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美国硅谷华侨华人视角的国家软实力建设研究

“族群（ethnic group）”也称族团，作为一个民族学的学术名词，指地理上靠近，语言上相近，血统同源，文化同源的一些民族的集合体。“族群”常常与移民相关联。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跨国移民问题已成为国与国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利益博弈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和软硬实力的大幅提升，如何借助海外移民族群的双重身份来提升中国的海外影响力，如何凝聚越境移民社团的向心力以促进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如何通过开展海外华侨华人务实工作提升中国国家软实力等，已成为当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议题。本文基于对硅谷华侨华人族群的案例分析，希望对上述问题作出一些回应。　　

一、硅谷华侨华人基本概况　　

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硅谷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是斯坦福大学、国防工业和主导型产业集群相互融合的产物，也是产学研三位一体优势互补的结果，更是创新结出的人类文明成果。[1]昔日的樱桃种植园，如今已经拥有10，000多家高科技公司，约有66万工程师，其中百万富翁1.5万个，亿万富翁则过千；同时还聚集着近4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上千位科学院、工程院院士。硅谷每年所创造的国民经济总产值与韩国持平，在世界所有独立的经济体中名列第11位，为美国乃至世界经济做出了卓越的贡献。[①]硅谷创造的这些举世瞩目的成就，与华人的贡献密不可分。有人戏称，没有早年的IC ( integrated circuit,集成电路)和现在的IC(印度人和中国人,即Indian, Chinese的缩写) ，就不可能有今天的硅谷。[②] 硅谷以快速的发展、丰富的经验、广泛的影响已对并将继续对在其工作与生活的华侨华人发展产生积极的带动，而硅谷华侨华人所彰显出来的时代特点也成为研究海外华侨华人的重要范本。　　

（一） 华侨华人移民硅谷的历史回顾　　

硅谷的发展得益于各国移民的智慧。华侨华人移民硅谷的历史其实就是移民加州的一个缩影。据美国政府记载，首位华人抵达美国的时间为1820年。但真正形成潮流的则是始于1840年代，但为数尚少。1840年至1860年赴美的华人大多为男性。1848年之前，美国华人移民没有超过千人。直到1850年代，华人移民才大量增加。当时北美西岸在加州淘金潮期间得以迅速开发，时值中国国内太平天国叛乱，中国南方尤其是华南一带政治动荡不安。许多贫困、操台山话和粤语的华人移民从广东省来到美国修建铁路。这些早期移民，一半以上来自广东台山。1868年，美国和清政府签订《中美通商条约》，其第五条款规定华人愿常住美国或入籍，皆须听其自由不得禁阻。此条约为美国来华招揽大量华工打开方便之门。然而好景不长，1877年加州经济转入低迷，美国出现第一次排华浪潮。1880年美国与清廷签订《北京条约》，其中第一条规定限制华人到美的人数和年限。1882年，美国通过《排华法案》禁止中国移民。[③]之后的半个多世纪，美国许多西部州陆续生效了一批带有种族歧视的法律，使得中国和日本移民很难拥有自己的土地或找到工作。　　

1950年代民权运动开始，上述歧视性法律才被废止。从这一时期到中国改革开放后的90年代中期，移民美国和硅谷的华侨华人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先是在1952年和1965年美国移民法解禁之后，从中国台湾留学移民美国者居多，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就定居硅谷工作和创业，如台积电的创始人、现任董事长张忠谋等。这个时期移民硅谷的华人主要集中在IBM、Intel、仙童等公司工作。60年代，华人主要集中在硅谷的国防工业领域。70年代后，随着台湾经济渐趋发达和台湾新竹科技园的建设，来自台湾的此类移民逐渐减少。到了80年代初，实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大陆开始向美国派遣留学生，他们大多学有所成和持H-1B签证来到硅谷，与早期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的移民构成了硅谷庞大的华人社会，也因此拉开了中国大陆移民美国和硅谷的序幕。但到了90年代后期，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美国工作前景的恶化，硅谷呈现出一股“逆”移民倾向——大批专业人士开始返回祖（籍）国，形成一股较强的人才回流现象。尽管出现上述现象，但移民硅谷的新移民仍呈上升趋势。据统计，近十年来，硅谷地区的华侨华人人口比10年前增长了60%，总数达到27万左右。这代新移民多就职于高科技公司、金融机构、政府部门、计算机网络技术研发、生物制药、新能源开发、视觉传达行业与文化创意行业及名牌大学。可以说，华侨华人对硅谷做出的巨大贡献和取得的成就，极大地改变了美国人对华人的“刻板”印象。[2]　　

（二） 硅谷华侨华人的现状与特点                             　　

移民硅谷的华侨华人已经构成硅谷社会的庞大群体。作为一个特殊群体，他们是各种社会关系网络的产物，正是在这种关系网络中，移民积极发挥自己的主体性，改变着自身存在的意义。　　

