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黑社会透视资本主义的金权政治--驳吴思

从黑社会透视资本主义的金权政治　　

——驳吴思《清除黑社会要靠民主》　　

《炎黄春秋》杂志总编辑吴思，在《清除黑社会要靠民主》里给出了中国黑社会未来发展的三种走向——　　

“如果走向民主制度、司法独立，行政效率降低的话，随时都可以换人，这时，黑帮会有，但不会太疯狂，这是假定完成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情况。如果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完成，这时候就会出现两个极端的结果：或者是黑道、白道相勾结，变得更黑；或者是官方可以不择手段地去搞运动，去打黑社会，严刑峻法，可以打得特别彻底……”　　

由题目可知，吴思是在鼓吹“完成了政治体制改革后”的民主制度、司法独立（即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司法独立）。尽管他也承认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消除不了黑帮，而靠“搞运动”和“严刑峻法”，可以打得彻底，但他却以“不择手段”来修饰，这就把他对于“群众运动”的憎恶之情直白地表现出来。此时，他们就不再信奉“逮住耗子就是好猫”的哲学了。　　

一句话，宁要资本主义的黑社会，不要社会主义的群众运动。　　

对于黑社会是私有制土壤里结出的一朵“罂粟”这一事实，吴思们是心知肚明而且有意栽培的。资改精英张曙光说，“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力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而黑社会又何偿没在资改的“私有化”过程中立下了“减少权力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的汗马功劳呢？没有黑社会，开发商的拆迁，大资本的土地流转，如何能顺利地得以完成呢？　　

建国后不久，在河南省一个地方要修飞机场，那个地方的群众布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是小孩子，第二道是妇女，第三道是男的青壮年，把去测量的人都赶走了。毛主席评价“邓XX你也有一个巢，我把你的巢搞烂了，你要不要叫几声？”如果不是当时消灭了黑社会，假如当时也对外开放引进西方的先进黑帮文化，“钉子户”们敢如此硬气么？难怪说“改革就是和毛主席对着干”，黑社会、黄赌毒的死灰复燃就是证据之一。而消灭黑社会也是走“回头路”，改革精英岂有不站出来反对之理？　　

再者，吴思嘴里的资本主义民主制下的黑帮“不太疯狂”，到底是一种什么程度呢？我们就来看一看：　　

一、台湾　　

1996年6月，台湾“警政署”首次公布各县市黑社会帮派普查情况：帮派组织计1000多个，其中有组织形态的126个，成员5800多人（这只是警方“列管”人数，实际人数至少达数万人）。“竹联帮”、“四海帮”、“天道盟”三大黑帮的势力已经国际化、企业化、集团化、合法化、多元化，以公司名义出现或作掩护，介入诸多经济领域，不再仅仅从事黄、赌、毒。今天台湾利润最丰厚的黑道事业，就是与白道勾结，涉足建筑业、影剧娱乐业以及新兴的卫星、有线电视和网络，通过“围标”、“绑标”获取巨额利润。　　

黑道老大在经济实力增强后，通过漂白方式进入政界发展，主要是通过花钱进行贿选买票，进入地方议会与“立法院”，并在上世纪90年代形成一种风潮，大批黑社会分子进入政坛参选“漂白”。依台湾警方的统计，地方议会有黑道背景的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一，有黑道背景或犯罪记录的某届各县市议会正副议长更超过95％。这就是所谓的台湾“黑金政治”。“黑道”人物一旦当选“立委”，完全可以通过财政、质询等方式牵制执法机构。甚至会动员黑道大搞“民众运动”，利用“民意”为自己保驾护航。而且，这些“黑道”人物还将江湖作风带入立法院，使立法院经常上演“武打”闹剧。　　

二、日本　　

在日本，黑帮可以公开活动：教父由民主选举产生，并通过记者招待会公之于众，成员都以纹身作标志。著名的有山口组、稻川会等。日本每次竞选的背后，都有来自黑帮的政治献金和和选票。因此，当山口帮教父因谋杀入狱时，前首相相岸信介和两位前大臣联名保释他。　　

三、俄罗斯　　

完成了“政制体制改革”后的俄罗斯，黑社会也卷土重来，泛滥猖厥，走私军火、贩毒、操纵体育赛事、开拓色情市场（“国际反奴役妇女组织”新闻秘书维特曼透露，目前中国境内约有6000名俄罗斯小姐。主要集中在北京友谊商店和三里屯一带、上海的高级私人俱乐部以及哈尔滨等地）；俄罗斯《真理报》说70%的跨国征婚都由俄罗斯黑帮控制。　　

