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亮：中国外交政策应向尼泊尔毛派倾斜

徐亮：中国外交政策应向尼泊尔毛派倾斜　　

编者按：本报告是题为《尼泊尔联邦民主共和国成立后外交政策调整对我国的挑战和机遇》的研究报告一部分。这个报告由一组论文组成，这三篇主体论文的核心观点可以总结为三句话：毛派是中国党和政府的道义依靠力量，毛派的执政有利于中国的国家利益（遏制藏独、印度霸权和美国包围政策），即使下台也仍然是中国的主体依靠力量。从研究方法上看，笔者借用了科学主义方法和传统主义两套思维方法。本报告受北京外国语大学课题专项经费的资助，在此深表感谢。　　

1、一个执政的尼泊尔毛派有利于中国的南亚的国家利益实现。论文题目为《以博弈论审视尼泊尔外交“有限中立政策”到“严格中立政策”的转变（副标题：论尼泊尔毛派的外交中立政策新变化增加中国在南亚地区的战略收益）》（《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　　

2、一个下台了尼泊尔毛派党也是中国在尼泊尔利益的核心依靠力量，中国外交不能放弃毛派。论文题目为《以路径依赖视角审视尼泊尔外交“积极中立政策”发展的延续性》（《XX大学社会科学学报》专刊。　　

3、从历史经验上看，中国放弃对道义的支援是其在亚洲政治经济地位丧失主导权的重要原因，而尼泊尔毛派是中国党和政府的道义依靠力量。《茶镈罗城战役和唐贞观年间青藏高原边缘地带的力量均势》，《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目录　　

一、理论与方法　　

1、现实主义：重新认识尼泊尔的战略价值及其对我国南亚战略利益的影响　　

2、历史主义：论茶镈和罗城战役及唐贞观年间青藏高原边缘地带的力量均势　　

二、双方政策的转变　　

1、尼泊尔外交政策向严格中立的转变　　

2、中国对尼泊尔政策由消极到积极的转变　　

三、新型关系的研究　　

1、我国对尼联共（毛）的政策　　

2、我国对第三世界中小国家的战略责任　　

四、政策与建议　　

五、参考文献　　

一、理论与方法　　

1、现实主义：重新认识尼泊尔的战略价值及其对我国南亚战略利益的影响　　

尼泊尔靠近中国，对一些国家来说，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加上尼与中国有长达　1000公里　的边界线，因此是反华势力牵制中国的基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中情局曾以尼泊尔为基地，资助、训练流亡的西藏分裂主义分子，对中国西藏进行军事袭扰和颠覆活动。近年来，国际上反华势力仍在作同样的努力。再者，尼泊尔也与印度接壤，对于想牵制印度的国际势力来说，尼泊尔也价值不菲。另外，尼泊尔独特的地理位置也导致该国具有极高的军事战略价值。海拔很高的尼泊尔可以成为很好的战略制高点。哪个国家如能在尼泊尔部署电子侦察设备，就可以将监控范围扩大到东南亚、南亚、中亚、印度洋乃至波斯湾，上述地区的任何军事活动都很难保密，中国的青藏高原作为中国的战略大后方，也可能会被一览无遗（　2006年12月04日　《青年参考》）。　　

　2008年5月28日　，尼泊尔制宪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了由临时政府提出的议案，宣布尼泊尔为联邦民主共和国，延续了239年的沙阿王朝寿终正寝，世界上最年轻的共和国在南亚宣告诞生。　2008年4月10日　，尼泊尔举行了举世瞩目的制宪会议选举，尼共（毛主义）[后改名尼联共毛主义]获220席成为第一大党，尼联共（毛主义）实际上主导了制宪工作，成为执政党。到2009年5月，尼联共（毛主义）下台成为最大的在野党，仍然是尼泊尔国内最大的政治势力，对尼泊尔内政外交的走向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研究尼联共（毛主义），充分重视尼联共（毛主义）的作用，是我国对尼泊尔政策的重要基础。　　

尼泊尔毛派上台以后，总理普拉昌达首先以非正式身份参加了北京奥运会的闭幕式，然后迅速以正式身份访问印度。可以说，在中国和印度之间走平衡路线，是尼泊尔外交关系的主要方向；要看到，同尼泊尔的历史友好关系会得到延续，但是毛派对印度的批评和修改不平等条约的要求，又会大大改变印度在南亚的霸权局面。同时，一个奉行毛泽东思想的共产党上台执政，对我国传统处理党际关系，国家之间关系提出一些新的问题。本课题尝试分析尼泊尔毛派执政对我国西南战略环境及南亚战略态势变化的影响。　　

一、“敏感而脆弱的三角”：尼泊尔国内形势的变化强化了中国对藏东南战略核心区的影响力。　　

由于历史原因，印度教认为，印度次大陆就是信仰印度教的人的大陆；印度洋就是信仰印度教的人的海洋；他们就是印度次大陆和印度洋的主人。在今天，这就导致了一种沙文主义观念，即印度次大陆和印度洋都是印度的后院，不许他人插手。这种地盘观念直接导致了印度对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尼泊尔等邻国推行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政策[1]，直接威胁到我国西南地区的安全和南亚的和平，长期以来，印度统治集团支持达赖分裂主义势力，威胁我国的统一，1962年中印爆发了边界战争就是印度扩张主义引发的直接结果。　　

尼泊尔不仅是中印之间最大的缓冲国，而且是中国从北方制衡印度的重要一支力量。由于尼泊尔历史上反抗意识一向很强，加上其国力能够提供支撑其独立地位的资源。因此，在20世纪中后期，西藏以南的尼泊尔、锡金、不丹三国中以尼泊尔的独立性最强。　　

尼泊尔从地缘政治来说，处于西藏边界“线段”的核心位置，是控制印度咽喉的战略核心区。我们以西藏为中心点可以看出：中国西藏的外部安全性取决于接壤的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不丹、缅甸的政策及其边界的稳定性。中国的西藏边境以外是一条破碎了的国界线，除去中国以外是五个国家分割了西藏以外土地的八块。更重要的是，这个破碎的边界线并不统一在一个政府下，而是主权由五个国家行使，处于无政府状态。“在这几大国各自周边又镶嵌着广泛的具有破碎地域特征的小国群落。比如，中俄之间的中亚各国及蒙古等，中印之间的巴基斯坦、不丹、尼泊尔、缅甸等，这对亚太政治都起着比欧洲更为有效的缓冲作用”，“中国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减震’作用，是中国地缘政治天然优于美国的方面。[2]” 　　

因此，尼泊尔东部战略核心区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北部可威胁到中国拉萨，南可达到新德里，东西可两窥南亚的不稳定弧。　　

（西）I1————————I2—————————N—————————I2———————I1（东）　　

在这个“线段”中，I1是印度的西北、东北边境，是印度两个软肋，同时这两个地区都和中国有领土争端。I2则是由尼泊尔西部和不丹组成的隔离带。N则是由尼泊尔加德满都、乃堆拉山口、多兰高地、印度西古西里走廊组成的战略核心区。在这个核心区，印度的东北部分和西北边境是两个重要的不稳定点，尼泊尔刚好处于这两个不稳定点的中间位置。如果以尼泊尔为中心，向南部战略局势是从尼泊尔出发，一马平川，居高临下，可在几个小时内到达印度首都新德里；东部可从尼泊尔向东直接遏制印度的战略要地西古西里走廊，直达印度分裂主义势力最为强盛的东北边境邦；西部则沿着喜马拉雅山直接达到印巴冲突的最前线，威胁巴基斯坦首都；北部从尼泊尔出发，距离拉萨只有几百公里。　　

尼泊尔的东西两翼是南亚两个极不稳定的政治板块，在尼泊尔的左侧，是巴基斯坦和印度冲突的焦点，是南亚次大陆安全隐患最大的地域，这一点已经很明显，不再赘述。除了印度西北边境外，东北边境是一个脆弱、敏感的三角地带：（1）西里古里走廊的天然缺陷。印度东北部包括7个邦和地区，与缅甸、中国、孟加拉国和不丹等国接壤，边界线漫长，而它与印度主体部分却仅有约　50公里　的共同边界，即“西里古里走廊”。印度西里古里走廊宽　20公里　，是连接印度东北部地区和印度本土唯一一条狭窄的陆路通道，战略位置非常险要，有“鸡颈”之称。印度国土形式不佳就是这里：北部靠近喜马拉雅山，容易遇到陆军强国从高处的俯冲攻击。（2）民族、宗教冲突。印度东北边境7个地区人口约4000万，由大约160个部落、5个民族和非部落人口组成，在民族、宗教信仰、文化传统和生活习惯上与印度其他地区差异明显，宗教和民族矛盾尖锐，分离主义严重。（3）国家争端。印度和孟加拉国曾经为恒河水争议不断，另外两国对东北部的另一个邦－阿萨姆邦（穆斯林人口占30％）的争夺是南亚关系紧张的一个根源。（4）经济落后。近年来，由于印度中央政府对东北边境地区采取忽视政策，导致该地区基础设施薄弱，人民生活艰难，经济凋敝，离心倾向更加严重。那加兰邦民众想自己集资修路，但遭到当地政府的阻拦。当局的理由竟然是，要是把路修好了，一旦和中国开战，中国军队进攻的速度就更快了。这种地理、政治、经济、民族、宗教的不稳定因素组合起来使印度在东北边境的压力只稍逊于印巴边境，毫不轻松，导致其东北边境分裂势力只要一有时机便可酿成剧变的态势。　　

二、世界屋脊效应的组合优势：尼泊尔以首的战略核心区是中国西藏通往印度的最近通道　　

我们一向将西藏视为“世界屋脊”，实际上，尼泊尔享有和西藏同等地位的 “第二世界屋脊”的位置。尼泊尔的极高海拔可以成为极佳的科技情报与军事监控点，若在此部署侦察设备或导弹基地，将可涵盖东南亚、南亚、中亚、印度洋乃至波斯湾，监控整个亚洲的军事活动。正因为尼泊尔具有较高的军事价值，美国、日本才不惜余力加强对尼泊尔的渗透，不仅可以监视中国西藏、印度，还可以监控亚洲的局势。　　

因此，对于中国的“世界屋脊”战略结构来说，缺少外围尼泊尔则“屋脊”是不完整的。“世界屋脊”战略机构不仅是守势，还意味着通往印度洋的最佳交通孔道。　　

从理论上说，西藏东南是中国出大陆，到达印度洋的最近陆路通道。从西藏的达旺口岸，穿过西里古里走廊，到达孟加拉国恒河口后，可以直接达到印度洋，比中巴公路节约陆路交通距离近一半。但是中国从藏西南出印度洋的通道只有巴基斯坦一个国家，藏东南的这段路程却被印度和孟加拉国所分割，因此从藏东南出印度洋实际上的成本要高于中巴公路。　　

为了转变我们的视角，我们尝试将印度地图上下颠倒过来看，就可以发现整个印度半岛和安达曼——尼科巴群岛所围绕的孟加拉湾构造了一个几乎是封闭式的“孟加拉湖”，而孟加拉国恒河口是通向印度动荡的东北诸邦，包括中国固有领土“阿鲁纳恰尔邦”(ArunachalPradesh)的入口。印度人民党领导人LKAdvani担心，阿萨姆邦会成为继查谟－克什米尔邦之后印度的第二个穆斯林占多数的邦[3]。由于印度对中国、孟加拉国的担心，以及藏东南地区的不稳定性，使得孟加拉国计划中修建的输往中国的天然气管道不得不转行缅甸境内，大大增加了交通路线的成本。　　

从中国崛起的路径来看，如果中国能够打通藏东南到印度洋的交通孔道，那么不仅将能够利用这一系列的优良港湾，而且能够走向印度洋，使中国能够节约绕开马六甲困局的成本。　　

三、增大中国对印度洋的话语权的软实力：与尼泊尔新政府的良好关系有利于推动西藏边境地区贸易的发展　　

中国的西藏有世界屋脊之称，从军事上而言，西藏是一个居高临下的世界战略制高点。“青藏铁路开启中国对印度洋的话语权” [4]，没有青藏铁路之前，印度与西藏的交通比从中国内地进藏方便快捷，有了青藏铁路，我国在西藏地区的边境交通运输网将遥遥领先印度。西藏铁路将有望延伸到尼泊尔，从而延长中国对外的战略物资运输线，加强同印度、尼泊尔人民的交通、物资、人员的密切往来。　　

尼泊尔毛派考虑执政之始就宣布“与中国的关系是尼共新政府的重中之重”，除了意识形态的因素外，也是其巩固政府所急需，只有改善民生才能保持原有群众基础并争取更多人拥护。尼共二号领袖巴布拉姆·巴特拉伊就此宣称“中国是我们的榜样”。由于美国、印度对毛派的成见不会消除，过去对王国政府的美援已经断绝，印度为防止尼泊尔倒向中国只勉强同意维持经贸关系，并利用控制尼出海口继续施压。尼方提出的兴国两大支柱，一是日后靠中印铁路贸易收取中转费，二是兴建水电站向能源短缺的印度卖电，这都需要得到中国方面的援助。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　2008年8月24日　会见尼泊尔总理普拉昌达就说“愿继续为尼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推动中尼睦邻伙伴关系长期稳定发展，对尼泊尔政府和人民在中国遭遇四川汶川特大地震时表达的同情和给予的支持表示感谢以及感谢尼泊尔政府在涉藏问题上对中国的支持”。　　

如果说青藏铁路大大提高了物质能力，那么与尼泊尔关系的友好则提高了中国西藏的“软实力”，两者不但并不矛盾，反而相得益彰。我们可以设想，尼泊尔和西藏地区联成经济一体化地区，实现“零藏独”和经济自由贸易区，可以极大地<利于西藏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带动社会进步提速，从经济、政治两个层面上大大压缩了“藏独”分裂势力的活动空间，利于维护国家统一。　　

