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很可能在2012年制造“信仰恐怖”
郭春孚
美国统治者对人民的统治手段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权力统治，第二种是军事统治，第三种是精神统治。
权力统治
权力包括领导权、管理权等，它的本质在于影响和制约他人的价值来为自己的生存与发展服务，主体指国家、政党、政治社团以及政治个人，客体指接受权力作用的群体或个人。
权力的类型有强制性权力、功利性权力、操纵性权力、人格型权力。
强制性权力是最为普遍的权力形式。例如，甲要求乙做某事，乙因为受到甲的威胁，虽然不愿做但是不得不去做。乙是否到底满足甲的意志，取决于乙的决定，要么按照甲的希望去做，要么面对甲的威胁。如果乙按照甲的希望去做了，威胁就成功了；如果违背甲的意志，甲就可能会实施威胁。
功利性权力基本上与强制性权力相反，如果权力客体服从权力主体的意志，权力主体就会承诺给权力客体某种好处。这种权力之所以被称为功利性的，是因为权力主体对客体提供的东西是实用的、有价值的。作为功利性的权力给予，主要包括财富、职位、雇用、荣誉等。
权力既可以作为手段，也可以作为目的。统治者可以将权力送人，使无权者有权，使权小者掌握大权。
美国统治者惯用的胡萝卜加大棒的外交政策，就是功利性权力和强制性权力相结合的典型。左手拿着胡萝卜示好，右手高举大棒威胁。这种政策对弱小国家很有效，一方面，弱小国家希望得到强国赐予的利益；另一方面，弱小国家又害怕强国的武力威胁，只好服从强国的意志，违心地围着强国的指挥棒转。
操纵性权力是通过对他人的意志和行为进行操纵建立起来的权力。这种权力不是建立在公开的沟通之上，而是以更巧妙的方式全部或部分地改变权力客体的价值观，从而影响权力客体的行为。大多数人都有一种从众心理，他们的意志是可以改变的。如果一个人的态度能够被重造，他就会以别人所希望的方式去做事。如果你能够彻底地重塑一个人的态度，你就可以支配他，毋需采取威胁或给予的方式。一个人的思维方式被完全同化后，他就会按照别人的行为方式去作为。实施操纵性权力的技巧主要有“洗脑”、宣传和社会化。
谎言说上一万遍就会变成真理。受众的思维免疫力是有限的，在媒体的反复教导下，他们就会将谎言当成真理，成为羊群中的一分子，跟着领头羊往前跑。
美国统治者控制主流媒体，将预先设计好的“理念”进行美化和包装，开动宣传机器大肆宣传，对受众“洗脑”，使他们的“新思维”在社会上广为传播，从而达到重塑他人态度、控制他人行为的目的。他们相信推广就是影响力，为了提高影响力，不惜投入巨资发动宣传战，抛售自己的私货。
美国的几家大农业公司推行的转基因粮食计划，与美国之前推行的商业化农业具有相同的目的，就是为了控制粮食的生产与流通，为自己创造最大的利润。但是，这样的计划不能和盘托出，必须穿上有利于农民和农业发展的美丽外衣，甚至还需要插上为粮食短缺的国家提供粮食援助的鲜花。于是，商业化农业被称为“绿色革命”，转基因农业被称为“生物革命”。在中国羞于谈“革命”的时期，美国的精英们却全力以赴地搞“革命”，而且在经济、科技等领域接二连三地开展“革命”。他们现在推行的转基因粮食计划，无论目的是好是坏，但从基因对人种的影响方面来考察，至今没有人做过符合科学标准的长期实验，更没有得出具有权威性的结论。不少人认为转基因粮食对人体有害，可能威胁人的传宗接代。而精英们却在误导舆论，极力夸大转基因粮食的生产能力和对解决饥饿的作用。
人格型权力也叫影响力，就是人格魅力。如果权威来自人们对制度与过程的崇敬，那么影响力则来自人们对特殊类型的人的尊敬。这种人具有超凡的品质、个人魅力和启示力。具有人格型权力的人并不一定占居高位，人们对他们的服从主要是因为人格因素。在现代政治中，来自个人的人格魅力与来自机构中的权威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例如，毛泽东是一位极具人格魅力的领袖人物，他的影响力首先来自出类拔萃的个人品格，其次也来自机构所赋予的权威。
人格型权力与拉拢、行贿是完全不同的，它主要来自个人品格和意志，而不是来自不正当的利益。有的贪官在小圈子里的口碑是很好的，但并不能说明他有人格型权力，因为他们是靠利益结成小圈子的，利益是这类小圈子的纽带。
有人说，资本也是权力，货币也是权力，资源也是权力。这是有道理的。统治者并不是完全依靠个人能力获得权力，而是主要依靠金钱掌握权力。美国总统的背后都有几个大财团支撑着。洛克菲勒、摩根财团等是美国最大的、最活跃的财团，他们具有操纵政府决策的能力，至少可以影响政府决策。从资本在政治上所起的作用来看，资本就是权力，而且是最重要的权力之一。资本主义社会不是就建立在资本的基础上吗？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货币日益成为一种统治力量。在资本主义社会，早期存在着金钱拜物教，人们成了赚钱的工具、金钱的奴隶；现在，货币的职能不仅局限于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贮藏手段和世界货币，而且具有了越来越大的权力价值。人们被金钱异化，成为受货币支配的公民。金融以经营货币牟利，不仅达到了赚钱的目的，而且上升为统治手段。美国统治者利用金融手段将本国人民掌控在手心，还企图利用金融手段统治世界。他们对中国发动金融战、货币战，目的就是要操练中国的经济和政治。
资源是有限的，你占有的多了，他占有的就少了。谁占有的资源越多，谁就越富裕。本来资源是发展经济的基础要素，与权力没有多少关联，但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和经济发展对资源的依赖性，资源就成为一个政治问题，并上升为国家意志，一些强国为了控制和掠夺资源发动战争。美国侵略阿富汗、伊拉克等，还企图对伊朗发动战争，控制中东和中亚，目的就是为了控制和掠夺这一地区富有的石油。他们企图通过控制石油达到控制世界的目的。资源共享在一个国家内部是合理的，在世界范围就是骗人的。美国精英发明了许多强调逻辑，在世界上倡导资源共享只是其中之一。
在阶级社会，没有权力的存在是灾难，滥用权力是更大的灾难。不受监督的权力，比冲出笼子的老虎更可怕。中国的贪官层出不穷，腐败愈演愈烈，根源在于对权力缺乏监督和制约。美国的滥用权力也很严重，形成了富人与官员的权力链，被称为“旋转门”现象。如果我们把美国的执政党想象成廉洁的政治组织，把美国统治集团看成是为民谋福利的当权者，那我们就太天真幼稚了。
军事统治
美国是一个建立在强大的军事统治基础上的国家，离开对内对外的武力统治，美国一天也存在不下去。但是，美国的军事力量是貌似强大，其实漏洞百出，十分虚弱。
“9·11”事件的发生，对美国来说既是悲剧，也是笑料。我们不希望美国发生“9·11”事件，对在这一事件中罹难的2974人表示痛惜；然而，对自吹自擂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机和反导弹防御系统的美国的军事力量，我们不免产生怀疑——连国内的劫机事件都无法预防，能防得住在空中乱飞的导弹吗？
2010年2月18日，美国南部得克萨斯州首府奥斯汀市重演“9·11”一幕：一架小型飞机突然撞进约有190名职员的国内税收署设在当地的一处办公楼，目前已造成2人死亡，13人受伤。不过这次自杀性袭击并非外国恐怖分子所为，而是一名53岁的美国软件工程师斯塔克实施的。据说，这名男子蓄意撞击国内税收署大楼，意在发泄不满和报复。
这起事件发生后，北美防空司令部下令两架F-6战斗机紧急起飞，前往奥斯汀上空巡航。北美防空司令部发言人杰米·格雷比尔说，派遣战斗机是一种预防措施。近期美国一些客机因为炸弹威胁等原因紧急降落或者临时改变航线时，北美防空司令部也派出战斗机。共和党议员麦考尔说，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正在研究如何预防飞机撞击大楼。由此来看，美国只有事后预防的能力，想撞你就撞，等撞完了我再预防。美国的反导弹防御系统可能也就这么个水平，想打你就打，等打完了我再防御。这有点像演员演戏时应付差事。
美国花在军事方面的钱财数目庞大，仅2010财政年度的国防和战争费用就高达6363亿美元。当然，花费再多，都是纳税人掏腰包，由全国公民承担，美国官员的收入不会受影响。
美国究竟有多少个军事基地？国防部长恐怕也说不清，记住国内的，忘了国外的；想起国外的，又忘了国内的。不过，美国的军事基地再多，也是聋子的耳朵。
美国的政治军事化在世界上位居前列，经济军事化则是最严重的。军事工业复合体属于美国最大的企业行列，极少数富人从中赚得盆满钵满。这是一些什么人呢？当然是能够控制和支配权力的后台老板。他们在幕后赚钱，官员在台上唱戏，配合默契。
美国社会军事化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从心理角度来分析，可能是美国统治者越来越缺少安全感，需要强化军事对社会的压制力；从经济角度来分析，可能是极少数富人可以从军事工业复合体中赚到更多的钱；从政治角度来分析，军事就是政治的组成部分，是最高端的政治，政治军事化是统治者的需要。资本家也是统治者中的一部分，是拥护和支持社会军事化的。
一般来说，社会军事化对社会稳定具有积极作用，但事物总是有利有弊的，当社会军事化达到畸形的程度，就会起破坏作用。一些国家建立军人政治和军人政权，出现了军人干政和军人执政的情况，就是很有说服力的例子。2010年2月18日，西非的尼日尔发生军事政变，总统坦贾与多名政府部长被扣押。政变军人宣布成立“民主复兴最高委员会”，中止第六共和国宪法和解散政府机构。当美国社会军事化达到极端程度会不会发生军事政变呢？
这是一个“双刃剑”逻辑。军事化的正面与反面都是刀刃，经济虚拟化在给美国带来繁荣的同时严重地伤害了美国，社会军事化也会伤害美国，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9·11”事件推动了美国的军事化，“2·18”自杀性驾机撞击事件可能会再一次推动美国的军事化进程。对美国的军事化最终的结果，我们拭目以待。我认为，美国会成为一个火药桶，某一天会因不慎失火而自我爆炸。
精神统治
美国的统治建立在资本、军事之上，还建立在精神统治之上。
美国的文化过去是很适应统治者需要的，但现在变得不那么适应了。无论美国有多少种文化，说到底就是移民文化。美国统治者从英国老大哥那里移植了宗教文化、普世价值观等，发展了草根文化、快餐文化等。这些文化都存在着致命伤，就是自我分裂、互相对抗。不仅在逻辑上讲不通，而且在社会生活中无法融合。随着社会发展和新移民的增加，固有的矛盾激化，新矛盾不断产生，社会裂隙越来越大。
对于已经显露的社会矛盾，美国的精英也是认可的，因为人们早已都看在眼里。如何弥合社会裂隙，避免崩塌呢？
美国的精英开出的药方就是更多地使用操纵性权力，加大宣传力度，为大多数人“洗脑”，使少数人的策划社会化。也就是说，由精英设计一套宣传方案，经过政府认可后，在社会上大力推广，或和风细雨，或狂轰滥炸。在美国的媒体上，人们经常可以看到，有一段时间经常发表科普文章，让人以为科学的春天又来了；有时候却像暴雨倾盆，同样的概念密集地出现，似乎正在发动斩首行动。低走低进，是宣传的需要；高举高打，也是宣传的需要。普通人对此并不清楚，只是被动地看、被动地听，最后是“被洗脑”，跟着舆论走。
美国统治者控制人的精神，既有宗教，又有邪教；既有文化，又有高科技；既有舆论引导，又有学校教育；等等。这种精神控制法是很有效的，使一些盲从的人更加盲从。如果一个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心理被操纵，那就会成为一个被动地生活的人。同性恋者在美国也能够获得“最大的自由”，说明在美国任何“主张”都可以产生影响力，只要你不反对统治者，坚持不懈地推广就有空间。
美国统治者主要反对共产主义，以此为名为不少人谋取了政治的、经济的私利。在美国统治者眼里，共产主义就是洪水猛兽，如果你掏腰包支持反对共产主义，他们就会让你的腰包更鼓。
为了遏制、打击和消解共产主义，美国精英煞费苦心，绞尽脑汁，设计了无数方案，从妖魔化攻击到军事侵略，从和平演变到颜色革命，无所不包。应该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在对付共产主义上是有成效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就是他们的最大成果。
美国统治者一直策划发动世界末日大决战，企图在2012年导演耶稣基督重临人间。电影《2012》就是提前给人们打招呼。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制造“信仰恐怖”，摧毁人们的信仰，建立一种宗教统治的世界，即建立基督教统治的世界。
也许这是美国的一大阴谋，像与苏联开展军事竞赛一样，诱骗中国、俄罗斯等大国增强军力。然而，从现有的信息来判断，美国是有可能将“电影”变成现实的。我们必须防止美国统治者狗急跳墙。如果美国像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一样，在中东、中亚和西藏等地区突然发动核战争，那就会给人类造成灾难性的浩劫。不仅会使有关国家的人民生灵涂炭，而且还会对气候产生不良影响，甚至会使几大文明毁灭。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策划发动世界末日大决战，是美国统治者黔驴技穷的表现。一头驴并不可怕，而一头发疯的驴就让人很害怕。有备无患，对美国的异常举动，我们必须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
在强国的主导下，主要是在美国的主导下，世界正在向危险走去。对于人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自信心，一旦自信心被摧毁，就会变成行尸走肉。人的自信心是建立在自我肯定和信仰之上的，如果怀疑自己，就会怀疑一切，就不可能发挥最大的潜力去实现目标；如果放弃信仰，同样会怀疑自己，怀疑一切，丧失生存的勇气、发展的动力和进取精神。如果美国发动世界末日大决战，制造“信仰恐怖”，必然会使众多的人产生信仰危机，甚至丧失信仰，从而变成“社会植物人”。
咫尺天涯。世界各族人民共同生活在地球村，近在咫尺，但难以开怀交流。当我为世界的未来担忧时，多想听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但愿我是杞人忧天。
信仰永存，正义的力量必胜！
附文：
恩道尔揭示的最令人震惊的事实之一，是极端宗教组织在美国军队的活动。美军军事宗教自由基金会的创建者、前空军军法署署长米凯·温斯坦指出， “狂热的极端基督教已经像海啸一样横扫五角大楼承认的所有737个美国军事机构…在世界132个国家。其中70个在欧洲，11个拥有核武器。”他的结论是，“让我把这事挑明。我们正在与基督教塔利班打交道。”。这是真切的威胁。
节选自 恩道尔《霸权背后——美国全方位主导战略》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0/200910/110831.html
第十二章 创建“末日决战”军队
“我知道我的上帝比他的大。我知道我的上帝是真的，他的只是个神像……敌人是精神上的敌人。 那是一个黑暗的王国， 敌人的名字叫撒旦……不要让媒体和自由主义者动摇你的信仰。为美国祈祷吧，我们将获得胜利。”
——威廉 ·博伊金将军，美国国防部负责情报的副国防部长助理
越南综合症和黑暗的政治
1975年4月西贡（现胡志明市）陷落，越南战争结束。这是美军、军事工业复合体和美国权力机构的最大灾难。越战既是美国历史上最漫长的战争，也是美国历史上首个重大的军事失败。
耻辱远不止于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被一个小国的装备很差但士气高昂的穷人游击队所打败，事实还在于美国人民已经厌倦了在没人能说清理由的情况下让自己的儿子上战场送死。拥护战争的保守主义右翼将这种反应称为“越南综合症”，所有这些都是美国精英们要面对的重大问题。
没有愿意作战的士兵，就不可能动员美国去打未来的战争，特别是在找不到明确的对美国的直接威胁的情况下。而事实几乎从来就是这样，他们也知道得很清楚，确实不存在对美国的直接威胁。
晚间新闻无休无止地播放美国年轻人被装进裹尸袋送回国的画面，林登·约翰逊总统因此而败选。他的继任者，共和党的理查德·尼克松在就职时发誓要赢得“体面的和平”，而实际结果是美国从西贡屈辱地撤回。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的权力机构，至少是其中的军事机构，通过美国政府特别是情报界的一些部门，开始了秘密行动，以在美国公众的一部分人中人为地造成一种永久性支持战争的派别。
1973年尼克松将从合格男性公民中招募士兵的征兵制改为全志愿兵役制或雇佣兵役制，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降低中产阶级男性被征召上战场的数量，在尼克松看来这是促使反战运动不断升级的重要因素。
为了平抑越战后公众中出现的强烈反战情绪，美国权力机构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转而启动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的目的是扩大美国在整个拉丁美洲的军事影响及私人公司的利益。
为洛克菲勒们向美洲传福音
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势力强大的洛克菲勒家族使用美国新成立的情报机构来扩展他们在整个南美的家族利益。纳尔逊·洛克菲勒曾在二战时期在罗斯福总统新设立的美洲内部事务协调员办公室任公职，当时他只有32岁。
与美国纳税人的钱一道，据报道洛克菲勒家族投入数百万美元，用于各种各样的战时工程。表面上这么做是为了消除纳粹在拉丁美洲的影响，但实际上投入这些钱的更重要目的在于他们心里念念不忘的其他利益。
这段经历对战后的洛克菲勒家族非常有益。他们已经在整个南美大陆组织起具有最高政治影响力的网络，从而为他们巨大的战后商业利益服务。
洛克菲勒家族用来推进商业利益的最诡异方法之一，是利用名为基督教圣经的翻译人员、实为基要派福音传教士，与中央情报局和美国国务院共同采取行动。这些人潜入亚马逊丛林最核心的区域，这里富有未开采的金属矿藏和其他原材料财富，包括从厄瓜多尔到巴西再到哥伦比亚的石油。
20世纪50年代后期，洛克菲勒兄弟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支持具有超凡魅力的基要派福音牧师葛培理，开始利用福音派为家族的政治议程服务。
