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世界地缘政治体系中心区域的大国政治

世界地缘政治体系中心区域的大国政治

——兼论印度与中国安全合作的战略互补意义

张文木

目录

一、资源是地缘政治学说及其制权理论演绎的逻辑原点

（一）制陆权

（二）制海权

（三）制空权

二、世界体系中的现代地缘政治及其特征

（一）“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现代世界地缘政治体系的基本特征

（二）地缘政治与资源政治的统一是现代地缘政治的本质特征

（三）中亚是世界地缘政治的中枢，也是世界霸权的坟墓

三、印度洋及其北岸地区的地缘政治与印度未来安全

（一）印度洋北岸地区的大国地缘政治博弈

（二）位于世界地缘政治体系中心位置的印度安全

（三 印度未来安全依赖于中国的发展

（四）印度扩大在印度洋的作用有利于中国的发展

摘要：本文提出如下观点：1.资源是地缘政治及其制权理论演绎的逻辑原点；2.地缘政治与资源政治的统一，是现代地缘政治学说的本质特征；3.现代世界地缘政治是一个体系，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则是这个体系的基本特征；4.“中亚是世界地缘政治的中枢，也是世界霸权的坟墓”。本文认为：位于世界地缘政治体系中心的特殊地理位置对印度的国家安全产生了更大压力，因此，印度未来安全依赖于中国的发展，而印度扩大在印度洋的作用也有利于中国的发展。

关键词：地缘政治；大国政治；印度洋；国家安全

文章来源：《太平洋学报》2010年第3期

印度和中国是在亚洲政治中占有举足轻重地位，从而也是对世界政治有重要影响的国家。每当历史出现重大变动从而世界秩序发生重组的时候，印度和中国合作的话题都为对时代有重要影响的政治家提了出来。十月革命后，列宁曾寄希望于印度中国等呼应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他说：“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这一点：俄国、印度、中国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1]1988年，也就在世界秩序将因苏联解体发生重组的前夕，邓小平在会见印度总理拉吉·甘地时说：“中印两国不发展起来就不是亚洲世纪。真正的亚太世纪或亚洲世纪，是要等到中国、印度和其他一些邻国发展起来，才算到来。”至于如何达到目标，邓小平同志说：“只要有高度的智慧和战略的胆识，就一定可以完成。”[2]2008年以来世界金融危机对世界现存秩序再次产生重大冲击，历史再次将印度和中国战略合作的重要性提了出来，这需要中印两国政治家“高度的智慧和战略的胆识”来把握住这难得的历史契机。笔者试着从世界地缘政治体系及印度在其中的特殊位势来分析印度发展面临的安全风险，以及印度中国安全合作，尤其是海上安全合作的战略互补意义。

一、资源是地缘政治及其制权理论演绎的逻辑原点

地缘政治，并不仅是与土地相关的学说，但却是从土地中诞生的学说。这么说有两层意思：一是生活资源是地缘政治学说演绎的逻辑原点；二是地缘政治学说本质上是关于人类生活，因而是扎根于土地而不是扎根天国星空中的学说。围绕生活资源，人类对地理的控制手段经过如下阶段的演变。

（一）制陆权

人类生产最初是要解决人类最基本的问题即吃饭问题，因此农业就成了人类生产最初的基础产业。这样土地，特别是农业耕地，就成了当时关乎人类生存的第一资源。自然经济条件下，土地资源的占有量及使用这种资源的人力即农业人口总量是决定国家力量的主要因素。中世纪时国家土地总量决定人口总量，人口总量决定国家地租和赋税总量。应征参军是中世纪农民向国家交纳贡赋的形式之一，因此，地广意味着人多，人多意味着财源（贡赋）多和兵源多，兵多粮多则意味着王朝或国家强盛。这样便出现了以攻城掠地为目的制陆权学说。中世纪对世界政治产生重大影响的国家，几乎都是拥有强大制陆权的国家。中国是中世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也是当时世界文明的重心之一，其地缘政治学说中的陆权理论和实践也相应比较发达。“武经七书” [3]为中国古代选拔将领考试内容之一，而制陆权则是其中的绝对主题。

（二）制海权

但是工业革命出现以后，人类的生存方式和获取财富的生产方式发生了变化。过去是以简单扩大再生产保障生存，现在则是以内含扩大再生产以保障生存，这时的生存已是发展意义上的生存。在工业革命出现后，发展成了决定国家兴衰的“硬道理”[4]。这时是价值而非使用价值，是资本而非货币成了主导人类生产的目标；于是无限利润而非有限的实物贡赋，储量巨大的矿产资源而非有限的农业耕地等，就成了资本主义工业化时代国家发展的基础和国家之间竞争的目标。拿破仑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他说：“以前对于财产只有一种说法，就是土地的占有；但是现在兴起了一种新型的财产，这就是工业。”[5]以利润为目的的资本主义工业发展需要动力、科技和资源，在这种情况下，仅靠地租所获显然没有竞争力。结果是像英国小说作家哈代（Thomas Hardy,1840-1928）在《苔丝》(1891)中所描写的那样：农民总竞争不过工人，地主总竞争不过资本家，其原因是工业品技术含量高于农业品。这样便出现了人类经济活动重心从农业向工业转移，而暴力也成了这种转移的重要助推力。18和19世纪，英国的纺织品质量远不如印度，英国在征服印度的同时，也把印度的纺织业用暴力人为地摧毁。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印度就由一个富饶的东方大国迅速衰落。[6]1813年前，印度大体上是出口贸易国家，可到19世纪中叶，印度已经变成英国工业的主要国外销售市场。1850年，英国对印度输出总价值已达802.4万英镑，其中棉织品一项即有522万英镑，占英国对外出口总值的1/8，占棉纺织品对外输出的1/4。在棉纺织业成为英国经济命脉的同时，印度也成为英国纺织业的命脉。[7]这说明世界性的财富转移或国家经济安全利益的维护，本质上不是靠贸易谈判而是靠暴力实现的，有些学人只告诉南方国家要靠勤劳致富，但历史的经验则是，致富更要靠政治，靠军事国防。19世纪印度和中国的财富向西方转移，都是从西方列强对这两个国家的军事胜利开始的。有趣的是，中国文字“钱”那双“戈”叠架的造型所表达的含意与这个判断正好吻合。

