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结卡扎菲专制的是普世价值还是北约炸弹?
郑华淦
利比亚局势不仅让一般中国人眼花憭乱,连专家和主流媒体的解读也连连误判。即使是较为准确一点的,也只说是卡扎菲撑不过9月,然而突然间,就传来首都被反对派武装攻占,卡扎菲两个儿子被活捉,现正在全城搜捕卡扎菲,这真是应了笔者《北约真的要卡扎菲断子绝孙?》文章所猜测的那样。
卡扎菲独裁政权的倒台,不但在中国,在世界其他国家,都会是有人喜欢有人愁,当然也有人持事不关己的态度。和北约轰炸前南斯拉夫不同,这一次中国比较理智、务实,基本上采取了旁观者的态度,而俄罗斯不知是吸取了上次教训,与西方达成了某种利益亩默契,还是总理与总统之间本来就有分歧,简直就是扮演一个出卖者的角色。
目前的这种状况,让人想起当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话,普世价值就和隐形战机和其他先进武器一样,在目前美国一超独霸的今天,西方的所谓民主自由和价值观,通过战斧式导弹,阵风战机和其他高科技先进武器的运载下,正在风靡整个世界,而且遇不到强劲的对手,只要是一交战,很快就败下阵来。
而这种民主与自由和普世价值观,也如同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讥笑那些标榜与众不同,有独创,最好,最真正的社会主义一样,最终还和未完全进化成人的猴子一样,会露出后面的尾巴而让人嘲笑。最近的英国街头党就狠狠的嘲笑了普世党一次,也利用了西方的自由特别是互联网的言论自由。
和西方的普世价值和民主自由就是,我说你独裁你就独裁,我说你好战侵略就是好战侵略,反人权,反人类标准是由我定的,我说是依法审判,我说是新闻自由,但几乎所有媒体都说你有反人类罪,几乎所有媒体都说你有大规模杀伤武器,几乎所有媒体都说你杀死无辜平民,几乎所有的媒体都说北约的空袭只是保护平民不被暴政所害。因此,对于卡扎菲,萨达姆,普世价值于他们而言,和英国街头党一样,民主自由是划定的,无条件必须遵守的,那就是:要么投降,要么灭亡包括肉体消灭和精神摧残。
西方的普世价值在西方大兵或战机、导弹的运送下,在前南斯拉夫,伊拉克和利比亚“软着陆”了,当然,在阿富河着陆得很艰难,或者是硬着陆。于是,人们接着猜测和盼望它将来到什么地方和最先到什么地方?
按照美国划定的独裁和最无赖国家的标准,自然应该是朝鲜、古巴这两个国家。但是,正如邓小平在世时就非常英明地强调“稳定压倒一切”一样,如果这些国家内部局势稳定,对外战略与策略运用得当,那么,篱巴扎得紧,西方的普世价值在西方大兵或战机、导弹,一时仍是难以得逞的,也很难有干涉的理由---当然,狼要吃掉软弱的羊,还是不怕没有借口的。要想不被狼吃掉,重要的不是象我们现在中国那样与狼共舞,而是要将自己变成狼。
北约炸弹终结了卡扎菲独裁,现代人权霸权主义战胜了近代主权独立主义,世界走向了一个可以以人权或其他借口武装干涉一个国家和推翻一个国家领导的民主与自由的新局面。
这种状况也令人想起中共历史和新中国历史上常常所说的: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当年一样,西方现在的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若不与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要说落地生根,就是连“被输出”也很困难,因此,它一定要在这些国家物色传播者,挑选代理人,广泛进行各方面的渗透。而无论是独裁政权的垮台和某些国家发生的颜色革命,都说明是西方普世价值与当地特色国情,民情一拍即合的产物。而且,即使是西方民主自由借助枪炮推倒了一国政府,又扶植起亲西方,认同西方民主价值观的所谓的民主政府,都还是国内人民当前的大多数民意的的选择?
