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后自由资本主义凯歌高奏的声浪中，在寄托当年政治理想的政权分崩离析之后，这些时代印记深刻、内容多为政治宣传的著作，在今日一般读者看来，已经不合时宜；即便其中的若干，对于当年自家的见解，也是弃若敝屣，羞于承认，甚至不惜以今日之我反对昨日之我。不过，在当年的英国，尤其在青年知识分子当中，这些畅销的严肃著作却发挥了不凡的政治影响力。它们充满另类思想视角的政治挑战，让当政者不能不悚然而动。事实上，它们对于战后英国工党主导的激进社会改造做了思想的铺垫，就此而言，这些著述不仅仅具有文献的价值，作为一种“理论的实践”，它们也参与了历史的塑造。它们的出版发行和产生的巨大影响，是三十年代英国的激进形势使然，也与左派知识分子，特别是红色出版商维克多·戈兰茨（Victor Gollancz）所主持的左派读书俱乐部 (Left Book Club)密切相关。
从传统上讲，英国知识分子与激进运动没有太深的历史渊源。英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雷蒙·威廉斯，在写他那本社会思想史名著《文化与社会》（一九五八）之时，就敏锐地发现，从十八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那些声名显赫的英国知识分子，其社会思想大都带有保守主义倾向，即便是资本主义的严厉批评者，也往往带有浓厚的中世纪情结。这与欧洲大陆的情形迥然不同。早在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激进社会主义思潮在欧洲大陆的知识分子圈子里蔚然成风，可是，在海峡的这一端，却得不到英国知识分子的热烈响应。在当时的伦敦，传播激进社会主义思想的，大都是欧洲大陆的政治流亡者，他们是在一八四八年欧洲革命失败之后来避难的。英国的自由制度仿佛是一只铁笼子，既为这些危险的思想提供了安全的庇护，同时也驯化了其斗争的“野性”。到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在巴黎公社失败后，又有新的一拨政治移民加入这个行列，但他们始终无法打入英国知识界和工人运动的主流。当然，英国也有少数土产的社会主义者，例如，罗伯特·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信徒、宪章运动的幸存者，还有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不过，这些人多为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英国工人阶级没有太大的影响。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之前，没有一位著名的工会领导人自命为社会主义者。在当时的英国人眼里，“社会主义者”一词简直是一个带有异国色彩的标签，足以骇人听闻。有人把这种现象归因于英国的政治传统，认为英国政治制度相对自由，弱化了工人阶级反抗的锋芒，让激进的社会主义意识无从产生。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出现的工党的社会主义，是改良性质的，并非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版本。正如著名的工党史家亨利·佩林所说，这种英式社会主义有一个最大特点，那就是，它认为不用暴力就可以实现权力的转移。
马克思主义性质的政治团体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才在英国出现，其成员多为产业工人，殊少知识分子。到了一九二○年，几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宣告合并，成立英国共产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的影响下，开始有一批知识分子信奉马克思主义，不过，他们大多是出道不久的青年人，在国内没有影响力，也没有形成强劲的气候。思想进步的大牌知识分子都被工党罗致在麾下，这些人倾向于渐进式改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激烈变革，如G.D.H.柯尔、罗素、托尼、韦布夫妇、H.G.威尔斯等。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十月革命严重冲击了德国和法国的政治生活，共产主义成为欧洲知识分子的核心话题，让许多作家为之心仪，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即为显例。然而，在同时期的英国，即便是好异思奇的先锋派作家，对此也是熟视无睹，那里的知识分子最感兴趣的是心理分析，所以英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比例相当低。
