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了解西方自二战结束以来的社会、经济、金融、宗教和移民政策、以及全球化进程的大致构成。因为这个问题是如此之复杂，以致于单一答案都趋于表面化和简单化。事实上，用法国社会学家维利·贝勒蒂埃在描述法国社会危机时所使用的那个词：“protéhiforme（形式繁多、不断变化）”，来形容伦敦骚乱的原因，是最为合适不过的。这一骚乱是上述各个领域长久发展、经年积累后，加上近数十年全球化进程加速后出现的社会危机综合症，是当今西方世界面临的一个生死攸关、几乎是“无解”的重症。
尽管西方媒体在报道伦敦骚乱时，几乎都只将镜头对准“暴徒”，而几乎不见任何示威诸求，英国首相卡梅仑甚至直接将闹事人士称为“盗贼”，否定存在着类似阿拉伯“茉莉花革命”的政治诸求，这显然只是为镇压提供道德佐证而已。事实上使用极端手段发泄不满的人是不可能仅仅为了烧、砸、抢而烧、砸、抢的。就连欧洲学者们也都不相信，这是英国“偶然出轨”现象而已。相反，更多的专家认为，西方发达国家实际上面临着相同棘手的困境。
战后实业资本主义从八十年代开始走向自由金融资本主义的直接后果，就是虚拟经济正在加速摧毁工业国家的实体经济，以至于劳动力彻底被资本所打败；企业日益关注的，已经不再是其再生产和创新能力，而是如何在股市上争取到更高的售价。降低成本、追逐利润就成为企业的主要目标。与此同时出现的则是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企业普遍出现将生产基地转移至成本更低生产国的现象，因此工业国家产业空洞化现象日趋严重。这一趋向造成双重后果：年轻一代失业剧增和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伦敦地区年轻人失业率与巴黎郊区一样，达到20%甚至30%以上。从美国开始爆发的经济与金融危机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局面。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使年轻一代对前途普遍悲观，不满情绪也就成为主导思潮。
从另一角度看，参与骚乱的年轻人面对的社会亦更趋复杂和多样化，更增加了这种不安全感。欧洲战后经济三十年高速发展时，普遍缺乏劳动力，于是从过去的殖民地引进了大批廉价工人。今天这批劳工移民已经退休，他们的后代已经成为欧洲人。但由于他们处于社会底层，缺乏教育和培训，加上大多信仰伊斯兰教，因此难以融入，与欧洲主流社会存在严重的鸿沟。白人基督教青年指责移民后代夺取了他们的饭碗，而黑人、阿拉伯人后裔则指责主流社会歧视、排斥少数裔族。经济矛盾经常与裔族矛盾相交集，加剧了社会冲突的爆发，也模糊了对社会问题焦点的分析，使很多观察家看不到问题的症结所在。
此外，战后西方工业国家普遍施行福利政策，使国家开支持续大幅增长，且有增无减 ，甚至在经济衰退时也如此，结果造成社会、国家负债累累。2008年爆发银行危机，西方国家大规模介入金融市场救市，其结果是使公共债务进一步上升至空前的水平，直接导致了今天欧元危机和美国不得不提高债务上限而遭到信用降级的后果。经济学家看不到目前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现行经济结构的发展前景，对其普遍失去信心。法国著名学者阿塔利甚至撰写了一本《十年后我们都将破产 ?》的悲观展望。这种悲观情绪进一步加深了欧洲社会的危机感。
而西方政治家提不出具有说服力的政策对策，则使不满青年对政治日益失去信心。法国2005年郊区骚乱时，左翼社会党号召“两年后用选票说话”。然而问题在于，左右翼在应对全球化过程所推出的战略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事实上选票没有解决任何问题。正是在经历了左、右翼轮流执政均不见效的年代之后，欧洲近几个月来普遍出现的“愤怒的一代”。从希腊到西班牙（包括英国和法国也出现了类似现象，尽管规模要小得多），“愤怒青年”上街示威，并在公共场所安营扎寨，长期抗议当局。他们的口号是“不要左翼、不要右翼，要前途，要工作”。将矛头直接对准目前的欧洲社会体制。
“愤怒吧”这一口号源自法国一位九十四岁高龄的斯坦法尼·艾赛尔的一本同名小册子。这位毕生从事外交和政治斗争的老人呼吁西方年轻一代“不要接受财富加剧分化”的社会、批判西方社会的移民政治、揭露金融寡头对国家政策的巨大影响等社会现实，呼吁年轻一代继承二战时成立的“抵抗运动国家委员会”精神，致力于抗议现行体制、为建立一个更为公平、公正的社会而抗争。今天在欧洲发生的各种年轻一代为主要动力的骚乱，几乎都有这种色彩。艾赛尔的小册子在法国发行上百万，影响巨大，且被翻译成欧洲各国语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艾赛尔的“愤怒吧”点燃了今天欧洲抗议的星火。
欧洲国家经过几个世纪已经建立起一整套治国方略，在战后一直到冷战结束，一直行之有效。但今天欧洲面临的是一个新的局面，即危机已经从过去单一的族群、经济、金融、社会、政治、新闻、身份认同、外来移民等问题，揉合而成一种综合危机，这一危机的“形式繁多、不断变化”的特征，使执政者无法用某种单一的对策来应对。在伦敦骚乱前夕爆发的《世界新闻》丑闻，使英国社会最后一道赖以保障稳定的屏障也崩溃消失，这英国社会沉浸在一种深刻的、广泛的绝望之中。事实上这种情绪存在于欧洲主要国家，因为它们目前面临的是同样的危机，且同样深刻和危险。其实质与阿拉伯世界今年初爆发的“革命”有着类似的内涵。惟一的不同，但阿拉伯国家有着一个可供参照的对象：富裕的西方民主体制。因此贫穷的阿拉伯革命都以为“民主化”是解决其国内富裕问题的惟一途径。但问题是欧洲国家却没有任何参照系。于是，“愤怒的一代”在提不出任何解决问题的口号时，只能以“烧、砸、抢”作为发泄的手段。如果卡梅仑首相以为以纯粹的镇压就能解决问题的话，只能加剧下一轮爆发的加剧和加速到来。问题是，欧洲能够认识到这一“矛盾综合症”的复杂实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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