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海强：从重庆谈判看中美博弈（一）
——谨以本文纪念117周年
2010年，其实是以今年初的美国对台大笔军售始，而以明年初的中国元首国事访美终，期间贯穿了迫使人民币升值、天安舰事件、美韩黄海军演、美国介入南海主权争议、马尼拉人质事件、钓鱼岛撞船事件、第二轮量化宽松以及当前的朝韩延坪岛炮击事件等等，美国伙同日韩方面炮制出如此密集、如此强度的一连串针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动作，使得2010成为中美战略角力白热化的一年。从表面上看，这些都不过是美国遏制中国崛起的“例行公事”，但若联系中国国内所发生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及社会事件，则不难解读出美国正在内外两线发动一场对华战略总攻，威逼利诱中共政权屈从其政治意志，企图将中国“改革”为美国的附庸国及殖民地，并通过货币战、基因战等非常规战争手段掌控中华民族的生存命脉。
就在当前美韩、美日轮番进行大规模军演，朝鲜半岛面临“千钧一发”的紧张局势之际，据香港《大公报》本月14日报道，美国的智库提出了一份新的美中大战略协议，这份由巴尼特、怀特和戴敏等人六易其稿的“新美中大战略协议”（即所谓《怀特—巴尼特方案》），最突出的重点就是“中国保证在美国总统的安排下直接向美国企业投资一万亿美元”，其余内容涵括中美双方关于处理台湾、朝鲜、伊朗、南海、东海、军事、战略、经济、参与国际事务以及中国在美投资等牵涉广泛的各项重大议题，“旨在设计全面整体的解决方案”。这几位美国智库人士近日已前往北京拜访了中央党校和北京外国语大学等机构并向中国学者推介此一“新协议”。他们声称该方案是基于对中国“双赢”与“和平共处”立场的理解和认同，明年一月的“胡奥会”如能签署该协议，将从根本上解决美中关系长期起伏不定的不利状况，也将成为“影响21世纪世界的政治、经济、军事新地图”云云。
自苏联解体及冷战结束后，共济会与美联储主导下的美国迅速进入了金融帝国主义时期，它在世界各地所刻意挑起的“颜色革命”或地区冲突，以及蓄意炮制的经济危机或侵略战争，已经不仅仅是为了实现传统的地缘政治战略目标，更主要的是为了控制国际金融的流向或转移，通过维持美元霸权地位及掌控国际金融体系来持续掠夺全球财富，从而实现其永久统治世界的帝国美梦。换言之，美国对外政策方面的政治、经济、军事及外交行为，基本上都属于货币战争以及大国博弈的重要手段和组成部分。笔者认为，美国在今年所打出的一连串对华“组合拳”，实质上就是一场新形式的、综合性的侵华战争，而这个所谓“美中大战略协议”，正是美国发动这一场对华战略总攻（或称为‘全方位博弈’）的“战利品”。如果我们将之称为当年中日《马关条约》的翻版，似乎略显夸张，但若将其视为一份美国迫使中国屈膝求和的“城下之盟”，应是毫不为过。此情此景，不禁让人想起了六十五年前那一场决定中国前途命运、同时也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重庆谈判”。
重庆谈判与中国命运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与共产党成为能够决定当时中囯前途命运的两大政治军事集团，中国随即面临着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重大历史抉择。中国共产党要领导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蒋介石却罔顾全国各阶层民众要求“和平建国”的强烈愿望，一意孤行地要发动内战以消灭中共、铲除异己，企图建立一个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法西斯独裁政权。中国共产党为了避免内战、争取和平，自1945年8月29日至10月10日，毛泽东主席亲赴重庆与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进行了为期43天的和平谈判，在中共作出一定的政治及军事让步后，国共双方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俗称《双十协定》），此一重大事件史称“重庆谈判”。
众所周知，蒋介石在当年主动邀请毛泽东举行国共和谈，并非真心诚意地促使战后的中国进入和平建设时期，而是一个争取备战时间以及实施军事部署的“缓兵之计”，同时也是一个意图推卸挑起内战责任、蒙蔽国内外舆论的政治阴谋。然而，解放战争仅仅打了三年，拥有美式装备的数百万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中共方面取得了甚至连毛主席本人都意想不到的快速胜利。关于蒋介石丧失大陆而退守台湾的原因，大陆史学界基本上总结为政治独裁、派系倾轧、官僚腐败、经济崩溃、民心尽失、战略失误、情报失灵、作战失败等等。
笔者认为，这些其实都是“果”而非“因”。蒋介石作为旧中国地主官僚资产阶级的利益代表，其政治本质决定了他只是一个贪图短期利益的投机政客，同时也是一个意图歩袁世凯后尘的专制帝王，而非一个审时度势、高瞻远瞩并且代表全中国各阶层民众利益的政治领袖。这个致命缺点使得他始终背离全国人民的政治意愿，无法把握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而屡屡作出悖逆历史潮流的错误决策，这才是蒋介石丢掉大陆政权的根本原因。
