃危机发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利用日益高涨的“人道主义干预”舆论，对一个主权国家内部的民族动乱，先是挑唆煽动继而直接出兵干涉，对科索沃既有军事占领在先，又有策动独立于后，开创了以“人道主义干预”为名肆意侵犯、肢解主权国家的历史先例。至此，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以主权平等为核心的现行国际秩序遭到了全新的“人道主义干预”国际机制的颠覆。
以非政府组织的竭力宣传为舆论准备、以西方列强的经济制裁和军事干涉为实力后盾的“人道主义干预”新机制，经历了十余年的成形和发展过程。及至科索沃危机前后，以英国时任首相布莱尔提出“国际共同体主义”的芝加哥讲话（1999年)和半官方的加拿大“干预与国家主权国际委员会”发表“保护的责任”工作报告（2001年)为标志，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基础和行动纲领。“保护的责任”是作为联合国改革的蓝图提出的，其主要立场为：其一，以主权独立和不干涉原则为核心的现行国际秩序是一个“时代错误”，必须用以人权为最高价值的“人道主义国际新秩序”取而代之，用“国际正义”取代不合时代精神的国际法；其二，国家主权意味着责任，特别是保护本国人民人权不受侵犯的责任，当一个主权国家不愿或不能尽此责任时，国际社会就有代为保护的责任；其三，国际社会行使保护的责任应当首先通过改革后的联合国（联合国必须进行改革以避免在发生人道主义灾难时无所作为），但在联合国不作为的情况下，地区组织或“关切国家”可以采取必要措施应对“严重和紧急”局势。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谁是“国际社会”？ 谁又是“地区组织”和“关切国家”？ 有没有“人道主义灾难”，需不需要“人道主义干预”，究竟是谁说了算？对于西方人权运动而言，答案都是不言而喻的：国际社会就是西方世界及其追随者，地区组织就是北约，关切国家就是西方列强，特别是美国。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西方人权运动主干的自由鹰派已经不再顾及“政治正确”的忌讳而公然重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主权不平等”老调：国家主权本不应该平等，西方发达国家可以享受完整的主权，而一些“落后国家”缺乏自治能力，不配享受充分主权，即使其内政也需要接受西方文明国家的指导、干预。一些人权理论家甚至重祭种族主义“白人负担”的亡灵，把“人道主义干预”说成是文明国家对“法律和道德上无能”民族的拯救。
与“保护的责任”出笼几乎同时，“9·11事件”发生了，随之而来的反恐占据了国际舞台的中心，西方人权运动在列强政府支持下策划了十年之久的一台“人道主义干预”大戏刚开锣就被搅了局，只得暂时退居二线。如今，西方反恐深陷阿富汗、伊拉克困局，已成强弩之末；而美国又面临改朝换代，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狂热可能重新影响美国外交；“人权斗士”们正在蠢蠢欲动，企图重整旗鼓、卷土重来，完成以“人道主义干预”的名义颠覆现行国际秩序的“大业”，以建立美国霸权下西方主导的“国际新秩序”。中国作为第三世界主要大国和西方人权运动的攻击目标，对于此种形势发展应未雨绸缪，早作准备，特别是如何应对西方以“保护的责任”为蓝图提出的联合国改革方案，更应及早策划，以免被动。
我们为什么不能接受中美关系“历史最好”的说法？
文章来源：香港文汇报2005年9月7日
美国国务卿赖斯日前在北京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称，近年来美中两国关系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经贸合作“健康而富有活力”，两国在反恐、联合国改革等方面也开展了“非常好”的合作。这是继她的前任鲍威尔国务卿在此前两年里多次公开表示中美关系处于近三十年来“最好时期”之后美国官方对中美关系给予高度正面评价的继续。这种评价也得到中方部分资深学者和高层官员的响应。然而，中美关系果真像美方所粉饰的那样，处于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的“历史最好时期”吗？或者退一步说，中美之间果真像许多人津津乐道的那样，存在着一种“建设性合作关系”吗？
