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基督教锡安主义的发展及其影响

美国基督教锡安主义[1]的发展及其影响

[内容摘要] 美国基督教锡安主义是影响美以关系和中东局势的一个重要因素。主流—自由派基督教主要出于现实的、人道主义的考虑支持或反对锡安主义。而福音—基要派则主要出于神定时代论的末世信仰而支持锡安主义和以色列。基督教锡安主义是美国长期偏袒以色列的社会文化基础。其宗教极端主义的成分加剧了中东的文明冲突，阻碍了中东和平进程。

 汪舒明

锡安主义以犹太民族回归巴勒斯坦、重建民族家园并复兴以色列为目标，本质上乃是根植于犹太民族古老回归愿望的民族主义运动。但自近代以来，由于千年主义、人道主义或地缘政治利益等多方面的原因，它在基督教世界尤其英语国家却从不乏同情者、支持者；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还往往形成强大的社会政治思潮，并对犹太民族、以色列的命运以及中东局势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这种思潮就被称为基督教锡安主义（Gentile Zionism 或Christian Zionism）。当然，在某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也有出于反犹目的而跟锡安主义运动达成某种妥协或默契的，如大屠杀前纳粹德国所做的那样[2]。另外，一些改宗基督教的犹太人仍然保持着对犹太民族的认同，支持锡安主义事业。这些情况均不纳入本文论述的范围。

早在16世纪，受宗教改革运动后复兴的千禧年论(Millennialism)的影响，英格兰清教徒尤其普利茅斯兄弟会（Plymouth Brethren）中就出现了“回归运动”（Restoration Movement），主张犹太人回归巴勒斯坦。启蒙运动后，“回归运动”又增加了人道主义的因素。在欧洲历史上，它曾获得相当多的基督教徒以及像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拿破仑·波拿巴这样的重要政治家的支持[3]。在19、20世纪，“回归运动”的原则获得了更广泛的传播和支持。《贝尔福宣言》[4] 就是长期以来清教徒中的“回归”理念、对犹太民族的人道关怀与英帝国地缘政治利益相结合的产物。“……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忠诚和坚定。……我尊敬的朋友（内维尔·张伯伦）20年前曾说过这样激动人心的话：‘一项伟大任务将落在犹太复国主义者身上，不久他们将高兴地到古代他们民族的所在地去。他们的任务是在长久被忽视并施以暴政的古老的巴勒斯坦建设新的繁荣和文明’” “他们已经响应了号召，他们正朝着他们的希望前进，我们怎能忍心给他们致命打击呢？” [5] 在1939年英国出台“5·17白皮书”前的议会辩论中，温斯顿·丘吉尔说了这些话。他反对英国放弃在《贝尔福宣言》中宣布实行的政策和承担的道义责任。他本人及其父祖都是热情的锡安主义者。

在有着浓厚的清教徒传统和亲犹主义氛围的美国，基督教锡安主义存在更广泛的社会基础。无论在主流—自由派（mainline-liberals）基督教还是保守的福音—基要派(evangelical- fundamentalists)中都存在着对锡安主义事业某种程度的同情、支持。

一、  主流派的世俗人道主义路线

美国基督教本无所谓自由和保守之分。只是到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前期，随着美国加速现代化、世俗化进程，美国基督教内部才逐渐产生了明显的分野：主流顺应了美国的现代主义、自由主义、世俗主义新潮流；其余的则坚持虔信主义和福音主义道路，不轻易顺从现代主义，甚至发展成富有进攻性的基要派。当然，在对待锡安主义的问题上，这种划分并不是绝对的。