为了促进西藏地区的经济发展，将中国的经济辐射到南亚地区，笔者提出六大建议：1、利用尼泊尔政府在边境设立经济特区的政策，积极沟通，争取在中尼边境设立“中尼边境自由贸易区”，从而推动西藏地区的经济发展；2、积极支持和帮助尼泊尔政府，如果可能，可争取将尼泊尔吸收进“上海合作组织”，从而遏止藏独势力，消除隐患，孤立印度的西藏政策，建立“无藏独分子活动”的中尼边境，建立起从“西南安全阀”，从而支持中国的太平洋外交，节约中国的战略经营成本；3、深化和尼泊尔的友好合作关系，建立广泛的民间往来，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对尼泊尔提供援助，最终建立“中尼自由贸易区”；4、建立中国和尼泊尔的“医疗卫生援助合作体系”，从立足于长远的友好合作关系，为尼泊尔当地的百姓提供人道主义援助；5、善于利用尼泊尔在印度关系中的“楔子作用”，众所周知，印度的西北边境有巴基斯坦的压力，但是巴基斯坦分裂后，其对印度霸权的制约作用大为减弱，但是一个主张同印度和平、平等的尼泊尔毛派政府将建立起对印度霸权的东北制约的“楔子”形，从而像两个钉子一样把印度对西藏的野心夹在印度次大陆，从而减少西藏问题对中国的压力。　　

当然，尼泊尔毛派上台执政对我国西南战略环境及南亚战略态势的变化也有不利的影响，如印度因此将对我加强戒备。另外，毛派政策处于变动中，其社会政策的稳定性尚有待于观察，南亚的毛主义运动也从尼共（毛）的胜利中得到鼓励，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南亚地区的不稳定。但只要我们加强引导，稳步推进，就能够使我国南亚的战略环境发生更有利于我国的变化，从而为我国的西部经济建设提供一个良好的战略环境。　　

    四、尼泊尔政局变动与印，美两大因素的影响[5]　　

1、尼泊尔政局变动中的印度因素 　　

    印度与尼泊尔的关系较密切。1989年初，两国在贸易和过境条约问题上发生分歧，印对尼实行了长达14个月的封锁。1990年6月，印向尼重开贸易过境点，两国紧张关系有所缓和。1991年12月，尼首相柯伊拉腊访印，双方签署了贸易和过境条约，两国关系改善。1996年2月，尼泊尔首相德乌帕访问印度，双方签署了两国共同开发马哈卡利河协定。1997年9月，印正式向尼开放了通向孟加拉国的过境通道。　2001年3月30日　，尼外长巴斯特拉顺访印度，与印外长辛格就双边关系交换了意见，并同意尽快举行内政部秘书级对话，解决两国间存在的安全问题。　6月2日　，印内阁安全委员会就尼国王比兰德拉遇刺身亡一事召开紧急会议，通过了对比遇害表示哀悼的决议，并宣布全国致哀三天。印总理瓦杰帕伊打电话给尼首相致哀。印外长辛格发表讲话称，印对此事件“强烈震惊”。8月17-19日，印外长辛格访问尼泊尔。 　　

　2002年3月2日　，印与尼续签双边贸易协定。20-25日，尼泊尔首相德乌帕对印进行正式访问，双方就共同打击尼反政府武装达成共识，同意加强边界管理，加强外长级联委会机制，促进双边贸易投资，加快马哈卡利河开发工程。5月13-16日，印陆军参谋长潘德马那巴汗访问尼泊尔，允向尼提供更多军事援助，以帮助尼政府打击反政府武装。6月23-28日，尼泊尔国王贾南德拉访印。印宣称继续支持尼政府打击国内反政府武装，并将向尼提供直升机等军备，还允向尼投资。尼重申不允许巴三军情报局等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印活动。　　

与美国相比，印度在尼泊尔的政策更实际。印度并不讳言其在尼泊尔的“特殊利益”，反对他国在尼泊尔影响印度利益。美国国家民主研究所尼泊尔分部负责人对本报记者说，印度对该研究所在南亚地区开展活动并不高兴，并指责该研究所是美国的谍报机构。民主研究所在印度申请活动时遭到拒绝，而在尼泊尔的运作也一直保持低调，避免触动印度。对印度来说，尼泊尔是其在南亚的“后院”以及与中国的缓冲地带，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尼泊尔拥有丰富的水力和农业资源，这对印度经济有诸多益处；印度对巴基斯坦在尼泊尔的“渗透”也十分警觉。　　

比起美国来，印度更注重实际利益，因此其在尼实际上是“三面下注”。对于尼反政府武装，印度并不担心它会“解放尼泊尔”，因为印度深信，尼反政府武装在印可控范围之内。印度认为，此次尼政治危机也提供了契机，可通过一套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解开多年来国王、政党和反政府武装三股政治力量之间的死结。实际上，在各方压力之下，尼反政府武装已公开表示，愿意结束武装斗争，回归社会，但条件是要在尼举行制宪选举，制定新宪法。这一条现在国王还不能接受。但印度认为，只要三面施压，三面促和，是能找到中间道路的。 　　

2、尼泊尔政局变动中的美国因素 　　

美国将“手”伸进尼泊尔，有着深刻的战略考虑：首先，在美国的分类中，尼泊尔是“衰弱和走向失败的国家”，这类国家正是美国海外推进“民主”的重点目标。　2005年12月11日　，赖斯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指出，美国国家安全最主要的威胁与其说是来自民族国家间的冲突，还不如说是源于“衰弱和走向失败的国家”的内部。这类国家不仅滋生了恐怖主义、有组织犯罪，还因没有能力控制，使此类威胁迅速向外扩散。因此，美国只有推进自由民主，改变这类国家的政权性质，才能消除这种威胁。在尼泊尔联合共产党（毛主义）执政时期，美国仍然将其列入恐怖主义组织，就反映了这种偏向。　　

第二，美国确实有防范中国的意图。尽管近来的中美关系发展平稳，但美防范中国的戒心并没有因此而消弭。与中国周边邻国搞好关系，既可以牵制中国的发展，又可为中国可能的“出轨行为”预留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希望与尼泊尔拉近关系，但令它失望的是，贾南德拉国王推行“中立”政策，尼中关系向着积极的方向发展。因此，美国在尼泊尔进行民主渗透，既在于压贾南德拉国王走“亲美”路线，又着眼于在可能的情况下，使尼泊尔政权发生有利于美国的更迭。 　　

从美国决策层的战略思维上看，那些不符合美国“民主标准”，但国家运转正常、国内秩序井然，且拥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大国并不是“民主改造”的重点。美国“民主牌”背后所掩藏的霸权动机使它更倾向于对那些具有地缘战略价值的弱国、小国下手。因此，美国会在尼泊尔“持续下注”。 　　

第三，美国重视尼泊尔的根本原因。 　　

去年年底，美国驻尼使馆安排部分尼泊尔记者与美国国务院举行越洋视频电话研讨会。有记者问美国在尼泊尔有何战略利益，美国负责南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称，相对于印度而言，美国在尼泊尔的利益要小得多。但分析人士指出，尼泊尔虽小，却是美国一直看重的特殊国家。尼是南亚国家，与印度接壤，即便在美印关系升温的今天，其对美国牵制印度仍具有重要意义；尼与中国有1000多公里的边境线，是美国在中国周边国家扩大影响，甚至影响中国内政的“候选国”；尼境内的反政府武装被美国视为恐怖组织，并被认为可能与南亚其他国家的恐怖组织联合作战，威胁美在南亚的地区利益，因此尼泊尔是美国全球反恐的重点地区之一；尼泊尔左派力量发展迅速，在意识形态上也与美国格格不入。 　　

此外，尼泊尔对美国的地缘战略价值极高。有分析指出，在当代通讯与卫星科技快速进步的背景下，海拔很高的尼泊尔可以成为极佳的科技情报与军事监控点。美国若在尼泊尔部署侦察设备或设置导弹基地，将可涵盖东南亚、南亚、中亚、印度洋乃至波斯湾，监控整个亚洲的军事活动。许多人都知道，上个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美国中央情报局一手在中尼边境策划、培植、资助和训练了由达赖集团武装叛乱分子组成的“四水六岗游击队”。那时候，尼泊尔是美国反华战略的前沿阵地。从六七十年代起，随着尼政府采取坚决措施打击该武装力量，以及冷战时期印美对立战略格局的形成，美国在尼泊尔的势力渐微。但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美国再度活跃。 　　

2、历史主义：论茶镈和罗城战役及唐贞观年间青藏高原边缘地带的力量均势　　

    西方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社会活动家葛兰西写道：“我们从人类的历史中感觉到一种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力量。我们领受由它带来的教益，比如我们确信，那曾经可能的，将再次成为可能。重要的是，我们通过别人的经验而变得更具智慧。但我们也明辨其间的流弊，比如那些关于精神的超越状态的非生命遗迹。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可避免地感到自己的思想与天主教教义相冲突的原因，也是为什么我们称自己为现代的原因所在。因为，尽管我们感觉到历史为我们的奋斗源源不断提供资源，但它毕竟是一种为我们所驾驭的过去，它是我们的仆人，而不是我们的主人。它照亮我们，而不是遮蔽我们。”因此，我们需要研究一下历史，沃伦•巴菲特说“我们从历史中学到的，就是人们不从历史中吸取经验。”　　

为了研究和谐边界维持和存在的基本国际政治条件，通过对历史典籍的回顾以及借助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分析方法，可以得出结论：在唐朝初期发生的茶镈和罗城战役奠定了青藏高原南部边缘地带的力量均势，通过该战役达到了维持权力，增加权力和显示权力的战略目标，维护了唐朝对这一地区的政治威权，从而在青藏高原南部边缘地带组成了一种有利于唐政权安全的准国际体系。这种体系对目前我国面临的局势与形势有着一定的启示。　　

茶镈和罗城是印度古代王国帝那伏帝的都城（今比哈尔邦北部蒂鲁特，Tirhut），统治者是阿罗那顺（Arunasva）。茶镈和罗城战役发生于唐政权国势上升的太宗贞观年间（627年—649年）。公元647年，王玄策奉唐太宗之命第二次出使天竺，正值中天竺王尸罗逸多去世，诸侯国那伏帝阿罗那顺发兵阻击王玄策并抢劫“诸国贡献之物”。王玄策逃到吐蕃，在吐蕃和泥婆罗国（今尼泊尔）借兵，在茶镈和罗城大破中天竺诸国，“斩首三千余级，赴水溺死者且万人，阿罗那顺弃城而遁，师仁进擒获之。虏男女万二千人，牛马三万余头匹。于是天竺震惧，俘阿罗那顺以归”^[1]5308。　　

可以说，王玄策创造了在异国用第三国和第四国的部队以少胜多击败敌人的奇迹，这场战役的盛况以及奇异性受到小说家的重视，如日本作家田中芳树的《天竺热风录》。历史学研究不应当受到文学的感染，是应该遵循科学严谨的原则。本文所要揭示的是，茶镈和罗城战役奠定了青藏高原南部边缘地带的力量均势（balance of power），从而保障了唐朝对这一地区的绝对权威。　　

一、青藏高原边缘地带的力量均势的形成　　

唐太宗李世民当政时期开创了唐朝的盛世。贞观年间，唐帝国依次取得了对东突厥、吐蕃、吐谷浑、高昌、焉耆、西突厥、薛延陀、高句丽、龟兹、天竺等战争的胜利。这些胜利奠定了唐朝300年的基业，其中贞观年间对天竺发动的战争形成了青藏高原南部边缘地带的力量均势，因而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　　

隋炀帝时，“遣裴矩应接西蕃，诸国多有至者，唯天竺不通，帝以为恨”[6]。正是唐太宗时期，开始了与吐蕃、天竺、泥婆罗等多个政权的直接往来。唐初，天竺大乱，很快就出现了一个强大的摩揭陀帝国，“其嗣王尸逻逸多练兵聚众，所向无敌。象不解鞍，人不释甲，居六载而四天　竺之　君皆北面以臣之，威势远振，刑政甚肃”[7]。吐蕃赞普松赞干布也于贞观六年(632年)把都城由泽当迁到逻些(今拉萨)，完成了西藏地区的统一。太宗贞观四年（630），唐朝灭亡了东突厥，设立羁縻府州体制。不久，唐军相继征服西突厥和其他势力，在西域设立军府。　　

可以说，在整个东亚、南亚，唐太宗贞观年间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性时代，产生了多个对塑造公元6世纪亚洲秩序具有巨大贡献的帝国。大唐、吐蕃、摩揭陀，这些政权所管辖的领土之间又存在着一系列小规模的政权。这些政权之间的关系可以近似地看成一种“国家间关系”（Inter-state）[8]，从而在青藏高原南部边缘地带组成了一种准国际体系（Quasi-international system）。　　

这个体系在唐贞观年间有四个部分组成：唐朝是东亚地区朝贡体系的中心，吐蕃、摩揭陀两大帝国构成了第一梯队；泥婆罗、南诏和西域各国等中等政权组成的第二梯队、突厥分解的小国、党项、吐谷浑等小国组成的第三梯队。在这个梯队中，分别符合霸权国、大国、中立国或缓冲国、羁縻附属地区的国际关系模型。我们将这一体系限制在包括唐朝、西域、突厥、印度等地区在内的青藏高原边缘地区。这一体系对于理解该地区的政权之间的关系具有良好的解释说明作用。　　

二、茶镈和罗城战役的标志性作用　　

如果说，贞观八年的松州战役奠定了唐和吐蕃的和亲基础，那么贞观二十一年发生的茶镈和罗城战役则以确立天竺对唐朝臣服的方式完成了唐、吐蕃、天竺为主体的青藏高原边缘地带“准国际体系”构造，从而维持了这一地区长达一百多年的和平态势。　　

