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与希望》第五章：欧洲经济的发展

悲剧与希望——前言（译）

　　今天终于有时间译完前言部分，明天有一整天时间在家，终于可以开始正文部分，翻译的过程令人喜悦。在这里我必须郑重地说明，《悲剧与希望》的翻译仅仅是出于自己的兴趣，同时希望能够认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不会将这些资料和研究用于任何盈利目的，更没有想法结集出版哪怕以编著的名义。我想这一过程自然会有极大的价值，但这一过程中亦需谨慎地告诫任何希望以此捞取私利的个人，因为金融与历史的确在这两年成为了捞取名利的好工具，君不见弗格森的书畅销于美国？必须再次声明，对这些资料的翻译和分析，仅仅是第一步，而非结论。

　　一些朋友提醒我注意版权问题，在此表示感谢。我想没有任何盈利目的且仅出于学习的需要而译介，并不触犯版权保护的规定。此前我本打算将中英文同时置于版面，但现在暂时改变主意，因为我似乎有义务去保护原著而不致使其随意流传，我并没有获得版权者基于此的授权。因此，对于有疑问的部分，我会选择在正文中标注。希望这样的安排令人满意。我想这些译作显然是初稿，需要各位的指正，这将是我最愿意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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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内容由慕峰译自Carroll Quigley著Trangedy and Hope: 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Our Time，转载必须包含本页面全部内容，包括链接地址。禁止用于任何私利目的，一经发现，举报到你哭，如若不信，就来试试当今网络的强大。

悲剧与希望——前言（慕峰译）

前言

“当代史”这一表述可能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当代的便不会是历史的，而历史的也不会是当代的。明智的历史学家通常不会去叙写新近发生的史实，因为他们知道此类史实的原始资料，尤其是不可或缺的政府文件是无法获得的，并且即便这些文件可以获得，也很难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对这些史实形成必需的洞见。然而，我肯定不是一个明智的、至少通常的历史学者，因为在此前的一本书中，我以仅仅271页去叙写了整个人类的历史，而现在却又用超过1300页去叙写仅仅一个世代（a single lifetime）的历史。这是有关联的。对任何有心的读者而言，都能明了我已长年致力于大量原始研究，甚至包括无法充分获得资料的方面也是如此。但也同样应当明确的是，本书在其广阔视角方面所存在的价值。我已经尝试通过以整体的观点（by perspective）来弥补证据的不足，不但将既往历史的模型投射到目前与未来，还尝试将这些史实置入其完整的背景下以检视其不同的方面，不仅仅是通常所包含的政治和经济方面，还包括我致力于引入的军事、科技、社会和智识（intellectual，或译为思想）因素的图景。

我希望所有这一切，能够解释现在以及不久的过去和不久的将来，并且这些解释并不掺杂那些对“当代史”造成污损的既有陈词、标语口号和自我辩白。我大半生都致力于训练大学学子的历史分析技巧，以帮助他们摆脱我们所生存的社会中已被接受的那些范畴和认知分类对他们理解历史所造成的影响，因为这都可能是我们认识事实的思维过程和概念及符号所必需的，如若不然，将会使我们与潜在的事实相阻隔。本著作便是尝试追寻隐藏于观念及语言符号之下的事实的产物。我认为经过上述努力，本著作提供了一个关于我们是如何身处于当下环境的新颖、特别，并且（我希望是）更令人满意的解释。

著述本书已经耗费了超过20年的时间。尽管本书中的大多数论题是基于这些史实的一般性资料，但某些部分是基于相当深入的私人研究（包括对一些原始手稿材料的研究）。这些部分包括：金融资本主义的本质和技法（techniques），第三共和国时期法国的经济结构，美国的社会历史，建立英国（English）的活动及其成员。在其他论题上，我尽力扩展阅读的广度，并且尽我所能地审阅了广泛而不同的观点。尽管，如果基于分类的目的，我自认为是一名历史学者，但我在哈佛大学从事了大量的政治学研究，并坚持个人研究现代心理学30年以上，并且我也是美国人类协会、美国经济协会、美国科学进步协会及美国历史学会的会员。

因此，尽管文件的获得受到诸多限制，但我撰写当代史长篇著述的主要正当性，是基于我尽力通过使用历史的整体分析去将过去的趋势投射到现在乃至将来以弥补不可避免的材料缺失，并且，我还尽力尝试使用广泛多样学科的证据使得论点更为坚实。

使用这些广泛且可能复杂的方法的结果，是本书的厚度实在难以让人原谅（译注：的确如此。。。。）。我对此必须表示歉意。但我乐于作出些许解释，即我没有时间去缩短篇幅，并且一本尝试性和解释性的著作肯定会比更多定义的或更多教条的著作的篇幅要长。我只能说，我省略了一些已经写好的章节，关于三个论题，即：欧洲的农业历史，法国和意大利的国内史，及20世纪的思想史。我将这些内容纳入了其他章节中。

尽管我在本书一些篇章将解释投向了未来，但历史叙述终止于1964年，这并非是因为写作已经赶上了当时的历史，而是因为1862年至1964年（译注：我这个版本为1864年，我理解应当是1964年，属于印刷错误）对我而言像是历史发展一个阶段的终结和停滞，而集聚了诸多不同问题的新时代尚未到来。这一阶段的变化可以通过一些明确的事件来看出，包括全部大国（major countries）（中国和法国除外）的领导人及许多次要国家（如加拿大、印度、西德、梵蒂冈、巴西和以色列）的领导人都在这一阶段发生了变化。更为重要的是，冷战在1962年10月古巴危机时期到达顶峰后，在此后两年开始朝结束的方向衰减，这一进程可以从许多事件看出，例如以“竞争共存”代替了冷战概念；在冷战中敌对的两大阵营开始瓦解；无论是两大阵营中，还是在它们之间起缓冲作用的地带，中立主义都开始兴起；联合国大会陷入新兴独立国家的泥淖中，sometimes microscopic, pseudo-powers（译注：是否指当时独立浪潮中诞生的小国，奎格利称其为伪政权？）；苏联和美国的平行；以及全球范围内日益增长的对生存条件、社会失衡及心理健康的重视，这些取代了此前对军备、核武紧张及重工业化的重视。在这一阶段，当一个时代将要结束而另一个不同的时代尚未开始时，对我而言是一个评价历史并追寻我们如何会成为今日这般的良好时机。

像任何前言一样，本书也需要在此感谢诸多人的贡献。我理解这份名单将如此之长，进而我发现去指出一些而忽略其余都将招致不满。但有四点必须提及。本书大部分内容是由我的妻子不具瑕疵地逐字敲出。初稿及所有修改稿均是如此，且不要说她还有繁重的家务及在其他大学的教职压力，以及她自己的写作和出版任务。对于她欣然承担这份重任，我深感谢意。

同样，我对要本书的编辑，The Macmillan Company细心、热情及拥有惊人广博知识的的Peter V. Ritner表示谢意。

我希望向乔治城大学的大学资助委员会（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表示敬意，他们两次向我提供了暑期研究资金。

最后，我必须向我多年的学生致以谢意，他们迫使我跟上快速变化的形式和年轻人的眼光，有时还促使我认识到，我看待世界的方式并不是唯一的方式，甚至不是最佳的方式。这些学生中的许多人，过去，现在和未来，都为本书付出了贡献。

卡罗尔·奎格利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1965年3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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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评：

　　从前言可以看出，奎格利是以开放学科的心态去做研究的学者，这一点，也是沃勒斯坦所主张的。事实上，政治、经济、金融、法律、哲学，哪一个学科能在一块土地上独自分割兴起，而他们对社会的影响又是否能够拆分到另一片土地？任何一次制度移植，都是新制度与旧制度的融合过程，只不过，有些移植是主动的，有些移植是被动的，有些荷枪实弹的，有些是糖衣炮弹的。我深信，奎格利广博的学识源于他对真相的求索，这一点并非大多数学者能够做到，即便是历史学者。更令人感慨的是，这本著作出版于1965年，想想当时的和现在的中国，我们必须感慨当今人类的一日千里，然而，正式因为短暂的历史更让人忘记，奎格利才耗其一生写作此书。在后面我们会看到奎格利一个重要的观点，即对当世人影响最大的历史，可能并不需要追溯到百年之前，而恰是不久以前的历史更让人容易忘记，而对人的影响却又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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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欧洲经济的发展

商业资本主义

　　西方文明是人类迄今所创造的最富足且最强大的社会组织。其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它的经济组织。若前所述，它已经历了6个连续的阶段（译注：即商业资本主义(commercial capitalism)、市区重商主义（municipal mercantilism）、国家重商主义(state mercantilism)、工业资本主义(industrial capitalism)、金融资本主义(financial capitalism)、垄断资本主义(monopoly capitalism)），其中至少4个阶段被称为“资本主义”。这一发展从整体看来，有3个特征值得注意。