当然，如果努力搜寻，在中美两国之间多少总能找到若干差强人意的“发光点”，例如互为对方的主要贸易伙伴；双方高层保持沟通互动；中方在反恐、朝核等问题上与美方积极合作；美方对台湾急独势力的约束，等等。可是，如果对中美关系进行全面、准确和实事求是的评价，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对中国的所作所为恐怕无论如何也不能用“合作”两字形容，“建设性”更是无从谈起。事实上，按照国际关系的一般准则衡量，中美关系远非正常。美国对中国的多方围堵和钳制已经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包括某些重大利益乃至根本利益；美方的许多做法已远远超出了正常国家关系的范围，如果有任何国家胆敢对美国采取类似的行动，肯定会被美国视为战争行为无疑。
谓予不信，请看事实。首先，美国把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或“潜在威胁”已经是路人皆知的秘密。有人以为这只是美国“右翼反华势力”和新保守主义强硬派的主张，并不代表官方或外交决策主流的立场。其实不然。早在克林顿时代，这样的提法就已见诸美国政府有关国防和国家安全战略的报告中，只是由于当时克林顿政府决定对中国采取以和平演变为主的“接触”战略，才没有将中国正式定位为战略对手，反而打出了“战略合作伙伴”的幌子。及至布什政府上台，认为原先对中国的定位与现实南辕北辙，于是说出了“战略竞争对手”的大实话，公然准备对中国实行遏制或接触加遏制政策。只是到9·11后因为反恐有求于中国，才暂且放弃这一公开立场，转而采取了谋求中国合作的权宜之计，并改口把中美称作“建设性合作伙伴”。然而，如果我们不仅听其言，而且观其行，就不难发现在美国对华政策决策者的内心深处，中国作为“战略对手”和“潜在威胁”的定位从来就没有改变过。
不管美国嘴上怎么说，冷战后美国对中国的防范和遏制就从来没有懈怠过，近年来随着中国实力的迅速攀升更是变本加厉。美国钳制中国的一张王牌就是为台湾当局的渐进式台独输血打气。近年来，美国公然背弃其在中美关系三个公报特别是8.17公报中的郑重承诺，大幅提升对台武器销售的数量和质量，在加强美台军事交流（包括制度化的高层互访对话、台军人员的培训和美军专家、顾问重驻台湾等）以及协台联合作战准备（包括美军在台周边的战略部署、双方情报互换和观摩军演等）方面，美方卷入已超出美《与台湾关系法》的要求，甚至达到准军事同盟程度，使得美台“《共同防御协定》除了名称之外一切都在恢复之中”（美情报人士语）。毋庸置疑，没有美国的怂恿和支持，绝无台独势力今日之嚣张。台湾问题是美国一手造成的。美国对台湾岛内分裂叛国势力的支持已经构成对中国核心国家利益的严重侵犯。
不仅如此，美国还从地缘政治出发积极构筑对中国的军事包围圈，除了在中国东面的日、韩保持基地驻军外，还利用反恐把美军的前哨阵地推进到中国西面的阿富汗和一些中亚独联体国家，利用基地租赁方式让美军远程投射能力重返东南亚，拉拢印度并鼓励其大力扩展军备。尤其严重的是美国最近加强、提升了美日军事同盟，矛头直指中国、特别是台海。在高科技和武器贸易方面，美国不仅带头对中国进行封锁禁运，而且不遗余力地阻挠欧盟对中国解禁，还软硬兼施地逼迫乌克兰、以色列等国拒卖武器给中国，甚至连已经成交的合同都要撕毁，已经卖出、送回维修的装备都要扣押，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即使在一般经贸关系上，尽管美国标榜自由贸易并要求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但当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进行投资、并购等正常经贸活动时，美国政府却将之提到战略竞争和国家安全的高度百般阻挠，对中国严加防范。最后，美国坚持冷战思维，不顾中国改革开放后翻天覆地的变化仍以意识形态标签划线，把中国列为政治异己，必欲通过和平演变按美国蓝图改造而后快。为此，美国罔顾两国正常关系，不惜为从政治反对派到民族分裂运动甚至邪教等一切反政府流亡势力提供政治庇护和活动经费。像这样一面同一个国家保持“建设性合作”关系，一面鼓励、支持对该国政府的颠覆活动，是只有美国才能做得出来的霸道行径。
尽管我们现在还无力阻止美国的霸道行径，尽管我们还无力改变中美关系的扭曲状态，也大可不必跟着美国对中美关系唱赞歌。如果我们这样做，就会让人误以为我们满足并接受现状，误以为我们认可美国对中国的所作所为，误以为我们的国家利益严重受损还懵懂不知，误以为我们不懂得维护国家利益。美国在中美关系中占尽上风，自有它得意的道理；中国是吃亏受气的一方，凭什么也要跟着满意？恰恰相反，作为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第一步，我们应该对美国损害中国重大国家利益的行径大声抗议，直至采取必要的措施，要让美国乃至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不是好欺负的。
中国外交哲学的理想主义倾向