茶镈和罗城战役的主要目的是消除和惩罚挑战者，针对帝那伏帝政权挑战唐朝在南亚秩序威权地位的行为进行了一次惩治。帝那伏帝政权类似一种青藏高原边缘地区“准国际秩序”的修正者。在这个冲突模型中，“修正主义国家”（Revisionist Power）帝那伏帝政权挑战“霸权国”（Hegemon）唐帝国。王玄策作为使者是大唐帝国权力的象征，而对于使者的掳掠不仅是对唐朝威权的侮辱，而且是对唐朝威信的一次挑战。茶镈和罗城战役可以说是具有弹性的唐朝军事力量向南亚延伸的一个顶点，也是终点。茶镈和罗城战役对青藏高原边缘地带力量均势的形成具有标志性的作用。　　

摩根索认为，国内或国际政治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种基本类型中的一种：“一个政治性政策所谋求的或是维持权力，或者是增加权力，或者是显示权力”[9]，茶镈和罗城战役恰好是这三种意图的组合形式，下面做一简要分析：　　

1、维持权力：茶镈和罗城战役确保了唐朝在青藏高原地区的威权。可以说，唐朝对周边各民族的用兵，奠定了唐朝在亚洲的中心地位。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茶镈和罗城战役，可以说是唐朝作为亚洲威权领袖受到天竺挑战时必然导致的一种反应，符合“刺激——反应”的模型。王玄策作为唐朝的使臣代表着唐朝的威权，当这一威权的荣誉及其代表者受到挑战时，作为威权领袖的唐朝必须作出符合身份的反应，如果没有恰当的反应，那么唐政权在这一地区的地位将受到严重损伤，而这种损害会蔓延到唐朝管辖的其他地区，从而威胁到整个体系的稳定性。　　

2、显示权力：唐朝通过使节到邻国借兵等特殊手段，使军事能量越过吐蕃、尼泊尔，直接达到天竺，说明唐朝有能力通过盟友的力量将战略意志传递到南亚地区，从而形成对有可能破坏均势者（吐蕃、尼泊尔）的威慑。王玄策联合尼泊尔、吐蕃共破天竺，不仅检验了唐和这些政权之间关系的稳固性，而且三方攻打天竺，具有惩罚破坏均衡者的示范作用，“进战茶镈和罗城，三日破之，斩首三千级，溺水死万人”[10]。这实际上是唐朝防止该地区出现威胁其地位者的表现，可以说，这种“如有必要用战争维持和恢复均势”以及“破坏者得到惩罚”的机制对吐蕃也有震慑效应，使其在和亲政策上保持连贯性，从而保证了唐朝和吐蕃之间二十年的和平，乃至一百多年的基本和平状态。茶镈和罗城战役基于一种共同意向，即“限制无限度的权力欲望，并防止它成为政治的现实”[11]。　　

3、增加权力：茶镈和罗城战役只是使天竺诸国臣服，而唐政权没有直接对之进行管辖，说明唐朝希望在该地区存在着能够制约吐蕃的力量，这个力量以不威胁到唐朝的绝对权威为限度。王玄策从胜利中抽身而去，贯彻了唐中央政府的意图。保留吐蕃南部的天竺政权是非常必要的，它能够起到警惕和制约作用，“当均势处于崩溃边缘时，就会出现一个公正和警觉的均势维持者，它拥有强大的力量，足以恢复平衡”[12]。　　

茶镈和罗城战役的结果是避免了出现一个威胁到唐朝绝对权威的挑战者，也使某个政权不可能统一青藏高原、印度平原，从而避免形成英国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所说的控制欧亚板块“世界心脏地带”的帝国。同时这也给我们理解当今世界给予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启迪：我们一直不能理解为什么印度一直到2004年才放弃不承认西藏为中国一部分的意图，实际上如果这一地区出现一个强大而统一的政权，这个政权向北控制青藏高原，则可以轻易东进中国内陆地区，沿着吐蕃帝国东进和佛教东向传播的路径将势力延伸到西太平洋地区；控制了西天竺（今巴基斯坦地区）和东天竺（今孟加拉国地区），则可以控制印度洋的交通要道，直接窥探阿拉伯地区到欧洲的交通孔道。泥婆罗是青藏高原和印度平原的过渡地带，“自透来低洼之区，至近西藏则渐高，雪山大岭悉在其中”[13]，控制了尼泊尔，等于控制了青藏高原到印度平原的枢纽。泥婆罗东部战略核心区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北部可威胁到吐蕃逻些（今拉萨），南可达到今天的新德里，东西可两窥印度的西北、东北边境，中间是由尼泊尔西部和不丹组成的隔离带。清朝对尼泊尔的控制，正有和唐朝贞观年间青藏高原边缘地带“准国际关系”相通的特点。而印度、尼泊尔、西藏三大地区合为一个强大有力的政权则能够对东亚体系造成致命的威胁。历史上中原地区的威胁，多数来自西北。而西南自始至终没有形成重大的威胁，是因为青藏高原边缘地带势力分割与均衡的结果，正如张文木所说，“镶嵌着广泛的具有破碎地域特征的小国群落”能够起到对中国的“减震”作用，“是中国地缘政治天然优于美国的方面”，“世界上能传承文明的国家大多都是在本地区占据主体地理板块的国家,而不是拥挤在地缘政治‘破碎’地带的国家”[14]。　　

三、青藏高原边缘地带的力量均势破坏的条件和结论　　

唐西部地区安全体系的稳定性主要依靠唐朝军事力量的绝对优势，辅助以政治联姻和友好往来。但是这个体系是非常脆弱的，吐蕃利用这个体系采取了远交近攻的方法逐一吞灭了唐朝和吐蕃之间的缓冲地带，并迫使准国际关系中的泥婆罗和南诏臣服于吐蕃，从而威胁到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安，将冲突的战线推进到了唐朝的中心地区。实际上，贞观以后的唐政权安全的破坏并不是质变性的，而是长期积累的结果。　　

1、均势破坏的条件之一：贞观之后青藏高原南部边缘地带力量均势的破坏首先是因为唐朝威权地位的萎缩，而这又是和唐政权内部发生的安史之乱分不开的。罗斯克兰斯认为，在国际不稳定和掌权阶层的国内安全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而一个系统是否能够减轻并制止动乱，是达到均衡的决定因素[15]。　　

从整个唐蕃的对峙格局看，安史之乱是使吐蕃占据战略主动的一大转折点。安史之乱以后，唐朝实力大损，边境防线也严重内缩，强悍的吐蕃帝国不断东进，侵占河西走廊。内忧外患使唐军在战略上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这一均势的破坏在唐代宗广德元年（公元763年）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吐蕃攻陷长安以后，唐政府在各个民族政权的威望急剧下降。　　

2、均势破坏的条件之二：通过对边缘体系的动荡逐步破坏掉中心体系的稳定性。　　

小查尔斯·凯利认为，大国之间“大规模战争的消失和小规模战争的增加，使世界形成了两个体系——稳定的‘中心体系’和动荡的‘边缘体系’”[16]。唐蕃对峙期间，唐军和吐蕃军发生了数千次的战役或战斗，但是唐朝的中心地区保持了稳定性。这是因为最稳定的格局应当是伯恩斯所说的“奇数的强国组成，它们相互独立，力量大致相等”，为了更加具有确定性，最好是“每个集团包含若干可以交换的附属国”[17]。但是这些附属国并不单纯是为了交换而存在的，而是为了在两大集团之间形成缓冲，从而避免面对面，形成直接冲突。
    这是值得关注的现象。我们明确将唐朝和吐蕃的交界处划出一个被隔离的、不稳定的缓冲地带。这一地带主要位于四川西部、青海东部、新疆东部和甘肃地区。这一地区在唐朝和吐蕃对立时期被一系列的中小政权管辖，如吐谷浑、南诏等。可以说，唐之所以在安史之乱以后被动挨打，正是由于这一系列中小政权纷纷归降吐蕃，打破了唐朝和吐蕃的隔离状态，使两国直接对峙。由于安史之乱的干扰以及决策的失误，唐政权此时已经无力对中小政权进行支援，更多地倾向于采取绥靖政策，听任其被吐蕃吞并，最后直接威胁到唐朝自身，正是属于“有些国家对企图破坏平衡的国家反应迟钝无力”的行列。　　

保留唐朝和吐蕃之间的中小政权更是非常必要的，它能够起到缓冲作用。西域的“十姓四镇”在唐朝中期沦陷于吐蕃之手，导致河西也被吐蕃所控制，并使唐朝中心地区长安也丧失了安全保证。唐高宗仪凤年间（676-679），吐蕃相继击败唐朝重兵，使双方战略格局发生了转变：唐朝由战略攻势被迫转为战略守势，西境遭受吐蕃的侵扰，北部受到突厥降户所建第二汗国的威胁。这样，唐朝的周边战略格局发生了很大转变。此时，唐朝对周边各族采取的羁縻府州和都护府的措施只能应付小规模的叛乱或军事行为。　　

青藏高原边缘地带的力量均势的破坏和唐蕃所处的内外条件变化息息相关。唐政权由于国内政局的不稳，不得不放弃了对缓冲地带的支援责任，直接丧失了在中小政权权威性、话语权和战略主动权。这个教训是值得吸取的。　　

3、均势破坏条件之三：战略责任的丧失，即被吞并的地区内部的政治变动失去唐朝的支援。从历史上看，力量均势有时需要从破坏均衡者的内部和开辟另一战场才能解决问题。在这一点上，中唐恰恰做得不够好，如后来反抗吐蕃的瓜沙河西归义军没有得到唐政权的正面积极呼应，就是有力的佐证。　　

公元801年，唐政权毅然发动了维州之战，从而解除了吐蕃对于唐朝西北边境的威胁，彻底扭转了唐朝在战略防御上的被动局面。公元821年，唐朝与吐蕃于长庆会盟，彻底结束了两大军事集团历经数百年的持续对峙和战争状态，宣告了和平时代的到来，也重构了东亚的安全体系。在这一过程中，恰恰是唐政权内部中兴，实力上升以及重新恢复对弱小政权的战略支援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茶镈和罗城战役奠定了青藏高原南部边缘地带的力量均势，通过该战役达到了维持权力，增加权力和显示权力的战略目标，维护了唐朝对这一地区的政治威权，从而在青藏高原南部边缘地带组成了一种有利于唐政权安全的准国际体系。青藏高原边缘地带的力量均势的破坏是唐政权内部发生的安史之乱分不开的，同时也和唐朝和吐蕃之间缓冲地带的消失和对吐蕃占领地区的战略支援责任的丧失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三个条件组合成了均势破坏的三个重要条件。可以说，唐、吐蕃、天竺几大政权的友好合作与交流是公元七世纪到八世纪青藏高原边缘地带政权关系的主流，而战争与对峙是支流。将战争和对峙的内容列入事物发展的支流并不能否定研究这一支流的重要意义。正是研究如何避免战争和对峙，总结历史经验，才能够使和平与发展的国际关系稳定、持久地占据主流地位，促进和谐世界的到来。　　

二、双方政策的转变　　

1、尼泊尔外交政策向严格中立的转变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尼泊尔历届政府均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和在中印两大国之间走平衡路线的“中立政策”，保证了尼泊尔生存和发展。2008年5月尼泊尔联邦民主共和国成立，中立政策向着更为严格执行的方向发展。　　

一、外交中立政策对尼泊尔是最优选择　　

外交中立（neutrality）指的是在国际事务中不参加任何国家联盟，不在本国领土上设置任何外国基地或驻扎外国军队。中立政策（neutralism）是指一国在对外关系中采取不参加、不卷入对立的国家、国家集团和军事集团之间的冲突和战争的措施。这种中立政策与传统国际法上的战时中立不同，也与“永久中立”和领土“中立化”不同，是不受法律约束的、自由采取的一种政策，往往需要得到邻国的保障才能实现。　　

尼泊尔长期以来奉行类似的中立政策，并受到了中国政府的赞赏和支持。尼泊尔始终以维护国家安全，防御外来侵略，稳定国内局势为出发点，以维护国家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为宗旨，坚持独立自主。在此指导下，尼泊尔一方面执行了不结盟的政策，“以对外中立为原则”[18]。另一方面，尼泊尔执行了均衡邻国关系，尤其是中印两个大国关系的平衡政策，“尼泊尔一直保证，不允许任何人在其领土上对其两个邻国家、——印度和中国从事敌对活动”[19]。尼泊尔坚持对邻国在互相尊重和友善的基础上发展与保持友好关系，对邻国之间的争端持中立立场和不偏不倚的态度。这些政策的执行，使尼泊尔一直保持了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并使其在国际上取得了较高的威信。　　

1、尼泊尔采取中立政策是其国家能力的体现。一个国家实力的大小决定了其国家能力的强弱。尼泊尔幅员不大，但是相比这一地区的前锡金、不丹，能够基本支撑起独立的政治、经济行为。这一能力的形成，既是历史的因素，也和尼泊尔自身的政治经济条件密不可分。18世纪中叶，英国逐步占领印度，但是尼泊尔“辅车无邻，独支大敌”，在印度各部土崩瓦解时，仍然“自保疆圉，不失寸土”[20]。　　

2、尼泊尔所处的国际环境为和平中立政策提供了有力保障。二战以后，和平与发展成为了世界主题，这个和平主义的环境决定了中小国采取中立政策具有了外部实现的可能性。二战后，美苏争霸使第三世界国家深受其害，亚非拉民族独立国家因此实行中立政策，主张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既反帝、反殖、反霸，也反对实行集团政策，划分势力范围。　　

