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界谈判应由守土有责的军方及安全机构取代弃土求安的外交部
近来，中印边界谈判牵动全国亿万人心，引起普遍担忧。先有传言说我打算让掉72%的争议领土，引发民意强烈不满，后外交部辟谣，最近一次中印边界谈判虽没出什么划界“成果”，但我同意“维持边界现状”也还是有利于占我藏南9万平方公里并大量往其移民的印度。
此番虽暂未割地，但藏南等地（还有南海、东海）失土丧权大患未消，民众忧虑仍存。其所忧者，外交精英视国家领土主权权益为可交换之筹码，却视丧权辱国之“和平”为国家最高“安全”原则。
纵观十年来外交部所主导的边界及专属经济区谈判，有几回不是丧权辱国？
中俄边界谈判，我既认可了沙俄与清朝的不平等条约（不再坚持写上“不平等条约”等字样），却又认可俄单方面破坏“不平等条约”对我领土（大半个黑瞎子岛等）的侵占，我放弃100多万平方公里失地的追索希望已经是巨大的吃亏让步（如写上“不平等条约”字样日后还有可追索的理由），为何还要超出历史不平等条约进一步丧权失地？100多万平方公里还不够吗？这么巨大的筹码还不如个黑瞎子岛？！如果说黑瞎子岛有俄国居民和军队及其设施而颇为棘手，“不平等条约”这几个字也有俄国人常驻吗？
如对不平等条约无异议，这种无异议就不应只是中国单方面的，黑瞎子岛就理应全部归还中国。如不还黑瞎子岛，就说明俄方自己都不遵守那个条约，我们有何必要非上着杆子认可这个不平等的东西？俄方要么还岛保约（俄清旧约），要么保岛失约（我不认可不平等条约），二者必（也只能）居其一。只要我们坚持这个合情合理的逻辑，俄方难道会因小失大，为了半个黑瞎子岛而不能使中国认可不平等条约？若俄方真如此，死活不还黑瞎子岛，则旧条约他们占了那么大便宜尚且无心遵守，与其再订新约又有何意义？
总之，黑瞎子岛谈判道理全在中国一边，史学泰斗我国周边历史问题专家鞠德源老师就曾为外交部提供过关于黑瞎子岛（满语为马头岛）等属于中国的详实历史证据。有这么确凿充分的历史根据，又有巨大的筹码，只要能认真组织谈判，据理力争，我们怎么会赔了夫人又折兵，既认了不平等条约，又认了对该条约的破坏再割让新的领土呢？
黑瞎子岛谈判外交部不仅不以为耻，反以此为荣到处炫耀，并要将其推广到中印边界等谈判，妄图以此模式永远包办我边界纠纷。
在中越北部湾划界谈判中，原我为支援越南抗美斗争而暂交其管理的我浮水洲岛（也称作夜莺岛，即白龙尾岛）被永久划归了越南。然而越南得寸进尺，在大肆侵占我国南沙群岛的同时，在北部湾依托白龙尾岛，对北部湾大面积海域和陆架提出主权要求，并大肆抓扣我渔民，坏我数十万渔民生计。
在钓鱼岛和东海问题上，我国有足够的证据充分证明钓鱼岛自古就是中国领土，是我台湾附属岛屿。著名历史学家钓鱼岛问题权威鞠德源教授对此有详实而无可辩驳的专著（此书为国际公认的钓鱼岛最权威文献），但外交部不仅从不对外宣示这些对我极为有利的确凿证据，而且禁止民间对此宣传，更禁止民间出海保钓，尤其近几年外交精英联络其它部门对民间保钓严厉打压，形成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支持政府立场捍卫领土主权竟然“违法”之天下奇观。正是外交部对保钓如此态度，鼓励了日本人的野心，使其有恃无恐放心大胆加强了对我钓鱼岛的控制，现已派军舰常驻钓鱼岛，并不时以日美安保条约对我相威胁。对此赤裸裸侵略行径，我外长居然说钓鱼岛问题不影响中日关系。
在东海问题对日谈判中，原亚洲司长现驻日大使崔天凯伙同日本人搞的“东海原则共识”居然使日方贪婪所获超出其原主张而得到充分满足。
