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骚乱只是开始？

撰稿/吴 海

　　骚乱之后，清算开始。过去一周时间内，共有2250多人因涉嫌参与骚乱、纵火和抢劫被英国警方逮捕，超过1000人因骚乱遭起诉，仅13日一天，就有数十人出庭受审。

　　然而当看到一张张稚嫩的脸庞在铁窗前迷茫时，疑问也随之而来，是谁将他们推向犯罪的迷途？是因为他们自私自利、欠缺管教、无法无天，还是因为身处病态的社会使他们看不到未来的希望而迫使他们偏离正轨？

　　不得不说，英国政府是幸运的，面对如此大规模的骚乱，不同于中东、中亚、东欧、非洲、拉美等地的国家，无论卡梅伦让暴力机器变得如何强硬，他们都无需担忧被扣上“镇压民主”乃至“反人类罪”的大帽子，也不会受到某国对“自由”和“人权”的严重关切。甚至连媒体也不再是个愤青，半年前在中东动乱中表现的那种“义愤填膺”和“慷慨激昂”的激情荡然无存，却几乎一边倒地把那些曾为之摇旗呐喊的同类型抗议者斥为“暴徒”。

　　这就是西方政府和媒体赤裸裸的双重标准——舆论为利益所裹挟。当骚乱降临其周围，他们不得不摆明态度。《太阳报》甚至称，骚乱的一些场面是“羞耻的”；《每日电讯报》的主编则认为，暴徒必须被告诫尊重国家的法律；《卫报》也呼吁公众支持警察的行为。

　　社会出现裂痕

　　在动乱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克里顿，西方媒体笔下的当地居民也似乎对动乱表现得深恶痛绝，而社会分裂悄然显现。

　　《时代周刊》在一篇报道中极力凸显了暴徒的恶劣行径如何不得人心。他们找到了80岁的莫里斯·里夫斯(Maurice Reeves)——作为这次动乱的受害者，在他结婚纪念日的当天，里夫斯家族那幢拥有140年历史的大宅子在骚乱中被付之一炬。

　　“从1867年开始它就在那儿，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和一次经济大萧条中得以幸存，但现在这个社区里的人却把它烧掉了。”老头儿心如刀绞。

　　尽管文章分析称纵火者烧毁里夫斯别墅是为了把警察从商业区吸引过来，以便于他们更猖獗地劫掠。但还是直言里夫斯祖宅的被毁，表明那些扫荡克里顿和其他城镇的暴徒们是多么的肆无忌惮。

　　那些见证了里夫斯家遭遇的人们对那些参与骚乱的人似乎也极端愤慨。60岁的当地居民玛丽莲(Marilyn)回忆说，当她9岁的孙女问她是什么原因驱使那些人那样做时。玛丽莲只说了一句：“他们是野蛮人。”

　　在当地人眼里，那群参与作乱的一二十岁的青年人，平时叽叽喳喳，不务正业，只会在街头巷尾和炸鸡店边上游荡。而他们打砸抢烧的动机也并不高尚，无非为了抢劫一些新鞋子和新手机。

　　动乱发生后，很多人希望政府强力镇压。一些人建议使用彩弹攻击蒙面的示威者，这样有助于在动乱后抓捕他们。另一些人则希望在部分地方实行宵禁。47岁的花店老板乔安妮(Joanne)甚至认为军队应参与平息动乱的活动，并建议他们使用塑料子弹。

　　为了克服警力的单薄，维稳力量不足的问题，在发生骚乱的两天后，当地居民成立了一个由50人组成的义务治安队，并准备在下次发生动乱时用他们的铁链和板球棒来维持和平。他们希望依靠自身力量在自己的家园实现法律正义。

　　然而骚乱的支持者也大有人在，克里顿当地一个礼品店的牙买加裔老板鲍勃·马利(Bob Marley)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同情示威者。他认为政府官员和银行家们应该被抨击，因为在他们在积聚巨额财富并享受奢华生活的同时，底层人群却为艰苦的过活而挣扎。鲍勃·马利认为，英国还会有更多的骚乱，并将之与法国大革命和俄国革命相比。