　　首先，每一阶段都为下一阶段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因此，可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一阶段都是献身（committed suicide）于下一阶段。自给自足的农业单位（庄园）是最初的经济组织，其存在于这样一种社会组织结构中，即作为社会上层的贵族、世俗阶层（lay）及教会寻求用超过其基本需要的剩余产品（surpluses of necessities）来交换取得产自远方的奢侈品，从而实现其需求的满足。这就产生了对外国奢侈品（香料、精细纺织品和精细金属制品）的交易，这也正是商业资本主义的首要例证。在第二阶段，商业利润和扩大的市场创造了对纺织品和其他产品更大的需求，而这些需求仅能通过扩大生产的方式加以满足。这便产生了第三个阶段：工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迅速地产生了对包括铁路、钢厂、港口等重工业资本（heavy fixed capital）的贪婪需求，进而，这类投资无法通过个体所有者的利润或个人财富所融得。工业融资的新工具开始以有限责任公司（limited-liability corporations）及投资银行（investment banks）的形式出现。由于它们（译注：指有限责任公司和投行）为工业部门提供了资本，因此使它们很快地就能够控制工业系统的主要部分了。这便导致了金融资本主义的兴起。金融资本主义通过相互链接的财务控制将工业体系整合为一个越发庞大的单位。这可能导致竞争的减弱，并相应带来利润的提升。其结果是，工业体系很快发现它又能够通过自己的利润去支持其扩张，与此同时，金融控制减弱了，而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到来。在这第五个阶段，庞大的工业单位或直接或通过卡特尔和同业公会协同运作，处于能够剥削（exploit）大多数人的地位（译评：从这一阶段开始，企业主对雇员的剥削因为劳工运动的发展和劳工阶层的壮大而趋于减弱，代之以大企业对消费者的优势地位及现实中出现的大企业对消费者的剥削，too big to fall，想想通用汽车，无论是高管还是最普通的技术工人，都享有比我们的国企还要羡慕的多得多的福利，再不见劳资紧张，相应的代价全部转移给了消费者。这也正是欧美反垄断立法、消费者权益立法乃至侵权法演进的现实动因。可惜的是，我们的法学研究往往忽略法律演进的现实因素，缺乏相应的田间调查，竟然连实证主义也变为了一种理论而非真正的行动）。其结果，是导致了巨大的经济危机并迅速演变为对国家（state）控制权的争夺——少数人期望利用他们的政治权力来守护他们的特权地位，而多数人期望利用国家来削夺少数人的权力和特权。他们两者又都希望利用国家权力去寻求解决经济危机之道。这种二元论的斗争随着1945年经济和社会多元论的兴起后便逐渐势微了。（译评：奎格利如果能够看到今天，就会发现资本对国家控制权的争夺在美国是愈演愈烈，而非势微。奥巴马显然是多数人的希望，但君不见他政府内部有多少少数人的希望，尽可以数数Goldman的身影？有意思的是，中国尽管也出现了大企业对消费者的剥削——房地产行业、电信行业、石油行业是多么的明显！但却无法出现美国式的对国家控制权的争夺。经济代言人的确存在，但显然与欧美的情形完全不同。承认这个事实，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反垄断立法需要、消费者保护立法需要乃至侵权立法需要从现实层面会与西方有巨大的不同。但可惜，学界的认识仍然十年无根本进步。）

向不同阶段转变所伴随的萧条（A Depression Accompanies Transition to Various Stages）

　　上述整个发展的第二个明显特征是，每一阶段到下一阶段都伴随着一个萧条和经济活动低下的时期。这是因为每一个阶段在经历了初期的进步后，既得利益组织在后期都会变得更关心保护其已然建立起来的模式，而非将资源用于新的、改良的方式以继续保持进步。这在任何社会组织中都无法避免，但对于资本主义而言尤其如此。

资本主义的主要目标

　　整个发展的第三个明显特征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密切相关。资本主义为经济行为提供了非常强大的动力，因为它将经济行为与自利(self-interest)密切结合。但也正是这一特征（它是通过追求利润来提供经济动因的动力来源），也是导致经济合作缺失的原因，即过于以自我为中心。每一个人，正是因为他被自利所强烈驱动，所以容易忽视他的行为在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济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并倾向于他的行为就是全部，这也就导致了对整体的损害。我们可以指出，正是因为资本主义将追求利润作为其最大目标，因此它不会主要去实现繁荣、高生产率、高消费(high consumption)、政治权力、促进爱国，或提升道德。任何这些目标可能资本主义下实现，其中之一（或者全部）也可能在资本主义下所牺牲或丧失，这都是取决于它与资本家行为的主要目的也即追求利润的关系。在资本主义九百年的历史中，在不同时代，它都对实现自利和上述其他社会目标产生过助益，但同时又在毁坏其他社会目标。

商业资本主义（译注：从本节开始，会开始讲述有关货币的一系列问题）

　　不同阶段的资本主义以不同的经济行为（economic activities）去寻求获得利润。在我们称之为商业资本主义的最初阶段，是通过将商品（goods）从一处运至另一处去获得利润。通过这种努力，商品从价值低的地方到了价值高的地方，而货币（money）也是同样，只不过是进行了反方向的运动。决定商品和货币运动及使得它们朝相反方向运动的估价(valuation)，是通过商品和货币的关系衡量出来的。因此，商品的价值由货币予以表现，而货币的价值由商品予以表现。商品从低价格（low-price）的地方运动到高价格的地方，而货币从高价格的地方运动到低价格的地方，因为商品在高价格的地方更有价值，而货币在低价格的地方更有价值。

（译评：上述貌不惊人的叙述如果适用到现实世界则更能理解其深刻的含义。贡德·弗兰克在其重要著作《白银资本》（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中叙述了全球贵金属的流转，即自15世纪开始，全球白银也即贵金属货币的流转轨迹是，欧洲取得从美洲出产的白银，而最终是运往亚洲。至18世纪，大概全球一半的白银都由欧洲或美洲运往亚洲，作为支付购买亚洲商品的对价。这意味着，欧洲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无法实现对亚洲的贸易平衡，不得不用贵金属货币来结算贸易逆差。这样的情况各位看官是否觉得十分熟悉？没错，这不正是大肆印美钞的国家同样施行了多年的伎俩吗？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和国际清算银行乃至巴塞尔协议的关系是重中之重。这样，或许我们能更深刻地理解为何金融财技发源于西方，而东方总是勤劳地耕作，当东方在用劳动的果实换取货币的时候，谁曾想这些货币正是由买家掠夺而来或者只是打开印钞机就滚滚而来？现在，我们应该更清晰地思考，对于一个国家而言，真正的财富是什么。）

货币和商品的不同

　　因此，货币和商品不是同一个东西，而完全是相反的两个东西。许多对经济的混淆认识即源于未能理解这个事实。商品是你真正拥有的财富（wealth），而货币是你对尚不拥有的财富的请求权（claim）。因此商品是资产（asset），而货币是负债（debt）。如果商品是财富，那么货币就不是财富，或是相反的财富（negative wealth），甚或是反财富（anti-wealth）。它们通常有相反的行为路径，正如它们经常朝相反的方向运动一样。如果它们中的一个价值上升，则另一个的价值则会以相同比例下降。以货币来表现的商品的价值称为“价格”，而以商品来表现的货币的价值，称为“价值”(value)。

（译评：货币是负债的观点堪称深刻，这一描述对于美元而言更具另一番滋味。但我们不可忘记，奎格利的著作是出版于1965年，而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于1971年，因此我们现在司空见惯的因为浮动汇率和期货炒作导致的全球货币价值失真在这本书的写作年代并不明显，因为当时还是按照35美元一盎司的价格由黄金去维系美元的价值。）

第五章——欧洲经济的发展(2)

商业资本主义的兴起

　　当商人将商品从一处运往另一处，并且售出商品的价格能够包含原始成本、运输成本、其他支出和利润的时候，商业资本主义就兴起了。肇始于奢侈品交易的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增加了财富，因为它导致了手工业和农业的分工，这意味着生产技巧的改善和产量的增加，同时也给市场带来了新的商品。

重商主义（mercantilism）的发展

　　最终，商业资本主义开始制度化为一个限制的体系，通常被称为“重商主义”，即商人不再通过商品的流通而是通过限制商品的流通来获得利润。因此，在初期，追求利润导致了贸易和生产并以此促进了繁荣，而后则变为限制贸易和生产，因为利润本身变成了目的而非再是经济体系中的一环。

　　商业资本主义（一种扩张的经济组织）在历史上两次转化为重商主义（一种限制的经济组织），这两次转化不仅显露了经济体系的本质和人性，也显露了经济危机的本质以及我们能为之尽力的方面。

（译评：重商主义的基本情况可以从wiki相关词条了解，简言之，以追求货币为导向，进一步，以追求贸易出超为导向。但是，重商主义从商人个人角度看和从国家角度看，从不同时代看，差别就非常大了。当一个国家以重商主义为策的时候，再具体化，当我们以追求获得更多的外汇储备为策的时候，巨额外汇储备带来的负面影响就充分显现了。这正是目前中国面临的严峻金融问题之一。）

商人限制贸易以增加利润

　　在商业资本主义之下，商人很快就发现，当商品从价格低的地方（低价处）运动到价格高的地方（高价处）进而使得商品数量在价格高的地方有所增加时，会导致低价处商品价格升高，而高价处商品价格会降低。当每次一整船香料运抵伦敦时，伦敦香料的价格就开始下降；当买家和商船到达这些香料的产出地马六甲时，香料的价格就迅速上升。因商品和货币这种双重和互惠的运动而导致的两地价格水平均衡化（equalization of price levels）的趋势，无论多么有利于生产者和消费者这两端，都会有损于商人的利润，因为它减小了两地的价差，也就因此减小了商人可获取利润的幅度。精明的商人很快就意识到，他们能够通过限制商品流量来维持价差以及他们的利润，一定量货物的减少意味着等量货币的流入。通过这种方式，商船数量减少了，成本降低了，而利润得到了维持。

　　就上述重商主义者的情况，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商人通过其限制性行为，实质上是以减少生产者和消费者两端的满足来换取了商人自身的满足，之所以能做到这点，是因为商人处于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其次，只要商船所在地的商人关心商品，他其实是盼望商品的价格应当保持在高位。

商人介入放贷

　　然而，经过一段时间，一些商人开始将他们的关注点从商品交换层面转移到了货币交换（money exchange，或货币兑换）层面。他们一开始通过贸易来获取利润，后来则不但对售出商品予以关注，还越发对借出货币以及交换货币予以关注。此时，他们开始关心如何将货币贷给其他的商人来满足他们对商船和经营的融资需求，而这二者又通过高利率来促使放贷人取得更多的货币，并且是以这些商人的商船和所经营商品来作为担保。

新兴银行家渴望高利率

　　在这一进程中，这些新兴银行家的态度和兴趣开始变得与那些传统的商人完全相反（尽管他们很少有人承认这点）。当商人渴望高价格以及更渴望低利率时，银行家渴望高价值的货币（即，低价格）和高利率。当商人和银行家各自对维持或增加他们所直接在意的交易（商品换为货币）那部分价值予以关心时（译注：指商人关心商品的价值，银行家关心货币的价值），也就相应地忽视了交易本身（但这却是生产者和消费者所关心的）。

