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民主联盟”战略的困境

美国“民主联盟”战略的困境

    

    内容提要：《普林斯顿报告》提出建立“民主联盟”战略构想后，曾经一度引起战略研究界的广泛关注。然而，奥巴马上台后，并未明确提出采纳“民主联盟”战略构想，表明该战略遭遇挫折。但是，奥巴马政府未采纳“民主联盟”战略，只是一种策略考虑，而不是战略抉择。从长远角度来看，推进民主符合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而且也存在继续推进民主的国际条件。因此，作为推进民主的一个重要手段，“民主联盟”战略也有被重新考虑和实施的可能。

    2006年9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发表了一份题为《锻造法治下的自由世界》的研究报告，该报告是名为“普林斯顿国家安全项目”的最终成果。报告全面阐述了美国面向21世纪的国家安全战略构想，其中建立一个“民主联盟”是最引人注目的内容。
    《普林斯顿报告》发表后，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一时成为国际战略研究界的一个热门话题。然而，奥巴马上台后，并未正式接受“民主联盟”战略构想，甚至对之还显得有些冷淡。因此可以说，“民主联盟”战略遇到挫折。但是，这并不等于这个战略构想就已经胎死腹中。从长远角度看，这个战略构想是符合美国全球战略目标的。如果时机成熟，该战略或者其翻版还是有可能被实施的。中国应当未雨绸缪，妥善应对。
    一 美国战略研究界对“民主联盟”战略的批评
    “民主联盟”战略提出后，笔者走访了20多位美国战略专家，了解他们对“民主联盟”战略的看法。专家们普遍对“民主联盟”战略持否定态度。主要理由是：“民主联盟”的成员很难确定；没有必要成立“民主联盟”这样的机构；成立“民主联盟”会导致一些国家之间关系紧张；不应当用“民主联盟”取代联合国。
    (一)“民主联盟”的成员很难确定
    许多专家认为，“民主联盟”带有空想成份，很难成立起来。主要困难就是其成员很难确定。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认为，“成立‘民主联盟’非常困难，主要原因是如何划线？谁是其成员？成员的标准如何定？谁来定？都是问题。如果在四年前，普林斯顿报告撰写者会说俄罗斯够格，而现在肯定不行。”布热津斯基的质疑是有道理的。按安妮•玛丽•斯劳特教授(Anne-Marie Slaughter)的说法，印度应当成为联盟的成员，但是印度的民主程度与美欧相比却存在着很大差距，而与印度条件相近的国家又太多了，非洲、拉美、亚洲很多国家的民主程度并不亚于印度。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民主问题专家戴雅门(Larry Diamond)则认为，印度等发展中的民主国家不会参加“民主联盟”。也是民主问题专家的丹佛大学教授唐法荣(Tom J. Farer)的看法更为独特。他认为，“如果‘民主联盟’包括了印度和俄罗斯而不包括中国，那就不合适。”在他看来，从民主发展的实际程度上讲，中国与印度、俄罗斯是在同一个层次上。
    (二)“民主联盟”没有成立的必要
    有些专家认为，成立“民主联盟”的现实基础不存在，没有意义。布热津斯基认为，目前世界面对的主要问题不是民主，而是和平、安全、发展、环境等。要成立新的国际组织，也应当是处理这些问题的组织，而不是推进民主的组织。他提议应该有四国(G4)或五国(G5)这样一个新国际组织，由美国、欧盟、中国、日本组成，也可以加上俄罗斯。这些真正有能力的大国应当聚到一起来讨论当今世界所面临的紧迫问题。詹姆斯•格林(James Green)认为，时代不同了，“民主联盟”的基础已经不存在，这就如同面对经济问题，八国(G8)已经不管用了，需要20国(G20)一样。有专家认为，即使从推进民主的角度讲，也没有必要成立“民主联盟”。格林认为，“美国的盟友都是民主国家，但是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或机制，也没有必要建立这么一个机制。如果建立起来了，也很难运转。北约已经很大了，缺乏效率。”戴雅门认为，“如果按斯劳特教授的说法，搞一个‘成熟民主国家的联盟’，那实际上等于北约的扩大，无非是北约加上日本、澳大利亚几个国家。这没有多大意义。实际上北约一直在扩大，已经远远超出了北大西洋的范围。”
    位于首都华盛顿的民主共同体理事会(Council for a Community of Democracies，简称CCD)是一个以促进世界的民主教育、为民主共同体的发展提供政策咨询和各种支持为宗旨的非政府组织。该委员会的执行主任罗伯特•拉嘎马(Robert R. La Gamma)认为，推进民主是好事情，但是没有必要成立“民主联盟”，为了推进民主，应该加强民主共同体，而不是成立新的机构。
    (三)成立“民主联盟”会导致一些国家之间关系紧张
    有些专家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批评“民主联盟”战略，认为它不利于美国贯彻其现行的对外战略。查尔斯•库普乾(Charles A. Hupchan)认为，如果建立“民主联盟”，会影响中美关系和美俄关系，因为中国与俄罗斯成为“民主联盟”成员的可能性极小，但是按照普林斯顿报告的设想，美国要依靠“民主联盟”来解决重大国际事务，这势必要抛开中、俄两国。一方面，没有中、俄两国的参与，许多重大国际事务都难以处理；另一方面，建立“民主联盟”很有可能导致“民主联盟”国家与包括中、俄在内的非“民主联盟”国家的对立，进而造成国际关系的紧张。曾经在2008年总统竞选期间任奥巴马中国政策顾问的杰弗里•贝德(Jeffrey Bader)也持同样的看法，认为成立“民主联盟”会使中国、俄罗斯与美国疏远，而中、俄是重要的国家。他还称奥巴马在竞选期间就批评过麦凯恩支持建立“民主联盟”的言论。既是民主问题专家，也赞成推进民主政策的戴雅门称他自己不赞成建立“民主联盟”。他认为，如果建立“民主联盟”，就会带来很多问题，引起新的矛盾，会使联盟外的国家感到紧张，与联盟国家之间的关系恶化，甚至有可能会促使中国与俄罗斯扩大“上海合作组织”与之抗衡，或者组建一个“威权国家联盟”。另一位也赞成推进民主的专家斯考特•赛根(Scott D. Sagan)称，“民主联盟”有冷战的味道，太不现实。