文章来源：《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07年2月号 总第九十九期
一
1980年代以来，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一方面，国际体系由两极变成了单极，由此颠覆了整个国际体系的结构，带来了崭新的国际格局；一方面，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与时俱进，全面嬗变。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外交面临全面审视、重新构筑其指导思想即外交哲学的巨大挑战：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看待当前这个变化中的世界？我们又应当如何与这个世界打交道？
新时期中国外交哲学于1990年代初中共十四大前后初具雏形，经过十多年的辩论、反思、丰富、完善，到本世纪初十六大前后臻于成熟。及至2005年，胡锦涛主席在4月亚非峰会上首次提出，又于10月在联合国大会上全面阐述的「和谐世界」外交理念，对现阶段中国外交哲学和国际战略做了纲领式的总结。根据中共十四大以来各次代表大会政治报告和一年多以来公开发表的相关政府文件、领导人讲话、官方媒体文章以及学界言论[1]，以「和谐世界」为旗帜的新时期中国外交哲学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首先，在对当前国际社会实然状况的判断方面，「和谐世界」外交哲学认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给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有利条件」，「要和平、促发展、谋合作已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其次，在国际社会应然状况的理念方面，「和谐世界」外交哲学提出了以政治上平等、民主、法制，安全上互信、对话、合作，经济上互利、共赢，文化和社会制度上多样、包容为主要特征的理想模式或者说追求目标。最后，在中国外交的行动纲领方面，「和谐世界」外交哲学提出了「顺应历史潮流，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积极促进世界多极化，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构建和谐世界的努力方向。
熟悉近代国际关系史和国际关系理论文献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新时期中国外交哲学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人类利益」、「持久和平」、「普遍繁荣」、「共同安全」等等都是一战后盛极一时的理想主义思潮的标志性关键词。然而，这些美好的愿望、崇高的理想不久便在国联失败、二战爆发等严酷现实面前破灭，理想主义思潮也很快偃旗息鼓。冷战的结束曾经带给世界一线希望，国际社会期冀在没有大国对抗的形势下可以重建和平、公正的世界秩序。尤其是1991年的海湾战争，令相当一部分理想主义／自由主义者们庆幸人类追求了近一个世纪而不可得的「集体安全」原则终获实现。可是，随之而来的单边主义强权政治却让这一前景又一次成了转瞬即逝的海市蜃楼。理想主义这次短暂的复燃，除了给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自由主义思潮注入了新的活力并引发了建构主义的兴起外，在中国以外的各国外交思想与实践中并未留下多少痕迹。
在西方动静不大的理想主义复燃在中国却引起了巨大而深远的反响。中国学界的大部分学者以极大的热情拥抱具有为理想主义还魂成分的自由主义／建构主义之西方国际关系理念。一时间，赞美、推崇全球化、一体化、地球村、相互依赖、全球治理、非国家行为体、非政府组织、超国家超主权跨国界行动网络、国际机制、互利共赢、观念共享、认同重构、安全共同体、乃至世界政府的言论文章铺天盖地而来，充斥??国内的学术论坛和大众传媒，为中国外交哲学向理想主义偏转在观念和舆论上打下了深厚的思想基础。
在世界各国都遭遇冷淡的理想主义复燃为甚么唯独在中国成了气？这当然离不开中国的特殊国情，其中两个因素是主要的：其一，到1980年代重新恢复为止，本来就未曾充分发展的中国国际关系学已经中断了三十年，刚起步的国际关系／外交政策学界尚欠成熟，才会重新祭起在国际学界早有定论的理想主义亡灵，将其奉为至宝；其二，也是更重要的，中国当时正处在与「世界革命」外交路线决裂的意识形态转型期，对过去几十年盛行的「斗争哲学」、「革命路线」深恶痛绝的知识／政策精英很容易矫枉过正，才会敞开胸怀毫无保留地拥抱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大同」、「中庸」、「和为贵」等理念一拍即合的理想主义立场。