主流派中的亲锡安主义立场主要出于世俗的、尤其人道主义的原因。美国历史深受《旧约·出埃及记》的影响，其产生和成长乃是一个不断的“出埃及”的历程。推己及人，美国人也经常为其他弱小民族的苦难而焦虑。深受基督教反犹主义之苦（尤其大屠杀）而多灾多难的犹太民族自然成了美国新教徒们深感同情和愧疚的对象——从某种程度而言，当代西方（包括美国）的社会良知就是以大屠杀为参照点重构的。除人道主义的原因外，也有人将以色列作为在中东扩展西方文明、尤其民主制度的堡垒，乃是担负一种“白人的负担”或完成“白人的使命”。而在冷战时期，它又被当作一道抑制苏联势力扩张的屏障，一份重要的战略资产。另外，到过以色列游览和考察的基督徒还往往为以色列的活力和以色列社会曾有过的理想主义所感染，将之当作美国新边疆传统的翻版。

公开热情的锡安主义者在主流派中乃是一个不可轻视的少数，他们通常在官方教会组织框架外积极开展活动。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著名基督教神学家、现实主义大师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以及他创办的《基督教和危机》(Christian and Crisis)和组建的“基督徒巴勒斯坦理事会（the Christian Council on Palestine，即CCP）及其继承者“美国基督徒巴勒斯坦委员会”（the American Christian Palestine Committee，即 ACPC）。

与主流派中人性乐观主义的天国现世实现论和正统派的人性悲观主义的天国彼世论不同，尼布尔认为人类根深蒂固的罪恶是普遍的、不可救治的，而群体的罪恶更甚于个人。基督的天国只有在历史终结的时候才会出现。在这个问题丛生的世界里，基督徒有义务去改善社会（即相对的善）。而不是徒劳地寻求一个道德完美的人间天国（绝对的善）；也不应无原则地容忍罪恶，如和平主义所做的那样。

在尼布尔看来，基督教反犹主义就是这样一种人类罪恶的体现。远在纳粹上台前，他就关切反犹主义，致力于基督教和犹太教关系的改善。随着纳粹势力的抬头，他为这股邪恶势力对欧洲犹太人生存的威胁发出了警告。1938年德国兼并奥地利后，他断言人类暴虐天性的顶点正在揭幕。他吁求美国基督教会向美国政府施加压力，推动美国政府参战，以解救劫难中的欧洲犹太人。由于代表主流教会的《基督教世纪》(Christian Century)不愿采取反抗德国侵略的立场，1941年，他创办《基督教和危机》杂志，反对美国的孤立主义和和平主义。随着全欧洲犹太人的灭顶之灾的降临以及民主国家普遍的冷漠，他确信一个民族主义的解决方案，即锡安主义，成为犹太人唯一可行的、必要的方案，并将它看作犹太人寻求集体生存的合法的动机。由于基督教反犹主义的历史记录，他主张整个基督教世界应当为欧洲犹太人的生存承担责任[6]。1942年，他又和Henry A. Atkinson、John Haynes Holmes、 Paul Tillich、 Daniel A.Poling、 William F. Albright等其他一些著名的基督教锡安主义者一起建立“基督徒巴勒斯坦理事会”，反对二战期间英国向阿拉伯人倾斜而对犹太人关闭巴勒斯坦的政策，并努力唤醒美国基督徒关切犹太民族的命运，支持锡安主义事业。在1946年1月联合国巴勒斯坦特别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作为“美国基督徒巴勒斯坦委员会”的代表，尼布尔提出阿犹巴勒斯坦权利之争没有完全公正的解决方案。“阿拉伯人在中东有广泛的腹地而犹太人无处可去的事实确立了他们（犹太人）的要求和理由的相对正当性。…为了一个世界犹太人的民族家园的建立，阿拉伯人对一片有争议的土地的主权无疑必须牺牲。[7]”也就是说，锡安主义符合相对正义。他支持锡安主义乃是出于现实的政治考量而非终极的末世信仰。

