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美国国内政治和社会中正在出现明显的“极化”现象，这一现象引起了美国各方面的关注。一个典型的例证是，由奥巴马总统倡导的、民主党国会议员全力推动的医疗改革法2010年3月在国会通过时，几乎完全是以党派划线：在参众两院中没有一名共和党议员支持民主党的医改方案。这种情况在当代美国国会的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美国政治精英中的政治“极化”现象
事实上，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政治精英层和政治活动家就一直在经历政治“极化”过程，这在国会议员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而关于在美国存在政治的“极化”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起就逐渐在众多美国学者中形成了共识。
美国国会议员之中的政治“极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会议员个体投票行为发生了“极化”。根据包括“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和“美国保守联盟”在内的多个利益集团对国会议员记名投票结果的打分评估，国会议员个体政策立场越来越极端，表现在他们越来越稳定地要么站在自由派的立场上，要么站在保守派的立场上投票，为特定的利益集团代言，而站在中间立场的温和国会议员人数越来越少。二是民主与共和两党国会议员之间的意识形态对垒越来越明显，这两个政党的议员基本上分别组成了左翼自由派阵营和右翼保守派阵营，而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时期比较常见的自由主义共和党人和保守主义民主党人至2005年前后变得相当罕见。
在政治精英层，两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异程度被认为比此前半个世纪的任何时候都高。[1]在小布什总统第二任期的中后期，两党国会议员在意识形态上的对垒有所缓解，主要体现在强调妥协和两党合作的保守民主党人在2006年和2008年两次选举中取得了较大的成功，其议席数量翻了一番。然而，在奥巴马总统执政之后，国会议员的政治“极化”现象非但没有减缓，反而有了明显的加剧。一个例证是，在医疗改革法案等记名投票中，国会议员采取了坚定而极端的立场。
此外，经过2010年11月中期选举，第112届国会中议员政治立场分布与第111届国会相比发生了明显的“极化”。当选为国会议员的民主和共和两党人士，其政治立场分布分别向左和向右偏移，持中间立场的议员大幅度减少。在民主党阵营中，保守民主党议员损失惨重，南方保守民主党人中仅有十几名获得连任，不仅绝大部分保守民主党新人未能连任，就连切特?爱德华兹和吉恩?泰勒这样的资深保守民主党人也遭到落选。由保守民主党众议员所组成的“蓝狗联盟”也在本次中期选举损失过半，人数由54人锐减为26人，而且4名联盟领导人当中也有2名落选。相比之下，民主党议员中持左翼立场、支持现任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的“国会进步连线”基本没有损失议席，仍保持了80人以上的规模，在民主党议员中的比重显著增大。在共和党阵营中，持自由放任主义立场的茶党运动不仅导致数名持温和立场的共和党议员落选，而且迫使包括麦凯恩在内的许多共和党候选人也向更加保守的政治立场偏移，偏离了温和共和党人的基本政治立场。
政治“极化”趋势是否也存在于美国公众之中？
现在的问题是，是否在美国普通公众中也发生了政治“极化”呢？学者们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很大争议，一些学者认为，美国公众的主流一直居于中间地带，不像政治精英层那样存在着立场极端化或政治“极化”的倾向。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积极参与美国政治生活并对之产生影响的那部分公民中的确存在着明显的政治立场极端化和政治“极化”的趋势，因此美国公众中的意识形态“极化”是一个真实存在，而不是虚构。
要准确回答这个问题，可以参考两类对普通公众政治立场的调查数据。一类调查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逐年进行的，方法是让受访人给自己总的意识形态立场打分，表明自己总体上偏向自由或者保守的程度。另一类调查则始于1982年，也是逐年让受访人给自己在若干个具体政治议题上的意识形态立场打分，表明自己在这些政治议题上偏向自由或者保守的程度。这些调查主要包括全国选举研究、综合社会调查的7分制自由—保守量表，以及盖洛普公司的5分制自由—保守量表。在总的意识形态打分方面，绝大多数对调查做出应答的公众认为自己处于中间位置，或者稍偏向于自由立场或保守立场，政治立场分布并不极端。而且，美国普通公众中对个人意识形态立场所打分数的比例始终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上述三大调查以及应用相应量表的许多高质量调查的结果都显示了同样的结果。以2008年10月《时代周刊》所作的抽样调查为例，在5分制自由—保守量表中，75%的应答者认为自己的政治立场比较温和，其中把自己描述成“温和”、“有些保守”和“有些自由”的人分别为29%、26%和20%，把自己描述为“非常保守”或者“非常自由”的人分别仅占16%和9%。而且，在美国公众对自己总的意识形态的评价方面不存在政治“极化”的明显证据上，美国学者之中也存在着共识。