3、尼泊尔的和平中立政策能够实施，是因为中国、印度和尼泊尔两国签定的一系列条约进行了保证。中国对尼泊尔中立政策的保障，主要由六个条约组成，分别是《关于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保持友好关系以及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尼泊尔之间的通商和交通的协定》、《和平友好条约》、《关于边界问题的协定》、《边界条约》、《贸易和支付协定》，其主要精神就是和平共处、友好合作。中国这一政策，是破除中印两个大国“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的重要一环。在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中，“安全困境”是指如果中国为了保障自身安全而采取措施，反而会降低印度的安全感，从而导致中国自身更加不安全的现象。中国主动采取和平友好的对尼政策，使尼泊尔避免成为中印“安全困境”的一个诱发因素，更使尼泊尔获得了独立自主的外交空间。除了中国，尼泊尔和印度也签订了一系列的条约、协议，总体上而言比中尼条约体系的覆盖面更加丰富，但是尼印的条约中包含了大量损害尼泊尔主权的内容，其对尼泊尔独立自主的保障相对较差。尼泊尔历届政府都以中尼关系的准则为参照系，努力争取修改尼印条约中不平等的内容；同时，尼泊尔政府在关键时刻也往往能够做出符合国家利益的正确选择，说明尼泊尔的独立自主地位是现实的和存在的，这一点使得尼泊尔外交政策实现转变具备了基本条件。　　

二、尼泊尔有限的中立政策基本维持了中、印、尼的三方和平与安全　　

有限中立政策（Limited neutrality）是指奉行中立政策的国家虽然主观愿望竭力实践中立政策，但是客观上却不得不有所偏向，从而导致中立政策有限度。对尼泊尔来说，这一有限性（Finiteness）主要体现在尼泊尔在国际事务中常常不得不受制于印度，从而使其中立政策大打折扣。　　

尼泊尔与印度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印度独立50多年以来，尼印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关系不同寻常。两国有着　1750公里　的共同边境线，边界相互开放。印度前总统纳拉亚南说，“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象印度和尼泊尔这样，在经济上互补，在文化上相似，在边境上互相开放，同时又都热切希望保持各自的独立和主权不受侵犯”。但实际上，尼印关系是不平等的，其中体现了支配和被支配的关系。根据杰弗里·哈特的理论，“基本上可以参照三种方法来观察和测量这种权力”[21]，以下是本文借助于杰弗里·哈特的这三种方法分析尼印关系得到的结果。　　

1、对资源的控制。印度控制着尼泊尔的全部能源供应，尼泊尔几乎所有的战略物资，如化肥、石油等都不得不从印度进口。这种资源的控制使尼泊尔严重受制于印度。如在1989年，印度曾由于尼泊尔从中国进口部分军需品对尼封锁大部分口岸，结果尼经济半年内接近崩溃，最终不得不全面妥协。　　

2、对政府政治、经济、文化行为的控制，以军事交流为例，尼泊尔和印度军队的交往十分密切，根据1950年《尼印和平友好条约》，尼军应向印度购买武器，从非印度渠道购买武器必须得到印度的同意，这一点使尼泊尔的国防水平掌握在印度的手中。　　

3、对内政、外交事件和结果的控制。如通过政治介入干涉尼泊尔内政，改变其国内的政治力量对比。印度对尼国内政治的介入程度非常之深。尼历代国王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访问印度，寻求印度的支持和援助。2009年5月尼泊尔联合共产党（毛主义）领导的第一届政府倒台以及尼泊尔共产党（联合马列）组建第二届新政府，印度在其中都起了关键作用。　　

即便如此，尼泊尔在发挥中印两个大国之间的缓冲角色仍然是相对“尽职”的，如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尼泊尔保持了中立。印度对尼泊尔内政、外交的干涉导致了中立政策发生作用有局限性，但是并不影响中立的有效性。也就是说，这一中立政策严格限定在中国和印度的战略博弈情境中。当然，有限的中立政策仅能够维持基本的均势，严格的中立政策则对中国、尼泊尔是最为有利的。　　

从中国方面而言，为争取一个长期安宁的环境实现和平崛起，中国在西南边疆的任务主要是防范印度扩张主义和“藏独”分裂势力。为了完成这两大任务，自毛泽东、邓小平以来的中国领导人都努力争取尼泊尔保持中立。自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中国一直向尼泊尔提供援助，还表态不支持其国内反政府力量。但是尼泊尔进一步巩固中尼和平友好关系的努力遭到了印度的强烈反对，第一届政府总理普拉昌达的辞职，就是因为印度政府“一直指使其驻尼泊尔大使给普拉昌达施加压力，普拉昌达原定于近期访问北京，与中国签署友好协定，这也遭到印度的反对”[22]。　　

对于中国来说，只要尼泊尔保持有限的中立就能够保证中印在西藏问题上的角力占据优势，为了说明在中印尼三方利益博弈中各方的收益，本文制作了“中印收益尼泊尔政策变化”表格：　　

这个表格的取值是以尼泊尔实行严格中立政策为前提的，该政策使中国方面的获益设置为“1”，那么尼泊尔的严格中立政策对印度的扩张主义政策来说则是没有收益的，因此是“0”。如果在这个基数上，将尼泊尔向中印任何一方的倾斜设定为收益增加了“1”：如果向中国倾斜，那么中国的收益则是（1+1=2），而印度方面的收益则是（0-1=-1）；如果向印度适度倾斜（有限中立），那么中国的收益是（1-1=0），而印度方面的收益则是（0+1=1）。导致这种收益差别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奉行和平友好的政策，而印度奉行地区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　　

因此对于中国来说，尼泊尔的严格中立政策就可以使中国的收益为“1”，即只要尼泊尔不满印度扩张主义稍微向“严格中立”方向倾斜，就对中国有利，而尼泊尔的政策稍微向印度倾斜，中国的虽然收益是“0”，但是还处于可接受的范围。对于中国来说，尼泊尔“向中国倾斜”、“有限中立”、“严格中立”三个政策选择都是可接受的。但是对于印度来说，却只有选择使尼泊尔向印度倾斜，才能够使其收益为1。这一分析也同样适用于尼泊尔对外政策的选择上，中国给予尼泊尔的选择有三个，而印度要想从中获得政策收益却局限于一个优先选项。因此，综合起来而言，尼泊尔选择有限中立或严格中立政策的政策机动性较高，也容易操作，并能够使中印接受。但如果要使尼泊尔真正独立自主，使本国的外交政策符合民族独立自主的愿望，就不得不采取“严格中立”的政策，严格中立政策将使中国的获益为1，而印度为0，但是仍然处于可接受的范围内。从这个意义上讲，只要尼泊尔外交政策朝“严格中立”方面取得任何一点进步，就能够在西藏问题上对中国起到支援作用。　　

三、尼泊尔联邦民主共和国正在升级的“严格中立”政策将使中国战略收益增加　　

所谓“严格中立”政策（strict neutrality）[23]是指严格体现和平中立政策的精神，从而真正做到不偏袒任何一方，核心是调整、发展与印度、中国、美国等大国的“等距离外交”和均衡对待的关系，以获取大国经济和政治支持，这种对外政策是有限中立政策的升级版。从有限的中立政策到严格的中立政策，根本上取决于尼泊尔独立自主能力的发展，同时也需要一个内外变化的条件以及力量博弈的变化：　　

1、尼泊尔国内经从王权转变到共和制，新的政治制度建立带来了政策的新变化，外交政策的升级成为历史趋势。　2008年5月28日　，尼泊尔制宪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宣布尼泊尔为联邦民主共和国，延续了239年的沙阿王朝寿终正寝。在2008年4月的制宪会议选举中尼共（毛）成为执政党，普拉昌达担任新政府总理。“尼共（毛）要求废除1950年签定的不平等的印度和尼泊尔和平友好条约，并对尼印两国签署的其他条约重新审查，主张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缔结新的条约和协议”[24]。这一政治主张必然推动“有限中立”政策向“严格中立”政策的方向转变。2009年5月，第一届政府辞职，但后来组建的尼联共（毛）仍然是制宪会议的第一大党，对第二届新政府的内政外交仍然能够发挥影响力。另外，外交从有限中立转变到严格中立，是自前国王贾南德拉就一直努力的方向，反映了尼泊尔政治的大趋势，无论哪个政党领导新政府，都无法改变这一历史的趋势和民族的强烈诉求。　　

2、印度政府也已经意识到在尼印关系中存在着一些需要修正的问题，这也是和尼泊尔的不断努力分不开的。如尼泊尔历届政府都认为1950年签订的《尼印和平友好条约》中的一些条款妨碍了尼泊尔奉行独立、中立的和平外交政策，不断向印度提出修订的要求。第一届政府总理普拉昌达在2008年8月访印时，两国同意修订该条约。这一成果的取得，为后来的政府履行修约的政治承诺铺平了道路。　　

3、中国方面一直是尼泊尔奉行严格中立、独立自主政策的坚定支持者。第一届尼泊尔总理普拉昌达2009年8月首先以非正式身份参加了北京奥运会的闭幕式，然后迅速以正式身份访问印度，表示“我们对两大邻国印度和中国一视同仁，平等对待”。“一视同仁，平等对待”的政策是中国所乐见的，对印度来说恰恰是它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在上述“中印收益尼泊尔政策变化”表格分析中，我们看到，尼泊尔的“严格中立政策”给予中国方面的收益为“1”，而对于印度扩张主义政策来说则是“0”。尼泊尔严格中立政策的重要一个环节就是大力遏制藏独，对在尼境内的藏独势力给予了严格的限制和打击，坚决清除闹事的藏独分子。2008年北京奥运期间，尼泊尔政府、军方和警方为圣火平安登顶，一致决定向珠峰地区派遣士兵保护奥运圣火登顶珠峰，防止“藏独”分子破坏活动的威胁。尼泊尔不但积极回应国际上的压力，而且还公开宣布在其境内不允许破坏圣火的传递，更不允许进行反华集会。这些声援中国政府的做法对我国是一个重大的支持。　　

其次，“严格的中立政策”对美国的遏制中国政策是一大打击。美国一直利用尼泊尔监视中国，利用西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用普拉昌达的话来说，美国在尼泊尔的“特殊利益”，就是“构建围阻中国的联盟”[25]。　　

第三，“严格的中立政策”使尼泊尔和西藏的边界由渗透通道转变为和平友好、发展的地区。近年来中印关系改善是主流，中国并不需要联尼抗印，但有一个严格中立甚至亲华的尼泊尔政府在战略上会大有益处。尼泊尔同西藏接壤千里地段几十年来一直是“藏独”势力外连内渗的主要通道，也是美国设立并秘密资助的“藏独”集团的活动基地[26]。过去尼政府有求于美国和印度，虽向中国政府保证不许境内藏人搞反华活动，却不敢采取有力行动。毛派领导的第一届政府从成立以来，大力打击“藏独”，对西南境外分裂势力形成了重大打击。因此，有学者建议，从维持稳定和巩固边防两方面需要来看，援助尼新政府具有重要意义，增加些财政负担也属值得[27]。　　

当然，尼泊尔“严格的中立政策”能够继续发展并且达到预定的目标，取决于尼泊尔联邦民主共和国历届政府社会政策和外交政策的持续性、稳定性。总得来说，尼泊尔外交政策能够执行中立，是尼泊尔国家能力的体现，也是国际环境维护的结果并由一系列的条约所保证的。在尼泊尔联邦民主共和国成立之前尼泊尔只能采取有限的中立政策，基本维持了中、印、尼的三方和平与安全，但是缺陷也是非常明显的，主要表现为印度对尼泊尔资源、决策行为和国内事务的控制。随着第一、第二届新政府的成立，国内外条件的日益成熟，尼泊尔联邦民主共和国的外交“有限中立”将逐步升级为“严格中立”政策，而这一政策符合历史趋势，将使中国在南亚地区的战略收益增加，有利于遏制和打击藏独势力。　　

四、尼泊尔外交政策向严格中立的转变将保持延续性　　

中尼之间有着上千年友好交往的历史。1955年8月1日中尼建交以来，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和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发展，尼泊尔历届政府均表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贾南德拉国王当政以后，明确宣布推行“中立”政策，中国学者认为这一政策使“尼中关系向着积极的方向发展”[28]。2008年5月尼泊尔联邦民主共和国成立，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出“中立”一词，但其精神实质仍是“中立政策”的延续，并向更为积极的方向发展。这一积极的中立政策是2008年5月由尼共（毛主义）领导尼泊尔联邦民主共和国第一届政府开创的。从2009年5月开始，尼共（联合马列）主持第二届政府，外交政策趋向温和，但是以路径依赖来审视，尼泊尔外交政策的“积极中立”发展方向是不会有重大变化的。　　

路径依赖是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思提出的一个理论。这个理论提出以后，在学术界影响巨大，从经济学领域扩展到文化学、国际关系学、政治学等多个领域。路径依赖是指人们一旦选择了某个体制，由于规模利益、学习效应、协同效应以及适应性预期等因素的存在，会导致该体制沿着既定的方向不断得以自我强化。路径依赖反映了历史发展对现在和将来发展的影响。路径依赖意味着人们过去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任何体制都离不开一定的历史社会环境，沿着既定的路径，体制的改变可能进入良性循环，不断优化，也可能顺着原来的错误路径往下滑，甚至被“锁定”( lock - in)在无效或低效的状态，陷入恶性循环而不能自拔。　　

　2009年5月4日　，尼泊尔联合共产党（毛主义）主席普拉昌达辞去总理职务，第一届政府解散。尼泊尔共产党（联合马列）领导人马达夫·内帕尔25日宣誓就任尼泊尔新总理，第二届政府成立。经过近半年的观察，我们可以看到外交“积极中立”政策有所微调，但是基本的精神是不变的。那么其外交积极中立政策的路径依赖是如何体现和保证的呢？我们从路径依赖的几个视角进行一下分析：　　

