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与意识形态安全
——美国之音“拟停对华广播”背后的西方对华传播战略转型
刘瑞生 周世禄 甄宇鹏*
摘 要：
本文解析了美国之音“拟停止对华广播”的真相，深度解读了西方对华传播战略的新媒体转型，阐述了当前新媒体格局下的中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
关键词：新媒体意识形态安全 美国之音
大众传媒和意识形态的关系极为密切，美国著名学者J·希利斯·米勒甚至认为“媒介就是意识形态”。[①]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走势日趋复杂。全球化、网络化和社会化发展的新媒体，空前拓展了意识形态存在的时间与空间，不同意识形态的冲突与交锋更为复杂、激烈和多样化。新媒体对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构建提出了极大挑战，意识形态安全成为了中国当前最重要的安全问题。
图1 美国之音标志
2011年2月，一则关于“美国之音将停止对华广播”的新闻引起了中外广泛热议，各种解读充斥媒体：既有人认为此乃美国政府为向华示好而放松意识形态攻势的表现，也有人提出这不过是美国之音结束广播而转战互联网的标志。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对外媒体，美国之音1942年由美国政府出巨资建立，以社会主义国家为主要传播渗透对象。近70年来，美国之音“忠心耿耿”于“意识形态冷战”，因在苏东解体、中国北京“八九风波”等重大政治事件中“功勋卓著”，成为了“反共”、“反华”媒体和“敌台”的代名词。
美国之音此举究竟为何？本文参考美国广播管理委员会（BBG，Broadcasting Board of Governors）近年来所公布的财年报告和年度报告，基于数据和事实，从新媒体与意识形态的角度，深度解析了“美国之音停播”的真相和美国对华传播战略的转型。
一 “美国之音停止对华广播”的真相
1．美国之音拟取消普通话和粤语广播，但会强化藏语等语种，并非全面停止对华广播。
所谓“美国之音停止对华广播”出于美国广播管理委员会（BBG）提交国会审批的《2012财年预算报告》（Fiscal Year 2012 Budget Request）。[②]
美国之音是不折不扣的美国官方媒体，隶属于美国广播管理委员会（BBG）。根据1994年克林顿签署的《国际广播法案》(公共法第103-236条款)，美国联邦政府建立了美国广播管理委员会（BBG）负责掌管所有美国海外非军事的国际广播服务。美国广播管理委员会（BBG）下设国际广播局(IBB, International Broadcasting Bureau)等若干机构，管理美国之音、自由亚洲广播电台等媒体。
图2 美国广播管理委员会（BBG）机构
作为联邦政府机构，美国广播管理委员会（BBG）每年要提交国会审批下一财年的预算。根据美国广播管理委员会（BBG）2011年2月上报国会的《2012年财政预算方案》，美国广播管理委员会计划自2011年10月起全面停止美国之音普通话短波、中波及卫星电视广播节目和粤语广播，同时美国之音中文部将裁员55％，普通话广播现有的69名员工中的38人和粤语广播的7人共计45人届时被裁掉。同时被取消的还有克罗地亚语广播。
据此方案，美国之音只是拟取消普通话和粤语语种广播和卫星电视，而非全面取消对华广播。根据美国广播管理委员会的规划，由于美国之音 广播近几年在西藏和新疆等地区的“骚乱”活动中“功勋卓著”，其在藏语等语种方面的广播不仅不会减弱，还会进一步加强。
美国之音藏语广播的信号在西藏地区比较强，主要因为发射功率大，而且藏语广播的发射卫星专门针对西藏地区，比在其它地方容易接收，美国之音的空中电波渗透对西藏普通民众的影响是比较大。所以美国广播委员会近年来高度肯定美国之音的藏语广播。美国之音的藏语广播时间在2008年至2010年间增长了125%。[③] 美国之音现在每周提供42小时的原创藏语广播和电视节目。调查显示，8.6％的西藏旅游者在西藏收听收看美国之音藏语广播公司电视节目。美国之音藏语服务部制作广播和电视对西藏播放。常规节目主题多为青年、健康、民主、自由和海外流亡者，煽动性很强。
2．美国国内对“停播”方案的反对之声甚重，“停播”未必成真。
由于美国政府2012财经年度从2011年10月1日算起。美国广播管理委员会（BBG）《2012财年预算报告》即使能获得国会批准，2011年10月1日，美国之音方能启动停播计划，而一旦此方案不能获批，就需要进行必要的调整。
值得关注的是，拟取消美国之音普通话和粤语广播的方案在美国引起了强烈反响。美国的一些学者、资深议员和不少民众认为这是美国政府对中国“示弱”的表现，这些人仍充分肯定短波等传统媒体在特定环境对特定人群的作用，表示会通过举行听证会、媒体呼吁等多种方式进一步反对停播方案。[④]
