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刊《国际社会主义》2008年春季号刊登了利奥·蔡利格和克莱尔·塞鲁蒂题为《贫民区、反抗与非洲工人阶级》的文章，在迈克·戴维斯所著《贫民区星球》一书基础上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在第三世界的强制推行导致工业和农业都倒退，导致大量农民流向城市，加上城市本来的工人失业，使第三世界国家的非正式就业人口占到总就业人口的2／3以上，他们大都居住在城市贫民区中，并形成宗教原教旨主义等运动。戴维斯认为工人阶级的非正式就业化使其失去了传统的历史能动作用，而以非洲的事例说明，正式工人阶级在第三世界仍有相当力量，近些年来的反新自由主义运动都是他们领导贫民区非正式工人阶级进行的。文章内容如下。
戴维斯的论点
戴维斯认为，不但像拉各斯这样的大城市在过去几十年有了飞速发展，而且像瓦加杜古、努瓦克肖特、杜阿拉、坎帕拉、巴马科这些过去的小城市也把周围的小镇和农村包括进来，无序地发展成为了大城市。他认为，从历史上看，人们向城市迁移意味着制造业会有发展，相伴而来的是工资劳动者——即马克思所称为的工业无产阶级——的人数也会增加。而且，通过大规模的农业科学技术可以提高农业生产率以满足城市日益增长的需要。但是，现在却出现了相反的情况：城市化没有带来工业化，生产增加没有带来就业增长。戴维斯认为，产生这一现象的两个罪魁祸首是20世纪70年代的债务危机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在第三世界强行推动的经济结构调整。因此，今天城市化成为了工资下降、工厂关闭和工人大量失业的同义词。
戴维斯问道：目前整个非洲大陆处于城市就业停滞和农业生产率停滞这样一个“黑暗时代”，这种情况怎么能支撑3.5%到4%这样高的城市化增长率，因为它已大大高于维多利亚时代城市化高峰期时大多数欧洲城市平均2.1%的城市化增长率。他认为，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强行取消了对农业的干预，无数农民刚逃离贫困的农村，却进入了城市的贫民区。例如在肯尼亚，1989年以后的10年里，85%的新增人口进入了内罗毕和蒙巴萨的贫民区。一些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实际上变成了大规模的贫民区。2003年，在乍得和埃塞俄比亚，99.4%的人口是“贫民区居民”。当穷人被迫住进贫民区时，富人们在他们的住地周围修建了栅栏和炮楼。仅在南非就有2500家私人保安公司，几乎有30万注册的私人保安保卫着这些围有栅栏的大院。
戴维斯认为，在贫民区大量增加的同时，正式就业陷入了崩溃。工人的工资大幅减少，非正式工作大量增加。他解释说，非正式工作指的是工厂或办公室以外没有签订劳工合同的工作，也许还包括市场上卖菜的和向骑摩托车的路人出售光盘的小贩。他说，根据联合国的数字，20世纪80年代以来，非正式就业的工人已占发展中国家经济活动人口的三分之二。
戴维斯认为，贫民区标志着第三世界阶级结构的完全改组。没有工作的贫民区居民不是推动政治改革的城市无产阶级。他在《贫民区星球》一文的结束部分问道：“一个非正式的无产阶级在多大程度上掌握了马克思最强劲的法宝：历史的能动作用？”他认为，在新自由主义下的贫民区里，没有“统一的主题”，只有由教会、街道上的歹徒、新自由主义的非政府组织和革命的社会运动等等五花八门的组织和人士所进行的“无数的反抗活动”。
目前的情况
从传统上看，非洲工人阶级在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总数中仅占很小一部分。1995年，估计全世界约有2.7亿产业工人，其中40%属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而非洲仅占5%。但即使这个十多年以前的数字也夸大了非洲产业工人在全球中的比例，虽然工资劳动者的人数有增长，但随着生产的结构调整，失业人数也在急剧上升。一些学者也认为，在很多地区，虽然工资劳动者有了增加，但试图以打零工为生的人增加得更快。