洛克菲勒家族决定支持“葛培理的十字军东征”，并像推销一款新车型一样专业地为此进行营销宣传，作为其在发展中国家反对“不信上帝的共产主义”的武器。洛克菲勒兄弟纳尔逊、戴维、劳伦斯和约翰·洛克菲勒三世把这次十字军东征看作是为美国的商业利益和商业伙伴撬开大门的楔子。
1957年，洛克菲勒兄弟不事声张地拿出5万美元启动了格雷厄姆在纽约的十字军组织。在当时刚出现的电视媒体以及洛克菲勒家族的隐蔽支持和广泛的商业关系的推动下，该组织迅速发展，大获成功。结果自1925年臭名昭著的“斯科普斯猴子案”审判之后，基督教基要派再一次抬头，并以狂热的反共面孔公开露面，招摇过市。
他们精心挑选美国商业巨头来支持新格雷厄姆的福音运动，但他们的动机显然不是传播基督教信仰。这些商业巨头有克里夫兰·道奇铜矿公司的继承人菲尔普斯·道奇；洛克菲勒大通曼哈顿银行的杰里米·米尔班克和乔治·查普恩；《时代》、《生活》杂志的亨利·卢斯，他在1941年《生活》杂志著名的社论中提出“美国世纪”即将到来；IBM的托马斯·瓦特森；洛克菲勒家族在东部航空公司的合埃迪·里肯巴克。
美国的权力精英，至少是那些与势力强大的洛克菲勒家族联系密切的集团，在1957年确认了世界范围内的宗教“复兴”对“保证美国在自由世界的道德领导地位”是必要的。不过，这场宗教复兴需要精心培育，并在必要时给予经费支持，以推进大银行和企业精英的利益。
美国最重要的大企业和银行业精英洛克菲勒家族与基要派基督徒传教活动的结合，后来被证明是在发展中国家扩展美国世纪霸权的决定性命运的最有效武器之一。葛培理牧师还与洛克菲勒家族的另一项计划——卡梅伦·汤森创办的暑期语言学院（SIL）以及它的姐妹机构威克利夫圣经翻译机构——有密切联系。
中央情报局和暑期语言学院
在20世纪30年代，威廉·卡梅伦·汤森创建了暑期语言学院 ，更为人们所熟知的名称是“威克利夫圣经翻译人员培训班”。从冷战时期的20世纪50年代开始，卡梅伦的暑期语言学院最先向亚马逊这样遥远的地方开展语言培训和传教活动，其目的不是为了传播基督教，而是为了洛克菲勒家族及其商业伙伴的商业利益。
在20世纪50年代，没有任何人比纳尔逊·洛克菲勒更能在美国政界的最高层次代表军事工业复合体的了。在杜鲁门时代，作为负责拉丁美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洛克菲勒在创建美国领导下的美洲国家组织中起了核心作用。
纳尔逊·洛克菲勒还开启了向这个地区的国家销售武器的过程。他看到一个事实：战后英国在阿根廷和南美其他地区的影响被严重削弱，并有意识地利用了这一点。1945年后，南美注定要在美国政府的帮助下沦为洛克菲勒家族帝国事实上的附属品。美国政府的权势集团和基督教福音派的意识形态走卒们合力为洛克菲勒家族的生意伙伴开辟道路。
二战时期，纳尔逊·洛克菲勒曾做过罗斯福总统在拉丁美洲地区秘密情报活动的协调人。战后，他把遍布拉美的庞大情报网转变为私人生意网。纳尔逊·洛克菲勒秘密地支持汤森圣经“翻译人员”，利用他们在当地丛林原住民中建立名义上的基督教团体，使这个地方成为“对耶稣安全的地方”。
这里当然也成了对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安全的地方，因为他们显然是耶稣特殊的朋友。除了在亚马逊地区的秘鲁、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巴西和玻利维亚，中央情报局支持的暑期语言培训班还活跃在危地马拉、墨西哥和东南亚。1954年，中央情报局在危地马拉成功实施了颠覆活动，推翻了经自由选举产生出来的、主张改革的民族主义者雅各布·阿布尼兹政府。这个颠覆活动由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亲自负责，他还是美国联合果品公司的董事会成员。
这家公司在危地马拉的土地面临着被阿布尼兹政府国有化并重新分配给没有土地的农民的危险。联合果品公司幕后的人在用大块的土地来种植香蕉和其他经济作物，同时还控制着开采地下矿藏资源（通常是石油资源）的权利。
汤森的暑期语言学院也在危地马拉建立了机构，当时它已经是葛培理福音派传教机器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像格雷厄姆一样，汤森也得到了从《时代》杂志的亨利·卢斯到极端保守的《读者文摘》老板杜威·华莱士家族这些美国最有权势的集团的支持。
汤森用捐赠的飞机组织了一个航运队，向石油资源丰富的亚马逊丛林深处运送传教士，建立福音教会的阵地，形形色色的中情局专家也很快接踵而至，伴随中情局专家一同来到的，还有最先进的现代技术和复杂的心理营销技巧。
大背叛：中央情报局和洛克菲勒信教了
从全国福音协会迪恩·麦格里夫的履历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央情报局等美国情报机构如何利用汤森和类似的福音派组织来传播美式资本主义的福音。在1997年6月15日的《政治中的宗教》第一卷中收录了麦格里夫的履历。
迪恩·麦格里夫，“宗教与政治研究所和安提帕事工协会”（ ISRP & ANTIPAS Ministries)主席：
……1979年，他开始在伊利诺斯州惠顿市的全国福音协会从事世界救助工作，他签署的第一笔捐赠是来自美国国际援助总署（USAID，他发现在很大程度上，这不过是中央情报局的掩护机构）的75万美元，以帮助传教士进行社区发展计划。
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开始意识到美国政府——通过各种中情局的掩护机构——如此深入地卷入了不仅在拉丁美洲而且在整个世界的传教活动。在此期间，他在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很多地方旅行，为传教士举办研讨会，帮助他们进行各种“发展计划”。后来他与“为饥饿者提供食物”组织合作，负责在玻利维亚提供援助并促进其发展的工作，同时实施帮助东南亚难民安置到玻利维亚丛林的计划。这些人在越南战争期间在泰国的营地为中央情报局服务。
这不过是中央情报局庞大而血腥的资金支持的冰山一角。它在美国以“重生派”福音运动死灰复燃的分支组织“支配主义”（Dominionism）而闻名。
到20世纪70年代初，这项计划的重点是在美国各地建立“重生派”福音教堂之类的活动上，但这些特殊的教堂有秘密的政治议程，名为“支配主义”。这场新运动也被它的成员称为“约耳的军队”或“第三次浪潮”。这是一种异教运动，在1949年曾被“神召会总委员会”宣布为异教。不过，它对于动员“基督的战士”为军事工业复合体和美国权力精英的战争而效命是个强有力的工具。
从1980年大选共和党右翼保守主义获胜开始，罗纳德·里根总统选用福音派原教旨主义者担任一些内阁职务并成为他最亲密的顾问，信奉福音教派的那些州在大选中总是支持保守的共和党候选人，一直到2004年支持小布什的连任。
对于没意识到这个过程的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很难理解为什么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的30多年时间里，许多美国基督教堂的活动内容已经转型。电视福音主义，被称为“电视福音布道活动”，对教区信众进行的蛊惑人心的政治宣传，使福音派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教会（其中最有名的是五旬节教会）成为在美国发展最快的教会，而传统的天主教和基督新教都在挣扎着保住自己的信众。
敢于直言、组织严密的基督教教会少数派和规模更小的团体，之所以转变为好战的“重生派”福音运动，与权力精英的议程密切相关，这场运动的领导成员得到了权力精英的资金援助，它被称为一场“革命”。这场革命迎合了美国军事工业复合体和情报界创建一支事实上的帝国军队的努力，这支帝国军队甘愿为权力精英的全球军事目标流血牺牲。
“支配主义”进入军队
传统上基督新教原教旨主义教会在美国南部较贫穷的州势力最强大，这些州是所谓的“圣经地带”。这个习惯用语用来指代极端保守的“美南浸信会”派势力最强大的地区，它代表了许多其他教派，如基督会、神召会以及五旬节派。
处在圣经地带核心的是从维吉尼亚、阿拉巴马、南北卡罗莱纳、佐治亚、密西西比、路易斯安那、得克萨斯到俄克拉荷马的地带。这个地区正是绝大多数美军全志愿士兵的兵源地，对五角大楼的战争计划人员和在2001年9月后一直掌握美国战争机器的新保守主义智囊来说，这真是太方便了！右翼绝对论基督教信仰者与极端民族军国主义沆瀣一气，联起手来。
威廉·博伊金中将在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手下任负责情报的副国防部长助理，他的个案说明了美国宗教绝对主义新文化是如何与军事征服混杂在一起的。
博伊金将军是代尔塔精英特种部队成员，他曾领导过1980年4月灾难性的伊朗人质救援行动。博伊金把这次行动称为“我职业生涯里最大的败笔，因为我们没能将53名美国人救回国”。尽管如此，他的“信仰得到了强化”，他相信自己见证了一个奇迹：“在沙漠里那些与我们在一起、祈求上帝保佑的人，在那天晚上没有一个人被杀或受伤。”
在20世纪90年代，博伊金在中央情报局任负责特种活动的副局长，并晋升为准将。后来他被调回五角大楼的陆军参谋部，任负责作战、战备和动员的副主任。
2003年，他被任命为负责情报的副国防部长史蒂芬 ·坎彭博士的副手，坎彭是个极端狂热的新保守主义分子，就是他主持编造了萨达姆·侯赛因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所谓证据，2003年美国国会以此为依据投票授权布什总统对伊拉克宣战。
博伊金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农村圣经地带，是个信仰“重生派”基督教的犹太复国主义者。20世纪90年代初他在灾难性的摩加迪沙行动中曾指挥过打击奥斯曼·阿托领导的穆斯林军队，事后他对CNN表示：“那个穆斯林军阀上了CNN，他嘲笑我们，说我们永远也抓不住他，因为真主会保护他。你知道吗，” 博伊金告诉 CNN，“我知道我的上帝比他的大。我知道我的上帝是真的，他的只是个神像。”
2003年6月，博伊金将军对一个记者宣称：“敌人是精神上的敌人。那是一个黑暗的王国，敌人的名字叫撒旦。”他后来说：“我们永远不会离开以色列……我们中的许多人为天国烦恼，天国是对你的奖赏，在这里你是打击敌人的战士，”他接着说，“但那些信仰主的人将会恢复力量。他们将会像雄鹰一样展翅翱翔；他们将不知疲倦地奔跑，勇往直前……没有上帝，就没有希望。不要让媒体和自由主义者动摇你的信仰。为美国祈祷吧，我们将获得胜利。”
这些言论几乎违背了美国政教分离的宪法理念。博伊金得到了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总统小布什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公开支持。这表明，福音派基督教右翼的影响已经深入美国军方的最高层。
美军军事宗教自由基金会的创建者米凯·温斯坦，是美国空军学院的名誉学员，曾在美国空军担任了十年的军法署署长和军事律师。他在一次访谈中说：“……这种狂热的支配主义基督教已经像海啸一样横扫五角大楼承认的所有737个美国军事机构……遍及世界132个国家。其中70个在欧洲，11个拥有核武器。”
温斯坦列举了各种机构，包括“军官基督教教友会”和“基督教军事教友会”，它们是美军内部极端宗教运动的隐蔽机构。他指出：“……这些机构有三重目标，在它们眼里这些目标比它们宣誓捍卫和支持美国宪法更为重要。第一个目标——它们对此不加掩饰，就写在它们的网站上——是‘想看到美军在精神上转型……’”
温斯坦的结论是：“让我把这事挑明。我们正在与基督教塔利班打交道。” 这个基督教塔利班有独特的根源。
“神迹与奇迹”
到20世纪80年代，中央情报局在拉丁美洲和世界各地频频掀起伪基督教狂热，它们在这方面已经变得很在行。不仅仅是美国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与约翰·阿什克罗夫特、帕特·罗伯森、约翰·哈格、杰里·法尔维尔之流的主张类似），对执法和司法机构的最高层产生了宗教影响。与此同时，在英国，这种事情也在进展当中。
2004年1月29日，哈顿爵士公布了英国政府科学家和生物战专家大卫·凯利死亡的英国政府官方报告，正式的说法是英格兰的凯利博士死于自杀。哈顿爵士2003年8月以来一直在主持对生物学家凯利死因的漫长调查。
同一天，英格兰教会的报纸刊载了哈顿的简介，说他是英国圣三一布普顿圣公会教堂成员。
凯利的死亡很离奇，充满争议。他曾是英国国防部的雇员、生物战专家和联合国派驻伊拉克的前武器核查官员。早些时候凯利曾与英国广播公司（BBC）《今日》栏目记者安德鲁·吉利根谈论过英国政府在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档案，引发了托尼·布莱尔政府的重大政治丑闻。布莱尔是小布什对伊拉克发动战争的铁杆支持者。
在出席了英国议会审查他有关伊拉克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说法的委员会听证会几天之后，人们发现凯利已经死亡。
凯利曾告诉 BBC，他反对布莱尔政府在2002年8月的声明，该声明称伊拉克有能力在得到授权命令的45分钟之内向战场发射生物和化学武器。
凯利不承认在最后送交阿拉斯泰尔·坎贝尔的文件里包含这种声明。坎贝尔是布莱尔首相的信息主管，是臭名昭著的“花言巧语博士”。尽管凯利抗议这份文件里并没有坎贝尔所说的毫无根据的声明，但它却成为布莱尔和小布什政府对伊拉克先发制人的战争最关键的理由。
由北爱尔兰心理健康协会前主席哈顿主持的“哈顿调查”，在名义上是对凯利死亡背景进行的公开调查。但调查结论是凯利系自杀身亡，并称他并没有说过BBC的吉利根引述过的那些话。凯利不可能复活，没有机会再质疑哈顿的结论了。
英国议员、自由民主党成员诺曼·贝克用了一年时间来调查凯利死亡事件，根本不接受哈顿的结论，认为有关死因的官方说法难以置信，因为这意味着凯利选择了一种极不可能和没有效率的死亡方式。贝克宣布，凯利最可能的死因是被谋杀。
哈顿的教会——圣三一布普顿圣公会教堂——可能没有接到通知，但事实上哈顿显然参与了对一位证人可能遭谋杀的掩盖活动，这个证人会使布什切尼战争鹰派和布莱尔陷入极度窘迫的境地。布莱尔政府选择了这个“无可指责”的人来令人信服地使自己免于遭到在伊拉克问题上运用造假情报的指责。哈顿也是与英美军事计划有密切关系的、高度政治化和极受争议的教会运动的成员。
哈顿的圣三一布普顿圣公会教堂，以开创“启发课程” （the Alpha Course）而闻名遐迩。这个课程的始作俑者是该教堂“圣笑运动”的关键人物尼基·冈贝尔牧师。这是一个奇怪的运动，在美国各地的神召会中得到了推广，其中包括阿拉斯加州长莎拉·佩林最初上的教会——瓦西拉神召会。
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 每年在美国举办5000多场“启发课程”（the Alpha Course），这些讲习班由各种背景的教会赞助。其中包括浸礼宗、长老宗、罗马天主教会、救世军、路德宗、循道宗，神召会和圣公会。超过100万美国人和加拿大人参加了这些活动，相关材料在海外被翻译成数种语言。
“多伦多赐福”
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圣三一布普顿圣公会教堂就已经在英格兰声名狼藉。当时有报道称，人们被超自然力升到半空中后撞到墙上。这个反常的现象在集会欢迎已故的研究“教堂增长”的美国专家约翰·温伯来访时出现过。温伯曾创办过葡萄园教会，一个在加州阿纳海姆市的普通的小宗教派别。阿纳海姆市是滋生伪宗教新团体的温床。
温伯在著名的、 极端保守的富勒神学院教授一门有争议的“神迹与奇迹” （“ Signs and Wonders）的课程时， 改进了他的技巧和理论。
富勒神学院位于加州的帕萨迪纳，自称是世界上最大的多教派神学院。它产生过基督教右翼政治名人，如比尔·布莱特（校园基督教十字军运动的创办者），以及金俊坤，他是韩国校园基督教十字军运动的发起人。布莱特是 2002年兰德公开信的联署人，宣布了2003年入侵伊拉克的“正义战争依据”，此举为小布什总统正在计划的对伊拉克的入侵提供了神学根据。
查尔斯·富勒是一个反动的加利福尼亚“桔王”和富勒神学院的创建人，他也是卡梅伦汤森暑期语言学院的最重要支持者之一。这个组织曾帮助中央情报局和纳尔逊·洛克菲勒的跨国企业在拉丁美洲许多部落灭绝之前搜集他们的人类学和心理学信息。富勒也曾协助创办美国基督教浸信会全国协会。
冈贝尔牧师热情地欢迎在英格兰发生的有争议的“圣灵显现”的反常现象，他认为这些现象证实了他的教会达到了新的精神高度。基督教作家约翰·芒福德牧师和大卫·派切斯牧师公开宣传这些事件。芒福德和他的妻子埃利诺在英格兰的伦敦创办了葡萄园教会。在此期间，冈贝尔牧师为他的教众完成了最初版本的“启发课程”。
1994年1月，葡萄园教会所属多伦多机场教堂（这家教堂刚好设在皮尔逊国际机场旁边）声称亲历了基督的“再生”。在圣三一布普顿圣公会教堂发生过的同样的事情，在加拿大被看作是“新鲜事”。人们看见参加集会的人像蛇一样在地板上滑行，像狗一样叫，用头去撞墙。这就是第三次福音主义浪潮运动，这场运动最终推出了2008年美国大选副总统候选人之一——萨拉·佩林。
来自冈贝尔的教众开始往返于多伦多之间，以把这个“与上帝建立更深关系”的方法带回英国。参加这个活动的人们声称他们运用机场教堂所说的“浸泡祈祷”的技巧可以获得力量。
一种奇怪的杂交就这样开始了。
数千人乘飞机赶到多伦多参加集会，据估计到1995年9月已达60万人，其中包括来自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2万名基督教领导人，他们来到这里希望获得“再生”。 几家加拿大和外国电视新闻报道了在这个教堂发生的事，播放了一段录像，一个人无意识的腹部痉挛影响了许多人。同年，英国的4000个教堂参加了圣三一布普顿教堂迎接“可互行施涂油礼”活动，它们得到了“多伦多赐福”。
支配主义和“基督教帝国主义”的兴起
“多伦多赐福”运动不仅在加拿大迅速扩散，而且在美国传播得尤为迅速。在美国，灵恩派福音教徒，如异常受欢迎的詹姆斯·多布森牧师组织“重在家庭”团体来传播这一教义，有时也被称为支配主义。
支配主义运动的领军人物是迈克尔·布朗，他是佛罗里达州潘赛科拉市布朗斯维尔牧师复兴学校的校长。为了呼应校园基督教十字军运动的创始者比尔·布莱特在1994年提出的挑战，他号召数千名学生在雨中站在泥水里，开始爱、同情、神圣和牺牲的革命。
