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以食为天，谁以民为食？
饥饿的非洲之角、不可吃的美国玉米、吃不起猪肉的中国金领
千里行 中国劳工论坛（Chinaworker.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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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岁的萨罕娜在烈日下徒步跋涉六天，终于到达肯尼亚北部边界的达达阿比（Dadaab）难民营。这个巨大、纷乱、喧杂、肮脏甚至危险的难民营原本是联合国为容纳9万索马里难民设计的，如今里面住着45万索马里难民，萨罕娜只是其中之一。
每天，有3000-5000像萨罕娜这样的饥民来到这里。萨罕娜的怀中是还在身边的2岁女儿小迦卡，正因为饥饿而哇哇直哭，她们排在足有一公里半长的队伍中等待着今天的救济配给。她的背后是赤地千里饱受战火的索马里，九百万衣食不周的同胞、四百万挣扎在死亡线上，30%的儿童营养不良，每天每一万儿童中有5人因饥荒和疾病而死亡，其中包括萨罕娜五岁的儿子。
水肿的肚子贴着柴火杆般细的胳膊和腿；儿童外星人般巨大的眼睛凸出了眼眶；瘦削的母亲试图用干瘪的乳房哺育婴儿。一切都是过去的重演。
27年前，1984年到1985年，非洲之角的埃塞俄比亚大饥荒导致800万人受灾，100万人死亡，当时世界所谓发达国家政府和救援组织曾经宣誓，20世纪不会再有饿死人的饥荒。
21世纪的今天，索马里400万、埃塞俄比亚400万、肯尼亚300万、吉布提、苏丹、南苏丹、乌干达，面对“据说是60年来最严重的干旱”，饥饿的非洲之角（非洲东北部突出的半岛和周边国家）9000万人口中的1200万处于大饥荒中，每天成千上万的老人、孩子、女人、男人在死去，仅索马里在过去不到二个月的时间已经有30万人在饥荒中死去。
摩加迪沙等地玉米的价格比一年前上涨超过一倍，而当地主食高粱的价格上涨则超过240%。世界银行在肯尼亚的经济学家芬格拉（Wolfgang Fengler）表示，肯尼亚当地的少数大农场主和资本家控制着市场价格。在世界上最贫穷地区之一的东非，如今粮食价格甚至比美国和德国还贵。
有人会说这是非洲独特的现象，当地军阀混战，族群冲突不断，无人安心生产，不肯踏实干活，所以才会出现周期性的饥荒现象。但到底何为因？何为果？冲突与战争的背后反映的其实不就是由于资源严重不足，而生存环境无法改变，为生存而不得不采用最恶劣的方式进行争夺，而统治阶级也才可以从中渔利。中国有句俗语，民，饥则怒，寒则怨，饥寒交迫，铤而走险。
更何况这不是只发生在饥荒的非洲的独一无二的现象，只不过在当地表现得更加扭曲与残忍而已。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在通胀与生物能源的双重影响下，世界粮食价格已经飙升至2008年时的历史最高点。七月份粮食平均价格比一年前贵了33%，玉米价格上涨了84%，糖上涨62%，小麦上涨55%。国际资本为谋取高额利润在全球范围内四处游动垄断粮食供应和操弄粮食价格，甚至出现了“汽车吃人”的局面。
当非洲之角处于饥荒之中时，美国国内正在悄悄发起一场新的“农业革命”。美国农业部在今年二月刚刚批准生物技术公司辛根特（Syngenta）在堪萨斯州种植5000英亩转基因的玉米。这些玉米名叫Enogen，其特殊之处在于不是用来食用的，添加的一种特殊基因使其易于裂解而提炼乙醇。而且辛根特（Syngenta）计划在未来将这一玉米扩大种植到内布拉斯州、爱荷华州、南达科他州和西南明尼苏达州。已经有美国的食品公司和周边农场的农场主担心这一玉米一旦基因扩散，可能会污染其他食用玉米，而导致那些玉米出现变异和不适合食用。
而生物乙醇的生产也并不如其所宣称的那样能够比使用石油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在将玉米等植物收割、加工、处理和提炼乙醇的过程中，事实上需要使用大量工业机械，由此而产生的温室气体并不比汽车直接使用汽油会少多少。根据美国科学院2007年的一份调查显示，种植玉米消耗的水要比加工提炼玉米为乙醇多200倍，换而言之，其实在生产乙醇前，玉米已经消耗巨量水资源，这甚至比直接使用石油对于地球脆弱的水体系带来更严重的危害。但是，资本家为了其利润而蓄意掩盖事实，大力发展即可控制生产又可带来高额利润的生物乙醇。
更严重和更直接的影响是大面积种植这种专供提炼乙醇的玉米，会进一步冲击世界粮食市场，而刺激玉米价格出现失控性上涨。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数据，美国今年出产的三分之一玉米3亿3千5百万吨将用于提炼生物乙醇，而在未来5年，美国用于生产生物乙醇的玉米将占到总产量的50%。从2001年到2008年，生物乙醇的产量从49亿加仑增加到170亿加仑。政府支持和资助的生物能源产业将获得迅速扩张这一玉米的生产而进一步挤占粮食市场份额而推动玉米出现历史性高价。
过去一直有一种观点认为，21世纪这十年的粮食价格上涨是由于以中国和印度为首的新经济体和高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对于粮食和肉类的消耗增长所致，是具有积极意义的良性物价上涨。但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一份报告显示，事实上中印两国的粮食消费增长在21世纪的速度甚至低于20世纪90年代，真正快速增长的是生物能源所消耗的粮食。