在以色列建立以后，尼布尔为以色列的诞生和成长而欢欣鼓舞。他将以色列看作“民主世界的一个战略据点”。从现实和道义出发，华盛顿和西方世界应为经历了大屠杀劫难的以色列提供安全保障。在“六日战争”爆发时，他为以色列的命运而忧虑，“现在我们不能帮助以色列抗击阿拉伯人了，我们陷入了越南。我们该有多蠢？[8]”。当战争以以色列旋风般的胜利而告终时，他又为之欣喜。终其一生，他一直为锡安主义事业以及犹太教——基督教之间关系的改善而努力。1973年，在他去世两年后，当他所创办的《基督教和危机》发表文章抨击以色列时，他的遗孀要求该杂志将他丈夫的名字从杂志封面的创办者名单中清除。他的一些门徒，如Franklin H.Littell和Eckardt（A. Roy and Alice L.）夫妇继续他的立场和事业。

“六日战争”后的以色列在主流派基督徒中从孤立无助的、受威胁的形象变成占领者、压迫者的形象，而巴勒斯坦人的苦难则突显出来，这是不利于主流派中锡安主义势力发展的因素。但是，犹太教和基督教宗教对话运动的推进却有利于基督教理解以色列对于犹太民族的重要性，有助于基督教锡安主义的发展和传播。

像尼布尔这样的公开的基督教锡安主义者在美国主流派基督教以及天主教中只是一个少数。其主流对锡安主义持一种模糊甚至批判的态度。

从人道主义（人权）出发认为锡安主义事业没有合法性的代表人物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在他看来，无论从宗教、历史、法律角度来看，犹太人宣称的对巴勒斯坦所拥有的权利都是缺乏有效依据的。他提出了当地居民的人权优先于其他任何权利的原则。“在我看来，依据法律…历史的权利跟当前的人权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在我看来，在权利发生冲突之时，这些人口（当地居民）对他们家园和财产的人权高于其他权利。这个原则在当前的巴勒斯坦有效，因为它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有效。”[9] 他的反锡安主义思潮广为传播，被视为多种反锡安主义版本的“教父”。

“全国教会理事会（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 NCC）”以及《基督教世纪》主要受到旧基督教神学中的犹太民族消亡论、穆斯林世界福音组织的利益、和平主义、人道主义以及20世纪后期兴起于拉美的“解放神学”的影响，对锡安主义持一种模糊甚至批判的态度。它们一般很少直接就锡安主义和阿以冲突问题发表倾向性的发表言论，试图保持一种中立姿态。尤其在以色列右翼势力抬头从而日益变得帝国化的情况下，主流教派对锡安主义的怀疑和忧虑有所增加。对于“六日战争”（1967年）、赎罪日战争（1973年）中以色列面临的潜在危险以及以色列在联合国受到的攻击，它们保持了沉默。这种沉默引起了支持锡安主义的Eckardt夫妇的强烈愤怒，他说，“如果基督教的沉默是基督教上帝的沉默，那么他最好死掉。[10]”甚至原来支持锡安主义事业的《基督教和危机》也渐渐地改变了立场。1965年尼布尔退出编辑委员会后，该杂志对以色列的基调大变，由以前支持锡安主义和以色列转向质疑和批判以色列、同情巴勒斯坦人。1970年10月，主编瓦伊纳·H·考文（Wayne H. Cowan）撰文提出，“两个民族的权利和需要——而不是一个——都应重视并加以平衡”。而三年前，该杂志还发表尼布尔的文章，他为以色列的胜利而欢呼。他把以色列在“六日战争”中的胜利比做大卫（David）对哥利亚（Goliath，《圣经·旧约》中菲利士人的巨人和勇士）的胜利。[11]

至于跟近东传教关系密切的教派，则旗帜鲜明地反对锡安主义，支持阿拉伯人。以色列建国前后，他们先后建立了“圣地正义与和平委员会（Committee for Justice and Peace in the Holy Land,1948—1950）”和“美国中东之友会(The American Friends of the Middle East)”，后者以杜勒斯·汤普森（Dorothy Thompson）、格兰德·霍普金斯（Garland Hopkins）等为主要的领导人。两个组织还获得了在中东有石油业务的企业的支持。前者很快解体，后者由于成立太晚、缺乏草根动员而且资金来源不明，其影响根本无法与“美国基督徒巴勒斯坦委员会（ACPC）”这样的组织相抗衡。