中国外交在新时期外交哲学的指引下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中国从1980年代末的极度孤立中艰难走出，直到今天与世界各国普遍改善了关系，在全世界特别是周边国家享有较好的口碑，尤其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化解了「中国威胁论」所引起的不必要忧虑。这些与中国外交高举和平发展旗帜、奉行忍让合作、亲善睦邻政策是分不开的。然而，在肯定新时期外交哲学的积极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其问题所在。其一是中国外交哲学中的理想主义成分脱离了当前的国际现实，也违背了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主要是现实主义）早已确立的一些基本规律，引起国人对国际政治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乃至滋生和平麻痹思想，造成国家安全隐患；其二是对和平、合作的过份强调导致中国外交实践在一些问题上不能理直气壮地为维护国家利益和主持国际正义而斗争，导致中国国家利益和国际声望受损；最后，中国外交宣传说辞（diplomatic rhetoric）对一些完全脱离现实的理想主义信念的强调，使自己处于言行不一、自相矛盾的窘境，反而引起别国的猜疑。在国内有关文献中，支持、论证新时期中国外交哲学和赞扬中国外交成就的著述车载斗量，而对其进行实事求是的批评检讨之作却寥若晨星。有鉴于此，本文将不再为前者锦上添花，而将重点放在探讨新时期外交哲学的偏向和缺失方面。
二
「和谐世界」是继「和谐社会」之后提出的。有人认为，这只是把国内社会发展的目标运用到国际社会的扩展。然而，问题恰恰就出在国内国际的差别上面。如所周知，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有??本质的差别，那就是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不像国内社会，国际社会不存在垄断合法暴力使用权的中央权威——政府，也不存在以合法强制力为后盾的可执行法律。尽管有国际组织和国际法的种种粉饰，我们所处的国际社会从本质上说仍是一个丛林世界，其中各国的利益、安全乃至生存得不到法律秩序的保护，弱肉强食仍然是通行的生存法则，权力／实力（power）成为决定一切国家之命运的「国际政治通货」，也因此成为各国追求的国家利益的定义要素（摩根索[Hans Morgenthau]语）。
政治学理论告诉我们，政治就是「对价值的权威性分配」[2]，或者说是以权力对利益进行分配。权力则是影响乃至控制他人行为的能力，或者更直白地说是「让别人去做本来不愿做的事」[3]的能力。可见，政治关系中一方权力的增长必然意味着对方权力的削弱。权力的这种相对性质决定了一切政治博弈都是零和游戏，其中一方所得必为另一方所失；同时也决定了追求权力的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之间的利益（特别是政治利益）在本质上必然冲突，不可能共赢，也不可能真正和谐。
在国际政治现实中，国家间的利益和国际事务的决定权都是按照国家权力／实力分配的。只要权力／实力是决定一切的诉求手段，拥有不同权力／实力的国家就不会有真正的平等，而国际事务也不可能按一国一票的民主原则去裁决。现行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所说的「国家无论大小一律平等」是指主权平等，并非政治权利平等。在政治权利特别是对世界事务的发言权上，大国、强国和小国、弱国不可能也不应该平等。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所享受的大国特权，尤其是一票否决的特权，就体现出国际社会对这种等级制度和非民主决策程序的认可。事实上，这种制度安排本身就是权力政治的明确体现。面对这样的国际现实去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未免过于空想。
