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美国民主不好玩

　　美国民主好看不好玩

　　2012年11月7日 星期三 晚12：19 华盛顿 杜邦中心旁

　　美国大选刚落下帷幕，奥巴马胜了。我首先应该祝贺，这是外交礼节，也是身在华盛顿的一个中国人需要有的礼貌。我多次提醒自己，这两天还要见不少民主党人，一定要记着说“祝贺”;但也要见一些共和党的支持者，我不知该说什么?如果不知道对方是什么党的，我又该说什么呢?

　　在国内的朋友也没有闲着，至少有5位朋友短信或私信来，告诉他们的兴奋与遗憾。有的说，自己赌对了;有的讲，可惜了，罗姆尼怎么办啊，奥黑如何如何，等等。这种心态与每四年熬夜看世界杯、欧洲杯没什么不一样。

　　但好的政治不应像球赛，更不应像赌局。在任何德比之战时，巴塞与皇马的球迷往往是路目相视的;在本应赢的球赛输了后，发酒疯、装颠狂甚至搞骚乱的人也大有人在。所以，一旦政治娱乐化、轮局化时，政治本应服务于社会的作用，就变成了某种情结发泄，仇者痛，亲者快。而民主的实质，就有可能变成伪概念。

　　美国选举民主刚产生时，是为了防止独裁。当年五月花号进入美洲大陆时，相互协商的最终结果，主要包括防止欧洲大陆式的封建专制政治。这是美国自由精神的根本起源。但当自由的追求，变成了社会的两大群体之间互不相让，越来越缺少最大公约数时，选举民主要重点思考的，不再是如何防止独裁，而是如何防止分裂。

　　看不清这一点，美国民主就会成为坏榜样，所有学美国的国家就会成为差学生。过去半个世纪，这样的差学生很多：菲律宾、肯尼亚、阿富汗、哥斯达黎加……每个洲都有，而且越来越多。

　　在美国，这位世界民主的“教师爷”也有点不堪重负。现在，在芝加哥，8000多名支持兴奋地摇着星条旗，等待着他们的偶像总统出来致辞;在白宫前，也有支持者在聚会。但恐怕这些为奥巴马高兴的人，大概只能高兴一天，甚至一天都达不到，因为控制着众议院的共和党早就恐吓，如果奥巴马不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就要严重破坏经济。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克鲁格曼，几天前，在他的《纽约时报》专栏上写道：“我们有理由担心共和党会竭尽所能，使美国在奥巴马第二任期内变得无法管理。”而后他说，这是一种“黑帮政治”，是在敲诈勒索，会陷入“党争僵局”的。但恰恰美国正变成这样了，很多问题已经成为“党派政治”的痼疾。

　　有人说，美式民主让菲律宾政治出现了解决不了的3G问题，即Gun(枪支)、Gang(帮派)、Gold(金钱);其实，在美国，恐怕得再加上一个G，即Gays(同性恋)。枪击案在美国已成为家常便饭，每年有3万人死于与枪击有关的事件;帮派政治正在使每四年的民主变成了蓝红相间的国度，以至于有政治学家曾惊呼，美国有可能会分裂;金钱，这次整整花了60亿的竞选费，让越来越多人醒悟到，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富人游戏”;而同性恋成为政治话题，更是美国政治娱乐化的一个真实写照。

　　我每次来华盛顿，朋友都会提醒你，最好不要到东边去，西北边是富人区，几乎所有的智库、企业、政客办公地址都写着后缀NW(North West)。这个黑人人口据说占有80%以上的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首都，在NW是不可能如此高比例看到黑人，但一旦到华盛顿的东部地区，我根本就见不到像样的、衣冠楚楚的白人。

　　几年前，法国思想家贝尔纳-亨利•莱维在《美国的迷惘》一书中预言，美国的社会正在被区隔。它的政治分裂，正在使变得巴尔干化、部落化：美国向多元国家、马赛克社区、族群和集体的狂想曲的转变，使这个国家所设立的可敬目标、座右铭“合众为一”变得难于实现。

　　如果真要这样，对美国式选举民主说不，就应当坚决一些，虽然，在今天中国的网络舆论场上，这样说还需要勇气。因为它的确演得太好看了，尽管它真的不太好玩。

　　即使如此，我仍然需要再说一遍：祝贺奥巴马总统，祝美国好运。因为无论如何，民主是好东西，美国是试验现代民主最成功的国家。美国要防止民主失败，这句忠言我不想在多年后应验。(系《环球时报》编委)