二、福音派：神定时代论的棱镜

跟主流派的世俗主义立场不同，保守的福音—基要派主要从信仰出发支持锡安主义。福音派乃是反对向自由主义和现代主义屈服的基督徒。它“意味着信仰《圣经》，但又没有把自己屏弃于整个生活的范围之外，并力图使基督教同社会、政府和文化的现行需要发挥有效的接触。它具有将人们引向救世主基督但同时又力图在文化中做盐做光的涵义”[12]。尽管起初的福音派受英国普利茅斯兄弟会的影响，而且主要来自浸礼派，但随着福音运动的扩展，它渐渐变成了一种超越教派的广泛的现象。基要派则是福音派中的好战分子，他们“是对某些事情怒气冲冲的”、“愿意坚持和战斗的保守主义者”[13]。福音派对锡安主义的支持主要源于其《圣经》文本主义、中心主义以及千禧年论的神定时代论（Dispensationalism）末世神学观，而未必出于善意和友情。而且，还往往伴随着向犹太人传播基督福音的意图，这在犹太人看来是一种对犹太教的敌意的表现，乃是一种形式的反犹主义。

福音派承继了宗教改革运动中坚持的《圣经》文本主义和中心主义传统。他们信守《圣经》的优先性和至高权威性。在他们看来，《圣经》乃是神的话语。他们“以绝对认真的态度接受《圣经》的全部。每一页都是用来塑造他们的祷告、生活和思想的。[14]”他们逐字逐句地仔细解读《圣经》，忠于文本的本意。他们不受人类传统的束缚，也不太在意事实描述和隐喻的区别。而且，他们认真实践《圣经》的话语，谨守遵行。跟基督教传统的“替代论”不同，他们坚信神的信实，坚信神与以色列所立的约仍然有效。他们对于《旧约》中关于犹太民族的特选子民、应许之地，《新约》中关于神并未丢弃以色列人、全以色列将要得救以及犹太民族在千年王国到来中起关键作用并将重聚圣城耶路撒冷等教义深信不疑。

福音派锡安主义也是出于基督教世界由来已久的千禧年论的神定时代论。千禧年论预言耶稣基督会在千禧年复临，在善恶大决战（Armageddon）中战胜“敌基督（antichrist）”然后在世间建立并直接治理基督王国一千年，千年届满即是世界末日到来，人类将面临最终的审判。在千禧年论中，犹太民族在神的计划中扮演关键甚至核心的角色：在耶稣从圣城耶路撒冷和以色列地复临并管辖全世界之前，十四万四千以色列人将受印成为神的第一子民，将回归圣城锡安并成为耶稣治理万民的右膀。而且，神对人类终极审判的主要依据就是人类对犹太民族的态度和作为。神定时代论则是一种更直接地预言千禧年何时来临的末世论。“现代主义透过人类历史的透镜解释《圣经》。神定时代论者偏偏通过《圣经》的透镜来解释历史[15]。”19世纪后期的美国神定时代论者认为人类社会的进程乃是神的伟大计划的展开：神将人类历史进程划分成前后延续的七个时代；他们生活在第六个时代——即教会的时代——的末期；第六个时代结束到第七个时代之间是七年的战争与灾难，即“大灾难”时期。正是在这个短暂大灾难阶段，犹太人将“不信地”（in unbelief）回归应许之地并建立起国家，并有十四万四千人受印接受基督为拯救者；这个国家将受敌基督的统治，犹太人将遭遇无尽的苦难，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得以幸存[16]。此后，就进入了第七个时代，千禧年。因此，在福音派看来，锡安主义就属于神的拯救计划的重要部分，不仅合法，而且神圣。