东海谈判虽避开“中间线”划定，但避开的只是“中间线”的字眼（以此糊弄自己的祖国），而实际上是完全超额贯彻日本的“中间线”原则——即实际认可日方在其所谓“中间线”以东有完全排斥我方的全部权益，连外交部原先已很屈辱地做出巨大妥协而主张的我在所谓争议地区“共同开发”的一半权益也丢掉了。（我要在所谓“中间线”以东与日本共同开发，须拿出其他权益交换。）而且还不止此，“中间线”西侧附近一些无争议地区我也失去了一半权益，受该“共识”束缚，没有日本参股我在春晓等无争议已开采气田反倒不能继续开采天然气。我失去的除权益外，还有超过半个大陆架的法律管辖权这一重大国家主权。而日本所谓“中间线”也正是以我钓鱼岛为基点而“划界”的结果，因此，承认日本在东海的权益，则等于默认日本对我钓鱼岛的侵占。
反观日本，不费一枪一弹，超过半个大陆架唾手而得，其对我钓鱼岛的侵占也因此而更巩固。
如此丧权辱国！投降叛卖！为新中国近六十年所未有！
我之所失还远不止日本所得。除半个东海大陆架和钓鱼岛主权，我失去的还有台湾和大陆两岸人心，再加上日本不战而胜受到鼓励后的得寸进尺；尤其严重的是，由于外交精英在钓鱼岛和东海问题上对日本强盗行径和无理争议的彻底满足，极大地刺激了我周边邻国（韩、越、菲、马、印、印尼等）及西方列强对我领土主权及各方面权益的贪欲，他们纷纷效仿日本与我无理“争议”，侵占瓜分我领土领海及各方面利益，造成我今日外部环境四面楚歌举目狼烟之危，丧权辱国之困。
现我南沙几百个岛礁被东南亚小国瓜分，堂而皇之大肆盗采我石油资源。而我仅占区区几个岛礁，还不敢开采油气。我渔民在自己海域传统渔船打渔常受他国无理抓捕，外交部却教育渔民学习遵守他国法律。（中国法律难道能允许在自己主权范围内服从他国法律吗？）
在菲律宾、越南等宣布法令明目张胆侵吞我南海岛礁后，我不仅打肿脸充胖子，继续若无其事深化“友好”，（人不自贱他人何以贱之？）外交精英们还信誓旦旦对外宣布：决不以武力解决南海问题。这岂止开门揖盗，简直就是对觊觎我领土主权之盗贼发出公开邀请！如此公然招寇，为世所仅见！仅此一桩就是滔天卖国大罪！应受国法惩处！
中印边境谈判外交部竟准备以麦克马洪线为基础，藏南9万平方公里面临被印度永久侵吞厄运。韩国也侵占我苏岩礁，意图据此侵占我东海海域。
正是由于外交精英们以无原则的“和平原则”替换外交工作国家安全和利益原则，形成当今世界奇观：任何一个弹丸小国都可以威胁、侵害实力强大的中国为其筹码而获利，最后让步的肯定是中国。
外交工作脱离国家安全和利益原则之由来
一个大国的外交工作何以能放弃生死攸关的国家安全和利益原则？如此匪夷所思令人难以置信之事竟然成为活生生的现实，我们是怎么走到这个地步的？
过去我国外交工作在毛主席、周总理领导下，始终将国家安全和利益作为最高原则。这个原则不仅体现在其指导思想上，而且有人事组织制度的保障：所有驻外大使及重要外交官的人事安排都须由国家安全机构参与决定。
然而改革开放后，总设计师将此规矩改了，国家安全机构不再有权参与重要外交大员的人事安排。失去组织制度保障的国家安全利益原则，接着很快也就失去了其作为指导思想的权威性。随着外部势力对我外交领域的大规模渗透，我外交指导思想就成了吴建民等精英所宣扬的“和平发展”原则，并将其落实在组织人事制度上。
（其实脱离国家安全和利益原则的又岂止是外交领域，改革开放伊始，公安部门与国家安全机构分家，安全机构从此失去广泛的社会联系和基层触角；与此同时，随着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外部渗透却日益深入，而我国家安全职责却因与公安分家而无法将其落实到具体的社会单位，遂成基本无人过问的空白地带。国家安全工作敌进我退，出现巨大漏洞。
令人不解的是，改革开放理应有安全保障才靠得住，为何要以破坏国家安全原则为代价？这其中很难排除有投降叛卖的利益交易。）
从近日我外交大员对媒体所谈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可看出，（在他们看来）我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居然不属于国家安全范围，而且排在维护基本制度之后的第二位，足见其所谓“国家安全”乃利益集团苟且偷安之意。[注]