这场革命的哲学家是布朗，他写过《耶稣的宣言：革命的号召》，与华盛顿特区的号召（反恐战争）相配合。在这本书里他宣称：“（我们的社会已经）到了崩溃点，它要求我们必须革命，否则美国就完了。上一代人反文化的造反已经令这一代人厌恶。”布朗接着说：“耶稣的到来不是为了建立一个可爱的礼拜天早晨的宗教。他的到来是为了建立上帝的王国——来粉碎敌人的权力，解放被奴役的人。这里已经有准备好了的一代人，他们要激进，他们要疯狂，他们做好了任何准备，准备打破规矩。如果我唤起这种热情，并把它导向对耶稣的神圣、激情和爱，那么我们将改变社会。”
布朗在1971年耶稣运动过程中成为基督徒，那时他把自己描述为“曾经是注射海洛因、吃摇头丸、叛逆的、犹太摇滚鼓手”。现在布朗呼吁的革命将把教堂以及社会从里到外、从上到下翻个底朝天。
“这不是一场枪、炸弹、暴力或仇恨的革命，而是一场耶稣的革命，用福音来进行战斗，用上帝的爱，用圣灵的力量，用激进的神圣，用牺牲、同情和勇气来战斗。它以持续的方式影响社会。”他强调要么现在就开始，要么永远也开始不了，现在是少说多做的时候。“历史在急切地期待我们的下一个行动。这是我们一直在等待的时刻。因此，拥抱它吧——用生命或死亡 。革命不会等待。” 来源：《灵恩》杂志，2000年11月，第54 – 62页。——译注
这看上去很像是20世纪60年代“犹太人耶稣”运动的翻版，布朗这样在网站中描述自己：“艾瑟恩事工的创办人和主席，致力于向以色列、教会和各国传递忏悔和复活的消息。他在1971年遇见主，当时是个16岁的注射海洛因、吃摇头丸的犹太摇滚鼓手。从那时以来，他在美国和整个世界布道，写了20本书，其中一些书已经译成10多种语言。他致力于促进召集神圣的信徒的活动，在大地上点燃精神的、道德的和文化的革命。
布朗在北卡罗莱纳的康科德创办了一所名叫“圣火”（FIRE）的宗教学校，还做过富勒神学院的访问教授。在一盘名为《我们的双手沾满鲜血》的录像带里，布朗声称：“拯救以色列意味着耶稣的返回、正义的复活、教会的复兴和地球的重建。” 这是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末日”运动的消息。布朗还作为固定演说人定期在多布森“重在家庭赢得爱”集会上发表演说。这是一个在他们的文化革命中抱成一团的组织。
约耳的军队
布朗是支配主义的一部分，它也自称为“第三次浪潮”或“约耳的军队”。在新千年开始之际，支配主义运动已经成为当代美国福音主义发展最快的运动。
一位熟悉第三次浪潮运动或支配主义的神学研究者这样描述它：“第三次浪潮是威廉·布兰汉姆等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领导的莱特·雷恩帐篷复兴聚会的神学复兴。它的观念基础是，在末日时期，一群基督徒将会获得超自然的力量，他们将统治现在的教会和世界。世界上的基督徒将被重新组织为五重职分（Fivefold Ministry），教会在上帝指派的先知和使徒的权力之下重新进行组织。年轻一代将组成‘约耳军’，起来与邪恶作战，为上帝重新夺回地球。”
约耳军运动的前身已经在1949年被神召会总委员会宣布为邪教，在2000年的决议中再次遭到谴责。它被定为邪教的原因包括：
过度强调摸顶赐福或由先知而获得的神秘力量。
错误的说教，认为教堂在建立当今使徒和先知的基础上。
倡导“新秩序”这样极端的说教，举行忏悔和解脱活动，声称普通人的组织拥有专属于基督的权力。
把掌握语言当作传教服务的特殊工具以及与此类似的错误说教。
极端活动和非基督徒的活动，通过说话技巧的手段给予或授予个人权力。
对经文的扭曲或歪曲解释，与我们通常接受的教义和实践相冲突。
根据1949年4月20日神召会高级长老会的信件，雷恩运动的特征是“把油涂在手上”；教众唱“主的歌”；歌唱圣灵；强调“上帝在做新事”；体验重于讲解；谴责那些诋毁这场运动的人。
尽管被定性为邪教，但这并不能阻止这个运动的组织者宣传和推广这场情绪化的运动。那些推动者只不过更为小心谨慎一点，经常变换活动的名称，以掩盖其本来的面目。
萨拉·莱斯利是一位前基督教右翼领导人和支配主义神学的反对者，她这样描述支配主义的意识形态：
拯救的福音通过创建“上帝的王国”来实现，这是一个既存在于字面上也存在于实际中的王国，要在当今时代在全球“推广”。某些支配主义都将新约的王国比作旧约的以色列，用这种方式来提供理由，以便拿起剑或用其他惩罚性手段去对他们王国的敌人发动战争。
支配主义的教义说人们可能被胁迫进入这个王国。他们把根据圣经专属于耶稣基督的责任和权力交给教会。这包括信徒们难以理解的深奥信仰，信徒可以使基督“附体”，从而发挥基督的作用在地球上建立他的王国统治。过度强调了人的努力；上帝治权的思想被贬低。
《我们的复仇：教会支配一切》是支配主义者艾尔·德加的著作之一，书名可谓标新立异。莱斯利引用了书中的段落：“统治神学建立在三个基本信仰之上：撒旦通过引诱亚当和夏娃篡夺了人对地球的统治；教堂是上帝从撒旦手里夺回支配权的工具； 在教会获得对地球上政府和社会机构的控制，从而取得统治权之前，耶稣不会回来。”
支配主义极端好战。它的基调是“前进，基督的战士”，但这些战士并不是在“纸上谈兵”，他们是冲向真正的战争，冲向美国权势集团认为对他们建立世界新秩序有用处的战争。
莱斯利进一步指出，她所看到的是，在整个美国各种新教教派中支配主义扩散的背后有一条主线，那就是欺骗：
支配神学是邪教。因此它很少公开说出上述定义所包含的东西。在犹太教复兴运动的营地之外，福音派支配主义给自己包上温和的外衣，每次都换一件包装以利用大众媒体宣传。这是一个历时几十年的缓慢过程。很少有福音教徒知道“支配主义”这个词，也不清楚它意味着什么，这是因为支配主义为了顺利地推销自己，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其他术语，以掩盖它的真正议程。许多福音教徒（甚至更为保守的基要派教徒）可能会遵循支配主义的说教而完全没意识到它的谬误……
为了更有效地宣传他们的计划，支配主义者领导人先是提出新的教会学、末世学和救世神学，这些学说的传授对象是福音基督教各主要教派之外的信众。接着在20世纪90年代，“信守诺言的人”运动被用做“打破围墙”的工具，也即打破各教派的分野，把支配主义输出到广泛的福音教派各分支中。这个战略相当有效，渗透了新教的主流教派。支配主义者在选择领导人上非常慎重，这些领导人被训练成“转型”（支配）的“催化剂”，他们以博学的形象使媒体产生错觉，使其他教派的人显得像操南方口音、照本宣科讲圣经的基要派傻瓜。”
到2000年大选时，支配主义教派或“约耳的军队”、“第三次浪潮”神学已经被巧妙地转化为布什共和党的有效选举机器。这并非偶然，小布什总统的父亲老布什曾在20世纪70年代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当时中情局不仅在国外，而且在国内也培植这一势力。到2008年，通过福音教副总统候选人、阿拉斯加州州长佩林，支配主义已经成为共和党候选人约翰·麦凯恩背后的重要选举力量。
信守支配主义者的承诺
莱斯利提到的基督教右翼最成功的群众运动之一，是一个奇怪而极具争议的组织“信守承诺者”，该组织在20世纪90年代初在美国社会爆炸性地扩展。
“信守承诺者”是仅限男性参与的运动，从1991年在科罗拉多州博尔德的科斯新闻中心的4200人起家，席卷整个美国。1997年10月它的影响达到高峰，有100万人在华盛顿上街游行。这些人热衷于像纽伦堡那样的群众集会，在家庭、教会和社区取得领导地位。
在《信守承诺者：另一种特洛伊木马》一书中，菲尔·阿姆斯写道：
……自从审判日以来，真正的教会还不曾遇到对它的权威、教义和使命这么大的挑战，这是一个大欺骗的时刻，欺骗的来源是数量如此之多的表面上看来充满活力的、正当的团体和“基督”的代言人……这种宗教复兴，正在试图将所有有信仰的人和所有人的信仰转化为一支庞大的上帝的军队，“为了耶稣和他的教会夺取世界”。显然，这不仅具有奥威尔式的特点，而且在对上帝时间表的先知式强调方面又符合圣经的传统…… 这个运动对上帝的话轻薄无礼、漫不经心……但对某些信奉者来说，信守诺言者所表达的立场与上帝的话之间存在巨大的、根本性的清晰反差，这些有神圣辨别力的极少数人受到巨大的精神伤害，因为那么多著名的基督教领导人以默许与合作的态度卷入了这场对圣经真理的屠杀。
信守承诺者在名义上由比尔·麦卡特尼创建，他是密执安大学橄榄球队助理教练。20世纪60年代初，也是在密执安大学拉尔夫·马丁和史蒂夫·克拉克创建了“神的话语”运动。
当麦克特尼接到了任科罗拉多大学橄榄球队主教练的邀请时，他是作为安·阿伯 “神的话语”组织的代表被派前往的。不久，麦克特尼成功说服葡萄园教派的牧师詹姆斯·赖尔于1990年发起了男人的运动——“信守承诺者”。
“信守承诺者”有三大资金来源： 多布森的“重在家庭”组织， 布莱特的“校园基督十字军”组织和总部设在科罗拉多的“领航员”组织。
这个运动还得到了大公司的有力支持。提供支持的有：德沃斯家族的安利，在宗教右翼政治上活跃的一家密歇根公司，达美乐比萨饼店的创建者托尼·莫纳汉，他与“神的话语”运动和科斯的遗产基金会渊源很深，后者是由啤酒业大亨的约瑟夫·科斯创办的非常保守的组织。有了这些重要的资金支持，这个运动在7年时间里从87人发展到100万人。
在20世纪80年代，好战和政治性很强的基督教右翼对美国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其中的关键在于一个名为国家政策委员会（CNP）的极秘密的精英组织。这个名称是精心设计出来的。
国家政策委员会
据称，国家政策委员会与彼尔德伯格集团一样神秘，但按某些人的看法，前者比后者更有影响。
国家政策委员会创建于里根时期的20世纪80年代初，是几家相当有势力的机构的联络纽带。它被美国广播公司（ABC）的马克·安宾德描述为“对外关系理事会的保守主义版本”。
国家政策委员会的成员包括约翰·辛格劳将军、运输大王彼德·格雷斯、得克萨斯州亿万富翁纳尔逊·亨特、右翼遗产基金会的埃德温·小福伊尔纳、基督教广播网的帕特·罗伯逊牧师、 杰里·法威尔、蒂姆·拉海约和老布什周围的大多数基督教右翼头面人物。
国家政策委员会的精英成员中还有许多重要的政治人物，包括特伦特·洛特参议员、唐·尼克尔斯参议员、前司法部长埃德·米斯、伊朗门丑闻中的诺斯中校和右翼慈善家埃尔斯·普林斯，她是埃里克·普林斯的母亲。埃里克王子创办了黑水公司，这是一家有争议的私人保安公司，曾因在伊拉克杀死大量无辜平民而被起诉。
从某个方面看，国家政策委员会在成员的挑选上眼光很开阔，它的成员甚至包括统一教会的文鲜明牧师 。据报道，它的精英成员名册里还有科学教会。
国家政策委员会成员、共和党战略家加里·鲍尔是联系该委员会和共和党的纽带。鲍尔的家庭研究委员会在《科学保证书》上签名，支持在加州的学校中取消心理学课程，代之以罗恩·哈伯德的排除有害印象精神力疗法（Dianetics，又译为“戴尼提”）。 也是这个鲍尔，在文鲜明1996年举办的世界和平与统一家庭联盟大会上发表过演说。
宗教研究者保罗和菲利浦·柯林斯这样介绍国家政策委员会：“它看上去是权力精英中的多个派别设计的机构，用来鼓动善意的基督徒在被蒙蔽的情况下支持精英们的倡议。也可以认为它是一项宗教改造计划，将基督教的形而上学本质清空，按照精英在社会和政治上的需要重新界定其原则和概念。这个看法得到了如下事实的支持：国家政策委员会的许多成员同时也是其他组织的成员，或与权力精英有直接联系的有违法记录的企业。”
为了将公共辩论引导到国家军事、外交以及国内政策的方向，美国权势集团不得不创建以大众为基础的组织，以违背绝大多数美国公众利益的方式来操纵公共舆论。显然，建立国家政策委员会就是这种大众操纵的核心组成部分。
国家政策委员会是数十亿美元的防务承包商与像犯有重罪的共和党筹款人杰克·艾布拉莫夫这样的华盛顿游说者和基督教右翼之间的关键链条。它是支持五角大楼全球战争议程的右翼军事政治势力和操控了大部分美国外交和防务政策的新保守主义势力之间的新轴心枢纽。
艾布拉莫夫、迪莱和布什政府的很多高层共和党人都曾是国家政策委员会的成员。有关这个组织的细节很少泄露到公众中去。国家政策委员会不发表媒体声明，只进行秘密会晤，从不主动说出成员的名字。在一年的时间里，成员们至少秘密开三次会，协调各自机构的活动，以形成合力，有效地改变国家政策。国家政策委员会成员普莱斯勒说：“国家政策委员会允许人们相互认识，通过相互认识使各自的运动成为一个整体。”
宪法第一修正案研究所发言人斯基普·波蒂厄斯谈到国家政策委员会时说：“自1981年成立以来一直处于保密之中的国家政策委员会，其成员是实质上的右翼强硬派名人。”由右翼的华盛顿政策执行者、政客、金融家及其核心的强硬宗教人员组成的国家政策委员会，其成员名单至今仍是高度机密。波蒂厄斯在该研究所的网站上列出了国家政策委员会成员的部分名单。他补充说：“在这里组织者和行动者与经费支持者见面，他们为实施计划提供经费。”
从一开始，“国家政策委员会版的基督”就与委员会的成员们玩世不恭的言辞融为一体，“我经常回想起当我们与祈祷者和一些非常善良的人一起在达拉斯创建这个组织时，那一天似乎上帝真的和我们在一起，”右翼筹款人、国家政策委员会成员理查德·维戈威尔曾这样说。
国家政策委员会成员汲取最初的教训，到20世纪90年代他们将活动的重心从国家层面的运动转向在美国各地发挥影响。帕特·罗伯森的基督教联盟执行主任拉尔夫·里德在1990年3月14日对《华盛顿邮报》说：“基督教社区在20世纪80年代倒退了。当我们试图改变华盛顿时，应该把重点放在各州，与基督徒真正关系重大的战斗应发生在邻居之间、校园、市议会和州立法机构上。”
黎曦庭（Tim LaHaye），是极受欢迎的系列小说《末日迷踪》（Left Behind）的，是国家政策委员会的最初创办人之一。他的妻子是“关注美国妇女”组织的领导人。在1989年12月15日的一次访谈中，黎曦庭对《今日基督教》杂志说：“在20世纪90年代，宗教右翼将由一系列独立的、由本地发起和赞助的组织构成，这些组织将结为同盟。”在黎曦庭的这本书里，伊拉克具有特别的作用，因为他相信世界末日的善恶大决战将从反对基督教的大本营巴比伦（现在的伊拉克）开始。
国家政策委员会、黎曦庭和文鲜明
在名义上的基督教保守主义的外表之下，国家政策委员会实际上是各种成员的联盟。其中包括许多与下列机构或其下属机构有直接关系的成员：“马耳他骑士”组织、对外关系理事会、文鲜明的统一教会、科学教会、中央情报局、普世凯旋教会、三K党、坦普尔顿基金会以及其他一些非同寻常的机构。
韩国的文鲜明牧师是布什家族秘密政治机器中的一个关键“部件”，在为国家政策委员会提供资金支持方面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活动一般都通过文鲜明的掩护机构（如“美国自由联盟”）进行。在两年之内，文鲜明为美国自由联盟提供了超过500万美元的资金。这个组织的大多数成员也属于国家政策委员会。
值得注意的是，文鲜明本人声称是“失败的”耶稣基督的合法继承人。在他写的书名“低调”的《主说》里（“主”指他自己），文鲜明这样介绍他构想的一种“宗教全球化”：
我的梦想是组织一个基督徒政党，包括基督新教、天主教和所有的宗教教派，这样共产主义势力在我们面前将不堪一击。我们必须清除腐败的政客，上帝的子民必须统治世界。宗教与政治的分离是撒旦最喜欢的……遵照我的命令，欧洲人和整个世界的人们都来美国居住，他们难道不听从我吗？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我们用一只胳膊拥抱宗教的世界，用另一只胳膊拥抱政治的世界。有了这个伟大的思想意识，如果你还没信心去做，那你最好去死！
文鲜明声称1935年“主”在复活节那天在他的面前显灵，在一个幻象里向他解释耶稣没能完成使命，要求他接过真正的天父的地位，拯救世界。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他的复活并没有完成拯救世界的任何使命。文鲜明优雅地从“可怜的失败了的耶稣”手里接过斗篷。
根据传统的基督教神学，文鲜明宣称他是真正的耶稣，这即便不是亵渎也是邪教。不过，对于国家政策委员会的成员来说，显然只要文鲜明先生能出钱，这些都无所谓。
文鲜明用数百万美元资助了大量掩护机构。他资助了世界宗教会议，其中包括伊希斯圣约、神智学社各团体和浸礼宗在内的基督教组织。然而，文鲜明资助的最有影响的组织是国家政策委员会。
根据其自己材料的说法，国家政策委员会成立于1981年里根政府上台的初期。创建者是黎曦庭，一个工于心计的“重生派”教徒，其创作的宗教幻想小说 《末世迷踪》获得了巨大成功。
在20世纪70年代末，黎曦庭曾参与创办了杰里·法威尔牧师法威尔牧师是美国著名的布道者，创办了多所教堂和神学院。——译注的最初的“道德多数派”。黎曦庭和他的妻子贝弗利，开始通过他们的婚姻咨询公司、“家庭生活研讨班”从事反堕胎运动。1979年， 贝弗利创办了“关注美国妇女”组织，作为对激进的“全国妇女组织”(NOW)的一种抗衡。
要想了解国家政策委员会及其会员组织的真正议程，需要更近距离地看看黎曦庭夫妇的掩护机构“关注美国妇女”组织。该组织声称它的目标是“通过教育、法律辩护、立法计划和在中美洲的人道主义援助他们支持诺斯和老布什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情局活动。——译注及代表信仰这些价值观的男人和女人的其他活动，来保存、保护和促进传统的、犹太教和基督教共有的价值观。”
在1976年的著作《精神受控制的女人》（The Spirit Controlled Woman）一书中， 贝弗利写道：“精神受控制的女人是真正自由的女人，因为她们‘完全服从’于她们的丈夫。”“关注美国妇女”组织用祷告来激励它的成员采取行动，达到反对同性恋、反对婚前性行为、反对《平等权力修正案》的目标。
到2001年年初小布什任总统开始，地方性民间基层活动都受到国家政策委员会的幕后操纵，并经由它们组织协调，在基督教右翼中形成了一架政治机器，从而能够控制总统和国会议员的选举。
黎曦庭有关“被提”、“末日善恶大决战”和主题类似的“终结时期”的《末日迷踪》系列丛书卖了1亿多本。“9·11”的劫后余波使黎曦庭的书畅销了好几个月。
尽管参与国家政策委员会活动的人都来自美国，但他们的组织和影响在宗教和政治上都遍及到全球。它的成员包括致力于改造社会的公司老板、电视福音主义者、国会议员、前军方将领、政府高官、“智库”领导者。有许多成员是实业界的领袖，其中包括木材、石油、采矿、商业、房地产等行业，也包括电台、电视及报刊社和出版社的媒体老板。
国家政策委员会的成员还有里根政府的前司法部长埃德·米斯，小布什政府的司法部长、前联邦调查局特工约翰·阿什克罗夫特，克莱恩 ·斯考森博士，700俱乐部电视台（TV 700 Club）的帕特罗伯森牧师罗伯森牧师是美国著名电视布道家，创办多家基督教机构。——译注，道德多数派的领导人法威尔。共和党极端保守主义政治活动家， 如格罗弗·诺奎斯特、加里·鲍尔、菲利斯·施拉弗莱和伊朗门事件主角诺斯中校，都是秘密的国家政策委员会成员。