实际上，近年来，美国广播管理委员会此前已曾试图多次停止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粤语广播，均因为遭到强烈反对而作罢。而本次拟取消美国中文部对华广播，反对声势更重。此外，广播管理委员会2011财年度的预算都还获得国会批准，2012年预算何时通过仍是未知。所以，“停播”方案实际上前途未卜，“停播”也未必成真。
3．美国之音预算不减反增，“停播”并非因为经费不足。
一些媒体报道，美国之音对华“停播”是因为经费不足。[⑤]其实不然。美国历来是一个很重视宣传和舆论战的国家，艾森豪威尔早就说过“在宣传上花一个美元要胜于军事上花5美元”。美国绝不会因经费不足而在宣传上示弱。
事实上，2012财年美国之音的预算不仅没有减少反而略有增加。目前尽管尚未走出金融危机的泥潭，美国政府的宣传经费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但2012财年美国广播管理委员会的总预算仍然高达7.67亿美元，比2011财年微增2.5％。而 美国之音 2012财年的经费则比2011财年增加近100万美元，达到2.069亿美元。
由此可见，美国广播管理委员会（BBG）拟取消美国之音对华普通话和粤语广播，经费不足不是原因。
4．新媒体传播战：美国之音对华传播出现重大战略转型
在2012财年预算中，美国广播管理委员会拟删减800万美元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经费，这部分经费将主要挪用到媒介和内容的整合方面，特别是要建立一个新的全球新闻分享网络，大力发展新媒体传播方式，美国广播管理委员会把此称为是对华传播的重大调整。如果美国之音对华中文广播停止，相关波段和节目将会通过自由亚洲电台继续对中国播放。也就是说，即使美国之音停止对华普通话和粤语广播，其广播业务将会转移到亚洲自由广播电台。统计显示，自由亚洲电台的中国语言广播时间自1996年开台到2010年呈现出超过22.5倍的急速增长。目前，所有针对中国听众的普通话、广东话以及藏语广播节目加起来一天超过65小时，占到自由亚洲电台每日向整个亚洲地区广播总时间的75%。[⑥]
美国广播管理委员会调整了对华传播策略，即对华传播将主要依靠多样的新媒体传播方式，包括流行的社交网站，手机网站，以及视频音频播客以及博客等形式，美国之音中文部将专注于开发互联网和手机对华传播。
美国广播管理委员会委员温布什（S. Enders Wimbush）表示，美国之音的削减计划并不是要给中国当局提供方便，事实上，他们是要给北京制造更多困难。他说：“我们将重点放在数字领域，是因为互联网才是我们真正想要接触的受众活跃的地方。”[⑦]
足以表明，此次美国之音对华“停播”无论是否能成真，美国对华传播战略已出现重大调整，即由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完全转向新媒体。这种调整决不是对华表示善意和友好，“停播” 广播而转向新媒体传播，决不意味着美国会“弱化”对华传播，只是在“宣告”：
新媒体将成为美国对华意识形态战的主要平台。这是美国针对新媒体崛起的传播格局变化，基于自身利益和传播效果考量下的对华传播战略转型。
二 对华传播战略转型：美国之音开发新媒体的三大新动向
1．转战对华意识形态战新空间：全方位发展网络对华传播
近年来，在新媒体勃兴的大势下，美国之音在融合运用多种新媒体方式方面进展迅猛，特别重视互联网和手机对华传播。
自2000年后，美国之音非常重视网站建设，美国之音中文网站设立了中文、粤语和藏语三个频道，除了把传统广播节目上网供网民收听和下载外，还对华“量身订制”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意识形态渗透性强的新闻与评论，特别针对中国的一些负面事件和政治敏感内容适时推出专题，经常约请一些海外的中国“持不同政见者”、“民族分裂分子”制作访谈节目，开设了博客、播客等新的自主互动传播方式。
图3 美国之音中文网
美国之音2012财年预算中将在数字媒体转换和新媒体开发方面再增380万美元，美国之音中文部缩小编制后的人力将全部投入互联网和手机传播。
此外，由于用户在中国大陆无法直接访问美国之音， 美国之音还开发了很多其他上网方式，出资设立了一些中国大陆网民可以直接访问的网站。为避免中国大陆的网络审查，这些网站传播的政治敏感内容要相对少于美国之音。例如，2010年美国之音中文网站设立了www.goEnglish.me网站，提供互动应用和社交网络应用，以让用户通过学习美国英语的方式获得美国之音的新闻。
美国极其重视对西藏的意识形态渗透。除了美国之音藏语台不断寻求突破中国短波干扰的办法。美国之音西藏广播电视服务还把视频上传至Facebook 和 YouTube，或者是一些藏人博客中。美国之音的藏文频道的访问用户从2007年每月1.45万增至2010年的每月7.6万，增加四倍多。2010年美国之音的藏语频道制作并播放了《网上西藏》的视频节目，向受众展示了西藏的一些活跃博客、西藏相关的网站和社交媒体的网络内容。
