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2日， 英国BBC网站上一篇文章的标题使用了这样一句话：“今年香港的温度特别高”。这个形容算是一语中的。今明两年是香港政治发展关键年，几场选举将奠定香港未来十年的基本政治格局，美英势力自然不会缺席，必定因机乘便，加大工作力度;拨弄其间，放大自己的声音。
西方涉港报道数量增力度强
香港回归祖国后，在香港历次重大事件中，西方与香港一些传媒在主导政情舆论走向中，发挥了重大影响，矛头直指特区和中央政府，使香港政情舆论呈现“一边倒”态势。今明两年是香港的“选举期”，政治生活比较活跃，西方媒体涉港政治报道也大量增加，并且报道的尖锐度也明显增强，对香港的政治生态及舆论生态都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一，高调关注“七一游行”的参与人数。与前几年只有少数媒体关注“七一游行”相比，此次“七一游行”事件报道的媒体、篇数、篇幅明显增多。游行前，BBC和VOA分别以“回归14年逾半数港人不满现状”、“港府对‘七一大游行’施加限制”为题进行报道，提前造势。游行后，BBC、VOA、德国之声、自由亚洲电台、法新社、美联社、路透社、《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福布斯”网站等西方主要媒体纷纷在第一时间对游行的人数、主题、民众诉求及与警方冲突进行详细报道。美英欧尤为关注，报道更加迅速，篇幅更长，观点更加鲜明，批评特区政府的倾向性尤为明显。
二，借机妄评中央对港政策，将游行与中共建党90周年挂钩。《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法新社等媒体称，此次游行时值中共建党90周年，为示威者提供了向北京及特区政府展示其反对力量的机会，并称港人担心北京操控香港。VOA以“七一大游行，民众批北京公开干预香港”为题称，港人对中央政府操控香港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忧虑比过去更加强烈，大批民众走上街头是不满北京的操控，要求在“一国两制”下享有充分的政治自由。VOA同时指出，一些人在社交网站上成立“香港自治运动”，以抵制国民教育“洗脑”，捍卫香港的自治权。新加坡《联合早报》称，由于特区政府教育改革越改越乱，香港年轻人对中国没有归属感，或影响下一任特首的任命。英《金融时报》称，游行让北京越来越关注香港的社会分化问题，可能使中央政府在明年曾荫权任期结束后任命新行政长官一事更加复杂。
三，渲染港人“愤而上街”情绪，激化本港社会矛盾。美联社、《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认为，港人今年的“愤怒”情形与2003年类似，并以“游行人士发泄对香港物价及政策的愤怒”、“香港年度游行显现不满情绪在滋长”、“香港上万人游行发泄对财富鸿沟、政府政策的怒火”为题，指港人不满集中在三方面：一是高楼价。欧美多家媒体均指出，香港楼价飙升，市民收入根本无法跟上，只能望楼兴叹，而特区政府为了维护地产商利益，迟迟不出台帮助置业的政策，导致港人愤而上街，反对“地产霸权”。二是贫富悬殊。英《金融时报》称，香港经济增长并未惠及普通民众，贫富差距扩大加剧了社会动荡和市民的不满。“福布斯”指香港已成为世界贫富差距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纽约时报》引述统计指，香港有126万穷人，即使官方统计也高达76万人，特别是中产阶层正在萎缩。三是特区政府提出的立法会“出缺议席替补机制”草案。美联社称，香港是中国境内唯一一个拥有西式议会政治的地方，港人对选举自由受到侵蚀“很敏感”。BBC认为，特区政府强推替补草案，侵蚀了港人的选举权，刺激更多市民上街。