所有在里根布什时期的20世纪80年代最早出现的新共和党右翼的重要领导者，都是国家政策委员会的成员。其中包括威廉·贝内特，里根布什时期的新保守主义缉毒主管和教育部长、前共和党国会议员杰克·肯普，遗产基金会研究员、 前州长拉马尔·亚历山大和美国驻联合国前大使和新保守主义分子珍妮·柯克帕特里克。
许多在20世纪90年代来自右翼针对克林顿总统的攻击，都得到了国家政策委员会支持者的资助，其中包括得克萨斯石油大亨和银行业操纵者纳尔逊·亨特、得克萨斯石油百万富翁卡伦·戴维斯、安利公司的理查德·戴沃斯、啤酒大王约瑟夫·库尔斯、非常保守的遗产基金会出资人保尔·威瑞奇和匹兹堡石油百万富翁及银行业继承人理查德·斯凯夫。这些成员中的一些人都曾秘密出资，与布什家族的朋友诺斯中校一道，帮助中美洲的反政府武装。
另一位有影响的国家政策委员会成员是艾伦·戈特利布，他是美国自由联盟的理事会成员。据称这个联盟是文鲜明的统一教会的掩护组织。在《搞垮经济》（Trashing the Economy）——一部透露如何通过政治性的大众邮件为保守的基督教候选人筹资的书中，戈特利布写道：
直邮信件所包含的信息必须诉诸三个低级感情：恐惧、仇恨和报复……筹资信件的邮寄人必须向你展示一场危机——一个问题不起作用……这场危机必须让你害怕……如果你不害怕，你就不会寄钱……接下来直邮信件必须向你描述一个可恨的人，你可以把愤怒集中在他身上……一旦你感到害怕，并受驱使去恨这个可恨的人，那么成功的直邮信件必须为你提供一个报复这个可恨的人的方法——掏腰包拿出捐款。报复越让人从心底满足，直邮信件带来的捐助就越多。所有这些都必须装扮成一个有崇高道德感的样子，但你没意识到，它作用在你较低的感情层面。
弹劾克林顿显然是国家政策委员会所策划和指使的另一项计划。1994年，国家政策委员会发起了一项活动，通过揭露克林顿总统所谓的非法和不道德的活动，暴露“遍布克林顿政府的邪恶”。
国家政策委员会的政治性分支机构“国家政策委员会行动公司”（CNP Action Inc.）向所有成员散发了名为“克林顿年鉴”的录像拷贝。据称这个录像记录了比尔·克林顿与许多女人的艳遇。录像里的一个备忘录说：“这是最近更新的‘克林顿年鉴’。这盘录像带记录了克林顿任州长时期和任总统时期的许多非法和不道德的活动。看了这个录像带后，把它送给你的朋友、亲戚、生意伙伴、政府官员或媒体从业人员。让尽可能多的美国人了解‘遍布克林顿政府的邪恶’。比尔·克林顿必须对他的行为负责。”
1994年9月12日有个私下的备忘录也指示全国政策委员会的成员去“接触你能够影响的参议员和众议员”。克林顿的性丑闻最终导致了对他的弹劾指控，并且使克林顿的副总统戈尔在大选中输给了名不见经传的得克萨斯州州长、重“家庭价值观的重生派基督徒”小布什。
乔治·布什作为得克萨斯州州长，在1999年大选之初出席了全国政策委员会的会议，以赢得他们的支持。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出席了全国政策委员会在华盛顿特区的聚会。
资助全国政策委员会的一个关键人物是福音派牧师黎曦庭，他在1979年在加州的桑提创建了“创造研究所”，并鼓励法威尔创建“道德多数派”组织，他是这个组织的理事。在20世纪80年代，黎曦庭创建了美国传统价值联盟和宗教自由联盟。1998年他创建了“灾前被提研究中心”，该中心致力于编造有利于对《圣经》进行时代论的、灾前被提解释的材料。
共和党政治战略家韦瑞奇曾说过：“没有黎曦庭，我们所说的宗教右翼不可能得到这么大的发展，也不可能发展得这么快。”
黎曦庭的声誉曾遭到沉重打击。当文鲜明受到逃税指控时，黎曦庭为他提供帮助。这时黎曦庭与他的妻子一道拿了文鲜明和他的统一教会信众几十万美元的事曝光了。
黎曦庭试图与文鲜明划清界限，但为时已晚。当黎曦庭试图重振其鼓时，他的声望已经严重受损。但黎曦庭确实进行了重新组织活动——在《末日迷踪》数百万美元销售收入的支持下，在“9·11”之后的气氛里，以及在黎曦庭的朋友、“重生派”总统小布什的帮助下。
黎曦庭的议程是法威尔牧师的翻版。这是美国所谓宗教右翼的核心——恢复美国的“绝对价值观”：重视家庭，反堕胎，反同性恋，维护异性婚姻（“亚当和夏娃，而不是亚当和史蒂夫”)，支持在公立中小学校进行祷告，赞同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悬挂张贴宗教符号和饰物，如十诫；这一切当然是为了强大的“国防”。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众议院前共和党多数党领袖迪莱和正统犹太人艾布拉莫夫都是全国政策委员会的成员。正如《国家》杂志报道的，“在2002年7月， (共和党)鲍尔和拉比 ·丹尼尔·拉宾——基督教右翼事件的核心人物——创办了美国基督教和犹太人联盟 (AACJ)。”
这个联盟理事会成员有多布林牧师、罗伯森牧师、法威尔牧师和艾布拉莫夫。拉宾的组织“走向传统 ”，管理着美国基督教和犹太人联盟，在2000年从艾布拉莫夫的一个赌博业客户那儿收到2.5万美元；从艾布拉莫夫本人和他的顾客那儿收取7.5万美元；接着，根据艾布拉莫夫的书面指示，以每月5000美元的薪水雇佣托尼·拉迪的妻子。当时拉迪是迪莱的办公室副主任，后来替艾布拉莫夫游说，被列入后者被判有罪的指控名单里。
神圣的十字新军
法威尔和罗伯森都是美国的“电视福音主义者”和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在2001年9月11日后公开呼吁对伊斯兰展开圣战。罗伯森后来还主张暗杀委内瑞拉的民选总统雨果·查维斯。
约翰·哈吉是一位政治上十分活跃的福音教会牧师，在得克萨斯圣安东尼奥的磐石教会有1.8万名教众。他在2008年大选中公开支持麦凯恩，他在《耶路撒冷倒计时》（Jerusalem Countdown）一书中宣称，与伊朗的对抗是世界末日善恶大决战和基督再次降临的先决条件。哈吉主张美国必须与以色列联合，对伊朗进行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以完成上帝的计划。关于小布什，哈吉是这样说的：“总统对以色列的支持完成了圣经的命令，保护了犹太国家，在基督再次降临时将起到关键作用。”
圣战中的触摸屏幕投票机
国家政策委员会纠集了重要的共和党游说人员，如格罗弗·尼奎斯特、加里·鲍尔和加州百万富翁霍华德·阿曼森。在1995年退休之前，阿曼森在加州瓦莱西托的迦克墩研究所理事会担任了23年理事，1981年2月2日的《新闻周刊》说这家研究所是宗教右翼的智库。
阿曼森还是美国第二大电子触摸屏投票机公司电子系统与软件公司 (ES&S)的大股东，据估计这家公司与迪堡公司占有了美国“黑箱”电子投票机80% 的份额。据信，在2004年大选中，来自迪堡公司和 ES&S公司的触屏投票技术在俄亥俄州计票中作弊，使结果有利于乔治·布什，从而确保了小布什再次当选。
20世纪80年代初， 鲍伯和托德·尤罗舍维奇兄弟创办了 ES&S公司的前身——Data Mark公司，1984年得到了极右的阿曼森家族的资金支持。据《奥马哈世界导报》报道，阿曼森购买了 68%的股份。后来威廉和罗伯特·阿曼森兄弟向Data Mark公司注入了新资本，公司名称改为美国信息系统公司(AIS)。
迦克墩研究所创办于1965年，阿曼森的捐赠超过100万美元。这家研究所大力倡导它的创办人约翰·拉什都尼的信仰——“现在就动手，建立支配主义、犹太教复兴运动的王国”。拉什都尼也是国家政策委员会的成员，他2001年2月8日去世，被称为“基督教犹太教复兴运动之父”。这个信条认为，只有基督徒才应该支配地球上的所有事物和国家，法律应根据旧约法规制定，其中包括对许多违反旧约法规者判处死刑的规定。
阿曼森、诺斯中校、约翰·辛格劳伯少将和其他与伊朗门丑闻有关的人，以及前三K党成员理查德·肖夫都是国家政策委员会的成员。阿曼森还是一个储蓄和贷款银行财产的继承人。
还有一些国家政策委员会成员可以在下面几个名义上的基督教组织中找到， 多布森的“重在家庭”组织、布莱特在全美许多大学里的校园基督十字军组织、 罗伯特·维纳的“祈祷引领的基甸（勇士）”组织、青年基督徒组织、“世界展望国际”、与中央情报局有瓜葛的威克理夫圣经翻译会、葛培理福音协会、“美国仲裁者”组织、“国际灵恩圣经事工组织”、全国宗教广播协会、“信守承诺者”组织，以及许许多多名义上的基督教组织。
声称是“免税、教育性质”的国家政策委员会的潜在影响，在1984年以来的美国政治中是无以伦比的，大多数单纯的美国公民还都不知道这个组织。普通美国人的宗教也被操纵，用于政治目的。
“重生派”拉丁美洲暗杀队
在富勒的神学院在美国推广权力福音主义很久之前，富勒手下的各种人员和许多国家政策委员会成员，已经在拉丁美洲以他们的方式进行“传教”了。
他们对拉丁美洲感兴趣的原因，显然是想利用这个地区作为搞乱正统宗教的实验室，特别是将天主教改变为“神迹与奇迹”新宗教运动及其分支灵恩派或支配主义的宗教组织。
这场复兴运动的领导者理查德·里斯提出，导致多伦多赐福运动的诸多因素之一，是“在北美复兴运动爆发之前，在1993年末，由于约翰和卡罗尔·阿诺特与克劳迪奥·弗兰德佐（Claudio Freidzon）的接触，在阿根廷的施涂油礼活动达到了新的高度……”
彼得·瓦格纳在富勒神学院得势之前，曾于1954~1970年和他的妻子多丽丝·瓦格纳在玻利维亚活动，瓦格纳说他已经与富勒有20多年的交情。“在成为富勒神学院的教师之前， 瓦格纳和他的妻子多丽丝一起，在玻利维亚为主的福音主义服务，建立教堂、在神学院教书、管理传教活动。”根据《美国中情局资料》对暗杀队的报道，在玻利维亚，“ 1966年10月至1968年10月，《大赦国际报告》说有3000~8000人被暗杀队杀害。”
福音派的教友迪恩·麦格里夫也在玻利维亚工作，“帮助曾在越南战争中为中央情报局设在泰国的营地作战的东南亚难民，将他们安置到玻利维亚丛林中去。”1997年， 麦格里夫仍在拉丁美洲执行各种计划， 那时这些地区已经成为洛克菲勒家族和跨国公司所征服的帝国了。
美英情报机构与教会组织之间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研究人员吉姆·基思的文献表明，在圭亚那的琼斯镇灾难发生之前， 吉姆·琼斯牧师就有曾为美国海军情报机构效命的背景，显然这场灾难是中央情报局心理控制计划“出了错”。
在美洲和南非的“重生五旬节派”运动得到了英国情报机构的指导，这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对基督徒与在中美洲的暗杀组织的联系的研究表明，早在30多年前情报人员就卷入了这些秘密行动。
据推测，美国、英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在拉丁美洲开展这些活动的目的，是为了研究和完善有效地使用新的宗教运动（尤其是“神迹与奇迹”这种类型的宗教运动）进行破坏或颠覆活动的技能。
并不太为人所知的是，同一个美国情报机构会调过头来实施针对美国公众的计划。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好的方式，来创建为五角大楼鹰派服务的“为了基督去杀人”的全球性军队，这是极大的讽刺同时又是犯罪。危地马拉的“重生派”将军里奥斯·蒙特就是他们早期的楷模。
危地马拉的里奥斯·蒙特和中央情报局
北爱尔兰的研究人员汤姆森发现，广为报道的20世纪80年代在危地马拉对数千当地玛雅人后代的屠杀，与美国情报机构的“重生派”行动脱不了干系。20世纪70年代中央情报局和联合果品公司出钱支持危地马拉的长期内战，在1982年一次成功的军事政变中，埃弗拉因·里奥斯·蒙特将军被扶上台，成为危地马拉总统。
蒙特很早就皈依了“神的话语教会”，成为基督徒。 这个教会是由美国“福音拓展”宗教组织的加州传教士在危地马拉建立的，而表面上他们到危地马拉来，是为了在1976年大地震后向这个国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蒙特领导了一个有1000多名成员的领导力培训学校。他在危地马拉掌权后得到了国家政策委员会成员的支持。其中包括罗伯森、法威尔、吉米·施瓦格特和“青年传教”组织的罗伦·坎宁汉。
到1982年，在里奥斯·蒙特将军的统治下，超过1000个玛雅人社区被废弃或毁坏。据估计，有好几万人遭到蒙特军队的残暴种族灭绝扫荡。根据《秘密行动公告》的说法，1977~1986年间以色列曾向危地马拉提供了大量财政援助，据报道以色列情报机构从蒙特将军的神的话语教会（已经发展到危地马拉全国250个教区）招募人员，帮助以色列从事间谍活动和施加酷刑。
根据危地马拉的消息来源，到2002年，各种在美国支持下的非天主教宗教派别已经吸引了超过30% 的人口。梵蒂冈官员对此感到吃惊，曾说过危地马拉已经变成“美国基督教基要派向拉丁美洲渗透的某种试验场”。
1999年，墨西哥天主教大主教罗哲诺·巴拉甘宣布，基要派在拉丁美洲的传播令人担忧，其根源可以在1969年8月纳尔逊·洛克菲勒致尼克松总统的信中找到。纳尔逊·洛克菲勒是标准石油公司的继承人，二战时期美国在拉美地区的情报头子。这份洛克菲勒文献指出，在第二次梵蒂冈委员会之后，“天主教已经不再是美国和保证南美大陆社会稳定的可靠盟友”。洛克菲勒坚持“在拉丁美洲必须用基督教代替天主教”。
老布什是20世纪70年代的中央情报局局长、洛克菲勒家族的长期盟友，不仅在拉丁美洲而且在美国国内对原教旨主义教派的扩散起到了关键作用。
一份奇怪的圣塔菲文件
美国对拉丁美洲政策的蓝图由“美洲间安全委员会”(CIS)发表于1980年。
“美国持枪人”协会主席、国家政策委员会成员拉里·普拉特是1976年设立的美洲间安全委员会的秘书长。普拉特既是“私人”组织——如美洲间安全委员会和文鲜明组织的 “考萨国际”（CAUSA）——的情报管道，又作为非正式的招聘机构，为里根政府早期在中美洲的罪恶战争提供人员。20世纪80年代， CIS发表了很有影响的报告《80年代的新美洲间政策》，也被称为“圣塔菲文件”。
这份圣塔菲文件，是纳迩逊·洛克菲勒主持的有关美洲问题的洛克菲勒文件的后续报告，最初的名称是“美洲间关系：新秩序之盾和美国上升为世界强国之剑”。
伯恩·福切罗在他的著作《教派黑手党》（Sect Mafia）里对圣塔菲文件进行了分析，提出这份报告详细阐释了在世界范围内创建宗教教派的计划，其真正使命是为全球大公司的金融利益腐蚀基督徒的集体良知，使他们愿意接受自由市场的议程。
根据这项战略，像里奥斯·蒙特世界教会这样的福音派组织被用作中央情报局的掩护机构，“负责启动意识形态斗争”，通过宗教现象，即心理战行动，反复向受众灌输其预定的意识形态，而对于抵制这种影响的基督教团体将通过“分而治之”的手段将其搞垮。
福切罗描述了这个反复灌输盎格鲁撒克逊意识形态的过程：
在类别上，在“操纵神秘的组织和教派”方面，最高奖赏可授予美国著名的情报机构……1980年5月，多位共和党重要人物签署了一份秘密文件，这份文件注定要指导美国的对外政策，尤其是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的对外政策。 这份文件的名称是“美洲间关系：新秩序之盾和美国上升为世界强国之剑”。尽管这份文件详细提出了战略性建议，其标题已清晰表明了它的目标，但它仍然是保密的，在情报界只称它为“圣塔菲报告”。
这个计划从里根政府开始执行，在老布什政府得到继续，到比尔·克林顿政府内的共和党人仍在实施这个计划。这个计划实际上是一项20世纪50年代美国就已经确定下来的政治战略的延续，这个政治战略是在“洛克菲勒报告”的指导下制定的。“洛克菲勒报告”指出：“为了打赢霸权（控制）压倒良知的战斗，有必要开始用美国生活方式的基本价值观影响拉丁美洲，通过控制平民社会的传统社会结构——家庭、学校和教会——来达成这个目标。”
这份“圣塔菲报告”进一步推进了这个方案，清晰地提出美国的权势在全世界扩展的途径之一是宗教活动。这份文件具体解释了为什么美国必须通过宗教现象主动进行意识形态斗争，它的目标是赢得对良知的控制。
这些教派活动的最新进展是这项战略的一个基本要素。在同一主题上，“圣塔菲报告”关注在宗教领域已经做的工作：“…… 得益于在人口控制方面所做的工作，在越南获得的经验通过国际开发署人员和其他美国机构输出到了拉丁美洲，特别是危地马拉。某些宗教教派由心理战专家创办，任务是控制政治言论和良知。”
福切罗补充道：
在法国，该领域的领军人物和无可争议的专家是巴黎大学人种学和人类学系教授乔瑟斯·加西亚瑞兹……为了确认这个难以置信的美国操纵世界大众，特别是拉美大众的政策，他引证了两个其他来源。第一，“法国大众福音传教”组织，在题为“有关拉美新教宗派的定义”的文献里写道：“这些教派都由美国制造，都得到了外来资助；它们是反复灌输盎格鲁撒克逊文化意识形态的工具，引导大众对美国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向往……”
第二个来源是墨西哥内政部长的报告，这个报告解释说：“为了统治不发达社会并将其美国化，这些宗教教派以十分巧妙的方式发挥作用。通过宗教布道在平民社会里挑起意识形态斗争。”这是一个事实，最著名的福音派和灵恩派在拉丁美洲的独裁统治中起到了中流砥柱般的作用。像危地马拉的神的话语教会，或在阿根廷的“神圣普世”教会这样的教派，都与北美的组织有直接的联系，如700俱乐部(中央情报局指导下培养领袖的真正“神学院”)，P.T.L. 电视（由帕特·罗伯逊在维吉尼亚创办）， 葛培理福音协会，世界展望国际组织……所有这些美国的宗教组织都是拉美的教派源源不断的资金来源。”
多伦多机场教堂的约翰·阿诺特牧师透露，1993年年末他到阿根廷访问，拜访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区的王中之王教堂的克劳迪奥·弗兰德佐牧师，这次访问“重振了他的精神”，把他对宗教的理解提高到了新的高度。他说这直接导致了1994年1月开始的“多伦多赐福”现象。
当时， 阿诺特依附于约翰·温伯及加州的“葡萄园”教派。加西亚瑞兹教授认为：阿根廷的神圣普世教会教派是又一个罗伯森资金捐助的受益者，它同时也从葛培理的福音协会、“世界展望国际”组织获得资助，所有这些组织和人都是国家政策委员会的成员。
在美国对教会和准教会组织的渗透至少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根据“托比特文件”，这份用笔名威廉·托毕特公布的文件，在讨论暗杀肯尼迪总统的阴谋时，提出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的朋友和特工卡尔·麦金太尔（来自新泽西科林伍德的原教旨主义牧师）以“美国基督教教会委员会”（ ACCC）的名义组织了一个间谍情报机构，在美国和拉丁美洲大多数地区部署了以传教士和牧师身份活动的特工。
