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护国家的战略利益不能只盯着经济贸易
——从中国同意制裁伊朗说起
前些天，联合国表决通过了新一轮制裁伊朗的决议，中国投了赞成票。据说，这是因为这个决议照顾了中国的利益，没有把与石油贸易的有关内容写入其中。因为中国的战略利益得到了维护，所以中国就没有必要再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发生对抗了。
允许中国与伊朗进行石油交易，中国的战略利益就得到保障了吗？
这反映出长久以来一直存在的一种倾向。很长时期以来，在中国主流的国际政治论点中，经济利益甚至是简单的贸易关系成了压倒一切的利益，成了对外交往和处理国家关系的出发点和归宿。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描述，什么中国与某某的贸易额达到了多少，又成了某某最大的贸易伙伴云云，似乎这样一来，中国与他们的关系就发生了重要的改变，在这个国家对外关系中的位置就得到了巩固和加强。就是在论述中美两国关系这样至关重要的战略问题时，也往往以经济贸易为出发点，为基本依据，有关“中美谁也承受不了发生冲突带来的损失”、“谁也离不开谁”等时髦理论，无一不是以经济贸易联系为根据。
我们认为，用经济关系代替战略关系，把战略关系降位于经济贸易联系，这是“一切向钱看”的歪风在国际关系理论上的反映，是片面、狭隘和有害的。维护国家的战略利益不能只盯着经济贸易。
一、经济利益之外还有更多和更重要的利益。
经济利益是重要的利益，体现经济利益的投资、贸易等行为，关系国家的得失，说经济利益重要没有谁会不同意，这就如同说人民币重要没有谁不同意一样。但同样任何人也都同意的是，在中国还有比人民币更重要的东西。同样，在国际关系领域，也有比经济关系更重要的东西。
第一，政治关系左右经济关系，政治利益高于经济利益。
在国与国的关系中，政治与经济哪个更重要？显然，政治是更重要的关系。中美关系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美国没有因为与中国有巨大的经济贸易联系就，放弃在政治上打击中国，所谓的“民主”、“人权”，永远都是攥在手里敲打中国的榔头；没有因为需要向中国大举借债，就放弃扶持中国的反对派，或明或暗地与中国政府对抗；也没有因为所谓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放弃对中国各分裂势力的支持，全然没有一点“你我不分”的意思。这一切都充分说明，美国是把这些政治利益摆在经济利益之上的。美国是这样，中国也无法不是这样。中国不能不重视同世界上硕果仅存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尽管双方之间的经济联系可能无足轻重；中国也不能不考虑个别国家在台湾问题上的顽固立场而发展同那些国家的经济联系，尽管这个联系看起来有利可图。可以说，任何时候都把政治利益放在第一位，世界各国莫不如此。过去是这样，现在应该是这样，将来必定还是这样。
第二，战略关系决定一切，战略利益高于一切。
国家与国家之间具有决定意义的关系，是战略关系而不是经济关系，任何经济关系都服从和服务于战略关系。比如，去年曾有报道说，蒙古国的一处重大矿藏紧邻中蒙边界，所产出的矿物也主要出口到中国，但蒙古方面却放出话来，这个矿任谁投资开发都可以，唯独中国投资不行。这是经济关系服从战略关系的一个典型例子。其它还有美国不允许中国收购尤尼克石油公司，澳大利亚不允许中国购买其矿山等，都是经济关系服从和服务于战略关系的一种反映。政治上也是如此，沙特阿拉伯大概是世界上最封闭的国家，但却是美国的盟友，美国从来不拿什么“民主”、“人权”之类与沙特较劲，这是政治关系服从战略关系的典型例子，类似这样的例子也是多得很，数不胜数。战略关系事关大局，事关国家核心利益，所以，战略利益高于一切，为了战略利益可以牺牲经济利益，也可以牺牲政治利益，比如，美国宁可以牺牲与阿拉伯国家关系为代价，也要捍卫它与以色列的关系，因为这事关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俄罗斯宁可在政治上、经济上全面吃亏，也要维护同白俄罗斯的战略关系，因为这事关俄罗斯的地缘战略利益；不管美国与英国之间发生多么严重的经济纠纷，也不管美国与英国之间的贸易联系是多么的微不足道，但英美特殊伙伴的关系不会有丝毫的改变，这也是基因于共同的战略利益。大国是这样，就是中小国家也不例外，墨西哥什么时候也不会跟着美国的节拍起舞，去制裁、封锁古巴，土耳其任何时候都会支持塞浦路斯的土族人，道理都源出于战略利益。
