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老套路的腐败路线图
刘仰
我的一个大学同学，现在是玩金融的。很多年没见面，去年约了一次见面，在饭店吃了一顿饭，这个家伙让我感到不爽。他和我，两人要了一个包间，但是，吃饭期间他经常跑出去。他对我解释说，他同时还有一桌“朋友”在隔壁的包间，不得不两边同时应酬。我说20年没见面了，居然搞成这样，很缺乏诚意啊，早知如此，我不来了。他说没办法，隔壁包间的“朋友”是“大摩”的人，临时要找他谈一个项目，只好安排在一起了。“大摩”就是摩根士丹利，一家美国金融公司。我当时对他说：又是“大摩”的人，这帮兔崽子在中国没干什么好事。我说这话，并不是因为“大摩”的金融专家们搅了20年的老同学见面，而是因为，这帮家伙在中国确实没干什么好事。
当我们说现代社会要民主、要信息公开的时候，有很多秘密是被法律严格保护的，其中有一类秘密叫做——商业机密。我在以前的文章里说过，现在的很多超级企业已经形成了“企业帝国”，并因此而控制了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实际上，企业帝国已经成为了私人政府。然而，就是这种与大众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企业帝国，却不在民主和信息公开的范围内，反而由法律严格保护其“商业机密”，这不能不说是一件诡异的事情。很多“商业机密”一旦公开，大众就会发现，大众的个人利益是如何被企业帝国伤害的。然而，同样由企业帝国操纵的媒体，与其他企业帝国狼狈为奸，经宣传和灌输，让大众也普遍认为，保守商业机密是应该的，却没有意识到，这种概念完全符合企业帝国的利益，而很可能会伤害大众利益。这种状况在我看来，就是现代愚民政策之一。
关于企业帝国，在我的《中国没有榜样》一书中，有专门一节论述。今天看到一则新闻，再补充议论一点。商业机密的名义很多，例如知识产权、运行方式、客户名单等等。这些看来似乎无害的内容，究竟有多大的必要，要向公众或监管部门保守秘密，这里不去论述。我想说的是，还有一大类商业机密一旦公开，人们就会发现，冠冕堂皇的企业帝国，是如何游刃有余地从事着腐败事业的。我另一位朋友是国际银行界的高管，曾经对我说，国际银行家全是流氓，只因为“商业机密”而不能公开。然而，打着商业机密的旗号被掩盖的腐败，有时候也会露馅。比方说实在太过分了，法律也保护不住了，便成为被迫公开的腐败。我今天看到的相关新闻，大致就属于这类状况。
《财经》杂志报道，摩根士丹利（简称“大摩”）中国区前董事、总经理杜军，涉嫌内幕交易，5月4日在我国香港开庭受审，杜军共被提出10项指控。该案还没有宣判，法律人士指出，如果指控成立，杜军将服10监禁，并将受到1000万港币的罚款。我要说的“腐败路线图”，是由于杜军受审而引出的另一个案件。大摩是一个美国公司，在中国有很多业务。比方说，它与上海市卢湾区政府控股的“上海永业集团”有合作关系。《时代周报》报道，近日，上海永业集团的前董事长和现任董事长都被举报，有严重的贪污腐败“嫌疑”，而所有贪污腐败的证据，都在与“大摩”合作的房地产项目中。这里还有一个关键人物，永业集团前董事长的女儿，以前在美国念书，学成之后回国，在大摩的上海分支机构工作。正是这个美国留学生，把大摩和她父亲拉到一起。
省略不必要的细节，这个故事的实质是：一家美国公司要在中国赚钱，看好了有政府背景的国内公司，通过关键人物搭上线，形成了合作。所开发的房地产项目，从中国百姓那里赚钱，绝大多数进了美国公司的腰包，少部分进了国内公司董事长的腰包。这个商业机密没有掩饰住，就成了被公开的腐败。在这个腐败路线图中，有几个环节值得讨论。第一，前董事长的女儿出国读书，是谁付的钱？有些外国公司为了放长线钓大鱼，很早就用这种手段埋下伏笔；第二，前董事长的女儿毕业回国后，到大摩驻上海的机构工作，是凭真本事的招聘，还是人为的故意安排？据我所知，人为的安排很常见。第三，女儿给父亲和大摩搭线，是巧合还是蓄意？在我看来，蓄意是肯定的。但是，跳开上海永业集团的案子，类似的秘密，都在“商业机密”的范畴中，甚至还在“个人隐私”范畴中，都被法律严密保护。即便上海永业集团高管被举报的案件最终判决确实是腐败，这些秘密，以及其他无数公司的类似秘密，仍然将是“商业机密”。于是我们看到，大众被灌输后，大都已经把“商业机密”和“个人隐私”当成天经地义的文明标志或不容侵犯的权利。事实上，这些被美国文化标榜的东西，常常成为腐败的保护伞。在中国如此，在美国同样如此。