1943~1964年，在胡佛的直接指挥下，阿尔伯特·奥斯本（化名约翰·博温和欧文），自称是巡回牧师、得克萨斯州拉雷多第一浸礼教会成员和美国基督教教会委员会传教士。他同时掌控着一个经过严格训练的职业杀手团队，以墨西哥为基地，为美国间谍机构和世界各国实施政治暗杀。在此期间，据说奥斯本在墨西哥的普韦布洛开了一家专门招收男孩的慈善学校。
作为美国基督教教会委员会对外关系部的美国主任，基督教作家弗朗西斯·谢弗博士在二战时期的1942~1945年去了几趟欧洲，于1948年举家搬到了瑞士，并于1955年在洛桑郊区创办了莱比荫基督教徒资源和隐居中心。它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访问者，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其名声达到顶峰。在1974年的会议上，葛培理牧师吹捧谢弗的运动，说他看到了所谓的福音派“洛桑运动”的诞生，呼吁宣讲福音，让全世界皈依基督教。
圣灵的礼物
建立冒牌的精神基地以加强对社会的操纵这件事，在英国可以追溯到二战期间英国驻华盛顿空军武官爵士维维安·加百利上校，是他创办了一个叫“国际基督教领袖”的组织。
在20世纪60年代，国际基督教领袖组织英国分支机构的领导人是欧内斯特·威廉姆斯，当时他还是英国海军部的领导成员和坎特伯雷福音主义委员会大主教团成员。他与英国情报特工哈罗德·布雷德森密切合作，曾到美国对罗伯森进行亲自指导。他们这个特殊的福音派世界很小，而且很黑暗。
1978年在坎特伯雷召开的国际会议由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的大主教唐纳德·科根主持，这个会议发起了将灵恩派“圣灵的礼物”实践传播至全世界的十字军。这个会议由英国国教教会正式出面指导，率领一群美国福音派教徒参加这个会议的是拉尔夫·小海恩斯将军，他是1967~1968年的美国陆军副参谋长。
海恩斯将军曾负责美国国内军事秘密接管计划“花园计划”行动，这是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为应对黑人、穷人骚乱和反战的示威活动，准备在美国实施戒严法的计划。海恩斯在1971年离开陆军后，与罗伯森的英国情报导师布雷德森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另一个在灵恩派运动中很活跃，尤其是在非洲战争区域很活跃的英国组织，是“基督教团结国际”（CSI），其领导人是卡罗琳·考克斯男爵夫人，她从苏丹发出的报告使华盛顿的许多人考虑在这个国家采取军事行动。
在20世纪90年代，有关化学“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错误情报曾使克林顿总统下令轰炸了苏丹的阿司匹林制药厂，这个难堪仅是略微影响了支持这个行动的小团体的热情。在1997年8月美国五旬节派杂志《神力》上，考克斯说她和许多基督教团结国际理事会成员很欣赏“在各派中崇拜神力的非常有表现力的方式”。
在发生举世瞩目的悲剧性的校园枪击案之前，据说位于科伦班中学附近高档商业区的一个葡萄园教派，曾非常卖力地在那个区域的年轻人中开展活动。研究人员看到了大量的与官方调查完全不同的证据。在一个集会上，遇难年轻人的父母拿出了自己掌握的此前未公开的大量目击者的证据。对比官方的调查，有人使用了“掩盖”这个词。
正如电视福音传道者中的高级人员所证实的，受操纵的基督教礼拜仪式可以欺骗成百万的人。这是蓄意进行的社会改造工程，把人类转变成做试验的豚鼠，使他们的生活最终变成廉价的商品。
中央情报局也信宗教……
1963年肯尼迪总统遇刺后，宗教和伪宗教教派在美国爆炸性地蔓延开来。
从小的教派到大的教会，宗教一直在美国社会里起着特殊的作用。尤其是，宗教往往与好战的爱国主义、支持美国在“世界的使命”或它的“天定命运”联系在一起。美国情报界在秘密支持基督教福音派运动内的许多伪宗教活动中表现得很活跃。
“富人总是用许多方法来积累财富，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叶，这些方法才合成为一个精心组织起来的有凝聚力的有效机器，”已故的调查记者史蒂夫·坎加斯这样写道：“在1975年之后，律师顾问集团、游说集团、智库、保守主义基金会和公关公司构成了顺畅运转的机器，产生了整体效应（“整体大于所有的部分之和”），把最富有的1%的人口送进了享乐的天堂。”在此时期，老布什是中央情报局局长。
“有趣的是，这套机构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中央情报局，”坎加斯继续写道，“这并不是说这个机器属于正式的中情局行动，有代号和签字文件（尽管目前可能还没看到这样的证据，但中情局在国内的行动以前都是不可想象的，现在可以表明确实存在这种可能性），但我们已经掌握的事实表明中情局在这里施加了重大影响。”
坎加斯指出了具体的人名：“它的主要创建者是欧文·克里斯托、鲍尔·威里奇、威廉·西蒙、理查德·斯凯夫、弗兰克·莎士比亚、威廉·小巴克利、洛克菲勒家族以及更多的人。几乎所有创建这个机器的人都有中情局背景。”克里斯托随后还创建了影响巨大的“新保守主义”政治运动。
坎加斯接着写道：“在20世纪70年代，这些人运用了他们在冷战时期学到的宣传和行动技巧，将它们运用到“阶级战争”中。美国版的这个机器与用来与共产主义战斗的外国版机器非常相似，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中情局专家和无孔不入的实业阶级所取得的成功远远超过他们最大的预期。1975年，美国最富裕的1%的人占有美国22%的财富。到1992年，他们的财富占有比例翻了一倍，达到42%——这是20世纪最大的贫富差距。”
调查记者丹尼尔·霍普斯科从另外一个消息来源确认，20世纪60年代后期，在越战时期的社会动荡中，中央情报局秘密参与了所谓“耶稣运动”的创造。
霍普斯科采访了国家政策委员会成员帕特·马特里斯纳。马特里斯纳是耶利米电影公司的总裁和“支持诚实政府的公民”组织的主席。在采访中，他承认中央情报局策划了“耶稣革命”行动，马特里斯纳讲述了他本人在这次行动中所起的重要作用：“1965年我接到了‘详细的命令’，到伯克利建立与马里奥·萨维欧的‘自由言论运动’相抗衡的力量，于是我创办了‘校园基督十字军组织’。”
霍普斯科说：“在黑暗的多疑时期，尤其在20世纪60年代，中央情报局在某种程度上控制了我们的心理，任何人如果对此有所怀疑，都会从马特里斯纳的直白回答中得到证明，因为很显然，他是真诚的，我没理由怀疑他告诉我的不是真相。”
家族简史：洛克菲勒栽培了布什家族
自从20世纪初标准石油公司取得垄断地位以来，洛克菲勒家族在美国的权力集团中就是最有权势的家族王朝，它的权势远远超过其他家族。它资助各种卫星家族，作为所谓“东海岸权力集团”的一部分，以推进它们的权力扩张计划。布什家族就是这样的家族之一。
乔治·沃克和塞缪尔·普雷斯科特·布什是老布什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的祖父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之后，创建了布什家族王朝。沃克是圣路易斯的金融家，通过战争合同发了大财。1919年，他受铁路大王继承人艾夫里尔·哈里曼的雇佣，成为华尔街W.A. 哈里曼公司总裁，20世纪20年代初这家公司在石油、船舶、航空和锰业投资，有一部分生意在德国和俄罗斯。塞缪尔·布什经营在俄亥俄的公司“七叶树”钢铁铸件公司，生产军火。1917年，他来到华盛顿，负责联邦战争工业委员会的小型武器及弹药业务。这两个人都见证了后来被称为军事工业复合体的兴起。
普雷斯科特·布什是康涅狄格州的参议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公司老板因参与了军火生产而发了横财，他的儿子和孙子后来都成为美国总统。他所拥有的其中一家公司，得克萨斯德莱塞工业公司主要制造轰炸东京的燃烧弹， 并为原子弹工程制造气体扩散泵。普雷斯科特的儿子老布什后来也为德莱塞公司做事，接下来，在20世纪70年代当上了中央情报局局长、副总统，最终当了美国总统。老布什的工作重点之一，是军火买卖和与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和阿富汗塔利班的秘密军火交易。
艾森豪威尔总统在1961年告别演说中，曾警告军事工业复合体的极其危险的权力，那个权力在老布什和小布什执政时期主导了美国。在新千年最初的年代里，没有哪个家族王朝在把美国转变为战争国家这一点上起到了这样强有力的作用。
除了与有势力的哈里曼银行和铁路财团有长期联系之外，布什家族还与洛克菲勒家族控制的美国石油工业有密切关系。布什家族与约翰·洛克菲勒和标准石油公司的关系可以追溯到一百年前，当时洛克菲勒成功地说服用铁路（这些铁路部分为哈里曼所有）运输他们的石油，因而从“七叶树”博凯钢铁公司购买重型装备，这使塞缪尔·布什的“七叶树”博凯钢铁铸件公司赚了大钱。20世纪20年代，乔治·沃克帮助重建前苏联的石油工业， 当时年仅22岁的得克萨斯德莱塞工业公司老板普雷斯科特·布什因而获得了国际石油生意经验，哈里曼家族持有这家公司的部分股份，这家公司与洛克菲勒的石油生意也有密切的联系。
到了老布什1948年从耶鲁大学毕业时，他也为德莱塞工业公司工作。在耶鲁大学，像他的父亲普雷斯科特和他的儿子小布什一样，老布什也加入了非常有影响的秘密团体骷髅会。通过他的父亲普雷斯科特，老布什得到了在德莱塞工业公司的工作。在这家公司工作了几年之后，老布什与休·利特克一道创建了自己的海上石油开采公司——扎巴达钻井。许多研究人员都认为，在1953年老布什通过他在耶鲁骷髅会的联系已经成为一名秘密的中央情报局特工。
在中央情报局任职期间，布什代表洛克菲勒集团在宗教运动的创建和系统扩散上起了重要作用。这些宗教活动的名称叫“重生的基督徒”。布什在得克萨斯的经验让他非常清楚如何操纵经济上贫穷的南方各州信仰简单的白人受众。
1976年老布什当上了中央情报局局长。他与韩国的文鲜明之间的关系正好可以追溯到这一时期。这种联系如此密切，如此长久，以至于调查者怀疑文鲜明的组织是中情局的计划之一，在美国中情局不能合法活动的地方，由这个组织出面。
文鲜明在卡洛斯·梅内姆当阿根廷总统时，亲自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举办他的西班牙语版《华盛顿时报》（Tiempos del Mundo）发布会，正是美国前总统老布什担当文鲜明的主旨发言人。老布什声称：“我想向文鲜明牧师致敬，他是《华盛顿时报》的创办人，也是西班牙版华盛顿时报的创办人。”
这并不是一次偶然的露面。离开白宫后，老布什经常在文鲜明发起的集会上讲话，对于一个富有、也从不缺乏公开演讲机会的前总统来说，这是很奇怪的举动。1995年9月，老布什在亚洲为“世界和平妇女联盟”做了6次演说，这个组织由文鲜明的妻子韩鹤子领导。1996年夏天，老布什在与文鲜明有联系的“世界和平家庭联盟”华盛顿集会上也曾发表讲话。
老布什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露面的费用在10万~50万美元之间。与统一教会有密切联系的消息来源称，老布什和文鲜明的交易总额有数百万美元，其中一个消息来源称，老布什拿到了1000万美元。
据报道，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由文鲜明之手交到华盛顿政客和右翼共和党的金钱总额高达数十亿美元。没人能够确认这些巨额资金的来源。有人认为这些钱来自富裕的日本金主，也有人认为这些钱来自非法的毒品交易。但没人对这些钱的数额之巨大提出异议。几十年来，文鲜明用从亚洲秘密搞来的数十亿美元来影响美国的政治，但公众或美国政府却没有对此提出质疑。
文鲜明身上的盲点特别奇怪，因为早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政府内就有说法，认为文鲜明的组织是韩国中央情报局（KCIA）的掩护机构。 韩国中情局是中央情报局在冷战时期帮助设立的。自从20世纪70年代被文鲜明购买后，《华盛顿时报》的损失已经超过10亿美元。
文鲜明、老布什和共和党宫廷政变
来自文鲜明组织的黑钱，其影响不仅在于资助如法威尔牧师的重生福音派组织的发展或国家政策委员会，还直接改变了共和党传统上的温和右翼立场。
1983年，共和党温和的里彭学会指责该党新右翼已经与统一教派达成了“利益联盟”。里彭学会主席、众议院银行委员会共和党主席、众议员吉姆·利奇公布了一项研究，指出大学共和党国家委员会在1981年“乞求和接受”了文鲜明统一教会的钱。这项研究还指责里德·欧文的“媒体精确性”组织从文鲜明提供的廉价或志愿人员身上谋利。
利奇指责统一教会已经“渗透到新右翼和它想控制的共和党，也渗透了媒体”。 利奇的新闻发布会被一项指责打断，当时的大学共和党领导人和文鲜明资助的国家政策委员会成员格罗弗·诺奎斯特指责利奇撒谎。很快诺奎斯特担任了“美国税务改革”组织的领导，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即将爆发之前，他是小布什的白宫常客。
为了自身的利益，《华盛顿时报》抨击利奇的指责是“谎言”，并嘲笑里彭学会是“共和党的失去信誉和无关紧要的左翼小分支”。
重要的是，在文鲜明资助下新右翼夺取对共和党的控制这个过程，与起领头作用的新保守主义分子离开民主党的过程相重合，他们在共和党的里根政府、后来的老布什政府以及小布什政府里，为战争和防务政策奠定了基础。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看清楚，为什么2006年的共和党与艾森豪威尔甚至尼克松时期的共和党，存在如此根本的差异。
这个转型，是理解2001年后右翼鹰派布什政府的侵略性和单边政策的关键。2001年9月之后发生的事件并不单纯是对“9·11”事件的惊恐反应。这个反应是美国政治中长期的保守主义运动社会转型的一部分，这个转型包括从传统宗教基础到共和党领导层的转变。实际上，这是在洛克菲勒家族的政治势力以及中央情报局和布什王朝推动下的一场静悄悄的政变。
老布什帮助文鲜明的拉美独裁者
20世纪80年代初期，有许多关于文鲜明组织的大规模践踏人权的报告，文鲜明利用与阿根廷和乌拉圭军事独裁者的友谊，在这两个国家进行了大量的投资。文鲜明与阿根廷的将军们是非常亲密的朋友，根据1984年11月16日的一封电报，文鲜明因在马岛战争中向阿根廷军阀提供的帮助获得了荣誉勋章。
1996年文鲜明在巴拉圭购买了大片农业用地，阿根廷《民族报》1996年11月19日报道， 文鲜明与乌拉圭的前独裁者阿尔弗雷多·斯特罗斯纳曾讨论过这些投机生意。
老布什任美国副总统的时候与文鲜明关系密切，这对老布什非常有用。为了逃避可能的弹劾，他当时正在诺斯中校的伊朗门毒品换枪支的非法活动问题上撒谎。
当记者和国会开始调查诺斯对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秘密支持及与毒品走私的关系时， 文鲜明的报纸领导了对调查的反击，“有关（反政府武装）毒品走私的故事被告发为政治阴谋”是《华盛顿时报》头版文章的副标题，它抨击美联社1986年4月11日的报道，该报道提及在迈阿密的联邦政府机构调查反政府武装的毒品和枪支案。
在马塞诸塞州民主党参议员约翰·克里1986年发现了更多反政府武装走私毒品的证据时，《华盛顿时报》立即载文抨击克里，说他在徒劳无益地进行政治迫害，称克里的反反政府武装的努力是大而无当的、昂贵和徒劳的。
当克里揭露了越来越多的反政府武装的罪行之后，文鲜明的《华盛顿时报》开始用头版文章恫吓克里的助手，指责他们妨碍司法。一篇《华盛顿时报》的文章声称：“克里的助手们破坏了联邦调查局的调查。”这篇文章从一个断言开始：“联邦执法官员说，为参议员克里工作的国会调查人员严重损害了联邦政府在去年夏天对毒品的调查，他们为了寻找所谓的尼加拉瓜抵抗组织毒品走私的证据，干扰了证人。”
随着伊朗门丑闻的扩散，老布什公开声明“他没参与这件事”，越来越站不住脚。文鲜明的报纸调转枪口，把火力对准了伊朗门事件的美国特别检查官劳伦斯·沃什，攻击沃什滥用经费、坐头等舱、在套间里吃饭。
老布什、诺斯和中情局毒品
国家政策委员会另外两个成员的露面——辛格劳伯将军和他的密友诺斯中校（他属于国家政策委员会的执行委员会和州长理事会）——进一步显示了美国情报机构与文鲜明、老布什和国家政策委员会的阴暗联系。
中央情报局负责暗杀控制的费利克斯·罗德里格斯是老布什长期的朋友，1970年跟他的中情局老板泰德·沙克利曾到过东南亚。沙克利和唐纳德·格雷格将罗德里格斯安插到沙克利和其同事在印支战争期间经营的大规模暗杀和毒品交易活动中。
约15年后，这三个人，罗德里格斯、沙克利和格雷格成为伊朗门非法武器丑闻中“交易”的核心部分。
1983年3月17日，时任副总统的老布什在白宫秘密会晤了格雷格和前中情局关系人罗德里格斯。格雷格后来被老布什总统任命为美国驻韩国大使，远远地离开了华盛顿。
作为1983年3月会面的结果，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制订了秘密计划，向尼加拉瓜的反政府武装提供援助，罗德里格斯负责经营反政府武装设在萨尔瓦多的补给仓库。在写给里根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罗伯特·麦克法兰的备忘录中，格雷格提出，可根据1970~1972年在越南经营“反越共”行动的经验制订此计划。格雷格补充说：“罗德里格斯撰写了附件里的计划，他在越南就追随我，并实际执行了‘反越共’计划。”
1984年12月21日，老布什与格雷格和罗德里格斯再次会晤。通过这次见面，格雷格把罗德里格斯介绍给了诺斯。后来，老布什在写给诺斯的便条中曾说：“感谢罗德里格斯的献身精神，他为人质事件和中美洲问题不知疲倦地工作。”
中情局特工沙克利曾资助种植鸦片的苗族部落，并使用毒品交易所得资助他的杀人小队。他组建了军事援助团“特种行动团 ”(MAGSOG) 这一政治暗杀组织，辛格劳伯将军是指挥官，诺斯和理查德·西科德是该组织中的官员。作为中央情报局“凤凰行动”的一部分，至1971年，沙克利辛格劳伯诺斯集团在东南亚约杀害了10万名平民。
1984年，辛格劳伯领导一个五角大楼小组，奉命为在中美洲实施军事行动提出建议。该小组的报告敦促美国重视非常规和反暴乱战争策略。