四，对特区政府及特首的攻击性加强，攻击特区政府管治“不受欢迎”，认为政府代表“小圈子”利益。《纽约时报》称，香港从来不存在真正的自由市场，而是由本地政府与少数地产商及大富豪垄断权力。BBC称，特区政府把利益集中在“亲中的自己人”身上，大权独揽，使香港的民主派很难进入决策层。《纽约时报》、VOA称港人普遍认为特区政府没有为市民做事，缺乏威信，管治面临诸多挑战。BBC则认为，曾班子能否在未来一年内满足民众诉求，将对香港的社会稳定产生重要影响。
五，炒作香港“六四”活动，强调香港在中国所谓民主改革中的作用。《华尔街日报》称香港组织“六四”活动，旨在通过游行示威抗议中国内地人权“恶化”。路透社称，当中国其它地方都在沉默的时候，香港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在替中国发声，在传递民主。
对港策略呈现五大特点
最近以美英为首的西方势力对香港事务的干预，更加积极、高调，显示出其对干预香港事务的意义、收效以及措施和策略都有了新的认识。
首先，美国一反惯常做法，开始高调为干预香港事务辩护，公开为香港“划线”。今年5月20日，美国驻港总领事杨苏棣在香港美国商会上发表演讲，特别反驳了“美国坚定支持香港的民主发展是出格之举” 这个说法，首次公开为美国干预香港事务进行辩护，大破常格。理据源于所谓美国对香港作出的承诺及其美国《香港政策法》的必然要求，大意即香港的事也是世界的事，自然也就是美国的事。在此基础上，美国公开为香港“划线”。美国明言，民主化是香港稳定的最好基石;香港已经准备好了，普选越快越好;民主和香港目前享有的自由与繁荣不能长期分离，否则自由与繁荣也会被削弱;在法制、新闻自由和追求民主等方面继续发出自己强大的声音，对于香港来说非常重要;鼓励香港各界领袖为争取民主进程付出努力。英国对港政策虽未像美国这般明言，行止中却已带出。
第二，集体制造国际舆论，为中央政府以及特区政府制造外围压力。西方媒体对香港政经事件的评论往往“步调一致”、“观点雷同”、“集体发声”。敏感时期如政改咨询期、香港组织“纪念六四”活动等，美、英、欧盟等政府高层与驻港机构常发表声明，美还以召开国会听证会、国会议员发表声明等方式“表达看法”。西方操纵下的国际组织与研究机构也推波助澜，如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开会要求特区政府到场解释;记者无国界组织对香港新闻自由度进行排名;美凯托学会、传统基金会则每年对香港经济自由度进行排名，间接吹捧港英时期遗留下来的“积极不干预”政策，实际构成对特区政府管治的外部压力。回归以来，政府出台政策有时“令出而复返，方信而忽疑”;有时“始由于不办，后又变为不敢办”，外部舆论的曲解甚至抹黑是诸多掣肘原因之一。
第三，向特区政府与行政长官直接施压。通过高层往来(如西方高官与议员访港、特区政府官员出访)之机，当面表达关注。在一些政治敏感时期，西方驻港机构还找特区高官“约谈”。美、英、欧盟等定期或不定期发表报告，对特区政府施政“评头论足”，如英第25期报告明确要求特区政府就2012年政改方案向立法会提交“一个进步方案”;美国会研究部报告“指名批评”曾荫权违背其在任期内提出普选“终极方案”的竞选承诺。2009年4月在G20峰会上，西方联合施压香港，恐吓要将香港列入“避税天堂黑名单”，令特区政府一度十分紧张。
第四，着意影响香港长远管治体制的关键点。近年来，西方将香港长远制度设计作为干预重点之一，针对行政长官选举、要求废除功能组别以及实行“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等方面的干预不遗余力。如一致表态“港普选条件已成熟”，应订明“普选路线图”;攻击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的“选举基础有欠清晰”;质疑功能组别选举“违背民主、破坏普选目标”;攻击《基本法》“限制港人参与政治及和平改变政府的权利”，香港应搞“三权分立”政体等。