银行和金融的运作方式隐蔽，难以为外人掌握

　　总而言之，通过将经济过程分工化为经济行为，使得人们能够专注于其从事的那部分，并且由于能够扩大其从事的那部分，进而就损害了其余部分。经济过程不仅分解为生产、交换和消费，还产生了两类对立且短期目的的交换（一类交换者专注于商品，另一类则专注于货币）。上述问题的产生不可避免，只有当把经济体系当作一个整体来考虑时，这些问题才能得以解决，体系也才能得以改良。然而，不幸的是，这一体系中的三部分，即商品的生产、交换和消费是实在的且能够清晰明辨的，只要人们对其加以检视都能够抓住其实质。但银行和金融的运作却是隐蔽、分散和抽象的，以至于对大多数人而言理解起来非常困难。为了增加外人理解的难度，银行家尽其所能地使他们的行为更加隐秘，这从他们底帐（ledgers）所使用的秘密标记(mysterious marks)就可以体现，这些从未向外界的好奇者披露过。

（译评：银行底帐的秘密标记大概是个有趣的研究课题。现代银行大概是没有了。这种事情中国也是有的，山西票号就值得好好研究，据梁小民说，票号的英文就叫Shanxi Bank，中国明清的钱庄以及身股制度看起来丝毫不比欧洲落后。动辄认为公司、股份制、银行无法在本土产生而完全源于西方的认识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东西方的经济交往长达数个世纪，贡德·弗兰克的观点深刻而有力。要知道，到清末，光是晋商乔家的资产就已经达到白银数千万两，票号已经在俄罗斯跨境经营。《马关条约》的赔款是2亿两，《辛丑条约》的赔款是4.5亿两，正是清末由于鸦片和赔款使得白银外流的情况才使得乔致庸在晚年兴置家宅，不置能行吗？清政府要向西方列强赔款，哪里来的白银，还不是谁有现钱盯着谁。为什么现在有钱的又买房置地，不买这个买什么？买美债？梁小民关于晋商有所研究，可以去看看

http://www.warmrainforum.com/show_hdr.php?xname=CEFAG11&dname=LD3QE11&xpos=30。但梁把票号的衰落归结为晋商的封闭，以及没有完成向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转化，而清政府其实曾经希望由山西人来经营国家银行。但各位想想，这跟英美能一样吗？英美私有的中央银行正是因为英美的政权没有中国的政权强大，政权强大到中国的地步，怎么还会有找你小商人借钱你不借的问题，借了不说还要记帐。这里就已经涉及到政体问题了，分封割据才会有对抗王权的实力，而这在中国早已没有了现实基础。你要现在坐拥10亿，政府找你来合作，怕还是不怕？法学家们总是羡慕西方能够有西式宪政，商人居然能与国王较劲并签订长期的“契约”。但不要忘了，西式宪政的后果之一也就是政商合一、武力进取、殖民主义，到美国就是金融霸权。契约的公平源于双方地位的平等，地位的平等不是纸面决定的，而是现时的较量所决定的。历史不能割裂开看的，只看好的然后就准备吸收好的，这就是拍脑袋决策。我们不能用结果的暂时落后就认为自己的文化和政治传统有问题，中国政权强大对于当时的老百姓来讲难道就没有好处？历史上没有对外战争的传统难道对周边国家就没有好处？想想欧洲，数个世纪不但有朝代的更迭更有国与国的争利，正因为这样才有所谓均势的概念，当威廉华莱时代的欧洲骑士还在茹毛饮血的时候，中国已经到了宋代之后的元代了。讲这些，两个想法：其一，历史经常愚弄人，政治和文化先进的国家被无知的蛮族所灭这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都屡见不鲜，因此不能以战争的结果去评价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乃至文化的优劣，反过来讲，战争机器强大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照样可能没有进步，这完全是两个事情，不具有因果关系；其二，中国的发展一直有自己的道路，即便进入了融入全球的今天，并且，影响这条道路的关键就是文化传统和政治传统，我们去问一个现时的商人，从实用角度说，是更愿意了解西方文化还是中国传统文化，恐怕还是后者。你去问一个学金融的学生，到基金公司工作后大学里学到的西方经济理论究竟有多大用武之地？我们生于斯长于斯，本能接受的就是自己的传统，如果有真正的文明进化，那么也是从自身的传统中演发出来的，如果有对自身传统的批评，也必须是以充分接受自己的文明为前提的。欧洲中心主义对于欧美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但中国天经地义的传统是什么？重述的工作还没有引人注目地开始。）

银行家很明确商品与货币的关系

　　经过一段时间后，经济制度发展的核心原因以及商品和货币的关系开始清晰起来，至少对于银行家是如此。这一关系，即价格系统，取决于5个方面：商品的供给，商品的需求，货币的供给，货币的需求，以及货币与商品交换的速度。其中3方面（商品的需求、货币的供给以及流通速度）的增加将使商品价格上升并使货币价值下降。这种通货膨胀是银行家不愿见到的，尽管这正是生产者和商人所乐见的。另方面，上述三方面的减少将导致通货紧缩并对银行家有利，但会使生产者和商人担心，但却能使消费者高兴（他们可以更少的钱取得更多的商品）。其余3个因素起着反方向的作用，因此它们的增加（商品的供给、货币的需求，以及流通或交换速度的减缓）将导致通货紧缩。

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价格已成为过去600年历史的主要推动力量

　　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引起的价格变化，至少是最近600年历史的主要推动力。在这一漫长时期，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那种能够改变人类生存和人类历史的力量得到了增强。这从两方面得以体现。其一，价格的升高通常会鼓励增加经济行为，尤其是商品的生产，而另方面，价格的变化有助于在经济体系内部重新分配财富。通货膨胀，尤其是缓慢而稳定的价格提升，会鼓励生产者，因为它意味着，他们可以在一个价格水平投入生产，而在另一个更高的价格水平售出这些商品。这一情况鼓励了生产，因为它使人相信有一个确定的利润边际。另方面，价格下降会阻碍商品生产，除非生产者处于非同寻常的地位，以至于他的生产成本比产品的价格下降更快。

银行家着迷于维持货币价值

　　通过价格的变化来重新分配财富同样重要但却少有人了解。价格的提升使债务人受益、债权人受损，而价格的下降正好相反。一个债务人在价格比形成此笔债务时高的时候被要求履行债务，则所让渡的商品和服务要比在此之前就履行债务要少。如果一个债权人（如银行）在一个价格水平时向他人贷款——这对应于一定量的商品和服务，而在另一个更高的价格水平时收回等量的钱——却意味着比此前更少量的商品和服务，这是因为还款的价值已经减少。这就是银行家作为债权人为什么要着迷于维持货币价值，尽管他们传统上把这些解释为——“良币”（sound money）维持商业信用——这更具有宣传意义而并不准确。

第五章——欧洲经济的发展(3)

银行家的两个主要目标

　　数百年前，银行家阶层开始分化，其中富裕且有势力的人愈发介入对外贸易和外币兑换交易。由于这批银行家更为富有且更具全球化(cosmopolitan)精神，并且他们还更加理解货币币值的稳定与贬值、战争与和平、王室通婚及世界范围内的垄断贸易等政治问题的重要性，因此他们开始成为政府的金融家和金融顾问。此外，由于他们与政府的关系通常是金钱意义上的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再因为他们通常着迷于两国之间货币兑换时币值的稳定，因此他们利用手上的权力和影响力从事了两件事情：(1)将所有的货币和债务以严格限制的商品形式——最终为黄金，来予以表示；(2)将所有与货币相关的事务都置于政府和政治权力控制之外，所宣称的理由是，由私有银行来处理黄金那样具有稳定价值的利益效果会更好。

　　这些努力加速了商业资本主义向重商主义的转变，并在17世纪中叶至1815年（译注：指英法第二次百年战争）那些震撼欧洲的战争中加速摧毁了构筑于世袭君主制（dynastic monarchy）、职业雇佣兵以及重商主义之上的整个社会组织形态。商业资本主义经过了两个阶段的扩张，每一个阶段都以战争、阶级斗争和倒退的形式衰落。在第一阶段，与地中海相联系，是由北意大利人（North Italians）和加泰罗尼亚人（Catalonians）（译注：Catalonia是西班牙东北部的自治区，首府为巴塞罗那。）占优势地位，以1300年之后的危机为阶段性结束，并一直持续到1558年告终。（译注：1558年是英国女王伊莉莎白一世继位的年份。按照奎格利在其重要著作《文明的进化》（The Evolution of Civilizations）中对西方文明阶段性的划分，1300年-1430年的百年战争时期，和1650年-1815年的第二次百年战争时期均是西方文明所处的冲突时代（Age of Conflict）。关于两次战争的基本内容及其影响，请参阅wiki相关词条。历史学界对于两次战争时间的起止点与奎格利的划分不尽一致，这或是因为奎格利是以文明为研究课题而非战争本身。）商业资本主义的第二阶段，与大西洋相联系，由西伊比利亚人（West Iberians）（译注：伊比利亚半岛由西班牙占据大部分，葡萄牙位于其西部）、荷兰人（Netherlanders）以及英国人（English）占优势地位。这一阶段从1440年开始扩张，在1600年之前已经羽翼丰满，但到17世纪末，在受到国家重商主义的限制和自1667年至1815年那些蹂躏欧洲的战争的影响后，便陷入了混乱。

位于西班牙东北部的加泰罗尼亚

领导法国在百年战争中转败为胜的圣女贞德

特许公司的霸权

　　1440-1815年的资本主义阶段烙上了特许公司霸权的鲜明印记，例如哈德逊湾公司(Hudson’s Bay)，荷兰和英国东印度公司、弗吉尼亚公司（Virginia Company），以及冒险商公司协会（莫斯科公司）（Association of Merchant Adventurers，or Muscovy Company）。英格兰凭借其更强的实力以及它作为岛国的安全性，在与这些劲敌的较量中取得了优胜。