2．重视意识形态的“移动化”渗透：大力拓展手机传播
美国广播管理委员会专门在其下属的国际广播局（International Broadcasting Bureau ，IBB）设立了专门的新媒体办公室（Office of New Media），为美国之音建立了新的内容管理系统，提供了更稳定的和互动平台，通过互联网和手机传播多媒体内容。针对中国等国家手机用户的激增和移动互联网的迅猛发展，美国政府极为重视意识形态的“移动化”渗透，例如美国之音建立了20个手机多媒体网站，专门针对中国和伊朗创建了移动装置接受的音视频网络内容系统。
图4 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
图5 美国之音手机伊朗新闻网
此外，为进一步扩大中国手机用户，加强意识形态“移动化”渗透的有效性，美国之音专门制定了指标，2012年要在新媒体和手机方面在中国每月增加50万用户，2013年每月100万，2014年则达到每月200万。
3．扩张意识形态霸权：猛力开发突破中国网络审查技术
针对中国等国家的网络审查，为了强推“网络自由”以扩张意识形态霸权，美国政府非常重视开发突破这些国家网络审查的新媒体技术。近年来美国广播管理委员会一直在手机设备和突破封网和审查技术方面增加投资，美国之音不断与实力强的公司合作，研发能够突破网络审查和封锁的软件，2012财年将增加专项经费40万美元。
美国广播管理委员会声称：对于中国、伊朗这些限制互联网的国家，要不断改进和更新突破其网络审查的途径和技巧，灵活地调整传播媒体以适应媒体环境的变化。2010年，技术服务与创新办公室（The Office of Technology, Services, and Innovation ，TSI）已经开发了专门针对美国之音伊朗新闻网受众的反审查网络工具，用户下载该工具后就能避开审查打开网页，而不需要输入特定网址，也不会留下用户的访问记录。”
美国广播管理委员会于2010年成功开发了一套对抗网络审查技术系统，并利用新技术将数据信息输送到香港和中国。所采用的新技术包括名为“从电邮订阅”（feed over email，简称FOE）的技术系统，据报道，该技术已可以成功突破中国的互联网审查。
在FOE 等技术的“帮助下”，美国之音网站仍有大量的中国用户。据美国广播管理委员会调查统计，从2009年10月1日到2010年9月30日美国之音中文网站的总访问人数超过6百万，总浏览网页达到2176万个，人均每次访问时长近10分钟。美国之音网站藏文频道总访问人数超过36万，总浏览网页达到88.6万页，人均每次访问时长超过5分钟。
采用FOE技术并不是美国政府突破外国网络审查的唯一方式。例如，美国政府发起“青年运动联盟”（Alliance of Youth Movements），该联盟教授社会组织如何利用社会媒体来组织和规避政府对网络的干预。在埃及动乱开始不久后，谷歌就设立了一项热线，埃及民众能够发送声音邮件，信息可被传送到Twitter上。此外，美国还资助诸多海外反华势力开发多种突破网络审查软件，不少网民能用各种西方提供的技术和软件浏览美国之音等网站。
三 深度解析
1．美国对华传播战略转型：顺应新媒体发展大势之必然
根据美国广播管理委员会的规划，美国之音将对华传播的重点方式由广播转为网络平台基础上的新媒体，主要有两个考虑：
一是在新媒体的冲击下，广播影响日渐式微，听众大幅下降。美国广播管理委员会所进行的多项调查显示，除特定区域外，美国之音普通话广播在中国的短波收听率已大幅下降。
二是新媒体在中国快速发展，已经成为社会影响日盛的强势媒体。中国互联网民人数4亿多，手机用户已经超过8亿，针对这些新媒体用户，传统广播优势不再，调整战略，转向新媒体，不仅能够适应受众的媒介使用习惯的变化，而且还能充分发挥美国在新媒体方面的技术优势。
2．美国的实用主义意识形态战：提高传播效益、重视传播效果
一切以美国国家利益为核心，一切以实用为标准，投入最小化而受益最大化，讲求策略、重视传播效果，这是美国对外传播和意识形态攻略的基本原则。此次拟削减美国之音对华广播而加强新媒体传播，就是这一原则的最好注脚。
美国广播管理委员会强调：在公共外交方面，美国国际广播要用最少的经济投入获得最大的收益。美国之音对华调整战略：要充分利用互联网而不是传统短波，从而使资金的使用和传播效果达到最优化。基于此，美国广播管理委员会在2012财年的预算报告中明确提出，经费支出主要用于关键性的设施建设，要加强传播效果。而关键性的设施技术建设与开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要适应受众和市场需要进一步开展新媒体对外传播，在发展前沿移动媒体技术方面增加投资；
二是在世界上的不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短波，并不断更新设备。