1．硅谷华侨华人的结构　　

从构成来看，硅谷华人社群主要由以下四种亚群体：一是土生土长的美籍华人，也就是通常所说的ABC（American-born Chinese），他们一般是第四、第五代华人；二是通过持留学生签证移民的华人，这一群体主要由20个世纪60年代来自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的华人和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组成；三是随着80年代硅谷的发展，由中国香港、台湾、大陆以及美国其它地区来到硅谷的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华人工程师；四是20世纪70年代和2000年后来自东南亚或世界其它国家、地区的华人。[④]在上述华人族群构成中，来自中国台湾和中国大陆的华人在高科技产业中占据支配地位，其教育背景远高于硅谷之外的其它地区的华人。[⑤]尽管如此，硅谷华人族群并没有因为上述原因而相互之间视为“陌生人”或产生相应的“社会距离”。相反，一些社会纽带把有着共同文化背景的成员紧密联系起来。　　

表1 硅谷高科技企业中华人移民的时间、人数和占移民总数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Bureau of the Census,  Census 1990 　　

2．硅谷华侨华人族群的特点　　

在经过几次大的移民浪潮之后，硅谷华人族群主要由“中国出生的华人”(Chinese-born Chinese,CBC) 、“中国出生的美国人”(Chinese-born American, CBA)和“美国出生的华人”(American-born Chinese ,ABC)三部分构成。由于移民不同时空社会背景的差异，移民硅谷的华侨华人族群也形成了阶段性特点。　　

一是教育程度较高（见表2）。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硅谷起步伊始，由于当时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相对比较发达，来自中国香港和台湾的华人就成了硅谷华人群体的主力军，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包括李信麟，虞有澄、徐人麟、张忠谋、陈义雄等，他们都是来自中国香港或台湾地区的科技精英。[3]　　

表2 1990年硅谷高科技企业的华人和白人的教育水平　　

资料来源：Bureau of the Census, Census 1990　　

进入20世纪八十年代初，随着中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中国大陆留学美国、赴美创业的人数不断上升，尤其是九十年代后，学有所成的留学生凭借中国的开放和美国对华移民政策逐渐放宽等，来自于中国大陆的大量留学生和持H1签证的高科技人才涌入硅谷，逐渐超越港台留学生和技术移民成为硅谷华人群体的主要力量。[4]与传统的“求生型”移民不同，他们受过高等的教育，具有高水平的技能，拥有较全面的综合素质。据2002年斯坦福大学亚太平洋研究中心学者Rafiq Dossani对硅谷10,000名华人和印度人所做的调查研究（见表3）显示，[⑥]硅谷华侨华人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就业则多为高新技术领域。　　

表3 硅谷华侨华人就业产业领域分布（%）　　

（Source from:Rafiq Dossani.Chinese and Indian Engineers and their Networks in Silicon Valley[D].Asia/Pacific Research Center,www.APARC.Stanford.edu.cn,2002.）　　

二是在政治诉求方面，参政能力与日俱增。海外华侨华人在政治领域最基本的、广泛的和深刻的转变,是国籍身份的易位，即由中国公民转变为所在国的居民。目前，大约90%在硅谷工作和生活的华人获得美国国籍。硅谷华人政治生态的改变，大大提升了他们的政治热情，参政议政的意识不断提高，竞选公职积极性增强。[5]自1998年以来，硅谷华人在加州当选和连任的州议员众多（见表4）。　　

表4 华人在加州地区或选区当选的州议员统计表（1998-2004年）　　

（Source from：Rafiq Dossani.Chinese and Indian Engineers and their Networks in Silicon Valley[D].Asia/Pacific ResearchCenter,www.APARC.Stanford.edu.cn,2002.）　　

另据统计，仅2007年，硅谷的圣塔克拉拉县的三分之一的市长都是由亚裔担任，五位亚裔市长中有四位都是华人。朱感生于2007年6月成为硅谷重镇圣荷西市157年以来第一位华人市议员。[6]华人参政议政的图景不仅为硅谷政界带来了新鲜空气，也改变了当地人们对华侨华人“只懂经济”的传统看法，同时还对华侨华人主动融入主流社会，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提供了重要的保证。[7]　　

三是“根”的意识不断增强，创业中展现中华文明的优良品质。“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转而“问祖寻根”,通常是海外华侨华人“根”意识的三步曲。硅谷华侨华人作为时代的见证者，他们对“根”的认识近十年来不断深化。他们在创业中秉承儒家思想，表现出中庸、和谐、孝道、荣耀等优秀品格，传承着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同时也在积极吸纳多元文化的养分，如崇尚自由、个性、竞争的美国文化。[8]正如旅美华人郑嘉仪所说：“我们都是美国人，但都有中国血统，所以成为两国联系的桥梁对我们来说是很有意义的。”[⑦]这种双重文化的认同不仅成就了许多硅谷华侨华人精英的今天，也深化着他们对祖（籍）国的特殊的情结。　　

    二、硅谷华侨华人的社区组织　　

社区组织是指某社区内主要团体间交互关系的模式（Pattern of Interrelationships）。帕克认为社区的本质特征是“有一个以地域组织起来的人口”、“这里的人口或多或少的扎根于它所占有的土地”、“这里的人口的各个分子生活在相互依存的关系之中”。[⑧]硅谷华侨华人来源地广，人口数量大，政治技术精英多，专业程度高，社区组织涵盖面宽，它们在推动硅谷经济社会发展，促进中美两国交往，传承中华文化，提升华侨华人影响力，维护祖国统一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 硅谷华侨华人的组织类型　　