（译注：特许公司的产生和发展非常有趣，同时也是了解欧洲向世界扩张的路径。了解这些公司的基本情况直接导致了翻译进度的放缓，特此专门开辟一篇来介绍这些特许公司的基本情况：近代欧洲特许公司的一些资料）

工业资本主义1770-1850

　　英国于1667-1715年对法王路易十四所取得的胜利以及于1792-1815年对法国大革命政府和拿破仑所取得的胜利有诸多原因，例如英国岛国的地理位置，其对海洋的控制权，其向世人所展示的作为小国和多元化社会及宗教团体的自由和权利的捍卫者形象。在这些原因之中，还包括金融和经济的因素。就金融因素而言，是指英格兰已经发现了信用的秘密。就经济的因素而言，是指英格兰已经开始了工业革命。

第五章——欧洲经济的发展(4) 

英格兰银行的建立是世界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在信用（credit）成为英国称霸世界的工具之前，意大利人和荷兰人已经对其有了长久的了解。然而，William Paterson及其友人于1694年创建英格兰银行，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数代人都在寻求方法以避免黄金过于沉重的缺点，具体而言是通过用一些票据（paper）去代表一定份额黄金。现在，我们称这些票据为黄金券（gold certificates）。黄金券的持有人有权请求兑换相应份额的黄金，但由于黄金券的便利性，只有很少一部分黄金券持有人曾经予以了兑换。因此，人们开始明白，现实保有的黄金数量只需能够满足要求予以兑换的那部分就足够了；其余黄金则可用于商业用途，或者，与此相同的是，发行的黄金券所代表的黄金数量可以超过现实储备的用于满足兑换需求的黄金数量。这部分超过储备而发行的票据请求权(paper claims)我们称之为纸币（bank notes，或称银行券）。

银行家无中生有地创造了货币

　　实际上，超过储备地创设票据请求权意味着银行家无中生有地创造了货币。这还可以通过另一种方式实现，不是通过发钞行（note-issuing banks）而是通过存款行(deposit banks)。存款行的银行家发现，储户的取款指令和签发支票及向第三方支付通常并不需要从存款户头取现，而是直接划入第三方的帐户就行了。因此，并没有真正的资金转移，而支付只需通过在帐户上簿记（bookkeeping）就能实现。所以，银行家只需现实地保有足以满足储户取现要求的货币（黄金、黄金券和纸币）就行了；其余可用于放贷，而如果这些贷款又导致借方开立了一个帐户，则借方反过来又不用取现，而只需要签发支票就能够支付；而这些“新设帐户”或贷款可能也只需要相对于其本身价值的一部分储备就足以应付了。这些新设帐户也是无中生有的产物，尽管银行家们通常拒绝这样去描述他们的行为，无论是对于发钞还是对于贷款而言均是如此。然而，当William Paterson于1694年取得英格兰银行的特许状，并以他私掠（privateering）来的资金作为投入时，他说道：“英格兰银行将有利于其无中生有所创造的货币去产生利息”（The bank hath benefit of interest on all moneys which it creates out of nothing.）米兰银行（Midland Bank）的创始人Sir Edward Holden也曾在1907年12月18日重复过这句话，当然，现在已被广为接受。

 
William Paterson，英格兰银行的创始人

创造信用

　　无中生有地创造支付手段的组织结构我们称之为信用，虽不是英格兰所发明，但却被英格兰所发扬光大并成为了在1815年战胜拿破仑的重要武器。作为最后一位重要的重商主义者，拿破仑皇帝只可能认可实物形式的货币，他也被说服以至于认为，避免创造信用而立足于“良币”(sound money)基础上的战争，将最终使他赢得对将要破产的英兰格的战争（译注：指英格兰通过信用已负债累累）。但他错了，尽管20世纪的现代金融家又会给人们上同样一课。

不列颠对拿破仑的胜利

　　不列颠对拿破仑的胜利也受益于两项经济发明：肇始于1720年的农业革命（Agricultural Revolution），及源自1776年的工业革命，即瓦特发明蒸汽机的时代。工业革命像信用革命（Credit Revolution）一样，在时间和原因方面都受到不少误解。这种误解对于20世纪处于先进以及欠发达的国家来说是不幸的，因为这二者都非常重要。工业革命伴随着一系列偶然的事件，例如通过工厂系统扩大了城市，无经验的劳动力（无产者）供给迅速增加，在竞争市场下劳动力成为商品，生产工具和器具的所有权从劳动者手中转移到新兴企业家手中。但所有上述这一切都不是构成工业主义的基本特征，事实上，将无生命形态的动力运用于生产过程中才是其基本特征。这一动力的运用以蒸汽机和水车（water wheel）为标志，长期来看减少或消除了无经验劳动力以及人力或动物在生产过程中的重要性，也使得生产程序从城市传播开去。

滑铁卢战役

不列颠大型工业企业的兴起

　　在这一持续的过程中，不列颠早期的工业品主义成就给它带了丰厚的利润，连同更早由商业资本主义带来的利润，以及同期源自新城市和矿山的土地增值，共同使得早期工业企业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实现自我融资或至少通过地方融资就能满足需要。这些企业以独资(proprietorships)和合伙（partnerships）为其形式，会向地方存款行请求短期贷款，但与国际银行家、投资银行、中央政府或公司形式的商业组织少有瓜葛。

　　上述早期工业资本主义的情况，在英格兰从1770年持续到大概1850年，与比利时甚至和法国相仿，但与美国、德国和意大利的形式有着相当的差异，更是与俄国或亚洲的形式完全不同。产生这些差异的主要原因是筹集资金用以支付工业主义所需要的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力、原材料、技术、设备及其他）重组。东北欧，尤其是英格兰，有大量的储蓄来满足这些新兴企业的需要。但中欧和北美则相对较少，而东欧和南欧则只有非常少的资金在私人手中。

国际银行家的角色

　　当一个地方越难为工业化获得融资的时候，投资银行家和政府的重要性就越能得以体现。事实上，基于纺织、钢铁、煤炭和蒸汽的早期工业主义形式由英格兰向欧洲大陆传播得很慢，以至于当英格兰已经进入下一阶段，即是金融资本主义时，德国和美国（大约1850年）的工业化才刚刚开始。直到20世纪30年代都在英格兰、法国和美国居于主导地位的金融资本主义，是因1830年之后铁路建设需要大量资金调动才兴起的。铁路建设，尤其是轨道和设备所需要的巨额资金，无法通过独资或合伙的形式或通过本地融资予以解决，而是需要一种新式的企业形态——有限责任的股份公司（the limited-liability stock corporation）——和一种新的资金来源——国际投资银行家，而当时的银行家们还将差不多整个精力集中于政府公债的国际发行。铁路建设的需要也几乎同时带动了钢铁生产和煤炭开采。

金融资本主义1850-1931

　　资本主义在20世纪已经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第三阶段，其分枝和影响非常隐蔽，以至于当我们专注于其组织和运作方式时，会发现我们已被挡在门外。本质上讲，金融资本主义是将旧式的、无组织的和地方的货币运作方式以及信用更替为一个具有国际性的统一体系，而这一体系已经难以想象地并且是顺利地运行了数十年。这一体系的中心在伦敦，重要的分支在纽约和巴黎，它已经留下了一个完整的银行体系——这是其主要的目标，和一个高度资本化的——如果现在看来是过时的话——重工业结构，并反应在铁路、钢厂、煤矿和电力方面。

　　有四个原因决定了这一体系的中心在伦敦。第一，英格兰有大量的储蓄，这依赖于英格兰早前在商业资本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阶段获得的成功。第二，英格兰拥有一个寡头政治的(oligarchic)社会结构（尤其反应在它集中的土地所有权和有限的受教育机会），这一结构造成了相当不公平的收入分配，大部分盈余都流入了一小部分上层人的手中。第三，上层社会是构筑在传统而非出身基础上的，他们具有贵族气派(aristocratic)但并非贵族(noble)，因此他们非常希望从低层社会甚至从其他国家吸收资金和有识之士，欢迎美国的后代以及中欧的犹太人加入他们的团体，就像他们还欢迎那些来自英国低层的、没有受教育机会并带有乡土气息的有钱人、有能力的人和英国国教徒一样，这些人往往被不遵奉英国国教的基督教徒排除在特权贵族之外。第四（但并非最终），运作金融的技巧（尤其是在国际环境下），在金融资本革新的需要下变得更为迫切，而一小群伦敦商业银行家在商业资本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阶段就对这些技术有所熟知。

国际银行家的王朝

　　伦敦的商业银行家（merchant bankers）在1810-1850年就唾手得到了证券交易所、英格兰银行和伦敦货币市场，这些事物的产生是为了满足工业主义发展的需要，但他们至今仍忽视这一点。很快地，他们将其金融网络延伸至乡村银行，形成商业银行和储蓄银行的形式，如同保险公司一样，再将所有这一切组织成为一个具有国际规模的金融体系，并让这个体系控制货币的数量和流动，以此来影响（如果不能控制的话）政府以及工业。从事这些活动的人审视过往的世袭君主体制（因为他们正是扎根于此），期望建立国际银行家的王朝，或至少像许多朝代的统治者那样成功。最为成功的王朝当然是法兰克福的梅耶·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Meyer Amschel Rothschild）（1743-1812），至少两代他的男性后代与堂姊妹甚至是侄女成婚。罗斯柴尔德的5个儿子分别在维也纳、伦敦、那不勒斯、巴黎以及法兰克福建立了分支，他们协同作业的方式虽然被其他国际银行家王朝所复制但都没有罗氏那样成功。

 
现已被神话了的罗斯柴尔德

罗斯柴尔德族谱，真假未辩（这种东西网上一大把，看来是不用精心搜集资料和辨伪就能拿出手的）

国际银行家的金融活动

　　为了集中讨论国际银行家的金融或经济活动，我们不能完全忽视他们的其他特性。在近几代里，他们已是国际性而非国家性的银行家。他们通常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文明绅士，是教育和艺术的赞助者，因此在今天，大学、教授、歌剧院、交响乐团、图书馆和博物馆仍然会反应他们的慷慨。为了这些目的，他们投资设立了基金会，这些基金会至今在我们身边。