1、规模利益。指在一定的范围内，总量在增加，成本却不断降低。在外交理论中，指积极中立政策使尼泊尔收益增加了，但是外交的成本却降低了。首先，外交的积极中立，是从前国王贾南德拉就一直努力的方向，是国内多数政治集团的共同意志，反映了尼泊尔外交的趋势，无论哪个政党领导新政府，都无法改变这一趋势和民族诉求。这是一种政治气候决定的“规模效应”，是任何一个政党都不能忽视的。其次，这种集团化的政治诉求能够为国家带来更大的利益。2000年中尼贸易总额只有2.04亿美元。到了第一届政府时期，比2007年同比增长46.5%[29]。尼泊尔方面提出要把青藏铁路延伸到尼泊尔，并在边境建立经济特区[30]。这些政策建议都将扩大了尼泊尔的国家利益。　　

2、学习效应。所谓学习效应是指当以个人或一个组织重复地做某事时，做某事所需的时间会随着效益的增加而逐渐减少，然后才趋于稳定。在修订尼印条约问题上，第一届政府已经在政治道义上占了制高点，形成的舆论长时间地发酵，给印度形成压力，后期推动的阻力会有所减少。无论第二届政府提出什么样的外交政策，如果他不能占据制高点，就会削弱治理国家的合法性。第二届政府总理2009年8月访问印度，提到了修订尼印友好条约的问题。，基本精神和2008年9月第一任总理和印度总理同意重审、调整和更新两国和平友好条约的思路是一脉相承的[31]。　　

3、协同效应。指不同环节、阶段、方面共同利用同一资源而产生的整体效应。在积极中立政策问题上，尼泊尔各党派有一定的共识。就在普拉昌达作为国家首脑首次正式访问南部邻邦印度的前一天，他向各政党征求了意见[32]，这是一种协同效应。其次，尼联共（毛）下台后仍然是制宪会议的第一大党，对第二届新政府的内政外交仍然能够发挥影响力。2009年初，发生了印度边民越过尼印边界事件，尼联共（毛）向各党通报了这一情况，并迫使尼泊尔新政府表态。　　

4、适应性预期。指人们在对未来会发生的预期是基于过去的，这一点会对存在形成压力。国内的民众已经对尼泊尔成立联邦民主共和国后的社会革新政策持有一定的期望。而在外交方面进行调整，也是民众的预期。第一届政府已经在国内舆论中留下了一个努力追求外交独立和民族尊严的声誉，如果第二届政府不能做出任何贡献，反而大规模地倒退，那么这种变革预期的失落会导致政府的合法性危机。　　

总得来说，尼泊尔联邦民主共和国成立之前尼泊尔只能采取有限的中立政策，局限性很大。随着第一、第二届新政府的成立，国内外条件的日益成熟，尼泊尔联邦民主共和国的外“中立”将逐步升级为“积极中立”政策，这一政策有利于中国遏制和打击藏独势力。无论是尼泊尔是激进还是温和的政党上台执政，都不可能违背这一历史的潮流。　　

2、中国对尼泊尔政策由消极到积极的转变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　2008年8月24日　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了以非正式身份前来出席北京奥运会闭幕式的尼泊尔联邦民主共和国第一任总理普拉昌达。此次访华是普拉昌达就任尼泊尔首任总理后第一次出国访问，不论在尼泊尔国内还是其邻国印度，均引起媒体高度关注，认为他打破了尼泊尔领导人上任后必先访问印度的传统。在23日启程赴北京前，普拉昌达发表了就任总理后的首次电视讲话，表示“尼泊尔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与包括我们的邻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关系”。而胡锦涛代表中国人民感谢尼泊尔政府和人民对北京奥运会的支持，发展两国世代友好的睦邻伙伴关系，尊重尼泊尔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支持尼方维护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努力，愿继续为尼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推动中尼睦邻伙伴关系长期稳定发展，对尼泊尔政府和人民在中国遭遇四川汶川特大地震时表达的同情和给予的支持表示感谢以及感谢尼泊尔政府在涉藏问题上对中国的支持等6个方面表达了中国政府的对尼政策。　　

可以说，尼泊尔毛派上台执政对我国传统处理政党之间关系的政策的具有挑战性，涉及到我国如何处理与印度、不丹乃至整个南亚的关系问题。我国如何处理这些关系，是一个较为敏感和前沿的棘手问题。但是我国的学术界却一直没有相关的对策。倒是中国政府以高度的智慧妥善处理了这层关系。　　

可以说，中国政府已经走在了学术界的前面，而学术界对尼泊尔的研究却局限于介绍阶段。尼泊尔形势的继续发展，已经给我们的国际政治研究提出了问题和挑战。胡总书记提出的这八项基本原则是：　　

一、发展两国世代友好的睦邻伙伴关系　　

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注重历史的延续性，中国和尼泊尔从沙阿王朝时期即签定了一系列的条约，这些条约包括和平友好条约、领土条约与通商条约，涉及政治、经济、外交等多个方面。这些条约的有效性并不因为尼泊尔政权的更迭和联邦民主共和国的建立而有所变化。中国政府“睦邻”、“世代友好”的政策没有发生变化，但是这种关系是继续发展的，而且是可持续的。　　

二、尊重尼泊尔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　　

尼泊尔外交大臣潘迪将中尼两国关系称为当今世界两国关系中的典范。他表示，在双方悠久的交往史中，中国从未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尼泊尔，“每当尼泊尔遇到困难之时，中国总会坚定地和我们站在一起，对我们施以援手；而每当尼泊尔国内发生重大事件时，中国总是坚定地支持尼泊尔人民自己的选择”。尼中友协主席蒂瓦里说，数十年来，中国一直是尼泊尔人民无私的朋友，是唯一来不要求回报的朋友，“中国从没有向尼泊尔提出这样那样的条件，从不要大国威风，从来没有看不起穷朋友，也从没有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尼泊尔人头上。[33]”　　

三、支持尼方维护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努力　　

尼泊尔的问题关键在于美国想联合印度，操控该国，作为围堵中国的一个重要关口，并借此影响西藏的局势。印度出于其本身利益的考虑，要制衡中国的壮大和影响，也乐于扮演前沿的角色。现在尼泊尔皇室已经不能再发挥作用，却又不想与尼共(毛派)作深交，对尼泊尔未来的政治发展失去了切入点。大概是因为这原因，使得中国被迫缺席。 　　

在这情况之下，中国最佳的选择，就是把尼泊尔的复杂关系明朗化和清晰化，在联合国的名义之下，与美国、印度和尼泊尔各政治势力搭建一个多边平台，并占一席位，参与未来游戏规则的制订，继续“坚定地支持尼泊尔人民自己的选择”，达致睦邻、安邻、富邻的目标，而又不违反不干预尼泊尔内政，却又不容许其它国家干预其内政的原则。解决朝鲜核武问题的六方会议是一个很好的参考模式，但这回中国毋须辛劳作主陪，这份吃力而不讨好的活，印度很渴望挑，中国可大方地让它挑好了。 　　

从尼泊尔的情况可以看到，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中国对于周边邻国的政局，即便是不干预，也决不能无所作为。而有为之道，于新的国际关系理论和战略设计指导之下，正在实践中逐步趋于纯熟。总结下来，不外是作为安理会成员国，要多发挥影响力，积极参与制订和执行在联合国旗帜之下的多边外交，并借此国际道德制高点，抑制美国霸权主义，以及一些国家过度扩张性的民族主义，与全世界追求和平与发展的人民一起，重新建立国际公义和南北共同繁荣，达致和谐世界的目标。　　

四、愿继续为尼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2006年，中尼双边贸易额为2.68亿美元，同比增长36.5%。其中我国出口2.60亿美元，增长38.2%，进口829万美元，减少2.5%。自1956年以来，我国向尼泊尔政府提供经济技术援助总额17.5亿元人民币，均为无偿援助。在中国援助的亚洲国家中，尼泊尔的受援规模排名第二。 　　

五、推动中尼睦邻伙伴关系长期稳定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自1955年8月1日中尼建交以来，两国人民及高层往来不断。1960年周恩来总理访问加德满都时，从机场到尼泊尔王宫，10余公里长的大道两旁站满了4万多名市民，那时整个加德满都市的人口也不过30来万而已，只有印度尼赫鲁总理访问加德满都时，其欢迎队伍的规模才能与周总理相媲美。而当时印度领导人访尼泊尔时，由各政党安排自己的群众上街欢迎；而中国领导人去访时，尼泊尔群众则完全是自发聚集到街头来迎接。中尼亲密友谊，于此可见。但是于1959年，第14世达赖喇嘛逃离西藏，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之后，尼泊尔夹在中印两个敌对的大国之间，只可能两面讨好。 　　

六、感谢尼泊尔政府在涉藏问题上对中国的支持　　

今天的尼泊尔虽然表面上没有大型的武装冲突，但小规模的交火、暗杀等，则无日无之。在由君主立宪蜕变为共和政体的过渡期间，尼泊尔国内主流的七大政党和尼共(毛派)之间，受到印度、美国等外在势力的影响，继续明争暗斗。如大选于11月还不能如期举行，有三种可能性会出现:一是皇室反扑，推动军事政变；二是外国直接介入，维持和平过渡；三是发生内战，分裂为南北两部分。一般认为，第一、二个可能性，只有美国操控才会出现；第三种情况，则完全有利于印度。当中明显缺席的，就只有中国。但是当有记者问及中国会否坚持自原外交部长陈毅以来的态度，不容忍第三国介入中国邻国的内政时，我国驻尼大使表示决不会容忍。　　

其实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外交主要从国家利益的实用主义出发，早已放弃支持第三世界革命。中国与尼泊尔的来往，从皇室到七大传统政党，都保持友善的关系。我国一贯的思路是寄望在皇室领导之下，与七大政党和尼共(毛派)一起自行解决他们彼此之间的矛盾。虽然中国从来不跟随美国和印度，把“恐怖分子”冠于尼共(毛派)之上，但也从来不承认他们是毛泽东主义者。前两年，我国外交部发言人曾数次澄清中国境内没有任何组织与团体与之有任何联系。外国评论认为中国至今还没有尝试了解危机，没有与各利益相关者作沟通，埋首沙中，视如不见。客观事实是：多个第三国早已经深深介入尼泊尔这个中国邻国的内政了，这样发展下去，对中国大为不利。 　　

三、新型关系的研究　　

1、我国对尼联共（毛主义）的政策　　

一、尼泊尔联合共产党（毛主义）发展的基本进程　　

1989-1990年，尼泊尔全境爆发大规模的人民运动，时任国王的比兰德拉被迫于　1990年11月9日　颁布新宪法，引入多党议会制基础上的君主立宪制政体，1962年以来的无党派评议会体制就此终结。在开放党禁的背景下，昔日的共产党势力逐步分化成尼共（联合马列）、尼共（马列）和尼共（毛）等若干派系，并开始参加议会选举。但是，尼共（毛）对新政体仍心存不满，坚持主张废除国王并实行共和制，称要走武装斗争的道路，推翻“封建君主制”，建立共和制国家。1996年2月，尼共（毛）宣布退出议会，在普拉昌德（Prachand）和学者兼政治家巴普兰·巴塔拉伊（BaburamBhattarai）的领导下离开首都和大城市，到农村开展武装斗争，成立自己的中央政府、法院和银行等机构，开始武装对抗政府的活动。　　

　2005年2月1日　，尼泊尔政局出现重大变化。贾南德拉国王以首相德乌帕（S.B.Deuba）内阁没能推动与尼共（毛）的和谈为由，解散了执政的四党联合政府而亲理政事，并承诺“三年彻底解决国家的安全稳定问题，而后还政于民”。然而，国王犯了致命的战略错误，在尼共（毛）和“七党联盟”这两大势力中，未与其中任何一支形成战略联盟和统一战线。其结果是，在国王亲政15个月后，在党派联盟和尼共（毛）共同组织领导下，普通百姓开始走上街头，形成反国王统治的民众浪潮，国王的倒台已是在所难免。2006年4月，国王发表电视讲话，宣布恢复议会，交出政权。　　

贾南德拉国王从全面亲政到全部放权，既是尼共（毛）与主流政党首次成功合作的结果，也激发了尼共（毛）重出江湖的信心和斗志。短短10年内，尼共（毛）从一股由出走的散兵游勇组成的落魄政治势力，迅速发展成为一个纪律严密、能量巨大的反政府组织。国王被推翻的过程在客观上放大和宣传了尼共（毛）对尼泊尔政局的影响力，也为部分尼泊尔民众提供了一种新的政治选择。2001年尼泊尔一家报纸进行的民调表明，仅有9％的尼泊尔人认为“毛主义者是解决该国问题的最佳人选”，仅1.8％的人愿投票选举他们当政。但是，仅仅过了5年之后，尼共（毛）已经与大会党和尼共（联合马列）平均瓜分300个过渡立法机构中的席位，并在2008年4月的制宪会议选举中大获全胜。　　

经过2005年2月到2006年4月的国王亲政政治风波的洗礼后，毛派获得合法化的身份，能与主流政党平起平坐，其势力正有逐渐渗透到全国的势头。2006年4月以来，七党联盟基本上履行其先前对尼共（毛）的承诺，即摘掉了戴在其头上的“恐怖主义组织”的帽子，取消了针对其领导人的红色通缉令，双方进行了几轮和平政治谈判，临时政府也释放了所有在押的其成员并对其大赦，并欢迎尼共（毛）武装加入国家的政治主流。尼共（毛）方面也基本上遵守并数度延长停火期限，针对政府的基础设施的袭击也明显减少。此时的尼共（毛）实质上已经成功地由“绿林好汉”转型为在地方执政的全国性合法政党。　　

经过2008年4月的制宪会议选举，尼共（毛）已经成为制宪大会中第一大党，开始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型阶段。　　

此次选举大胜，主要是因为尼共（毛）准确抓住老百姓的求变心理。尽管尼泊尔多党政治得到美国、英国、印度等国的支持，但是众多政党的贪腐和内斗使得尼泊尔民众对其失去信心，大部分政党领导人被老百姓视为“不愿变革和不可靠的”，有的评论形容他们只是“大王（贾南德拉）之下的众小王”。政党之间争权夺利，导致对议会政治失望的人们越来越感到不满，最终转向支持尼共（毛）。可以说，尽管有时其政治口号显得过于激进，但是尼共（毛）无疑是尼泊尔各种政治势力中最爱国的一支，敢于挺直腰杆与印度人和美国人打交道，对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毫不含糊。　　