硅谷华侨华人社区组织由中国台湾的技术移民创办。为了增进了解，加强沟通，维护利益，促进中美两国的交流与合作，硅谷地区各种协会、社团、同乡会、同学会、网络组织纷纷成立，大大促进了硅谷华人社区的发展壮大。据初步统计，目前硅谷的华侨华人社区组织多达数百家。从类型上分，既有政治性的、文化性的、技术性的，也有乡情联谊性的和专门的女性组织。[9]　　

1.     政治性组织　　

成立于1999年的“北加州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是由几位居住在硅谷、旧金山等地的中国台湾同胞，本着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信念，发起创建的。促进会成员除来自台湾的华侨华人外，同时也吸引大陆和其他地区的移民参与，共同致力于两岸统一大业。经过10多年的发展，组织不断发展壮大。　　

2.     专业技术性组织　　

硅谷不同行业专业组织的发展，形成了华侨华人巨大的社会资本。目前，在硅谷2000多家由华人创办的公司中，华人科技工们成立了数十家不同种类的协会，比较有影响力的专业技术组织有：硅谷中国工程师协会、华人工程师协会、硅谷科技协会、华人互联网技术协会、北美华人半导体协会、亚美科技协会、中华资讯网络协会、硅　谷华人　博士企业家协会、中华创业协会、华人软件协会、国际华人科技工商协会、中国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协会等等（见表5）。[⑨] 这些组织的宗旨在于通过多种渠道和多样活动，增进和发展专业技术人员之间的信息共享，探讨和实践科技企业的兴办，互相帮助，共同创业，增进中美两国科学技术人员的交流与合作。　　

                        表5.硅谷华人主要专业社团组织 　　

资料来源：Bernard P.Wong,The Chinese in 　Silicon Valley　, Globalization, Social Networks,and Ethnic　　

Indentity[M].Rowman & Littlefiled Publishing,Inc.Maryland,2006,pp.61　　

3.乡情联谊组织　　

同乡会是海外华侨华人联结乡情，服务社会、造福乡亲、创造和谐、谋求福祉、沟通交流的重要平台。在硅谷，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通常都有来源地的同乡会组织，比较有影响的有美国加州圣荷西潮州会馆、美北加州苏浙同乡会硅谷分会、北加州湖南联谊会、北加州湖北同乡会、北加州浙江同乡会、北加州安徽同乡会、硅谷江西同乡会等等。这些组织秉着服务乡亲，促进合作，交流子女教育经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宗旨，开展了大量有效的工作，增进同乡对居住国的理解与认同，密切了与祖（籍）国的关系。[10]　　

4.校友联谊组织　　

目前硅谷有影响力的校友组织有北加州清华大学校友会、北京大学加州校友会、北加州华中科技大学校友会、旧金山湾区南开校友会、中国科技大学校友会、浙江大学校友会、硅谷四川大学校友会等。[11]这些组织的成员通常是赴美学成移民硅谷创业后，因为独特的母校情结而走到一起的，校友会成为他们交流信息、沟通合作的平台。　　

5.女性专业组织　　

硅谷的华侨华人女性工程师和专业技术人员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共同的职业追求、共同的爱好和审美情趣等，把她们紧密联结在一起。硅谷最有影响的性专业组织是硅谷女性联合会。该组织由一批早年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接触女性在三八国际妇女节发起成立，旨在鼓励女性经济上独立，多为社区做事，提高社交能力，为创造和平，和谐社会做贡献。　　

6.网络社会组织　　

发达便捷的网络也为硅谷华侨华人社区增强了凝聚力和提供良好服务平台。目前由华侨华人创办的网络平台包括：硅谷清华联谊网、加州华人网、加州州府华人网、加州湾区华人网、加州阳光、加州在线、唐城网、中加在线等网站。这些网络为硅谷华侨华人提供就业、学习、生活等各方面的咨询信息，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美国主流社会。[12]　　

除了上述这些主要社会团体外，硅谷还有华人文化体育协会、华人艺术家协会、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北加州华人联盟等各类社团组织，几乎囊括所有行业和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士。　　

（二） 硅谷华侨华人社团组织的特点  　　

 硅谷华侨华人在长期相互交往中所形成的社区组织，发挥着网络化、结构化的作用，具有浓厚的东西方文化色彩，在促进中美两国交流与合作，密切相互关系中发挥显著作用，彰显出“越境移民族群”以及“互动者”二者所形成的时代特点。   　　

1. 源自国家和地区的广域性　　

    美国的移民文化特征在硅谷表现的极为突出。硅谷华人族群由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越南、新加坡、泰国、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的华人所构成（见表6），呈现出广域性特征。　　