二、应从战略高度处理国际问题和国家关系。
所以，决定任何国际问题，处理任何国家之间的关系，都必须从战略的高度出发，依据国家的战略利益采取相应的对策。
首先，要立足于维护应有的地缘战略利益。
周边国家的动向事关本国的安危，维持周边形成一个对己有利的安全环境，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不得有一点点的大意，这就是国家的地缘战略利益。对中国来说，与巴基斯坦、缅甸、越南、老挝、朝鲜等的关系完全不在于有多大的经济意义，也不见得有多大的政治意义，关键在于，这些国家事实上构成了中国安全的外围屏障，是重要的战略缓冲区，其安危向背直接影响着中国的安全态势，是中国必须花大力气、出大代价加以维护的；蒙古、尼泊尔、不丹、柬埔寨、泰国、菲律宾等，则大体上是战略的中间地带，可以不使超级大国的兵锋直接施刃于中国，应维持这个现状不使之恶化；而日本、阿富汗、南朝鲜、印度等，则是现代化武装力量的云屯之所，从这些地区爆发的力量闪电随时可能击穿和平的天空，击打在中国的头上，是需要认真加以防范的。这样一来，不同的地缘战略关系就决定中国与上述各国有不同形式、不同性质的国家关系，在不同性质的国家关系下，依据各自不同的特点，中国同他们发展不同形式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
其次，还要着眼于维护全球范围的战略平衡。
人们常说，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哲学家有言，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爱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经验，防止权力滥用的办法，就是用权力约束权，权力不受约束必然产生腐败。”国家之内如此，放大到全球之内也是一般。当今世界之一大不幸，是世界战略严重失衡，一超独大，不受制约的霸权让霸权国家的世界权力极度腐败疯狂，这是世界不能健康稳定发展的根源。人类的发展，世界的和平，迫切需要推动全球实现新的战略平衡，这是全人类的责任，更是大国的责任。如果说根本利益的话，这也应该是中国最根本的利益置所在（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笔者网文《推动全球实现新的战略平衡——谈大国的责任与使命》）。任何有益于推动战略平衡发展的行为，都应该得到中国的支持，任何有益于全球战略平衡的国家都应该成为中国的朋友，用一句最简单的话就是，“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不管拥有绝对权力的霸权国家打着什么样的旗号，什么“国际社会”，“文明进步”云云，都不能听其任其剪除仅有的几个对手，更不能为虎作伥、助纣为虐，否则，总有一天屠刀会落到自己的头上，后果不看设想。不是有人经常讲，要从战略高度、从大局出发吗？这才是真正战略高度，才是真正的大局。
最后，还不能忘掉应有的政治利益。
在世界范围内，直到今天还有人在刻意给社会主义理想抹黑，并给秉持这种理想的国家贴上邪恶的标签，必欲除之而后快。对此，中国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是反对还是不管不问？是帮助还是放任自流？我们固然可以不当头，但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如果一个又一个信奉社会主义理念的政权接连倒台，难道此情此景能赏心悦目、心安理得吗？对中国来说，意识形态的斗争仍然客观存在，把社会主义势力排挤到与魔鬼为伍的地步，消极影响在所难免，对中国不会有任何好处。既然现如今中国的政治体制继承了过去的资本与遗产，继承并享用着过去的荣耀与辉煌，继续标榜着不能犹豫的人民性、草根性，当代中国就难以同这样的战略关联切割。
每个人都有个人形象的，严肃一点的人，对此不敢疏忽大意；每个国家也都有每个国家的形象，负责任的国家也都不能马虎从事，原则的问题上是含糊不的。讲原则、讲是非，这是一个人起码的品格，也是一个国家必有的做派，即或中国现在还没有仗义执言的力量，但至少不应随波逐流，动辄也拿什么“国际社会”说事，煞有介事地以为自己也是什么“国际社会”的一个角儿。这也是不能忽视的政治利益。
三、生意大国不等于战略大国，国家的战略设计必须高屋建瓴、统筹兼顾。
1、生意大国不等于战略大国。
以经济贸易关系衡定国家之间的战略关系，在当前这是中国国际关系领域的主流学说。按照这样的理论，国际战略等同于国际贸易，国家战略利益等同于经济交易。