但问题是,当前一些国家,特别是阿拉伯国家的民众,难道真的愿意抛弃以前特色的价值观转而青睐起西方的普世价值观吗?未必!正如中国主流媒体和某些专家此前在解读中国民意时不屑地反问的那样:民意就永远正确吗?都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要经实践检验呢,何况西方的普世价值!
但无论如何,为刘少奇平反后,我们才获知刘少奇临死前讲过这样的一句:
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国际在线消息(记者戴贝):在利比亚,全民享有免费医疗和教育。国家对粮食、糖、茶叶等生活必需品实行价格补贴。在利比亚,大多数家庭都有小汽车。在城市里没有大型公交车,只有十几座的面包车和出租汽车作为公共交通工具。目前,利比亚也在积极改善百姓的住房条件。在首都的黎波里和全国第二大城市班加西,正在建设数万套的安居住宅工程,这些住宅作为保障性住房由政府出资建设。由于项目还在建设中,政府还没有制定详细的分配计划。
但是相关官员介绍,成立家庭之后的利比亚人均可以向政府申请住房,这些房屋将由符合条件的家庭以十分低廉甚至是象征性的价格获得。而在通信方面,在利比亚使用固定电话进行国内通话是完全免费的,手机话费价格也非常低廉,目前利比亚手机覆盖率为103%。听到这个数字您不用困惑,电信官员告诉记者,利比亚目前使用的手机号数量已经超过了其人口总数。难怪记者在利比亚的短短几天,也时常看到利比亚人手里拿着两个手机来回换着打。
记者在利比亚一些行人比较集中的广场、街道行走,竟然没有发现一位城市流浪者或乞讨者,这与记者长驻的埃及情况截然不同。如今,利比亚人或许已经真正过上了衣食无忧的小康生活。一位在利比亚工作、生活已经20年的外国朋友告诉记者,他在利比亚前17年看到的变化赶不上最近三年的变化。所以,说到利比亚,请不要再联想到制裁、恐怖主义、落后这些词汇了。这个世界变化真的很快。利比亚人均GDP13000美元,而且没有贫富差距。
美欧为何再次风雨飘摇?
储昭根
财经透视
8月5日,全球三大评级机构之一的标准普尔宣布,下调美国国债信用评级,从AAA评级下调至AA+,同时决定把美国信用前景维持在“负面”。这是自1917年评级机构诞生以来,美国国债信用等级首次被调降。纽约、伦敦、巴黎、法兰克福等股市无一不出现暴跌,黑色阴影弥漫全球。
其实,美国经济自2007年开始陷入衰退,在次贷危机及随后引爆的全球金融海啸的打击下,2008年探底,到2009年中期曾出现小幅复苏,但至今一直乏力。与此同时,欧洲方面,希腊、意大利、葡萄牙、冰岛、爱尔兰等多个国家已沦为“高负债国家集团”,负债额已超过GDP(国内生产总值)。继希腊、爱尔兰及葡萄牙被迫向欧盟和IMF寻求援助之后,意大利、西班牙也已接近爆发主权债务危机边缘。从欧债危机到美国信用降级,政府债务正成为影响全球金融稳定的一大隐患,让人担忧全球二次衰退可能再次发生。
除此之外,各种社会危机也若隐若现。挪威枪击事件和英国骚乱,再次证实了自911恐怖袭击事件以来,西方社会内部已是持续紧张——从频发的个人恐怖主义事件,到工潮的此起彼伏,再到日益紧张的族群冲突及欲断难休的反恐战争,这一切均印证了本人先前的预言——世界进入新一轮动荡期。
更让人焦虑的是,面对愈演愈烈的危机,西方政治家手中已经没有多少牌可出——削减赤字必然会损害经济增长,而增加债务又是寅吃卯粮,加大金融危机与通货膨胀的风险,美欧似乎已经无力打破这个“恶性怪圈”。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保罗·罗默(Paul Romer)甚至预测这段可以用“大窘迫”(Great Distress)来形容的“阵痛期”将持续5至10年。《美国思想家》杂志8月10日更是称,世界似乎正进入一个危机如潮涌的十年,也许战争才可能是最终解决危机的选项。美欧,有着成熟的自由、民主制度,且是世界最富裕的地区上空,竟一直笼罩着危机、动荡与彷徨,重重危机似乎让美欧再次陷入了风雨飘摇之中。我们需要追究的是,美欧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没有为全球化做好规划
笔者认为,美欧的问题出在美欧设计全球化和自由化时的路径发生偏差。当前,西方内部的失业、移民问题、族群冲突与恐怖主义等问题,基本上都与全球化有关。自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原来分割的两个世界统一于全球性市场,全球化呈现前所未有的加速趋势。西方世界也从这一波全球化得到巨额“红利”。发达国家由于具有资本和技术优势,其资本在经济全球化回报率增大,并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和技术转移,将低端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目前已经成功地将传统工业和一般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而服务业和信息产业已占本国经济的80%左右。美国近年来经济形态更是已虚拟化。由于实体产业已经移出,45%的实物产品靠进口,不得不长期维持贸易逆差。