从上世纪70年代起，非洲急剧推行了“非正式化”就业，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领导的结构调整计划加速了“非正式化”的进程。在上述计划实施10年后，1991年一些非洲国家的正式工人人数下降了。估计在中非共和国下降了33%，冈比亚下降了27%，尼日尔下降了13.4%，扎伊尔下降了8.5%。同期，津巴布韦推行了私营化，并关闭了被西方资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认为是无利可图的国有公司。在1991年1月至1993年7月期间，津巴布韦丧失了2万份工作。1993年，在大约1000万人口中，失业人数达到了创纪录的130万。有学者认为，到1995年，津巴布韦共失去了2.5万份文职工作，同时通货膨胀在加剧，出口下降。
即使在情况被认为较好的南非，1995年官方公布的失业率是16%，2003年它上升到了31.2%。如果把那些对寻找工作已经不抱希望的人员计算在内，这一数字会高达42%。在许多“传统”领域，正式工的就业遭到了重创。上世纪90年代，采矿业提供的工作减少了47%，制造业提供的工作减少了20%，公营部门提供的工作减少了10%。
非洲非工业化的一个突出例子表现在纺织和成衣业。在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主要由于一些政府主张生产本国代用品以取代从国外进口的纺织品，这些国家的纺织和成衣业有了发展。这个产业的工人人数占了正式职工总数的25％—30%。但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这些国家向外国进口货敞开大门后，这些国家丧失了大量的工作。在加纳，上世纪70年代末期，这个产业雇用了2.5万人，但到了2000年，只剩下5000人。赞比亚的情况也一样，上世纪80年代初，这个产业有2.5万人或者还多一些，但到了2002年，它只剩下1万人。
同样，上世纪90年代，当肯尼亚的大门被撬开后，美国和欧盟的新衣服和二手货蜂拥而入，再加上电力成本的增加，使得肯尼亚的制造商几乎无法进行生产。上世纪80年代这个比较活跃的工业部门曾雇用了大约20万人，后来几乎崩溃。到2004年，肯尼亚成衣出口部门雇用的工人不到3.5万人；这个产业的大小工厂失去了7万份工作。
非正规部门的发展是传统产业衰败所带来的直接后果。但这是否会使工人阶级丧失它牢固的阶级特性或导致它的改组，这值得质疑，因为在工人阶级存在的地方，它对反抗新自由主义的“无数的”群体起了聚合作用。此外，正式工并没有因为自己的“特殊待遇”而与非正式工彼此隔绝，也没有因为住在所谓的“正规化的房子”里而远离人数众多的贫民区居民。
对于非洲工人阶级的性质，甚至对于它的存在，学术上一直有着长期的争论。有些左翼学者，他们曾终身捍卫推动非洲进步的社会运动，但即使这些人也不屑一顾地写道：非洲工人阶级没有取得使它能够推进社会政治运动所需要的团结一致。有的还认为，非洲的发展模式在城市结合的这一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混合的工农阶级。
戴维斯有时也对第三世界或非洲工人阶级是否能够发挥它的“历史作用”表示过怀疑。戴维斯认为，在过去它们也许这样做过，但现在，在新自由主义的冲击下，工人们再次沦为贫民区的居民，他们不可能在这个大陆领导一个新的社会运动，但我认为，工人阶级外观的重构并没有使它完全失去它的“历史能动作用”。
索韦托实例
索韦托是南非最大的城镇，约有200万居民，人口比8年前的一次调查翻了一番。它是一个明显的五花八门的社会，那里有富裕的郊区，里面有现代化的大商场和高尔夫球场。那里也有工人阶级社区，工人们住在种族隔离时期修建的简陋的房子里。他们的社区与擅自占地者所占用的地方和非正式工人的住地紧密相连。这也许就是戴维斯所描述的南部非洲典型的贫民区。