但是，生意大国并不等同于战略大国，生意关系也并不就是战略关系。这是有例可循的。例如，早在60年代，日本、德国就是世界上排名居前的经济和贸易大国，但他们无论如何也称不上是战略大国，而且直到今天，他们都仍还走在争取战略大国的道路上，离目标还有相当的距离。而那时的中国，无论是经济实力和对外贸易总额，在世界的位置都不突出，但中国却是公认的战略大国，其战略地位不是日本、德国所可望项背的。
所以，生意大国并不等于战略大国。发展国民经济，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生意固然要做，要做生意大国，这是没有疑义的，但仅仅这样是远远不够的，做生意大国的同时，更应该做一个战略大国，中国应该以战略力量的姿态而不是以经济动物的模样活跃于世界战略舞台。没有战略大国地位的支撑，生意大国早晚是一条死胡同，西方世界曾经的殖民帝国如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就是很好的范例。
2、战略问题不能窄化、泛化、庸俗化。
对经济增长有极其迫切的渴望，这是当代中国一个重大特征。“发展是硬道理”，别的道理相对的就要“软”下去了。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当代中国用发展压倒一切、解决一切的思想弥漫于全社会，片面化、绝对化的倾向比比皆是。在国际战略问题上，如前所述，也同处理国内问题一样，也往往直奔主题，以经济贸易关系衡量一切、决定一切。这样做，第一，要使战略问题窄化，窄化成为赤裸裸的经济贸易关系；第二，进而造成战略问题泛化，许多根本够不上战略层面的问题往往被人为地拔高到战略高度，许多根本够不上战略关系的往来，也被冠之以各种名目的战略伙伴头衔，以至于今天中国各种形式的战略伙伴关系多如牛毛、数不胜数；第三，最终结果是战略问题庸俗化，到处滥用战略的概念及辞藻，即使当事双方之间没有起码的信任、甚至是明显的敌对关系，居然也可捏造出什么加强“战略互信”云云，把战略关系扭曲、庸俗到离奇的地步。比如前一个时期，就连台湾都要与大陆搞什么“战略互信”之类，简直就是滑天下之大稽。
3、国家的战略设计必须高屋建瓴、统筹兼顾。
战略大国必须有体系完善的大战略，体系完善的大战略来自于精心的设计。大战略的设计必须在统筹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的基础上，站在国家根本利益的高度，把国家的发展利益和安全利益进行最优化整合，在大战略的总体设计下，其行动和措施要能保障国家安全所必需的地缘战略利益，也能维护国家发展所不可或缺的全球战略平衡的利益；既要通过经济贸易往来获取经济实惠，也要树形象，讲原则，使国家的政治利益得到应有的关照。这样的战苦厄设计必须高屋建瓴、统筹兼顾，而不能只顾一点不计其余，只讲交易不讲原则，只图一时不管长远，把赚钱当做根本，用手腕代替道义，让一个堂堂的战略大国形同投机取巧的势力小人。
现在可以回过头来再说说参与对伊朗的制裁的问题了。参与制裁伊朗，从战略的高度出发，中国究竟何所得何所失呢？
有人说，这次中国既作为“负责任大国”与国际主流保持了方向一致，没有因此与美国发生对抗，同时还有效地保护了自己的核心利益，更通过自己的努力减轻了伊朗的压力，使伊朗逃过一劫，平衡兼顾了三个方面的利益，举措堪称完美，行为妙到毫颠。为此，一些媒体不无得意，比如 6月10日 《环球时报》就发表了题为《让伊朗放弃谋求核弹的念头》的社评文章，文章先是站在“国际社会”的角度把伊朗数落了一通，说什么“联合国安理会9日表决通过了对伊朗新的制裁决议，这意味着国际社会再一次向伊朗亮起了红灯：伊朗的核计划‘必须停车接受检查’’’”，对此，“伊朗需要高度重视”，“再也不能低估国际社会在反扩散问题上的决心了，任何想谋求核武器的念头都是危险的。要想让世界相信自己的确在和平利用核能，伊朗现在需要拿出更多的具体举措，而不是采取不合作、甚至对抗的态度”。接着又以教师爷的口气掉过头来训斥美国，“要想让伊朗真正断了谋求核武器的念头，国际社会就需要给予伊朗相应的尊重和发展空间，不能让伊朗总感到随时有被搞垮的危险。西方，特别是美国要学会不逼人，尤其是不能逼人太甚”。对自己则是一份自鸣得意的样子，说什么“谁都知道，在敌对双方间创造‘平衡’是很不轻松的活儿，需要勇气和高超的技巧。正因为此，中国的作用才不可替代”，“中国作为‘平衡者’的作用至关重要”等等。话里话外，一付千辛万苦后大功告成的架势，好像中国已经成功化解了这场空前严重的伊朗核危机，听起来堪称是中国获得的一次外交上的完胜，中国的战略影响和国际地位简直就是在以成倍的速度暴增。
但实际情况如何呢？中国是不是因此提高了自己的国际地位了呢？
第一，指望因此可以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是痴心妄想。