问题也就出在这里,由于产业转移过快,让美欧民众近年饱受失业之苦。发展中国家由于获得外来直接投资和新技术,再加上具有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优势,则呈现出加速增长态势。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除了加剧与西方竞争,并没有如西方想象那样,市场随即扩大与对西方服务需求的猛增,生产的产品更多地回到了西方市场。由于这一过程中,受益最多的是发展中国家政府与少数人,全球化在发展中国家是表面上GDP增长,伴随的是资源、环境与风气的恶化,以及随之而来的人才与财富的外流至西方社会。这反过来影响西方社会内部的就业、族群等矛盾,更大的后果则是导致世界失败国家急剧增加,进一步加剧全球的不稳定性。
伴随着全球化加速的是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新自由主义把经济竞争推向极端,主张市场原教旨主义,适者生存、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推行放松控制、私有化、自由化的经济政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吸取30年代资本主义大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认识到富人应该向穷人让步,做一定的阶级妥协,这样才能使社会安定,于是建立社会市场经济,提出大众福利的口号,建设社会福利国家。但自苏联东欧崩溃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妥协局面消失了,现在反过来反攻倒算——削减社会福利、打击工会,整个向右转。这样的结果是即使在当前重重危机下,社会顶层的极少数超级富豪贵族的财富身家仍“逆市飞涨”。
据美国联储局的统计:自从1980年代以来,美国和经合组织(OECD)其他主要发达国家的GDP和国民收入中,劳工份额出现持续下降,相对便是资本利益和企业利润部分的增长。哈佛大学英裔经济史专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统计:从2001到2006短短5年中,美国GDP中的企业利润部分从7%急增到12%。西方社会乃至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如果贫富持续分化下去,恐怕被欧洲著名的自由主义学者拉尔夫·达伦多夫(Ralf G. Dahrendorf)的预言不幸言中:“21世纪是一个极权主义的世纪”!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主席、小布什政府国务院政策计划室主任理查德·哈斯(Richard N. Haass)在上世纪末便在其专著中指出:冷战后的世界暂时处于“失规制”的时代。可惜的是,美欧在全球化过程中,没有变资金、技术输出为文明输出——通过本国的立法,保障海外投资企业中的工人工资、劳动保障等权利,以扩大发展中国家的中产,同时放慢国内企业外移与减缓失业;也没有通过对全球化过程中积聚的巨额财富征收适当的税收,以保障底层民众的福利,及弥补国家海外保障与和平行动的支出。
一句话,美欧在全球规制的滞后,最终导致了美欧的重重危机。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英国的骚乱决不是根源于英国知名历史作家马克斯·黑斯廷斯(Max Hastings)所称:“多年来的教条自由主义培养了这批不明是非、没有文化、为福利所供养、以残暴为时尚的年轻一代”。恰恰相反,在世界范围内包括美欧,仍然是普通民众的权利的不足与缺失。还应该看到,美欧的重重危机乃至某种程度的风雨飘摇,也决不是其基本制度——自由与民主出了问题,需下更大决心、更进一步做的是,依靠立法,将财富与权力同时关进笼子!
原载:http://www.szhgh.com/?action-viewnews-itemid-4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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