社会上比较流行的一种说法是失业已使南非的劳动力市场两极分化。660万正式工人享有的资产越来越多，而其他工人所享有的则越来越少。但是约翰内斯堡的社会问题调查中心最近调查的结果表明情况并不是这样。这两类工人经常相互转化。2006年，该中心对索韦托的3千多人进行了调查，答卷人回答的情况如下。就业人数占人口的22.3%。51%的人不是正式工，他们中间有偶尔干一些计件工作的临时工，约占人口的11.4%。还有经营一些小买卖的“临时补缺工人”，他们的买卖可能是在路边叫卖太阳镜或光盘，更多的是在便道上出售水果或蔬菜。他们表示，如果有人向他们提供工作，他们是会接受的。这些人占人口总数的10%。最后，失业人数的比例是24.1%。造成以上这些情况的原因是因为索韦托受到了失业的严重打击，这是南非曼德拉和姆贝基政府采取的自由放任政策的结果。
从这些统计数字是否可以认为大量的失业已经产生了一个由失业穷人组成的新的阶级？是否可以认为人数不多的工人阶级的利益与占人口大多数的城市贫民的利益是分离的？进一步的调查表明，情况并非如此。事实是，在索韦托的同一个家庭里可能住着几种类型的穷人。例如，只有14.3%的家庭里没有人就业，而在78.3%的家庭里的成年人中，既有就业工人，也有个体经营者或失业者。由于他们像亲人一样地生活在一起，就业和失业之间没有穿不透的墙。家庭将贫穷与比较富裕联系在一起。例如有一位名叫库马洛的人，过去是老师，现在是司机。他与当护士的妻子和3个孩子住在一起。一个孩子在上大学。库马洛还要供养他的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因为工厂关门，他的弟弟已经失业两年。这个例子表明，劳动市场的两极分化不但没有使一些稳定的就业者进入享有特殊待遇的那一阶层，反而加重了他们的负担。这种情况往往使正式的就业者感到惶惶不安。
从住房来看，根据调查，在索韦托城区，就业工人与失业工人在住房和所住地段方面彼此都是混杂在一起的。大多数索韦托人没有住在简陋的木屋里。大约有75.5%的人住在正规的房子里，如市政府修建的住房和政府最近盖的房子。当然，在索韦托，房子仍然短缺，仍有23.7%的人住在简陋的木屋、小客栈或“后屋”（通常是顺着砖瓦房的一侧延伸出来的小屋）里。此外，新建的房子根本达不到人们所需要的或向人们允诺过的数量。1994年以后，政府根据改造和发展计划也盖了一些住房，但它们仅占索韦托房屋总量的4.2%，并且大多数都建在郊区，而不是人们所需要的地段——离家近，有工作机会，有服务设施。虽然失业者、部分就业者和“临时补缺工人”住在简陋的木屋和贫民区里的可能性更大，但在各种类型的住房里也住着各行各业的人。非正式的无产阶级并不是都住在或主要住在简陋的木屋和贫民区里。简言之，在索韦托，也有就业者和部分就业者住在简陋的木屋里。就住房和所住地段而言，失业者和正式就业者是杂居在一起的，彼此没有绝然分开。而在索韦托，失业者是指那些完全没有工作的人，他们不沿街叫卖，也不做临时工。这部分人占人口总数的20%以上。“部分工作工人”是指那些偶尔做些计件工的人，他们可能连续工作一星期或一个月，然后又开始失业。
不可否认，失业对穷人来说有着巨大的、灾难性的影响。调查表明，几乎所有家庭都受过失业的打击，这是引起社会动乱的重要原因。过去4年，南非社区爆发了动乱，抗议缺少基本服务设施。2005年，有记录可查的抗议行动就有881起。虽然抗议行动在这一高峰期后有所下降，但其规模仍然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2007年6月在公共部门爆发的总罢工，是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结束后最大的一次罢工，第一次吸引许多人参加了工会行动。