全球化是资本的本性，正是资本才使世界被纳入一个体系，才实现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8]。因此，资本全球化并不是近些年才出现的，而是随资本诞生而出现的。而贯穿其中的则是不变的暴力征服。在18和19世纪，资本主义的暴力表现为赤裸裸地对殖民地的掠夺，而到20世纪，即使在殖民地国家独立后之后，西方仍是通过暴力（比较典型的是20世纪末的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以及21世纪初的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为资本在其全球化进程中的优势地位开辟道路，迫使“南方国家”为“北方国家”提供廉价原料和市场。这时的世界矛盾仍是中心和外围的矛盾。与以往不同的只是，原先隐藏于商品内部的价值和使用价值、继而劳动和资本、工人和资本家的国内矛盾这时已外移为世界性的南北矛盾。邓小平对此一语中的，他说：“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9]

这样，一国经济的发展，已走出国界并与世界市场和世界资源相互依存为一体。国家经济竞争力更多地表现为对世界市场和资源的拥有总量及其控制能力。而与世界联系的最方便的载体就是海洋，最简捷的途径就是海上通道。在资本全球化时代，谁拥有强大的海军并有效地控制海上通道，谁就在国际利益分割中居优势地位。因为与陆地相比，大海是各大陆板块之间最方便的通道，控制海洋就能够及时地让世界资源流向本国。这正如医生重视血液检验一样，医生可通过血液了解身体病因所在，也能通过血液以最短的时间将药效送到身体发病部位。英国和美国都是随其民族资本崛起而崛起的国家，它们的发展随海军向世界扩张并依靠海军控制了世界。所以在资本全球化时代，制海权强大的国家往往也就是财富大国，这与自然经济时代陆权大国就是财富大国的道理一样。1588年英国击败海上霸主西班牙，此后它也就成了世界财富的中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日益意识到制海权对中国发展的重要性。今天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已近一半，石油进口大部分都要通过海上运输。在这样的条件下，要我们不关心海洋是不可能。人的经济利益走向哪里，人的关心焦点就投向哪里。但利益并不是靠美丽的口头承诺而是靠枪杆子来保卫的。马克斯·韦伯说：“部署一打舰只在一定时刻比掌握一打可以废止的贸易协定更有价值。”[10]伊拉克政府被美国颠覆后，原来伊拉克与一些国家签订的石油合同就作废了。既然是自由贸易，怎么能这样呢？但历史的事实是，贸易首先随炮舰而非随合同同行。任何一个贸易大国同时也都是海上力量大国。海军更多的是一种威慑力量。航空母舰多用于威慑。有人说，在导弹时代航空母舰已失去了作用，那可不对。如果在世界的另一端出了大事，能用远程导弹来解决吗？当然不能，还得国家外交配之以航空母舰出面来化解问题。西方人历来都是这么处理问题的，我们要重视这方面的经验，不能太书生气。制海权问题即世界问题。今天中国经济已深深地卷入世界市场，我们已不是昔日种地的农民。我们有多一半的石油来自中东地区，庞大的贸易要依托海外市场，因此我们必然对海洋、对中国之外的世界予以充分的关注。

中国面临的上述问题，也是印度面临的问题，印度不仅对世界贸易，而且对中东的能源有着深深的依赖，更何况印度那位于世界海权心脏地带的地理位势和直插印度洋中心的地理版图，都迫使印度将海洋，尤其是印度洋视为其国家安全的命门。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从浅海向深海延伸，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世界大国制海权实践的重要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世界大国的制海能力还处在海水平面和浅水海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美苏争霸中，其制海深度已达300米至900米的深海领域。[11]这种变化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制空权向太空延伸的进程正好吻合。

（三）制空权

军事技术的发展带来的直接结果是战争攻防空间的拓展。机械动力的出现使制陆权和制海权的拓展已覆盖世界主要区域；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飞机的出现使战争攻防出现新的即低空领域，这样，制空权成了决定战争成败的重要因素，战争样式由此也就从平面转向立体：制陆权、制海权和制空权成了支撑现代战争的三大支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由于率先获得制空权而赢得战场的初期的主动权。