俄罗斯内务部长拉希德·努尔加利耶夫表示，俄罗斯目前大约活跃着116个犯罪团体，近4000名成员（而据有关专家估计俄罗斯仅光头党成员就有大约5万名），他们在地区间和国际上拥有强大的关系网，已经侵入俄罗斯经济的几大关键领域，掌控着大约500个重要的经济实体。有组织犯罪已成为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　　

四、意大利　　

目前，黑手党的势力范围已渗透到了意大利各经济部门，控制着意大利全国约20%的零售商和15%的制造商。黑手党等犯罪组织除从事贩毒活动外，还从事高利贷、敲诈勒索、绑架、诈骗、走私等犯罪活动，使意大利商人们受害不浅。高利贷等犯罪活动每年使意大利商人遭受高达31万亿里拉（约合170亿美元）的损失。甚至在南方的一些大城市，80%以上的商人不得不向犯罪分子缴纳“保护费”。　　

西西里反黑执法官安东尼奥·英格里亚说：“比奥纳多（黑手党教父）用相对‘民主’的办法管理他那庞大的犯罪帝国，所以愿意替他卖命效忠的人更多……。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个经过革新了的、更加强大的、并决心要同部分掌权人士开展对话……。这是一种邪恶的同盟。当黑手党到了非常强大的时候，它也就不需要再求助于暴力了……”曾任意大利议会反黑手党委员会成员的因波西马托说：“其实，这一切都没有任何变化，只不过黑手党组织现在是求助于那些高级顾问来为他们洗钱罢了。被政府没收的黑钱只占它的总金额的1%。”　　

黑手党家族至今仍然在是意大利、欧洲和美国等地地下秩序的维护者。　　

五、美国　　

在资本主义民主的样板、资改精英们的彼岸——美国，黑社会早已渗透到了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他们从事走私、人口贩卖或协助偷渡、 走私军火、枪械、毒品的生产、运输、贩卖、诈骗、赌博、卖淫、色情出版、地下钱庄等。　　

金钱政治是美国政治的一大突出特点；政治献金如今已成为美国政治制度中根深蒂固的顽疾。美国政治观察家弗兰克认为：“现代政治的现实是，……若与财富结盟，就易于成功而鲜于失败。在这里，独立和美德是很难保持的。”“竞选资金是一个在许多方面都令人困惑的话题。但可以确信的是，正是金钱，才决定着我们民主制度的最基本的东西：即由谁来参加竞选，谁能赢得竞选，以及他们如何执政。”　　

黑帮从事的都是暴利行业，这使得他们能在短时间内财力暴增。下一步则通过政治献金参与政治，或者转而从事正当行业掩盖或漂白自身。即使一旦身陷囹圄了也可以过着国王一样的生活（陈良宇每天在监狱生活费用200多元，就是向美国老师补的课），可以遥控家族的生意（黄光裕正在补这门课），还可以以纳税公民的身份花钱换取监外的自由生活。因此，芝加哥王阿尔·卡彭给黑手党的忠言之一就是：要按时向联邦政府纳税。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阿尔·卡彭带领帮派火拚并行贿政客、警界与司法界，至今仍成为另类美国梦的象征。芝加哥法官约翰逊曾给卡彭写了这样一封信：“尊敬的先生，感谢您在选举日给予我的帮助。您竭诚关心此次选举的进行，没有您的帮助，我恐怕无法体面地摆脱困境。谢谢您，老人家！这一点我将铭记终身……”；美国911事件后，塔利班组织曾声称：“和卡彭的所做所为相比，我们的行动并没有那么可怕”；著名建筑师亚历山大·戈林在提及芝加哥的败坏治安时也声称：“芝加哥仍旧活在阿尔·卡彭的时代”。　　

《时代》杂志和美国有线广播网联合评出的“20世纪最有影响的行业奠基人”中，查理·卢西安诺作为“现代有组织犯罪之父”（一手指指挥“暗杀团”，一手负责家族生意）排在微软总裁比尔·盖茨之前。　　

1963年11月22日中午，数百名美国人亲眼目睹了约翰·肯尼迪被射杀的一幕。1978年美国国会政治谋杀调查委员会得出结论：除了军工集团、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外，黑手党也参与刺杀阴谋。报告暗示，黑手党曾与肯尼迪达成默契：用数百万选票的政治支持来换取政府的纵容。然而，肯尼迪上台后，任命自己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为司法部长，将上百名黑手党送上法庭。这种“背叛”是黑手党全国委员会无法容忍的，他们选择了卡洛斯这个年轻教父负责血洗耻辱。　　

卢西安诺之后的黑帮领袖,电影《教父》的原型卡罗·甘必诺，深谙政治和法律，一直使执法机关束手无策。除了无处不在的影响和令人眩目的财富外，谁也不清楚他到底做过些什么。　　