    (四)不应当用“民主联盟”取代联合国
    有专家从联合国的角度批评建立“民主联盟”的设想，因为《普林斯顿报告》提出这一设想的出发点之一就是联合国没有效率，必要时用“民主联盟”取代它。赛根引用前国务卿奥尔布莱特的话来表达自己的看法。曾经担任过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的奥尔布莱特说：“不管美国喜不喜欢，联合国就是这个样子，你抛不开它。美国可以改造它，但不是不要它。”赛根还表示赞赏奥巴马和希拉里•克林顿在竞选期间强调发挥联合国作用的观点。
    上述专家对“民主联盟”的批评是站在不同的立场上的，有的出于现实主义的立场，有的出于自由主义的立场。现实主义者强调美国的现实国家利益，不赞成把推进民主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目标，至少不应把推进民主这个目标放到突出位置上。
    而自由主义者强调推进民主，把推进民主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但是在推进民主的手段和途径上，又分成不同的流派。作为极端自由主义的新保守主义者主张不惜采用一切手段来推进民主，包括使用武力。而主流的自由主义者则主张主要通过建立国际制度和国际合作来推进民主。新保守派在小布什政府任内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某种程度上主导了小布什政府的中东政策，但是却不太成功。随着小布什政府任期的结束，新保守派的影响大为减弱。主流自由派一般都支持民主党。他们有推进民主的理念，但多数比较务实，重视推进民主的效果，避免采用会引起严重负面效果的办法，也会权衡推进民主在整个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不会为了推进民主而影响美国总体外交战略的实施，损害更重要的国家利益。从上述四种批评意见可以看出，无论是现实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他们不赞成建立“民主联盟”，并不是认为它有悖于推进民主的目标，而是认为它不具备实施的条件，有些不合时宜。
    二 “民主联盟”战略遭遇困难
    还在2008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奥巴马就表现出对“民主联盟”战略构想的冷淡。在竞选中，共和党候选人麦凯恩明确表现出“热衷于建立‘民主国家联盟’(League of Democracies)，主张世界民主国家联合起来形成一个新的国际体系”。麦凯恩所用词语虽然与《普林斯顿报告》所用“民主联盟”(Concert of Democracies)有所不同，但本质是一样的。而奥巴马则没有这样鲜明的态度。奥巴马上台后，更是对“民主联盟”战略构想保持缄默。2010年5月27日，奥巴马总统向国会递交了其上任以来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这可以说是奥巴马政府对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的正式系统阐述。该报告除了进行一些微调外，比如突出防止核扩散、将反恐对象集中在“基地”组织上、不像小布什第二任期那样强调推进民主，基本上延续了小布什时期的全球战略框架。在这份最具权威性的战略报告中，没有明确提出要实施“民主联盟”战略。可以预测，在奥巴马第一任期内，“民主联盟”战略构想不会被正式实施。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联盟”战略遭遇挫折。
    从历史传统来看，民主党的对外政策更具理想主义色彩，更重视推广美国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而且也对建立国际机制更为积极。从国际联盟到联合国，再到民主共同体，都是民主党政府推动建立的。那么奥巴马政府为何对“民主联盟”战略如此冷淡呢？这主要是形势使然。中国有句俗话：形势比人强。从理念上说，奥巴马本人及民主党精英肯定热心在世界进一步推进民主，因而愿意采纳“民主联盟”战略，但是客观形式又迫使他不得不将这个战略暂时束之高阁。正如著名国际问题专家王缉思教授所分析的，“虽然民主党的外交传统强调意识形态和人权，但当今世界政治同冷战刚结束时已恍如隔世，西方民主化在世界各地都受到挫折和抵制，奥巴马政府不可能也无力量去建立什么‘民主国家联盟’。”
    奥巴马政府面临的当务之急是应对金融危机，为此它需要国际社会的合作，特别是像中国这样有相当经济实力的大国的合作。此外，困扰小布什政府的安全难题都未解决。打击恐怖主义、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等问题是奥巴马政府要优先解决的。奥巴马政府刚一上台，《今日美国报》就列出了奥巴马政府在外交上所面临的七大优先议题，它们是：金融危机、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巴基斯坦、基地组织、俄罗斯。人们一直关注的朝核问题和巴以冲突都未列进去。这种形势决定：一方面，推进民主在奥巴马政府的外交议题排序中大大靠后，因此对“民主联盟”战略也就不可能太热心；另一方面，要解决这些优先议题，不可能缺少大国合作，而在对外政策中突出推进民主，势必会使中国、俄罗斯等国家增强对美国对外政策的疑虑和反感，进而影响在更重要议题上合作的效果。美国著名学者库普乾就撰文批评“民主联盟”战略构想，认为如此一来，很有可能导致中国和俄罗斯同西方的对立倾向。因为这个战略实施的结果就是将中国、俄罗斯置于对立面。