这里也需要说明的是，随着微电子、计算机，特别是航天技术和人造卫星技术的迅速发展，以至到20世纪下半叶，信息成了一种可控并因此对人类生活有重大影响的资源。比如一颗静止通信卫星大约能够覆盖地球表面的40％，使覆盖区内的任何地面、海上、空中的地球站能同时相互通信。在赤道上空等间隔分布的三颗静止通信卫星可以实现除两极部分地区外的全球通信。这样制空权便进一步向太空领域延伸。争夺太空就成了控制信息资源，并通过控制信息资源获得国家在世界各种资源分配中的优势地位的关键。1957年10月 4日，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中国于1970年 4月24日，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1号”。2001年10月，美国航天咨询公司蒂尔集团发表报告统计，1957年至2001年约有5070颗人造卫星被成功送入轨道。[12]人造卫星技术导致全球定位系统（GPS）的出现。这在军事领域再次引起新的革命。它使导弹精确打击和精确拦截成为可能。1984年，美国总统里根批准实施“星球大战计划”，其目标是建立一个多层次、多手段的反弹道导弹的综合防御系统。1990年，美国“爱国者”拦截导弹在海湾战争中初获战果；2002年6月，美国退出“反导条约” 并大幅度地调整美国太空政策。这说明，世界大国制空权实际已从低空转向太空。需要说明的是，这个过程与上述制海权向深海推进的进程相吻合，但不同步。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太空技术还是世界大国国防资源优先倾斜的领域。但这里应当提前预警的是，随着太空技术竞争日趋饱和，争夺信息资源的战场将进一步转向深海。

二、世界体系中的现代地缘政治及其特征

在展开下面讨论之前，有几个概念需要提前定义。在以下行文中，如果从海洋方面强调世界地缘政治体系中心区域，笔者多选用“印度洋及其北岸”的概念，如从陆地方面强调世界地缘政治体系的中心区域，则多选用“大中亚”或“中亚”概念。现在也有人用“大中东”概念[13]，鉴于这个概念包括的范围过于宽泛，因而不能准确地表示我们所要讨论的“世界地缘政治体系中心”的内容。

（一）“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现代世界地缘政治体系的基本特征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世界地缘政治体系的基本特征：从陆地上说，它是一个以大中亚（整个中亚、南亚和中东地区）为中心，以欧洲大陆和亚洲大陆为两翼的构造；从海上说，它是一个就是以印度洋为中心，以太平洋及其两岸地区和大西洋及其两岸地区为两翼的构造。

从制陆权的角度看，大中亚是世界地缘政治体系的中心。麦金德（Sir Halford John Mackinder 1861—1947）认为这里也是世界地缘政治的轴心。从古代希腊的亚历山大(Alexander the Great ,公元前356—前323 ) 到蒙古帖木儿（Timur—I—lang,1336—1405），再到苏联的勃列日涅夫，历史上凡是造成世界性扩张的陆上帝国多发轫或结束于大中亚地区。谁占领了中亚，谁就控制了世界：古罗马灭亡就与中亚民族迁移有关，而蒙古人征服欧亚大陆的关键是占据了作为世界地缘政治中心的大中亚地区。所以，欧亚大陆结合区域的大中亚是世界地缘政治体系的关键地带。除地理原因外，这一地区恰恰还是现代工业不可缺少的石油和天然气储藏量最丰富的地区。地缘政治与资源政治在大中亚地区的高度一致性，使中亚成了近现代世界性大国的必争之地。  

从制海权的角度看，印度洋是世界地缘政治的海区中心。印度洋是世界级的海上交通要塞相对密集的海区，它西连曼德海峡，北衔霍尔木兹海峡，东接马六甲海峡，南面有莫桑比克海峡、南非好望角，都是国际大宗能源、矿产资源及粮食运输必经要道。位于印度洋北岸并被称为“亚洲命运的旋转门”的阿富汗一向是海陆大国争夺世界霸权“大规模汇合的地点之一”。[14]

此外，南印度洋西岸的非洲地区储藏丰富的战略矿产资源进一步提高了印度洋在世界地缘政治体系中的地位。世界已知铬矿的96%在南非、津巴布韦；南非占世界石棉的1/10，黄金1/2，锰矿1/3，铀矿1/5，金刚石1/3。交通运输方面，欧洲国家所需的石油的80%、其他战略原料的70%，都是通过好望角海路运往欧洲的。而位于印度洋西北岸的波斯湾为世界最大石油产地和供应地，这里已探明石油储量占全世界总储量的一半以上，年产量占全世界总产量的1/3。所产石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往世界各地，素有“石油宝库”之称。中东是最大的石油输出地区，所产石油75%用于出口；世界石油进口国主要是美国、西欧和日本， 2000年它们进口石油占世界各国进口总量的62.1%。其中，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石油进口国。随着中国的发展，海湾地区对中国的战略利益日益重要，2001年，中国从海湾地区进口的原油份额高于世界其他地区，占原油进口总量的56.2%。中东是世界石油出口量最大的地区，约占世界总出口量的45%。[15]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真正的战争》一书中认为，“欧洲把基本能源从它自己的煤改为进口的石油，这一点大大改变了世界的地理政治结构。中东长期以来是亚洲、非洲和欧洲交界的十字路口。现在中东石油成了现代工业生命所必需的血液。波斯湾地区就是把这种血液输送出来的心脏。波斯湾附近的海路是输送维持生命的血液所要通过的咽喉”。

