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社会一直以来都有一个令人十分头痛的传统，就是严重的阶级分化以及社会对这种分化的强烈意识。这种分化在英国的教育系统中体现得最为充分。来自于精英或者中上层家庭的子弟传统上往往进入收费高而教育质量优秀的私立学校或说独立学校（private schools, independent schools），主要包括公学（public schools）和文法学校（grammar schools）学习，而大批工人阶级家庭背景的孩子则进入免费的公立学校（state schools，以综合学校[comprehensive schools]为主）学习。相应地，前一种学生中的很多人毕业后就进入以牛津、剑桥为首的名牌大学深造，之后再进入包括政界在内的国家政治、文化、经济权力的中心；后一种学生中的不少人则进入二、三流的大学（尤其是一九九二年开始由技术专科学校〔polytechnics〕升格为大学的所谓“九二后”〔post-1992〕学校）学习，或者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
几十年以前，英国工人阶级家庭的男孩们特别骄傲于他们的“男性”文化。这种文化在校园里表现为反抗学校及教师权威并且不认真学习，在离校后则表现为在制造业找到一份能体现他们男性气质和能力的体力工作。这种弥漫于工人阶级后代中的有意自我培育本阶级文化的过程被民族志社会学家保罗·威利斯（Paul Willis）描述为“学习劳动”（learning to labour），并以此作为他这部三十多年前写就的经典著作的标题。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种反叛而浪漫的培育工人阶级文化的努力越来越失去它的土壤。最直接的原因便是，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以体力劳动为主的传统制造业所能提供的工作机会越来越少，而工人家庭的（男）孩子们也就逐渐失去了发挥他们一技之长的领域。同时，因为没有“学习”学校课程的传统和兴趣，他们似乎一下子变成了完全被社会排除在外的群体，看不到未来能带给他们什么。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下述这种现象：一向以促进男女平等为己任的教育界和学术界有一天突然发现校园里女生越来越多，成绩优秀的学生里女生所占百分比也越来越高。这种“突如其来”的现象引发学者惊呼：未来是女性的吗（Is the future female）？
现在，对于英国的高等教育而言，扩大招生是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布莱尔政府宣称，二○一○年在校大学生的百分比要达到50%），而其中扩大来自于低阶层家庭子弟的比重更属当务之急。这对一向标榜追求社会公平的英国政府来说，就是通过发起社会运动、采取措施、设立项目来帮助来自于代表名额不足（under-represented）的社会群体或者社区的孩子进入大学。代表名额不足的群体或者社区根据英格兰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的分法，包括体力劳动者（包括有技能、半有技能和无技能）家庭、公立学校以及低入学（参与）率区三种。因此，近些年来，对英国高等教育的讨论都离不开以下两个热门话题：“Widening Participation”（扩大参与）与“Aimhigher”（帮助代表名额不足群体或社区的孩子进入大学）。同时，政府也特别鼓励以牛津、剑桥为代表的精英大学积极招收来自上述背景的学生。
然而，这些积极的措施常常遭到反对。最有名的一个例子发生在二○○一年。那年，位于西英格兰的布里斯托大学（Bristol University）宣布要更加积极地考虑并且招收公立学校的学生。作为一所传统的精英大学，它的做法立即引起了独立学校的反弹。每年都有大批毕业生进入布里斯托大学的独立学校认为，布里斯托的这一做法是对独立学校的歧视，损害了独立学校学生的利益。因此这些学校警告说，如果布里斯托大学坚持这一做法，它们也将联合起来抵制后者。不过，即便如此，英国高等教育并没有放松扩大招收代表名额不足之群体或社区子弟的努力。二○○七年三月，英国专门负责全日制大学入学申请的服务机构UCAS（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Admissions Service）宣布，以后大学招生时，报考的学生必须提供父母是否具有大学学位的信息。这样做是为了让那些来自低阶层家庭、也即父母没上过大学的年轻人有更多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然而，这又一次在英国社会引起轩然大波，反对声主要来自于中产阶级，因为后者认为这种做法是对中上层阶级的公然歧视。