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乃是北美福音运动的高涨时期，神定时代论广泛传播，而犹太人回归就成为福音派教徒的企盼。福音派运动的“西点”——穆迪《圣经》学院（Moody Bible Institute, M.B.I.）就充斥着狂热支持锡安主义的基督教神学家。在该学院的创办者穆迪（Dwight L. Moody）的讲道中，就经常涉及犹太民族的命运和角色，表达对锡安主义的支持[17]。以推动锡安主义为重要使命的代表性人物则有布莱克斯顿（William E. Blackstone）和加尔布莱恩（Arno C. Gaebelein，1861-1945）这样的著名福音派神学家。布莱克斯顿的活动主要集中在推动美国政府承担起支持锡安主义运动的国际领导角色，他认为这是神赋予美国的使命。1891年和1916年，他先后两次征集一些重要神学家联名向美国总统递交备忘录，要求美国政府关切犹太民族的苦难，支持他们回归巴勒斯坦。加尔布莱恩长期（50年）担任主编的杂志《我们的希望》（Our Hope）则是宣传锡安主义思想的重要阵地。他坚信如果神“已经抛弃了他的子民，他们不再有未来，旧约的预言不再能实现，那么我们最好绝望地合上我们的《圣经》。[18]”他强调，犹太人将在“不信（in unbelief）”状态下回归圣地，绝大多数在耶稣复临前不会接受他为弥塞亚。而基要派有责任去“告诉”犹太人福音消息，但不是强加给他们。这种“不信” 论直到现在仍然影响广泛。这一时期举行的众多的《圣经》研讨会中，也总有大量关于犹太民族的未来以及锡安主义的演说。1917年《贝尔福宣言》的发表对福音派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布莱克斯顿就把它当作耶稣即将复临的迹象。当然，这个阶段的福音派还没有变成强大的政治势力，美国政府还可以多少忽略其存在。

透过神定时代论的棱镜，福音派将犹太民族当代的历史遭际看作神的计划的展开，乃是《圣经》预言的应验。在他们看来，犹太民族在历史上所遭受的深重的苦难、尤其纳粹统治期间惨绝人寰的厄运乃是神的圣约之爱的结果。神以订立圣约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拣选了犹太民族作为神与人之间沟通和和解的中介，作为启示和拯救所有生灵的工具。因此，以色列是神的仆人。但由于悖逆的特性，犹太民族总是违背圣约。神愈想让犹太民族接受他的圣爱，出于罪的天性它就愈极力抗拒，这样神与人之间的冲突就不可避免。于是神迁怒于它，惩罚它。所以，犹太民族的苦难乃是因为承受了圣约之爱而受难，他们乃是神的受难的仆人；因为神坚持圣约的有效性，保守他的圣约，所以，他不让犹太民族逃避。犹太民族的抗拒在客观上有利于神推进他对全人类的拯救，在某种程度上起了替代十字架的作用。“以色列在世上有特殊的使命，神通过对以色列的拣选已经一劳永逸地将人类与以色列的拯救捆绑到了一起。[19]”纳粹屠犹正象征着千禧年来临前敌基督对犹太人的统治，正是作为神的仆人而受难的表现。

福音派将巴勒斯坦犹太社团的勃勃生机、犹太移民的回归以及以色列的诞生看作“时日将至”的迹象。以色列的诞生受到了福音派的热烈欢迎，他们把以色列戏剧般的胜利归于神对犹太民族的看顾，归于“施大能的神手”，因而理所当然。主流派为以色列诞生后中东将面临的无穷无尽的冲突而忧虑，但福音派则安然地接受冲突长期化的现实。在他们看来，以色列就是“千禧年来临前善恶大决战的导火线”，乃是“上帝的时钟”[20]。