由此可见，美国的新媒体传播战略并不是绝对的，而是要针对具体的目标，什么效果好就发展什么。对于中国这样经济发展快、新媒体发展迅速的国家，自然要大大加强运用新媒体；而对于非洲等不发达国家地区，甚至对于中国西藏等互联网普及程度不高而广播相对有效的地区，仍会继续大力发展短波，这很符合美国的“行事风格”。
四 新媒体与意识形态安全问题
1．意识形态安全是中国当前最重要的问题
2008年底，美国《外交政策》刊登了两位美国教授的文章，宣称世界进入到一个“意识形态新时代”。文中提出两个观点很值得重视：一指出从20世纪后半叶至今，美国人都普遍认同“霸权比力量均衡好”、“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西方文化比其他一切文化都好”等几种政治理念；二则提出，在国际政治和环境发生变化的形势下，“意识形态现在是国家实力最重要，然而又最不确定、变化最快的组成部分。”尤其是在新媒体（视频）大发展环境下，“意识形态的变化速度要快得多，因为进入的门槛更低。建立一支海军需要昂贵的代价，而散播一套有关世界秩序的新思想却几乎不需要花多大力气。”“新思想观念的交流现在要靠技术来推动。”[⑧]
这两个观点其实都和意识形态安全紧密相关。
第一，表明数十年来，美国唯我独尊的霸权主义、反共的意识形态性始终如一。美国是一个非常重视意识形态和讲求控制意识形态的国家。美国学者对此有深刻认识：“决定美国资本主义命运和前途的是意识形态，而不是武装力量。”[⑨] “美国的意识形态霸权和精英统治阶层的出现都不是一个巨大的阴谋，而是美国社会建立方式和长期历史演变的结果。”[⑩] 因此只要还存在着国家，存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中国和美国意识形态的冲突就在所难免。而媒体，则是构建美国意识形态霸权的主要载体，所以分析美国媒体多年来不断“妖魔化”中国的深层原因，就是其反共的意识形态“指挥棒”在作祟。
第二，在新媒体环境下，意识形态虽然仍然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力量，但新媒体技术对于意识形态的构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意识形态的门槛在降低，实际上就是指意识形态安全的风险在加大。尤其是对于中国而言，全球化、网络化和社会化发展的新媒体，空前拓展了意识形态存在的时间与空间，使得意识形态无所不在、无时不有，不同意识形态的冲突与交锋更为直接、激烈和多样化，新媒体对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构建提出了极大挑战。
也许正是基于这两个方面，国内有学者提出，未来十年，中国有四大安全问题非常重要，即经济安全、社会安全、周边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而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最重要。[11]意识形态安全已成为了中国当前最重要的问题。
2．高度重视西方对华传播战略转型背后的新媒体意识形态战
在西方一系列所谓“终结”理论的影响下，意识形态终结论在中国一度甚嚣尘上。在这方面，美国学者加迪斯的认识比很多中国学者更深刻和客观：“有意识形态要比没有意识形态使人们更容易地对待现实。意识形态为理解复杂的现实提供简单的模式。意识形态指示着历史运动的方向。意识形态靠言辞赋予行动以正当性。因为意识形态履行着这些功能，所以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吸引着各国领导者，以它们来指导行动。”[12]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本身是客观存在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上你死我活的斗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长期存在的。这也就非常易于理解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一上台就在2009年1月就职宣言上把共产主义和法西斯列为美国多年的大敌，“旗帜鲜明”地“亮出”其反共的态度。[13]
随着中国对西方的开放程度的提高，互联网和手机等新媒体的发展，中国和西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日趋激烈和复杂化。谈到新媒体对意识形态与文化安全的影响，可以借用约翰·B·汤普森的一个观点，即“现代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分析，必须把大众传播的性质与影响放在核心位置，虽然大众传播不是意识形态运作的惟一场所。”[14]新媒体传播扩大了意识形态在现代社会中的运作范围。而拥有新媒体技术、资本绝对优势的美国等西方国家是绝不会放松新媒体领域的意识形态战的。按照美国政治学者安德鲁·查德威克的说法，互联网已成为“西方价值观出口到全世界的终端工具”。 [15]