（二）地缘政治与资源政治的统一是现代地缘政治的本质特征

现代工业及其生产方式的出现对世界地缘政治理论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如果说，以前的学者和政治家们是从争霸对手所在地理位置及军事和商业贸易的角度理解地缘政治利益重心所在的话，那么，随着20世纪太平洋地区大国的崛起及其对世界资源需求迅速扩大，战略家们日益注意到：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不仅市场决定生产，而且资源也决定生产。一国的实力不完全取决于该国的生产力总量，而决定于该国可绝对控制并能稳定地获取世界资源的总量；一国在全球政治中的胜负兴衰，不再单纯地决定于它所表现出的财富总量，而决定于保证这些财富不断得以产出从而使生产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资源占有量；国家的失败，不再表现为国家财富的丧失，而表现为国家生产这些财富的生产力及支撑这种生产力的海外资源供应线路，特别是控制这些线路的军事力量的丧失。因此，这一时期的地缘政治不再仅仅是一个单纯争夺控制世界地理要道和控制世界市场的理论，它已深化为以控制世界资源为中心的理论。在他们的理论中，控制世界不再是以控制某一地区为前提和目标，而是以控制世界资源贮藏丰富和开发条件最好的地区为前提和目标；这时的地缘政治学说，已是一个随资源中心变化而变化的动态学说，而不再仅仅是“地理决定外交”的静态学说；特定时期人们对贮存于特定地区的特定资源的需求程度规定着的世界地缘政治的重心所在，也就是说，这一时期的资源中心就是世界体系中的地缘政治的中心。如果说，以往的地缘政治是对手确定战略的话，那么，新的地缘政治逻辑则是，资源决定战略：谁控制了资源，谁就控制了世界。

资源价值与地缘价值在时间和空间上合二为一并以前者为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现代地缘政治理论的鲜明特色。在这新的视野中，印度洋和大中亚在世界地缘政治体系中的关键意义再次得到大国政治家的高度重视。大中亚和印度洋地区丰富的矿藏资源和海陆要道使其成为世界地缘政治的中心。地缘政治与资源政治的统一，是现代地缘政治学说的本质特征。

鉴于此，尼克松得出结论认为，“谁在波斯湾和中东控制着什么的问题，比以住任何时候更加是谁在世界上控制着什么这一问题的关键”。[16]

（三）中亚是世界地缘政治的中枢，也是世界霸权的坟墓

上面已经分析了世界地缘政治体系的基本概貌，现在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世界地缘政治体系的中心区域。

自从苏伊士运河开通并由此贯通印度洋与地中海之后，印度洋北岸地区就成了大国地缘政治利益交汇最密集并飞蛾扑火般涌入的区域。历史经验表明，这一世界地缘政治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也是终结世界霸权的地区。

法国大革命时期，英法两国矛盾尖锐。为了打败英国，拿破仑不是直接进攻英国而是出兵埃及，并企图最终占领印度并控制印度洋，目的是从英国的大后方击败英国。拿破仑深知对英国这样的国家而言，从资本外围地区打击它比直接进攻其本土更能达到釜底抽薪的效果。[17]但拿破仑在其海军在地中海被英国纳尔逊的舰队打败后不得不放弃这个计划。拿破仑帝国之后，紧接着就是俄国跟英国的长达百年之久的“冷战”。他们从欧洲争霸开始，到阿富汗争霸结束。德国的崛起后，英俄两国必须妥协以应付新的多极化形势，于1907年签了关于阿富汗利益分割的协议，英俄长达百年的“冷战”终于在中亚和平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争霸路线从大西洋和太平洋两翼开始，最后也在中亚阿富汗结束。这是19世纪俄国与英国的争霸路径在更大范围的重复。

历史表明，大国力量增殖于地区性守成，消释于世界性扩张。而中亚在世界地缘体系中的轴心地位反使其往往成为大国争霸的终结点。这是因为，当大国力量触及中亚的时候，其国力透支性扩张也基本达到尽头。从古代罗马到当代美国，没有一个国家的国力可以长期独霸世界，更没有一个大国的军事力量可以长期独控中亚。这条经验告诉我们，地区性守成——这是俾斯麦在德国统一后始终坚持的外交原则，也应是中国未来外交遵循的基本策略。中国决不能走当年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在世界全方位扩张的道路。长期守成式地经营亚洲，才能使中国长期立于不败之地。毛泽东“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思想，邓小平的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目标，其中都贯穿着长期坚持地区性守成，不做超级大国的国策理念。美国小布什重蹈德国威廉二世的老路，冲进中亚，自封为世界霸主，从历史上看，这似乎还没有成功的先例。[18]

三、印度洋及其北岸地区的地缘政治与印度未来安全

印度洋在世界海权体系的中心地位，尤其是印度洋北岸在世界资源政治中的中心地位使其成为近代以来世界霸权争夺的核心目标。在印度洋及其北岸地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大国是俄国、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是英国）和印度，他们之间是一种直接博弈的关系。欧洲和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利害关系则属于间接博弈关系。

（一）印度洋北岸地区的大国地缘政治博弈

打通从中亚进入印度洋的战略通道，是自俄国彼得大帝以来所有俄国重要政治家的理想。彼得一世临终前在遗嘱中向后继者明确了他关于世界地缘政治的思想及争霸世界的战略目标：“尽可能迫近君士坦丁和印度，谁统治那里，谁就将是世界真正的主宰。因此，不仅在土耳其，而且在波斯都要挑起连续的战争。在黑海边上建立船坞，在黑海边和波罗的海沿岸攫取小块土地，这对实现我们的计划是加倍必要的。在波斯衰败之际，突进到波斯湾，如有可能应重振古代与黎凡特（今中东和巴尔干南部）的贸易，推进到印度，它是世界的仓库。达到这一点，我们就不再需要英格兰的黄金了。”[19] 