在里根政府时期，辛格劳伯为了他“私人”的、向反政府武装提供武器的活动，接受白宫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的帮助和指导。他指证国家安全委员会前助手诺斯是他与白宫的联络人……在诺斯的保险柜里发现的图表显示，在“西方目标”执行主任琳达·奎尔的名字上标有“西方目标”字样。这个标记说明奎尔与“考萨国际”一道工作（文鲜明统一教派的政治分支机构，它的负责人是朴柏希）。
中央情报局负责行动的前常务副局长迈克思·休格尔也是国家政策委员会的成员。休格尔曾领导中情局规模最大的业务局，负责秘密行动和秘密的反情报行动。
20世纪90年代《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文章曾透露休格尔与朴柏希的儿子乔纳森·帕克一道工作。 朴柏希是文鲜明组织里的二号人物和《华盛顿时报》基金会的主席。身为韩国中情局上校的朴柏希曾在韩国驻华盛顿使馆任武官。
休格尔和乔纳森·帕克曾经试图用文鲜明统一教会的资金组建一个大集团，把整个华盛顿特区的独立广播机构都控制起来。1990年，他们买下并控制了所有独立广播机构（除一家之外），其中包括设在国家新闻大厦的卫星和独立广播机构。
他们为全美多达200家电视台（包括CNN）提供有报道价值的事件或对华盛顿重要官员采访的原始胶片或成品胶片。任何了解编辑业务的人都明白，这些可以在宣传上发挥多么大的作用。中央情报局前负责秘密行动的头子休格尔拥有“新闻联接”公司，这是媒体集团的一部分，在20世纪80年代，CNN的华盛顿局所有的摄像工作人员都是从“新闻联接”派来的。
在美国这些黑暗的宗教和与情报机构有联系的网络的核心，是为数不多的名义上的基督教会和福音主义的分支组织，它们称自己为“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犹太复国主义和表面上的基督徒的奇怪混合。这些团体的信仰的中心，是对任何反对其右翼意识形态议程的人持极端好战和强烈敌对的态度。它是美国军事工业复合体及其战争机器的完美伙伴。
第十三章 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奇怪世界里的士兵
“世界政治正在进入一个新阶段，人与人之间的巨大分歧和国际冲突的主要来源将是文化……各种文明的分界线将变成未来的战线。在这个文化冲突方兴未艾的时代，美国必须与所有具有相似文化的国家结为同盟，并尽可能广泛地扩张其价值观。对于异质文明，西方应当尽力去适应，但在必要时也要有进行对抗的准备。”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1993年
为世界末日善恶大决战祈祷
如果不了解美国权势集团的一个小派别与以色列右翼的利库德游说集团一道创建的政治权力基础，就不可能理解美国的外交政策在20世纪50年代的艾森豪威尔时代和2001年后的小布什之间，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这个权力的基础围绕着基督教重生派右翼而建立起来。
利库德美国战略联盟最显著和最自相矛盾的特征是来自美国形形色色的基督教教派和组织对以色列好战和扩张的狂热支持。在宗教派别的背后，是一架直接与特拉维夫和华盛顿权力中心相联系的组织良好的政治机器。
1977年，约拿·马拉奇博士领导下的以色列情报机构，开始悄悄研究美国形形色色的基督教组织，根据它们在基督教信仰上怎样看待以色列的存在，对这些教派进行分类。
这些以色列的研究人员在美国南部各州找到了最肥沃的土壤。这些州传统上以棉花或烟草行业的奴隶制为基础，数代以来这些地方的白人精英都相信他们比黑人优越，也比天主教徒和犹太人这样的白人优越。这些白人新教教徒，不论是南方浸礼宗、循道宗还是二战后在南方发展壮大、数量众多的“重生”买恩派，都适合在以色列的问题上加以操纵。所需要的，只是对它们的神学理念进行某些调整。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许多重生派基督徒都反对犹太人或犹太教。他们的以色列新朋友非常了解这一点，并带着嘲讽的想法推进一个战略联盟。他们在华盛顿创建以色列或亲以色列的智库，而这些不断壮大的重生派基督教选民将会对此给予支持。
在正常情况下，美国的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只是美国众多声称自己是基督教的小教派之一。“9·11”恐怖袭击所造成的震撼，以及名义上属于基督教重生派的小布什总统对这一事件盅惑人心的操纵， 极大地改变了教派影响力的对比， 使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成为美国政治中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 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中上层的白种共和党人。他们已经建立了完善的国家政策机构， 他们的影响力成为决定性的因素， 这些因素往往会决定谁在大选中获胜。
正如犹太学家芭芭拉·塔奇曼在著名的关于英国犹太复国主义的著作《圣经与剑》中所说，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的根源可以追溯到英国的帝国意识形态。一些非常著名的英国权势人物，如帕默斯顿爵士、巴尔弗爵士和谢夫特斯伯利，他们把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国当作刻意设计出来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而在这种意识形态里最奇怪的是他们声称英国人是上帝的“选民”，是“以色列失落的部落”。它为英帝国主义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伪宗教依据。
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的根源
约翰·纳尔逊·达比是一个改变了信仰的爱尔兰牧师，他死于1881年，在创建一种新的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派别时创造了“被提”这个观念。在他的构想里，他称为“重生的基督徒”的特殊之人将在基督再次来临之前被带到天国——这就是他们的“被提”之时。达比还将以色列作为他奇怪的新神学的核心，声称一个真正属于犹太人的以色列将成为“上帝实施的世界末日善恶大决战这一最后战斗的中心工具”。
达比在美国游历很广，这为他的奇怪教派赢得了追随者，开创了美国的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这其中包括美国著名的圣经翻译者赛勒斯·斯考菲尔德、在芝加哥创办了穆迪圣经研究所的德怀特·穆迪和20世纪30年代的布道者比利·桑迪。1909年斯考菲尔德出版了《斯考菲尔德圣经》，书里的脚注根据达比的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世界来解释圣经段落。到20世纪末，《斯考菲尔德圣经》已经成为美国所有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和重生派信徒的教育基础，重生派成为美国发展最迅速的教派。
像法威尔牧师和罗伯森牧师这样的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其发迹可以追溯到英国秘密情报机构和英国权势集团的一项计划。这项计划的目的，是利用犹太教来推进英国在北美的帝国势力。在20世纪50年代及以后的美帝国主义时期，美国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只不过是采纳了这个意识形态，并给它起了个美国名称。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丘吉尔和罗斯福建立起来的英美特殊关系的宗教对应物。
这些古怪的基督徒把自己称为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小布什2000年竞选总统时，他们充当了活跃的核心投票机器，他们鼓吹的思想与主张爱人类和宽容的传统基督教福音存在显著区别。他们鼓吹仇恨与战争，相对于现代基督教，他们主张的这种好战的信仰与12世纪血腥的十字军东征更相似。它生长的土壤是南北战争后美国南方白人对黑人、对天主教徒以及对“劣等犹太人”（很有讽刺意味）的刻骨的种族仇恨。 他们信奉在即将到来的世界末日善恶大决战中，信奉上帝的选民将升到天国而“异教徒将在相互的屠杀中死亡”。
一位巴勒斯坦的基督徒这样描述他们：“在政治层面上，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粗糙且过度简单化，持有不加掩饰的偏见。它支持以色列右翼中最极端的政治立场，故意忽视其他集团包括巴勒斯坦基督徒的政治现实、利益甚至存在。在其总体的偏见中，它还忽视国际法及伦理原则的要求，侵犯人权，违背正义。”
在“9·11”袭击之后的几个月里，罗伯森牧师在布道中公开声称穆斯林“比纳粹更坏”。在2002年11月的基督教广播网讲话中，罗伯森宣称，“阿道夫·希特勒很坏，但穆斯林想对犹太人做的事更坏。”尽管这些话引起许多公众的抗议，但自称是上帝子民的罗伯森拒绝收回他的讲话。他将《古兰经》与希特勒的《我的奋斗》相提并论，认为两者都是统治世界的蓝图。这些消极言论无法医治“9·11”后这个仍处在震惊中的国家的伤口，也不可能赢得国外朋友的支持。
在2002年10月CBS的《60分钟》电视节目中，罗伯森的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战友法威尔牧师宣称：“我认为穆罕默德是个恐怖分子，一个崇尚暴力的人，一个好战的人……”布什的反恐战争被他的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支持者定义为对伊斯兰的神圣“十字军东征”。伯纳德·刘易斯爵士提出的“文明的冲突”这个说法，被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所采用，写入发表在1993年《外交》杂志上的一篇著名文章《文明的冲突》之中。他宣称在前苏联解体之后，世界上的主要冲突将在对立的文化和对立的宗教认同之间爆发。
在1993年的文章中，亨廷顿提出，“世界政治正在进入新阶段，人与人之间的巨大分歧和国际冲突的主要来源将是文化。文明——最高形式的人类组织——将宗教、历史、语言和传统彼此区别开来。这些分歧根深蒂固且越来越重要。从南斯拉夫到中东再到中亚，各种文明的分界线将变成未来的战线。在这个文化冲突方兴未艾的时代，美国必须与所有具有相似文化的国家结为同盟，并尽可能广泛地扩张其价值观。对于异质文明，西方应当尽力去适应，但在必要时也要有进行对抗的准备。”
早在1991年前苏联解体仅几个月之后，美国权势集团就将新的“敌人”确定为伊斯兰教。这是2001年反恐战争的前奏，一场不太加以掩饰的对伊斯兰教的战争。
作为对法威尔和罗伯森反伊斯兰教狂热的响应，富兰克林·格雷厄姆牧师，著名的基督教福音主义者和布什家族的朋友葛培理的儿子，宣称在“9·11”之后，伊斯兰教是“一种非常邪恶和恶毒的宗教”。美南浸信会前主席杰里·瓦因斯称先知穆罕默德是所有可能想到的名字中最邪恶的。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让处于恐惧中的美国人加深对伊斯兰世界的仇恨，为小布什的反恐战争加油。
格雷厄姆控制了一个名叫“善普施基金会”的组织，他是小布什总统亲密的宗教顾问。2003年，格雷厄姆得到美国占领当局的允许，将他的反伊斯兰教的福音派基督教传播到伊拉克，企图使当地人信仰他的狂热基督教教派。
根据作家格雷斯·哈尔赛尔的说法，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认为：“以色列所采取的每一个行动都是上帝精心安排的，应该得到我们的宽容、支持甚至赞美。” 所有这些听起来都太像是对信众超过10亿人的伊斯兰教发动的新神圣十字军东征。
在美国的利库德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
梅纳赫姆·贝京的利库德政府1977年认识到美国总统卡特对巴勒斯坦人权包括其独立国家地位的主张后，利库德及其在美国的新保守主义同盟开始在卡特自由的民主党之外寻求支持。以色列工党支持以土地换和平，但利库德支持大以色列，它应包括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西岸和加沙，他们将这两个地方称为“犹地亚”和“撒马利亚”。当时，在欧文·克里斯托、帕尔等人周围支持利库德的新保守主义分子脱离了民主党，建立了他们后来称为“新保守主义”的组织，并在共和党里根政府内建立了基础，里根本人深受基督教右翼的影响。
1978年，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教授约纳·马拉奇发表了他对美国福音派新教组织的重要研究，名称是“美国的原教旨主义与以色列：原教旨主义教会与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国的关系”。
马拉奇发现大量美国基督教新教派，大多数在南方各州的农村，通过对圣经的一种奇怪的逐字解释将他们的神学与以色列国联系在一起。他们的牧师都曾在穆迪圣经学院或极端保守的得克萨斯约翰·沃尔伍德达拉斯神学院接受训练。他们勤奋地研读1909年斯考菲尔德注释过的《圣经》，在它的注脚里他们用神秘的预言解释《圣经》。
1977年后，利库德领导人和被挑选出来的以色列宗教领导人，开始努力把美国最狂热地信仰神赋超能且往往也是最易被腐蚀的基督教组织的领导人介绍到以色列，从而建立了与利库德领导人和美国基督教右翼之间的直接联系。
贝京到华盛顿与原教旨主义牧师一道参加“为以色列祈祷早餐”，这些美国牧师包括道德多数派领导人法威尔牧师和基督教联盟与基督教广播网创建者罗伯森牧师。当一位犹太人指出这些基督徒反对犹太人时，据报道贝京严厉地回击说他只关心效果，他们在美国支持以色列。
保守主义基督徒对以色列的支持，主要基于他们认为在《圣经》中随处可见的“末日时代”犹太人的作用，认为“在我们所知道的世界末日”犹太人将起到重要作用。
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最经常引用、以此来支持他们的末日预言的，是詹姆斯王钦定版《圣经》的下述段落：
* 撒迦利亚书 12:3: “那日，我定使耶路撒冷成为万民的负重之石，凡举起它的都将粉身碎骨，纵然万民都群起攻击她。”这段的含义是，犹太人将回到以色列。这发生在以色列建国的1948年。此后，地球上所有的国家都将集合起来反对以色列。某些人相信我们今天已经接近了那个时刻。但上帝将使耶路撒冷成为一块不可移动的岩石。这即将过去，因为戴维营和谈发现耶路撒冷的未来地位变成了一块主要绊脚石。
* 撒迦利亚书 12:910:“那日，我必设法消灭前来攻击耶路撒冷的万邦。我必将那施恩之灵、为人恳求之灵，浇灌大卫之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他们（用矛）刺扎的那一位；他们必为他悲悼，如悲悼独子，复为他哀矜，如哀矜长子。”许多保守主义基督徒把这解释为犹太人将归化，接受耶稣成为他们的主和救星，从而变成基督徒。
* 启示录 4:4:“围绕王位有24个座位：在这些座位上我看见有24个年长者，他们身穿白色的衣服，他们的头上戴着金色的头冠。”保守主义基督教徒把这24位看作古老的“12以色列部落”的12位主教和12位使徒。为了强调他们的团结，他们围绕上帝的宝座坐了一圈。在当时所有人都被认为是基督徒。
* 启示录 7:34:“你们不可伤害大地、海洋与树木，直到我等在吾神众仆的额上盖了印。日后，我听说，以色列子孙各支派中盖了印的数目，共有14.4万。”
* 启示录 14:14:“我望了又望，见一只羔羊站在锡安山上，同它又有14.4万人，都有其父之名写在额上……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仍是童身。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赎来的，当作初熟的果子，献给神和羔羊。”
这些段落似乎暗示14.4万个犹太人改信基督教。他们将把上帝的名字写在额头上，是羊羔即基督的追随者。 有些基督徒对这些段落的解释是，它们暗示有14.4万个犹太人已经改信基督教，接着试图使以色列其他犹太人也改信基督教。
绝大多数美国和国际基督教会对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的神学主张都持强烈的批评态度。在中东代表东方和东正教基督教会的中东教会委员会，指责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侵略性地把一种旁门左道的基督教信仰表达和对《圣经》的错误解释强加给别人，这些错误解释服从于当前以色列国的政治议程”。他们说，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摒弃了基督教的团结和各宗教间的理解”。
上帝“选民”的“狂喜”
其实在1800年后期赫泽尔创建现代犹太复国主义之前，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就已存在。 在1600年英国内战时期某些将不同政见的新教教派就相信他们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是“以色列失落的部落”。
许多重要的英帝国主义者都是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其中包括帕默斯顿、沙夫茨伯里、劳埃德·乔治和巴尔弗爵士。巴尔弗发表了《1917年巴尔弗宣言》，在英国保护下的巴勒斯坦给了犹太人一个家园。对他们来说，意识形态使英帝国主义正当化为宗教使命。
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断言上帝已经把以色列的土地给了犹太人民，为了迎接上帝的再次降临，所有犹太人必须返回以色列，准备进行世界末日善恶大决战的最后之战， 这类似于在善的力量与恶的力量之间一种摩尼教的一决雌雄。
他们承认这将摧毁地球。他们甚至称之为末日时代。但对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来说，“好消息”是他们作为真正信仰上帝的人，将在一种神圣的“狂喜”中突然升到天堂。他们将会逃过世界末日善恶大决战的肮脏核子大屠杀。