美国及西方不会因为中国同意对伊朗制裁就能放松对中国的战略遏制和围堵，更不会因此就视中国成为自己人，不要以为在伊朗核问题上同西方入了伙，就可以对这一伙中的“老大”唠唠叨叨了，人家始终要把你划作另册、当做另类，一切针对中国的战略设计都将丝毫不受影响地加紧实施。还教训什么“西方，特别是美国要学会不逼人，尤其是不能逼人太甚”，自己还在被美国逼得团团转，居然在这里教训起人家来了，无羞脸皮之厚，阿Q精神之强，简直可以说成震古烁今了。
第二，并没有从战略高度上维护了中国的利益。
所谓的维护了中国的利益，不过仅仅是可以让中国继续与伊朗做石油交易而已，事实上，这没有任何不可替代性。即使中国不从伊朗购买石油，中国还可以从任何其它产油国购买，中国在伊朗可以投资，在其它国家照样也可以投资。伊朗对与中国的价值不在于它的石油，而在于它的地缘战略安全和全球战略平衡的价值（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笔者网文《当波斯长剑展现锋芒的时候——谈伊朗发展壮大意义及战略影响》），所有削弱、压制伊朗的行为，包括所谓的联合国制裁，都可能导致中东、中亚的局势向着不利于稳定、健康的方向发展，从根本上说，都将损害中国的地缘安全利益和全球战略平衡的利益（有关这个问题，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笔者网文《从地中海到帕米尔：战略高地谁称雄——谈“两中”地区的战略走向及影响》）。
第三，将造成长久的战略猜忌与隔阂。
联合国制裁通过以后，伊朗方面反映强烈，除了对西方进行抨击以外，还对俄罗斯进行了严厉的指责，但是到目前为止对中国的批评还不是很多，也不是很明显。这成了有些人洋洋自得的借口，说什么这个时候“伊朗除了依靠中国还有谁”，更有甚者还宣称什么中国帮助了伊朗，好像如果没有中国，伊朗就将面临更大、更严峻的压力，似乎伊朗应该对中国感恩戴德才是。这样的感觉真的是太过良好了，但恐怕也只能是自我感觉罢了。其实，西方未尝不知道这样的制裁对伊朗不起多大作用，所谓的制裁，不过是美国战略打压和试图颠覆伊朗的一个环节、一个步骤，更多更大的行动还在后头，美国要的不过是这个招牌，以便今后打着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的名义，以便师出有名，伊朗的问题远没有结束，今后还要变得更加。所以，制裁理所当然地要引起伊朗当局极大的愤恨，也不能不在伊朗民众的心灵中投下长久的阴影。波斯民族不是一个健忘的民族，也不是一个肤浅到“一碗凉水见到底”的民族，场面上的外交辞令代表不了真实的想法。谁都知道，敌人的可恶并不会让人的精神受到折磨，因为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最令人伤心的，则是朋友的出卖，这是最刻骨铭心的。还说什么伊朗应感谢中国，难道他们不会把一些刻骨铭心的愤恨埋藏在心底里吗？可以说，任何参与制裁的国家，都将给未来与伊朗的关系投下长长的暗影，中国也不例外。
不仅如此，对于整个事件的发展及各当事者的表演，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是会看在眼里、记在心上的，其战略影响将超出伊朗问题的范围，超出中东、中亚而弥漫到全世界。据 6月15日 参考消息报道，西班牙《起义报》 6月13日 发表了题为《中国令人愕然地支持对伊朗的制裁》，文中说：“中国支持制裁伊朗的举动是否意味着中国对外政策的根本性转变，转向捍卫与西方列强共享的世界霸权，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对于可能产生的结果，该文说：“通过这一举动，中国没有延续与发展中国家站在一条战线上的传统，而是选择与西方列强保持统一立场”，“这意味着中国从1949年以来极力捍卫的反霸权历史发生了转变，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其有史以来的领导地位有可能遭到削弱。”这些话，意涵深远，足以令人深思，这只是西班牙这家报纸诉诸文字的一家之言，但焉知没有更多人在心里也有类似的想法呢？这大概就是中国参与制裁伊朗所产生的战略余韵。
但愿西班牙《起义报》的议论猜测不过是一种误解。可是，如果中国的目光真的越来越只聚焦在经济贸易上，那么长此以往，未来的战略之路很有可能越走越窄，所谓的战略大国最终难免堕落成莎士比亚笔下威尼斯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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