　　星条旗的迷恋与彷徨

　　2012年11月5日 星期一 波士顿哈佛校园 清晨6点22分

　　离开旧金山国际机场，再出波士顿机场，映入眼帘的最多的是星条旗。书店门口有，汉堡店前有，安检人员袖口有，礼品店里有，有时墙上还有挂着更大幅的。这幅红白相间、左上角是蓝底白星的大宽条印象深刻，像是一个警示钟，敲撞着每一个来美国的外国人的脑神经，强行告诉你，这里是美国。试想一想，如果一出机舱就能看到五星红旗的话，那种国旗警示力是怎样的呢?可惜，我几乎没有那种体会。

　　一些城市设计的研究者常常批判，中国城市太像了，完全是同质化的，瞧瞧人家美国城市，几乎每一个都有鲜明特色。这样的批判有一定逻辑，新兴国家的大城市很多都是钢铁森林，再在森林中植入一些复古的宽街小巷，代表着这个城市逝去的历史与记忆。然而，相比于那些星条旗在美国所有城市的普及率，这种批判又显得浮浅。

　　美国城市从根本上讲更是同质化，从表面上看，芝加哥“蓝莓山药”般的大厦群、旧金山的金山大桥、纽约的自由女神像、华盛顿的特纳河畔都显现着各个城市的地标与外化特征，但美国城市的精神内核却是出奇的一致。无论是曼哈顿岛上梅西大厦、时报广场旁，还是达拉斯的肯尼迪六层博物馆前，或是其他任何一个城市，国旗被挂起和出现的比率远远大于十一国庆节的北京。

　　在美国，星条旗早已是美国宪法、权利法案所保障的所有自由的绝对象征，也成了一种主权符号，成了美国人国家特性与身份的头号特色。美国法律规定，星条旗是绝不容许亵渎的，它不能用来文身，不能倒挂，不能弄脏，不能撕毁。有个拉斯约加斯的朋友调侃，即使在那些红灯区门口，也会放上一面国旗，那样会让妓女们显得与军人、富豪们一样尊贵。

　　在电视、电影荧幕和许多海报上，到处可以看到那些手抚心脏、凝视星条旗冉冉升起的忠诚的美国人。渐渐我发现，星条旗好像代表融合着某种权势与精神为一体的环境力量，插在哪里，就代表着这种力量的势力在哪里，也代表着这个地方的物质与观念不得不臣服于这种力量之下，受它的庇佑与保护，但也必须敬畏它。

　　后来我知道，美国法律规定，星条旗不能置于任何物体和徽章之下，也不能将国旗挂在肮脏的地方。在绝大多数中小学里，孩子们从小都要背诵“对美国国旗宣誓效忠”的誓词，这些誓词的内容是1892年美国《青年伴侣》杂志社编辑弗朗西斯o贝拉米写成的。全文是“我宣誓忠实于美利坚合众国国旗，忠实于它所代表的合众国：苍天之下一个不可分割的国家，在这里，人人享有自由和正义。”

　　这是一种内化了国民教育，决不能称之为像“洗脑”一样的阴谋论。但另一方面，在《洗脑术：思想控制的荒唐史》里，多米尼克o斯垂特菲尔德用“洗脑术”来谴责那些穆斯林恐怖主义，但又承认这些手段“在广告、电视、政治宣传以及你阅读的所有内容时同样适用”，“人是理性的，有选择的能力……人们作出不明智的决策是因为，故意营造出的环境将他们引向那样的决策”。

　　是“洗脑”，还是“教育”是另一个争议的话题，但对于中国人来讲，围绕国旗的国民教育肯定是比美国少，而不是多了。比如，《中华人民共国国旗法》直到1990年10月1日才颁布施行，比美国晚了至少170多年;中国的国旗法中根本没有什么宣誓效忠的誓词，更没有宣誓的姿势条文，但美国却有明确的站姿手姿的法律规定。看来，爱国、爱国旗本质上讲还得要靠基于法律的硬性教育。

　　包括法令规定、以及28次大大小小修改的星条旗，肯定是打造美国“大熔炉”的首要燃料。可惜的是，两百多年美国爱国主义延续至今的忠诚，到现在恐怕越来越不再纯色系了。

　　根据亨廷顿在《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一书中的说法，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这种美国人国民身份高于其他身份的忠诚纯粹度开始下降。他认为，多元文化冲击了美国信念、苏联解体降低了国民面临威胁的凝聚力、外来移民引发的语言和忠诚度下降等因素冲击着18世纪末美国刚建立时的盎格鲁-新教文化及自由和民主的政治信念。