以色列在“六日战争”中旋风般的胜利、尤其耶路撒冷的统一在福音派中引起了末世狂热。《永恒》（Eternity，整合了《我们的希望》等的一份重要的福音派杂志）1967年7月期以“以色列在此屹立（Israel Is Here to Stay）”为其标题。而《穆迪月刊》1967年10月期则把西墙放到封面，并以“以色列令人惊喜的崛起”作为该期的标题[21]。“六日战争”对美国福音派的影响是戏剧性的。“自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以来，也许没有任何政治、军事事件象这场短暂的战争那样为预言的启动提供了如此多的动力。[22]” 千禧年论关于以色列在弥塞亚来临前的重要角色的预言的正确性似乎再明显不过了。

正是在“六日战争”后，福音—基要派在美国再次崛起，并日益向着政治化发展，成为20世纪末美国急剧右转的强大动力，也成为亲以色列的最强大的、最狂热的社会政治势力。20世纪70年代，几十个福音派亲以组织像雨后春笋般地在美国涌现。福音派有重要影响力的人物不断发表热情洋溢的支持以色列的言论。道格拉斯·杨（G. Douglas Young）就是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他在1956年游历以色列，就立即对以色列一见钟情。1958年他建立“圣地研究所”，并于1963年举家移居以色列。他发表了大量言论支持和颂赞以色列、宣传以色列。1980年他去世后，他被安葬在锡安山顶。《耶路撒冷邮报》这样称颂他：“他100%为以色列服务。像他这样的人竟然会在安息日前夕承担保安工作，以使他的犹太朋友可以参加犹太会堂，与他们的家人度过一个宁静的夜晚。”“作为一个基督徒，他确信《圣经》所包含的对上帝的古老子民的应许将在这一代实现。”[23] 帕特·罗伯逊（Rev. Pat Robertson）则称他“爱以色列”，认为耶路撒冷是“我的家”。而“道德多数派”的领袖杰里·法尔维尔（Rev. Jerry Falwell）则称，“我与你们同行，不管你们需不需要。……我伸出友谊之手，不求回报。[24]”他将美国在末日的生存与美国保卫以色列联系在一起。

三、美国基督教锡安主义的影响

美国一直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二战以来，美国各种教会和犹太会堂成员人数一直保持在成年人总数的65%以上，84%的美国人宣称信奉某种形式的基督教[25]。20世纪70年代以来，当主流—自由派基督教在欧美出现全面衰退趋势时，保守的基督教福音—基要派却在美国强势崛起，并发展成为“一股极富攻击性且极具影响力的政治力量”。美以特殊关系也必须从美国这种基督教国家的社会文化特性出发才能理解。

在当代，美国长期支持锡安主义，承担起捍卫以色列生存与安全的道义责任，在阿以冲突中长期偏袒以色列。在某些情况下，它甚至全然不顾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的反对，单枪匹马地捍卫以色列。对于美国的这种立场，学术界通常主要从美国国家利益的角度加以阐释，如遏制苏联、遏制伊斯兰极端势力和恐怖主义中可以依赖和借重的战略盟友（或战略资产）。近年来则有许多学者将解释的重点转向“内因说”，如美国犹太社团（包括犹太院外游说集团）在美国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尤其在中东政策中的强大影响力，以及美国福音—基要派基督教的强烈亲以态度。

“利益说”能比较好地解释美国对以关系亲疏的波动。但“利益说”显得过于简单化约。在美国这样的多元主义的国家，界定国家利益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不同的集团在不同的时期对国家利益总会有不同的看法。而美以两国政府的更替很少影响双方的紧密关系的基调；无论哪个政党在美国上台，美国对以色列的生存和安全所担负的基本责任不会改变。即使在以色列被美国政府视为“战略负担”的时期（“六日战争”以前），美国也总体上保持了与以色列良好的关系。以色列的政策也会不时地冲击美国在中东的利益，如赎罪日战争就导致了70年代阿拉伯世界对西方的石油禁运并引发了西方严重的经济危机，迫使欧洲拉开与以色列之间的距离，而美国则坚持亲以立场。此外，以色列政府的政策损害美国利益的情况不时存在，但美国总能轻易地宽恕以色列，对之惩罚的情况极为罕见。单枪匹马地捍卫以色列的情况也不可能光从利益的算计来解释。何况，信仰本身也会对国家利益的界定产生影响。越保守的基督徒，越倾向于将以色列描绘成美国的战略资产，倾向于将美国支持以色列的行动解释成合乎美国国家利益。实际上，在持狂热亲以立场的福音派那里，“战略考虑只是次要的动因[26]。”

