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实验令人发指 美可能被诉危害人类罪(图)
发现惊世秘密的里维尔比。
美国人把非洲裔男子当作实验对象。
美国医生约翰·卡特勒为所谓的“病人”注射。
60年前，成千上百名危地马拉监狱囚犯与妓女发生性关系后感染梅毒，随后接受青霉素治疗。这些囚犯不知道，他们已沦为美国医学工的“实验品”。60年后，这段黑暗历史由美国人自己揭开，危地马拉总统称之为“违背人性的犯罪”，危地马拉政府还表示要将美国以危害人类罪送上国际法庭。
六十年后发现尘封档案
根据美国生物伦理问题研究总统委员会8月29日公布的初步报告，为了测试青霉素能否治愈和预防性病，美国研究人员竟然在1946年至1948年故意让1300多名危地马拉囚犯、精神病患者和性工染上淋病、梅毒和软性下疳等性病，其中只有大约700人得到某种治疗。截至1953年底，共有83名实验对象死亡。
这一令人发指的丑闻最初曝光于去年。在阅读已故医生约翰·卡特勒留下的档案文件时，美国韦尔斯利学院从事女性和医学史研究的专家苏珊·里维尔比惊讶地发现，卡特勒曾于上世纪40年代在危地马拉的监狱里秘密进行人体实验。里维尔比说，在得知这一惊天秘闻后，自己“差点儿从椅子上掉下来”，怎么也无法相信会有这种事。
根据资料显示，这项由约翰·卡特勒主导的恐怖计划实施于1946年至1948年，试验体为危地马拉囚犯、士兵和精神病患者，他们中的一些人被故意安排与妓女进行不洁性交，以便感染性病。当得知某些囚犯仍没有感染上性病，试验人员则拿带有病毒的注射器划破他们的阴茎或脸，甚至进行脊柱穿刺注射。负责调查此次丑闻的生物伦理问题委员会主席艾米·古德曼认为，如此肮脏的项目居然由官方资助，这是美国官方医学研究史上最黑暗的一页。而这些“人类小白鼠”对实验目的毫不知情。这些实验对象有的接受了青霉素治疗，有的则没有接受过任何治疗。
《纽约时报》介绍说，古德曼主持的委员会目前已研究了超过12.5万页文件，并已将结果送交危地马拉，最终报告可能还需更多时间，但已披露的细节令人怵目惊心：一名女精神病人被故意感染梅毒，几个月后才被注射青霉素，最终她因眼睛和尿道出血感染，抢救无效而死；另一名精神病患者头骨中被注入梅毒杆菌，最终因脑膜炎发作而瘫痪。
里维尔比发现这些资料后，于去年5月在一次业内会议召开时曝光了这件事，随后将自己的发现写成报告。报告说：“美国公共卫生署医生卡特勒曾在危地马拉从事梅毒项目研究。当时，青霉素问世不久，公共卫生署想搞清楚它能否治愈梅毒早期感染，而不仅仅是预防这种疾病；这家机构还想知道多大剂量的青霉素可治愈梅毒，以及患者治愈后再次感染梅毒的途径。”
类似实验多达四十余次
美国新闻网站“公共记录”发表文章称，最新的曝光只是政府非法和不道德实验丑闻的冰山一角，很多可怕的丑闻都还没有揭示。这些可怕的非法实验的名单很长，例如政府辐射实验，海军水手化学制剂实验，人脑控制项目实验，中央情报局和国防部在“反恐战中”中对“敌方战斗人员”的实验等等，“国家安全”已经成为严重侵犯人权的借口。
去年10月，也曾有美国政府官员透露，类似实验不止在国外进行，在美国国内也发生过“10多次”。美国媒体今年2月爆料说，上世纪40至60年代，美国政府曾打着“研究治疗方法和研发新型药物”的旗号，对国内的囚犯和疾病患者进行了“高达40多次”人体实验，包括让精神病患者感染肝炎病毒、让囚犯感染流感病毒以及向慢性病患者注射癌细胞等。更令人愤慨的是，一些实验仅仅出于研究人员的好奇，根本没有任何成果可言。
一些媒体报道了美国在拿“自己人”做试验与拿危地马拉人做实验时的区别对待。英国《卫报》称，美国生物伦理问题委员会指出，在那个特殊时期，卡特勒的实验并不是唯一的，其他研究人员也曾拿人当“小白鼠”进行实验。但是随着实验的细节进一步曝光，委员会成员的结论是，即便是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研究人员的行为也是异常不道德的。他们比较了卡特勒1943年对美国印第安纳州囚犯进行的类似实验。这些囚犯至少被告知了实验的内容，并且同意参加这种实验。而对危地马拉人的实验则是在他们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
《华盛顿邮报》的评论认为，对比卡特勒在使用美国籍实验者和危地马拉籍实验者时不同的做法就可得知，他们是明知故犯，是“非常不道德的实验”，必须受到严厉谴责。