在无政府状态下，当一个国家的安全以至生存受到威胁时，说到底，除了自身以外没有任何国家或国际组织可被指望提供可靠的救助，国际社会因此被称为「自助体系」（self-help system）。在自助体系中，一国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的增强意味着其它国家安全的自动削弱。这里的「自动削弱」与实力增强国家的意图或动机无关。这样，一国如果坐视其它国家实力增长，就会危及本国安全；如果提升本国实力，同样会被别国视为安全隐患而做出相同反应，各国由此陷入竞相升级的军备竞赛中去，这就是国际关中著名的「安全两难」。「安全两难」不可能通过「建立互信」而消弭，因为在无政府的结构制约下，缺乏强制保证的「诚信」没有任何意义，背信弃义的例子在国际关系史上比比皆是。把国家安全寄托在别国的「善意」上不啻自取灭亡，也正因为如此，在事关国家生死存亡而且一旦失误不再有第二次机会的国家安全问题上，没有国家敢依赖「互信」而放弃加强军备，因为风险实在太高、赌注实在太大。只要国际无政府状态不变，想靠「互信」解决国际安全问题是不现实的。
如果说国家之间在政治上利益必然冲突、在安全上必然相互戒备，那么至少在经济上可以互利共赢吧？的确，以财富定义的经济利益与以权力定义的政治利益不同，有其绝对价值而非只存在于相对关系之中。从单纯经济学角度出发，拥有不同比较优势的各国进行国际合作，实现全球经济资源的最佳配置，有可能实现对各方都有益处的互利共赢游戏。然而现实世界中从来就没有单纯经济性质的经济问题。从政治角度看，问题就不那么简单，还存在相对收益的问题：在国际经济合作中获益相对较少的一方担心获益较多的一方的国力增长较快，造成本国在权力博弈中的地位遭到削弱。这种对相对收益不平衡的担忧便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一大障碍。所以，不能简单地认为只要能够互利共赢，国际经济合作就一定能实现。近年来中国企业在西方特别是美国进行企业并购，遭遇这些国家设置的种种政治屏障，就是很有说服力的证据。
经济合作有可能互利共赢并不等于一定互利共赢。事实上，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北方的富国强国往往利用自己的实力优势将损人利己的不公平交易强加于南方的穷国弱国，以此继续扩大国际贫富差别，又用扩大了的实力优势谋取更加不公平的贸易条件，如此恶性循环，造成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愈陷愈深的发展困境。即使有些发展中国家通过国际经济合作赢得了发展的机会，那也往往是以国家主权、经济安全、环境安全、劳工福利等方面付出高昂代价换取的。在大多数情况下，经济合作只是有关各国利益交换的权宜之计，并不必然导致国际关系的和谐。同样的道理，被自由主义／建构主义者当作世界和平希望的相互依赖其实也是一柄双刃剑，紧密的经济联系可以让有关各方利益交织，休戚相关、得失与共，却也可以带来利害冲突甚至激烈争端。在相互依赖和经济全球化的认识上普遍存在两个误区：一是以为这是近二、三十年来出现的一种新现象，二是认为它会导致世界和平。历史告诉我们，两者都是错觉。正如国关理论大师沃尔兹（Kenneth N. Waltz）指出，当今世界以贸易和海外投资占世界生产总额比例衡量的相互依赖／全球化程度并未超出一次大战前的水平，而尽管那时的理想主义者也以同样的热情欢呼世界经济一体化将为世界带来持久和平，结果却恰恰相反[4]。把世界和平乃至和谐的希望寄托在国际经济合作、相互依赖、一体化、全球化上是不可靠的，把这些国际经济进程不加区分地作为政策目标去推动也未免失之盲目。
中国新时期外交哲学的理想主义倾向不仅表现在对国际体系属性的理解和对国际关系规范的应然设定上，而且表现在对当前国际形势的实然判断上。通过理想主义的乐观视角产生的这些判断与现实世界存在很大差距。关于多极世界或世界多极化的判断就是一例。十余年来，中国学界对世界的极数问题进行了冗长而不得要领的争论，却始终未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事实上，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仅存的超级大国，国际体系由两极变为单极。这一判断的论据很简单：当今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可以制衡最大的霸权国美国，而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也不会有这样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出现。所谓「制衡」就是能够在重大实质问题上以实力为后盾影响甚至改变霸权国的决定。以此作为衡量国际政治极数的唯一标准是因为它反映出国际力量对比的本质，是研究极数这个问题的本来意义所在。国际实力分布决定国际体系结构，国际体系结构决定国际政治的结果，有单极结构就注定有霸权秩序，对此不能抱有任何幻想。国内政学两界热衷谈论的多极世界和多极化纯属幻觉，而「一超多强」的提法虽然可以说比较符合实际，却错失了事物的本质，有误导之弊。事实上，单极就是单极，除非有联盟制衡出现（而这在当前世界极少可能），否则「多强」在「一超」面前只能是无效数字，改变不了单极世界的本质特征。