从美国国内因素来看，美国犹太社团确实在美以特殊关系的形成和维持中起了关键作用，乃是美国最活跃的锡安主义力量[27]。但其作用却极易夸大。事实是，绝大多数美国犹太人在政治上处于自由派、民主党阵营（通常占80%甚至更多），而保守派、共和党更亲以；国会持续亲以，但大部分亲以提案是由犹太裔议员很少的共和党提出来的；从地域来看，犹太人主要集中在以纽约为中心的东北部以及西部的加州，但南部乡村的“《圣经》地带”更亲以。在众多支持以色列的游说团体中，美以关系委员会也是规模很小的一个。小布什总统的当选也并不依赖犹太人。更何况，美国犹太社团为以色列而积极活动，难免不被指责为“双重忠诚”，反诽谤联盟（ADL）2002年的反犹主义调查显示，有51%的人认为小布什政府的中东政策过于偏向以色列，相当多的人认为美国犹太人对美国中东政策的影响太大，从1964年到2002年，一直有30%—35%的美国人认为美国犹太人更忠诚于以色列。[28] 但美国主流社会竟然怡然自得地接受这些心怀贰心的同伴，而没有过于反感，反犹主义一直处于很低的程度并呈现减弱的趋势。一位美国分析家就此得出结论，“锡安主义主要是一种右翼的、非犹太的现象。从数量上来看，共和党人、保守派、投布什的选民、新教徒、南方人、白人构成了美国锡安主义的主体，而不是犹太人。[29]”当然，这是就20世纪末以来的情况而言的。

另外，锡安主义也并不是福音—基要派才有，它是一种跨越自由和保守阵线的在美国基督教中广泛存在的愿景。这种愿景是美国长期亲以的社会文化基础。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美国民众对以色列的支持持续强烈，一直把以色列列为最喜欢的国家之一，很少受美以双边关系起伏的影响。半个世纪以来，一个反复问的问题是：对于中东局势，你更同情（喜欢）以色列还是阿拉伯国家？结果显示，同情以色列的始终占了压倒多数。1967年“六日战争”后，美国公众舆论更向以色列一边倒，盖洛普的民意调查相继出现了41%:1%（1967.7）、50%:5%（1969.2）、44%:3%(1970.5)、50%:7%(1973.12)的悬殊比例[30]。只有在臭名昭著的沙巴拉大屠杀发生后，才短暂地出现了32%:28%(1982.9.22-23)这样一个比较接近的比例，但又很快回升为49%:12%(1983.1) [31]。

这种广泛的同情经常影响美国政府的政策偏好。如果说，杜鲁门总统闪电承认以色列建国在一定程度上乃是一种出于个人情感并需顶住国务院强大压力的勇敢的行为，那么，在30年后，支持和保卫以色列已经成了有强大而广泛的社会支持的美国的“使命”和“责任”。任何总统如果执行不利于以色列的政策，就必然遭遇强大的阻力和批评。当然，最亲以的总统莫过于里根和小布什了。他们都有强大的福音派基督教的支持，又跟有强烈的锡安主义情结并以美国犹太右翼政治精英为主的新保守派结盟。这是一种锡安主义者的神圣同盟！“在小布什所属的教派中，《圣经》中神将巴勒斯坦应许给以色列民的教义至关重要。历史尽头的宏伟战斗将在现在的以色列地上演，而且它需要犹太人参与。因此，以色列国就成了圣卷历史的关键见证和基督徒获得拯救的至关重要的前提。[32]”正是这种神圣同盟，成了布什—沙龙特殊亲密关系的重要基础，也成了美国出兵伊拉克倒萨继而改造整个中东的重要政治动力。