第五章——欧洲经济的发展(5)

核心国际银行家族

　　我们对这些银行家族已经很熟悉了，但还是应当了解得更深。他们包括Raring, Lazard, Erlanger, Warburg, Schroder, Seligman, the Speyers, Mirabaud, Mallet, Fould, 还包括，尤其是罗斯柴尔德和摩根。在这些家族已经在金融资本主义兴起后全面参与到了国内工业中后，他们与其他普通银行家仍然有所区别，主要表现在：(1)他们具有全球性和国际性；(2)他们与政府关系密切，并特别关心政府公债包括外国政府公债问题，甚至在初看起来具有贫穷风险的国家也是如此，这些国家包括埃及、波斯(Persia)、奥斯曼土耳其、中华帝国（Imperial China）以及拉美；(3)他们的兴趣几乎完全集中在债券而非商品，因为他们欣赏“流动性”，并且将投资商品(commodity)甚或是不动产视为走向破产的第一步；(4)因此，他们是通货紧缩（他们称之为“良”币，因为这样的货币拥有较高的利率和价值）和金本位的狂热献身者，这对于他们而言，是保证价值的标志；及(5)他们既致力于秘密运作，也同时致力于将金融影响力秘密延伸到政治生活中。这些银行家被称为“国际银行家”(international bankers)，更确切地，在英格兰被称为“工商银行家”(merchant bankers)，在法国被称为“私人银行家”(private bankers)，在美国被称为“投资银行家”(investment bankers)。在所有国家，他们从事着不同的银行和汇兑业务，但无论在何处，他们都能与其他类型的银行，比如储蓄银行或商业银行鲜明地区分开。

国际银行兄弟会（The International Banking Fraternity）以秘密私有企业的方式运作

国际银行一个不显著的特征是，直到最近他们都保持了非公司制的私有企业形式，通常是合伙形式，不发行股份，没有披露报告，通常也不会向公众做广告。就大多数情形而言，这种有无限责任风险的法律地位，一直保留到了现代遗产税已经普遍施加于这些私人企业，且无存续期限的公司法人形式已被用以避税目的之时。但这些私人企业仍然持续存在，因为它们最大程度地确保了对普通公众保持匿名和神秘，它们的拥有者担心公众认为他们的行为会像通货膨胀那样邪恶。结果是，普通人没有途径了解运作这些私人企业的财富或场所，并且经常对他们的成员感到模糊。因此，即便拥有大量政治常识的人也可能无法将以下的名字与“摩根”相联系，他们是：Walter Burns, Clinton Dawkins, Edward Grenfell, Willard Straight, Thomas Lamont, Dwight Morrow, Nelson Perkins, Russell Leffingwell, Elihu Root, John W. Davis, John Foster Dulles, and S. Parker Gillbert，但实际上，这些人还有其他一些人都是以位于华尔街3号的JP摩根办公室为核心的圈子中的一员。摩根，像国际银行兄弟会（译注：这只是奎格利一个戏谑的说法）的其他成员一样，一直通过公司和政府运作，但它本身一直保持私人合伙的形式一直到国际金融资本主义寿终正寝。J.P. Morgan and Company，最初于1838年在伦敦设立时叫George Peabody and Company，直到1940年3月21日才公司化，于1959年4月24日分立时解散，分立时与它最重要的子商业银行the Guaraty Trust Company合并。它还在伦敦设立了分支，即Morgan Grenfell，存续至今。

J.P. 摩根

国际银行家对于由政客控制货币体系感到不信任

金融资本主义和国际银行家既对商业也对政府产生影响，但如果他们无法让商业界和政府认可他们的两个原则的话，他们也是一事无成的。这两个原则都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即政客对于暂时性的公众压力过于软弱并受其限制以至于无法信任他们能够控制货币体系；因此，所有价值的圣洁和货币的优良必须通过两个途径予以保护：将货币的价值系于黄金之上，及由银行家控制货币的供应。为了做到上述就有必要向政府和公众隐蔽甚或误导货币的性质和其运行的方式。

金本位

例如，银行家将货币体系建立在黄金之上的过程称为“固定”（stabilization），并暗含利率固定和价格固定的意思。但它真正达到的仅仅是利率固定，而它对价格的影响是非常独立和偶然的，并且可能是不固定的（从它经常的趋势到通过限制货币供应而使价格下降）。其结果是，在20世纪，包括金融家甚至经济学家在内的很多人，都吃惊地发现，金本位导致了固定的利率和不固定的价格。然而，金本位在19世纪其实也导致了相似但却没有那么严重的情况。

利率通过金本位予以固定是由于各国法律有明确规定，即货币单位被规定为等同一定数量的黄金，而两国货币之间的兑换是基于该等法定的比率。在1914年之前，货币(currency) 在一些国家具有如下的固定比率：

上述关系是由法律所明确规定的，即将黄金、金币或黄金券交至公库（或其他指定场所）的人可以将其中一种与其余进行不限数量的兑换而不具有任何损耗。因此，在完全的金本位下，黄金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在同一时间，它既属于货币的领域又属于财富（wealth）的领域。在货币的领域，其他货币的价值都通过黄金予以表现；而在财富的领域，其他商品的价值都通过黄金这种货币予以表现。如果我们将货币与商品的关系视为跷跷板的两端的话，那么其中一个上升的价值则等同于另一个下降的价值，此时我们必须将黄金视为跷跷板的支点，货币与商品在这一支点上实现平衡，但这一支点本身并不上升或下降。

如果不理解货币则无法理解世界史

如果对货币在国内外的事务中所扮演的角色没有什么了解，甚或，如对银行家在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没有什么了解，那么我们就难以理解20世纪的历史。因此，我们应当至少从四个方面对其加以窥探。

中央银行是由其股东所拥有的私人机构

在每个国家，货币供应采取一种倒金字塔的或倒锥的形式。在倒金字塔或倒锥下端的那一点，是黄金的供应及具有相同意义的黄金券；在中部是具有更多供应的票据（notes）；在顶端，拥有开放的和可扩展的上表面，是更多的储蓄(deposits)供应。每一部分都以其下面部分作为其储备（reserve），并且，由于这些更低部分拥有更少数量的货币(money)，因此它们更为“优良”。在中部或顶端拥有请求权的人（holder of claims）可以通过缩减到更低的部分而增加其对财富请求权的信心，当然，如果每个人或大量的人想同时这么做的话，储备的数量将完全不足以应付。银行本票（Notes，即纸币）是由发行银行或发钞银行（banks of emission or banks of issue）所发行的，是由银行在其金库中所保有或通过集中储藏的黄金或黄金券储备所保障的。作为储备而发行的银行本票取决于习惯、银行规则（包括银行章程的条款），或制定法。以往有许多发行银行，但这一功能现在都很大程度上限制给了每个国家的若干甚或一个“中央银行”。这些银行，甚至中央银行，是私人机构，由其股东所拥有并由其股东运作并分享利润。在1914-1939年间的美国，联邦储备券（Federal Reserve Notes）由黄金券覆盖（cover）其40%的价值，但到1945年，这一比例下降到了25%。英格兰银行，根据1928年的立法，250百万的银行本票未受到覆盖，但超过这一数额的全部银行本票价值由黄金给予100%的覆盖。在同年，法兰西银行（The Bank of France），将其银行本票的覆盖率设置为35%。这些规定在紧急情况下，例如战时，可以不被遵守或被改变。

决定社会(community)的货币数量

位于金字塔上层的储蓄帐户，被银行家模糊地取了这样的称谓，尽管事实上它们是由两种完全不同的关系所构成：（1）存入储蓄（lodged deposits，译注：暂时译为此），是储户在银行真实的请求权，储户可以根据它获取利息，因为这些帐户是银行对于储户的债务；（2）新设储蓄（created deposits），是由银行无中生有地创造的请求权，是“储户”应当向银行付息的银行贷款。当然，在两种情形下，都可以根据储蓄帐户向第三方签发支票履行支付，这就是为什么它们都具有同一名称。它们都构成了货币供应的一部分。存入储蓄作为储蓄具有通货紧缩的性质，而新设储蓄，作为货币供应的增加，具有通货膨胀性。后者的数量取决于一系列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利率和对于该等信用的需求。这两者对于决定一个社会的货币数量起着非同寻常的作用，因为在领先的经济社会，货币数量的相当部分是由根据储蓄帐户所签发的支票所形成的。银行能够新设储蓄的数量，取决于储备能够支付的任何一部分用以取现的支票数量而非用以入帐的支票数量，这就如同前述银行所能发行纸币的数量那般。上述可能由法律所规定，也可能由银行规则或仅由地方的习惯所决定。在美国，储蓄帐户额（deposits）根据传统限制在黄金和黄金券储备的10倍。在不列颠，通常是接近储备的20倍。在所有的国家，信用的需求和数量在繁荣时期都是更大，而在萧条时期都更小，合起来的话，能够帮助形成所谓的“经济周期”。

中央银行由看不见的私人投资银行企业所包围

在19世纪，随着金本位和现代银行体系的完全确立，在波动的货币供应的倒金字塔旁边产生了大量的金融机构，它们就像是太阳系中的行星一般；也即，一个中央银行被卫星般的金融机构所包围。在大多数国家，中央银行被几乎看不见的私人投资银行企业所包围。它们就像水星一样，由于中央银行耀眼的光芒而难以被发现，但事实上经常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然而，一个近距离的观察者，不可能疏于关注这些私人国际银行家和中央银行之间的紧密私人联系。例如，在法国，在1936年法兰西银行改组时，它的董事会（Board of Regents）成员席位仍然是由1800年它设立时就已是董事的家族所占据；也增加了一些晚近的名字，例如罗斯柴尔德（在1819年加入）；在某些事例中，一些名字可能不能立即能被识别，因为那可能是女婿而非儿子的名字。如若不然，在1914年那些瑞士新教徒（18世纪加入）或德意志犹太人（19世纪加入）的后裔就会与一个世纪之前的先祖具有同一名字了。