　　亨廷顿还讲了这样的故事，1998年在洛杉矶举行墨西哥与美国的金杯足球赛，美国球员被“扔石头、水杯、啤酒瓶或更杯的液体”，还用水果袭击了几个想要举起国旗的球迷，看上去洛杉矶不是美国的主场，而是墨西哥的。

　　时隔10多年后，我几次去美国，常常有一种恍忽感：这有点像杂色人的，而不是白色人的美国了。这次在加州，这种感觉更明显。南部加州的讲英语的比例相当低，有的地方甚至少于25%，相比之下，西班牙语更流行，以至于人们期盼着什么时候美国能够出现一个西班牙裔、拉美裔的总统。在旧金山的中国城，许多人也不会讲流利的英语，汉语、广东话更流行，以至于我遇到黄种人，直接就用中文。

　　奥巴马这位首位黑人总统(尽管稍有点白)的当选，显然没有解决好这个过去是纯色盎格鲁-新教文化，一直以来都已“大熔炉”称呼的美国。2000年，美国人口比过去增加100倍，白人比例仅为69%、拉美裔是12%，黑人是12%，亚裔约为3%。但2010年美国人口比2000年再增长了9.7%人口，白人比例下降到了63.7%，拉美裔上升到了16.3%，黑人上升到了12.6%，亚裔则上升到了4.8%。以这个速度发展，美国白人比例最晚在2042年将低于50%，有人口统计学家甚至惊呼：那时德克萨斯州将没有白人。

　　美国人口构成的变化，直接影响到了今后几十年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星条旗是否还能将美国打造成一个完美的大融炉，是恢复过往无条件的迷恋，还是直接引发坠落式的恐慌，恐怕得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了。

　　王文美国观察：中国与西方最大的实力差距

　　2012年11月5日 星期一 晚 21：50 晴 记于哈佛广场酒店

　　哈佛大学没有想像得大，以哈佛本人的铜像为中心，半径可能只有一两公里，步测还不如北京大学的校园面积，可能稍比人民大学的校园大一些。虽然大学之大，不在校园，不在高楼，但因为国内去过哈佛访学的人大多会写一些哈佛回忆或杂记之类的，对哈佛每幢楼都如数家珍，再加之那句“先有哈佛，再有美国”的名言，多少让人感觉哈佛的高大、深远与宽阔。这再次说明，当事实小于期待时，事实尽管也很好，但还是容易令人失望。

　　这就像美国民主。据可靠调查显示，对美国民主最失望的，往往是一些来自中国的华人移民。他们本以为民主是完美的，民主可以解决一些问题，来了以后才知道不过尔尔，尽管也还不错，但失落之情已然而生。

　　不过，哈佛大学最令我觉得意外的是，当我告之一位教授想拜访他时，他知道我写过“世界政治2.0”的研究论文，竟最终决定请我做一次午餐会主讲。更出乎意料的是，午餐会人来的不多，却有像江忆恩、陆伯彬等泰斗级“中国通”在内的五位哈佛、麻省理工的教授。他们肯定不只是冲着我来的，而是我身上的标签：中国、环球时报、微博时代的社会治理，等等。

　　午餐会进行了近3个小时，我给他们细细地介绍了目前微博时代中国治理的一些新特点以及潜在挑战和应对之策。(内容稍晚奉上)他们细细地记录下这些新情况。之后展开的讨论，最激烈的莫过于，中国政府是如何控制、审查微博的。

　　这几年，我曾在欧洲、日本和韩国多次与对方媒体人、学者们交流过中国媒体发展现状。对方开口闭口就是你们中国如何审查。去年在奥地利总理府，还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争执。(可搜“王文：欧洲要有全面的中国观”)我的核心观点仍是，中国媒体自由还比不上欧美，但早已不是苏联式的审查。用审查概括不了中国媒体现状，用“媒体管理(social management)”一词更恰当。而这种媒体管理能力，中国还不如欧美国家来得更先进与自如。在微博时代，中国的管理水平与社会治理水平也有待提高。

　　这些观点应当是比较符合中国媒体发展实际的。不过，我知道，这样讲往往两面不讨好。在国内，我会被批成“大五毛”;在国外，我有可能会认为是在“撒谎”。

　　我常常对中国媒体同行讲，你们不要跟着欧美国家一起唱“中国媒体审查制”，那是一个话语圈套。如果它指的是苏联式审查，那等于完全抹杀了咱们多年来为中国媒体开放所付出的艰辛，“难道咱们这些做媒体的就那么怂、那么笨、那么没用，‘甘愿受审查’”?如果“审查”是泛泛指政府对媒体的干扰，那么各国都有，只是中国比欧美更严重，但这种严重随着社会发展正在慢慢变轻，最终实现符合于中国实际的媒体自由。