需要指出的是，思想无国界，尼共（毛）的“毛派”命名完全是其自身行为，其也完全有权根据尼泊尔的实际国情使用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和理论、完善自己的政治纲领，并提出了“普拉昌达道路”。其最突出的特点是，通过斗争取得平等的发言权，然后通过议会民主道路参政，进而逐步推进必要的社会改革。此次，尼共（毛）席卷了制宪会议的半数议席，也证明了尼泊尔人民并不介意他们的名字。某些西方媒体和势力试图在尼共（毛）的名字大做文章和浮想联翩，是其阴暗心理和反华思维的自然流露，也是其干扰尼泊尔和平进程的惯用伎俩。　　

自尼共（毛）成立以来，美国和印度宣布尼共（毛）为“恐怖主义组织”，但由于2008年尼共（毛）通过和平合法的民主选举程序上台，因此一直标榜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民主政体”的美印两国没有任何正当理由拒绝承认尼共（毛）成为合法政治力量、主导尼泊尔政局的现实。经过14年的发展，尼共（毛）已成为国内外引人瞩目的政治力量，目前拥有党员约30万名，是尼泊尔最大的共产党组织。尼共（毛）还拥有比较广泛的群众组织：它有一个比较活跃的青年组织——共产主义青年团，尼共（毛）声称其成员达417万6千人；有一个全国性的妇女组织——全尼泊尔妇女联合会，控制着拥有40万名会员的学生组织——全尼泊尔民族独立学生联盟（革命）；尼共（毛）还领导着一个地下工会组织——全尼泊尔工会联盟（革命）。在刚刚结束的尼泊尔制宪会议选举中，尼共（毛）在总共601个席位中获得220个议席，成为即将召开的制宪会议第一大党。　　

尼共（毛）积极倡导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坚决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对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进攻，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不结盟的基础上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关系，特别是发展与两个主要邻邦——中国和印度的友好关系。在对华政策方面，尼共（毛）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承认西藏和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强调西藏问题和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部问题，其他国家不应干涉。尼共（毛）对近期在拉萨市发生的暴乱事件进行了强烈谴责。尼共（毛）主席普拉昌达表示他坚决支持中国政府采取一切措施维护西藏稳定，强调决不允许藏独分子利用尼泊尔领土从事任何反华活动。在对印政策方面，尼共（毛）表示将继续保持同印度的传统关系，认为这种关系只能通过符合双边利益的外交关系来理解和处理，而不能通过基于意识形态和信仰关系的方式来处理。尼共（毛）要求废除1950年签定的“不平等” 的《印度一尼泊尔和平友好条约》，并对尼印两国签署的其他条约重新审查，主张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缔结新的条约和协议。尼共（毛）还积极发展同国外相关政党的关系，并与这些党联合成立了一个国际组织——革命国际运动（RIM）。目前该组织的政党和组织有14个。尼共（毛）还成立了南亚毛主义政党和组织协调委员会（CCOMPOSA），其主要职能是协调南亚毛主义政党、组织的行动。　　

二、我国政府对尼联共（毛主义）政策的变化　　

在2008年尼联共（毛主义）参加制宪会议选举前，由于尼联共（毛主义）的暴力活动频繁，大大增加了我国西部边陲及南亚地区的不安定因素。加上我国政府采取的是“睦邻、安邻”的政策，因此对尼联共（毛主义）采取的是批评和拒绝的态度。其中隐藏的含义是中国不为毛派的失败而负责，同时也可以从正的方面理解为尼泊尔毛派的政策实际不是毛泽东思想。　　

　2002年7月10日　，尼泊尔国王贾南德拉访问中国，江泽民主席在与贾南德拉举行的会谈中表示，中国政府支持贾南德拉国王和尼政府打击反政府武装势力的努力，反对和谴责一切暴力恐怖主义行径，相信国王和尼政府有能力维护国家的和平、稳定与发展。 　　

　2002年7月11日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在例行记者招待会上指出，中国与尼泊尔所谓“毛派”反政府武装从来没有任何关系。刘建超指出，尼泊尔国内的反政府势力盗用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名字。中国与其从来没有任何关系，中国境内也没有任何组织或团体与之有任何联系。中方希望尼泊尔能够保持和平、稳定与发展。　　

随着尼泊尔局势的发展以及尼联共（毛主义）自身政策的变化，我国的政策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对尼联共采取了务实的政策。　　

在党与党的关系上，中国的政策如下：　　

1、鼓励尼联共（毛主义）继续为维护中国的核心利益做出贡献　　

2009年8月，环球时报特约记者唐湘报道尼泊尔前总理、尼联共(毛主义)领导人普什帕·卡迈勒·达哈尔·普拉昌达５日发表惊人言论：美国和印度拟利用尼泊尔领土袭击中国。　　据《印度快报》８月６日报道，普拉昌达说，“美印轴心”计划发动反华行动，甚至想利用尼泊尔领土对中国发起袭击。普拉昌达５日在对“毛主义”干部进行培训时表示：“我不得不辞掉总理职位，因为我的政党反对我们的领土被用作袭击中国的地方。”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2009年10月12号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由主席普拉昌达率领的尼泊尔联合共产党（毛主义）代表团。贾庆林高度评价中尼关系。他说，中尼建交以来，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两国关系始终健康稳定发展，彼此之间平等相待、友好相处、互利合作，堪称典范。他赞赏尼方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给予中方的坚定支持，重申中方支持尼各方积极推进国内和平进程。　　

　2009年10月14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天津市委书记张高丽会见了尼泊尔联合尼共(毛)代表团一行时感谢该党一贯坚持一个中国立场，在涉藏、涉台等重大问题上给予我们的宝贵支持。　　

19日，代表团一行在回国途中经停拉萨贡嘎机场，自治区党委书记张庆黎前往迎送并会见了普拉昌达率领的尼泊尔联合共产党（毛主义）代表团。张庆黎指出，中尼两国间有着上千年友好交往的历史。中国西藏自治区与尼泊尔更是山水相连，两国人民在长期的交往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中尼建交以来，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两国关系始终健康稳定发展，彼此之间平等相待、友好相处、互利合作，堪称典范。长期以来，尼泊尔政府和毛派党一贯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坚决反对“台独”，绝不允许“藏独”势力利用尼泊尔领土从事任何分裂中国的活动，尤其是在奥运火炬登顶珠峰、拉萨火炬传递和依法果断处置拉萨“3·　14”　事件中都给予了我们有力支持，不愧为我们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我们对此表示赞赏和感谢。近年来，中尼双方在经贸、文化、旅游等领域的合作与交流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前夕，中国西藏和尼泊尔又在日喀则地区成功举办了经贸洽谈会。相信双方今后的友好关系还将不断向前推进，双方的交流合作也将更加巩固。张庆黎还衷心祝愿尼泊尔和平进程顺利推进、人民生活更加幸福，中尼两国的友谊万古长青。　　

尼泊尔的议会党团中，以尼联共（毛）打击藏独分子的手段最为猛烈。这是前所未有的。这一局面的出现将大大缓解中国在西藏问题上的压力，同时也增加了印度的戒心。所以印度想方设法让尼联共（毛）下台。正是毛派开创的这一政策对尼泊尔第二任政府造成压力，2009年９月８日开始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的尼泊尔联邦民主共和国外长贾塔·柯伊拉腊表示，尼泊尔不会允许本国领土被用作反对中国的阵地。6月份的印度人越过印尼边境的事件，牵头抗议的竟然是尼联共（毛），而不是政府。尼泊尔毛派打破外交惯例，在2009年10月13日指责印度驻尼大使拉凯什·苏德以视察印度资助的社会福利项目为由，前往与中国西藏接壤的木斯塘地区，对中国实施间谍活动。尼泊尔《人民道路报》13日报道说：“包括大使拉凯什·苏德在内的一个大型印度代表团于近日抵达木斯塘山区，以视察印度政府资助的发展项目进度为由对中国实施间谍活动。”该报还说，这些人前往木斯塘是为了评估中国政府对该地区的影响力。　　

2、鼓励尼联共（毛）为尼泊尔国内的和平进程继续努力　　

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2009年10月12号会见普拉昌达时，重申中方支持尼各方积极推进国内和平进程。　　

尼泊尔的内战始于1996年2月，反政府武装在近11年的争战中，逐渐发展成为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拥有数万兵马、在全国70％以上地区上建立起自己根据地的相对正规的部队。近11年来，尼泊尔总共有1．3万人在内乱中丧生，国民经济更是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在南亚地区乃至全世界，这个自然条件相对优越的国家，却一直处于最贫困国家之列。国际社会为推动尼泊尔和平进程作了大量努力，国民要求结束战争、实现和平的声浪日益高涨。　　

2008年4月，七党联盟联手反政府武装，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全国人民运动”，最终迫使国王让步、交权，结束了国王一人独揽军政大权的局面。　5月26日　，七党联盟政府与反政府武装举行数小时谈判，达成了实施停火的“二十五点行动准则”。双方承诺停止武装冲突，为和平创造条件。和平协议的最终达成，标志着尼泊尔这个饱经战乱忧患的南亚小国，开始步入和平时期。　　

但是尼泊尔的和平受到了印度的干涉，造成了第一任总理的下台，其根本原因是作为大会党员的总统违背了和平协议。但是尼泊尔毛派掌握了强大的军事、政治资源，尼泊尔的和平钥匙仍然掌握该党的手里。　　

3、鼓励尼联共（毛）对中尼传统友谊、中尼合作做出贡献，进行党际交流　　

　2009年10月15日　，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在长沙会见尼泊尔联合共产党(毛主义)代表团一行时，张春贤代表中共湖南省委和湖南人民对考察团一行来湘访问表示欢迎。他说，湖南是毛泽东主席的故乡，作为中国中部省份，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其中水稻生产和旅游资源等闻名世界。近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湖南的经济社会实现了又好又快发展。希望通过联合尼共(毛)代表团的这次访问，进一步巩固中尼传统友谊，加强党际友好交流，推动湖南与尼泊尔的友好往来和在农业、旅游等各领域的交流合作。　　

在尼联共（毛）执政时期奠定的中尼友好发展的势头并没有因为该党的下台而中断。尼泊尔总理马达夫－库马尔－内帕尔　10月14日　，主持一项中华文化活动的揭幕仪式时再次表示，期望青藏铁路能直达加德满都，使尼中经贸关系更上层楼，并有助沿线经济发展希望中国把连接北京和拉萨的青藏铁路延伸至该国首都加德满都，以促进中尼间的经贸关系。对此，虽然印度感到不快，但环球网　10月14日　发起的在线调查显示，近97％的中国网民表示支持。　　

三、下台后的尼联共（毛）作用不可低估　　

尼联共（毛）是主动下台的，这是一个重要策略。它在台上的时候，是政治的焦点，树大招风，不仅取得同盟者的让步极其困难，连党内也是不停地出现裂痕。其中争论的焦点是应该采取武装斗争还是和平斗争，起源则是尼联共（毛）因为执政统一战线的需要，在土地改革问题上停滞不前了，对于军队问题也做出巨大的让步。这实际上自我毁灭合法性的过程。而普拉昌达的辞职不仅使土地政策、军队政策的让步戛然中止，也大大地收敛了党内的指责。我看到这样一个现象，就是党执政了，反而分裂了；但是党下台了，即使有指责，但是党却没有分裂。　　

下台后尼联共（毛）仍然控制着多数议席，是唯一拥有武装的党派，也是控制着全国多数地区的党派。任何一个政党，你可以批评毛派，可以赞成毛派，但是你绝对不可能忽视它，因为它是一个现实的存在。要解决国内的任何问题，都得来求毛派。以前是毛派求人，现在毛派成了被恳求者。从一个手握重器的执政者，变成了举足轻重，随时可能使国家进入下一个政治轨道的反对派，话语权反而增加了，尤其是政治上，赢得了主动。比如记者：是啊，既然在台下，又拥有这么大的政治经济资源，就可以开出各种条件来了。　　

尼泊尔的前军队可以看成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大会党和联合马列都试图和他们站在一起，比如在罢免参谋长的历史关头，联合马列叛变了，和大会党的总统站在了同一战壕，就是试图和旧军队结合起来，使他们为资本服务的重要转折点。但是军队最高领导人的最终目标绝对不是实现民主化，很可能就是恢复王室和皇权，或者变相地成为袁世凯式的投机分子。首先总统干涉行政，是违法的。做了违法的事情不纠正，法律道义的失败，这已经丧失了原来支持他们的一批人。其次，联合马列承诺支持尼联共（毛）罢免参谋长，但是关键时刻背叛，丧失了政治信誉。第三，印度赤裸裸地干涉内政，而联合马列和大会党公然听从印度的指示。违背了尼泊尔人民独立自主的民族主义要求，在尼印边界越境事件后7党反应不如毛派及时，也在基本的民族信誉稍逊一筹。法律道义、政治信誉、民族信誉的三大失败，将注定联合马列和大会党的联合政权即使能够维持统治，也将是短暂的。　　

2、我国对第三世界中小国家的战略责任　　

尼泊尔，在中国史书中习惯称“廓尔喀”、“库尔卡”、“尼巴尔”、“尼博拉”、“尼婆罗”、“尼婆”等等。远古时期，尼泊尔就和我国西藏地方有密切的往来。中国和尼泊尔的官方首次接触，发生于公元646年唐贞观年间。卫尉丞李义表出使天竺，途经尼泊尔，国王那陵那婆听到这个消息，十分高兴，盛情接待了这位唐朝大使。不久尼婆罗使团派出了王子普里亚达尔率领的友好使团。唐朝灭亡以后，尼泊尔和中国官方的密切交流中断了，一直到明朝才得以恢复。到清朝达到了最为密切的程度。　　