英国知识分子在三十年代集体向左转，其主因是社会形势发生了突变：国内严重的经济危机，国际上法西斯主义抬头，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样板作用。在二十年代的欧洲，资本主义高度繁荣，一九二八年，英国还在流行一个口号：“要福特主义，不要马克思主义。”然而，到了一九二九年，形势急转直下，经济危机席卷而来，工业减产，设备毁坏，工厂废弃，失业人口剧增。到了最严重的一九三三年，失业工人达到三百万人。一贯养尊处优的中产阶级也难免失业之虞，在一九三四年春，有五分之一的白领失业。狄更斯笔下触目惊心的贫困景象，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英国居然再度出现。保守党政府应对无术，频出下策，削减公职人员的工资，致使民怨沸腾，造就了一个反叛的中产阶级。在野的工党也无救世良策，立场左右摇摆不定。一九三一年，作为帝国象征的海军，竟然也出现士兵哗变的现象，革命一触即发，资本主义的末日似乎来临。
国际形势也相当严峻，在远东地区，日本军国主义日益嚣张，一九三一年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在欧洲，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上台，法西斯势力重整军备；一九三六年意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一九三六年西班牙组建了民主的联合政府，佛朗哥在德意法西斯的支持下发动叛乱。在这一系列震惊世界的大事件当中，英国无一例外地采取了绥靖政策。政府软弱无能的内外政策让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失望之极，他们痛切感到，只有共产主义才能遏制法西斯主义，制止即将到来的战争。于是，他们把期盼的目光转向了国力蒸蒸日上的苏联。
相对于经济阴霾笼罩下的其他欧美大国，苏联可谓一枝独秀，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工业化迅速实现，社会主义福利制度已经建立起来，根本不存在失业问题，整个社会就像一部大机器，按部就班地平稳运行。仅此一项，就已经让英国的升斗小民羡慕不已了，更得到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称道。介绍苏联的书籍和报道，开始激增，而且相当正面，一时间，苏联成为人类未来的唯一希望。
当时，在宣传苏联成就方面，有四位最具影响力。他们分别是出身名门世家的约翰·斯特拉奇、费边社的思想灵魂韦布夫妇，还有一位是伦敦经济学院的左派教授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斯特拉奇理想中的英国社会，就是苏式的社会主义社会，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共产主义是实现它的客观工具。韦布夫妇两次造访苏联，在那里发现了他们心仪已久的价值观：以科学和理性更新社会，还有清教式的道德观。他们访问的成果《苏式共产主义：一种新的文明？》（一九三四）出版之后，在知识界引起了一阵轰动。工党出身的拉斯基也经历了巨大的思想转变，从相信渐变论和司法变革，转向鼓吹革命。总之，苏联的一切都被理想化了。左派读书俱乐部就是在这种幻想与激情交织的思想氛围下出现的。
左派读书俱乐部的发起人和思想灵魂是红色出版大亨维克多·戈兰茨。戈兰茨一八九三年出生于伦敦的一个犹太人家庭，自小就在物质条件优越、文化生活高雅的环境下长大。他的祖父是犹太教的拉比，父亲是珠宝商，叔伯辈人物多为学者名流。他早年属于自由派，后来成为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他在牛津大学毕业后，投身于出版业，显示出精明的商业头脑和不凡的灵活手腕。一九二八年，他另立门户，创办了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出版公司，专事文学出版，获利颇丰。一九三五年五月，他仿照当时美国出版业的做法，建立了会员制的左派读书俱乐部。他的初衷并不是为了扩大营业额，而是有着深刻的政治用意。从近的方面说，这是为了给反法西斯运动和反战事业制造舆论，避免英国也走向法西斯的道路；从远的方面说，是为了给英国未来走向社会主义做思想准备和政治动员。就在左派读书俱乐部筹建过程中，人民阵线政府在法国大选中上台。这个消息令他大受鼓舞，他希望这一局面也会在英国出现。