　　这些道理是完全能说的，也完全能对外说清的。但是，很少有中国人说，也很少有外国人信。就像中国30多年来的大进步也很少有人对外全面说清，更很少说得能让外国人信一样。我们有强大的外宣系统，但似乎这些年的外宣能力远远跟不上中国发展的实际速度。

　　原本我以为，这都是政府的原因。在哈佛大学政治系，当我看到那些琳琅满目的讲座通知时，我发觉，原因还不仅这些。

　　我在布告栏里数了一下，11月初哈佛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将举办6场关于中国内容的讲座，有历史、电影、文学、政治甚至还有达赖喇嘛，但是没有一场讲座的主讲人是中国大陆的，从主讲人的姓名看，讲孔子、老子、乾隆的竟都是纯欧美学者。在哈佛政治系走廊墙上，挂着过往重大讲演的旧海报，我一个一个寻过去，主讲亚洲问题包括中国问题的，有新加坡高官、韩国前大使、印度大使等，却没有任何一位中国高官。

　　我并不是说，到哈佛讲演就有多么了不起，但在这个世界闻名的学府，中国是什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未来又会如何等问题，中国人似乎是失语的，至少话语权在外国人那里。这恐怕不是被垄断，而更多的是咱们主动地放弃。

　　晚餐，我约了在哈佛就读的两位中国博士生。两位青年人在美国多年，英文很棒，很有学问，也很优秀，但唯一遗憾的是，每当谈到中国问题，他们或者说不太了解现在的情况，或者一开口，就是过去常看到的欧美学者论述中国的那一套话语体系。天哪，我们不仅有放弃自我阐述的话语权的危机，还正在送我们最优秀的那批学生继承他们阐述中国的话语权衣钵，这是多么恐怖的事情啊。

　　原谅我的惊诧。我只是觉得，中国发展太快，快的有点让人看不清、看不懂、看不全，我近年来常于朋友讲，自己越来越不明白中国的复杂了。但令我震惊的是，往往是一些欧美媒体、学者似乎很懂，而且在帮中国人懂中国。更令人震惊的是，许多时候，一些中国学者还特崇拜那些好为人师、帮中国人懂中国的欧美学者。啊，这是何等颠狂的事啊!

　　我并不是说，那些顶级的欧美“中国通”没有资格讲中国，事实上，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很严谨，研究功底很深，且中国是什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未来又会如何等问题，中国人有时也会当局者迷。然而，这些问题的阐述、解释、传播肯定不应忽视和缺少中国人自己的声音、逻辑与话语，即便是“当局者”也不应缺少。

　　现在看来，中国与欧美发达国家的最大实力差距，不在经济，我们已世界第二，且涌现了一批国际大企业家;不在政治，我们治一个13亿人的大国，还算过关;不在军事，没有人敢侵略中国;但恰恰在话语，在残酷的全球信息战中，我们节节败退、步步为营、几无招架之力，甚至完全缴械投降，还有少许倒戈的。

　　唉，我们这些媒体人真的是任重而道远啊。

　　王文：我眼中的“美国式五毛”

　　2012年11月4日 星期日 晴 旧金山时间早晨5点40

　　208房间 Royal Pacific Motor in Hotel， China Town

　　住在旧金山市中心的中国城。酒店临街，房间距露天的过道就只隔了一层玻璃，半夜1点多楼下的路上有一些人在飙车或是撒酒疯，大概4点左右好像是收垃圾的车、送蔬菜肉类的车就开始轰鸣，夹杂着海边已睡醒的海鸥声。

　　我来之前，朋友M就劝，别订中国城的酒店，那里就是一个菜市场，果不奇然，这个全美最大的华人聚居区大约有30个街区，多是杂货铺，街道门牌是繁体中文，路上听到的也是中文，只是多说粤语。公交车里也尽是中国人，不过，买菜的大妈大叔、行走的华人衣着比较“土”，不是很时尚，两天前出租车司机对我说“这里就是中国”，此言不虚。但整体感觉像极了上世纪80年代的香港。

　　旧金山100万人口，在太平洋东部延伸进美洲大陆的港湾沿岸，有山有水，马路有时甚至出现45度的斜坡，九曲花街是绝对的经典，近似于电影《盗梦空间》里的街道。不过，一大清早窗外的车流多少让我想起了曾住过的北京通州。那也是100万人口的郊县，京杭大运河的源头有点“水”的意思，附近的大动河公园就算是“金门公园”吧，通汇桥就是“金门大桥”……