大学对于来自低阶层家庭子弟的包容度也引起了大学排名者的兴趣。《卫报》二○○四年就在它的排名中设立了一项包容性（inclusiveness）指标来考察每所大学里来自低阶层家庭或者公立学校学生的比重。不过这项指标因为分数上差距不大（满分是六分）且包含内容过于笼统，显示不出很多重要而微妙的信息。因此，为了深入了解英国大学在阶级（不）平等方面的真实图景，我在下面要引用的是另外一些排名指标以及来自其他一些渠道的更具体的数据。
在二○○七年三月的一份题为《公立学校学生与著名大学无缘？》的报道中，BBC公布，“顶级学府剑桥大学新公布的数字显示，来自公立学校学生的入学申请数字非但没有增加，反而出现下降”，“这个情况在其他著名英国大学也有出现”。这显然与“英国执政工党政府多年来一直致力提高公立学校学生进入大学的比率”的努力背道而驰。该报道进一步指称，“那些称为‘独立学校’的私立学校对例如剑桥等大学的罕有学位的操控有所增加”。这自然让我们联想到当年独立学校扬言抵制布里斯托大学的做法。从抵制布里斯托到操控剑桥，说明代表社会精英力量的私立中学作为中上层阶级传承文化资本、维护自身利益的坚固堡垒，在英国社会中拥有多么强大的影响力！因此毫不奇怪，在二○○六年的大学排名中，《星期日泰晤士报》就把中学校长及大学同行对大学的评估（heads/peer assessments）加在了它的排名指标里。按照这个排名，以一百为满分，得分最高的几所大学依次是：剑桥（六十一），牛津（五十九），帝国理工（IC）和伦敦经济政治学院（LSE）（五十四），布里斯托和伦敦大学学院（UCL）（五十一），爱丁堡（五十）。这一条指标之所以重要，固然是因为它体现了西方同行评估体系（peer review）的学术独立的价值观（中国正是在这方面屡遭诟病），不过同时也反映了英国人固执维护社会等级体系的习性。这个由社会精英（中学校长及大学同行）建立并掌控的英国大学声望排名获得的是英国公众的认可，并由此而成为社会默认的标准。事实上，一九八五年在葡萄牙成立的欧洲精英大学联盟Coimbra集团就早已“合法化”了传统年代里英国（及欧洲）精英大学的范畴：牛（津）剑（桥）布（里斯托）爱（丁堡）。
这种社会标准还反映在大学排名的另一个重要指标上：《泰晤士报》的授予好学位（good honours）学生的百分比（在《卫报》的排名中这项指标叫做所加价值[added value]）。英国的本科学位分为不同等级，而第一等（first class）和二等上（upper second class）则属于好学位。与上面的声望排名几乎一致，授予好学位百分比最高的学校依次为牛津、剑桥、布里斯托、华威（Warwick）和爱丁堡等——二○○七年这几所学校的好学位百分比按顺序分别是88.4、84.6、80.8、78.2、77.7。不过也有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学校。应该是为了在排名中更上一层楼，老牌大学利物浦在二○○六年秋季贸然进行学位制度改革，把它的一等学位获得者的百分比从二○○五年的七提高到了十七（它的好学位，即一等和二等上学位的百分比为63.7）。一时之间舆论哗然，并由此引发社会上对大学排名是否导致英国高等教育学术标准下降的讨论。这个事件说明，对于哪所大学有资格和能力授予更多的好学位，人们心目中早已有一个不可随易更改的天平，也就是一份合法化了的名单。
现在再来对照看看上文提到的代表名额不足的社区或群体的学生在这些社会推崇的“好”大学中占有的百分比。英格兰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的统计数据表明，在二○○一至二○○二学年中，来自于代表名额不足群体或社区的在校本科生在各大学中的分布很不均匀。三项指标的全国平均值为：26%，87%，14%。三项指标的含义为：百分比越低，所收来自于低阶层背景的学生越少。从该委员会的数据可以看出，在校全日制本科生中代表低阶层背景学生的三项指标的百分比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有三十四所大学，其中排在前五位的学校依次为：剑桥和牛津（三项指标的百分比分别为9、55、5），布里斯托（11、60、5），圣·安德鲁（St Andrews，13、62、8，威廉王子曾经就读的大学），帝国理工（14、59、7）。紧随其后的还包括杜伦（Durham）、艾克塞特（Exeter）、伦敦大学学院、爱丁堡和诺丁汉等名校。同时，这三十四所大学中，有三十一所都属于英国两个大学精英集团（即研究型大学）中的一个或两个：罗素集团（The Russell Group）和一九九四集团（The 1994 Group）。前者以剑桥和牛津为首，以二十所大学的数目（英国共有超过一百所大学）而拥有全国大学研究经费65%的份额；后者则由一些比较小型的大学组成。