第五，与反对派的配合态势进一步趋强。针对替补机制草案，香港反对派阵营极力抵制草案，英美表态配合。6月28日，特区政府宣布对《2011年立法会(修订)条例草案》进行重大修订。30日，英国及美国驻港总领事馆分别发表了声明。英国驻港总领事奚安竹表示，相信社会各界在这个议题上会继续发表广泛不同的意见，希望特区政府的修订方案会全面及充分考虑各方的意见。美驻港总领事馆发言人表示，欢迎港府与相关团体对话，相信有关特别安排会由政府及香港市民去决定。美英之所以选在6月30日以驻港总领馆的名义同天发表，用心不言而喻。这既是香港特区政府宣布修订后，反对派仍死咬“拒不收货”的关口，又是“七一游行”的前一天。表面上这仅是美英对替补机制的看法，实质上又与香港反对势力借替补机制鼓动市民参加“七一游行”相配合，联合制造舆论。
特区政府有效管治，香港民情民意的扭转是削弱、排除外部势力干预的根本保证，但这是一个长期的、宏大的工程。可以预见，在2012年两场主要选举中，英美外部势力必与香港反对势力寻机制造并炒热政经民生议题，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香港管治生态更趋复杂。
强化香港“遏制中国的功能”
近年来，香港作为美国海外利益最密集地区的角色正日益强化，而香港政治生态也表明，其越来越成为美国所说的“中国唯一能挑战共产党政府的角落”。西方势力一面插手香港事务，一面利用香港影响，演变中国，在不“撕破脸”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使香港符合并服务于其整体对华战略意图和战略布局。有评论认为，香港的建制派与反对派的博弈实质是中美之间的博弈。搞乱香港，可让中国背上更大的包袱;香港平稳，中国的实力则将如虎添翼。只要中美还存有结构性矛盾，香港必然被推在“反中”的风口浪尖上。
首先，希拉里访港将释放更加明确的信号，美国将进一步强化香港在美国对华战略，乃至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对香港事务的干涉力度未来也会继续增强。7月12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国务卿克林顿.希拉里将于7月25日访问香港，希拉里是1999年以来美国访港的最高级别官员。希拉里此访会见香港行政长官曾荫权，与部分立法会议员见面，并就“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领导地位”议题发表演讲，颇有将香港视为其重返亚洲、制约中国的一个战略支点的意味。无论北京或华盛顿，都会把香港放在国家安全利益、国际政治天秤和全球战略的高度去看待。现在美国看重香港这一着力点，未来是否以此为平台围绕中美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及金融议题与中国搞 “战略对冲”，尚有待进一步观察。
其次，美国受中东北非“茉莉花革命”的鼓舞与启发，强化了香港在对华演变战略布局中的功能。过去美国认为，与中国政府合作最终会“帮助”中国按西方模式向政治上更开放、更民主化的方向发展，但结果与预期相差甚远，中国迟迟不变，相反倒是变出个令西方惊异的更大的“中国模式”或是“中国道路”。基于此，美国在对华关系中越来越呈现出紧迫感。
然而，今年北非西亚局势持续动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似乎重新看到了希望，找到了下手机会。5月9日第三届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上，美国副总统拜登和国务卿希拉里高调“向中国当局表达了对中国人权记录以及中国正在进行镇压行动的忧虑”，要求中国在自由、人权议题上“实现对国际社会所做的承诺”。5月20日，美总统奥巴马发表全面支持中东民主化改革的政策演讲。同日，美驻港总领事杨苏棣在香港美国商会演讲时称对中国“人权状况”出现“恶化”表示关注并“深感忧虑”。
与之相呼应， “茉莉花革命”爆发以来，国际上煽动“中国XX花革命”的角色也开始浮出水面：“非暴力抵抗运动教父”夏普、网络时代“非暴力革命推手”艾克曼、“无国界记者”秘书长朱利亚尔、“大赦国际”秘书长谢提、“中国茉莉花革命”推手白乐崎等，或提供理论指引，或指导炒作敏感议题，或鼓动内外联动，或煽动国际舆论向中国施压，或利用中国内部敏感事件和时间点挑动内乱，企图让“茉莉花”在中国“落地生根”。而企图推动中国的“茉莉花革命”的最佳支点之一，就是香港。