　　这肯定是不恰当地、生硬地比较。通州除了挨着首都，可以说，几乎没有一处能与旧金山媲美。原本通州完全有理由比旧金山强的。古通县是京杭漕运的源头，800年前就是繁华的港口，比旧金山的渔人码头强百倍。遗憾的是，现在的通州建筑，别说是有800年，连80年的历史恐怕都难找。

　　一两年前，通州据说要建北京新城，把新华大街以北连到运河边几乎小半个通州城都夷为平地，那些商厦、住宅大多是20年的“房龄”。不知道这背后有多少拆迁纠纷，也不知道是怎么解决的，对于我个人而言，更多的是感慨。那是我“北漂”的最初记忆，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更大的感慨是，数十年后的中国，将是一个没有20世纪后半叶名人故居的国度。很难想像，数百年后的中国人再回看当代的大作家、大学问家、大艺术家们，他们小时居住过的房子可能都只是两三居室，哦，不对，那时的那些房子早已被拆。当代中国人求新求变的功利心，使至少一个百年中国失去了历史的厚重与建筑的沧桑。

　　在旧金山，完全是另一种味道。一句话概括，这是一个不掩丑的城市。昨天坐在观光车游览了整个城市，耳脉里的中文传译用了几遍“这里就是过去臭名昭著的……”，然后讲该建筑背后的金融贪腐案、欲暗杀总统的大厦等，接着讲政府如何“英明”平息了一切，先抑后扬，完全是“美国式五毛”的旅游宣传。

　　很难想像，某一天到重庆，城市观光介绍里会有“请往右看，这个巷子里就是当年10条命案周克华被击毙的那个小拐角”;某一天到贵州瓮安，耳脉里的声音是“这里就是几十年前、办北京奥运前夕瓮安骚乱发生的核心区，但很快政府就得到了解决”;某一天到宁波，解说词里有“前方就是当年轰轰烈烈的PX事件中心抗议点，自此以后中国重化工项目的审批与改建掀开了新的一页”……

　　过去N年，中国发生了太多的假、丑、差、恶、乱、脏、罪、仇、血、杀的事情，但那些事哪一个发达国家没发生过呢?哪一个发达国家不是很好地迈过去了，正如现在中国正在迈过去的那样。不知道中国什么时候萌生了“掩丑”情结，似乎过去一切负面的、消极的、陈旧的事情都希望能够早早过去，就好像是没发生过。于是，旧建筑我们拆了，老记忆也淡漠了，当代中国人正在用“拆迁与重建”刷新一个时代，也有可能让这个时代消逝了大多数的“B面史”而显得失真。

　　有一些人肯定会将我这番话做一番那几起特殊风波的“政治化解读”，进而寻求类似“翻案”式的努力。其实，我不太赞同这种冤冤相报式的逻辑，也希望这种逻辑能够在中国早一天化解。

　　四年前，在得克萨斯州的沃斯堡，我参观了一个巨大的印第安博物馆。美国白种人以几近“屠杀”的方式，将200年前数百万印第安人赶尽灭绝到了现在的十多万，现在则建了豪华的博物馆以示尊重。

　　在旧金山，昨天晚餐差点与朋友M翻脸，M认为在美国丝毫没有白种人对黄种人的歧视，我急了：那是因为你融入得很好，但不能这么以偏概全。美国人自己都说，西部铁路每一根枕木下都有一具华人的尸体。你要知道，旧金山这座城市的每一块路砖下可能都有华人血与骨。这怎能不是歧视呢?我知道，当时可能有些失态了。关于美国20世纪初的排华法案，今年美国国会不是道歉了吗?为什么还要那么耿耿于怀呢?

　　历史的悲剧与罪恶需不需要清算、报复或者难以释怀，这至少是一个集伦理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甚至物理学一体的历史学大难题。但旧金山的“不掩丑”或许能够给我们一些启示吧。

　　清晨的光亮透过窗帘缝已照进了房间。在旧金山的第三天，丝毫没有看到一点美国大选前两天的爆炸气氛。或许加利福尼亚州早已铁定是民主党的了，人们天天歌照唱、舞照跳、觉照睡，中国城里的人们对政治总是有一些距离，在这里我一句英文不说也能畅通无阻。“这里就是中国”，但下一站肯定不是。波士顿，下午我就来了。

　　中国为什么出现赴欧美移民潮?