正是南非的城镇和贫民区成为工会工、大学学生、毕业生、失业工人和小商贩的一个会合点。虽然失业的阴影笼罩着社会许多群体，但他们并不总是彼此隔绝的，而是如同生活在一个家庭里一样，是互相支持的。这种情况在南部非洲其他城市也能见到。在同一个家庭里即使没有正式工人和非正式工人生活在一起，人们也开始认识到工人的命运也决定着他们的命运，认识到他们之间的确有着共同的利益。贫穷的农民和小商贩（主要是妇女）从他们的亲身经历知道，当工人拿不到工资或只能拿到一点点工资时，他们的买卖也不会景气。此外，一个工人一般要养活几口人，面对日益增长的失业，他们的家人当然清楚地知道他们的利益与养活他们的工人的利益是一致的。
工资劳动与新自由主义
当前世界重构的浪潮对非洲各国的打击有轻有重，不是都一样的。不应把戴维斯有关非工业化和农业停滞所造成的“黑暗时代”的描述，在整个非洲大陆简单地生搬硬套。例如，戴维斯曾漫无边际地预言，金沙萨将来会成为几乎完全由非正式人口组成的城市贫民区。但是扎伊尔的特殊情况——包括1998年以来几乎无休止的战争——不会轻易在非洲其他国家出现，更不用说会在所有发展中国家出现。当非洲某些重要地区几乎完全崩溃时，由于全球商品市场繁荣，在这个大陆另一些地方工资劳动者的人数却有很大增加。在非洲，这种资本主义的增长进程本来就是矛盾的、不平衡的和暂时性的。一旦繁荣消失，人们就会失去工作。城市工人对于上次正式就业人数的急剧减少和失业的大量增加至今记忆犹新。这种工资劳动者的不稳定性，有助于决定和规范他们的行为。毫无疑问，非洲存在无产阶级。
资本主义可以使许多人无所事事。但是如果资本主义有了发展，它也能使这些人再次成为工资劳动者。在非洲少数重要领域，最近就有这样的经历。在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力经常增增减减，工资劳动者对此已习以为常。这表明，在正式就业者的大门之外，还有许多人也有工作经验，不管他们的经验是多么不正规。这些人与工资劳动者的接触将会使他们更加懂得什么是团结和阶级斗争。对过去10年因就业大减而失去工作的人来说，他们对这个道理也是懂得的。
非洲的快速非工业化是不争的事实，但最近出现的趋势是在过去危机时期受到打击的某些领域，有些工业有了发展，并提供了就业。最近几年，在前面讨论过的纺织和成衣部门，就业有了很大的恢复。如2005年，马达加斯加的成衣部门失去了大约5千份工作，但后来它找到了新市场，预期在整个2007年到2008年这个部门会有发展。不仅是纺织业，其他部门的情况也会有好转。
在非洲，一些国家进行了新的一轮争夺，它们对这个大陆的石油和矿产资源进一步发生了兴趣，这也使采掘业的就业有了增加。在这方面，中国成为了值得注意的参与者。它在非洲的作用引发了广泛的但并不正确的议论。中国在这个大陆的投资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它与非洲的贸易额从1995年的30亿美元上升到了2006年的550亿美元。虽然这个数字仅占整个非洲贸易额的10%（欧盟是32%，美国是18%），但预计到2010年它会上升到1000亿美元。
中国对非洲矿业的开发使过去被遗弃的矿井重见天日。2005年，谦比西铜矿发生了赞比亚历史上最大的矿难，52名矿工遇难。1998年，一家中国国营企业购买了这家铜矿后，就业人数从100人上升到了2200人。但是，在赞比亚这个新近私有化的国度里，情况已和以前不一样。正式工作很难达到原有规模，现在受雇于这个铜矿的工人中，没有什么人享有养老金。今天，在铜矿社区，艾滋病猖獗，矿区几乎没有什么卫生中心。为矿工提供的住房很少，在大多数工人生活的城镇里也没有像样的服务设施。几年私有化的结果表明，部分“恢复”并没有使这个国家受益。例如，1992年当铜价是2280美元一吨时，国营矿业部门生产的40万吨铜使赞比亚政府赚了2亿美元。2004年，铜矿的生产水平与以前相似，当铜的售价每吨升至2868美元时，私营矿业公司仅交给了国库800万美元。关于非洲私有化带来的灾难性的影响，没有其他例子比这更有说服力。