无独有偶，今年1月，由于英国大幅削减预算，英国外交部2010年10月宣布不再对BBC拨款，BBC也宣布停止中文广播。滑稽的是，BBC居然申请美国国务院资助，以打击中国和伊朗等国的网络审查，这项协议将于2011年5月初签署，预计得到数十万英镑资金支持。尽管此协议引起美国公众的强烈不满遭到，但基于BBC的全球影响力及覆盖面，美国政府还是认为该投资很值得。[16]
由此可见，美英等国即使关闭各自的对华广播绝不是放弃在意识形态上与中国的竞争，而是要把更多精力放在影响更大的新媒体领域，这是“大势”所趋。
3．中国是美国的全球第一意识形态渗透对象
相对于对前苏联以及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广播时间及节目的减少，美国之音在后冷战时期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将亚洲，特别是将中国和朝鲜当成了主要的宣传目标和文化渗透对象。据统计，从1984年至2010年，美国之音对亚洲的广播时间增长了211%。也就是说自苏东解体以来，美国就把中国设定为头号政治和意识形态对手，而担任其官方宣传工具的美国之音，也在后冷战战时期始终将目标瞄准中国。[17]
作为统筹美国对外宣传的政府机构，美国广播管理委员会一直把中国作为近年来最重要的对象，不断深化对华传播。在其2012年的工作规划中，美国广播管理委员会把中国和伊朗列为美国对外传播的重点国家，这完全符合其国家战略利益。为了进一步遏制中国的发展态势，美国在新媒体领域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战一定会无所不用其极。随着新媒体的勃兴，网络“公共空间”渐成世界争夺的“新战场”。美国政府在国家军事战略报告中多次强调了争夺公共空间与网络空间主导权和优势的战略方向与重点。削减甚至关闭美国之音广播而加强新媒体攻势，则与这个战略恰恰遥相呼应。所以，在国家利益面前，我们根本不要对美国抱有幻想，要从深层面和有效性方面加强意识形态的应对。
4．加强运用新媒体，积极、主动、有效地应对美国的“普世价值”意识形态战
近年来，为了提升对华意识形态战的有效性，美国媒体不仅仅是赤裸裸的反共、反华，而是非常重视把美国的“民主、自由、人权”等理念包装成为“普世价值”，并把所谓的“普世价值”渗透到具体的事件、议题和新闻、影视、电子游戏等文化产品中，这种意识形态攻略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和欺骗性，但是在理论和实践中也存在极明显的漏洞。
所谓“普世价值”本身在理论上禁不起推敲和分析。例如，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全球影响甚大的《文明的冲突》一书就对西方推行的普世文明进行了精彩而深刻的批判，他本人指出全书的中心主题是分析西方普世价值论的错误，认为推行这种错误的观念是不道德的，对世界和西方都有危险的后果。他批判了“西方文化的普世性面临三个问题：错误，不道德，危险。（The universality of Western culture suffers three problems，it is false, it is immoral, it is dangerous.）”并进而指出“普世主义是西方对抗非西方文化的意识形态。（Universalism is the ideology of the West for confrontations with non-Western cultures）”[18]
在实践上，美国等西方国家极其虚伪的双重标准，更是令其在推行“普世价值”方面难以自圆其说，落得“以子之矛攻己之盾”的尴尬。就连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兰特·斯考克罗夫特就认为小布什政府之所以遭到“世界的拒绝”原因之一就在于对“自由”之类词汇的滥用：“我们到处在讲自由之类的词，但自由对于不同的人意味着不同的事情。自由从何而来呢？拥有自由去做什么呢？自由的限制又是什么呢？这都令人费解。”[19]
无论在传统媒体时代还是在新媒体时代，尽管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对华意识形态战声势很大，大有用普世价值“席卷天下”之意，但是由于其自身在理论和实践中错误百出，无法立足，实际上“普世价值”不过仅是一只“纸老虎”而已。
新媒体大大颠覆了意识形态的传统构建方式，虽然带来了挑战，但也提供了机遇。
