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片为什么不能给未成年人看？因为A片会危害孩子的心理健康。
大报总编胡锡进同志天天关注美国大选，我们也常常为他的心理健康捏一把汗。
美国大选，两党互相攻讦，标榜自身，抹黑对手，不择手段，腆着萝卜脸瞪着俩眼信口雌黄，造谣说谎无所不用其极，不顾瞎话编得多露骨。苏联老索的那段名言简直是为美国政客所量身定制——
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
他们也知道他们在说谎，
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
我们也知道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
但是他们依然在说谎。
令人耽心的事儿还是发生了：胡总编昨发新文《关于当下年轻人的痛苦，诚恳说些想法》。看后发现，胡编在此文中的临床表现，与美国政客的大选症状高度吻合；所以，不须核检就基本可以确诊：自称前美国粉儿的胡总编，大脑已经感染被美国政客大选症。
公布几处胡总编的 “美国政客大选综合症”：
一、造谣中国年轻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胡总编领导的《环球时报》数日前刚刚公布了国际知名民调机构益普索的“疫情中世界各地幸福状况”排名。排名显示，中国人的幸福率为93%。
这才几天？胡总编就无视这幸福的93%，大谈“当下年轻人的痛苦”，而且言之凿凿的说“每一代的年轻人皆如此”。
倘说有很大部分年轻人痛苦，是事实，但说是“每一代”都如此，就是彻头彻尾的诬蔑了，且不必说马公子、思聪少爷，就是胡总编的北京籍儿孙，也不见得有过什么痛苦人生。鲁迅在《我们怎样做父亲》中主张“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相信做为慈父的胡总编，也一定做得不差。幸福你就大声唱出来，存款你就大胆晒出来，“穷光荣”思维要不得。
况且，若说奴隶社会的每一代“奴二代”痛苦，若说封建社会的每一代“农二代”痛苦，资本主义社会的每一代“工二代”痛苦，都是事实，但说我们社会主义年轻一代也照样痛苦，这就是彻头彻尾的造谣，是对我们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公然否定。老一辈革命家抛头颅洒热血，不正是为了后代子孙翻身解放不再受苦吗？解放后，数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战天斗地，流血流汗，不正是“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让子孙后代“此后幸福的度日”，不再重复自己的过去，不再吃二遍苦，遭二茬罪吗？
理直气壮地宣扬“每一代的年轻人皆如此（痛苦）”的周期论，鼓吹压力和痛苦是“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论，这是对中国革命事业的彻底否定。
著名央视主持白岩松同志讲过一个故事：
白岩松的父亲，一名社会主义中国的普通工人，在天津医院享受的是美国总统般的待遇，而且免费，人生何“痛苦”之有啊？
白岩松父亲去世时，他只有8岁，靠母亲一人撑起了家。他应该还有姐妹或兄弟。一个普通的女人，能一人撑起一个家，并把儿子培养进入北京的大学。除了从小学到大学一路公费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有哪个社会能做到？世界第一富国——美国的前总统奥巴马，出身并不低微，可毕业后足足21年才还清学贷。
二、造谣社会主义中国的“分房制度”没能解决住房问题
胡总编说——
“分房从没有真正解决中国人的住房问题，我记得当年北京上海都是人均居住面积3、4平米。如果分房能够解决，就不会有后来的商品房浪潮。”
胡总编一本正经地想告诉我们的莫非是：美国、日本、英法、印度、菲律宾……从发达国家到落后穷国家，大把穷人睡大街，睡下水道，每年冬天都冻死一批。原因是这些国家实行的都是解决不了住房问题的“分房制”，而没有实行能够真正解决住房问题的“商品房制”？
胡总编接着说——
“我们这一代人人生每一个时期的“当下”都压力巨大，对未来缺少信心。比如，我们结婚时要是没有房子，就真的没地方住了。不像现在的年轻人，可以选择先租房过渡几年。”
惨啊！
胡总编那一代人，结婚时若没分房就得两口子睡大街或睡草坪或睡丛林，生娃放地上或挂树上，时光仿佛回到了北京周口店类人猿时代。如果胡总编能上个老照片就更震撼、更有说服力了。
戈培尔说谎言重复一千次就是真理，这是对的，当重复到一千次时，知情人都死光了，于是就成了真理。但可惜第999次之前，知情人还在。