由于粮食价格不断攀升，导致贫困国家和地区人口的真实收入下降和食品供应受到威胁。预计从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全球增加了1亿赤贫人口，目前世界上有超过10亿人口处于赤贫和缺乏足够粮食的状况中。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城市地区，如拉各斯、加尔各答、马尼拉和墨西哥城等，数以千万的贫穷人口并不生产粮食，食品支出占他们日常收入的90%左右，粮价的上涨对他们的生活产生极为严重的影响；并会进一步导致这些地区阶级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恶化。事实上，近来在突尼斯和埃及以及中东等国发生的社会冲突与群众运动就与日益上涨不堪承受的食品价格有密切关系。
而且，与此同时粮价的上涨并没有能真正有益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亿万小农，因为这些家庭小农拥有土地有限或者甚至还是佃农，其收获往往在维持全家的基本需求后就所剩无几，也无法带来多少额外的现金收入。而且，由于粮价上涨和物价通胀效应的互相震荡，导致农药、农资、能源和工具的价格进一步上涨，使其在维持可持续生产或进一步扩大生产方面面临更大的资金负担，在与大资本农业的竞争中处于更弱势更易于破产的境地。
当全世界的底层陷入食品漩涡之时，改革开放30年，全面融入国际资本主义市场的中国自然也不甘人后。记得有人为了维护这30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政党性，经常“大义凛然”地抛出杀手锏：你们这些人就是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没有改革开放，你们能吃上肉吗？！
但是，“喜讯”传来。广州家庭月收入一万八千元的“金领”一族竟然要开始抱怨一周吃不起一顿“东坡肘子”，而且在网络上为之附和的白领不在少数，不少索性表态，如今中午已经吃不起外面的快餐，恢复到了自己带饭上班的阶段。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2007年的数据，中国全国年收入超过12万（需要自行报税）不过700万人左右，也就是说14亿中国人中，只有0.5%的人口达到这一标准（200人中1个）。当所谓现代公民社会的少数“中流砥柱”的“新中产金领们”都开始抱怨吃不起猪肉时，我们的社会怎么了？难道经过30年的煌煌发展，我们终于进入了“端起碗吃不起肉，放下碗子只能骂娘”的“和谐新阶段”吗？
当然，中产吃不起肉的抱怨更多是撒娇似的口头抱怨而已。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作为“社会稳定器”的中产一向具有“消费前卫，政治保守”的特点，他们天生软弱依附但敏感慎言；由于其处在社会的中间过渡阶层，容易在上下阶层间流动（贪于钻营向上，而惧于下滑），一直呈现出一种社会心理和政治心理不稳定的状态。所以，可以成为社会“气象风向标”的他们往往更能反映出社会中微妙的政治和经济的动态。
我们只要考量一下当他们都开始抱怨物价飞涨和民生不易之时，那么此后的亿万工农底层所承受的压力已经达到了何种程度。根据外媒采访，北京一对月收入不过2000多元退休工资的老年夫妇表示，这个月买了药，就不再吃肉了。经过40年的辛勤工作，但现在退休工资仍然不足以维持我们的生活， 我们不得不依靠孩子们的贴补，感觉很对不住他们。当考虑到中国有7-8亿人口每天收入不过15、16元（根据国家统计局数字，中国农村人口年人均收入为5900元左右），有近2亿人口一天所有消费不足8元人民币时，我们就可以知道对于半数以上的中国人来说，每天有猪肉吃在“和谐盛世”中仍然是一个奢侈的“梦想”。
《经济参考报》的报道，最新的物价形势是猪肉价格坚挺不落，粮油蛋全面上涨，蔬菜价格止跌回升。8月CPI有望与7月持平维持3年来最高。遥想不过2个月前，某公在访问英国对资产阶级喉舌《金融时报》信心满满地表示，中国已成功遏制通胀。但近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的社论却是，中国实现控制通胀目标困难，世界经济要过十年苦日子。国际资信评定机构勉强确认世界本币的美元等级仍为AAA之时，却传来消息人民币信誉等级可能从AA-进一步下降。
那些在2010年高唱经济危机已经结束的资产阶级评论家们终于哑火了，当欧洲的债务危机已经不可遏制开始向欧元核心国意大利、法国与德国扩散之时，当美联储开始准备推出QE3（第三轮量化宽松）之时；中国投机市场那吹膨的气球中已经隐隐传来漏气破裂的声音。
资本主义危机从来没有离开，它只是蒙上了通胀的面纱站在我们的背后发出新的诅咒，中国人的“猪肉盛宴”已经如同“高铁速度”一样成为褪色的梦想，而全球10亿人正在为下一顿饭而辗转反侧苦苦哀求。
这就是资本主义制度，这就是资本主义危机，资本主义一直在以民为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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