对多极和多极化也存有两个认识误区，其一是多极世界比单极世界太平，其二是多极化可以是政策推动的结果。事实上，多极均势远不如单极或两极结构来得稳定，两次世界大战就是在多极结构下爆发的；而失去均势的多极世界中的动荡和混乱足可匹敌霸权秩序下的诸多弊病。另一方面，多极化作为国际实力分布的变化只能是次等大国实力增长的自然结果，而不可能是政策推动的结果，除非与其它强国结成政治—军事同盟，而这与中国外交的既定方针相悖。当前的霸权秩序是我们无法改变的现实，不管喜欢与否都必须面对，因此我们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应对霸权，而不是把希望寄托在或把精力浪费在谈论毫无现实意义的多极世界上。
「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是又一误判形势的命题。这个命题如何违背了邓小平「两大问题」论断的本意以及提出「时代主题」这个范畴的列宁主义理论范式的「硬核」，是如何不符合从冷战后国际体系的结构变化推导出的国际秩序特征，又是如何不符合冷战结束以来的国际现实，已有另文专论[5]，在此不再重复。限于篇幅，本文只想就拙作发表后出现的一些观点补充两点意见：第一，为该命题辩护的人士称，之所以称之为「时代主题」是因为和平与发展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愿望与诉求。如果按照这个标准，那么人类历史特别是近代以来就没有不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因为和平与发展从来都是人类不懈的追求。第二，如果从「主题」的本意出发把「和平时代」理解为和平是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和外交活动的中心议程的话，那么熟悉现代国际关系史的人都应该同意，两次大战之间的二十年才称得上真正的「和平年代」，因为一战的惨痛经验让世界各国，除了少数法西斯军国主义国家外，都把世界和平放在追求目标的首位，甚至一些主要大国为了维持和平不惜对侵略恶势力采取绥靖政策。与那个时代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今世界上除了中国，没有任何主要国家把和平当成国家追求的至高无上的目标，而是把国家安全甚至一些次要的国家利益放在和平之前。正如美国出于其真实的或虚构的国家安全利益，并且在后一种情况下不顾全世界的反对，肆无忌惮地发动了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面对这样的霸权和霸权护持战争，奢谈「和平时代」还有甚么意义呢？
三
新时期外交哲学的理想主义倾向不可避免地对中国国家战略以及外交和国防政策产生影响。在「和平发展主题论」的方针指引下，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二十年中，中国国家战略突出强调邓小平提出的「国防建设要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而对同样也是邓提出的「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6]的思想未给予足够重视，其直接结果之一便是在那二十年里国防建设的严重滞后。1986年开始的「七五」期间，中国国防开支占GDP的1.73%，到「八五」期间降为1.29%，「九五」期间更降至1.19%[7]，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也从1979年的17.37%降至1999年的8.16%[8]。1980-2000年间，中国国防资本增长速度仅为日本的三分之一，印度的六分之一，国防开支占GDP比重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值3%，而且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2.6%[9]。在一个充满战乱、动荡的世界中，如此单方面地减缓国防投入，对国家安全而言是十分危险的。值得庆幸的是，有象表明中央决策层对此已有警觉，从2001年起中国国防开支开始加大投入增幅，多年来的国防建设欠账有望得到弥补。更重要的是，2002年召开的十六大已经把国防建设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调整为「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方针，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10]。