事实上，历史曾经两次给予蒋介石主导20世纪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机会。其一是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时期，当日本帝国主义已经暴露其日益膨胀的侵华野心，并且已经作出了明显的侵略行径之际，蒋介石却以“国力弱小”为由，一再宣扬并实行“不抵抗主义”，甚至将“攘外”与“安内”截然对立起来，一方面对日本侵略者无原则地妥协退让，另一方面却极力消灭中共苏区、以及削弱吞并地方派系，终于导致“西安事变”及“七七事变”的相继爆发。在此我们可以作出一个“反向推演”，如果蒋介石当年能够审时度势，率先打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政治旗号，必然能够获得全国民众的拥护和支持，同样可以藉此遏止中共发展、趁机收编地方军阀；同时在国际上除了积极争取英美的支持外，更须主动与苏联修好，借助苏方来制衡日本，促使日本国内的对华主和派较为有效地制约关东军的少壮派势力。如此这般的“攘外”与“安内”并举，虽然不能说可以避免后来的日本侵华战争，但肯定能够奠定蒋介石作为中国领袖及三军统帅的政治声誉和个人威望，亦足以巩固国民党政权的统治基础及执政合法性。实际上，仅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已经足以反证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时期推行“不抵抗政策”的荒谬及失误。
其二，当然就是抗战胜利后的“重庆谈判”时期。本来，美苏两国鉴于二战结束后各国民众的反战情绪及国际舆论的和平呼声，同时也为了避免因卷入中国内战而导致美苏直接冲突，故此两国均不希望发生国共内战，而又偏向“扶蒋抑共”。苏联不仅与中华民国迅速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斯大林还连发两份语带警告的电报，“督促”毛泽东赴渝和谈；美国则意图通过“以中共交出军队”为条件而给予“合法地位”的“民主途径”来推动国共联合，从而实现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国统一。但蒋介石因获得巨大的“抗战红利”，其国内及国际声望如日中天，更由于得到美国的巨额军援，一时间其专制独裁的政治野心急速膨胀，同时亦盲目迷信自以为强大的军事力量，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对抗国内外的和平要求，亦不顾国民党政权当时所面临的各种实际困难，悍然撕毁《双十协定》发动了全面内战，最终落得个大败亏输的历史下场，同时导致中国丧失了在国际上争取和巩固抗战胜利果实的历史时机。相反，如果蒋介石当年能够真心实意地顺从各方的和平意愿，大力发展民生经济、推行各项社会建设，特别是加上同时获得美苏两国的政治支持，如此不仅可以避免后来尸山血海的国共内战，更能藉此逐步争取全国民众的政治拥护，有效实施如对日占领、收复琉球、全国统一等等功在千秋的民族大业，从而使得蒋本人及国民党拥有无可动摇的领导权威及执政合法性。
当然，我们都明白历史既没有“如果”，也不能“假设”。但在探讨历史经验教训方面，针对那些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关键事件进行“反向推演”，却可以帮助人们通过逆向思维走出固有的思维定势。当人们再次面临类似性质的历史关头时，能够“以史为鉴”而作出一个正确的历史抉择。倘若蒋介石当年能从国家民族长远利益出发，以国际政治家的战略眼光及全民领袖的政治胸襟，在重庆谈判后抓住美苏冷战前夕较为有利的“战略机遇期”，尽量维持国共合作的政治局面，尽量争取战后国族利益的最大化，如此既能避免日后中美决裂所造成的军事对抗，又能避免中共迫于无奈的“对苏一面倒”，更能避免因两岸分治而让美日渔利的民族悲剧，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及世界历史就会改写。事实上，当年中国人民在付出巨大牺牲及惨重代价而赢得抗战胜利后，本来已经获得了相对崇高的国际地位以及十分有利的国际环境，完全可以就此开展现代化的经济社会建设，以及逐步构建民主政治制度，使得中华民族能够在二战后即与西方国家处于开启现代化进程的“同一起跑线上”，20世纪中国将会呈现一个更为美好的历史面貌，中华民族亦会拥有一个远较今天更为优越的生存环境，抗日先烈的生命以及全国民众的血汗也就没有白费。然而，令人痛惜不已的是，此一美好前景竟然沦为蒋介石个人权欲及国民党集团利益的历史殉葬品，第二次国共内战的历史恶果至今仍然严重困扰着国家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
归根到底，蒋介石在面对外敌入侵时，不仅看不到全民抗战的伟大力量，反而不惜出卖国族利益以及牺牲人民生命以求维护一己私利；在面临和战抉择时，不仅谈不上尊重广大国民的政治意愿及合法权利，反而不惜将全国民众推入战火以求满足独裁私欲。由于犯了上述两个关键性的决策失误，蒋介石无疑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叛徒，导致中华民族至今仍然为国共内战的历史恶果继续付出难以估量的巨大代价。因此，蒋介石不仅没有资格被称为民族主义者，反而应被判决为中国人民的全民公敌，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10、12、25、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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