跟行政当局受一些偶然因素（如总统个人的信仰）影响而波动不同，更能代表美国民意的国会则持续地对以色列一边倒。1970年，当美国国会讨论是否给予以色列安全保障时，《新共和》吁请美国给予以色列正式的、无条件的的支持。这种立场也得到了福音派喉舌《今日基督教》的支持。它主张一个外部大国介入以确保以色列的生存，而“以色列只有从美国才能寻求充分的支持和保护。[33]”在20世纪80—90年代，当美国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赫尔姆斯（Jesse Helms）参议员大力压缩美国对外财政援助的同时，他却批准对以色列的大量援助。他就是千禧年前论者，受到众多福音派教友的嘱托和支持。神学化的思想对于国会山的共和党领袖总有重要影响。如汤姆·德雷（Tom Delay）依据《圣经》称呼西岸被占领土，既犹地亚和撒马利亚。而其前任理查德·阿米（Richard Armey）曾经公开提出从这些土地上驱逐所有巴勒斯坦居民上去说说吧
(03:31:56)*寻霓真爱与朋友们说:我[*寻的理念。[34]

除了影响民意和政府政策外，基督教锡安主义组织和个人的直接活动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前面提到的以尼布尔等人领导的CCP和ACPC就有效地动员了美国社会舆论关切犹太民族命运，支持锡安主义，并抑制了亲阿拉伯势力在美国活动的效果。如果说，以色列建国前后的基督教锡安主义组织的建立和活动的开展离不开犹太社团的支持和推动，那么，20世纪末的纷繁的新组织的建立主要出于福音派基督教的主动和热情。这些组织通过大量捐款、组织圣地朝圣游、支持犹太锡安主义组织的活动、频繁地公开发表支持以色列的言论、向政府（如总统）施加压力等多种方式支持以色列。20世纪70—90年代，还有上千的福音派基督徒移居以色列。1980年，以色列议会（Knesset）通过了“耶路撒冷法”，宣布整个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统一的、不可分割的首都。几乎所有国家在耶城的使领馆都移到了特拉维夫，以抗议以色列对耶城的兼并，以色列陷入完全的外交孤立。福音派就在以色列建立了“国际基督徒耶路撒冷大使馆”以表达西方基督教世界对以色列的支持。[35] 该组织长期亲以立场深得以色列右翼势力的赞赏。1998年，时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出席了该组织年会。当时的耶路撒冷市长奥尔默特还在会上向听众宣称，“我要告诉总理、国防部长、总参谋长，你们是我们军队的一部分、我们力量和国防的一部分。”[36] 期待耶稣再来的福音派还跟犹太教极端分子共同推动在圣殿山重建第三圣殿并开展考古发掘工作，尽管这里有着最重要的清真寺，乃是全球穆斯林最神圣的地方之一。此外，福音派基督徒还是以色列信仰者集团[37] 扩建定居点运动的狂热支持者，不仅为定居点运动提供了大量的财政支持，还成了阻止以色列从被占领土撤出、以土地换和平的障碍。跟犹太右翼势力的立场一样，美国福音派还奉行道德绝对主义，将巴以冲突看作善与恶的决斗。巴勒斯坦人自然成了恶的、不容妥协的一方，也是不应享有民族自决权利的一方。这种来自基督教阵营的无视人道主义和民族自决权利的极端主义加深了中东的文明冲突，构成了中东和平进程的重要障碍。

  信仰者集团，即Gush Emunim，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以色列崛起的宗教锡安主义集团。该集团以捍卫和实践早期移民——先驱者（Pioneers）的精神并在被占领土建立定居点并最终实现整个“以色列地”的拯救为己任，乃是推动“大以色列”的最狂热的政治势力，在当今以色列有相当广泛的社会基础。现任以色列总理沙龙也出自该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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