    奥巴马政府对“民主联盟”战略热情不高还有吸取小布什政府教训的因素。小布什政府高调实施“推进民主战略”，但结果却不尽如人意，遭遇不少挫折，反倒使“推进民主战略”的声誉受损。奥巴马打着“变革”旗号上台，一定要在内外政策上展现出自己的新气象，划清自己同共和党的界线。回避、淡化“民主联盟”战略，既是吸取小布什政府的教训，也有试图拉开同共和党对外政策之间距离的用意。不仅如此，奥巴马上台后，甚至公开批评小布什政府推进民主的政策。在2009年联合国大会上，奥巴马在讲话中表示：“民主不能从外部强加给一个国家。每个国家都应当寻找自己的道路，没有一条路是尽善尽美的。每个国家都将沿着发源于本民族文化的道路前进，过去美国的民主宣传常常选择性过强。”这话出自美国总统之口，又是在联大这种场合，非同寻常。
    “民主联盟”战略构想受冷遇还与“推进民主战略”的境况有关。“民主联盟”战略构想的宗旨就是贯彻“推进民主战略”。而“推进民主战略”近些年进展不顺，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民主联盟”战略构想的热情。冷战后，美国的“推进民主战略”虽然取得了不少战果，但是也遇到困难和挑战。除了小布什政府过于极端的“推进民主战略”措施损害了这个战略的声誉这一主观因素外，国际形势变化也不利于推进民主。全球化、多极化、非极化、中国崛起、俄罗斯复兴、发展中国家壮大、国际安全环境复杂化、全球性问题突出等一系列因素，都不利于“推进民主战略”的实施。其中尤以中国崛起影响深远。
    美国的“推进民主战略”是要推广西方式的民主制度，而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中国不仅不在美国所认可的“民主国家”之列，而且还是“推进民主战略”的重要实施对象。然而，伴随着中国崛起，中国发展模式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使越来越多的国家看到，不搞西方式的民主也能实现快速发展，也可以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一份报告将中国模式及其影响看成是“民主化减速”的重要原因。报告认为，“中国在走上与西方不同的经济发展道路后，又提供了另一种政治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对那些政绩不佳的专制政权，以及多年来苦于经济发展滞后的虚弱民主国家，非常具有吸引力。”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的文章也持相同看法。“在苏联和东欧各国共产党倒台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取得的巨大成功使西方渴望实现‘历史终结’的良好愿望化为泡影，破坏了全世界以不可阻挡之势迈向自由民主的进程。”这些评论是有一定道理的。中国模式的成功，使得那些支撑“推进民主战略”的理论，诸如认为只有实行西方民主制度才能发展起来的“民主发展论”等的说服力越来越弱。
    三 “民主联盟”战略并未胎死腹中
    奥巴马政府对“民主联盟”战略构想的冷淡，淡化“推进民主战略”，并不等于“推进民主战略”自此就会退出历史舞台，也不等于“民主联盟”战略至此就胎死腹中。笔者以为，奥巴马政府所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策略考虑，而不是战略抉择。
    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于2009年9月发表了题为《中国登场：一种全球关系的战略框架》，试图为奥巴马政府提供一个应对中国崛起的新战略思路。报告第六章《美国亚洲战略中的权力与准则：构建一种观念体系以促进中国和平崛起》，着重从意识形态和美国亚洲战略的角度论述如何应对中国崛起。在应对中国崛起的问题上，报告基本继承了第二任小布什政府的战略思路：美国不应当遏制或阻碍中国崛起，而是应当继续与中国进行接触、合作，通过接触与合作来塑造中国。不过，与以往不同的是，报告特别强调，美国要谋求与亚洲地区民主伙伴进行战略和外交合作，将亚洲民主伙伴关系作为“平衡”中国的重要手段。报告将美国的“推进民主战略”作为加强亚洲民主伙伴关系的战略指南。为此，报告论证了奥巴马政府并未放弃“推进民主战略”。报告认为，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在制定美国外交政策过程中对于寻求实现民主主义价值观一直在通力合作。对普林斯顿报告提出建立一个“民主国家联盟”的主张，两党都是赞成的。奥巴马政府驻北约大使伊沃•达尔德(Ivo Daalder)还呼吁按照“北约全球化”的模式建立全球民主国家联盟。报告还批驳道：“有关推进民主政策已经终结的传言不足为凭。”
    从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的表现来看，虽然在外交上有许多新气象，被人们冠以“新外交”也不为过，但是美国外交的基本面并未改变，奥巴马外交同其前任们的外交，包括小布什政府的外交，仍然有很强的连续性。最根本的就是维护美国世界领导地位的总目标及相关子目标未变。