目前，大陆华人是构成硅谷华人社群的主力。大陆华人移民的主导群体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伴随中国改革开放热潮而进入美国，留学后来到硅谷工作创业的。他们的真才实学逐渐在美国社会获得了认同，据统计，硅谷临近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授予华人的科学、工程学学位中，上世纪八十年代只有10%授予中国大陆华人，到了九十年代中叶，授予大陆华人学位的人数比例达到了53%，其中授予科学、工程学学位的大陆留学生所占的比例是10%和35%。[13]　　

表6   硅谷华人来源国家和地区（1990）　　

（资料来源:U.S. Bureau of the Census, United States Census2000）　　

具有中国台湾背景的华侨华人人数在硅谷华人中位居第二。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中国台湾数百万人移民海外，而移民美国约有60多万，加州的旧金山、洛杉矶是中国台湾移民的主要集聚地，其中学成移民的则多数选择在硅谷定居、创业。八十年代，硅谷台湾华人“回流”，其比例逐年下降。到了九十年代，硅谷的大陆的移民人数首次超过台湾移民。　　

目前除大陆、中国台湾移民外，中国香港华人已经成为硅谷华人的第三大主导群体。这一群体中涌现了一批成功人士，如：华钻创投 (Diamond Tech Ventures)创办人、车库科技风险（Garage Technology Ventures）投资合伙人黄学思(Henry H. Wong)、大展公司（Achievo）创始人兼主席李本能（Robert P. Lee）以及2003年成功当选为洛斯奥托市(Los Altos)市长的严挹梅等。[14]　　

硅谷华人移民群体中的另外一部分则来自东南亚及其他国家。据统计，从1976年到1990年，美国收容了越南、缅甸和老挝难民共计957，316万人，其中华人占难民总数的三到四成。[⑩] 这些华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来到了华人比较集中的硅谷，成为硅谷华人社群的重要组成部分。除此之外，硅谷华人社群中还有少量华人是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以及拉丁美洲的留学生移民和投资移民。[15]　　

2. 知识工的主导性　　

硅谷始于斯坦福大学科学园，早期以科学技术为先导的创业就赋予了知识工主导性的特点。从历史的角度看，无论是早期、中期，还是直至21世纪的今天，硅谷华人多是通过留学移居硅谷的求职创业者，他们构成了硅谷华侨华人的主体。例如从1978年到1998年间，中国向外派遣留学生达30万人，其中留学美国的中国大陆学生占中国大陆留学生总数的40%。学成后，留美的中国学生凭借深厚的专业知识功底和与祖（籍）国通勤的便捷性优势以及对硅谷创新文化的向往，因而纷纷把硅谷作为工作和居住的首选地。据统计，在硅谷总职员中，华人和华裔职员人数已达25万，华人工程师数量占硅谷工程师总数的20%以上。[11]可见知识工已经成为硅谷华侨华人的主体。　　

3. 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性　　

文化认同是指人类或地区社会从文化角度确认并确立自己存在的根源、性格、意味和生活方式，[12]也是指人们分享共同的文化模式（信仰、价值观、规范、习俗等），彼此在文化上具有共同的心理情感和意识。[13]虽然华人族群居住、工作、生活在硅谷，受到美国文化的熏陶，但并不影响他们对祖（籍）国文化的认同。在硅谷的社会生活中，华人既是中华优秀文化的承载者，也是传播者，他们为硅谷多元文化特色增添了丰富的内涵，例如，每逢中国的春节、元宵节、中秋节、端午节等，他们都会举办庆祝活动，并常常邀请与吸引当地居民甚至是政府首脑的参加。他们还密切关心祖（籍）国的未来发展，通过各种方式推动中美两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4. 居住区域的相对集中性　　

与传统的华人社区相比，硅谷没有形成唐人街，华侨华人社群居住和工作在不同的城市和小镇上，处在不同的社会空间，但由于职业的不同和产业的相对聚集，也促使他们发展自己的集中区域。正如　华裔　教授胡大伟所言，在旧金山湾区，亚裔移民聚居在某一集中地的时代已经过去，未来30年亚裔人口将会倍增，人口的分布会逐渐和继续扩散到硅谷的边缘地区。不过，在人口扩散的同时，不同族裔仍然倾向于聚集在某些特定的城市或地区，例如有的华人居住在洛斯奥托，或者在门罗公园和帕洛奥托地区，其它人则居住在南圣荷西和弗里蒙，这种居住地的相对集中性折射出华人不同的社会、经济地位。[16]另外，出于房价、工作地等因素考虑，目前从中国台湾和中国大陆新来的华人比较喜欢居住在弗里蒙、桑尼维尔、山景城等城市。出于孩子受教育的考量，许多上层和中上层的华人则比较喜欢居住在基础教育环境好的库伯蒂诺。尽管华侨华人个体之间由于工作领域、经济状况、受教育水平等差异居住在不同城市或地区，但总的来说，华人居住区域仍多集中在硅谷腹地的几个城市。[14]　　