在整个非洲大陆，中国人的投资为一些国家各种不同的部门提供了就业。在尼日利亚，一家私营的中国联合大企业在制造、建筑和其他产业雇用了2万名职工。中国国营公司在尼日利亚的制鞋业和纺织业雇用了1千至2千工人，而在坦桑尼亚，另一家中国国营公司经管的友谊纺织厂雇用了2千工人。人们对中国国家石油公司进入苏丹有争议，我们对争议不感兴趣。我们有兴趣的是该公司声称它所提供的就业数字。这家公司断言，它“为10万多苏丹人提供了就业，并且，当石油工业有了发展时，还对其他方面的就业做出了贡献”。即使这一数字有明显的夸张，但它还是具有意义的。
以上提供的这些证明，没有一个是想说明非洲当前的经济是好的。相反，它仅仅是外国直接投资的接受者。在许多地区，经济仍然十分糟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领导的结构调整计划已在非洲推行了将近30年。它在整个非洲造成的具有毁灭性的炸弹坑，不是轻易能填平的。戴维斯认为非洲的状况是全面崩溃，接近大动乱。但情况并不是这样。这个大陆经济有发展，也提供了就业。而且这一情况会继续下去——尽管这一发展是不平衡的和生来就是寄生性的。
阶级的重新组合与抗议
阶级的重新组合是不能否认的，但它并不总会导致团结或“阶级斗争”的削弱。上世纪末，全球经济意味着贷款变成了负债，结构改革成为了要想进一步获得贷款的必要条件。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看到，它们的宏观经济政策必须符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所提出的条件。其结果正如戴维斯所说的，带来了长期的社会动乱。
社会动乱始于1977年的埃及。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支持下，政府决定提高食品和汽油价格，把这作为财政紧缩计划的一部分。这在全国一些主要的城市引起了巨大动乱。虽然工人阶级主要是通过工会运动参加斗争的，但各派人民力量的广泛联合构成了第一次斗争浪潮的基础。动乱的影响表现在有广泛的群体参加，包括贫民区里的流氓无产阶级、失业青年、新型小资产阶级分子和大学生。抗议的矛头主要指向当时的经济改革和一些紧缩措施，也包括对当局合法性的评议和要求实现社会正义。人们重新划定了斗争领域，并为后来要求改换政府而不仅仅是要求改变政策的政治运动打下了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参加抗议的包括经常是组织得很好的、主要由正式工人组成的工人阶级。
上世纪90年代非洲爆发了第二次抗议浪潮。这次人民群众的抗议像一场政治台风刮遍了整个大陆，但它更加政治化，具有更加长远的目标。从1989年开始，整个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20世纪80年代，每年约有20起记录在案的政治动乱。仅1991年，就在30个国家爆发了86起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到1992年，许多非洲政府被迫进行改革。1993年，在14个国家举行了民主选举。在1990年抗议行动爆发后的4年里，总共有35个政权因受到抗议和罢工的冲击而下台或在几十年里第一次举行的选举中落败。
这些反叛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它们经常是由正式工人组成的工人阶级领导的。结构改革所掀起的社会动乱的确引入了新的政治力量，但它们没有取代工会组织。相反，更多的情况是工会与之合作或由工会领导的各种社会力量在布基拉法索、布隆迪、喀麦隆、中非共和国、乍得、科摩罗、刚果、科特迪瓦、加蓬、加纳、几内亚、肯尼亚、莱索托、马达加斯加、马里、毛里塔尼亚、尼日利亚、斯威士兰和扎伊尔迫使当局处于守势。即使政府没有被更换，整个大陆也受到了冲击。有学者认为，工会不仅仅要在工作场所保护它会员的利益，而且要努力改建政治制度。在上世纪90年代爆发的第二次抗议浪潮中，工会显示了非洲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独立性和战斗性，并且它们是在经过新自由主义改造过的世界里进行这一切的。戴维斯认为扎伊尔的金沙萨是城市贫民区生活的一个典型。但即使在金沙萨，上世纪90年代初也爆发了一场工会在里面起了很大作用的政治运动，被称为扎伊尔的“第二次革命”。当时这场运动曾扬言要推翻蒙博托。