    维护美国世界领导地位，即霸权地位，是冷战后美国全球战略的最高目标或总目标。奥巴马政府虽然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但是并未放弃这个总目标。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一再声称：“美国不能单独解决世界问题，而世界没有美国也不能解决问题。”这就是说，美国虽然在应对金融危机、气候变化、核扩散、恐怖主义等问题上需要别国的合作，但是美国仍然要发挥主导作用。2010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宣称要实行“重振美国和领导世界战略”。从某种意义上说，奥巴马政府将它所面临的各种危机当成了恢复美国实力、重振国威、维护霸权的机遇。
    美国坚持霸权战略是与其对自己实力地位的认知密切相关的。2010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是这样评价美国自己的实力与地位的：“我们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经济、最强大的军队、强大的联盟、充满活力的文化魅力，以及在经济和社会领域领导世界的历史经验。我们仍是世界各国移民青睐的目的地，移民也丰富了我们的社会。我们拥有透明和负责任的民主政治体制和与全世界人民都有紧密联系的人口。我们仍然信奉给国内外带来自由和机遇的价值观。”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评价是在美国刚刚经受金融危机打击而且面临许多外交难题的情况下做出的。美国的自我评价基本符合事实。虽然面对一系列挑战，特别是新兴大国崛起，美国的实力地位同冷战刚结束时相比确实相对下降，但是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不仅依然存在，而且在相当长时间内这一地位还是无可替代的。很自然地，美国会尽最大努力维护这一地位。
    与维护霸权这一总目标相适应，维护安全、扩展经济和推进民主这三个子目标或“三大支柱”也未改变。维护美国霸权地位需要从安全、经济和政治三个领域同时着手，即维护安全、扩展经济和推进民主。这“三大支柱”，奥巴马政府都未放弃。2010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美国的持久利益”定为四项：美国、美国公民及美国的盟友和伙伴的安全；在一个开放和促进机会与繁荣的国际经济体系中，保持美国经济的强大、创新和增长；在国内和全世界尊重普世价值观；在美国领导下，通过紧密合作建立促进和平、安全和机遇的国际秩序，以应对各种全球挑战。用关键词来表述这四项持久利益就是：安全、繁荣、价值观和国际秩序。这四项“持久利益”的前三项，就是原有的“三大支柱”，只不过是在表述上用“价值观”取代了“民主”。第四项实际上是实施霸权战略的结果。维持一个美国领导下的国际秩序就是实现了美国的霸权，当然这本身也是美国的“持久利益”，而且是最根本的“持久利益”。
    可以断言，奥巴马政府不放弃“一个中心，三个基本点”这个全球战略框架，也就不会放弃“推进民主战略”。因为从逻辑上讲，推进民主确实有利于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世界上的民主国家越多，就越有利于美国维护其领导地位，因为民主国家更愿意接受美国这个最强的民主国家的领导，至少愿意同其保持良好的关系。
    许多迹象表明，奥巴马政府对推进民主仍然是相当热衷的，不排除在那些迫在眉睫的问题解决或缓解之后，再将目光转向推进民主，进而实施与“民主联盟”战略相类似的战略。实际上，许多拥有“民主联盟”理念的人士都进入了奥巴马政府，比如普林斯顿报告的主笔之一安妮•玛丽•斯劳特就进入国务院任国务卿办公室负责政策计划的主任，直接向国务卿负责，其地位相当于副国务卿。这一安排绝不会是随意的。
    美国人才济济，懂国际政治的专家大有人在。希拉里选中斯劳特，大有惺惺相惜的味道。如果不是志同道和，很难会有这样的安排。另一位也主张推进民主的学者，斯坦福大学民主、发展与法治研究中心主任迈克尔•麦克法(Michael McFaul)进入国家安全委员会任俄罗斯与欧洲事务高级主任。这些战略家和学者的思想和主张肯定会影响决策者。笔者的这种评价得到斯劳特的学生、部下威廉•柏克怀特(William Burke-White)的认同。柏克怀特也认为，奥巴马政府执政初期对“民主联盟”战略不积极，主要是为了集中精力应对金融危机等问题，并不等于放弃了这个战略。
    奥巴马上任之初就确立了奥巴马版的美国全球战略，其中仍然包含着推进民主的内容。奥巴马版的美国全球战略有三根支柱：共同防御、全球发展和民主外交。其中有两根支柱与推进民主有直接的关系。全球发展战略的目的，一方面是“通过实施全球发展战略，从根本上铲除滋生世界恐怖主义的社会土壤，巩固美国在一些全球发展薄弱区域的影响力和霸权控制能力”；另一方面是“希望通过推动全球发展，实现美国民主体制和价值观念的输出，重建美国在世界事务上的领导地位及其合法性”。民主外交战略的目的就是“力争消除反美主义滋生的土壤，促进世界对美国价值和制度的认同”。可见，奥巴马根本未放弃推进民主这个战略目标，只不过是不再像小布什政府那样以强硬的姿态来实施“推进民主战略”。奥巴马是用一种温和柔性的方式实施“推进民主战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刘飞涛博士的研究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他认为，“奥巴马总统同样以向海外推进‘民主’为己任，但他吸取其前任的教训，改变策略和手法，注重用‘软手段’推广美式民主。”