5. 融入主流社会的差异性 　　

差异性实质上就是一种文化的不同或是多样性，华人融入主流社会的差异性，在某种程度上讲就是对一种文化的认同度。从现实来看，许多华人还是与主流社会存在一定的距离。究其原因，一是语言的障碍导致缺乏基本的交际能力；二是工作的紧张，创业的艰辛，使华人很少有时间参与其它社会活动，缺乏对美国文化和社会的真正了解，造成融入的障碍。今天的硅谷华人社团正在努力采取措施改变这种状况。但由于构成成分的差异，硅谷华侨华人族群融入主流社会的方式也各不相同。[17]大部分硅谷华侨华人通过从事高科技工作融入主流社会；部分先就职高科技公司，然后自己创业成为企业家后融入主流社会；部分伴随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的提高，通过参选当地公职融入主流社会；其余部分则通过参加硅谷白人的组织、协会等方式结交朋友融入主流社会。　　

    三、硅谷华侨华人族群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经过短短几十年的拼搏，硅谷华侨华人族群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显著改观。随着国际迁移速度加快和中国的崛起，硅谷的华侨华人族群，在文化冲突与价值观念背离、种族争端与就会机会不均、适应与非适应、同化与非同化、回归还是留下等博弈中，面临着各种机遇和挑战。　　

（一） 硅谷华侨华人群体面临的机遇　　

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深陷经济危机泥潭，从加强金融监管到提振实体经济，从支持前沿科研到资助中小企业，从改进教育系统到努力创造就业岗位，从提出促进出口计划到力推新能源战略……美国正被卷入一场被新闻界冠以“再工业化”的历史变革当中。[15] 在这种国家战略实施进程中，硅谷华侨华人将面临一种极好的机会。　　

1. 新兴产业带来新的创业浪潮　　

    美国的所谓“再工业化”不是简单的再度工业化，更不可能返回劳动密集型和资源要素型的低端增长模式，其要义在于大力发展生物技术、风力发电、纳米技术、空间技术、电动汽车等高新技术和新兴产业，并以此改造传统制造业，建立新产业部门，创造新经济增长点。[18]这种转变无疑将带来许多创业和就业的机会。数据显示，尽管2008年硅谷的总就业率多年以来首次出现了下滑，但是美国核心产业的就业仍然保持了增长，信息产品和服务业就业增长超过4%，生命科学产业就业增长超过3%。[19]另据硅谷最大报纸《圣何塞信使新闻》一项最新分析结果表明，美国硅谷各大公司2009年度在应对经济衰退冲击方面取得成效，150家最大上市公司的的营业额比过去七年增加了70%，利润达到474亿美元，比上一年度上升88%左右。[16]在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经济缓慢复苏的进程中，硅谷以其高密度的创新技术展现自身的活力，迎来了新一波的创业浪潮。这必将为拥有3000家高科公司的硅谷华侨华人群体带来极好的机遇，抓住了这个机会，不仅可以获得丰厚的商业利益，大大提升华商企业实力，而且还可通过二次创业兴业实现个人价值。[20]　　

2. 文化融合催生华人和谐社会　　

在经历了“相遇(contact)、竞争(competition)、适应(accommodation)和同化(assimilation)的社会适应”后，硅谷华侨华人展现出独特的文化品质：他们以善于创造、勇于求变的心理动因，推动着科学技术的反思与变革；他们以开放、大气、包容的态度对待不同文化的冲击，在保持自身文化特色的同时，吸取其他文化的优秀养分，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他们以责任、义务、法制、平等、公正为共同准则和社会公德，在透明的市场机制下，冲破一切传统文化的束缚，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展现硅谷华侨华人群体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华侨华人族群在硅谷长期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形成的“不断创新，鼓励冒险，宽容失败；崇尚竞争，平等开放；讲究合作，以人为本”的族群文化特质，为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催生社会的包容和谐，增强华人族群的凝聚力，提升自身的社会地位等，带来了极好的机会。　　

3．中国的崛起为硅谷华人精英发挥作用搭建平台　　

中国的崛起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从国内来看，产业结构加速调整，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速，“十二五”国民经济《纲要》顺利实施等，中国正处在重要的战略机遇期。这种形势的新变化，不仅给世界经济发展带来了极好的机会，也为深谙中国文化的海外华侨华人回到祖（籍）国施展才华，搭建起良好平台，提供了绝好机会。　　

从现实情况来看，近10年来，许多移民硅谷创业获得创业成功华人企业家，已从战略的高度把注意力投回到自己的祖（籍）国。昔日在祖（籍）国学习与生活经历形成的人脉网络、深谙中美两国文化的优势等，使他们在全球化的竞争中，得心应手，成为穿梭于两岸三地的跨区域企业家、创业者、“空中飞人”和“全球人”。他们凭借先进的理念、技术优势和成功的商业模式在获取商业利益的同时，既把硅谷的文化理念、文化模式传播到祖（籍）国，也把中国发展的信息传播到世界，推动着中美两国的经贸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实现着人生的价值。[21]　　

（二） 硅谷华侨华人面临的挑战　　

    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无疑也对硅谷造成重大影响。从2008年11月开始，硅谷出现的失业和商业地产空置的情况日益加剧。低迷的硅谷市场走势无疑对硅谷华侨华人提出了挑战。　　