将以“维护基本制度”（而不是以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为条件的“和平”作为最高原则，在此原则下只要不打仗怎么都行，这就是其“国家安全”真意。外交精英们决不以武力对付侵略的宣示，正是此真意的体现。
此“和平”宣示荒唐悖理，如妇女遇见流氓，客商路逢盗匪，先声明无论如何绝不反抗，这将是什么后果？外交精英们真不懂吗？
精英们其实一点都不傻，不过是借“绝不使用武力”之“和平”宣示鼓励邻国占我领土与我争议，邻国与我争议越多，精英及其身后的大买办可用于交易谋私的筹码也就越多，他们视国家领土主权权益与任何可侵吞及贱卖给外国人的国有资产没什么两样，包揽外交也一直是买办阶级（如其祖师爷李鸿章）孜孜以求之关键利益所在。
当前军队在高层缺少发言权，买办精英们深知，只要枪声一响，这种情况就会改变，他们就再难以继续在政府和洋人之间充当包办外交的掮客，再难以国家利益交换以各种堂而皇之的合作名义掩盖的集团私利。
如上海精英赵某8月7日在凤凰卫视所说：“只要（中印）开展其它方面更多的战略合作，领土的重要性将降低。”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成了精英们用以交换“其它合作”的筹码，实际上是给了强盗（哪怕是再小的强盗）以战争威胁、颠覆、支持中国分裂势力等一切可信手拈来随心所欲欺我之手段勒索我主权权益的筹码。
在日本不顾我政府和人民的愤怒而邀请制造乌鲁木齐7.5恐怖屠杀事件的幕后元凶热比娅访日后，那位伙同日本人掠夺我多半个东海大陆架的驻日崔大使不敢对日本政府稍有微辞，却低声下气乞求日本“将心比心”。日本一向积极支持台独、疆独、藏独，凡在日本留学的新疆维族同胞日本人都意图将其培养为疆独，此亡我不死之狼子野心他崔大使真不知道？还要装出一副东郭先生的样子，与此狼心比之？
这就是外交精英对强盗的态度，先声明绝不抵抗，然后“将心比心”，如此以盗为友，心灵相通，彼此默契，任由我国家主权和领土权益受到损害而实现其“双赢”——强盗获强盗红利，买办则获买办利益。
要说外交精英也并非见了谁都腿软，对美国的死对头朝鲜和伊朗，外交精英们就出奇的强硬。他们积极帮美国制裁朝鲜、伊朗，不惜自断臂膀，以损害我与重要盟国的关系这一重大国家安全利益向美国献媚。足见其所效忠者，乃美国而非中国也！
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以退让求和平则和平亡！
本来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只要维护领土主权的意志坚决，用不着打仗也能有效保卫自己的国土。谁敢欺负一个拥有无限战争潜力的大国占其领土？！
记得文革中有一年菲律宾也曾占我岛礁，总长黄永胜只是在八.一建军节招待会上一个讲话，严词谴责菲总统马科斯，勒令菲军立即滚出我领土。结果菲军屁都不敢放就乖乖滚蛋了。那时也有美菲军事合作条约，我北部还有苏军大兵压境，而我海军都是小艇小舰，作战飞机航程极有限，但邻国都清楚中国捍卫领土完整的决心，故无人敢侵占我南海东海。
若非我单方面搁置钓鱼岛争议，自禁我渔船前往钓鱼岛捕鱼，日本如何能控制我钓鱼岛海域？又如何能得寸进尺与我争议东海？中日关系又如何会因日本再次侵略旧恨再添新仇？并有可能导致新的战争？
若非我对日本妥协退让，丧权辱国，南亚小国又如何敢群起仿效日本，公然侵占我南海国土？若非外交精英“绝不使用武力”之宣示，南海邻国如何能有恃无恐欺负一个大国？他们相信精英的“和平”宣示，十拿十稳中国不敢动武。现在要再让其相信中国有保卫领土主权的决心，说什么都没用了，只有真的动武，干净彻底全部消灭一切敢于入侵之敌，方能使其知道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神圣不可侵犯。