英格兰银行及其私人银行企业

在英格兰，类似的情况也存在，因此甚至到了20世纪中叶，the Members of the Court of the Bank of England仍然主要与若干老“商业银行(merchant baking)”企业相联系，这些企业包括巴林兄弟（Baring Brothers），Morgan Grenfell，Lazard Brothers和其他银行。

运行于中央银行和私人银行企业之外的商业银行（commercial banks）

在核心之外居于第二环的，是商业银行，在英格兰称之为“合股银行（joint-stock banks）”，在欧洲大陆通常被称为“储蓄银行（deposit banks）”。它们包括声誉远波的米兰银行（Midland Bank），劳合银行（Lloyd’s Bank），英格兰巴克莱银行（Barclays Bank in England），美国的国家城市银行（National City Bank），法国的里昂信贷银行（Credit Lyonnais），以及德国的达姆施塔特银行（Darmstädter Bank）。

(译注：

Midland Bank于1992然后被HSBC控股收购并成为其子银行；

Lloyd Bank于1995年被Llyds TSB吸收；

Barclays Bank最近两年新闻很多，国开行07年对其入股，08年它收购雷曼兄弟核心业务；

Darmstädter Bank，当时德国全能银行的典范，于1931年破产。 )

运行在最外围的储蓄银行(Savings Banks)，保险基金和信托公司

在第二环之外的第三环，是更为边缘的机构集合，它们拥有极少的的金融权力但对于从公众调动资金而言仍具重要重要。第三环包括了广泛的储蓄银行、保险企业和信托公司。

自然地，在不同的地方这些安排有着诸多区别，尤其是银行功能和权力的划分不是在所有国家都是一致的。在法国和英格兰，私人银行家通过中央银行行使其权力，并对政府和外交政策具有更大的影响力，但对于工业的影响则较少，因为在这两个国家，不像在德国、意大利、美国或俄国，私人储蓄充足到工业本身可以获得融资而无需银行家和政府的支持。在美国，许多工业是由投资银行家所直接资助的，因此对于工业和对政府的权力都非常大，而中央银行（纽约联储银行）在后来（1913年）才设立并且在其后（在金融资本主义时过境迁之后）变得更有权力。在德国，工业是由贴现银行(discount bank)所资助和控制的，而中央银行在1914年之前只有极少的权力和影响；在俄国，政府在经济生活中占据统治性的角色，而意大利的情形还要落后和复杂。

货币的供给

我们已说过，决定货币价值（并因此决定商品的价格水平）的五个因素中的两个是货币的供给与需求。在过去的数个世纪，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一个国家的货币供给并不受限于集中的控制。但却存在一些受到银行家影响的控制，或受到政府影响的控制，或者不受上述二者影响的控制。因此，货币金字塔的不同部分之间仅具有松散的相互联系。进一步，这种松散很大程度上源于如下事实，即在通货紧缩的趋势下是强制的，而只在通货膨胀的趋势下才被允许。

最后一点可通过以下事实观察得出，即黄金的供给可以被缩减但很难被增加。如果在货币金字塔的底端一点增加一盎司黄金，并且这一货币体系的法律和习惯允许在金字塔每层都做相应的增加，那么此时在顶端层面则会增加2067美元的储蓄。如果在一个完全扩展开的货币金字塔体系中抽走这一盎司黄金，那么将会缩减至少同等数量的储蓄，这可能是通过拒绝延续贷款(renew loans)来实现的。

货币权力(Money Power)促使政府采用通货紧缩的货币单位

在整个现代史中，金本位的影响是通货紧缩性的，因为除了在特别的时间段，每年黄金的自然产量跟不上商品增长的步伐。仅是在有新的黄金供给，或因在战时中止金本位，或发展出了可以减少黄金使用的新型货币（如本票(notes)或支票）时，才使得我们的社会在过去两个世纪免于经受持续的价格通缩之苦。在1818-1850年和1872至大约1897年我们经历了类似的两个长期通缩阶段。而相随的三个通胀阶段（1790-1817，1850-1872，1897-1921）是因为（1）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时期，当时大多数国家还没有采用金本位；（2）1849-1850年加利福尼亚和阿拉斯加新的黄金开采，及此后一系列的战争，包括1854-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Crimean War of 1854-1856)，奥地利-法国1859年战争(Austrian-French War of 1859)，1861-1865年的美国内战，1866年和1870年的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Austro-Prussian and Franco-Prussian wars of 1866 and 1870)，甚至包括1877年俄土之战（Russo-Turkish War of 1877）；及（3）Klondike和Transvaal在19世纪90年代的黄金开采，连同采用氰化法提纯黄金（大约1897年）及包括从1898-1899年美西战争、1899-1902年布尔战争（Boer War）及1904-1905年日俄战争到1911-1912年间不间断的战争在内的一系列战争。在上述事例中，三次最严重的战争阶段都以严重的通缩危机（1819,1873,1921）宣告结束，因为具有影响力的货币权力（Money Power，译注：这大概便是《金权天下》中“金权”一词的来源吧，我们已经知道《货币战争》与Money Master的关系了，相信很快便会知道《金权天下》与Tragedy & Hope的关系。）总是说服政府重建具有高黄金含量的通缩性货币单位。

货币权力更关心货币而非商品

货币权力对于通缩的迷恋部分源自于它们对于货币而非商品的关注，但也有其他原因，其中一个因素似有矛盾。这一矛盾源自这一事实，即19世纪的基本经济状况是通缩性的，当时的货币体系是建立在金本位的基础上，而工业体系却呈现了商品供给的暴涨，但尽管价格下跌（同时货币价值上升），利率也趋向下跌而非上升。这一情况的发生是因为商业上对货币供给的限制并未反应金融世界通过超额放贷来获取超额利润。此外，商业银行的传统在金融资本主义中占统治地位持续直到其1931年终结。它持续强调债(bonds)而非股本证券（股票），更热衷于政府公债的发行而非私人股本的发行，更关注外国的投资而非国内的投资。直到1825年，伦敦证券交易所的全部证券几乎都是政府公债。在1843年，这些通常为外国的公债，占据了注册证券的80%，在1875年，这一数字仍然有68%。为这些贷款筹集的资金数量巨大，以至于在19世纪某些时候，认购者会蜂拥着寻找购买证券的机会，即便是遥远地方和不为人所周知的行业的发行也会立即有人认购。超额储蓄导致借贷的价格下降，因此不列颠政府公债的利率从1820年的4.42%跌至1850年的3.11%及1900年的2.76%。这使得储蓄进入外国领域，总体上来说，继续追寻政府发行的和固定利率的证券。而上述的一切都增加了商业银行家对于政府影响力和能缩的迷恋（这将提高货币价值和利率）。

银行家的策略主导了通涨与通缩

银行业实践的另一个疑惑源于这一事实，即热爱能缩的银行家经常在追求借款以获取利息方面表现出通涨的样子。由于他们通过借出贷款来赚钱，因此他们热衷于增加银行贷款的信用额度。但这是通涨性的。银行家这种通缩的观念和通涨的做法在商业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反响。银行家向企业借贷，因此货币数量的增速将会超过商品数量。其结果是通货膨胀。当这一情况变得明显，银行家又会通过消减贷款及提高贴现率来向银行本票（notes）或硬铸币(specie)逃遁。这对于银行家而言在短期是有利的（因为这允许他们取消对贷款担保的赎回权），但从长远看对他们又是灾难性的（因为这将使担保物的价值降低到其所担保的贷款价值之下）。但上述银行家的通缩行为对于商业和工业而言，无论是短期还是长远看，都是破坏性的。

改变货币的质量

货币供给，尤其是储蓄(deposits)供给的波动，是“商业周期”的显著表现方面之一。货币的质量(quantity of money)可以通过改变储备要求或贴现（利）率加以变化。例如，在美国，通过要求联储成员银行在地方联储银行保持一定数量的储蓄作为储备而因之设定了储蓄的高限。而储备的比率（通过从7%-26%）因地区不同及联储系统管理委员会(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的决定有所差异而有不同。

中央银行改变货币流通

中央银行通常能够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或影响下级银行(lesser bank)的贴现率来改变流通货币的数量。在公开市场操作中，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购买或出售政策公债。如果其购买，则向经济系统中释放货币；如果其出售，则在社会中减少货币数量。这种变化要比用以支付证券的价格要大。例如，如果联储银行通过支票支付的方式在公开市场购买政府发行的有价证券(government securities)，很快会变成银行的储蓄。因此，该银行在联储银行的储备将会增加。由于银行被允许以数倍于其在联储银行的储备的价值发放贷款，这一交易将允许它们以发放更大数量的贷款。

中央银行提高和降低利率

中央银行也能够通过影响其他银行的信用政策来改变货币质量。这可以通过若干方法实现，如改变再贴现率，或改变储备要求。所谓改变再贴现率，我们是指改变中央银行向下级银行收取的、以商业票据或其他担保作为支撑的贷款利率，这些下级银行反过来又将这些款项向外贷出。通过提高再贴现率，中央银行迫使下级银行提高其贴现率以保持利润；此类利率的提高将会减少信用的需求以及储蓄（钱）的数量。降低再贴现率将会产生相反的效果。

中央银行迫使地方银行减少信用

中央银行以改变储备要求的方式影响其他银行的信用政策可能只适用于有法定储备限制的地方（如美国）。增加储备要求会消减地方银行给予信用的能力，而减少储备则会增加相应的能力。

需要注意的是，中央银行控制地方银行的信用政策在一个方面是许可性的，而在另一个方向则是强制性的。它们能够迫使这些地方银行消减信用，但只能允许而不能强制它们去增加信用。这意味着，中央银行有对于通涨的控制力量但却没有对通缩的控制力量——这又是一例对于通涨是坏的而通缩是好的这一传统银行观念的反应。