马汉曾从美国人的视角对俄国在印度洋的意图也有过分析，他说：“不少人猜测俄国对印度也有野心。这如果是真的，那它就是从中间地带而不是两翼发起推进了。研究一下地图就可知道俄国在波斯的进展不仅会使它靠近海湾，也可能使它跨越阿富汗的山脉，如果暂不考虑阿富汗的艰辛环境和居民强悍性格所造成的困难。这样，俄国就能在阿富汗及其与北部地区的交通方面获取良好区位，从而便于进行针对印度的行动。”[20]

20世纪70年代末，勃列日涅夫在中亚发动了自斯大林时代以来最大胆和最直接的行动：直接出兵占领阿富汗。对此尼克松写道：“莫斯科已经打到离霍尔木兹海峡——西方石油咽喉上的战略性控制点——不到三百英里的地方。从阿富汗西南部的基地，米格战斗机能够飞到海峡，而在这以前，它们是飞不到这个地方的。”尼克松分析说：“整个西方联盟战略地位取决于可靠地获得波斯湾的原油。而这则需要我们成功地制止苏联为在这个地区获得占统治地位的影响所作的努力。”最后，尼克松呼吁美国政府“不仅必须作好准备，而且还必须使人们看到我们作好了准备。我们必须表示这种意志。我们还必须拥有可以使用的力量。我们在保卫我们在波斯湾的利益时可能冒有风险。可是，如果我们不去保卫这些利益，我们就会冒大得多的风险”。[21]

20世纪，大国在阿富汗的争霸并未随苏联解体而结束。在1999年波兰、匈牙利和捷克加入北约的同时，美国借科索沃战争成功地将其影响力首次嵌入俄国的传统势力范围——巴尔干半岛。2001年，美国借“9·11事件”将军事力量投入阿富汗。这样从西南两向堵死了俄国南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陆上通道。在往后的若干年内，美国将通过整合中亚各种战略力量，逐渐消化在中亚已取得的地缘政治利益，以确保美国在印度洋北岸地区的制陆权和对印度洋的制海权。为此，布热津斯基1997年就开始为美国未来的地缘政治谋篇布局。关于中亚地区，他说：“美国的首要利益是帮助确保没有任何一个大国单独控制这一地缘政治空间，保证全世界都能不受阻拦地在财政上和经济上进入该地区。”针对遏制俄国南下的战略目标，布热津斯基将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和乌克兰列为该地区美国必须“给予最有力支持的国家”，并认为“这三个国家都是地缘政治的支轴”。[22]其中，处于中亚中心位置的乌兹别克斯坦则最具战略意义。2003年11月，布热津斯基在接受俄罗斯《独立报》访谈中，当问及在2003年底是否有必要对20世纪90年代写的《大棋局》中的观点进行修改的问题时，他说：“我认为没有必要做大的原则性修改。显然，出现了新情况，事态发展有了新特点，这些不能不引起注意。”他再次强调“从战略的角度看，乌兹别克斯坦是中亚的一个关键国家”，“乌兹别克斯坦是这一地区最重要的国家，因此美国如此重视与它的关系”。[23]2003年11月，格鲁吉亚发生亲美政权更迭，中亚的西大门向西方彻底敞开。2008年8月8日，第29届奥运会在“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主题下在北京开幕的时刻，格鲁吉亚在美国的支持下向南奥塞梯发起攻击，但遭到俄罗斯的有力遏止。

随着中国近年来的快速发展及对中东地区能源的需求的急速增加，中国对其在中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利益倍加关注。随着中国西气东输工程已经完工，中国东中部地区经济发展就与中亚富油地区的稳定息息相关。1996年4月26日，中国、俄罗斯联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五国元首在上海举行首次会晤，建立“上海五国”会晤机制。2001年6月14—15日，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六国元首在上海签署了六国联合声明。无疑，今后中国将会在与中亚各国日益紧密的经济联系中扩大在中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利益，保证中国西气东输管道西端能源的稳定供应。

（二）位于世界地缘政治体系中心位置的印度安全

如果说历史上中亚地区大国关系本质上是英国及其后继者美国与俄国的博弈关系，那么，在印度洋地区的大国关系，则更多地表现为英国及其后继者美国与印度的博弈关系。关于这一点，印度人的认识具有悲剧色彩。

自印度独立后，印度洋的制海权从英国手中转到美国手中，印度始终对其海上安全保持警觉。印度现代海权理论的奠基人潘尼迦（K.M. Panikkar）认为：

二次大战结束后，美国成了至高无上的海军国。不错，它还没有能搞成世界海权国必备的一系列基地、油站、船坞等等，但是从它在对日战争中所表现的海军联合作战规模之大，以及从它在海军建设中强调航空母舰的重要，都说明了美国海军可以远离基地作战，实际上是爱在哪里动手，就可以在哪里动手。它在太平洋上有珍珠港和马尼拉，又占领了从前日本手里的雅浦岛和关岛，真是不可一世。而对印度洋，美国战后确也搞了不少名堂。美国在阿拉伯、中东、巴林群岛的油权，表明了它同印度洋区域的联系正在大大增长。就是对伊朗的统一，阿富汗的建设，美国也是兴趣很浓。实际上，由于美国奉行到处“遏制”共产主义的政策，所以各国沿海，凡是共产主义可能插足的地方，此刻都成了对美国安全有关的地区。战后的世界形势给印度洋带来的对立局面如此，它很可能又一次把印度变成一个主要的战略性战场。^[24]