　　2012年11月3日 星期六 晴 旧金山时间早晨5：00 于Westin Palo Alto酒店359房间

　　已躺下多时，却因时差原因久久不能入睡，脑海里不停地回忆下午出租车司机一路的聊天，以及《纽约时报》中文网今天刊发的《中国人为什么离开中国》一文的嘲讽。后者写道，2010年有50.8万中国人离开中国，去了34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人数比2000年增长了45%。文章讲，很多人用脚投票，因为中国政局不稳、没有安全感纷纷中国。

　　我躲在床上闭目想着，去年不是也有4万多人放弃美国国籍吗?不是也报道了法国富翁放弃法国国籍吗?50万离开中国的人仅占全中国人口的1/2800，这怎么叫“中国人离开中国”呢?这是全球化人口自由流动的原因更多一些，还是真的因为中国已糟透了?还有，他们离开中国后命运如何?他们还回中国吗?……许多问题在我脑海中浮现，越想越兴奋。算了，起来吧，写东西比失眠强，这真的是一个写字者的职业毛病，正如出租车司机喜欢和人聊天一样。

　　唯一不同的是，多次在美国打车，这是第一次感受在出租车上聊天的滋味。美国的出租车司机大多是黑人、印巴人，他们多半黑人腔十足，让像我这种“土鳖”中国人无法接茬，或者多半英语极差，有时差到连话都说不连贯。所以，在华盛顿，我有过打车“被宰”(实际上是那位印巴司机不知道路途在哪，瞎转)的经历;在纽约，我有“被飙车”的经历，那位黑人司机听着Hip-Rap显得很兴奋，开得生猛;在得克萨斯州，我有“被砸车”的经历，一位酒鬼嫌出租车在红绿灯时停在他身前了。当然，我承认，美国这种出租车“奇遇记”比率不会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更高，可能我点“背”，经常遇见而已。

　　但这次在旧金山是例外，司机是华人模样，一上车，就问我会不会国语，接着就开始聊开了。他40多岁，但显得年轻。他介绍自己是广东人，来美10多年了，做了多年生意，去年开始开出租。“给别人打工不攒钱啦”，他介绍，旧金山出租车份钱、油钱每天加起来140美元，一天要开12小时，生意好时能开300块，差时只有200块。我给他粗略计算一下：不错啊，一个月差不多能赚3000美金啊。

　　“哪有啊。我要租房子的啦!”他立刻反驳，“租房要1500块，是两居室。每月吃、用、给家里花的，也要有1000块。基本没有什么钱‘落袋’的”。这个“落袋”真是粤语的普通语直译。

　　他还告诉我，旧金山房价两居(面积比中国大些)一般是70万美元，Palo Alto富人区有两房的House则动辄150万。几个小时后，我坐在咖啡厅翻看报纸里的房屋中介广告，大多数都是200-800万美金不等的标价，因为多数是更大House。这位司机介绍说，他还没买房，还要继续努力。不过，即使买了房也不容易养，至少3000块一年的地税，房子越大，交得越多。他还有些羡慕地说，你们北京人现在厉害，云云。

　　我继续问道：你喜欢这里吗?还想回中国吗?

　　他说，当然喜欢啊。天气那么美。现在父母亲戚很多都过来，应该不会回去，已经入美国籍了。

　　美国籍?“那你会投票给奥巴马，还是罗姆尼?”我下意识地问。

　　“投票?我不会去投票。很无聊的啦，没什么意思，也跟我没什么关系。”

　　话说开了，看上去很单纯的他就告诉我了许多家事。他买了一辆雷克萨斯，月供500块，四年还清，平时不开出租车时开，也还算拉风。不过，买再好的车也没有用，没人会注意你，好车太多了。这里的中国人越来越多，旧金山至少有一半是中国人。他住的社区全部都是中国人。很多人不会说中国话。末了还很自豪地说：“这里就是中国!”可惜路程不远，否则还真想听他多讲讲。

　　生为中国人，我真的感到庆幸。因为即便这位普通话不标准、英语也不算好的广东仔，离开中国10多年了，还是不停地唠叨中国。我更庆幸的是，这座曾经一度有过黄种人被血腥压榨的惨痛史，一度经历“黄祸论”下华人被歧视上百年的城市，现在已经成为全世界黄种人与白种人分配最均衡的城市。更重要的是，均衡不是中国人被“旧金山化”了，而是旧金山被“中国化”了。

　　事实上，因为我也有几位朋友移民至加拿大、美国，偶尔保持着联系。常识告诉我，他们都有着相同的特征：都住在华人区，日常都只是与华人自己相处，都吃中餐，都几乎没有白种人的好朋友，都羡慕中国现在的崛起，而且离开中国越久，越羡慕中国;有的还想回国，所有人从事的职业、事业或生意，或多或少都与中国相关，有的甚至还回国长期生活，攒中国人的钱，偶尔回移民地而已。