新时期外交哲学对和平与合作（以及对中国「和合文化」）的强调，使得中国外交在一些本来应当也可以理直气壮地维护国家主权、尊严和利益的问题上，刻意回避冲突和斗争，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以致未能有效地维护国家利益和威望。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是对中美关系的处理。冷战结束后特别是小布什（George W. Bush）执政后，美国对中国采取了事实上敌视的立场。美国通过军售升级和战略承诺对台湾岛内分裂叛国势力的支持，对从达赖喇嘛到东突恐怖组织到法轮功等所有反中国势力的庇护纵容，对中国实施高科技和精密武器的封锁禁运，在中国周边精心构筑战略包围圈等等，已经构成对中国核心或重大国家利益的严重侵犯。任何国家如果对美国做了这些事中任何一件，都会被美国视为战争行动而进行反击，但是中国非但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的抗议行动，甚至还跟美国一起津津乐道两国间的「建设性合作关系」处于近三十年来的「历史最好时期」[11]，从而默许了美国的这些损害中国利益和尊严的霸道行径。另一个例子是钓鱼岛。当日本出动军舰对中国民间保钓人士的小破渔船进行攻击时，中国的海军在哪里？中国领土主权不可侵犯的誓言和职责又在哪？有人会用中国国力不够为这种软弱辩护，却难以令人信服。毛泽东时代的国力远不如现在，却奉行了一条敢于硬碰的外交政策，不但维护了国家利益，也给中国赢得了世界包括对手的尊重。今天我们不再需要毛泽东外交路线中鼓吹世界革命的激进成分，但也不能把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优良传统一并抛弃。国际政治中一条颇具讽刺意味的规律是，怯懦忍让、委曲求全往往招致欺侮和冲突，而敢于牺牲的无畏气概和充分的战争准备反而能遏制挑衅与战争。
新时期外交哲学的理想主义倾向也反映在中国外交语言和对外宣传中。大量远离现实的理想主义表述非但不能起到占领道义高地的作用，反而会造成自己言行不一的被动，招致别国对「高调」背后动机的怀疑，甚至难脱「伪善」干系。例如，据外电报导，两年前中国高官劝说欧盟取消对华武器禁运时说，对华武器禁运是冷战的产物，现在都已经是和平发展时代了，为甚么还要继续？欧方反问，既然已是和平发展时代，中国为甚么还如此急切想要购买武器？中方无言以对。又如，中国一面享受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大国特权，一面大谈「国无论大小一律平等」、「世界上的事务应由各国协商解决」，试想有朝一日若有中小国家要求中国践行其「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主张支持取消常任理事国的特权，中国又将何以对之？再如，中国一再对外声称中国永远不称霸。其实这样的誓言毫无实际意义（约束力），因为凡是相信物质基础决定意识形态的历史唯物主义者（或者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者）都知道，霸权（政策、行为）只是超强国力的一种表现。不称霸是因为实力没到那一步，实力之水一到，霸权之渠就成。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只不过霸权有良性恶性之分[12]，而称霸也有自觉不自觉之分（有的称之为推行全球民主化的「神授天命」，如美国；有的称之为「无产阶级国际义务」，如前苏联）而已。成天信誓旦旦地保证自己永不称霸，就像到处给人开空头支票，除了令人生疑外不会有别的效果。
前面已经说过，中国外交哲学中的理想主义倾向其实是战略思想不够成熟和误读形势的结果，并没有深厚的理论基础或可靠的科学依据，却带有很强的机会主义成分，其结果就是根基不牢，常会左右摇摆，甚至从一个极端即理想主义摆到另一极端即实用主义。正如有关方面对邓小平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提出「韬光养晦」和「决不当头」策略的片面强调，导致中国外交在国际交往中只求合作、不敢斗争，很大程度上放弃了作为发展中大国主持国际正义的道义责任和原则立场，这在中国经济和国际经济交往迅猛发展的背景下，给外人留下中国只顾赚钱致富、不知理想道德的消极形象。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中国作为常任理事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大量弃权的投票纪录。其实撇开道义原则不说，单从计算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一味退缩、躲避也绝非上策。「不扛旗、不当头、不树敌、不对抗」固然能节省成本，但也会引起很可能更高的机会成本。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不表态」政策，不但平白浪费了否决权这一至关重要的大国权力，而且也放弃了作为广大发展中国家代言人这一巨大政治资源。