1. 竞争压力倍增　　

    尽管2008年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对硅谷的作用具有滞后性，但影响依然直接。自1990年以来，硅谷每位雇员创造的增加值一直超过加州和美国的平均水平。但在2008年，硅谷地区的劳动生产率首次与加州的劳动生产率持平。在收入方面，硅谷与美国向着不同的方向变动。2008年，硅谷地区的人均收入首次出现了0.8%的轻微下滑，而美国平均水平微增了0.2%。[17]房地产方面，2008年第4季度，硅谷商业地产的需求出现了急剧的下降，所有类型房产的空置率大增。2009年，硅谷的失业率持续攀升，3月一度达到11%，同期全美失业率为8.5%。一年之内，硅谷的失业率几乎翻番。可见以创新著称的硅谷也受到了金融危机的直接影响。硅谷经济的低迷与颓势对华侨华人族群在硅谷的工作、学习、生活提出了挑战，部分华侨华人因此丢失了工作，面临的竞争和生活压力前所未有。　　

2. 在新环境适应过程中遭遇心理困惑   　　

帕克的社会距离理论认为，移民对新环境的社会距离是由于自己在心理上迫切地想融入其中，但由于文化上的隔离等原因，导致很多人陷入了“边缘人”的尴尬境地。他们因此产生紧张感、失落感，表现出过分小心、谨慎、自卑感和不敢自作主张，对自己的天性进行抑制等。边缘人处于劣势、被排斥，具有不稳定性、强大的生命力和反社会倾向等特征。[22]因此，边缘人的存在就构成了社会重大的不稳定因素。[18]尽管硅谷华人族群中不乏科技精英、政治精英、学术精英、商业精英，但相对于庞大的华侨华人群体而言，仍有相当大一部分群体成员，由于价值取向、文化冲突、语言障碍、创业失败、婚姻家庭等原因，正遭遇新的社会环境适应过程中的压力和困惑，有些甚至走向极端。血淋淋的报复性冲突背后，折射出硅谷华侨华人承载的各种社会心理负担。[23]　　

3．经济衰退影响生活品质　　

美国社会并非财富的乐园。据美国人口普查局　2010年9月23日　披露美国家庭经济状况的年度调查报告显示，2009年，美国整体贫困率已上升到14.3%，人数约4360万；相当于每七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是穷人。以硅谷所在的圣塔克拉拉县为例，2008年经济衰退期以来失业者人数高达10万，失业率超过12%；有将近1.2万户家庭因失业或入不敷出而无法还贷，被银行收回房屋拍卖失去家园。另外，在硅谷拥有高薪的华裔家庭，面临着房价、房贷、税务、保险的高额支出，其可支配收入也已微乎其微，经济状况亦不容乐观。[19]　　

    四、硅谷华侨华人与国家软实力建设路径探析　　

毋庸置疑，身处世界高科技中心这一独特地区的硅谷华侨华人，是中国国家软实力建设中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他们身上折射出来的中华民族优秀品质和执着的创业精神，既是中华软实力在世界文明进程中留下的深深烙印，也有利于中国的崛起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因此，我国应该从战略的高度为他们创造条件，构架平台，凝聚各种力量，增强自信和活力，补充新的养分，维护中华传统道德价值观，加强他们对祖（籍）国的认识和了解，提供多方面的帮助和支持，拓宽文化传播渠道，充分发挥硅谷华侨在建设国家软实力中的作用，使他们真正成为中国软实力的重要象征和符号。 　　

　　（一）强化认识，充分发挥硅谷华侨华人的作用 　　

硅谷是一个高度发达的技术社会，始终走在世界创新科技前列，是人类科技发展的有力推动者、促进者和扩散者。作为硅谷重要组成部分的华侨华人有着独特的优势，他们的双重身份赋予不同的职责，其软硬实力的强弱不仅关系到族群自身利益，[24]也关系到祖（籍）国的国家利益。不少知名学者断言，21世纪是中美两国的世纪，中美两国关系的好坏直接攸关世界的和平发展。哈佛大学著名经济　史　教授尼尔·弗格森甚至提出了“中美国”的设想。在他看来，中美之间的关系不是不平衡的，而更多的是一种共生关系，即东方的“中美国人”储蓄，西方的“中美国人”消费；东方的“中美国人”加工生产，西方的“中美国人”提供服务业；东方的“中美国人”出口产品，西方的“中美国人”进口产品；东方的“中美国人”积聚外汇储备，西方的“中美国人”乐于过赤字生活，印制东方的“中美国人”渴望的美元债券。可见，中美两国关系之重要，相互之间的博弈也将更趋激烈。[25]　　

因此，从中国和平崛起成为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大国、经济大国、文化大国出发，和从华侨华人族群自身利益考量，我国都必须从国家战略的高度重视发挥这一特殊群体在建设国家软实力中的作用。首先，进一步提高认识，增强对这一特殊群体的全面了解，搭建有效平台，加强国际合作。其次，通过他们将硅谷文化、技术、资金嫁接到国内高新企业、高新园区，直接服务于创新型国家建设，使中国尽快成为有实力、有影响的科技强国。科技强，势必提升中国国家软硬实力，提高海外华人华侨的地位。再次，除了政府间的战略对话机制外，应当充分利用硅谷华侨华人政治、科技、文化精英的特殊身份的优势，通过民间文化外交、科技外交、文化外交等手段，解疑释惑，为中国和平崛起营造良好的环境。 　　