我们今天观察尼泊尔，是因为它对我们解决西藏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尼泊尔和中国有着传统的密切关系，沿袭自中尼历史上的朝贡体系，从册封制度、羁縻制度到朝贡制度。实际上，中原皇朝对尼泊尔并没有严格按照畿服、册封、羁縻、朝贡发展的线索进行，而是由两国之间相对平等的关系直接发展到朝贡制度。　　

一、            有清一朝对尼泊尔达到了朝贡体系的顶峰，但是却失去了道义责任　　

唐朝和清朝，时间跨度达1000年，而一些可选现象的研究，只能是放在更大的时间跨度里来考察才能够分析出不同。唐朝时期，中国和尼泊尔的交流，不带有固定的性质，而是带有皇权意志的偏好性。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尼泊尔也派使臣到长安，并进赠波菜(即菠菜)、酢菜和浑提葱等。其后王玄策被天竺掠夺，尼泊尔与吐蕃共同破天竺，说明中尼两国友好关系的亲密程度。永徽年间（公元650年后），那陵提婆再次派遣使团去唐朝。这一时期，中尼官方的交流带有试探性质，朝贡的形式带有物产交流的成份，不具有政治隶属关系，更谈不上形成制度。明朝建立后，朱元璋于洪武十六年（1384）年派遣僧人智光出使尼泊尔。作为回应，国王马达纳罗摩遣使随入朝，携王函，“贡金塔、佛经及名马方物”。使团的交往，“使唐朝时建立的尼中关系再次得到复兴”[34]。这一时期，朝贡逐渐具有周期性质，达到了“终太祖时，数岁一贡”。到了清朝，形成了五年一贡的制度。清朝初年，尼泊尔分裂为三部，雍正九年这三部分别进贡。乾隆五十六年，“诏许内附，五年一贡”。明朝的朝贡是典型的朝贡贸易，经济分量重，质量要求并不严格，是有贡必封，有点滥。清朝的朝贡注重政治意义，经济分量很轻。从维护天朝尊严角度，当然清朝优于明朝。2，明朝后期西方殖民者入侵南洋和南亚地区，使这一地区与中国的正常交往逐渐中断。责任当然不在清。3，清朝前期开拓边疆。蒙古新疆等地区直接并入中国版图。原先这些地区的各民族政权在明朝作为朝贡之国，清代就不存在了。　　

清朝“四曰宾礼。清初藩服有二类，分隶理藩院、主客司。隶院者，蒙古喀尔喀，西藏、青海、廓尔喀是也；隶司者，曰朝鲜，曰越南，曰南掌，曰缅甸，曰苏禄，曰荷兰，曰暹罗，曰琉球。亲疏略判，於礼同为属也。西洋诸国，始亦属於藩部，逮咸、同以降，欧风亚雨，咄咄逼人，觐聘往来，缔结齐等，而於礼则又为敌。夫诗歌“有客”，传载“交邻”，无论属国、与国，要之，来者皆宾也。我为主人，凡所以将事，皆宾礼也。兹编分著其仪节，而王公百官相见礼与士庶相见礼，亦附识焉”。此时尼泊尔（廓尔喀）地位已经和外蒙古、西藏、青海等一样，直接隶属清朝理藩院管辖了，可以说是“亲疏略判”。蒙古、西藏等地与内地的往来视为国家内务；由理藩院管辖，朝鲜、日本、俄罗斯等国的来往，视为独立的外国，由礼部管辖。可以说，此时的尼泊尔地位和西藏、外蒙古、青海一样，属于一国的内部事务。　　

1790年，当巴哈杜尔的军队攻打中国西藏的时候，遇到了中国军队的顽强抗击。7万清朝军队不但将廓尔喀部队驱逐出西藏，而且还把它打了个落花流水。尼泊尔国王因此与中国皇帝签署了和约，规定尼泊尔每隔五年要向中国皇帝进行礼节性的朝贡。　　

有清一代的对外关系，依然尊崇“天朝上国”的朝贡体系，清朝是宗主国，其他藩国或外邦（即不开化的蛮夷蛮族）属于附属国，宗主国与藩属国的关系是“宗藩关系”或朝贡关系。藩属国承认大清帝国的宗主地位，其国主即位接受大清帝国的册封，每逢重大的节庆日藩属国要派使臣到大清帝国的京都庆贺，并按规定交纳一定的贡品。清朝则赐予藩属国大量的物品，在两国边境开市贸易以通有无。例如，与朝鲜国的边境贸易，清朝在鸭绿江东岸、图门江东岸等地开边市，进行牝马、人生等物品的交易；而且，还在京城正阳门开市，允许藩属国买卖货物。清朝政府通过这种朝贡关系来维护天朝上国的尊严和“宗主”的地位。 清朝政府除维持这种朝贡关系外，一般不干涉藩属国的政治，也不向藩属国派驻军队，除非藩属国国王地位不稳或发生战事，请求清朝派军队前往协助时才派军队。尼泊尔，与我国西藏相连，历史上一直与西藏有贸易往来。自清朝乾隆皇帝与其确立宗藩关系以来，有清一代朝贡不断。该国每五年朝贡一次，由西藏日喀则入境，并在聂拉木等地开市贸易。到清末民国建立时，两国宗藩关系才结束。从清朝与周遍藩属国关系兴盛衰亡的历程，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真是“弱国无外交”。宗主国强大，藩属国可以得到庇护；宗主国若自顾不暇，藩属国则任人宰割。这种情况的结束起源于甲午战争之后，这一战争在事实上终结了朝贡制度的道义合法性。　　

 “天子有道，守在四夷” ，中华帝国中央王朝历来多是以一种江湖老大的心态向各藩部收取“保护费”，却极少履行应有的保护义务。甚至有的“藩部”只是中央王朝一相情愿的册封。1904年秋天，英国侵略军进占拉萨，同年英中签定《拉萨条约》，西藏沦为英国的半殖民地。而此前的1903年，英军兵临江孜城下的时候，清王朝驻藏大臣指派的官员竟以“中间人”的身份居中“说和”，中央王朝这种出卖西藏的行举，引起西藏人对清王朝长期的不信任乃至愤恨。有可靠的史料足以证明，中国历史上，在中央王朝高层统治者的战略考虑中，在外敌侵犯的关头，周边的藩部实质上只是一个挡箭牌，牺牲品，保不保无所谓。难怪甲午战败后，李鸿章在面临丧权之辱时，提出的“宁弃外藩，不失中土”的主张，甚合圣意。清王朝将台湾遗弃之后，当时岛上的义军仍在流血抗日，至死不休。而我们，能否猜测得到当时台湾抗日民众的复杂悲情呢？还有当时的琉球（今冲绳岛），当琉球被日本侵犯，琉球以泣血之声哀求清王朝出兵援救时，清王朝竟然置之不理。而此前，清王朝一直向琉球收取“保护费”。　　

“宁弃外藩，不失中土”是一种严重的实用主义国际关系主张，这种见解只把邻国当成工具，而不是目标。实际上，邻国是工具，也是目标。在对外战略中，如果只是把对方作为生意伙伴而对待，可以利用则友好，不能利用则放弃。是最缺乏战略眼光的能力。　　

中国在建国后对待亚非拉国家无偿支援政策，现在看起来奠定了中国在第三世界中的形象基础，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非洲外交在做生意的同时，也注重对非洲国家的居民承建医院、学校等公益机构，就是这种战略眼光的体现。1956年的朝鲜战争，重拾了对兄弟国家的道义责任，是决非那些经济动物所能理解的。　　

1、朝贡体系由册封制度转化为朝贡制度　　

这种制度发生过变化和调整，如：“十二月甲寅朔，谕曾国藩通筹进剿机宜。乙卯，谕谭廷襄赴东昌筹河防。濮、范教匪平。丁巳，胜保奏收抚匪首刘占考、宋景诗。戊午，国瑞军复范县。粤匪陷宁波、镇海暨绍兴各属。己未，谕整顿盐务。辛酉，命左宗棠迅速援杭，张运兰归调遣，得专奏军事。壬戌，命江宁副都统魁玉帮办镇江军务。以毛鸿宾言，谕督抚及统兵大臣因地选将，毋专恃楚勇。袁甲三军复定远。允廓尔喀例贡改丁卯年呈进。”　　

“冬十月壬辰朔，藏兵克瞻对。回匪犯庆阳，官军击退之。癸巳，定比利时条约。甲午，命徐继畬以三品京堂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命廓尔喀例贡俟六年并进。庚子，减浙江漕米南米浮收。壬寅，粤匪陷和平。乙巳，王榕吉言潞盐壅滞，请分别停减续加课票，议行。丁未，回匪围巩昌、宁远。己酉，浙军克南田贼垒。辛亥，命刘蓉署陕西巡抚。壬子，以升祔礼成，祫祭太庙。醇亲王辞八旗练兵。谕仍稽察校阅，勤加训练。甲寅，马贼偪奉天，官军失利。庚申，命福兴统吉、黑马队及神机营兵赴剿。辛酉，释绵性。”　　

还发生过逾例的现象，“秋七月丙子朔，命侍郎倭什纳等册封朝鲜王妃。壬午，乐善迁荆州将军，以赛尚阿为察哈尔都统。辛卯，谕栗毓美，东河砖工改办碎石。丁巳，西宁办事大臣德楞额迁荆州将军，以苏勒芳阿代之。甲戌，廓尔喀年贡逾例，温谕卻之。九月庚寅，授周天爵漕运总督。癸巳，召讷尔经额来京。甲午，以钱宝琛为湖南巡抚。甲辰，免直隶邢台、阜城二县被旱额赋十分之五。”　　

道光元年春正月癸丑，御太和殿受朝，乐设而不作，不读贺表。丙辰，赏刑部员外郎初彭龄礼部侍郎衔。裁浙江盐政，以巡抚兼管。己未，以文孚为礼部尚书，那清安为左都御史。丁卯，越南进香，表贺，贡方物，诏止之。丙子，朝鲜国王李钖奉表慰唁；廓尔喀王热尊达尔毕噶尔玛萨野奏仁宗升遐成服，贡金缎，赐敕嘉赉之。　　

月辛亥朔，钦天监奏，本年四月初一日，日月合璧，五星联珠。诏：“益励寅恭，与内外臣工共图上理，不必宣付史馆。”壬子，以送仁宗睿皇帝梓宫至山陵，命庄亲王绵课等留京办事。癸丑，再免经过地方本年旗租，并给麦田籽种。辛酉，仁宗睿皇帝发引，上奉皇太后送至昌陵。壬戌，廓尔喀进登极表贡，命与道光二年例贡同进。　　

2、由特殊的物质交流到形式转变　　

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尼泊尔也派使臣到长安，并进赠波菜(即菠菜)、酢菜和浑提葱，这些物质都是中国内地没有的，因而较为珍贵。菠菜原产地是西亚的波斯（伊朗），盛唐时公元647年，尼泊尔国王把菠菜作为贡品派使者专程爬山涉水，送到我国的首都--长安。。菠菜又名“波斯草”、“赤根草”。但是到了清朝，这种物质已经转变为了“金叶表文贡方物”以及“金缎”，物产交流的功能基本丧失，变成了一种制度性的安排以及臣属关系的昭示。　　

3、平等地位到隶属关系的变化　　

年贡制度是属国的重要特征，　　

（1）礼仪发生变化，见以上材料。　　

（2）参与政治大事　　

嘉庆初元，再举千叟宴，朝鲜、安南、暹罗、廓尔喀额尔德尼王吉尔巴纳足塔毕噶尔玛萨九叩，“跪奉大皇帝前：窃小臣闻湖南教匪滋事，致天威震怒，遣兵剿除。今已平定，闻之忻慰。小臣受恩深重，虔修土产微物，表文，叩贺天喜。小臣属蒙天恩，视如子民，唯有一心归顺，和睦邻封。小臣阳布离京远，年尚幼，伏垦当作奴辈，曲施教导，霑恩不浅”云云。其贡物计十二事，语质意恭如此。　　

（3）政治待遇　　

光绪三十四年，廓尔喀入贡，赏正使噶箕二品服，副使四品服，其将事时，服色即各从其品，亦前此所未有者。　　

唐朝时期，中尼之间的交流相对平等。1961年周恩来总理陪同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参观碑林时，经国王和随从人员鉴定，确认是尼泊尔古代文字。藏文创造者吞弥·桑布扎公元7世纪受吐蕃第32代赞普松赞干布派遣前往天竺，“吞弥等路经尼婆之罗之境阳布（今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附近），拜尼婆罗国王鸯输伐摩王，王为此赐解暑药物等。”　　

从以上的简单历史回顾可以看出，历史上尼泊尔和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联系，只是因为外来侵略而我国无力支援才造成了友好合作关系的中断。　　

二、我国对第三世界国家不应只有经济往来，而且应该支援其谋求和平、正义的道义责任　　

干涉（intervention），包含了过问或制止两种含义，是指影响一个主权国家内部事务的外部行为，方式包括政治、经济、甚至军事的手段，以直接或间接的，公开或隐蔽的方式。干涉是对主权国家的侵犯，是国际法所禁止的。正因为干涉一直对中小国家的主权造成严重危机，因此在国际联系领域提出了不干涉原则（principle of non-intervention），即任何一国无权对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国内事务进行干涉的主张和理论。它是国家主权原则的引申。主权是国家最高的、对外独立的权力，是不可侵犯的。每个国家各自根据主权行事，不接受任何外国的强制命令，不容许任何外来势力干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各国在处理国际关系的过程中广泛应用。中国与互不干涉内政原则有着密切的联系。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互不干涉内政原则都是我们所推崇和遵守的，我国正是以这一原则作为外交的指导思想和行为准则，正确、妥善处理国际关系，维护本国以及他国的利益，为加强和发展互不干涉内政原则做出了重大贡献。互不干涉内政原则作为中国对外关系的指导思想，为中国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朋友，成功地树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形象，也使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步步争取到应有的国际地位。　　