他们的神学是一种危险的摩尼教绝对主义，黑对白、善对恶，毫无疑问在他们领导下的美国和以色列的联盟将与“恶”势力战斗，尤其是与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战斗。这使人想起小布什在“9·11”刚过后不久，在谈到“新十字军东征”时宣布，“你要么与美国站在一起，要么与美国作对”。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他们支持以色列的外表之下，像法威尔和罗伯森这样的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都满怀嘲讽地使用他们与以色列犹太人的联系，来推进他们自己反犹太人的计划。
乌里·阿弗纳瑞是以色列和平集团的领导人，这样描述这些所谓的以色列的基督教朋友们的神学：“按照他们的神学信仰，犹太人必须在巴勒斯坦集合，在它全部的领土上建立犹太人国家，目的是使耶稣基督的再次降临成为可能……这些福音主义者不喜欢公开说出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在（主）到来之前，犹太人必须改信基督教。那些不改的人将在世界末日决战的大屠杀中消失。这基本上是一种反犹太人的说教……” 也就是说那些坚持旧约信仰的犹太人将被斩尽杀绝。
基督教重生派极端保守主义投票人有组织的游说集团在2004年帮助小布什赢得了连任。在2003年进行的对美国投票集团的研究表明，基督教右翼在美国构成最大的活跃社会运动团体，也是小布什的共和党最大的选票来源。
2004年10月19日，东南浸礼派神学院院长丹尼尔·阿金博士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这封信由72位福音派领导者共同签名，敦促美国人民“在挑选总统候选人时，使用《圣经》的价值观”。这封信援引同性恋、干细胞研究和所谓的民主党对“恐怖分子”的保护作为支持共和党而不支持民主党的理由。最重要的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右翼都签了名，把对布什和沙龙的支持作为对“实现圣经的预言”的支持。
近年来基督教右翼在美国兴起的一个关键的新因素是，他们致力于有组织的政治影响，而不仅仅是宗教性的生活方式和教堂祷告。
1979年，国家政策委员会成员和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法威尔牧师，创建了一个名叫“道德多数派”的组织，目的是“为了道德和社会问题将基督教教会动员起来，鼓励信教的人们参与政治进程”。
“道德多数派”迅速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字。通过它神赋超能的公众领导人法威尔，该组织动员了数千个教堂和数百万登记选民组成了基督教政治集团，后来被称为基督教右翼。
很快那些渴望得到支持和获得潜在选票的政客找到法威尔。反过来， 法威尔也根据对以色列利库德的接受程度来评定各候选人，与此同时他与以色列利库德集团的关系也变得密切起来。法威尔乘豪华的私人飞机前往美国各地，这是他访问以色列时利库德集团首相梅纳赫姆·贝京送给他的礼物。
大约与此同时，20世纪70年代后期，基督教右翼正式成立，某些以色列组织开始认识到与在美国的基督教右翼犹太复国主义者结盟，可以对美国政治施加更大影响，从而提升他们的形象和国际影响。
基督教右翼对以色列国的狂热态度和它在美国的强大影响力，吸引了以色列利益集团的注意力。某些以色列政治组织尽管很清楚基督教右翼完全相反的社会和宗教观点，他们仍然认为与基督教右翼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联盟是在美国政治和美国主流社会塑造以色列正面形象的关键要素。
犹太裔美国领导人最初反对与基督教右翼的联盟，认为这个运动可能产生负面影响。然而，随着基督教右翼的正式成立巩固了这场运动在美国作为一个有影响的政治集团的地位，这种担心很快消散，各种以色列政治集团认识到与这个集团的结盟将有利于他们的政治利益。
那些美国宗教发言人声称，上帝告诉了他们，美国是否应该与伊拉克开战。2003年2月5日在一篇标题为《我们应该对伊拉克发动战争吗？》的文章里， 罗伊·莱因霍尔德记录了与上帝就此问题的讨论：“许多人都对美国和各盟国即将与伊拉克的摊牌心存疑虑，不知道是否值得，是不是在做正确的事情。”“2003年2月1日星期六，我举起手开始祷告，对主说……我想知道我父上帝的旨意对伊拉克是打还是不打……主说：‘我的话是与伊拉克开战’。”莱因霍尔德补充说：“我把上述内容放在我的留言板上，许多人想知道的是，‘上帝说要与伊拉克打仗的理由是什么？’我并没有问这个问题，因为我个人只是接受上帝的旨意。”
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充满了原始仇恨的意识形态，声称得到上帝对他们本人的支持，这代表着美国政治危险地摆向极端右翼。布什总统周围的某些圈子和他信任的政治顾问卡尔·罗夫，利用美国人的恐惧心理和在类似同性恋这样的问题的不确定性，试图将美国改造成为一个核心的神权政治国家，这与大多数美国人的希望完全背道而驰。在布什还是得克萨斯州州长的时候，罗夫就是布什与基督教右翼犹太复国主义者之间关系的设计师。
重建所罗门神殿
美国的基督教右翼犹太复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联盟制订了可能引发新世界大战的长期宏大计划。某些新保守主义分子说，这场战争开始于2001年9月11日。他们把它称为第四次世界大战，声称冷战实际上是第三次世界大战。
这些圈子想摧毁在耶路撒冷的神圣的阿克萨清真寺，在同一位置重建圣经中的所罗门神殿，在那儿恢复动物祭祀。布什政府和卡尔·罗夫的一位亲密顾问迈克尔·莱丁是这个危险的疯狂构想的核心人物。
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的基督教活动因新“电视福音主义者”而发生了根本改变。其中包括法威尔牧师和他的道德多数派、罗伯森牧师和一年给他带来数亿美元收入的免税电视“700俱乐部”广播公司， 以及作家哈尔·林赛及其围绕世界末日善恶大决战的最后之战（今天的以色列）有关文明终结的《狂喜》（Rapture）系列小说。这些自称为“重生派”的基督徒着手控制美国的无线电波。后来才日渐清晰，这些组织中的许多人，其中包括反伊斯兰的法威尔和罗伯森，与以色列右翼有密切的联系，有些人还与中央情报局有联系。
最近去世的格雷斯·哈赛尔，在精神上曾被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所俘获，与小布什在得克萨斯同一地区长大，这一地区原教育主义十分盛行。后来她在20世纪60年代成为美国白宫的讲话拟稿人，再后来成为一名勇敢的记者，她将她最后的时光投入于揭露法威尔和其他所谓的“重生派”基督徒与以色列右翼的危险关系。
20世纪80年代，为了了解席卷美国的“重生派”现象， 哈赛尔随同法威尔率领的一个团组来到以色列。她这样描写道：“我的好奇心让我提出问题，为什么像法威尔这样的基督徒为世界末日祈祷？难道我们必须在总体上摧毁这个世界，以进入‘新天国或新地球’吗？”她的发问令人警醒。
1983年当她继续对以色列和圣地的联合《圣经》之旅时，发现法威尔早就成为以色列右翼的亲密朋友。哈赛尔注意到一个奇怪的事实，法威尔的旅行并非集中在对圣地的基督教遗址的参观，而是完全在以色列的引导下只参观涉及以色列感兴趣的地方。此外，以色列政府送给法威尔个人一架李尔私人飞机作为礼物，供他在美国旅行使用。
法威尔和其他美国基督教重生派原教旨主义者说，他们相信“上帝的旨意”是以色列在中东地区建立更大的统治区域，这将把世界更近一步地带到《圣经》上的“末日审判”，届时“真正信主的人”将在神秘的“狂喜”中得到拯救，“被带到天国，而不信主的人将在世界末日善恶大决战的最后之战中被消灭，不会得到拯救”。按照法威尔和他的朋友们的说法，这场战斗将是犹太人与穆斯林之战。
哈赛尔采访了许多积极参与致力于“加快”世界末日大决战的美国人。其中之一是俄克拉荷马州石油商人、再生派基督教右翼犹太复国主义者，特里·瑞森霍弗，他与里根时期的白宫关系很近。瑞森霍弗毫不隐讳自己的观点，他资助在以色列和其他地方的人在伊斯兰最神圣的地点耶路撒冷的阿克萨清真寺的位置上重建被毁掉的所罗门神殿，即所谓的第三圣殿。
1985年，瑞森霍弗是美国犹太人基督徒合作论坛主席，与论坛负责人道格·克里格和“美国拉比”大卫·本阿米一道负责论坛的工作，本阿米是以色列沙龙的密友。 瑞森霍弗还是耶路撒冷圣殿基金会主席，这家基金会的“唯一目的是在当今的伊斯兰圣地上重建神殿”。
瑞森霍弗挑选斯坦利·古德福特做他的神殿山基金会国际董事。古德福特是恐怖主义组织“斯特恩帮”的前成员，被本古里安指责为纳粹。据以色列报纸《话报》的说法，古德福特1946年7月在耶路撒冷的大卫王酒店放置炸弹，炸死100多个英国人。
瑞森霍弗在有关古德福特的访谈中对哈赛尔吹嘘说：“他是一个非常坚定的恐怖分子，他具有为圣殿扫清障碍的能力。”古德福特的一个副手对哈赛尔说：“他是控制圣殿山、控制耶路撒冷的人。”
谁控制了耶路撒冷，谁就控制了以色列这块土地。这是对麦金德爵士下述名言的歪曲：“谁控制了中欧，谁就控制了心脏地带；谁控制了心脏地带（俄罗斯等），谁就控制了世界岛；谁控制了世界岛，谁就控制了世界……”
1998年，一家以色列通讯社在圣殿山网站上贴了一条消息，宣布它的目标是“解放”阿克萨清真寺周围的穆斯林寺庙。他们宣称“现在重建圣殿的时机已经成熟”。接着他们呼吁以色列政府“结束异教的伊斯兰对清真寺所在地的占领”。他们在1998年声称：“建立第三圣殿的时机快到了。”
2000年9月，以色列的沙龙率领一大群以色列警察来到阿克萨清真寺，这是蓄意的宗教挑衅，导致了巴勒斯坦人的再次暴动。沙龙的朋友们已经秘密挖掘了通往阿克萨清真寺的地道，据称是为了在适当时机炸毁这个伊斯兰圣地。对于某些人来说第三圣殿计划不是幻想，尽管它极其愚蠢和疯狂。
已故的联合国巴勒斯坦代表团前高级顾问伊萨·纳赫勒博士警告说，基督教福音主义者与基督教右翼犹太复国主义者之间有一个“罪恶的阴谋”，就是摧毁阿克萨清真寺。他确认美国的基督教福音主义者和犹太恐怖分子已建立了耶路撒冷圣殿基金会。纳赫勒补充说，这个基金会要执行的计划体现在它们出版的一个小册子里， 其中提及“准备在耶路撒冷重建第三圣殿……”
他确认，在圣殿山阴谋集团中有一个人后来成为小布什总统最重要的保守主义分子，他就是华盛顿内部的知情人迈克尔·莱丁，他与布什的政治顾问罗夫关系密切。纳赫勒指出：“芭芭拉和迈克尔·莱丁在1984年6月8日共同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是《基督教和犹太原教旨主义的共同之处在哪里？圣殿山密谋》。
纳赫勒说：“……古德福特把基督徒视为合乎逻辑的盟友，因为他相信‘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就是现代真正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古德福特看来，正是基督徒意识到‘我们正在走向地球历史的关键时刻，他们想帮助实现预言，因而要加快主的再次降临’……正如一位犹太领导人去年夏天在耶路撒冷对我们说的：‘他们相信一旦圣殿建好之后，耶稣将再次降临。我们希望最先看到主的到来。让我们建造圣殿，看他长的什么样’。”
纳赫勒接着说，“……这种对耶稣即将降临的狂热信仰，看来是最近在耶路撒冷被捕的24个激进犹太民族主义团伙的部分动机。他们的罪名是谋杀、策划谋杀、非法持有从以色列军队盗窃的武器和炸药、恐怖主义组织成员。”
“……我们还知道，被捕的人中有一个是以色列军队的后备役飞行员。这位飞行员皈依了宗教，对他的共谋者提议下次他再被征召时偷一架F16战机，用它轰炸在圣殿山的穆斯林清真寺。这个团伙否决了他的计划，因为这有可能毁坏哭墙，而这位飞行员在以色列也找不到降落的地方。作为替代方案，这些密谋者决定在圣殿山使用炸药。”
莱丁在华盛顿的新保守主义智库企业研究所，与理查德·帕尔和其他新保守主义分子头面人物一道工作，同时也是白宫政治战略家罗夫的顾问。莱丁还是布什新美国世纪蓝图计划中的核心人物之一，这一计划的目标是美国统治世界。
哈赛尔参加了1986年福音主义者法威尔率领的另一次对圣地的访问。她写到了有关摧毁阿克萨清真寺和圆顶清真寺的计划。“这个夺取耶路撒冷圣地的计划组织得更严密，资金更充裕，在耶路撒冷和美国得到了更多人的支持。”她报道说：“‘他们在最接近圣殿山的地方积极地、不动声色地购买了地产’，他们认为这项任务极其重要。他们有研究圣殿研究所，制订了精细的计划，对圣殿进行测量。”哈赛尔补充说：“至少有7位拉比，他们中包括‘信仰者集团’定居运动最著名的领导人，这些拉比向有关组织和人员提供咨询，并随时跟踪了解这些活动的各阶段情况和犹太恐怖组织的各种计划。负责准备用于炸毁圆顶清真寺和阿克萨清真寺炸药的李夫尼说，奥瓦迪亚·尤素福拉比特地表示赞同这个主意。没有一个以色列拉比谴责试图毁掉清真寺的图谋。”哈赛尔还说：“看来以色列领导人肯定与美国的犹太福音主义者迈克·伊万斯有联系，他在一个小时的电视专题节目录像中,戴着犹太无边便帽与一位以色列考古‘专家’一起来到清真寺的地下，这位专家打开一扇门，宣称‘就是这里，圣地中的圣地’。”
自从1984年一篇文章指名道姓地提到具体人，如里瑞森霍弗，正在筹集巨资为试图毁掉大清真寺的犹太恐怖分子辩护以来，美国福音主义者为摧毁这座清真寺提供资助的资金支持系统一直在地下活动。“在耶路撒冷，法威尔率领的850名基督徒的导游在哭墙告诉我们，我们正在观看的是圣殿的遗址，将来新圣殿也建在这里。”哈赛尔说。
哈赛尔采访了达拉斯神学院院长约翰·沃尔伍德博士，他是法威尔1985年在耶路撒冷召开的“预言会议”上的演说人。他对《圣经》的解释是，上帝希望基督徒帮助犹太人建立犹太神殿。他和其他重生派基督徒明白圆顶清真寺和阿克萨清真寺的意义，但林赛说：“无论它是不是一个障碍，圣殿是肯定要重建的，这是预言要求的。”法威尔和所有重要的美国电视福音主义者在布道中都声称，犹太圣殿“必须”重建。
作为其神学的一部分，他们接受一种被称为时代论的神学，它要求七次分配或七个时期的安排。最开始是将所有犹太人集合到巴勒斯坦，包括建造圣殿。林赛在《消失的伟大星球地球》一书中写道：“在它的历史活剧中，只剩下一件事，为以色列的出场充分准备好舞台。这就是根据摩西法律，在老地方重建朝拜的圣殿，在莫里亚山上。在这里曾两次建造过神殿。”
因此，在美国有一个庞大的支持体系，支持犹太恐怖分子为摧毁阿克萨清真寺所采取的任何行动，所有重要的美国电视福音主义者均明确地称它为“上帝的行动”。
哈赛尔补充说：“那些绝大多数基督教徒和犹太人称之为疯狂的少数只占以色列总人口的比例不会超过5%，然而却具有摧毁伊斯兰教在耶路撒冷最神圣的清真寺的能力，这个行动可能轻而易举地引发俄罗斯和美国都将卷入的世界范围的战争。”
这些狂热的前千禧年时代论已经主导了美国的福音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特别是通过达拉斯神学院和穆迪圣经学院的影响。这场运动在福音主义圈子里，尤其在美国，特别是自1967年以来，支持的人数一直在增长。这个现象与阿以“六日战争”及几年后林赛的著作《消失的伟大星球地球 》的出版相吻合。
他们对《圣经》预言的理解主要来自丹尼尔、泽卡赖亚和启示书，其中最关键的是这个断言：犹太神殿将在圣殿山上重建，这是主再次降临、恢复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以色列王国的前奏。这个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也被视为点燃世界末日善恶大决战的导火索。
这些信仰破坏了穆斯林阿拉伯国家与基督教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使他们对可以追溯到十字军东征时代的西方军事冒险主义之复活充满恐惧。
1967年的分水岭战争
1967年“六日战争”及其后果，是福音派基督徒对以色列和犹太复国主义的兴趣发生转变的分水岭。在以色列取得1967年军事胜利之前，法威尔一直没有公开谈论过现代以色列。此后，法威尔完全变了一个人。他进入了政治，并成为犹太复国主义国家的热心支持者。1967年，美国深陷越南战争中。许多人都有一种失败、无助和灰心丧气的感觉，其中包括法威尔，他现在用崇敬的眼光看待以色列，在他们看来以色列军力强大、不可战胜。
以色列1948年建国， 1967年夺取耶路撒冷和西岸， 两次打败了阿拉伯联军， 逐渐被新一代美国和欧洲的时代论前千禧年派视为《圣经》预言的重要实现。
格雷厄姆的岳父纳尔逊·贝尔是权威的保守福音主义喉舌《今日基督教》的编辑，他在1967年的一篇社论里写道：“两千多年来，耶路撒冷第一次完全掌握在犹太人手里，这令《圣经》的信徒兴奋不已，使他们对《圣经》的准确性和有效性重获信心。”
基督教犹太人搞定了小布什
在小布什2001年1月入主白宫之后，美国基督教右翼这个奇怪的派别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力。在布什还是得克萨斯州州长时，为他所谓“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曾迷惑了许多美国选民）计划充当顾问的，是一个有影响的新保守主义者、得克萨斯大学教授、《世界》杂志的编辑马文·奥拉斯基。
奥拉斯基在国内的位置与费思或莱丁相当，他是深得小布什信任的顾问，他的著作《美国同情心的悲剧》是小布什在考虑国内问题时提到过的唯一有价值的书。
在奥拉斯基看来，美国同情心的“悲剧”在于是否存在同情心。他认为，问题不是出在“伟大社会”或“新政”，而是出在简·亚当斯身上。在亚当斯这个怀有虔诚宗教信仰的妇女将她有关“同情心”的情感观念带到赫尔大厦之前，宗教团体向穷人散发祷告小册子，而不是食品，并强迫穷人参加教堂活动而不是为他们提供避难所。因为只有上帝能够拯救穷人，除了精神上的拯救之外任何别的东西都弊大于利。
小布什的大选策划者及肮脏政治阴谋的策略家卡尔·罗夫将奥拉斯基介绍给小布什，这导致2000年大选中小布什以“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为竞选口号，声称这是小布什的“以信仰为基础的倡议”。
奥拉斯基背离犹太宗教，改信了激进的基督教。奥拉斯基在谈到他自己与布什，相对于民主党竞争对手约翰·克里时，他写道：“我们俩都可以说，也的确如此，是我们没有拯救过自己，只有上帝才能拯救罪人（我可以肯定地补充说，在所有的罪人中，我的罪最大）。 既然获得了再生，我们就无须证明自己了。作为被拯救的人，我们不必成为拯救者。”