　　（二）构建平台，打造硅谷和谐华侨华人社会与文化之家　　

　  如同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华侨华人一样，硅谷华侨华人拥有中华文化中的共同的文化观念、共同的心理结构、思维方式和价值体系，这为构建和谐侨社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但要充分考虑硅谷华人社团的特点，如来源地广、知识层次高、政治态度各异等。要在这种背景下建设和谐华人社团，就必须抛开传统的思维，以创新的形式，突破政治和心理的隔阂，借助中华传统儒家文化，把来自不同地区的华人华侨以及他们组织的社团紧密联系起来，增强凝聚力，使他们真正成为中国倡导的构建和谐世界中的重要力量。一是国内应该定期组织一些文化交流活动，尤其是要组织有规模、有影响，能够代表国家文化水平的大型文化活动，如“中国文化周”、“中国——硅谷文化月（季）”等，使之逐步形成常规化，以活动为平台来增强不同背景族群之间的了解，在社会活动中夯实中华“软实力”基础。但这类活动的内容应该尽可能“去政治化”、“去商业性”。在国家主导大型文化交流活动的同时，也应该鼓励地方政府和有实力的文化艺术团体在几大节庆期间，如春节、中秋、端午、七夕等传统节日，前去慰问演出，以此拉进不同华裔社团与祖（籍）国的亲近感。二是以非政府组织的形式在硅谷培植几所有影响、有规模的中文学校或是中华文化艺术中心，使之成为华侨华人子女和外国学生学习中华文化之家。 　　

　　（三）教育为本，强化华侨华人子女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 　　

　　“认同( identity)是人们意义与经验的来源”。[20]它着重于探讨现代国家在建构国家认同的过程中，面临着因种族和宗教的复兴，移民乃至各种跨国力量的兴起所带来的巨大挑战，对文明之间的冲突、国家认同、族群认同、国家认同危机的结局等。认同在全球化浪潮中具有超越时空的力量。然而，出生并成长在美国的华裔青少年们，由于历史原因和身份限制，他们感到被社会边缘化，存在民族虚无感，和缺乏作为主人的安全感。再如身处硅谷的华侨华人，他们研发、创业投入时间多，很少有时间顾及孩子，下一代的教育成为多数华侨华人的头痛问题。如果丢掉了下一代的教育问题，或许就失去了一股认同的力量。[26]因此，以教育为本，强化华侨子女的认同感显得特别重要。为此，一是需要依托社团组织促进华人子女之间的交流。随着华侨华人从“单身汉社会”变为以家庭为主的族裔社区以及华人人口的增加，华人社团组织亦发生变化。这些社团组织的功能不断放大，许多社团组织已经把教育后代作为重要的职能。[27]为了顺应这种变化，国内从中央到地方，可以采取对口支援的形式，为相应的华人社团提供教育下一代的必要手段，如提供教材、现代化的教育手段等，使他们在学习之中强化对祖（籍）国、祖籍地文化的认识，提升他们作为华人的荣誉感和使命感。二是通过华文教育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在中华文化和汉语对全球影响日益提升的背景下，我国政府应抓住推广中华文化的契机，加强对“海外希望工程”的华文教育。首先要培养学习者的学习兴趣，从一些可感知的文化现象入手，让他们产生认同感。其次要用“扬弃”的辩证方法看待传统文化，以使中华文化的精髓世代流传。再次要注意文化传承的时代性，结合中国现在的国情，以发展的眼光对待固有的文化，不断补充丰富中华文化；结合海外华人的当地文化，既强调他们的文化身份、他们的根,也要尊重本地文化，互相吸收合理成分，做到中西文化融合。三是创造条件让华人子女在社会环境中认知、体验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无论是在居住国还是在祖（籍）国，可以通过组织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来让华人子女接触社会，亲身感受丰富多样的、具有中华特质的社会现象、风土人情，学习更多的文化知识，以此来培养他们的社会观察能力、文化适应能力和民族情感。 　　

　　（四）依托资源，发展以中华优秀文化为载体的硅谷创意产业 　　

在硅谷，无论哪一种产业，其运作的核心都是“创意”，尤其是在“经济文化化”和“文化经济化”的互动关系日益紧密，文化创意产业发展面临更多发展空间的今天，处在世界上最先进的高科技中心和创意中心的华侨华人，有更多的条件和机会，来发展以中华优秀文化为载体的文化创意产业，全面提升中华文化的“软实力”。[28] 　　