    如果观察奥巴马政府的言行，就更能看出它对民主的青睐。希拉里2009年4月22日在众议院对外事务委员会作证时阐述了奥巴马政府的对外政策。她称奥巴马政府的“外交议程基于三方面行动：加强美国与欧洲、亚洲、非洲和西半球民主伙伴国的联盟；发展与重要地区性大国的伙伴关系；与中国和俄罗斯建立建设性关系。”这里，她将“民主伙伴国”放在首位，很能说明问题，表明她并未摆脱将世界分成“民主国家”和“不民主国家”这种思维。希拉里在另一次演讲中，高度赞扬“北约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联盟”，“新的北约是一个东起波罗的海、西至阿拉斯加的拥有近10亿人口的民主共同体”。在2009年7月11日至12日“民主共同体”里斯本部长级会议上，美国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在演讲中传达了奥巴马政府对于在华沙建立民主共同体“永久秘书处”的赞扬，指出这是“民主共同体”以行动为导向的积极标志，并指出美国会继续全力支持推进民主这项重要的事业。2010年7月2日至4日，在波兰的克拉科夫市召开了纪念“民主共同体”成立10周年会议。奥巴马在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美国作为民主共同体的发起国，以后仍会坚定地支持推广民主价值观和民主制度”。当然，无论是奥巴马，还是希拉里等政要，近一年来也讲了许多类似于要同世界各国“同舟共济”，要建立“多伙伴世界”这样的话，但是给人的印象是，他们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说什么话完全取决于讲话的场合和听者。这一点不同于小布什及其阁僚，后者不管场合和听者，都一个腔调地大讲推进民主。
    《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是系统阐述美国全球战略最权威的文件。2010年的报告只是比2006年的报告在推进民主上降低了调门，同其他几份报告相比，对推进民主的强调一点都不逊色。2010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仍然将“价值观”作为美国的“持久利益”，并将“促进国际民主与人权”作为维护“价值观”的重要途径。
    奥巴马政府的表现表明：第一，它只是降低了推进民主的调门，而不是放弃了“推进民主战略”，更不是摈弃了与之相应的战略思维。第二，它何时强调推进民主，何时回避推进民主，完全根据要解决的问题而定。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气候变化、核扩散等需要同众多“非民主国家”合作的议题上，它回避推进民主；而在维护地区安全等需要像欧盟、日本、印度这样的“民主国家”合作的议题上，它会强调共同的民主价值观，强调推进民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斯蒂芬•科特金(Stephen Kotkin)在谈中美俄关系时认为，对俄罗斯来说有“特殊利益”的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美国不会停止从推广或捍卫民主的角度来看待这些地方，即使是在奉行更实用主义外交政策的奥巴马政府治下。”笔者十分赞同他的观点。
    奥巴马政府不仅未放弃“推进民主战略”，而且也并未完全摈弃“民主联盟”战略构想。2010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就显露出这种迹象。报告中特别提出，“构建一个更广泛的联盟(Coalition)，以促进普世价值观”。这里，报告没有明确说“一个更广泛的联盟”是什么样子？是否就是普林斯顿报告所说的“民主联盟”(Concert of Democracies)？还是像麦凯恩所说的“民主国家联盟”(League of Democracies)？但它肯定不是已经存在的国际组织，不是“民主共同体”，也不是北约、西方七国集团。对这个“更广泛的联盟”可以做出各种解读。“民主联盟”的支持者可以说，它就是“民主联盟”，奥巴马政府实际上采纳了普林斯顿报告提出的“民主联盟”战略构想。
    不管怎样，可以做出这样的推论：等到美国的安全形势好了，或者美国对安全威胁的判断发生了重大变化，比如认定像中国、俄罗斯这样在民主上存在问题的国家所构成的威胁上升为最主要的威胁，美国还会将推进民主提升为其全球战略中排位在前的重要支柱。当然，奥巴马及其后人会吸取小布什政府在实施“推进民主战略”上的教训，在方式、方法、策略上会更加灵活、温和、柔性一些。
    美国是个信奉实用主义的国家，同其前任相比，奥巴马政府的实用主义色彩更明显。就拿对华政策来说，在20国集团伦敦峰会上，奥巴马同胡锦涛会面时还承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可是刚刚过去不到半年，他就签署了明显带有贸易保护主义倾向的针对中国产轮胎的特保案。这让人不能不产生这样的联想：在2009年4月的伦敦峰会时，美国经济形势仍然是阴天，美国需要中国的大力合作；而到了9月份，美国经济形势已开始转晴，美国对中国经济合作的需求已不那么强烈。美国在售台武器、在中国黄海与南海问题上的表现也是如此。实用主义思维和传统深刻地影响着美国的对外政策。奥巴马在联大上讲“民主不能从外部强加给一个国家”，并不等于将来就不改口。
    其实，推进民主一直是美国自由主义大战略的核心内容。美国对外政策始终是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有机结合的产物，只不过是不同的政党和总统，由于价值观和执政理念不同，特别是所面对的安全形势和国际环境不同，对推进民主强调的程度有所区别罢了。暂时的弱化，绝不等于永久的放弃。
    至于“民主联盟”战略构想，在“推进民主战略”被弱化的情况下，自然不可能被提上议事日程，但这并不等于它就胎死腹中，就失去了存在价值。它的命运是与“推进民主战略”本身的命运紧密相关的。奥巴马政府目前淡化“推进民主战略”，冷处理“民主联盟”战略构想，不等于它今后也如此，更不等于奥巴马之后的美国政府也如此。