首先，新媒体打破西方在意识形态的垄断格局。新媒体的全球化和社会化极大拓展了意识形态的空间，尽管西方在新媒体格局中依然占有极大优势，但新媒体也为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了一定的话语权。新媒体时代之前，跨国媒体完全为西方所垄断，国际传媒中的意识形态战基本上是西方独霸的格局，中国以及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基本处于守势，难有还手的余地，而新媒体时代到来之后，中国近年来在国际舆论空间已经逐步扩大话语权，主流媒体运用新媒体对外传播的能力日强，民间自发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在网络舆论空间的表达日盛。尤其是金融危机令资本主义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新自由主义破产，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意识形态再次受到深度质疑，而成功抵御金融风险的中国道路使得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社会舆论认同度大大提升，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全球垄断格局一去不复返了。
第二，新媒体为中国积极、主动、有效地应对美国的“普世价值”意识形态战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意识形态可以通过无所不在的新媒体渗透到各个领域，极大丰富了意识形态的存在方式，个性化、互动性的新媒体让个人可以“强有力”地对意识形态施加影响，大大降低了意识形态的进入门槛，使得构建意识形态成为一件低成本的事情。降低传播成本，而提高应对西方意识形态的有效传播，则成为当前很值得探索的大战略。
2011年初，一场背景极为复杂的政治动荡在中亚和北非蔓延，被西方称之为 “茉莉花”革命，于是也有受到“鼓动”的少数人于2011年2月20日到北京王府井搞了一场的所谓“茉莉花”闹剧。几个人的“行为”艺术，却被西方媒体连篇载牍刻意“制造”成中国的“茉莉花革命”，其中在2008年3·14用过的各种新闻造假手段卷土重来。
图6 美国之音报道中国“茉莉花”闹剧的新闻
最搞笑的是，当时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居然出现在2.20事件现场，并被中国网民抓了“现行”，用手机等新媒体录下了视频。事后，一个叫做“四月青年”的网站及时披露了美国驻华洪博培大使在现场的视频和照片，讽刺洪博培“打酱油”， 这些照片被海内外媒体广泛转载，搞得洪博培和美国政府不断解释和“掩饰”。
针对西方媒体对2.20事件报道，“四月青年”网站则制作了《揭露外媒造假：2.20王府井究竟发生了什么？》的视频，生动而客观地展示了2.20事件的真相和部分西方记者“生谣”、“造假”的证据，极巧妙而有力地批驳了西方媒体“唯恐中国不乱”的险恶用心。一个投入不高的网站，几张图片和几个视频，打败了诸多西方“媒体”，这充分显示了新媒体时代的传播特点。[20]
图7 四月网的漫画
5．加强运用新媒体构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
应对美国的意识形态战，还要研究新媒体形势下如何构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苏东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其主流意识形态的构建和国内现实的脱节。“大多数历史学家现在已认识到，苏联的崩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意识形态的宣传鼓动和它所面对的现实之间存在着鸿沟。”[21]
这非常值得我们深思。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转轨，社会结构日趋多元，反映到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领域，是各种思潮并起和交锋，甚至挑战主流意识形态。如何通过探索新媒体时代的传播规律，让我们的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不背离实践，能为主要社会群体高度认同和接受，是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一个最为重要、亟待深入研究的课题。
英文参考文献：
BBG: Fiscal Year Budget Request. 2008—2012
BBG: ANNUAL REPORT ,2002—2009.