　　首先，国家应充分利用硅谷的人才、技术、创作源泉与资源，以及他们熟悉的全球市场等有利条件，帮助深处世界高科技中心的华侨华人积极发展以中华文化内涵为载体的文化创意产业，做大做强“内容产业”。其次是协助建立“三大战略”，即以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为载体的特色战略，以骨干创意为主导的龙头带动战略和实施区别发展战略。再次，引导有战略眼光和有实力的华人企业，打造有影响的、属于硅谷全体华人的平面媒体和电子媒体。目前，旧金山湾区有三份比较有影响的华文媒体：《侨报》、《世界日报》、《星岛日报》，因为历史原因，它们的受众群体存在着来源地的地域差异。作为文化传播的载体，受众的差异性严重制约了文化的分享和和谐华人社区的建设。为此，建议通过不同方式，突破传统受众界限，在硅谷创办一份《硅谷华人世界》的报纸或是刊物，并建立电子媒体，使其真正成为硅谷所有华人传播文化、获取信息、倾诉乡亲、促进科技、文化、教育交流的新平台。最后，加强图书出版机构和中文书店网络的构建。原由对华友好人士Chris Noyes创办，现由国家外文局和香港联合出版集团控股的《中国书刊社》（China Books & Periodicals,Inc.），长期致力于中国文化的传播与推广，在美国有一定的知名度；但在书店网络方面，除常青书店、南海艺术中心外，也只有几家规模不大的书店和录映带租借点，影响力有限。[29]为此，国家应该创造条件，鼓励有实力的国内出版集团到硅谷设立出版公司，不仅可以针对硅谷和整个美国高科技人才需要的组织编辑书籍出版，还可以以此为平台，把美国高科技的图书介绍到国内来，促进两国之间文化与技术交流。但在出版的选题上，必须做到题材、内容、写法、翻译、编辑、设计、印刷、装帧、开本、推广等多个方面本土化。 　　

　　（五）拓展渠道，推进硅谷华侨华人与祖（籍）国的务实合作　　

　　硅谷华人社团是维系硅谷华人社群的重要纽带，也是软实力的一种具体体现。为了进一步扩大社团组织在硅谷华侨华人中的影响力，我国职能部门和一些权威的专业机构应该加强公共外交手段，密切与华人社团的联系，协助组织一些有意义的交流活动，在增进了解的过程中强化这些华人社团的感召力。为此，一是国家有关部门应建立硅谷、旧金山湾区的华裔政治领袖、科技精英、成功华商等信息库，定期邀请他们访问中国，以增进对祖（籍）国的了解，并通过他们参政彰显硅谷华人实力。二是国家职能部门可依托硅谷几家有影响的社团组织和机构，如硅谷中国工程师协会、华源科技协会等，经常开展中国与硅谷的科技交流、技术合作，定期在中国和硅谷举办“中国-硅谷科技精英高峰论坛”，使其制度化、常规化，以此会聚华裔精英，交流信息，推动中美两国之间的科技合作。三是鼓励有条件的中国高科技企业、高新技术开发区直接到硅谷设立研发中心，吸纳硅谷的华裔科学家和工程师加入到研发团队，壮大华人实力；四是鼓励有实力的国内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通过投资、置换股权、购买股份等形式投资硅谷华裔创办的高科技企业，加速有发展前景的华裔企业快速成长。五是定期组织硅谷华裔科技精英考察团深入到我国高新区和科技园区考察，寻求合作机会，拓展合作领域。六是紧密依托国内国外企业创建硅谷华人之家。针对硅谷华侨华人的人数、整体实力以及与祖（籍）国的密切关系，国家职能部门可以借鉴日本、印度等国的经验，依托国内和硅谷的华裔企业共同组建 “美国硅谷华商中心”，使之成为融会展、美食、宾馆、旅游、信息服务等为一体的多功能的华人之家。 　　

　　（六）强化地位，维护和提升祖（籍）国崛起的大国形象 　　

良好的国家形象已成为一国对外交往的旗帜、走向世界的通行证、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实践证明，海外华侨华人的社会地位与祖（籍）国的国际地位有着密切相关。硅谷华侨华人族群是植根美国社会的一个独特群体，他们的双重身份在提升和维护中国国家形象方面有着重要作用。首先，进一步提升硅谷华侨华人的硬实力。除这一特殊群体自身努力外，国内也可以创造条件，提供更多的商业合作机会，做大做强华商高新技术企业，以此引导国际社会对华商的重新认识，借“文化他者”展示中国崛起的大国形象。[30]其次，引导和鼓励华人在对美国国家认同的同时，强化民族认同和对中美两国的双重文化认同，用他们在创业中折射出来的执着、坚强、聪明、善良、开放、谦虚、包容维等优良品质，提升中华民族的国际形象。再次，不断提升华侨华人积极参与斡旋中美冲突和争端的能力，在维护中美两国共同利益、调中美关系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一是通过硅谷有影响的华人精英、商业名流等积极影响美国政要，推动中美关系的良性发展；二是鼓励硅谷华侨华人更多地涉足美国本土的传媒业，客观公正地传播中国形象，用地方媒体抢占美国人的“情感市场”；三是充分利用硅谷华人“意见领袖”深谙中美两国文化的优势，经由他们通过地方媒体，以访谈、读者来信、专栏文章等方式，对中国的话题做出快速公正反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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