政府对于货币的权力

政府对于货币的质量有多种权力，包括：（1）控制中央银行；（2）控制公共税收；及（3）控制公共财政支出。政府对于中央银行的控制因不同国家而大有不同，但总体来说是在增加其控制力。由于大多数中央银行已经是（技术上的）私人机构，这一控制通常是基于习惯而非法律。但无论如何，政府通过中央银行控制货币的供给是通过前述规范的银行程序来进行的。政府通过对社会行使税收和公共支出职能而对货币质量的控制很大程度上是独立于银行控制的。税收导致减少社会的货币数量，因此通常是通缩性的力量；而政府公共支出导致增加货币数量，因此通常是能涨性的力量。整个政府政策的影响将取决于何者更大。赤字预算（unbalanced budget）将导致通涨，而赢余预算（budget with a surplus）将导致通缩。

政府也可以通过其他更激进的手段改变社会中的货币数量。通过改变货币单位的黄金含量，它们能够大幅提高社会中货币的数量。例如，如果黄金在美元中的比例被减至一半，黄金券的数量将会翻倍，而以此为基础的银行本票和储蓄的数量将增加许多倍，这取决于储备要求的社会习惯。此外，如果政府完全取消金本位——也即，拒绝以黄金券和银行本票兑换硬通货——那么银行本票和储蓄的数量可以无限地增长，因为它们将不再受到有限的黄金储备的限制。

由国际投行家控制的货币权力控制了企业和政府

在增加或减少货币供给的各种行为方面，政府、银行家和实业家通常无法达成共识。概言之，在1931年前这一阶段，银行家，尤其是控制货币权力的国际投行家，既能控制企业也能控制政府。他们能够控制企业，尤其是在无法获得其自身所需融资的工业领域，因为投行家有能力提供或拒绝这类融资。因此，罗斯柴尔德的兴趣在于控制欧洲的大量铁路，而摩根控制了美国至少26,000英里的铁路。这些银行家们当然比这些走得更远。作为工业企业上市的回报，他们占据了这些企业的董事席位，就像他们已经对商业银行、储蓄银行、保险公司和金融公司所做的那样。通过这些下级机构，他们向屈服的企业注入资金，对于反对者则加以疏远。对这些企业，通过董事交差任职、控股公司及下级银行予以控制。他们促进合并，减少竞争，直到20世纪早期许多活动已经处于垄断地位以至于它们能够通过提升无竞争的价格以超过成本而获得利润，进而它们能够自我融资并可以摆脱银行家的控制。但在这一步到来之前，极少数的银行家对欧洲和美国的经济生活拥有巨大的影响力。早在1909年，了解这一切的Walter Rathenau（他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了对德国AEG公司(字面意思为German General Electric Company)的控制并取得了核心的董事席位）说：“相互熟识的300人，直接控制欧洲的经济命运，并从他们之间选择继承人。”

投行家对政府的权力

投行家对政府的权力依赖于若干因素，其中最重要的可能是政府需要发行短期公债(short-term treasury bills)和长期政府公债(long-term government bonds)。如同企业家要从商业银行进行借贷以消弥其不规则和间断的收入与定期和持续的支出（诸如月租，年度抵押还款，及每周的工资支出）之间的鸿沟，政府也需要通过商业银行家（或由他们控制的机构）的帮助去度过因不规则的税收而形成的浅滩。作为公债专家，国际银行家不仅控制着必要的优先权，还向政府官员提供咨询，并且在多数场合，将他们的人手安插进入官方的特定职位一段时间以处理特殊的问题。类似的情况在今天甚至更加广为接受，在1961年，一个共和党投行家成为了民主党政府的财政部长，而这样的安排并未太多地受到来自各方的议论。

货币权力至高无上且不容质疑

自然地，银行家对政府的影响在金融资本主义阶段（大致1850-1931年）并非人人可以自由言说，但这已经被内部人所经常承认，尤其是在英格兰。在1852年，财政大臣Gladstone宣称：“全部情况的关键在于：政府自身并非金融事务的决断力量，而只是使得货币权力处于至高无上和不容质疑的地位。”1921年9月26日，金融时报写道：“半打来自TOP5银行的上层就能通过抑制短期国债的延续而倾覆政府财政的整个组织。”在1924年，银行家协会（Institute of Bankers）的副主席Drummond Fraser爵士说：“英格兰银行的行长（Governor）一定是个独裁者，他决定了仅有政府能够获得借来的钱。”

蒙塔古·诺曼和J.P. 摩根控制了金融世界

除了基于政府融资和个人影响力而对政府拥有的权力外，银行家还能够通过其他压力驱策政府以他们所希望的方式行事。由于大多数政府官员忽视金融，他们总是从被认为是该领域专家的银行家那里获得咨询。上个世纪（译注：指19世纪）的历史显示，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银行家向政府提供的建议，就像他们向企业家提供的建议一样，是对银行家持续有利的，但经常对于政府、企业家和一般民众是有害的。这些建议在必要的时候可能通过操纵汇率、黄金流量、贴现率，甚至是商业活动程度的方式来执行。因此摩根通过抽回黄金控制了克里夫兰的第二政府（Cleveland’s second administration，译注：这句有疑问，待查），而在1936-1938年期间，法国的外汇操纵者导致了人民阵线政府（Popular Front governments，译注：法国的左翼联盟，于1936年赢得了议会大选）的瘫痪。如同我们将要看到的，国际银行家的权力在最后十年，即1919-1931年达到了其顶峰，而当时蒙塔古·诺曼和J.P.摩根不仅控制了金融世界还控制了国际关系和其他事务。1927年11月11日，华尔街日报将诺曼先生称为“欧洲的货币独裁者”。这一点诺曼先生于1930年3月21日在英格兰银行的董事会(court of directors)前予以了承认，并在5天后于下院的麦克米兰委员会(Macmillan Committee of the House of Commons)予以了再次承认。在国际金融资本主义以全速撞上冰山并沉没之前，有报道说诺曼先生曾言：“我控制着世界的霸权。”与此同时，一些英国人谈论着“第二次诺曼征服”（Norman Conquest，译注：1066年法国诺曼底公爵威廉征服了英格兰，是英格兰历史上的重要事件，这里带有嘲讽意味），意指诺曼的兄弟成为了BBC的头目。可能需要补充的是，诺曼行长对于主要的世界问题很少不经咨询J.P.摩根的代表就径行决定，也正因为如此，他是当时商务旅行跨度最大的人之一。

 
蒙塔古诺曼，1920-1944年间任英格兰银行行长

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

银行家和企业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导致了大多数欧洲国家从属于银行家或企业家，或从属于政府（在1931年后）。上述从属因采纳“非正统的金融政策”而终结——即，金融政策与银行家的短期利益不相一致。这一导致银行家处于从属地位的转变反应出现代经济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金融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最早1926年开始发生在德国，早于任何其他国家。在不列颠则出现在1931年后，而在意大利仅出现在1934年。在法国它没有得到相应程度的发展，这解释了法国1938-1940年经济孱弱的情况。

国际金融实践

适用于不同国家之间的金融资本是适用于其一国之内的金融资本的放大。当商品在国与国之间进行交易，必须以实物或黄金进行支付。之所以不能以银行本票、黄金券或支票予以支付，是因为它们仅在发行国内具有价值。为避免每次交易都要运输黄金，外国汇票（bills of exchange）得以运用。外国汇票是对一个外国人的请求权(claim)，而该请求权会出售给在同一国家的人。如果后者希望履行另一个国家的人对他的请求，则他可以购买上述请求权。他能通过以外国汇票向其在另一个国家的债权人支付的方式来履行其义务，而用于支付的外国汇票则是他从该国的另一个人那里所购买的。因此，一国的进口商不用向另一国的出口商寄付金钱，一国的进口商只需在其本国向出口商支付债务款项。因此，国际贸易的货物付款是通过将两个人之间单独的交易合并为四个人之间双重的交易来实现的。在许多情况下，付款经常是经由若干不同国家的多个交易来实现。这些交易被置于所谓的外汇市场。出口商在外汇市场卖出外国汇票并换回其本国货币单位。进口商买入这些外国汇票以支付给其债权人，并因此将其本国货币单位投入外汇市场。由于外汇市场中可获得的汇票可由许多不同国家的货币单位予以买入，因此在市场中产生了可获得的一国货币数量（由进口商投入）和以外国货币投入的不同外国汇票（由出口商投入）之间的汇兑关系。以一国可在外汇市场中所获得的其自身货币的供需为形式的任何国家的汇票（或货币）的供需，决定着外国货币与本国货币之间的价值关系。这些价值可能波动——对没有采用金本位的国家而言可能波动剧烈，但对于采用金本位的国家而言则只会是窄幅波动（如同我们将要看到的）。

外汇市场作为国际贸易的调节器(regulator)

在一般情况下，外汇市场用于向外国人支付商品和服务费用而避免国际间的货币（黄金）运输。它同时还是国际贸易的调节器。如果任何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进口持续地超过向该国出口，更多的进口商将在外汇市场中投入本国货币以换取外国汇票以向其债权人支付。这意味着本国货币供给的增加和该外国货币需求的增加。其结果是，进口商将投入更多的本国货币来取得该等外国汇票，而本国货币的价值将下跌，而该外国货币的价值将上升。这一基于黄金的上升（或下降）会以“面值”（par）（等同于两国货币的确切黄金含量）予以计量。

由于本国货币的价值相较于其他一些国家的货币而言低于其面值，从事该外国业务的本国出口商会增加他们的业务活动，因为当他们收到以外国汇票形式的付款时，可以卖得比平常所预期的更多的本国货币并因此增加利润。通过进口国货币贬值而导致的进口过剩，将会通过提供更多的外国汇票而最终导致出口增加，并会使得货币间的关系朝面值方向复原。对外国货币同等的复原将反应国际义务的平衡，而这又将反过来反应两国间商品和服务交易方面复原的平衡。这意味着，在正常情况下，贸易不平衡会创造趋向复原贸易平衡的贸易条件。

外汇市场的大幅波动

对于不采用金本位的国家，外汇不均衡（foreign-exchange disequilibrium）（即，一个货币单位相对于其他货币单位而言发生贬值）能变成大幅波动——事实上，无论波动到什么程度对于通过鼓励进口商购买其他国家商品来复原贸易均衡都是必要的，因为该国的币值已经低到其他国家的进口商无法抵抗该国的商品低价的诱惑。