BBG：Fiscal year 2010 Performance and Accountability Report.
BBG：:Annual Language Service Review Briefing Book
（本文载于新媒体蓝皮书《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1》，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尹韵公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7月出版）
*刘瑞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新闻与传播研究》副主编；周世禄，中国社会科学院网络中心副主任，研究员，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网络与网络安全；甄宇鹏，中国社会科学院网络中心，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信息管理与应用。
[①] J·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
[②]财年，是指财经年度，英文表述为：Fiscal Year。在中国一个财年是从每年的1月1日到12月31日；国际上也有国家是从每年的6月1日到第2年的5月31日，以及从每年的9月1日到第2年的8月31日。美国政府的财年是从十月一日到此年的九月三十日，因此2012财年是从2011年10月1日开始至2012年9月30日。
[③]洪浚浩：《解读美国政府媒体在后冷战时期的新趋势》，《新闻与传播研究》2011年第2期。
[④]美国之音：《美国之音中文部削减计划国会引争斗》，2011年2月17日。
[⑤] 《缺钱 美国之音中文广播要停》，《美国侨报》，2011年2月17日，http://epaper.usqiaobao.com:81/qiaobao/html/2011-02/17/content_414478.htm。
[⑥]洪浚浩：《解读美国政府媒体在后冷战时期的新趋势》，《新闻与传播研究》2011年第2期。
[⑦]德国之声：《美国之音：网络是接触中国受众主要途径》，2011年4月7日。
[⑧]布鲁斯·詹特森、史蒂文·韦伯：《美国的强行推销》，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11—12月号，转引自（2008年11月27日第3版。
[⑨] [美]理查德•加德勒：《在意识形态领域推销美国》，载《纽约时报杂志》，1983年3月20日。转引自李曦珍，王晓刚：《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渗透与冲突》，《新闻与传播研究》2008年第2期。
[⑩] “Ideological Hegemony: Thought Control in American Society” Posted by Morpheus on Saturday April 03, 2004 http://www.question-everything.mahost.org/Socio-Politics/thoughtcontrol.html
[11] 李慎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国际战略》，人民出版社，2011年2月第一版，第263页。
[12]约翰·刘易斯·加迪斯为《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社会科学与第三世界政策》作的序，见[美]雷迅马（Michael E.Latnam）著、牛可译的该书序言部分第7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8月第一版。
[13]李肃：《中国媒体掩盖奥巴马反共反专制》，美国之音网站，2009年1月22日，http://www.voanews.com/chinese/news/a-21-w2009-01-22-voa13-61285682.html
[14] [英国]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高铦等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2月第一版，第286页。
[15] [美]安德鲁·查德威克：《互联网政治学：国家、·公民与新传播技术》·，华夏出版社，2010年4月第一版，第34页。
[16]多维新闻网：《美国务院资助BBC激怒美国人》，2011年3月22日。
[17]洪浚浩：《解读美国政府媒体在后?战时期的新趋势》，《新闻与传播研究》2011年第2期。
[18]戈平:《亨廷顿谈普世价值》，香港《纵横》（双月刊），2010年第6期。
[19] [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布兰特·斯考克罗夫特：《大博弈——全球政治觉醒对美国的挑战》，新华出版社2009年11月第一版，第185页。
[20] 相关图片和视频及报道见四月网，www.m4.cn.
[21] [美] 约翰·刘易斯·加迪斯：《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序言，见雷迅马《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8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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