这个“腐败线路图”的背后，还有一个重要的社会心理。大摩在世界500强企业中排名比较靠前，由于对美国的盲目崇拜，光是这个排名就足以令无数中国人神魂颠倒。向美国学习，不正是向这样的美国大企业学习吗？吸引外资，不正是要吸引这样的高水平、高档次的世界一流企业吗？说实话，大摩在美国的屁股也不干净，前科也不少，因此，它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并不是因为中国的水土，它不得不“入乡随俗”，而是它一贯的行为，最多手段不同而已。我并不是说要排斥大摩这样的外国企业，而是要说，由于对美国的盲目崇拜，当大摩这样的企业来到中国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放松警惕，被它牵着鼻子走。
张维迎教授曾经说，腐败是次好的。借助大摩和上海永业的这个腐败路线图，我想，大家也许能明白，张维迎之类的崇美教授和专家，为何不排斥腐败，反而可能助长腐败。因为，张维迎等崇美专家认为，像上海永业这样的政府控股公司是不应该存在的。如果把它变成私人公司，董事长搞几套豪华住宅，还能算腐败吗？在我看来，这就是人们常说中国腐败比美国多的重要原因之一。从长远目标来说，张维迎们就是要把所有国营企业都变成私营，并且把政府变成不管事的“小政府”。他们认为，那样的话，腐败就消失了。在这个目标达到之前，中国的国营公司还存在，正好可以借助其政府力量，帮助美国公司赚钱。而这个帮助的润滑剂，就是“次好”的腐败。事实上，都变成私营公司，只不过把腐败洗白而已，董事长可能赚得更多，同时还受到“商业机密”和“个人隐私”的法律保护，更加安全了。老百姓会有更多好处吗？我很怀疑这帮人的素质。
美国经常把自己打扮成没有腐败的健康国家，彷佛腐败都是其他国家的痼疾。这是美国给很多落后国家编造的神话之一，相比之下，欧洲人要比中国人清醒得多。因此，在欧洲经常出现对美国公司的反垄断指控，在中国则很少。在崇美心理看来，世界500强企业，请都请不来，合个影都是荣耀，赶紧放大了挂在墙上，怎么可能起诉人家？但是，如果美国没有腐败，作为样板的安然公司丑闻为何会出现？世界五大会计公司之一，百年历史的安达信会计公司为何会倒掉？可悲的是，很多中国人听信了这一美国神话，面对很多腐败，根本不相信源头在外国大公司，不忍心把愤怒指向心爱的外国大公司。虽然很多西方大公司不断爆出腐败丑闻，例如西门子，但是，在商业机密的法律保护下，我们能够看清的真相并不多。
这是一个常见的腐败路线图：外国公司要在中国赚钱，外国公司在中国的代理人就会腐败，这个腐败伤害中国的利益，却有利于外国公司。这并不是中国特色，而是外国公司的特色，它们在世界很多国家都是这么干的。比方说非洲石油大国尼日利亚，资源这么丰富，国民却穷得不行，外国公司和尼日利亚政府形成了腐败的合作。尼日利亚某一届政府想要查一查，清理一下腐败，那就要当心：被外国势力操纵的民主武器，很容易就把你搞下台，换一个听话的。所以，读者也许就能理解，去年我与老同学见面时，当他说他在与“大摩”谈合作的时候，我为何会给他一个轻蔑的不屑。再重申一遍，我不是说要排斥大摩之类的外国企业，而是说，要从内心改变对它们的迷信。虽然中国的腐败现象也有自身的原因，但绝不是唯一的原因。在前面的文章后面，有读者留言说，为什么很多中国人把子女送到外国？这是一个多么简单问题：这种行为除了对腐败者本人有好处外，另一个最大的受益者是谁？当年西方人为何不帮助清朝的维新力量，不帮助孙中山，偏偏要把慈禧太后保留下来？这是一个老花招，到现在还有很多中国人看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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