2月20日以来，敌对势力利用香港推动内地“茉莉花革命”的动作不断，视之为继“六四”和“刘晓波事件”后，又一个可以整合各类势力反华的新议题、新平台。虽然一直不成气候，但从中已可以看出，参与并利用香港推动“茉莉花革命”的势力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香港的反对派政团、激进势力和右翼传媒;第二类是逃至境外的“异见人士”包括“民运”分子、“法轮功”分子及少数分离主义分子等;第三类是国际非政府组织在香港的分支机构、西方在香港的传媒机构和西方驻港领事馆。美国驻港总领事馆、“大赦国际”香港分会和自由亚洲电台等暗地里为香港反对派撑腰站台;美领事馆更直接向组织者吹风、向右翼传媒致电打气，并要求其配合美方表态;各类势力还通过研讨座谈等方式，交流和总结活动的经验教训，商讨下步对策。西方在港传媒机构则通过舆论炒作，乘机鼓吹 “自由”、“民主”、“人权”，为“茉莉花革命”叫好。
第三，继续将香港视为“推动中国民主化”的“桥头堡”。随着香港与内地的联系越发紧密，香港已成为影响内地最直接、最便捷的渠道。香港的右翼传媒称，“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紫荆花’就是榜样。如果香港能开出‘紫荆花’，纵使不能让‘茉莉花’在内地生根发芽，也能让‘紫荆花’香飘内地”。一些媒体甚至扬言，香港是最后的“自由堡垒”，不惜一切也要坚守，这间接道出了激进反对政团和幕后势力明知闹不成还硬要闹下去的深层原因。
第四，特别看重香港组织“六四”活动及对内地影响。英驻港总领事奚安竹于5月3日发表文章称，虽然香港拥有活力的传媒，但最近香港传媒自我审查的情况正在增加。香港要珍惜和保护已有的新闻自由，保障传媒可提供一个市民讨论社会议题、挑战政府的开放空间。美驻港总领事杨苏棣于5月20日演讲时扬言只要艾未未等仍未获释，美就不会保持沉默。美国副国务卿斯坦伯格、英国外交国务大臣布朗均选在敏感时机于6月1日至3日分别访问香港，并点评香港举行的“六四”活动。斯坦伯格称，美在港有其经济及文化独特联系，美乐见港人至今仍可公开表达对“六四”的意见。布朗称，港人每年举办悼念“六四”的行动，是香港仍有表达自由的重要证明。西方主要媒体在第一时间报道香港“六四”活动，一致强调香港在中国民主改革中所发挥的作用。其中也夹杂着来自台湾的声音，6月4日，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发表书面声明称台湾愿用自身经验提醒大陆，表示政治改革须与经济改革同步。政治改革的第一步就是宽容对待异议分子，希望早日释放刘晓波、艾未未。
第五，西方更加重视香港在遏制中国中作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们在香港搞事收获了一定“成果”。美国对华“和平演变”战略长期将重点放在民运分子、持不同政见者身上，包括提供大批资金，但效果不佳，而且搞不到中国内部。但重点放在香港则不同，既可以搞到内地，而且事实证明成效似乎比较明显，香港的政治生态一直未有根本改观，英美在其中可谓“居功甚大”。今年以来美英动作明显增多或许表明在这方面布局已经有了新的安排。
中美在意识形态、政治和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导致了双方的战略猜疑，这种猜疑又自然地落到了香港的头上。在西方眼中，中国内地建立民主要比香港难得多，香港的民主程度提高，假以时日将会支持中国内地的和平发展，香港可以帮助中国内地在区域和世界发挥更大的作用，建立21世纪和平发展所需要的机制;“香港、民主、中国内地、和平演变”是一个整体中的具体部分，通过香港以点带面，自然就会形成相应的逻辑联系，就可以通过插手香港事务进而确立一种影响、牵制、改变中国的新模式。因此，遏制及推动中国崛起的两大力量，必然会在香港交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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