更令人敬佩的是，潘尼迦发表上述见解的时间是中国和印度双边关系最吃紧的1962年。而持这种观点的潘尼迦又能被任命为首任驻华大使，这不能不说与尼赫鲁本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印度安全大战略的考虑有关。

印度独立后首任总理尼赫鲁在对印度共和国历史有深远影响的《印度的发现》一书中说：

印度以它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就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中间地位不能引动我，我也不相信中间地位是可能的。  [25]

这里需要提及的是，有些中国学者写文章将尼赫鲁这句名言当做印度首届领导人在南亚地区“推行强权政治”和“印度中心论”的霸权主义心态的表白，[26]其实，这是对尼赫鲁思想的误读。对于长期受英国文化教育，并对英国地缘政治学说有深刻理解的尼赫鲁而言，他在这句话中所表达的与其说是地区“强权主义”的野心，不如说是表达了他对存在于世界地缘政治体系中的中心海区并拥有巨大版图的印度能否长期完整存在的前途的不安和忧虑。[27]

印度的安全取决于印度洋的安全。1998年印度人民党竞选获胜，为了扭转日益恶化的安全困局，印度人民党政府日益重视印度洋安全。印度在成功拥有核武器的基础上，逐渐将国防资源向海上防务倾斜。据印度国防部年度报告：1996年到2000年的国防支出中，陆军军费支出年均递增15%；空军约9%；海军约18%。[28] 2000年之后，印度国防资源向南倾斜的趋势越发强劲。如下表所示：

1999～2008年印度国防费按部门支出及所占比例（亿美元）

由上表可知，从1999年到2008年期间，印度陆军军费增长了114.7%，但在国防总支出中的比例却下降了23.9%，空军和海军军费增长了195.2%和195.7%，其在国防总支出中的比例却增长了114.7%。这说明印度核武器试验后，印度的国防安全重心及相应的国防资源加速地向印度洋倾斜。

造成印度军费投入这一变化的原因是冷战结束后日益恶化的印度的安全环境。这不仅由于印度经历了美国发起于印度洋的海湾战争（1991）、阿富汗战争（2001）和伊拉克战争（2003）及其毁灭性的后果，而且还由于印度海上防务力量与美国在印度洋的军事存在严重不对称的现实。印度在印度洋地区已建立了以印度本土为依托的东自安达曼—尼科巴群岛，西到拉克沙群岛的海上防务体系，但这个体系也遭到美国北从阿富汗、沙特阿拉伯，南到迪戈加西亚岛的海陆打击力量的纵向切割。尤其是美国在印度洋上的军事力量经过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牵动，日益向印度大陆逼近收紧。

印度政治家注意到印度洋的制海权日益向美国人手里集中，而不是象20世纪70年代、80年代那样被分散在苏美两家手中。冷战时期，作为印度洋东西屏障的中南半岛和巴尔干半岛都在苏联人手里，印度因支持苏联在阿富汗和越南在柬埔寨的军事行动而与苏越形成准同盟关系。也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印度于70年代初才可能肢解巴基斯坦和吞并锡金。苏联解体后，印度洋西翼的巴尔干已脱离俄国的影响。在印度洋地区，美国不仅全面剥夺了俄罗斯在苏联时期的制海权，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获得了印度洋北岸的部分制陆权。“9·11”后，美国在印度洋面上对阿富汗和伊拉克实施的快速有效和毁灭性的军事打击，不能不在视印度洋为第一生命的印度领导人的心理上投下重重的阴影，并引起他们的强烈的外交反弹。

就在美国于2001年底从印度洋上发起对阿富汗军事打击不久，印度海军参谋长马德维德拉·辛格海军上将于2002年1月19日在印度南部港口城市科钦表示，印度军队拥有可信的反击能力，其造成的破坏程度超出对方的想像。印度海军拥有的火力已超出“足够”的范围，能执行任何类型的作战任务。在回答印度海军是否已在军舰上装载了核武器时，他强调，任何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国家都会确保拥有海陆空三位一体的“第二次打击”的核能力。2月8日，印度和俄罗斯签署一个涉及范围广泛的军事协议，为双方即将进行的数十亿美元的军火交易奠定基础。此前（2月6日）美国《世界网每日新闻》转载美国战略预测公司《印度扩展核能力》文章评论道：“印度的采购单清楚地反映了三个问题。第一，印度在集中发展海上能力。第二，它的战略计划范围已经扩大，并非专门针对巴基斯坦的威胁。第三，印度真正想成为一个核大国”，“它突出反映了新德里决心发展能够威慑南亚任何挑战的三位一体战略核力量，并使印度取得该地区霸权地位。这是印度防务决策的主要目标”。“9·11事件”后，与美国投兵于阿富汗的方向相反，印度却着手加强其在印度洋的防御力量。2001年9月18日，印度国防部宣布成立安达曼—尼科巴战略防御司令部，它与印度大陆西侧的海军及印度大陆的陆军相呼应，在空军的配合下形成强大的陆海空一体化的综合国防力量，并对美国在印度洋上的迪戈加西亚基地形成犄角攻势。