　　从这些特征看，《纽约时报》的那篇文章是偏颇的，至少是简单化了中国当下的对外移民潮。在我看来，那些移民海外的人，并不应该更多地从政治角度解读为“用脚投票”，而是应当更多地从社会经济角度解读为“用脚生活”。正如同那位司机靠脚踩油门生活一样，移民者可能会有一些两边下注、不安全的心理焦虑，但更多地是，他们希望换一个环境生活。这种“换”并不比浙江人跑到上海生活，东北人跑到北京生活有更本质性的意义差异。

　　再深入地讲，中国人移民海外，不是“中国”的消逝与崩塌，而是“中国”的拓展与延伸。中国人向来就有极强的“同化他人”能力，哪里坐下去，哪里就是中国人的江湖。随着中国人的大规模移民，象征更多的是“中国化”因素的输出。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使像骆家辉那样忠诚的美国利益保护者，常常与中国政府有潜层、隐性的外交博弈，在世界视野下，他也在为“中国”增光添彩。如此这番的“离开中国”又有什么值得《纽约时报》们政治化地冷嘲热讽呢?

　　当然，这种“离开”也不能说不代表着某些心态。浙江德清县一位副县长曾对我说，他们县里也有不少企业家移民，但那没什么关系。政府千万不要有什么紧张感，或者动用什么限制出境措施。最好的办法是，保持社会稳定，保持发展态势，用时间来证明中国的安全、可持续与宜居，迟早，该回来自然会回来，该不走的肯定会不走，该后悔的也一定会后悔。这番话再次证明中国基层干部的真实水平，也为理解中国对外移民潮提供了一个平和的逻辑。

　　留京看“十八大”还是赴美“观大选”

　　2012年11月2日 星期五 晴 北京时间16：30

　　UA888Y航班(北京到旧金山)43B座位

　　飞赴美国的途中思考

　　走进机舱，把电脑包放在脚下，倒头就睡，醒来时，舱顶屏幕地图显示飞机已跨越日本上空了。这时我才狠狠意识到自己是在出国，而不是普通地出一趟门。但事实上，我昨晚12点半下班后才开始收拾行李，一大早还参加了清华大学的钓鱼岛问题研讨会，然后快11点才晃晃悠悠地从海淀出发，赶13点40分的航班。我不是在炫耀自己的从容，而是想说越来越多中国人开始习惯了全球化下的生活高节奏，养成了跨国长途奔袭前的工作淡然。

　　换成20年前，甚至10年前，能去一次美国，那对大多数人来说，可能都是至上的荣耀，但现在，越来越多中国人，尤其在京沪穗深等地，无论多么愣头青，恐怕也很难有当年那番仰望与向往出国的紧张感，以致于在行前会显得慌慌张张、毛毛糙糙。就像现在只要是一架国际航班的飞机，就会有中国人一样(这架去往旧金山的航班里更多，因为那是全美华人最多的城市)，对相当一部分人看来，出国已经习已为常了。

　　上月趁周末带母亲去香港旅游，那是她第一次“出境”，但看着维多利亚港湾、高楼林立、海洋公园，长年呆在小县城的她看不出兴奋感，只是说“还行，还行”，偶尔还会说香港有一些旧。回想10年前我去香港念书，也是首次“出境”，那是多么有“神圣感”啊。更值得玩味的还有，前段时间遇到一个上海青年朋友，刚刚第一次去纽约回来，竟大大咧咧、笑笑呵呵地和我说，纽约?那就是一个大农村!

　　很明显，中国社会的心态正在随着国家崛起而复兴。这种心态无论是赞之为自信，还是贬之为自夸、自负、自诩、自大、自我崇拜、自我感觉良好，但肯定不是自卑、自怜、自惭形秽。至于有一些好批判者讲，对外狂妄也是一种小国、弱国心态。坦白地说，我是无法理解这种逻辑的，至少与普通老百姓真实、直观、不假修饰的内心外露不符。

　　或许也正是这种社会心态，过去一个月，至少有五位朋友调侃我，你怎么“舍弃”十八大，去看美国大选呢?调侃多了，我有点尴尬，只能调侃式地反驳：“因为那几人名单里没有我，下次也没有我，所以……。”