理想主义的初衷是高尚的、美好的，惟其脱离现实、无法实现，便可能误事、误国，反倒成了危险的东西。中国的外交哲学，从改革开放前的革命激进主义到改革开放后的自由理想主义，都是在意识和意志的自由王国中翱翔，境界自是清高邃远。然而，要在这世界民族之林的尘世间站稳脚跟，发展壮大，中国的外交哲学恐怕还得向丛林世界的现实主义回归才行。
注释：
[1]胡锦涛：〈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2005年9月15日在联合国成立六十周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国务院新闻办：《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2005年12月22日；〈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强调坚持推动建设和谐世界〉，中国新闻网（www.chinanews.com.cn），2006年8月22日电；〈坚持和平发展道路 推动建设和谐世界〉，《人民日报》社论，2006年8月24日；〈外交部副部长张业遂在北京举行的「中国梦与和谐世界」研讨会上的讲话〉，中国新闻社，2006年4月2日；杨中旭：〈「和而不同」锚定中国外交思想〉，《中国新闻周刊》，2006年5月2日；李晓明、刘新宇：〈中国梦的国际表达〉，《环球》，2006年4月16日；〈上海「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学术讨论会综述〉，《解放日报》，2006年3月28日。
[2]伊斯顿（David Easton）语，见Robert E. Goodin and Hans-Dieter Klingemann, eds., “Political Science: The Discipline”, in A New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8, n.11.
[3]达尔（Robert A. Dahl）以韦伯为基础给出的定义，同上，页7。
[4] Kenneth N. Waltz, “Globalization and American Power”,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 59 (Spring 2000): 48.
[5]张睿壮：〈重估中国外交所处之国际环境——和平与发展并非当代世界主题〉，《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1期，页20-30。
[6]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页347-49。
[7]曾华国：〈中美日印军力比较〉，《瞭望东方周刊》，2004年1月15日，页66。
[8]〈中国的军控、裁军与防扩散努力（四）：致力与国家和区域裁军〉，中国外交部网站，2005年9月。
[9]张睿壮：〈重估中国外交所处之国际环境——和平与发展并非当代世界主题〉，《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1期，页20-30。
[10]转引自程瑛、贾葭：〈政治局探求富国强兵战略〉，《瞭望东方周刊》，2004年8月5日，页18。
[11]唐家璇：〈努力推进新世纪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人民网（华盛顿）（www.people.com.cn），2005年7月27日电；〈我驻美大使周文重称合作为中美关系的主流〉，中国新闻网（纽约），2005年9月24日电；〈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王光亚大使在美国经济委员会年会美－中关系论坛上的演讲〉，中国外交部网站（http://big5.fmprc.gov.cn/gate/big5/www.fmprc.gov.cn/chn/wjb/zwjg/zwbd/t118454.htm），2004年5月20日。
[12]见张睿壮：〈美国霸权的正当性危机〉，《国际问题论坛》，2004年夏季号，页55-67。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