本来我完全可以和平地捍卫领土主权，由于精英叛卖，现在被逼到不动武就要丧权失地之绝境。正是外交精英们弃武招寇破坏了南海和东海和平。和平从来都是靠实力及敢于使用力量的决心维护的。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以退让求和平则和平亡！
其组织制度和指导思想均与国家安全利益原则脱钩的外交部，不应再有权参与涉及国家安全和利益之事务。
外交精英既然抛弃了国家安全原则这一最重要国家利益，并将此体现在组织制度上，他们就已不能代表国家利益，无其责何以有其权？如继续赋予其边界谈判之权，就是让其以无责之权拿国家重大利益作筹码而交换自己的集团利益。人民放心乎？
况且当今外交精英都是些靠买办腐败权势混外交美差的混混，并无真才实学及专业外交水准。他们不是职业外交家而是职业卖国者。
因此，与国家安全和利益不搭界的外交部不应再有权参与国家大事，他们充其量搞点礼节性的迎来送往吃吃喝喝也就可以了。
由军队和国家安全机构负责边界谈判才是权责相符，顺理成章。
当前我国仍以国家安全和利益为其职责的政府部门只剩下国家安全部门和守土有责的军队。此二部门都有条件负责边界谈判事宜，如两家联合起来分工合作，默契配合，效果会更好些（如抗美援朝我与美韩联合国军谈判）。
由军队负责边界谈判有利之处是其有守土之责，领土不管是其谈丢了还是打丢了都是其失职之罪；领土保住了，不管因文谈还是武打，或文谈武打结合，都属其功。此乃因责授权，责权统一。此其一也。
其二，战场与谈判桌能密切配合。（不似现在，外交、军队政出多门，互相掣肘，军队即使打胜了，也仍有可能如晚清中法战争，被当代李鸿章们买办外交搞成胜仗败约。）
其三，我军曾有成功进行边界谈判的历史经验。远的不说，中俄边界谈判两国军队负责勘界，两军取得一致意见后，再由两国外交部对勘界结果予以确认。因此，除黑瞎子岛有人居住由两国外交部谈判外，其余界河岛屿实际是由两军谈判的。
因我军将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看成自己的天职，在爱国精神驱使下作了远比俄军充分的准备及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使俄军找不出理由对我军方案提出异议，只好对其认同。从而使乌苏里江、黑龙江、额尔古纳河的多数岛屿都留在了祖国怀抱。
中俄边界谈判，军队的出色表现与外交部的丧权辱国形成鲜明对照。
毋庸讳言，我军也在迅速发展着腐败，据说从士兵到将军要花300万，因此军队高层也出现了不少不愿打仗保卫国土却和精英唱一个调子的“和平”将军。有两会期间置领土领海沦陷于不顾却视丧权失土的“和平”为最高原则的海军副都督，有海军阅兵期间演讲不知军人守土之责为何物的大都督（网友讥之曰“x司令原来是文官”），有在美元即将崩盘之际鼓吹继续买美债为其垫背的媚美将军；还有在电视节目中鼓吹南海问题须以中美战略关系大局为重并充分照顾周边邻国关系，刚脱军装就赴美朝拜奢谈战略研究的退役哈美将军；更有在电视青少年节目中为李鸿章歌功颂德鸣冤叫屈的买办将军。这些将军的“和平”厌战令14亿人民心寒恐慌，这支曾经的人民军队如今还靠得住吗？如由这些思降之将进行边界谈判会比外交精英强几分？
尽管如此，然我军毕竟守土保境责无旁贷，除少数腐败堕落分子，广大官兵也毕竟还有军人使命感和荣誉感。只要明确其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之责，严肃军纪，清退那些不想打仗的混混将军，（本来嘛！军人就是要时刻准备打仗，不愿打仗就别穿这身军装，趁早回家该干嘛干嘛！）再结合国家安全机构的参与配合，授其与职责相应之边界谈判权，相信解放军和国家安全机构定能不辱使命，维护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
如不想对外界显露谈判代表军方或安全机构人员身份，授予其谈判人员外交身份也不是什么难事。
如需专业外交人员等协助，可直接聘请真正爱国且有专长者，而不必求助于外交部。