英国高等院校招生服务机构UCAS在一份一九九九年的报告中也公布，在英国白人大学学生中，有67.25%来自于非体力劳动者（non-manual）家庭背景，7.85%未知，而只有24.9%来自于体力劳动者（manual）家庭。同时，我的前导师莫多德(Tariq Modood)在二○○二年的一项研究里也指出，跟少数族裔背景的学生相比，白人学生更倾向于被所谓的老牌大学录取，而那些新学校或者“九二后”学校则以录取少数族裔学生为多。白人非体力劳动者即中上层阶级在名校中的优越地位由此可见。因此，尽管政府和大学都在努力采取措施让更多的低阶层子弟接受高等教育，英国的高等教育资源、特别是其中的精英资源（名牌大学的学位）却仍然由中上层阶级把持。因此，英国中上层阶级仍然是英国高等教育中的赢家。这在一个阶级分化导致教育分化、教育分化又强化阶级分化的社会里实属“正常”现象。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什么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在美国一直不如在英国这么流行，因为这个理论在像英国一样阶级分化严重、阶级意识严重的社会里才更具有解释力。事实上，从上文所述也可以看出，在成为教育赢家的过程中，英国的中上层阶级一直以反对歧视为理由，拒绝政府或者大学对低阶层群体的“扶贫”政策而“顽强”维护他们接受精英教育的优越权利。这种优越权利要一直等到他们稳定地进入国家权力中心而无失去优越地位之忧以后，才会转变为“扶贫”政策。换句话说，中上层阶级扶助低阶层社会群体是以不牺牲他们自己的阶级利益为底线的。
那么，是不是工人阶级的孩子就没有希望跻身名牌大学？回答当然是否定的。二○○三至二○○四学年，当我在布里斯托大学做教学助理的时候，就教过一个叫做帕特里克的工人家庭的孩子。不过这个学生一直没有公开他的阶级背景，直到半学期后他在班上遥遥领先的学习地位非常稳固的时候，在一次阶级问题讨论课上，他才红着脸说他相信只要努力，工人阶级的孩子也可以做到学业超群。当最后说出“我就来自工人家庭”时，看得出来他是鼓着很大的勇气才说出这句话的。然而媒体上的报道以及我后来的观察仍然表明，即便能上名牌大学，家庭背景不同的学生仍然倾向于互不往来，而这往往是由于来自中上层家庭背景的年轻人喜欢跟“自己人”扎堆儿所致。因此，毫不奇怪，每次碰到帕特里克时，我都会看到他一个人低着头走路，不见年轻人的活泼愉快，却隐隐透出维护尊严的严肃神态。我曾经向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的一位教授提到我的一些学生的情况，而他的第一个反应则是从这些学生的名字中推测他们的家庭背景，并在最后嘲讽说：白人中产阶级的布里斯托！说英国人对阶级背景过分敏感确实一点不为过。
除了帕特里克所说的自身努力的原因之外，低阶层家庭的子弟有机会上名校也是因为前面已经谈到过的，老牌大学在政府和社会的压力下也都试图招收一些来自代表名额不足群体或社区的优秀学生。比如二○○七年六月，牛津大学也像其他一些名校一样，表示要积极吸引更多优秀的穷学生。然而报道这条消息的BBC在同一篇文章中也表明，跟以往一样，这种名校欲向低阶层背景年轻人稍做倾斜的姿态又一次激起了贵族私立学校的批评，理由仍然是，招收学生应该看他/她的个人实力而非所上中学或者阶级背景。然而可惜的是，低阶层家庭没有经济能力负担能培养出众个人实力的私校的学费，但私校对此却往往避而不谈。其实早在一年前，BBC就在一篇谈论私立学校的文章中指出：“左翼的歌手布拉格（Billy Bragg）曾经唱道：‘在私校和酒吧里，不列颠之战还在继续。’这是他一九八六年写成的歌，批评撒切尔时代英国社会等级分明。但今天这支歌仍没有过时。”这让我想起一位英国好友向我描述他和很多英国人当年在工党战胜保守党成为执政党的那一天忍不住想上街走走的冲动。可惜他们当年对工党的满腔热忱和期待早已随着阶级的继续分化而灰飞烟灭。同时，英国学术界前些年曾经流行一时的阶级终结论（the end of class）最近也开始受到（特别是文化资本理论家的）严重质疑和重新检验。这不由让人感慨：不列颠的阶级之战还要持续多久？帕特里克们还要在布里斯托的校区里一个人踯躅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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