在对具体政治议题上的意识形态打分方面，情况却有很大的不同，公众在许多政策议题上都显示出了极端立场。尤其是在堕胎和同性婚姻等问题上，超过三分之二的应答者都认为自己立场要么属于极左派，要么属于极右派。但即使如此，从总体上讲，公众在这些政策议题上的立场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大的变化，而且即使是在那些其立场发生了有限变化的政策议题上，也是公众在一些议题上立场向左偏移，而在另一些议题上向右偏移，变化总体上相互抵消了。这样，多数学者得出的结论是，尽管公众在具体政治议题上存在立场分布极端的情况，但基本不存在显著的立场“极化”现象。不过，也有学者对此持不同的看法，他们说，如果从应答者当中剔除对政治漠不关心的人士，就会发现，在对政治感兴趣、政治信息较为灵通和政治上比较活跃的公众之中，在具体政治议题上存在着明显的政治“极化”现象。由于这部分公众构成了美国政治的重要基础，而那些对政治漠不关心的人对美国政治的影响甚小，因此这些学者坚持认为，应当承认公众中存在着明显的政治“极化”现象。[2]
人们注意到，自奥巴马执政以来，美国公众的政治“极化”倾向加强了，最典型的例证是2009年以来茶党运动的兴起。茶党运动兴起于美国各地的基层，并在全国范围内相互呼应，形成了重要的政治影响。茶党运动的基本政策主张是反对政府的高税收、高福利政策和政府大规模的经济干预。绝大部分茶党运动的支持者也视自己为共和党人，他们大体上可以被视为持右翼自由放任立场的共和党人，比一般的共和党人更强调政府权力应当被严格限制在宪法授权的范围之内，政府不能干涉未获宪法明确授权的事务。茶党运动不仅增强了大量持自由放任立场的民众的政治参与程度，而且在2010年中期选举中支持了129名共和党众议员候选人和9名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参选。它一方面影响了大量议席的选举结果，另一方面迫使一些参选的共和党政治精英采取更加右翼的立场。
茶党运动兴起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经济和政府财政状况急剧恶化。从2008年起，在严重的经济危机下，联邦政府的大规模刺激经济政策没有很快达到预期效果，而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挽救金融体系、经济刺激方案、拯救汽车工业以及医疗改革等重大措施耗资数万亿美元，仅布什政府的最后阶段通过的救市法案和奥巴马政府任期内通过的经济刺激法案就分别耗费了7000亿和7870亿美元，这些支出使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急剧增加，使得相当一部分公众在经济上产生了不安全感，对通过政府手段改善经济状况的怀疑程度加深了，他们希望通过减少政府干预的自由放任政策来保障自己的利益。
在经济和社会政策方面，奥巴马政府的政策则代表了主张政府扩大干预和进行社会改革的民主党自由派人士的立场。无论是刺激经济的众多措施、全民医保制度的建立、清洁能源的开发，还是产业结构的调整，都需要政府采取大量主动行动和花费大量公共开支。在这一派别和持右翼自由放任立场的共和党人之间很难建立起妥协，这与近20年前克林顿政府时期的“第三条道路”即中间道路受到追捧形成了鲜明对比。从这一角度看，美国的政治“极化”确实是加重了。
美国为什么会出现政治“极化”
从深层次的原因讲，美国政治“极化”的产生有以下几个主要因素：
首先，从历史上看，是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初各种社会运动带来的冲击。同性恋解放运动和女权运动把同性恋和堕胎等较少受到全社会关注的议题推到了大众视野中，它们逐渐进入最具争议的政策问题行列。而对精英层政治“极化”影响最大的当属民权运动，民权运动推动许多南方州废除了阻碍黑人参与政治的种族歧视法案，使得大量居住在南方州的黑人选民得以参加选举。同时在罗斯福新政之后，黑人出于对福利政策的偏好，从传统上支持共和党转为支持民主党，保守的民主党政治精英在南方各州民主党内的主导地位被削弱，南方民主党精英在一定程度上向自由主义立场靠拢。此外，相当多的南方白人选民转而支持共和党，使得南方共和党向保守主义的立场靠近，最终极大地改变了保守的民主党政治精英控制南方的选举版图。
其次，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贫富差距日益拉大，工资性收入占财富分配的比重逐渐下降。根据相关研究，美国穷人和富人之间在政治立场和党派支持上有明显差别，总体来看，低收入阶层更倾向于支持民主党和自由主义政策，而中高收入者更倾向于支持共和党和保守主义政策。2008年以来，美国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1%的最富有家庭拥有全民财富的百分比从2007年的34.1%跃升到2009年的37.1%，而且在2009年5月至2011年1月之间，美国的失业率都在9%以上，2010年下半年以来明显的无就业经济复苏进一步拉大了贫富差距。这形成了政治“极化”的经济基础。[3]
再次，20世纪90年代以来互联网普及，使用技术不断改进，都为极端政治立场推波助澜。互联网技术给消费者提供了过滤信息的权力，网上信息的高度可选择余地，尤其是网上个性化信息的获取设置，使得许多互联网用户只寻找自己所关心的信息，容易形成并不断强化的极端政治立场。[4]近年来，推特网(Twitter)等社交网站逐步完善了在同一网上社交圈内发起和跟踪个人行为信息的技术，为人们提供了与政治偏好相近人士相互沟通的便利，发展并巩固彼此一致的极端化立场的机会，为政治立场的群体封闭性和极端化提供了进一步的推动力。
为什么政治精英的“极化”程度高于公众