外交精英以“和平原则”为旗号的叛卖，造成我今日四面楚歌处处受敌之困境，反而使我失去了和平发展的可能。为应对我日益严重的边疆领土危机，无疑应大大加强军队的作用，当务之急是应增强军队在决策层的发言权，并赋予其更广泛的权力（包括边界谈判权），使其责权相符，能更有效地履行其守土卫国使命。可以说，我今日之所以边患四起，正是多年来军队及国家安全工作在决策层发言权太小而不受重视之故。（但增强军队的作用决不应搞“小军委”、搞军队分权地方化。军权的统一是国家统一的基石，而军权的分裂也必将导致国家分裂，唐末藩镇割据，安史之乱，民国军阀割据，这些前车之鉴当引以为戒！）
我国家安全机构改革开放前一直是外交工作国家安全利益的把关者，现在则更需此把关职能。但外交系统现已被严重渗透，其众多内奸一时难以肃清，所以即使再恢复安全机构与外交工作过去那种关系，也很难再使外交部门真正以国家安全利益为原则。因此，我国家安全工作及处理领土纠纷问题绝不能再指望外交部这个不负其责吞噬国家利益的黑洞，而应配合能履行国家安全职责维护主权的军队，与之一起担负起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任。
国家安全机构与军队在边界谈判方面的配合应采取既能充分发挥双方特长以弥补其各自局限不足，又便于统一协调的组织形式。如朝鲜板门店谈判，李克农将军是谈判工作的实际指挥者组织者，他即是国家安全机构的负责人，又是军队负责这方面的高级将领。
国家领土领海是不可增长的最珍贵最短缺的民族安身立命繁衍发展之本（我们总不能靠侵略去扩张领土吧），领土是无价的，神圣的，绝非可用于交换的筹码，更非苟且偷安的筹码。凡以土地换和平者，都是占了别人的土地，拿别人的土地换和平，从无任何一个国家愿拿自己的土地换“和平”。因此，领土是世上所有国家第一位的安全利益，只要可争就寸土必争。一个民族为收复失地可以奋斗百年、几百年，甚至世世代代为此付出巨大的民族牺牲。只有那些毫无良心的无耻民族败类，才视领土为可弃可让，可多可少的交易物。
领土失之容易，再想得之可就难上加难。因此，千万不敢再让专以弃土求安为能事的外交部参与边界谈判，该部门众多大大小小不知国家安全为何物之内奸一时难以肃清，若其参与边界谈判，轻则无法保住我谈判底牌等重大机密不泄漏，重则丧权辱国，江山难保。中国再大，疆土再广，也难填买办卖国欲壑。老百姓真是怕了外交部的谈判“成果”。历史证明，卖国造成国家主权的损失，从来都是引发政局动荡甚至革命的最主要根源。若真想维稳，杜绝买办卖国乱源才是最有效的针对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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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见中国新闻网2009年07月29日《首轮中美经济对话:除上月球外主要问题均已谈及》——中新社华盛顿七月二十八日电(记者 李静 吴庆才) “戴秉国接着说，‘中国的核心利益第一是维护基本制度和国家安全，其次是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第三是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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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完）
杨芳洲
2009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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