左派读书俱乐部的核心机构是选书委员会，由戈兰茨、拉斯基和斯特拉奇组成。他们负责遴选和审读书稿，选中的稿件交戈兰茨出版公司出版，由俱乐部负责发行，每月出版的新书以相当优惠的价格卖给会员。俱乐部还创办了小型会刊《左翼书讯》（Left Book News），免费赠送给会员，后来更名为《左翼讯息》（Left News）。它是沟通俱乐部与会员的重要纽带，由社论、动态和书评这三个主要栏目组成。社论由戈兰茨本人执笔，动态栏目报道俱乐部的活动，书评栏目是由拉斯基和斯特拉奇主持笔政，品评和推荐俱乐部本月发行的新书。左派俱乐部招募会员的广告发出去后，读者反应强烈，应者云从，在一个月内，就有七千多读者登记入会，大大超出戈兰茨本人的预期。一年后，会员达到四万五千人，在发展最鼎盛的时候（一九三八年三月），达到五万八千人之多。
左派读书俱乐部从它一九三六年成立到一九四八年解散，十二年之间，总共发行“月选新书”一百五十种，其中绝大部分是时政评论、纪实报道、回忆录，一般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只有四种。在月选新书当中，偶尔也有质量很高的学术论著，例如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A.L.莫顿的《人民的英国史》（A People’s History of England），自首次出版以来，多次印行。最受欢迎的是长篇纪实报道和自传性作品。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由左派读书俱乐部发行后，在读者中引起了相当强烈的反响。这本书于一九三七年十月出版，此时日军正在空袭南京，有关侵略军兽行的报道开始见诸英国报端。这个月的《左翼讯息》即为中国专号，所刊文章谴责日军暴行，呼吁英国民众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在以后的几个月内，左派读书俱乐部举行了上百次的集会和游行，声援中国的抗战事业。戈兰茨本人投入了相当大的心力，他组建了声援中国运动委员会，支持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因此获得国民政府颁发的勋章。
左派读书俱乐部成立之后，组织会员在全国各地建立读书讨论小组。小组规模大小不一，大到城市里的数百人，小到村子里的几人，到一九三七年底，俱乐部下辖七百三十个地方讨论小组，几乎遍布全国城乡。小组定期讨论俱乐部每月发行的新书，组织各种政治集会。规模小的在会员家中聚会，一边饮用茶点一边讨论；城里规模大的讨论小组，在咖啡馆、书店或者会议厅里聚会。随着俱乐部影响的扩大，讨论小组也扩展到海外，在澳大利亚、南斯拉夫、智利、中国、南非、挪威、锡兰等国的英国人社会里，都有数量不一的讨论小组。例如，仅澳大利亚就有十七个，一九三九年，布里斯班的一个小组有成员四百五十多人。俱乐部成员的构成复杂多样，大约五分之一是共产党人及其同路人，当然也有工党人士。就阶级成分来说，以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主，也有工人；工人出身的成员主要集中在地方小组。除地方小组之外，俱乐部还下辖若干专业小组，由各个行当的专业人士组成：科学家、医生、工程师、律师、教师、公务员、诗人、作家、艺术家、音乐家、演员。
一九三六年爆发的西班牙内战，是左派读书俱乐部成立的重要契机，以各种形式援助西班牙共和派政府成为左派读书俱乐部的重要活动。他们写文章、出书、演讲、集会和游行以示声援。各地援助组织也纷纷出现，他们运送食品和医疗设备，派遣医生，收容难民，领养巴斯克儿童。左派读书俱乐部发行了许多报道西班牙内战的书籍，其中最著名的两部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的月选新书《叛乱中的西班牙》（Spain in Revolt）和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的月选新书《西班牙自白书》（Spanish Testament）。前者是长篇纪实报道，讲述了西班牙内战的来龙去脉，笔带深情，文字极富感染力。后者是左翼作家亚瑟·凯斯特勒（Arthur Koester）的自传。西班牙内战爆发后，他在西班牙进行采访，亲眼目睹了马德里的陷落，他本人也被佛朗哥的国民军逮捕入狱。书中所述，乃是他在西班牙惊心动魄的实际经历，以及身陷囹圄中的种种思考和体验。许多读者就在此书的打动下，潜入西班牙，加入了国际旅。有人认为，这本书是左派读书俱乐部发行最有传世价值的两部作品之一；另一本是乔治·奥威尔的报告文学《通往威根码头之路》。