为了消除长期以来国防布局存在的南北掣肘的被动局面，将有限的国防资源集中用于确保印度洋安全，印度在成功核试验造成的国际震荡基本平息后，果断采取步骤，在缓和印巴冲突和改善对华关系方面迈开较大的步伐。

2003年4月，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在向巴基斯坦伸出“友谊之手”之后，于6月访问中国。双方签署了《中印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宣言》。在这份文件中，印度政府首次明确承认，“西藏自治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一部分”。这一承诺的意义在于，印度基本放弃了用分裂西藏的方式在印度北方建立中印缓冲区的安全战略。11月14日，中国和印度在上海附近海域举行有史以来第一次军事演习。2005年4月，温家宝总理访问印度，中印双方签署了解决边界问题的政治指导原则。这是双方建立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机制后取得的重要成果，标志着双方在朝着最终解决长期悬而未决的边界历史遗留问题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双方确认要以和平友好方式，本着相互尊重、互相谅解的精神，一揽子解决边界问题。双方边界问题特别代表将继续进行会晤和磋商，努力争取早日解决边界问题。

2008年1月，印度总理访华。双方一致强调，中印不是竞争对手，而是合作伙伴，要做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双方发表了关于21世纪的共同展望文件，文件高度凝聚了中印就当今国际形势、两国关系及两国关系中的一些问题达成的重要共识，它向世界发出了中印两国要相互支持，共同发展、共建和谐世界的积极信号。辛格总理强调印度将继续恪守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双方决定提高相互经贸投资的水平，加强在能源、科技、环境等领域的合作。双方对两国双边贸易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目标，即到2010年，双边贸易额要达到600亿美元；双方同意要择机启动两国关于区域贸易安排的谈判。要设立中印交流基金，鼓励两国人员特别是青少年交往；将2010年确定为举办“印度年”、“中国年”的年份；还要加强两军的交往、防务对话，要在适当时候举行两军第二次反恐联合训练。双方也一致同意要进一步密切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磋商与配合，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挑战。

（三）印度未来安全依赖于中国的发展

2003年6月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在北京大学演讲时，间接引用了邓小平的名言说：如果中印携手，21世纪必将是亚洲的世纪。[29]这句话婉转地表达了瓦杰帕伊对中印关系40多年曲折的看法，即如果中印之间还不能再次携手，21世纪仍不能成为亚洲的世纪。

这是一个重要判断，它不仅适用于启示今天，也适用于总结昨天。

1923年，列宁寄希望于印度、中国等东方国家，希望它们能呼应俄国的社会主义的胜利，他说：“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这一点：俄国、印度、中国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30]印度独立和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印度、苏联三国在20世纪50年代初有过一段蜜月时期，1950年中国抗美援朝更使中苏关系具有战略同盟的特点。 苏共二十大后，苏联实行机会主义外交。1957年赫鲁晓夫认为只要美苏“两个最强大的国家”达成协议，“世界局势就将大大好转”。1959年9月，赫鲁晓夫访问美国，两国首脑举行戴维营会谈。会谈被苏联概括为以苏美合作主导世界的“戴维营精神”。此后，苏联开始抛弃中苏同盟关系，1960年初，苏联从政治和经济上全面与中国拉开距离。与此同时，印度在外交上转入“不结盟运动”。1962年，中印发生边境冲突，1969年，中苏发生边境军事冲突，至此，中国、苏联、印度三国自50年代以来的良性互动关系从高峰跌入低谷。70年代，苏联在中苏边界大兵压境，勃列日涅夫从世界范围向美国发起全面攻势。美国节节败退。印度乘机造成巴基斯坦与孟加拉的分离。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请求与中国合作。此后中美之间形成反对苏联霸权的盟友关系，美国从亚太困境中由此得以抽身，全力反击苏联的扩张，最终导致苏联在阿富汗战争引发的国内危机中解体。苏联解体后，美国并未就此停步，开始从印度洋东西两侧全面回收苏联时期的地缘政治遗产，并在北约东扩的同时，在西太平洋地区再次拉起意在堵截中国的从日本经台湾地区到澳大利亚的环岛链条。其间，印度再次以反华为借口，成功核试并转为事实上的有核国家。这引起美国对其在印度洋制海权的担忧。新世纪伊始，小布什上台后立即挥师印度洋并向中亚发起一连串的战争。

现在，美国军事力量已压入印度洋北岸，而在俄国、中国、印度这三个远东最大的国家中，俄国已经随苏联解体而衰落；就像多米诺牌一样，整个压力已推向中国。为了孤立中国，美国在中亚驻军后又开始拉拢印度，这无疑对印度是个机遇：印度可以从其机会主义外交政策中获取更多的安全空间和安全资源。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中国像苏联一样倒下，接下来美国打击的对象只能是印度；而且，在尼赫鲁预见的“有声有色”和“销声匿迹”的两种结局中，印度很可能被迫接受后者。