在非洲大陆，1996年震撼津巴布韦的斗争在这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刚开始，这场斗争仅是罢工行动，后来学生和社区也参加了斗争。1998年1月哈拉雷附近的贫民区发生了动乱，公共部门职工举行的罢工不时掺杂着“面包动乱”，而学生的斗争则是反对餐饮设施私有化。所有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共同提出了更多的政治要求。津巴布韦工会大会在这些斗争中起了主要作用，甚至领导作用。这在许多方面体现了戴维斯所说的“无数反抗行动”这一特点，但是在这些反抗中，受到非工业化影响的和被削弱了的工人阶级仍然起了主导作用。在这场斗争背景下成立的反对派争取民主变革运动在2000年的大选中几乎推翻了津巴布韦政府。津巴布韦大学原来的一位学生领袖布赖思·卡戈罗对上世纪90年代的这场斗争作了最有说服力的评述：
“现在你看到学生们在只能得到一点点奖学金这个问题上支持他们的父母，因为他们的父母遭到了解雇。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讲，当人们变得更穷时，你会看到这些力量又重新组合在一起。……围绕社会经济问题、有权得到赖以生存的工资问题开始了评论……学生们围绕生计问题开始提出了他们的要求。”
在非洲许多国家，各种力量已经汇聚在一起，共同讨论结构调整带来的灾难以及这一破坏引起的爆炸性的后果。以前互不往来的群体从他们共同的经历中发现他们应该团结一致。当学生从大学走向正式就业时，他们不再仅仅涉猎校园外面的大社会。学生与教师、公务员和专业人员这些一度被认为享有特殊待遇人士也一起成为了城市贫民和失业者当中亲密的一部份。有学者说，以前高等教育被认为是多少有把握通向地位和特权的渠道，现在它似乎把越来越多的学生带进了经济社会危机的中心。
遍及非洲大陆的贫困化像重磅炮弹一样轰垮了各个社会团体之间的隔墙，但它没有引起非洲整个无产阶级的非正式化。非洲无产阶级仍然存在，仍然有潜力领导社会改革运动。
当代社会运动已经把与工人阶级有关的各种不同的社会团体聚集在一起。可是，只有把社会运动与人民斗争和抗议与反抗的实际行动联系起来看，才能充分理解这些运动以及阶级形成的进程。2004年有位学者在评论非洲举行的一系列罢工时说道：“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有许多规模很大的贫民区，但那里也是举行过一系列群众大罢工的场所。今年在几内亚的科纳克里爆发了一场总罢工……南非和尼日利亚也受到了大罢工的袭击……这些斗争……证实了在非洲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在社会和政治方面是一个强有力的行动者。”
非洲充满活力的阶级斗争现实，显示出工人阶级虽然经过改组，但它在争取民主改革的运动中，以及在非洲大陆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狭义的“经济”斗争中，都起了主要作用。■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注：配图来自网络无版权标志图像，侵删！
声明：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站观点——
责任编辑：wuhe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