本人出生在一个偏远地区，年轻时代见过新结婚临时住单位宿舍的（不是在集体工棚里用一个布帘隔开的那种，而是一户一屋），还真没见过没房住睡大街的。反倒是在90年代初在菲律宾马尼拉，亲眼见到了躺满路边草坪里的大把男女穷人。同行的一个伙伴还感慨说，幸亏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没有这样的。直到今天我才知道，菲律宾没能解决住房问题，是因为没有实行商品房制度，所以没法先租房过渡几年。
这真是听胡编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胜行万里路。
三、造谣社会主义中国就业艰辛、社会没出路
胡编说——
胡总编说当年大学生毕业都有工作，是因为高校毕业生少，只有40万。而今天的高校毕业生已经达到874万，就业难正是因为很多人其实承载了当时中专生等在竞争序列中更弱群体的艰辛。”
振聋发聩！石破天惊！下一届诺贝尔历史发明奖极有可能专为胡总编增设。胡总编你这么优秀，回家向你爸和你妈汇报了没有？
倘说现大学生大部分竞抢的是当年中专生、技校生的饭碗，虽然抬举了许多现大学生——当年中专生和技校生的编制他们不敢想，但毕竟也算贴点谱。但说现大部分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的现状，也是当年中专生的状态，当年的小伙伴们会惊讶得眼球都要夺眶而出。
难道我们和胡总编生活的不是同一个中国？
网络反对996时，马云刘强东们都现身说法，称自己的工时远超996。胡总编也不例外，在回答《中国人为什么这么累》时，也“为赋新诗强说愁”，说自己“60岁了还不敢停歇”。
何必卖惨？比起巴菲特、李嘉诚90岁还没退休的惨状，胡总编简直要幸福的像花儿一样了。
鲁迅说，“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检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精辟，巴菲特、胡总编们与外卖小哥的“悲欢”根本不在一个频道上。看看胡总编下面的表述，就知道什么叫“何不食肉靡”——
“当时国家的经济规模太小了。如果毕业进不了政府，理工科毕业生最好的出路就是去研究所，还有大量的人去工厂当了基层工程师、技术员。……我的同届同学们绝大部分都过了很平常的一生。最富有的一位是一家上市奶制品公司的创始人，但几百名同学中只出了这么一个。做了外交官，当到大使、武官的都很难得了。”
老天。大多数进城年轻人可不敢做这么奢侈的梦，拼尽全力也只求过上正常人的生活，有房有老婆有娃不愁吃穿就是人生大赢家。
“一个尚过得去的铁饭碗”，不过是当年一个普通工人的标配，现在却让无数大学生竞折腰。这就是胡总编所谓的“公平”——
“社会公平的刚性机制不断建立了起来，平民子弟的权利得到更多保障。比如，1994年开始实施的公务员考试就是一条硬杠杠，……考不过，托什么关系都没用。”
据说，“千军万马抢过独木桥”的古代科举制也很公平，作弊考官当斩。还有，买“双色球”又何尝不公平呢？不拼爹不拼社会关系。
最后，胡总编为年轻人指出了第三条出路，去南非当小老板。这难道是说在南非比在中国更有出路么？
这些民工大概率是听信了胡总编为他们指明的出路。
必须承认，胡总编那代人确实少了这一条路。胡总编说他年轻时，社会根本没什么机会，大概指的就是这条。确实，当时没有暴富机会，也没地儿去买双色球。据说，陈永贵，吴桂贤，从平民到副总理，工资仍在原单位开。周恩来没有银行存款，而且这绝不是他的个案。
胡总编诋毁新中国成立后的住房制度、就业制度：解决不了住房问题是因为分房、没有出路是因为铁饭碗（可笑的是，他还用公考——铁饭碗来证明现在的年轻人出路广），完全继承了张维迎、茅于轼等自由主义老公知的衣钵：
——许多人买不起房，是因为房价还太低了，如果房价再高点，开发商就会有更多的钱造房子，房子一多，自然就便宜了。
——许多人上不起学，是因为学费还收少了。如果学费再多收点，学校就有更多的钱做奖学金，这样，更多的穷人就可以靠奖学金上学了”。
如果不是此次“新冠”防疫战证明了中国免费治疗制度的巨大优越性，恐怕前美粉儿胡总编一定还会鼓吹美国的商业医疗制度，“免费医疗解决不了看病问题，否则不会有医疗商品化”。即，只有美国那种商业化医疗才能真正解决看病问题。
胡总编说他以前粉美国，现在不粉了，这不是实话。他不粉的其实是特朗普，他恨特朗普正在毁灭他曾经的灯塔，而美国的伟大制度将永远活在他的心中，比如美国商品房制度、美国商品医疗制度…….一有风吹草动，他的人生观就会顽强的表现出来。
胡总编，一个八十年代入党的老党员，在党旗下举手宣过誓。然而，他却自称在特朗普任总统之前是个地道的“美粉儿”，这直接证明了胡总编此前是一个“组织上入党，思想上没入党”、“不信马列信美国”、“不信共产信资本”的双面人，现在是不是觉悟了信马列了呢？从他在此文中毫无实事求是之风，瞪眼说瞎话的美国政客大选作派，还看不出有这样的迹象。
附：胡锡进：关于当下年轻人的痛苦，诚恳说些想法
胡锡进 环球时报