更让人震惊的是，在拿危地马拉人进行性病实验的1946年，美国和其他国家正在进行纽伦堡大审判，受审者包括在集中营里拿犹太人进行实验的医生。有美国网民评论说：“美国当时不正忙着审判一帮在集中营进行人体实验的纳粹医生吗？自己同时却在犯同样的罪行，令人难以置信。”
这种观点跟愤怒的危地马拉民众不谋而合。
美国阴影笼罩下的国家
地处中美洲西北部的危地马拉是古代印第安人玛雅文化中心之一，也是中美洲土著印第安人比例最高的国家。这个国家的历史经常与贫富分化、动荡、战乱联系在一起，还时不时冒出以血腥著名的军人独裁者，而且美国的阴影几乎无处不在。危地马拉没有与中国建交。
美国著名学者查默斯·约翰逊在其《反弹》一书中，把危地马拉称为美国在自己“后院”实行帝国政策的一个典型国家。约翰逊在书中写道，1954年，由于艾森豪威尔政府认为危地马拉当时实行的温和的土地改革政策威胁了美国的商业利益，于是由中情局组织和资助了一次军人政变，推翻了当时的总统。后来，左派游击队发起反抗，又引发由中情局和五角大楼支持的对玛雅农民的种族灭绝。1999年，一份由联合国资助的危地马拉内战真相调查委员会撰写的报告说：“美国对政变军人的训练”是“种族灭绝的一个关键因素”。“整个玛雅村庄被焚毁，村民被屠杀，以使游击队失去庇护”。据该委员会称，在1981年到1983年间，由美国政府支持和资助的危地马拉军人政权摧毁了约900个玛雅人的村庄，杀死了大约20万当地的农民。
显然，美国在这样一个国家进行人体病毒实验虽然令人震惊，但并不是无脉络可循。据美国公共电视网报道，美国的这次实验经过了危地马拉卫生官员富内斯的许可，因为即使是在1946年，美国人也不可能随意进入危地马拉的监狱或者军营。《纽约时报》称，卡特勒曾千方百计销毁罪证、掩盖真相，他并非不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和伦理问题，但坚持这么做，表明他对危地马拉人存在种族主义歧视。
美可能被诉危害人类罪
危地马拉政府称，在美国曝光这起丑闻之前，他们一点也不知情。危地马拉总统阿尔瓦罗·科洛姆称之为“违反人性的罪行”。据英国《独立报》报道，危地马拉政府还表示要将美国以危害人类罪送上国际法庭，这也是奥巴马成立生物伦理问题委员会，尽可能多地调查试验细节的原因。
危地马拉副总统埃斯帕达8月29日称，危地马拉方面已经找到5名非法实验的幸存者，并准备把他们送到危地马拉最大的医院进行检查，以确定实验对他们本人和家人所造成的影响。据介绍，这5名幸存者年龄在85岁左右。埃斯帕达表示，危地马拉政府将对检查结果进行分析，然后决定如何应对。检查结果将于今年10月由科洛姆提名组成的总统调查委员会公布。
去年10月，美国总统奥巴马被迫就此事向科洛姆表示道歉，强调这种行为“违反了美国人的价值观”，并下令组成生物伦理问题研究委员会对事件展开深入调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和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长凯瑟琳·西贝利厄斯也联合发表了道歉声明。
美国生物伦理问题研究委员会表示，这项得到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资助的研究项目，“没有将危地马拉人当人来看待”。虽然对梅毒、淋病等性病治疗方法的研究是当时的一项重要科研目标，但研究人员没有任何理由在明知违反伦理道德的情况下进行这种实验。委员会主席艾米·古特曼说：“参与实验的研究人员连对人权最低限度的尊重都没有，实验毫无道德可言。”据报道，这个委员会将在今年12月发布最终调查报告，“评估该事件涉及的道德问题”，以“确保类似事件今后不再发生”。
“危地马拉媒体和我的同胞们反应强烈，”科洛姆总统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当然，世界上其他国家也发生过类似事件，但以一名危地马拉人和国家总统的身份讲，我宁愿这类事件从未在这片领土上发生过。”
中国社科院拉美所副研究员孙洪波说，美国在危地马拉做的这个“医学实验门”事件对美国在拉丁美洲的形象是一个沉重打击，这唤醒和刺激了拉美人民的历史记忆。在当前国际格局下，拉丁美洲人民对美国的“不信任感”会加剧。
■链接
三大恐怖人体实验
美国塔斯基吉梅毒实验