但是不干涉原则是其使用范围和限度的，其主要的挑战在于，当其他国家以干涉第三国内政为手段威胁另外一个国家时，受到威胁的国家是应当采取“刺激——反应”的对等行为模式，还是应当继续袖手旁观，遵循严格的不干涉原则？我们知道，不干涉原则只适用于该国内政事务，那么对影响到其他国家的非内政事务是否应当延续不干涉原则，将不干涉原则扩大化？这是一种值得注意的边界状态。当我国在处理日本教科书事件、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时，将内政与外交严格分开。而日本一些媒体之所以攻击中国干涉日本内政，就是故意混淆了内政和外交的区别，从而将内政不干涉原则任意延伸到外交领域。这中间就出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当一国认定这种事务是本国内政而其他国家却认定属于外交事务时，这种边界状态究竟如何处置？本文不试图完全解决这一问题。　　

1、重复的囚徒困境　　

假设这三个国家都是理性的，而且具有相等的采取各种行动的权力，那么A国认定某一事务C理所当然属于内政而不得干预时，但B国认为这已经超越了内政的界限而属于外交领域，那么同等地提出问题的B国也在D问题领域“一报还一报”地对待A国。如果这个博弈反复做，那么导致的结果就是双方根本无法合作，不会解决任何问题。为了解决问题，那么这几个国家必须合作。　　

但是合作是有前提的，就是拿什么来作为交换。　　

（1）、划出国家的安全红线，规定哪些领域是不可谈判的。当然，这些领域是不能以文字的形式规定的，只能是以行动宣示。一旦跨越红线就要付出惨重代价。　　

（2）、麻烦制造者。所谓麻烦制造者的目的就是增加讨价还价的筹码，从而使利益天平向自己的方向倾斜。　　

2、对尼泊尔政府的互不干涉政策的意义和问题[35]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自1955年8月1日中尼建交以来，两国人民及高层往来不断。1960年周恩来总理访问加德满都时，从机场到尼泊尔王宫，10余公里长的大道两旁站满了4万多名市民，那时整个加德满都市的人口也不过30来万而已，只有印度尼赫鲁总理访问加德满都时，其欢迎队伍的规模才能与周总理相媲美。而当时印度领导人访尼泊尔时，由各政党安排自己的群众上街欢迎；而中国领导人去访时，尼泊尔群众则完全是自发聚集到街头来迎接。中尼亲密友谊，于此可见。但是于1959年，第14世达赖喇嘛逃离西藏，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之后，尼泊尔夹在中印两个敌对的大国之间，只可能两面讨好。 　　

2006年，中尼双边贸易额为2.68亿美元，同比增长36.5%。其中我国出口2.60亿美元，增长38.2%，进口829万美元，减少2.5%。自1956年以来，我国向尼泊尔政府提供经济技术援助总额17.5亿元人民币，均为无偿援助。在中国援助的亚洲国家中，尼泊尔的受援规模排名第二。 　　

今天的尼泊尔国内主流的七大政党和尼联共(毛派)之间，受到印度、美国等外在势力的影响，继续明争暗斗。尼泊尔的大选有一般有三种势力：一是皇室反扑，推动军事政变；二是外国直接介入，维持和平过渡；三是发生内战，分裂为南北两部分。一般认为，第一、二个可能性，只有美国操控才会出现；第三种情况，则完全有利于印度。当中明显缺席的，就只有中国。但是当有记者问及中国会否坚持自原外交部长陈毅以来的态度，不容忍第三国介入中国邻国的内政时，我国驻尼大使表示决不会容忍。　　

其实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外交主要从国家利益的实用主义出发，早已放弃支持第三世界革命。中国与尼泊尔的来往，从皇室到七大传统政党，都保持友善的关系。我国一贯的思路是寄望在皇室领导之下，与七大政党和尼共(毛派)一起自行解决他们彼此之间的矛盾。虽然中国从来不跟随美国和印度，把“恐怖分子”冠于尼共(毛派)之上，但也从来不承认他们是毛泽东主义者。前两年，我国外交部发言人曾数次澄清中国境内没有任何组织与团体与之有任何联系。外国评论认为中国至今还没有尝试了解危机，没有与各利益相关者作沟通，埋首沙中，视如不见。客观事实是:多个第三国早已经深深介入尼泊尔这个中国邻国的内政了，这样发展下去，对中国大为不利。 　　

不过我国的一些动作，例如抗议达赖在尼泊尔重开办事处和美国容许5000名拿尼泊尔旅游证件的藏人居留美国，并自　7月1日起　取消尼国货品免税入口我国的优惠等看来，我国已开始明白尼泊尔局势严峻，需要有所作为。 　　

尼泊尔的问题关键在于美国想联合印度，操控该国，作为围堵中国的一个重要关口，并借此影响西藏的局势。印度出于其本身利益的考虑，要制衡中国的壮大和影响，也乐于扮演前沿的角色。现在尼泊尔皇室已经不能再发挥作用，却又不想与尼共(毛派)作深交，对尼泊尔未来的政治发展失去了切入点。大概是因为这原因，使得中国被迫缺席。 　　

在这情况之下，中国最佳的选择，就是把尼泊尔的复杂关系明朗化和清晰化，在联合国的名义之下，与美国、印度和尼泊尔各政治势力搭建一个多边平台，并占一席位，参与未来游戏规则的制订，继续“坚定地支持尼泊尔人民自己的选择”，达致睦邻、安邻、富邻的目标，而又不违反不干预尼泊尔内政，却又不容许其它国家干预其内政的原则。解决朝鲜核武问题的六方会议是一个很好的参考模式，但这回中国毋须辛劳作主陪，这份吃力而不讨好的活，印度很渴望挑，中国可大方地让它挑好了。 　　

从尼泊尔的情况可以看到，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中国对于周边邻国的政局，即便是不干预，也决不能无所作为。而有为之道，于新的国际关系理论和战略设计指导之下，正在实践中逐步趋于纯熟。总结下来，不外是作为安理会成员国，要多发挥影响力，积极参与制订和执行在联合国旗帜之下的多边外交，并借此国际道德制高点，抑制美国霸权主义，以及一些国家过度扩张性的民族主义，与全世界追求和平与发展的人民一起，重新建立国际公义和南北共同繁荣，达致和谐世界的目标。　　

四、政策与建议　　

中国政府已经走在了学术界的前面，而学术界对尼泊尔的研究却局限于介绍阶段。根据本课题组的分析，可以说，尼泊尔形势的继续发展，已经给我们的国际政治研究提出了问题和挑战。　　

根据本课题的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尼泊尔毛派的作用将使中国在南亚关系中增加一个更为稳定的战略后方，从而节约中国的对外战略力量消耗；　　

2、有利于团结南亚国家制约咄咄逼人的印度霸权。由于尼泊尔毛派亲近中国，这层精神信仰的渊源关系将有利于强化中国在南亚的平衡战略。　　

3、尼泊尔毛派对在中国西藏开辟一条遏制藏独的有利战线，从而缩小藏独势力的范围，打击他们的嚣张气焰。　　

4、西藏铁路将有望延伸到尼泊尔，从而延长中国对外的战略物资运输线，加强同印度、尼泊尔人民的交通、物资、人员的密切往来。　　

5、新国家的建立致力于发展经济，对我国西藏地区的边境贸易有推动作用。　　

但是尼泊尔毛派上台也有不利的方面。印度对我加强戒备，从而采取一些更为明暗的措施包围中国，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南亚地区的不稳定。　　

根据课题组的分析论证，谨向有关部门提出以下建议和意见。　　

1、继续推动将青藏铁路延伸到尼泊尔。该建议不宜由中国政府出面，而是采取尼泊尔政府呼吁，中国民间资本策应的方式。尼泊尔第二任总理内帕尔表示尼泊尔欢迎中国投资者，期望青藏铁路能直达加德满都，以促进双方经贸关系，并有助于沿线经济发展。中国的外交应更加体现出独立与自主，不应过于顾忌印度的反应而导致历史机遇的丧失。我国正建立一条由拉萨通向中尼边境城镇卡萨的铁路线。该工程是青藏铁路的延长线，将于5年内完成，其终点卡萨距尼泊尔首都仅80公里。中国应尽早研究通往尼泊尔铁路延长线工程的可行性，在南亚地区建设铁路运输网，加强同其它周边国家的关系。由于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这是一条“战略铁路”，既能造福于中尼两国人民，亦有助于地区安全及国防建设，应在对成本、技术等方面充分评估后，尽早提上议事日程。　　

2、利用尼泊尔政府在边境设立经济特区的政策，积极沟通，从而推动西藏地区的经济发展。据路透社报道，2008年12月，尼外长雅达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援助兴建的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和埃及苏伊士湾西北经济特区，给尼泊尔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尼方热切希望中国帮尼泊尔建设类似的经济特区。《印度时报》对尼泊尔可能要求将青藏铁路由拉萨延长至加德满都表示担忧，称一旦中尼构建陆路通道，尼泊尔在经济、能源以及地理上对印度的依赖将不复存在。还有许多印度专家居然还将中国援助尼泊尔建立经济特区称为“经济扩张”。　　

3、积极支持和帮助尼泊尔政府，争取将尼泊尔吸收进“上海合作组织”，从而遏止藏独势力，消除隐患，孤立印度的西藏政策，建立“无藏独分子活动”的中尼边境。达赖流亡问题和边界冲突导致了中印关系的全面恶化并为1962年的边界战争埋下了祸根,而这种紧张局势，直到八十年代末才得以缓和。两国关系的恶化只是为两国人民的友好相处蒙上了阴影,并为西方国家从中渔翁得利提供了方便，并且这种毒素直到今天仍有不断发酵的可能，虽然2008年印度总理辛格对中国进行了访问，并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关于二十一世纪的共同展望》，但对于边界和达赖问题上双方仍是表现得异常谨慎，不敢轻易突破。印度反华分子和西藏分裂分子紧密勾结起来，政府和媒体中的不和谐声音此起彼伏；印度政府对于利用印度作为西藏分裂势力的大本营也是实行了默许和纵容的态度，另一方面，总体上印度仍和中国维持了睦邻友好的政策，不敢太过于冒犯中国。如果能够争取到尼泊尔的支持，那么既打击了印度和美国利用尼泊尔牵制中国的野心，同时也降低了中国西藏问题进一步复杂化的危险。　　

4、深化和尼泊尔的友好合作关系，建立广泛的民间往来，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对尼泊尔提供援助，最终建立“中尼自由贸易区”。可以采用中尼共同投资建设的形式，规划、开发、建设、管理一个现代化的中国工业城，以带动中国生产能力较大、竞争优势较强的企业走出国门，以直接投资的方式进入海外市场，进一步促进中尼两国的经济合作，实现中尼两国经济资源的互补。　　

5、将尼泊尔纳入中国周边“安全线”，建立起从上海合作组织、巴基斯坦、尼泊尔、缅甸的“西南安全阀”，从而支持中国的南亚政策和太平洋政策。“三角恋”式的设想将注定是没有赢家的。中国在外交上一直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任何外交行动都不针对第三方，不谋求在双边外交中侵害第三方利益。这个原则从外交姿态上讲当然是对的，但是，如果涉及到具体的国别而言，则未必全对。在一些学者的推动下，中国近年来试图搞一个“中印巴”三角互动关系，想把“印巴对立”和“中印对立”化解于三角互动之中，最终危害到了中国的自身利益。中国在南亚为什么顾虑重重？除开南亚国家特殊的文化与宗教因素以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不愿意碰触印度的传统势力范围，南盟七国（印度、孟加拉国、不丹、尼泊尔、巴基斯坦、斯里兰卡、马尔代夫)除巴基斯坦以外，几乎都被纳入到印度的势力范围，这种思想一直在制约着中国不能放开手脚拓展外交空间，即使有，也是边走边看印度的眼色，始终没有碰触到印度设定的“所谓底线”，如此下去，南亚这块重地将成为中国外交的软肋。印度中国的西藏地区的过度猖獗和对中国分裂势力的顽固支持，中国除了正面应战以外，最有效的手段就是要无限压缩它的势力空间，如果一味忍让，南亚将对我国西藏安全与稳定形成严重的危害[36]。尼泊尔国小但是有独立自主的国家信心，可以作为中国南亚外交政策调整的试验场。　　

6、建立中国和尼泊尔的“医疗卫生援助合作体系”，从立足于长远的友好合作关系，为尼泊尔当地的百姓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目前我国企业家已经在尼泊尔进行了试点。河南创伤药物研究所在加德满都和附近农村乡镇各设一个门诊，从地方病、多发病、常见病、慢性病的治疗开始，出于对外科病人和内科病人的医疗服务考虑，把药物药品的因素和医务人员的诊断治疗水平，加上临床疗效，再加上人员费用和各种费用，还要考虑病人经济的承受能力，最后得出一个门诊最低医疗收费。试点工作后会有调整。我们推出的两种收费标准，一种是外科和内科急诊费用人民币35元；第二种：内科慢性疾病病人和成本费用较高的病人，只收取挂号费和成本费用。同时，建立民众健康基金、实现制药企业国营化、发放国家健康福利彩票，管理掌握健康基金。　　

7、以毛派为手段，继续使尼泊尔政府维护中国的核心利益。同时妥善处理尼泊尔在印度关系中的“楔子作用”，众所周知，印度的西北边境有巴基斯坦的压力，但是巴基斯坦分裂后，其对印度霸权的制约作用大为减弱，但是一个主张同印度和平、平等的尼泊尔毛派政府将建立起对印度霸权的东北制约的“楔子”形，从而像两个钉子一样把印度对西藏的野心夹在印度次大陆，从而减少西藏问题对中国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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