外汇市场在金本位下无法波动

但对于采用金本位的国家，结果就迥然相异。在这种情况下，一国的币值不会比将黄金在两国之间运输的费用要低。意图向另一国家的商业伙伴进行支付的进口商不会为了外国汇票而投入多而又多的本国货币，而只会为这些汇票付出对于他而言更为便宜的可以从银行购买相应数量黄金的价款，再以黄金支付运费、保费及向另一国的债权人付款。因此，在金本位下，外汇牌价（foreign-exchange quotations）不会大幅波动，而只会在两个黄金输送点(gold points)（即黄金出口点和黄金进口点）之间作相应的（按两国货币的法定黄金比例关系）窄幅波动。

由于黄金的打包、运输和保险要耗费黄金0.5%的价值，因此黄金的出口点和进口点要比均衡点（parity point）高出和低于这个数量。以美元—英镑关系为例，当均衡价格为1磅=4.866美元时，黄金出口点的价格约为4.885美元，而黄金进口点的价格约为4.485美元。

上述我们所列举的情况是大幅简化的。事实上它们取决于若干因素，包括：（1）中间商为当前和未来而购买或售出外汇所进行的投机活动；（2）市场可获得的外汇供给总量要比国际商品交易所需多得多。它取决于全部的国际支付总量，例如利息、服务费的付款、商务旅行支出、借款、证券出售、侨汇（immigrant remittances）及其他；（3）总体的汇兑平衡取决于全部国家之间的关系，而非两国之间。

废除金本位

源自不平衡贸易所导致的黄金在国与国之间的流动有助于产生抵消这种流动的条件。如果一国出口超过进口致使黄金流入以弥补这些差额，这些黄金将成为提升货币质量的基础，而这将导致国内价格的上涨进而减少出口并增加进口。与此同时，流出黄金的国家其货币质量将会下降，这将导致该国价格的下跌。价格的转变将导致商品流动的转变，因为商品倾向于流向高价格的地区而非低价格的地区。商品流动的这一转变将反作用于起初导致黄金流动的贸易失衡。其结果是，黄金的流动将会停止，而仅有稍许价格水平差异的平衡的国际贸易将会产生。整个过程揭示出，国内价格的稳定从属于汇兑的稳定。在1931年后，大多数国家拒绝了这种从属关系。具体表现在：（a）至少部分地放弃了金本位；（b）控制国内价格的努力；（c）控制汇兑的努力。所有这一切源于将经济体系从黄金决定的金融体系中解脱出来的渴望。

主要国家被迫放弃金本位

这一美妙的国际支付的自动机制是人类所发明的伟大社会工具的代表之一。然而，它需要一些非常特别的条件才能有效运行，如我们将要展示的，这些条件在1900年前就开始消失，并随着一战所导致的经济变化而消亡怠尽。正因为这些变化，再难恢复1914年之前的金融体系。尽管曾经为这一恢复做出了重大决定，但在1933年前还是明显失败了，所有主要国家都被迫放弃金本位和自动兑换（automatic exchanges）。

当金本位被放弃时，黄金像其他商品一样在国与国之间流动，而外汇（不再系于黄金之上）也能更大幅度波动。理论上讲，国际支付的不平衡能通过汇率的变化或国内价格水平的变化而被修正。在金本位下，仅是两个黄金点（译注：出口点与进口点）之间的汇率变化就能实现修正。When the unbalance is so great that exchanges would be forced beyond the gold points, the rectification is made by means of chaging internal prices caused by the fact that gold flows as the gold points, instead of the excahnges passing beyond the gold points.（这句暂没有好的译文）另一方面，当货币脱离了金本位，汇率的波动就不限制在两个黄金点之间而是可以无限制地走向任何一方。在这种情况下，国际支付不平衡的解决主要是靠改变汇率而极少是靠改变国内价格。在1929-1936年间，各国都脱离了金本位，因为他们希望通过以改变汇率而非价格波动的方式实际国际贸易平衡。他们担心价格波动持续，因为改变（尤其是降低）价格将导致商业活动衰退，并会导致经济资源（如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的使用从一个商业活动转向另一个商业活动。

重新稳定国际支付平衡

从下述事例可以看到，当货币脱离金本位后，如何重新稳定国际支付平衡。如果英磅贬值到4美元或3美元，美国人将很快买下英格兰，因为英国的价格对他们来说非常便宜，但英国人则只能尴尬地谈论购买美国之类的话题，因为他们需向美国人支付大量的金钱。这将有助于修正起初对英格兰过度的出口，正是这种过度出口才使英磅的供给大幅提升进而贬低了其币值到3美元。货币的这种贬值将导致价格

1914年前的局势

1914年前大不列颠对世界局势具有支配地位。这种支配是真实的而非表面的。在许多领域（诸如海军或金融），不列颠的至上地位明确到无须它自己宣称或要其他国家承认，它们都对它的地位心照不宣。作为这些领域不可挑战的权威，不列颠能够成为一个善意的(benevolent)权威。它只满足于实权而非形式。如果其他国家在事实上承认它的统治权，它将迅即留给这个国家法律上的独立和自治权。

不列颠的至上地位

不列颠的至上地位不只是19世纪所造就的。这一成就可以回溯到16世纪——发现美洲大陆从而导致大西洋成为比地中海更重要的商路和财富之路那一阶段。在大西洋，不列颠的地位是唯一的，这不仅是因为它地处最西端，更是因为它是个岛国。后一个因素使它能够旁观欧洲大陆陷入纷争而它自己却能独立地去开拓跨洋的新世界。基于此，不列颠在1900年前就建立了使其称霸的海军。与之伴随的是其杰出的商船队伍，它们控制了世界远洋冒险及海洋运输在途货物所有权的39%（三倍于其最强的竞争对手）。

除了上述不不列颠在1815年前建立的霸权外，在1815年后它还在新的领域建立了霸权。这是从其工业革命早期的成果兴起的。这些成果被运用于运输、通信以及工业产品。首先它给世界带来了铁路和蒸汽船，然后带来了电报、有线电缆和电话，再后则带来了工厂系统。

工业革命

在工业革命四处传播之前，它在不列颠存在了大概两代人的时间。它大幅提高了商品的产量及对原材料和食物的需求；它也大幅增加了财富和储蓄。上述连同运输方式的发展，不列颠促进了以其为中心的世界贸易，这个体系主要是由手工商品的出口和原材料及食物的进口所构成。与此同时，不列颠的储蓄开始流向北美、南美及亚洲，以寻求这些地区原材料和食物产量的增加。到1914年，资本输出已经达到了比其他所有国家的对外投资总和还要多的局面。1914年，不列颠海外投资金额约为200亿美元（或约为1/4不列颠国民富(national wealth)，其收益约为整个国家的收入的1/10）。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同期的海外投资约为90亿美元（或为1/6法国国民财富，收益为国家收入的6%），而德意志帝国同期约有50亿美元的海外投资（1/15德国国民财富，收益为国家收入的3%）。而此时的美国，还是一个负债累累的国家。

世界大的商业市场（commercial markets）都在不列颠

如前所述，1913年不列颠在世界中的统治地位是真实的而非表面的。全球任何一个地方的人都因不列颠的存在而能够安然就枕、高效工作并且生活富足。（译评：典型的欧洲中心论，1913年中国还在进行反袁的二次革命）不列颠海军舰队在印度洋和远东镇压贩奴者、海盗和野蛮人。诸如葡萄牙、尼德兰或比利时这样的小国，在不列颠的庇护下维持着它们在海外占有的权益。尽管很难相信，但甚至是美国也是在不列颠海军的庇护下得保安全并高举门罗主义的。通过外交部谨慎的大国平衡策略，小国能够在列强的夹缝中寻求独立。全球大多数大型的商业市场都在英格兰，甚至像棉花、橡胶、锡这样英格兰自身不进行规模化生产的商品市场也是如此。全球的商品价格也是在英格兰的职业交易人通过竞价所决定的。如果一个秘鲁的人准备向阿富汗寄钱，这个交易十之八九是通过在伦敦进行薄记来完成的。英国的议会政体及英国司法体系的其他方面，如法治（rule of law），都尽其所能地复制给了世界的其他地区。

不列颠是世界金融和世界贸易的中心

资本在不列颠之外的收益率——导致资本大量输出的因素——是与劳动力的收益率相匹配的。因此，资本从不列颠和欧洲输出与人的流动相匹配。这些都对将非欧洲地区改良为类欧洲模式产生了作用。在人口输出方面，像在资本输出方面一样，不列颠轻松获得了第一（1815-1938年间，超过2000万人从联合王国移出）。其结果是，不列颠成为了世界金融中心和世界商业中心。如前所述，国际金融体系是建立在我们刚刚描述的工业、商业和信用关系体系基础之上。这需要一系列特殊的条件——而这些条件不可能一直持续可得。此外，它还要求一系列次要的特性，而这些也不是永久性的，它们包括：（1）国家最关心的应当是采用完全的金本位；（2）国内经济应当不受其他国家公共的或私人的干涉；即，价格可以根据商品和货币的供给和需求自由上升和下降；（3）必须有可自由流动的国际贸易以使商品和货币能够无障碍地流向价值最高的地方；（4）国际金融必须要有一个中心及若干副中心，以便在若干清算所（clearinghouse）就可结清国际贸易请求，如此便可最大程度减少黄金的流动；（5）国际事务中的商品和资金流动只受经济因素控制而不应受制于政治的、心理的或意识形态的影响。

这些使得国际金融和商业体系的功能在1914年前有效运转的条件，在1890年就开始起变化了。基础经济和商业条件首先改变了，并在1910年前作了大幅调整；次要特征也被一战所改变。其结果是，早期的国际金融资本主义已然是昨日黄花。想象一下没有护照或visa，以及几乎没有移民或海关限制的年代。这一体系的确附带了一些缺点，但它们也的确只是附带的。社会化如若不是社会性的，文化开化如若不是文明的，这个体系允许个人自由呼吸并以一种史无先例的方式拓展他们的才能，但这也是危险的开始。

（第五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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