在西班牙共和国政府这一边作战的国际旅，由各国左派和进步人士组成，其中有英国志愿者两千七百六十二人。由于英国政府奉行不干涉政策，禁止国民参与西班牙内战，这些志愿者大多是以偷渡的方式来到西班牙。他们先是偷渡英吉利海峡，潜入法国，然后，经过当地左派人士的悉心安排，在月黑风高的夜间，穿过比利牛斯山的羊肠小道，才得以进入西班牙境内。这些人之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左派读书俱乐部的会员。战事惨烈，伤亡率奇高，在英国志愿者中，有一千七百六十二人受伤，五百四十三人死亡，死者一半是英国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他们当中有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此人有英国的“卢卡奇”之称）和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拉尔夫·福克斯。
左派读书俱乐部的兴盛，有英国共产党鼎力相助的因素，它的迅速衰落，也与戈兰茨同英共发生分裂有关。自从一九二○年成立之日起，英国共产党一直唯苏联马首是瞻。一方面因为，苏联是当时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其意识形态吸引力实在难以抗拒；另一方面，在英国政治格局中，英共的力量太弱，它需要苏联秘密资金的支持，这样一来，英共的内外政策就不得不附和苏联的意旨。在一九三五年共产国际“七大”之前，英共受到共产国际的误导，奉行阶级对抗政策，把社会改良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等量齐观。这一错误的关门主义政策使英共在国内陷入孤立，错过了在三十年代初整合激进力量的大好良机。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正式放弃了阶级对抗策略，宣告成立统一战线，以应对法西斯的猖獗，这才有英共与戈兰茨的携手合作、共创左派读书俱乐部的局面。可是，到了一九三九年，苏联突然与纳粹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这在苏联一方自然有它不得已的苦衷，然而，西欧的左派人士对此颇感意外，质疑之声一直不断，英共的声望自然受到打击。“二战”爆发之后，包括戈兰茨在内的英国左派全力支持政府参战，最初英共也持有这一立场，然而，后来它一度听从莫斯科的指令，认为这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力主反战，左派读书俱乐部的领导层因此而发生分裂，斯特拉奇支持英共的政策，拉斯基和戈兰茨坚决反对。团结的基础不复存在，自由讨论也就无从谈起，紧接着，“二战”爆发，此时最需要的是行动，而不是思想，左派读书俱乐部开始走下坡路，会员数量一路下滑，战争结束后，只剩下七千名会员。一九四八年，戈兰茨解散了俱乐部，他的理由是，工党已经上台执政，左派读书俱乐部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
左派读书俱乐部的初始目标是推动人民阵线政府的成立，防止战争的爆发，这一目标未能实现，但是，它在战前和“二战”期间对于激进思想的传播，却为工党在一九四五年大选中击败保守党铺平了道路。在新成立的工党内阁中，有八位阁员曾经是左派读书俱乐部的成员，其中包括已经放弃共产主义信仰的粮食部长约翰·斯特拉奇，就连首相艾德礼本人，也曾经是俱乐部的供稿人，他的《工党展望》(The Labour Party in Perspective)曾经是俱乐部的月选新书。在战后工党主导的社会改造中，左派读书俱乐部当年所要求的充分就业、房屋兴建、医疗社会化等福利改革措施，在很大程度上都得以实现。
在战后的岁月里，特别是在一九五六年英国新左派兴起之后，“老左派”戈兰茨也与时俱进，找到了新的政治议题，投身于人道主义事业与核裁军运动，不过，这位昔日的文化英雄已经过时，社会声望和影响远不如当年，这个时代激进的思想舞台，已经逐渐为E.P.汤普森和雷蒙·威廉斯等新人所占据，不过，这一代新左派的中坚人物，当年也都是左派读书俱乐部的热忱读者，或许这一点还可让他深感自慰。
（Paul Leity ed.,Left Book Club Anthology,London：Victor Gollancz,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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