    四 实施“民主联盟”战略的前景
    虽然美国实施“民主联盟”战略在目前遭遇了一些困难，但是从长远来看，还是有不少有利的国际条件。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世界民主政治的发展态势；二是多数大国和大国集团对外政策倾向。
    世界民主政治的发展态势导致世界多数国家都认可民主价值观和制度。联合国大会于2007年将9月15日定为一年一度的“国际民主日”(International Day of Democracy)，2008年9月15日为第一个“国际民主日”。确立“国际民主日”的联大决议案是由“新建民主政体与复兴民主政体国际会议”(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New and Restored Democracies)的主席国卡塔尔代表该组织提出的。在相当大程度上，这些民主政体国家并不反对，甚至是欢迎美国实施“推进民主战略”，欢迎建立某种有利于推进民主的国际组织和机制。当然，许多国家也关注在“推进民主战略”实施过程中，它们自己的国家利益应当得到维护。
    当今世界大国和大国集团中，除了中国和俄罗斯外，都属于美国所认可的合格的“宪政民主”国家。就是俄罗斯，其政治体制框架也符合美国的标准，只不过在普京的治下实质上有点脱离美国标准的味道。其他大国和大国集团，在很大程度上都认同美国的“推进民主战略”。
    印度虽然不像美国那样有推进民主的战略，而且在外交上比较独立自主，但是印度精英阶层对印度的民主制度是非常自豪的，将之看成是印度的一大优势。笔者在同印度学者交流中深深感受到这一点。印度被美国视为“最大的民主国家”，它很乐意享有这个称号。近些年印度在外交上非常活跃，与其“最大的民主国家”身份有很大关系。自2005年小布什总统访印并宣布两国建立全球伙伴关系后，日本、德国、法国和英国最高领导人纷纷访印。印度开始被西方大国接纳和抬举。实际上，美国早在九一一事件后就开始非常重视印度。2002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印度与中国、俄罗斯并列为反恐的重要伙伴，但对印度的评价远高于中国和俄罗斯，理由之一就是印度是民主的国家。以后随着印度经济出现快速增长，美国又将印度视为对21世纪世界战略格局走向有重大影响的大国之一。从地缘战略上讲，美国及其他西方大国是把印度视为能够平衡中国崛起影响的战略力量。从推进民主的角度讲，美国将印度作为一个重要伙伴。《普林斯顿报告》的主笔之一斯特劳在谈及“民主联盟”的组成时，就把印度作为一个可选对象。2010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甚至提出“美国与印度正在构建战略伙伴关系，这是基于双方共同利益、世界上两个最大民主国家的相同价值观及两国人民的紧密联系。”该报告虽然把中国、印度和俄罗斯作为美国盟友之外的三个主要“21世纪的‘影响力中心’”，并要同这三个国家“建立合作关系”，但是对印度的评价远高于中国和俄罗斯，期待的关系定位也有明显区别，同印度是“战略伙伴关系”，而同中国则是“积极合作全面的关系”，同俄罗斯是“稳定务实多维的关系”。可以说，“最大的民主国家”身份，是印度的一个巨大外交资产，正如《南风窗》杂志文章所分析的：“正是民主国家和传统第三世界领袖这双重身份，使得新德里既受发达大国青睐，又有‘四国集团’(日、德、印、巴西)、77国集团等背后支撑。这样一种‘桥梁’角色，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其实力缺陷，使其成为一个勉强合格的棋手。”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一书中将印度视为欧亚大陆的一个地缘战略棋手，与中国、俄罗斯、法国、德国并列。在这些棋手中，印度的硬实力明显较弱，但“最大的民主国家”身份所形成的软实力却是非常可观的。从这个视角看，印度对美国的“推进民主战略”以及建立“民主联盟”，应该是乐享其成的，至少是不会反对。如果民主得以在世界继续推进，世界有更多的国家走向了民主，那么印度这个“最大的民主国家”的光芒就更加耀眼，由这个身份所带来的软实力及外交资产自然会更大。实际上，印度也一直在利用“民主国家”这个软实力和外交资产。奥巴马政府上台后，积极发展对华关系，尤其是奥巴马首次访华，就同中国领导人共同发表了联合声明，表示致力于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并将采取切实行动稳步建立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给人的印象是，在中印这两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中间，美国更重视中国。但是就在奥巴马访华后不久，印度总理辛格访美。在谈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时，辛格称“这是统治者在中央集权体制、而不是在民主体制中实现的，并且忽略了对人权、民族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等价值观的尊重。”辛格的意思非常清楚：印度的经济发展虽然不如中国快，但却是在民主体制下实现的，因此更应该受到美国的关注和支持。