丘吉尔曾将印度比喻为“英王皇冠上的那颗真正最为光亮而珍贵的宝石。”[31]西方人清楚世界地缘政治的中心在北印度洋。印度在其间又占据着关键位势。西方霸权国家明白占领印度，就占有了中亚资源和世界制海权的心脏。印度洋是地缘政治利益最密集的地方，是西方控制世界的关键海区，而只有象近代英国那样全面占领印度，才能彻底地控制世界资源和世界政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印度在未来面临的安全压力要比中国大得多。印度政治家现在跟美国打交道虽然有机会主义的成分，但其危险的处境他们也是非常清楚的。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尼赫鲁写的《印度的发现》一书中体会出来。尼赫鲁在当时是对英国地缘政治思想理解比较深入的政治家，他知道印度生活在世界政治矛盾的火山口即世界海权的要害地区，所以他认为印度如果不能崛起为“有声有色”的大国，就必然要“销声匿迹”即面临被肢解的结局。

长时间以来，印度的国防总是在北方和南方之间徘徊。北方山区是古代印度的防务重心，而南方海区则是近代印度的防务重心。印度拥有核武器后，印度政治家们对北方安全的担忧已大为缓解，中印两个有核国家发生大战的可能性基本消失。这也是造成印度近几年来的国防投资迅速向海上倾斜的重要原因之一。印度政治家们已充分认识到未来印度国防的主要矛盾在海上。他们同时也可能意识到，中国的发展对印度的未来安全有正面意义：如果中国真的垮下去，印度在印度洋面对的霸权压力将不可承受；西方绝对不允许有像印度这样一个有民族个性的核大国控制，甚至存在于印度洋。鉴于印度洋安全压力的增大，核试验之后，尽管印度一些政府官员在不同的场合通过攻击中国为本国核试辩解，但迄今为止，印度却没有采取什么有实质性的挑衅中国的外交举动，更值得玩味的是，印度一方面明修“中国威胁”的栈道，另一方面，其国防重心却在往印度洋暗渡陈仓。当核试产生的外交震荡过后，印度就采取措施改善与中国的关系。

（四）印度扩大在印度洋的作用有利于中国的发展

从中国方面看，印度在印度洋的发展有利于中国安全。印度越向印度洋发展，中国藏南边陲就越安全。同样，印度在印度洋的影响力越扩大，对美国世界霸权力量的牵制就越大。印度洋是西方的能源心脏，在全球战略中也是西方人优先考虑的目标。俄罗斯的对印政策的主线是扩大印度在印度洋上的作用：它将大量军事装备，特别是海上作战装备卖给印度，支持他们发展海上力量。印度有人说发展海军为了“遏制中国”，其实，这是在瞒天过海：要遏制中国，就直接到北方边界就行了，干嘛要跑到印度洋上去遏制。如果印度能从印度洋上遏制中国，那就意味着它更可以遏制其他海洋大国，这当然要包括美国。如果印度从印度洋上发射的远程导弹能覆盖中国主要城市，那难道它就不会覆盖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的主要城市吗？历史经验表明，印度洋是印度未来安全所在；而21世纪初发生在印度洋北岸地区的由美国发动的几场战争更进一步表明，在印度洋面上：印度的真正对手已经主要是美国，而不是中国；对印度威胁最直接的就是美国以迪戈加西亚等基地为依托的军事存在。所以印度实力在印度洋上的任何发展首先触动的主要是美国及西方的利益而不主要是中国的利益。

值得说明的是，近年来，印度加强与越南的关系，有舰只进入中国南海的举动，被舆论认为印度有一个庞大的“印度洋控制战略”[32]。只要去过印度的人都不会怀疑，即使它有这样的想法，也无异于痴人说梦，因为在相当的时间内，印度根本不可能有相应的财力来支撑这样一个庞大的海洋战略。近现代史上，只有英国和美国这种垄断着世界资源的国家，才有能力实施这样的海洋战略。其次，如果印度真的实施了这样的战略，那印度首先威胁的更不是中国，而是美国及西方国家。中国南海的制海权目前在美国人手中，这里也是美国人的关键利益所在。报道中所列印度所要控制的“五大战略水道”，均触及美国至关重要的制海权利益，要实现这些目标，印度则需要有当年日本发动对美“太平洋战争”的财力、能力和胆量，目前来看这是不可想像的。尽管如此，印度急迫强化和扩大对印度洋制海范围的需求和努力，确是真实与合乎逻辑的。

我们应当注意，制海权是英美国家战略的命根子。苏联与美国矛盾的激化表面看是为中亚阿富汗，实则是为印度洋的制海权，因为在雅尔塔体系中，西方已向苏联让与了广大的陆上地缘政治空间；20世纪70和80年代，中美关系改善的前提是中国还没有向太平洋发展的迫切需求，而90年代后期以来中美矛盾升级，也是由于中国在台湾问题和资源进口及海外利益保护问题上对制海权，尤其是西太平洋的制海权的需求日益迫切。鉴于西方国家——如前所述——在世界海权心脏印度洋及其北岸地区与印度是一种直接博弈的关系，那么，可以肯定，不要说印度想有将其制海权“扩展到全球”的愿望，即使印度要想在北印度洋海区拥有真正有实效的制海权，它所面临的来自美国的压力决不会低于中国在台湾海峡和南中国海区面临的同种压力，而这些海区对中印两国都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印度在印度洋上的扩展与中国的台海统一及在西太平洋主权海域的制海权扩展，对印度和中国均有积极的互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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