　　鲍勃·马利的话固然稍显夸张，但也显示出在英国基层不同种群之间已出现较为明显的分歧——处于贫困边缘的少数族裔和素有冒险精神的年轻人期待以激进的方式谋求变化，而较为富裕的主流白人群体则希望社会保持稳定。

　　谁才是肇事者？

　　青年人是天生的不满者群体。他们常常怀揣理想，并充满激情。然而当理想破灭，未来黯淡，那么一旦引线出现，就会点燃他们用暴力改变现状的激情。很显然，伦敦警方射向马克·达根的那两颗致命的子弹不幸成了这场骚乱的导火索。

　　然而当上千名青年人走上街头、一心想破坏用以维持秩序和人权的法律时，人们就要思考这是青年人自身问题还是社会的问题？那些打砸店面、劫掠商品，以及伤害无辜的行为或许只是社会不满带来的一个连锁反应。

　　近些年来，英国经济始终表现欠佳。为减少财政压力，卡梅伦政府上台后采取了紧缩措施，大量削减社会福利开支。与此同时，英国经济状况未见好转，依然增长乏力，第二季度英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仅为0.2%，加上失业率高企，通货膨胀远超预期目标，人民尤其是社会底层民众倍感生活艰辛。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此次伦敦骚乱发生的大部分地区，都是少数族裔集居的贫穷区。这些地区的民众，多数依赖救济金度日，政府削减福利开支无疑令他们的生活雪上加霜。而年轻的少数族裔们更容易因为前途渺茫而对社会心怀不满。

　　相对于英国警方把此次骚乱的发生和蔓延与一些年轻人热衷模仿暴力游戏GTA、微博、黑莓手机的免费加密通信功能相联系，伦敦市前市长利文斯通的话则要中肯得多：“那些年轻人对自己的未来非常绝望，政府需要聆听他们的需求。”

　　年轻人的需求是能够拥有一个看得见的、美好的未来，然而现状却与他们的愿望相左。《时代周刊》的专栏卡伦认为，在后工业化的西方社会，对年轻人来说，仅仅依靠努力工作和遵守游戏规则不再是一条通往成功的或有尊严的道路。因为在那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就像一个漏斗，把最近几十年创造的财富的大部分过滤给了少数财富精英；而中产阶级却发现自己的生活水平不断下降；同时，超过五分之一的年轻人失业，并且在可预见的将来看不到找到新工作的前景。

　　社会流动性的减小，贫富差距拉大，阶层裂痕加深，这些无疑都促成了骚乱的爆发和扩散。

　　这只是一个开始？

　　其实这次骚乱早有前兆。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欧洲经济举步维艰，多国债台高筑，各国相继制定财政紧缩计划，削减开支，而社会福利首当其冲。

　　政府动了民众的奶酪，本已颇感生活艰难的民众势必要群起抗议。

　　去年11月，数百名示威者在抗议英国政府削减教育预算的过程中与警察发生激烈冲突。今年稍早的3月，将近有50万英国人走上街头抗议卡梅伦政府大幅度削减教育、卫生、公共服务预算。

　　欧洲学者雅克波·彭蒂塞利(Jacopo Ponticelli)等人本月出版的一个研究报告显示，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政府削减开支和社会动荡具有极大的相关性。今年以来，发生在西班牙、希腊、葡萄牙、法国、以色列和英国的抗议活动证明了这个模式仍在继续。

　　卡伦认为，英国的此次骚乱，可能仅仅是欧洲经济危机的一个糟糕前兆。随着经济持续低迷，紧缩计划的影响加剧，年轻人始终无法得到施展才华的舞台，政府将会面临更多、更大的不满，由此可能将使西方国家迎来一波广泛性的、持续性的社会动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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