    与印度相似，其他实行西方宪政民主体制的发展中国家也都以自己的民主体制而自豪，并且在对外政策中有推进民主的情结。印度、巴西、南非这三个发展中大国的外长于2003年6月在南非宣布成立三国对话论坛，呼吁加强国际机构，从而处理发展中国家关心的贫困、环境和技术等问题。西方观察家称此举等于是建立了由印度、巴西、南非这三个“充满活力的民主国家”组成的“三国集团”(IBSA，三国英文名称首字母缩写)，这个集团志在成为“全球层面发展中国家发言人”。而中国这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则因政治制度差异而很难加入到“三国集团”中来。还有专家认为，这三国拥有完美的民主背景和深远的全球影响力，“三国集团”成为发展中国家发言人的努力会得到国际社会不断的支持，而美国则是“三国集团”的主要保证人。“新的三国合作可能使中国在国际事务的讨论中靠边站……，是对中国大国野心的破坏。”
    尽管西方的观察家和学者有可能高估“三国集团”的影响，但是有一种动向是需要关注的，那就是西方国家更愿意支持“民主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扩大影响力，并希望借助它们来平衡、弱化中国的地位与作用。如果美国拉它们加入“民主联盟”，并非完全不可能实现。值得一提的是，那些“民主化”了的小国也有同样的倾向。比如，这些国家在同中国发展关系时，更多地关注经济、文化合作而回避政治问题。笔者于2010年夏赴苏里南、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参加学术活动，中国驻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外交官介绍说：“像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这样的国家，只愿意同中国进行经济合作而回避政治议题。实际上，他们在政治上同美欧有相同的价值观，实行相近的社会制度，因此在国际事务中，更认同美欧的理念。”在推进民主上，这些发展中国家同美国是“同志”或“盟友”的关系。
    与印度等国比较起来，日本在接受美国“民主联盟”战略上更为积极，这与日本自己的外交战略变化有关。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外交中的意识形态色彩越来越浓，大搞“价值观外交”，尤其是在安倍晋三任首相时，曾掀起“价值观外交”的一个高潮。安倍大力推动建立“日美澳印价值观联盟”，要在欧亚大陆建立“自由与繁荣之弧”，把太平洋和印度洋建成“自由与繁荣”之海，大有在亚太地区建立一个区域性的“民主国家联盟”之势。日本特别重视拉拢印度。日本《朝日新闻》的一篇文章认为，“日本和印度是亚洲的两头巨象”“日印间正在产生基于战略考虑建立关系的亲和力……，但是在两国间本来应该有比这更强大的亲和力。比如两国都有牢固的民主，以及文化和精神方面的深厚底蕴。它不是势力或威力，而是一种引力和魅力。”
    只是由于安倍政权短命，取代它的福田政权换了另一种战略思维和外交政策，日本建立亚太地区“民主国家联盟”的努力暂时受挫。福田之后的麻生政权由于内外交困，没有像安倍那样大张旗鼓地推行“价值观外交”和建立亚太地区“民主国家联盟”，但是，麻生本人的外交理念却是与安倍一脉相承的。实际上，“自由与繁荣之弧”的始作俑者就是时任安倍内阁外相的麻生太郎。2006年11月，麻生在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做了题为《创建“自由与繁荣之弧”：拓展的日本外交地平线》的演说，大讲“价值观外交”。麻生于2008年9月出任首相后，如履薄冰，唯恐在外交上再失分，于是收敛了以往的鹰派姿态，但是并未放弃“价值观外交”，只要有机会就会以略为温和的方式祭出“价值观外交”的大旗。比如2008年9月25日麻生在联合国的演讲中就强调： “我想与基本价值相同的各国进行联合”，在四天后的施政演说中，他强调“要对年轻民主主义各国进行帮助”。在2009年1月发表的施政演说中，麻生重新提出“自由与繁荣之弧”的构想。日本《东京新闻》文章评论道，麻生的目的“在于与拥有人权和民主这些共同价值观的美国、澳大利亚和印度等加强同盟关系”。日本民主党上台后，虽然不像前述这些自民党政府那样搞“价值观外交”，但是也仍然强调民主价值观，强调共同价值观是日美同盟的基础。
    冷战后日本在政治上趋于保守，在外交上更加倚重日美同盟，而且对日益崛起的中国存有疑虑，想要牵制中国，同中国争夺在东亚地区的主导权。因此，追随美国并在外交上打价值观和民主牌，协助美国实施“民主联盟”战略，还有可能成为今后日本的战略选择。
    在配合美国推进民主方面，最为积极和有影响力的是欧盟。欧盟一直将推进民主作为它的对外政策重要目标之一。就欧盟自身来说，在它的许多重要文件中都明确指明，捍卫、发展、推进民主是它的重要目标之一。1993年通过的《欧洲联盟条约》就提出了“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五个目标，其中第一项是“捍卫联盟的共同价值观、根本利益和独立”，第五项是“发展并加强民主和法治，以及尊重人权”。1997年通过的《阿姆斯特丹条约》和2004年通过的《欧盟宪法条约草案》都坚持这些目标。
    这里的“共同价值观”主要就是“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2005年的《欧盟人权年度报告》明确指出：“发展并加强民主是一个基本目的，也是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及同第三国合作政策的一个关键政策目标。”可见，捍卫、发展、推进民主，是欧盟各国的共同目标，同时，民主价值观也是维系欧盟，将各国凝聚在一起的重要纽带。