对此， 小布什对记者鲍伯·伍德沃德曾说过一段令人震惊的话：“我不需要解释我为什么要这样说。 这是当总统的乐趣……我不觉得需要向任何人做解释。”
小布什声称曾从20世纪80年代的酗酒和吸毒中亲身获得拯救，他在身边有许多像奥拉斯基和罗夫这样的人。罗夫在小布什周围建立了一架政治机器，其核心是对基督教福音主义和700万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狂热支持。他们认为沙龙和以色列的侵略是为了《圣经》预言的世界末日善恶大决战的最后一战。这个集团给小布什发动以“反恐战争”为伪装的对伊斯兰的战争提供了依据。
美国主要媒体很少注意到，沙龙对小布什的再次当选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2004年大选两周之前的10月17日，沙龙与美国基督教福音派教徒之间的私人联络人耶希尔·埃克斯坦拉比，举行了第三届年度祈祷日和与以色列团结的活动。他站在罗伯森的重生派门徒拉尔夫·里德的旁边，里德是小布什在东南部选区的协调人。埃克斯坦和里德召集了以色列驻美国的21位外交代表到美国主要的保守主义教堂参加活动。
美国作家迈克思·布卢门撒尔认为，最近几年来，福音派对以色列的支持急剧上升。对大多数福音派教徒来说，以色列是一块“契约”之地，由上帝与亚伯拉罕之间的契约将这块土地授予犹太人；对许多人来说，以色列也代表着主再次降临的最终降临之地。尽管这种说法准确地讲对犹太人算不上友善——根据前千禧年派的神学，一旦《圣经》上说的以色列住满了新的定居者，当基督降临时，犹太人必须接受他，否则将被毁灭——福音派神学在以色列的利益决定了他们坚决反对向巴勒斯坦出让任何土地，因此，他们成为沙龙及其右翼利库德党的天然盟友。
埃克斯坦拉比将基督徒和犹太人国际联谊会（IFCJ）办成了一个慈善的大本营，每年向以色列捐赠数千万美元。他与下列人物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包括像罗伯森和鲍尔这样受欢迎的右翼福音派领导人，像在赖斯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中负责中东政策的艾布拉姆斯这样的白宫新保守主义分子，以及埃克斯坦及其盟友，在促使小布什政府放弃所谓的和平路线图，支持沙龙、奥尔默特对巴勒斯坦的残酷占领上起了重要作用。
埃克斯坦宣称：“ 自从‘9·11’以及以色列占领区的巴勒斯坦人起义以来，犹太人已经变得越来越务实；他们觉得以色列的生存受到威胁，他们已经认识到，与我们勇敢而自豪地站在一起的一群人是福音派组织。”
1988年，埃克斯坦在纽约帮助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伯森“化解犹太人对其竞选的反对”——并将他和大量的支持者培养为以色列的支持者。1986年， 罗伯森将非基督徒比作一群白蚁，理应受到“神用烟熏”；后来他在《新世界秩序》这本书里宣称，共产主义是“德国犹太知识分子的发明”。尽管罗伯森可能不是特别喜欢世俗的犹太自由主义者，但他一直是狂热的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在他的布道和预言著作中，把犹太人在耶路撒冷的存在和以色列在1967年的胜利视为预示基督再次降临的奇迹。
1996年，埃克斯坦在华盛顿建立了基督教和犹太教价值中心，由正统犹太教参议员乔·利伯曼（现在是来自康涅狄格州的独立参议员）和福音派参议员山姆·布朗拜克共同担任主席。按照埃克斯坦的说法，他这个现已没有活动的机构，“在共同关切的问题上使根本不相容的组织找到了共同基础”。
基督徒和犹太人价值中心几乎完全由右翼福音教徒构成，如家庭研究委员会主任鲍尔、美南浸信会执行主任理查德·兰德和罗伯森的瑞金大学政府学院院长凯·詹姆斯。詹姆斯曾任布什的人事管理办公室主任。其他参与者包括像艾略特·艾布拉姆斯、威廉·克里斯托和里根政府的教育部长威廉·贝内特这样的新保守主义分子。这个中心实质上是新保守主义福音派文化战争的指挥部。
埃克斯坦将他的重点转到为基督徒和犹太人国际联谊会筹资上，这个联谊会是他创办的。1999年，他已经在以色列定居，带着摄制组坐着敞篷卡车在圣地周游，为美国的福音派教徒制作筹资影片。
温和的以色列人对美国福音派的钱涌入以色列感到不安。在以色列《国土报》的一次采访中，一位批评者指责埃克斯坦的基督徒与犹太人国际联谊会试图“制造一种以色列依赖（福音派资金）的态势，从而控制我们。他们在福利、归化、犹太人移民到以色列和教育方面投入大量资金，并寻找我们的弱点”。
埃克斯坦的筹资录像在罗伯森的基督教广播网及覆盖美国心脏地带的付费地方网里拥有大量的观众。基督徒与犹太人国际联谊会拥有约35万捐赠者，2007年向以色列的250个项目发放了2000万美元，包括一个有装甲的、移动牙科诊所，为占领区的以色列定居者提供服务。目前，基督徒与犹太人国际联谊会是以色列的第二大非政府捐赠组织，仅次于准政府的“为了以色列的犹太人机构”。
2000年沙龙和布什同时掌权后，他们建立了亲密的关系。沙龙任命埃克斯坦为顾问，积极寻求福音派的支持，比他的前任有过之而无不及。2002年秋，沙龙在耶路撒冷对3000名福音派旅游者说：“我现在就告诉你们，我们爱你们。我们爱你们中的每一个人！”
同年，沙龙邀请小布什的顾问加里·鲍尔到耶路撒冷与他的内阁举行私下会晤。鲍尔后来说：“我走了许多地方，听了大量有关他们面临的问题的介绍。”“在会晤中……我试图说明，他们在美国拥有比他们或许还没有意识到的更为广泛的支持基础，他们应该对这个事实敏感，即有比他们所想象的更多的美国人认为以色列是天然盟友。”为了说明这一点，鲍尔交给沙龙一封表达支持的信件，信上签名的有美国福音派的头面人物，如查尔斯·科尔森、国家政策委员会成员法威尔和“重在家庭”组织领导人多布森。
埃克斯坦和他的福音派盟友发起了激烈的游说闪电战，向布什施压，反对布什参与自卡特总统以来每位美国总统都参与的巴以和平进程。
2002年4月在华盛顿广场举行的“与以色列一条心”的全国集会上，这个活动达到了新的高潮，这场集会有10万多人参加。作家伊利·威西尔和纽约市长鲁迪·朱利亚尼发表了尖锐的谴责巴勒斯坦恐怖分子的讲话。福音派广播主持人叫喊：“我们永远不会放弃戈兰高地。我们永远不会划分耶路撒冷。”这个集会与里德和埃克斯坦发起的“祈祷日”和“与以色列一条心”的时间正好吻合，那年他们发动了1.7万个福音教堂为以色列祈祷。
埃克斯坦有许多密友在白宫任职， 他发挥了草根力量的杠杆作用。2003年7月， 埃克斯坦带了20个原教旨主义福音教会的头面人物来到白宫，与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和她的中东事务顾问、新保守主义分子艾布拉姆斯举行“不事声张的会议”。他们陈述了坚决反对巴以路线图的意见，而赖斯表示小布什政府对他们的立场表示同情。埃克斯坦回忆说：“她解释说，小布什的信仰促使他采取了某些重要立场。我认为这就是小布什对人民有这么大的吸引力的原因所在。”
然而，小布什的信仰对某些人具有警示意味。以色列《国土报》2003年6月报道了在亚喀巴会议（小布什试图获得巴勒斯坦对与以色列达成停火协议的支持）期间小布什对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总理阿巴斯说的一番话。阿巴斯回忆说，小布什告诉他：“上帝告诉我打击基地组织，我打击了他们。上帝接着告诉我打击萨达姆，我也做了。现在我下决心解决中东问题。如果你帮助我，我会行动；如果你不帮助我，选举就要来了，我得把重点放在选举上。”
2006年9月，在为11月国会选举造势的过程中，在谈到伊拉克战争时，小布什对一群友好的美国保守派记者宣称：“在美国许多人把它看作是善与恶的对抗，包括我。” 这位美国总统要么是一位极出色的演员，为了赢得基督教右翼的关键选票而逢场作戏，要么显示出他在心理上的不稳定。这两种可能都值得警惕。
2003年3月初，国家安全委员会中东顾问艾布拉姆斯与自封的“神权”游说组织“使徒国会”的领导人会晤，以减轻他们对小布什在认可沙龙加沙撤离计划问题上悬而未决的态度的关切。据报道，像已故的“宗教圆桌会议”负责人埃德·麦卡蒂这样的福音主义领导人曾与白宫公共关系联络官、小布什2000年大选的发言人蒂姆见面，就对以色列政策问题举行过数次未留下记录的会议。
当小布什政府在2003年6月批评以色列悍然暗杀哈马斯领导人阿卜杜勒·阿齐兹·兰提西时， 鲍尔向10万名追随者发送电子邮件，呼吁向白宫施加压力，支持以色列。“我们向白宫潮水般地发送电子邮件和传真，主张以色列像我们一样有同样的保卫自己的权力。”
鲍尔的影响力使他在2003年支持以色列的游说大本营“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AIPAC)的年度会议上成为主旨发言人，他的讲话赢得听众起立和长时间鼓掌。在反对中东和平路线图和沙龙的加沙撤离计划上，鲍尔在为以色列定居者团体游说方面也发挥了领导作用。
通过他的政治行动委员会“为工作的家庭而斗争”，鲍尔积极地从保守的基督徒中为小布什竞选拉赞助。
虽然埃克斯坦说他是注册过的民主党人，但他却转而站到小布什一边，并敦促其他犹太人站过来。他说：“我个人认为犹太社区和美国应该为小布什投票，因为我认为他对恐怖主义更强硬。如果没有对‘恐怖分子’的全面对抗，上帝原谅我，我们所知道的西方文明就会走向终结。”
布什、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和共济会
在理解美国与右翼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关系，以及以色列与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如法威尔、格雷厄姆牧师、罗伯森、多布森、鲍尔和其他支持右翼以色列利库德政策的美国人）之间的联系上，最难以解释清楚的一点是神秘的国际共济会组织的作用。
共济会被界定为一个秘密或神秘的协会，有关它的目标甚至对其大多数成员都是保密的，这些成员往往是不知情的低级成员，意识不到自己被幕后之手操纵。据信在美国最有势力的共济会团体是苏格兰仪式最高委员会，也称为“古已有之的苏格兰典礼”，现在它的世界总部设在华盛顿特区。
布什家族的重要顾问詹姆斯·贝克三世，是得克萨斯州贝克和博茨（Baker & Botts）法律事务所和凯雷投资集团的成员，也是共济会会员，小布什和他的父亲老布什都是共济会的高级成员。
共济会是个秘密网络，允许幕后操纵许多东西。一旦共济会会员的身份被外界所知，他们的权力将会消失，因为别人会看穿他们的阴谋诡计，如暗杀、战争、敲诈、欺骗，以及最为重要的，毁掉普通人的真正宗教信仰的计划。
盎格鲁撒克逊共济会组织两个最重要的分支组织之一，“古已有之的苏格兰典礼组织”，起着特殊的作用。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很久之前，但在19世纪后半叶，它的领导者是美国南方邦联的将军阿尔伯特·派克。 派克创建了三K党，这是美国内战后通过种族仇恨和恐吓控制南方的苏格兰典礼组织的秘密组织。
苏格兰典礼组织在以色列有个活跃的分支，尽管它名义上是基督教协会，但它自称其传统可以追溯到 “早期建造了所罗门王神殿的共济会会员”。美国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集中在南方，来自相似的白人种族主义阶层，并积极支持那些寻求在神圣的阿克萨清真寺所在地重建所罗门第三圣殿的以色列狂热分子，由此引发世界末日善恶大决战的最后之战，这些事实不可能是巧合。所有证据都表明，美国和英国的苏格兰典礼组织一直在支持摧毁阿克萨清真寺和重建所罗门圣殿的犹太主张。
实际上，有间接证据表明，支持以色列右翼政策的许多有组织的美国基督教右翼得到了“苏格兰典礼”领导层的秘密支持。最近南方浸信教大会曾发生激烈的争论，因有人称约50万成员同时也是共济会会员，而据说其中多数属“英格兰典礼”组织。南方浸信教组织以其对黑人的种族仇恨而闻名。在罗斯柴尔德支持下在南非建立采矿帝国的塞西尔·罗德斯，也是“苏格兰典礼”组织成员。帕默斯顿爵士也是这个组织的成员，他本人是英籍以色列人。
一轮“错误的明月升起”
韩国牧师文鲜明是一个自称为新弥赛亚（救世主）的狂热分子。他的统一教会的兴起，与中央情报局与韩国中央情报局之间的交易有紧密的联系。现有证据已经显示，在20世纪70年代老布什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时，曾致力于在美国培植统一教会的势力。
当今基督教右翼的许多头面人物与文鲜明的统一教会有密切联系，其中包括多布森、 前家庭委员会领导人鲍尔、创建了基督教联盟的里德以及大量在美国的以色列利库德集团的重要朋友。这令人更加怀疑，基督教右翼与以色列的联盟有“苏格兰典礼”共济会组织卷入的明显迹象。
另外一个藏在幕后对小布什的白宫有重要影响的秘密组织是使徒议会组织。
2004年5月，在为赢得犹太人选票而作出的高调露面中，小布什总统在有4000多人参与的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亲以色列的游说组织）年会上说：“通过保卫以色列的自由、繁荣和安全，你们也在服务于美国的事业。”
2004年3月下旬，在一个几乎未曾公开报道的集会上，国家安全委员会近东和北非事务主任艾布拉姆斯和小布什政府的其他官员与使徒议会组织（在政治上有势力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集团）成员会谈了两个小时，向他们保证小布什政府对以色列的支持是不会动摇的。
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与使徒议会之间似乎很少有共同点。然而，一个共同的关注——以色列的安全，使两者走到了一起。
据《洛杉矶时报》报道，小布什在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上的39分钟讲话，“数次被欢呼和掌声所打断，有两次，至少有1/3的在场听众高呼‘再干四年！’”
尽管小布什政府官员定期与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见面已经不是新闻，但听到这次显然并不想上报纸头条的特殊会晤仍然令人惊讶。只是在“乡村之音”记者里克·帕尔斯坦从“长老会牧师罗伯特·厄普顿签名的秘密备忘录”了解到 “细节”之后，这件事才曝光。
当帕尔斯坦向厄普顿牧师询问这封电子邮件和集体会晤的情况时，这位牧师告诉他：“你提到的每一件事都是你不应该知道的”。使徒议会组织的执行主任厄普顿，对他自己随意出入白宫而感到自豪：“我们与白宫有经常性的接触，”他对帕尔斯坦说，“我每周至少一次通过电话听情况介绍……两周之前我在白宫……当时我们在和总统谈话。”
尽管政府官员与原教旨主义者之间的谈话涉及一系列文化战争的主题，其中包括同性婚姻的危险，但这些“世界末日基督徒”所关心的主要问题，是小布什政府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政策。
使徒议会声称自己是个“充满精神、目标明确的运动，在全国范围内代表使徒共同的心声”。按照帕尔斯坦的说法，这个组织“高调反对巴勒斯坦建国的主张”。他说：“他们担心，以色列从加沙撤退正使建立巴勒斯坦国成为可能。他们反对撤退的依据是，旧约中所说的以色列都属于犹太人。他们相信，只有保证以色列领土完整，大卫的圣殿重建之后，基督才会再次降临地球。” 这就是新千年美国政治中势力最强大的政治力量的意识形态。
自1973年“十月战争”以来的30多年里，美国的这个宗教联盟导致了显著而又巨大的社会转型。据估计，到2004年，有2600万美国人认为自己是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其中大多数支持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立场。《时代》杂志和CNN的联合民意调查表明，59%的福音派被调查对象相信世界末日善恶大决战、“狂喜”体验和“反基督”的兴起是真实的历史发展进程，这一切将在不远的将来发生。在实现这些预言性事件上以色列将发挥最重要的作用，许多原教旨主义基督徒认为以色列是上帝最喜爱的国家。这是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及其在布什政府内的盟友受大众欢迎和拥有政治影响力的肥沃土壤。
到新千年时，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已经成为美国国内支持好战的右翼亲以色列利益的最大潜在基础。
“泰德牧师”的忏悔
最有影响的右翼美国福音主义者之一是泰德·哈格德牧师。2006年11月美国国会选举之前一桩丑闻的曝光迫使他辞职，此前他与布什的白宫有密切联系。他在美国空军学院所在地科罗拉多斯普林斯附近，创建了拥有1.1万人的“新生命教会”。
泰德牧师很乐意让人知道每个周一他都与小布什总统或他的顾问交谈。 泰德是个帅气的48岁的印第安纳州人，他还是美国基督教浸信会全国协会的主席，这个组织有4.5万个教堂和3000万信众，是美国最有势力的宗教游说集团。哈格德将“自由市场”经济与“重生派基督教”混合在一起，提出了自己的一套主张，显然白宫认为这套主张有用处。
2006年11月美国国会选举数天之前，泰德的“重生极乐”的精彩世界和政治影响戛然而止。共和党人因本党国会议员的一系列性丑闻和男色丑闻面临灾难性的打击。2006年11月，在选举开始几天之前，泰德因被一位过去的男妓迈克·琼斯指证是同性恋并吸毒，辞去或被免掉了所有的领导职位。起初哈格德否认认识琼斯。但随着媒体调查的深入，他承认了某些指证，如购买脱氧黄麻碱（一种兴奋剂），是真实的。
如果把福音派右翼网络、以色列利库德集团和圣殿山狂热分子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到，为什么包括伊拉克政权更迭、伊朗或黎巴嫩政权更迭在内的美国对中东政策，会把以色列作为美国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来看待。据华盛顿媒体的报道，华盛顿还在悄悄支持以色列加入北约。
美国情报界和军方与以色列之间的关键链条，是信仰混乱的宗教团体和智库所组成的黑暗世界，他们给自己取了个有误导作用的名字——新保守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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