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比亚事件联想几则
（之一）有普世价值，无普世路线图
XX兄提到的问题颇有现实意义，的确值得深思。
问题核心在于：一个广泛、普世的理想（如大同世界）是否必须，是否可能提出一个放诸四海皆准的“路线图”？
以 《哥达纲领批判》为例，马克思处身于专制时代，流亡海外、衣食无着，不提出斗争、革命的主张也是奇迹。但他逝世后不久，英国军事官僚退出政治舞台，给民主 议会道路提供了政治条件，这时，恩格斯便认为革命手段有修正的可能。此后，欧洲先进国家也的确走上和平演变道路。该发展说明，具体的“路线图”往往受时空 条件制约，无论是盲目仿效（革命输出，或进口革命），或强加推销（鼓吹颜色革命，或建立阿富汗、伊拉克式的虚假民主庙堂），都不可取。
钱 穆先生曾经点出，中国传统社会的特点，在于缺少欧洲式的政治“大理论”，但是，历代的政治制度却往往体现了很先进的做法（大意。记得他举过许多例子，譬如 汉朝的分权与互相制衡）。除此之外，从商鞅变法的划时代意义，也可看出中国的政治主张多有针对性和实用性，绝非泛泛之谈。
当 前中国处于十字路口，主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者，解释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也无法说明中国还剩下什么社会主义。主张“社会民主主义”者，面对的问题 是，中国社会缺少社团斗争的政治文化背景，因此很难建立欧式的阶级政党，也因此谈不上阶级利益代表间的议事、谈判、妥协、共识、合作。主张迎合“颜色革 命”者，包括“普世价值膜拜”者，则必须考虑到狼外婆更关心的可能是削弱、肢解、遏制中国。 我们当前既缺少雄伟的大理论，也缺少一个明确的路线图，因而只能随波逐流。
更加严重的是，处于后现代的新新代与新贵，物欲横流，生活、思想支离破碎，早已成为消费商品的机器，更遑论探讨国家、民族前途或世界大同。
最近“国共之争系不同社会精英做出不同选择”一说，引起大家的共鸣。个人一向主张，中国的前途在于顺应中国社会的特点与习惯，选贤与能、精英治国；同时应当设计公平程序，以避免精英之间的斗争。
（之二）利比亚事件的法律思考
正是因为缺少制度规范，二战结束前诸多国家拟议、正式批准了一个实施半个多世纪的《联合国宪章》，并且成为国际关系的基本规范。
1。主权、内政不容干预；2。禁止动用武力；3。惟有在“自卫”、“安理会授权”、“对敌国的敌对行动进行军事干预”（当时是指德、日）这三条件下才允许动用武力。这些都是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基本原则。
冷战结束后美国推动“人道主义干预”（近代史上一向是侵略的借口，也是《宪章》刻意规定主权不容干预的原因）、“联合国无关紧要”、“国际保护责任”，其意图不是改善、修正《宪章》的缺失，而是回避任何约束，或滥用安理会的授权。
无论《宪章》或诸多战争法、公约、判例都明文规定“内战期间第三国维持中立，禁止对任何争议、交战方提供武器与军事援助”。
另外，根据国际共识与惯例，每当一个新政府产生，国际社会为避免“干涉内政嫌疑”，不得过于急切承认新政府；同时，不得承认受外界力量扶持的新政府（必然是傀儡）。大家只消看看自南斯拉夫动乱以来的所有事件，就知道国际法已荡然无存。这正是合众国取代联合国的结果。
（之三）提供武器给叛乱团体符合国际法吗？
《联 合国宪章》拟定时经过长期仔细推敲、千锤百炼，是件内容严谨、环环相扣的国际文书。禁止滥用武力，禁止武力威胁，禁止干预内政等等方面都有具体规定。如果 允许第三国向反叛团体提供武器，“不干涉内政”的规定便失去意义；而且实际上，国际法院也多次做过判决，裁定第三国无论在申诉国的国内或国外以军事行动 （武装、培训）支持反叛军，均构成侵略行为。
《联 合国宪章》的主要缺失在于两方面，一是对暴政（独裁不一定是滥杀平民的暴政）没有对应机制（因为涉及内政）；二是一旦安理会对侵略国做出集体制裁决定，如 何组成军事制裁团体没有具体规划（原因是早期美苏间达不成协议）。但是，冷战结束后将《宪章》加以修改和完善化的可能性大大提高。遗憾的是，美国背道而 驰，采取单边主义、霸权主义的做法，将现行国际法体系破坏得体无完肤。
此 外，第三国一旦承认某个政治实体为中央政府，便不得挑战其管辖权。如果该国发生内战，即便第三国承认叛乱集团为交战团体，也应当保持中立地位，不得对叛乱 团体提供军事援助。一旦内战结束，某叛乱团体取得实际有效统治地位并受到第三国承认为中央政府，当然，此后对该中央政府的军援及军售便属正常的外交与贸易 关系。
（之四）评利比亚问题引发的“民主论”与“利益论”
中国近来出现不少批评政府不积极配合十国联军军事行动的议论。照其逻辑，为争取“原始股”，中国的对外政策最好是效仿法国，一马当先灭了叙利亚与伊朗。当中国自身难保之际，某些人也会率先里应外合，把中国切割为7大块，从中牟取犒赏与暴利。