美欧同盟更能体现欧盟维护民主的目标。冷战期间，西欧国家与美国结成联盟固然有抵御苏联威胁、维护西欧安全的考虑，但是共同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也是维系联盟的重要纽带。正如英国学者保罗•科尼什(Paul Cornish)所说，军事联盟必须是建立在共同的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及价值观基础上的共同体。另一位英国学者蒂莫西•加顿•阿什(Timothy Garton Ash)认为，“决定欧美关系的最关键因素是欧美共同价值观”。当美欧同盟的主要载体北约建立时，无论是美国还是西欧国家都承认，这是美国与西欧国家为了维护西方意识形态及价值观的需要。杜鲁门在1947年的那篇作为“杜鲁门主义”产生标志的著名演说中，就是以两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对立来作为美国奉行对苏联“遏制”政策的理论基础的。在酝酿成立北约的过程中，欧洲国家也强调北约的“政治意义”。积极推动北约成立的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一开始就强调，正在形成的“西方联盟”是“精神的联盟”，目的在于“保卫西方文明”。1949年4月4日通过的《北大西洋公约》在总纲中明确其宗旨之一是：“各缔约国决心保障基于民主原则、个人自由及法治精神下的各国人民之自由、共同传统及文明。”1949年4月12日，杜鲁门在将北约文本提交参议院批准的附言中强调：“本条约签约国拥有共同的民主传统，个人自由和法治。北大西洋共同体中的美洲成员在传统上，在对自由的热爱上，都直接源于欧洲的成员国。”
    在失去了苏联这个共同战略对手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在维系美欧同盟上的作用更加突出，甚至成为同盟的主要基石。1999年通过的《北大西洋联盟战略概念》明确指出，联盟基于在民主、人权和法治方面共同的价值观念，自创建之初便一直为保证欧洲公正持久的和平秩序而奋斗。同年发生的科索沃战争实际上就是北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新的“战略概念”的一次实践。北约为了捍卫西方价值观，拔除南斯拉夫联盟米洛舍维奇这个欧洲最后一个专制政权，不惜挑战联合国的权威，不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便对一个主权国家、联合国成员国进行空中打击。军事行动期间，北约动用了其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包括石墨炸弹和贫铀炸弹。北约19个成员国中，有8个国家参与了对南斯拉夫的军事行动。与之相配合，北约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大肆宣扬西方的自由、民主理念，并提出了“人道主义干预”理论。
    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使美欧之间产生裂隙。欧盟的核心国家——法国和德国——强硬地反对美国在武器核查取得最终结果之前对伊动武，迫使美国放弃获得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努力，在英国等国的支持下发动对伊战争。法德的行为使美国朝野产生强烈的反欧浪潮。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指责以法国和德国为代表的“老欧洲”背弃美国，不念美国曾经多次拯救欧洲的恩情；美国的一些快餐店甚至将“法国炸薯条”改称“自由炸薯条”，以表示对法国的不满。与此同时，欧洲也掀起了反美浪潮，欧洲人的反美情绪也达到空前的高度。笔者亲身经历了这样一件事：2003年10月，笔者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时，再会瑞典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沈麦克(Michael  Schoenhals)先生，同他谈起美欧关系。在言谈中，笔者感受到他对美国大行单边主义、霸权主义的不满。他赞同法国和德国在伊战前后的政策，并且对未来的美欧关系持悲观态度。他说你们中国人常说的“西方”已经不存在了。沈麦克的说法是有一定代表性的。大西洋两岸的研究者们都“担心西方正在沦落为一个地理名称，而再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岿然于世的那个强大的政治共同体和道德灯塔。”
    然而，如果认真分析伊战时法德对美政策，可以看出，法德同美国的分歧并不是在推进民主这样的大目标上，而是在具体的方式方法上。法德并不反对推翻萨达姆政权，而是反对美国不顾欧洲的利益、只顾自己的做法。确实如沈麦克所言，伊战使“西方”分裂，但是这个分裂与其说是在美国和欧盟之间，不如说是在欧盟内部，因为确实出现了拉姆斯菲德所说的“两个欧洲”，一个是支持美国的“新欧洲”，一个是反对美国的“老欧洲”。新老欧洲，谁的实力更强，谁能主导欧洲的未来，还很难说。即使笼统地说美欧分裂，由于双方并不是在根本价值观和战略利益上的分歧，所以裂隙并不是难以弥合的。2005年以来，美英法德在伊朗核问题上的立场就非常接近。在2006年初欧洲媒体“亵渎”伊斯兰教事件发生后，美国旗帜鲜明站在欧洲一方。这些都让人们很容易感受到“西方”的存在。就是那位沈麦克先生，笔者2005年在北京与之共进晚餐时，“西方”一词不时地从他口中飞出。
    在当今世界的“一超多强”中，多强中的多数都有支持美国实施“推进民主战略”和“民主联盟”战略的动力。在这种动力的驱使下，只要有适当的条件和契机，“推进民主战略”就会浮上前台，“民主联盟”战略就有可能成为美国政府的选择。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379期，摘自2010年第3期《美国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