生活中以及在网上，有很多年轻人觉得生活压力很大并对前途感到迷茫。他们认为，自己的父辈也就是大约老胡这一代人更加幸运，赶上了中国经济的高速扩张期、到处都是机会，而他们要成功则更加困难。所以，可谓生不逢时。今天周末，老胡想和大家诚恳地展开谈谈这个话题。
我对年轻人的压力非常理解。从本质上说，人产生压力是因为要在原有的位置上往前跨一步，而只要往前、往上走都不会轻松。每一代的年轻人皆如此。
老胡下面的说法不知道大家是否可以接受，就是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承受的进步压力一点也不比今天的年轻人小。觉得我们年轻时机会多，这是误解。其实我们年轻时的感觉是：社会上根本没什么机会。
第一，当时国家的经济规模太小了。如果毕业进不了政府，理工科毕业生最好的出路就是去研究所，还有大量的人去工厂当了基层工程师、技术员。我的妹妹是北京科技大学（当时叫北京钢铁学院）毕业的，去的是北京木材工业情报所。她后来又通过自学考试，转行成了注册会计师，做了一家公司的CFO。我毕业于南京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我的同届同学们绝大部分都过了很平常的一生。最富有的一位是一家上市奶制品公司的创始人，但几百名同学中只出了这么一个。做了外交官，当到大使、武官的都很难得了。
第二，不仅今天全社会的经济规模要比我们年轻时扩张了上百倍，而且今天的年轻人比例比我们那时候要低，上升路径也更加多样，不至于“一棵树上吊死”。很重要的一条是，虽然今天“社会关系”仍起作用，但社会公平的刚性机制不断建立了起来，平民子弟的权利得到更多保障。比如，1994年开始实施的公务员考试就是一条硬杠杠，连进《人民日报》这样的大事业单位，也必须通过严格考试，考不过，托什么关系都没用。
第三，中国融入全球化，进一步扩大了年轻人的人生舞台。中国年轻人如今出国奋斗的路基本是通畅的，而且国家越来越强大，总体上为出国奋斗者提供了更多综合支撑。老胡有一次在南非看到，很多没有念过大学的年轻人在当地的中国大市场里租店经营，卖中国货。他们很多是在几年内从店员上升为小老板的。
一些年轻人提出，老胡那个时代大学生出路就是好一些，毕业都有工作，单位还分房。请允许老胡也说一点实情。我那一届1978年全国高校一共招收了约40万人，到毕业时应该也大致是这个数。但今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已经达到874万人。
今天的大学生其实比我们那个时候大学生、大专生、中专生的总和还要多得多，他们中很多人其实承载了当时中专生等在竞争序列中更弱群体的艰辛。
至于分房，一结婚就能够顺利分到房的是极少数幸运的人，大部分人刚结婚时挤在父母不大房子里，要30、40岁才能分到房搬出去，而且房子也很小。分房从没有真正解决中国人的住房问题，我记得当年北京上海都是人均居住面积3、4平米。如果分房能够解决，就不会有后来的商品房浪潮。
有一个误区老胡要讲出来，就是一些年轻人把当下的压力和迷惘与上一代人几十年奋斗所积累的变化和成果进行对比，而两代人的人生是不能这么比的。
其实，我们这一代人人生每一个时期的“当下”都压力巨大，对未来缺少信心。比如，我们结婚时要是没有房子，就真的没地方住了。不像现在的年轻人，可以选择先租房过渡几年。大家都说，过去买房子多便宜啊。但在北京、上海这样中心城市的人们，每一个时期买房的人从来就没有感觉便宜过，收入低，贷几十万款也像身上压了三座大山，房价便宜都是后来的恍然大悟，没买房的都想，当时为何不下决心出手。买了房的都想，当时为何不买更大一点，为何不多买两套？
老胡的核心意思是，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不容易，我们的大部分压力来自于为了上升与同代人的竞争，而不是在于国家持续发展的过程中眼下年轻人缺少了上一代人的某种优势。今天社会的机会肯定比老胡年轻时要多，公平性也有了很大改善。但竞争压力并没有随着社会进步而化解，这是我们真正的痛苦之源。
所以，我们要达观。它的含义是我们做了某种选择，就接受与之相应的人生面貌。如果我们选择积极参与竞争的人生，就要有承受更多压力的思想准备。那些移居到中心城市并且把上升作为目标的年轻人，压力感一定会比较大。如果选择“佛系”的人生态度，社会可以提供的选择也非常多。但无论如何，我主张年轻人尽量不要与自己的选择过不去，与自己的心情过不去，不要掉入对自己生不逢时、社会不公平的抱怨而不可自拔。
当然了，人生都是一步步走过来的。今天年轻人就是感觉压力大，社会有无形的力量推着大家不得不参与竞争。这种压力是年轻人实实在在感受到的，很多时候是凭借个人努力挥之不去的。老胡只是想帮助年轻人换一个角度思考，了解人生逻辑的另一面。我不希望大家在抱怨的情绪中随波逐流，耽误了自己的努力，也搞坏了自己的心情。
本文说的不妥之处，敬请年轻人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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