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美国政治精英层“极化”程度远远高于公众的政治“极化”程度呢？这里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不同政治立场的公众在地理分布上的不均衡。除总统选举之外，政治精英要想通过竞选取得公职，必须在所属选区获胜，因此他们必须迎合本选区的政治气候，而不是全国性的政治气候，这是美国的选举政治所决定的。除了少数例外，美国联邦和州官员的具体选举事务是在各州政府管理之下主要由县政府组织实施，基本上实行单一选区制和党派选举制。由于政治立场和党派偏好不同的选民在选区间的分布不均衡，在美国全国形成了大量分别支持民主党和共和党、并在历次选举中基本不会发生党派立场转换的两党安全选区。在这样的选区中，政治精英想要当选，基本上只需获得本党提名参加选举即可。获得本党提名的候选人，其政治立场往往只需要与选区内的本党主流政治立场相近，而不需要反映持中间立场的选民的倾向。安全选区通常占总选区数量的一半以上，而且在近几十年来还存在增长的趋势，这极大地刺激了政治精英层的政治“极化”。
第二个原因是突出政策议题的主导作用。同一选民在不同政策议题上所持政治立场的极端程度往往不同，而且，越是可能产生极端立场的政策议题，就越有可能受到关心该议题的选民群体的重视，也更有助于在该政策议题上持同样极端立场的候选人争取这些选民。此外，在其他政策议题上持极端立场的候选人，比只在某一议题上持极端立场的候选人更容易赢得选民的信赖。这样，随着积极参与选举的公众在具体政策议题上的政治“极化”，政治精英层的政治“极化”程度被进一步抬高。
小布什在2004年总统选举中能够获胜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大量宗教保守人士坚定地投票支持他，他们当中尽管有很多人不满意小布什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和国内经济政策，但是相比之下，他们更关心包括反对堕胎在内的价值观问题。在2008年总统选举中，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凯恩尽管是德高望重的政治家，但是在宗教保守派人士眼中，他在其他政策议题上的保守立场不足以抵消他在同性恋等问题上的自由主义主张，因此他远不如其名不见经传的竞选搭档莎拉?佩林可靠，而后者在其他政策议题上的立场比很多宗教保守派人士更为极端。
美国政治“极化”的后果还有待进一步观察。但从近期来看，政治“极化”会增大奥巴马领导的民主党政府的执政困难，给重大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带来难度。从长远来看，政治“极化”会提高公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但是它将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会加深对政治和政策问题的讨论，另一方面会增强利益集团谋取特殊权益的动力。此外，政治“极化”将提高摇摆州和摇摆州选区内的中间选民群体的重要性，使争取摇摆州及其中间选民成为选举获胜的关键。总的来说，政治“极化”对未来美国政治的影响不容低估。
[1] Alan I. Abramowitz and Kyle L. Saunders, “Is Polarization a Myth?”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70, No. 2 (April 2008), pp. 542-555; Morris P. Fiorina and Samuel J. Abrams, “Political Polarization in the American Public,”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11 (2008), pp. 563-588; and Nolan McCarty, Keith T. Poole and Howard Rosenthal, Polarized America: The Dance of Ideology and Unequal Riche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6), pp. 3-6.
[2] Alan I. Abramowitz, “Ideological Realignment among Voters,” in Jeffrey M. Stonecash, ed., New Directions in American Political Parties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pp. 126-147; Morris P. Fiorina Samuel J. Abrams, and Jeremy C. Pope. Culture War? The Myth of a Polarized America, 2nd ed. (New York: Pearson Longman, 2006); Alan I. Abramowitz and Kyle L. Saunders, op. cit.; Morris P. Fiorina and Samuel J. Abrams, op. cit.
[3] Andrew Gelman, Lane Kenworthy, and Yu-Sung Su. “Income Inequality and Partisan Vo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91, No. 5 (December, 2010), pp. 1203-1219.[4] Cass Sunstein, republic.co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8-9.
（上文由《当代世界》杂志社授权摘编，第一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美国政治研究室主任；第二系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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