如此赤裸裸的越过法律、道德底线的议论，特征是敢于说出强盗羞于启口的话。这在中国并不少见，也是国家真正的危机所在。
就利比亚问题，除了“利益论”之外，还有“民主论”。“民主论”者避而不谈的是：伊拉克非但毫无民主可言，甚至让“管理当局”设计为弱势政府，一国三分（库德、逊尼、什叶）；除了供油功能之外，毫无国际地位、发展前途可言。
至于利比亚，其未来命运即便是彻底“伊拉克化”，却让国际媒体结构性排除于大家的视角之外；这也巧好给“民主派”提供了高来高去，尽情发挥的“理论基础”。
这次北约组织以“保护平民”为由，进行长达5个 月的狂轰滥炸。实际情况却是掩护反叛军、杀害政府军士兵与百姓和更替政权。该行动的最大的赢家当然是侵略国的石油公司与军火公司，而输家除了利比亚人民、 西方的纳税者之外，就属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这几个对侵略行动不表赞同，又恰好属于全球经济一片萧条中的少数新兴“金砖国家”。由此观之，美 国一石数鸟的战略部署是再也清楚不过。有些国人主张“支持侵略国的军事行动”，就像是卡达非主动向反叛军提供弹药，滑稽得令人喷饭！
（之五）中国的真正可怕之处在哪儿？
刘亚洲中将系刘建德将军之子，李先念的女婿，现职为国防大学政委，据说属太子党一员。他对美国的态度在中国大陆知识界很有代表性，甚至可能是主流。一旦两国间起冲突，后果不言而喻。
历史上多少人死于美国当局之手暂且不谈，刘文提及的“第三件事”非常有趣，即：“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坠毁的那架767客 机，本来是要撞向白宫的。后来机上乘客与恐怖分子搏斗，才使飞机坠毁。因为当时他们已经知道世贸大楼、五角大楼被撞的消息，他们决定，不能无所作为，要和 恐怖分子进行殊死斗争。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做了一件事：决定投票通过，是不是要和恐怖分子作斗争。在这么一个生死攸关的时刻，我都不把我的意志强 加给别人。后来全体同意，才去与劫机者搏斗。什么叫民主，这就是民主。民主的理念已经深入到他们的生命中、血液里、骨髓中。”
911事件10周年纪念日在即，刘的议论不由引起我的好奇与疑问：
1，机上乘客是如何获知前两架飞机出事？据专家调查，2001年手机还无法与地面通话。
2，即便乘客获知前两架飞机撞毁了双子座大楼，除了搏斗还有什么其它出路？
3，在恐怖分子持械劫机的情况下，乘客如何投票决定是否进行搏斗？
4，刘亚洲怎么能够知道表决后全体同意？如何知道飞机坠毁不是由于导弹击落，而是搏斗的结果？
5，果真部分乘客进行了商议、做了搏斗决定，不过是审时度势的无奈选择，与民主有何关系？
如此者般，就因为崇美，一个神话故事便无边地编织出来。国防机构政委若是尽皆如此，国家非亡不可。
（之六）从利比亚事件对理想主义的思考
对理想主义，我的理解是：古希腊时代的理想主义建立在奴隶制度的根基上；启蒙时代以来，理想主义则以殖民地的奴隶与资源为滋养；一战结束前后萌生的左倾理 想主义，则是受到失意犹太人的蛊惑（Rothschild之流决不会动世界革命、国际主义的脑筋），而且无论是世界大战或冷战，实际上还是一场场争夺霸权 的较量。我们这一代，所谓的“68代”，即属受理想主义蛊惑最严重的一代。
在我们不久前的童年时期，大家成天接触的电影还尽是“如何将美国红蕃赶尽杀绝的英勇扫荡”，“泰山又如何在一声号令之下，动员非洲的野兽对抗野蛮黑人”。 只要看看当前又有多少电子游戏把伊斯兰教徒（背景多是清真寺）当作反恐战争的射杀目标，以及这些“游戏”又是如何在现实战争中加以灵活运用，就该知道我们 的理想主义早该随着巴尔干的枪声破灭。
后冷战时期扬弃了一切虚假理想主义，重现了人类社会常态，因此最好是不抱幻想，集中关注于如何自救。 利比亚的处境虽远不比中国，但是，未雨绸缪，有些问题还是值得大家深思：
1， 利比亚战争既然是场大卫与巨人间的不对等战争，卡达非的顽抗究竟有何意义？他的行动该褒还是贬？如果放弃抗拒，什么时候该做此选择？
2， 安理会1973号决议给北约组织的军事行动开了绿灯。以中国的处境考虑，是否做了正确的决定？加促西方“大中东战略计划”的完成，对中国有何好处？
3，如果今后某日西方箭头直指中国（譬如，集体妖魔化，撤走资金，断绝包括石油的一切贸易，甚至封锁海外中国公、私存款，赖债、支持反对派等等），中国又该如 何自处？我们的核子武器该对谁使用？是降服还是对抗？海内外同胞会有多少人选择对抗？我们保钓人士会有多少人在支持国家与政府之间举棋不定？ 2011年8/9月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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