1966年，纽约地方检察官亨特在星球饭店将甘必诺和其他12位教父逮捕。不到1小时，130万美元的保释金就摆在检察官桌上，甘必诺等人则回去继续开会；第二天就开始了对检察官的反击；先是纽约公民自由联合会指责警方漠视人权，并暗示正在谋求连任的检察官亨特企图利用审判来扩大自己的影响。随后法院又宣判甘必诺等人无罪。半年后，检察官亨特竞选连任失败，一生再未担任过任何公职（南方报系指责备重庆打黑侵犯人权，补的就是这门课）。　　

1976年，甘必诺病亡，全球100多家电视台实况转播了这场国王般的葬礼。黑手党内的所有精英都出席了在圣玛丽教堂举行的安魂弥撒，加长林肯和黑色奔驰组成一望无际的送葬车队。悼词中的甘必诺，是一个爱国者和慈善家，一个具有伟大人格的“优秀公民”（周方报系正是按这样的标准打造黎强）。　　

上世纪60年代发生的伯纳诺家族的内部仇杀，引起美国公愤，一时间，报纸、电视上充斥着对黑手党的漫骂和侮辱。为了挽回影响，黑帮教父克隆博控制的派拉蒙制片公司开始了最强有力的危机公关，它于1971年推出以卡罗·甘必诺为原型的电影《教父》。这部经典之作不仅在电影史上青名不朽，也彻底改变了千百万美国民众的认知：虽然黑手党内部仇杀不断，但他们并不滥杀无辜，相反，他们关心普通人，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正义。克隆博还成立了拥有150万会员的“保卫美籍意大利人公民权利同盟”，并在纽约组织了10万人的游行，迫使司法部长米歇尔下令禁止公开使用“黑手党”一词。于是，可以公开辱骂黑手党的年代一去不返。美司法部长米歇尔说：“克隆博这个杂种应该去竞选美国总统。”　　

正是由于美国的“民主’、‘法制’，迫使一些检查官不得不采用“钓鱼”、栽赃等非法手段，而这样的手段有时又会反过来成为黑帮的把柄。　　

检察官杜威知道自己很难抓到卢西安诺的把柄，就找了一群廉价妓女来指控卢西安诺操纵卖淫。被妓女的哭诉打动的陪审团，判了卢西安诺50年监禁。　　

当检察官杜威成为纽约州州长，并计划竞选总统时，卢西安诺托人捎话给杜威：“如果你竞选总统，我就提出上诉。人们会知道你如何唆使证人作伪证，妨碍司法公正。”于是，杜威顺便要了9万美元作为自己的总统竞选基金。卢西安诺获得了自由。　　

1986年，黑帮教父高蒂连续3次被美国政府起诉，但3次都被无罪释放了。司法部长痛苦地承认高蒂接二连三的胜诉是执法部门的耻辱。然而，高蒂却继续羞辱执法部门。高蒂登上《时代》杂志的封面，对着《纽约时报》的记者侃侃而谈。媒体甚至称高蒂为“纽约市的形象代言人”。　　

为了报复，联邦调查局特工们逮捕了高蒂的沙米。先放出风声说沙米准备与政府合作，接着散布高蒂要除掉的谣言，最后唆使一名死刑犯在狱中袭击沙米。沙米很轻易地拧断了刺客的脖子，但也决心充当政府的污点证人。致命的证词终于把高蒂送进了监狱。但被被控19宗谋杀的沙米，却只蹲了5年监狱。出狱后，沙米又在凤凰城组织了新的贩毒网。　　

其实，按照弱肉强食、适者生存、“逮住耗子就是好猫”的丛林法则：黑帮是丛林中豺狼虎豹，所以，应该和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同属于“精英”族群，即暴力“精英”。——也就是黎阳《持枪抢劫与持权抢劫》文中的“持枪抢劫”族，与前三种精英在“丛林”中，既共生互惠，又相互斗争。严格地说，暴力“精英”公开的身份又是上述三种精英之一，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　　

所以，依靠资本主义的精英法制、精英民主，是不可能解决黑帮现象的。吴思所谓的“不太疯狂”只过是黑帮更隐蔽、更高明，或是“漂白”合法化了而已。因为一些黑帮在借助暴力形成笼断了某个行业领域后，就不需再使用暴力手段了（当然，一些靠正道发展起来的资本家，一旦需要，也会组织或利用黑社会进行暴力竞争）。更何况，黑社会、“黄赌毒”本来就是改开后从西方私有制度引进的毒瘤，再幻想用西方私有制度下的法制、民主解决这个问题，岂不是用刀削自己的刀柄吗？　　

事实证明，只有无产阶级运动兴起，刷洗山河，荡涤“污垢”时，才能把这些私有制下的丑恶现象彻底扫进历史的坟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