危地马拉秘密人体实验事件唤起美国人的另一段可怕记忆，即“塔斯基吉梅毒实验”。自1932年起，美国公共卫生部门以免费治疗梅毒为名，把亚拉巴马州数百名非洲裔男子当作实验对象，秘密研究梅毒对人体的危害，而当事人实际上未得到任何治疗。公共卫生部门对实验对象隐瞒真相长达40年，使大批受害人及其亲属付出了健康乃至生命的代价。这一研究直到1972年经媒体曝光才终止。尽管美国政府在“东窗事发”后下令彻查、予以赔偿并最终于1997年作出道歉，却无法挽回带给受害人的莫大伤害。
值得一提的是，“塔斯基吉梅毒实验”的领衔研究人员正是从事危地马拉秘密人体实验的医生卡特勒。而韦尔斯利学院医学史学家里维尔比也正是在梳理“塔斯基吉梅毒实验”相关资料时，才发现了危地马拉秘密人体实验事件。
卡特勒1985年以教授身份从匹兹堡大学退休，2003年去世。
德国纳粹人体实验
二战期间，奥斯维辛集中营中的纳粹医生约瑟夫·门格尔曾在数十万名犹太囚犯身上进行过恐怖的医学实验，一些囚犯甚至遭到活体解剖，门格尔因此被人称做“死亡天使”。他在1500多对双胞胎身上进行各种恐怖的人体实验，包括将各种化学药剂注入双胞胎的眼中，企图改变眼睛的颜色；把双胞胎缝在一起创造“连体婴”等等。这些双胞胎最终只有200多人活下来。
另外，德国空军曾于1942年强迫实验对象在充满冰水的水箱内坚持3小时，测试人体抵抗低温的极限。还有实验将囚徒脱光衣服扔到温度低于零度的室外数小时，再尝试各种方法让实验幸存者恢复体温。
日本731部队实验
侵华日军731部队始建于1932年，最初对外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1941年8月改称满洲第731部队。日军先后在长春、北京、南京、广州和新加坡等地设了大型生物战基地，从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生物战体系。
731部队的指挥官石井四郎及其下属犯下的众多暴行包括：最残忍的活体解剖；在女囚徒身上进行梅毒实验；用马血等动物血和人血交换注射实验；把人头朝下吊起来的倒控实验；对人进行低压或真空的实验；把人胃切除，肠子和食道直接缝合的实验；把人胳膊锯下，左右肢交换接肢实验……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731部队为了掩盖罪行，屠杀最后一批在押人员，自行炸毁细菌实验生产的核心建筑设施，并在战败前用数十辆专列把其设备、资料和人员拉回国内。而石井四郎在战争结束时获得了美国占领军官方的赦免，并没有因为他犯下的罪行而在狱中度过余生，在67岁死于咽喉癌。
■点评
人权卫士颜面尽失
上海法学会生命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刘长秋说，人体实验是现代医学研究的基本手段和必经环节，正如世界医学大会在《赫尔辛基宣言》中所指出的：“医学进步取决于对人体对象进行实验的研究”(第四条)、“即使是最经久的预防、诊断和治疗方法也必须不断地由科学研究来检验它们的有效性、效率、易利用性和质量”(第六条)。然而，人体实验也经常为一些急功近利的人乃至机构和国家所滥用，以致酿成人类医学发展史上的悲剧性事件。美国在危地马拉所进行的性病实验就在此列。
该事件是对世界人权事业的一次严重亵渎，其曝光对于向来以“人权卫士”自居的美国来说无疑是一次嘲弄，充分暴露了美国人权外交的虚伪性，使美国对内对外所奉行的双重人权标准再次暴露无遗！
同时，该事件的曝光也凸显了强化国际生命伦理法律规范的必要性，尤其是在直接涉及人类生命尊严的国际人体实验立法方面。医学的进步离不开人体实验，但很显然，人体实验的进行必须建立在国际法律与伦理准则基础之上，否则，就很容易背离医学发展的公益性，沦为个别人乃至国家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工具。
■声音
这是美国医学史上最黑暗、最令人耻辱的事件。——英国《卫报》
所有的美国公民应该感到羞耻。所有危地马拉人会感到痛苦和愤怒。——德国《明星》周刊
一项由政府资助的、规模庞大的可怕实验，居然被隐瞒了几十年，仅仅是因为一位学者的较真，才偶然被揭露，这让人怵目惊心。——英国《独立报》
危地马拉实验是一扇通往黑暗时代的窗户，美国医学史上黑暗的一页呈现在聚光灯下。——美国technorati网站
这是美国历史上可耻的事件，它记录了美国医学不道德的经历。——奥地利国家电视台
(本版文字据新华社、《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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