　　的确，大崛起的眼球效应，让很多新闻人对中国有种难舍难分感。去年，一位同行原本准备派往英国常驻，因为今年的伦敦奥运会是全球盛事。但他婉拒了。他说，2012年呆在北京多精彩，党代会年的中国才有看头呢。这位同行真是英明，从春季的重庆，到夏季的什邡、启东、沈阳，再到秋季的钓鱼岛、宁波，中国一点不寂静，相反，却是一个不缺少新闻的国度。一位中文讲得比很多南方人还标准的英国某大报驻京记者向我抱怨：哎呀，忙不过来。一件新闻事件没写完，另一件新闻又发生了，根本来不及。

　　也许中国新闻学界该关注一下，当中国变成是国际新闻的天堂，甚至可以称之为国际新闻的未来时，全球传媒格局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这真的是一个正反辩证都能丰富回答的课题。几年前，我曾约过一篇评论，题为“乡长也要有国际意识”，讲得是中国任何一个乡村的新闻，都会引起国际关注。果不然，2011年后广东汕尾乌坎村、山东临沂东师古村都成了国际媒体接连报道的重头事件。相比于欧洲，尤其是北欧甚至会把类似消防队员救下夹在屋檐上的一只猫当成头版新闻来做的窘境，生活在中国、或者说，从事中国报道的媒体人是幸运的。这种“幸运”，可以用狄更斯那段“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来形容。

　　从这个角度讲，下周(2012年11月的第二周)，全球各大媒体的报纸头版、电视台头条、网站首页的主编都会很头痛。要么十八大，要么美国大选，哪个该放在更重要更显眼的位置，将考验他们的新闻嗅觉度，也将反映他们把脉当下世界政治的观察力，更能透视他们对中美两个大国未来走向的理解与期待。

　　有朋友可能会批我：真是虱子多了不愁啊?不知道新闻多了，不是什么好事吗?你难道没看到今年的中国乱象吗?

　　可以拍拍胸脯说，我看到的应该比一般人要多。但我的一条微博上能回答人们对2012年中国诸多突发事件的焦虑感。“中国13.9亿人，刚好是美国(3亿)、欧盟25国(5亿多)、前苏联16国(2亿多)和南美13国(3亿)的总和。中国有太多缺陷，但是如果把上述55国社会的问题相加，肯定比当下中国更糟糕。我不为中国缺陷辩护，但在微博中说这话，是想告诉有些V们，对中国，不要夜郎自大，也不必妄自菲薄。”

　　这条微博引起了5000多次转发，有赞也有弹，如果要对批判者(谩骂者除外)有什么回应的话，我宁可采用推背图的那种传统说法：中国的运势还在，现在看不出任何事件或力量能够阻止这种运势。

　　在我看来，老百姓整体上希望稳中求进，中国社会的核心诉求仍是解决问题，而不是推倒重来。微博时代把各类问题都暴露出来，这不是什么坏事，问题暴露出来的唯一归宿就是要解决它。事实上，中国过去30多年每一个领域的进步就是反复闪现“问题暴露-问题解决-问题再暴露-问题再解决”的过程。这个过程中套用主流政治话语，是“发展的问题只能通过发展来解决”;如果套用民间的语言，那就是学者王小东的书名，即《天命所归是大国》。

　　什么“天命”?上月是我高中母校的30周年校庆，我写了一封“写给学弟学妹们的信”，其中讲到，“学弟学妹们，我必须兴奋地对你们说，我们正处在自16世纪以来最伟大、最具有转折意义的时代。500年来西方领衔于人类文明的世界，会因为中国崛起的成功而发生实质性的历史变迁。而这一千年一遇的变迁，仅仅只是因为与西方30多个国家人口相当的中国13亿人，人人都有车开、有房住、有名牌衣裤穿、有新鲜空气呼吸。”

　　这样的话发到微博上可能又会招一些骂。可惜那些“骂”除了发些情绪之外，丝毫批驳不了我对中国的信心。这种信心既包括对当前中国的信仰，也包括对当下社会的理性。如果非要有一个问题难倒我，那可能会是：既然中国这么有希望，那你王文为何在这么关键的一周飞到美国去，而不留在中国?

　　这个自问令我尴尬，如果非得找一句外交辞令，我可以这么自答：因为作为一个新闻报道者，在当下，这一周在美国可能要比在中国发挥的作用更大。但下一次再这么重合时，我相信，多数人都会甘愿留在北京，而不是华盛顿。

　　往机舱窗外看，黑夜，不知道飞到哪个时区了。感觉10个小时的飞行已过半，第一站旧金山，约了“历史终结论”而受世界争议的弗朗西斯o福山。听听他怎么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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