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选费用大肆膨胀

　　美国总统大选历来都是充满“铜臭味”的“政治秀”。据美国媒体报道，民主党候选人、现任总统贝拉克•奥巴马及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米特•罗姆尼的竞选阵营筹款合计已突破20亿美元，使得美国总统竞选费用再创新高。据两大竞选阵营提供的数据，截至目前，奥巴马竞选团队及民主党阵营共筹得10.6亿美元，罗姆尼竞选团队及共和党阵营共筹得9.54亿美元。

　　钱、钱、钱!这始终都是贯穿美国总统大选的关键词。候选人竞选团队雇佣大量顾问、动员大量志愿者打电话或挨家挨户“拉票”，特别是在电视上投放宣传自己和攻击对手的广告，这些都需要大量资金的支持。美国总统大选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场比拼金钱的游戏，这句话不无道理。候选人在选战期间最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到全国各地去筹款。

　　据记者观察，美国各大电视台在报道大选时，经常有候选人参加各种筹款活动的新闻。比如说奥巴马前段时间到加利福尼亚州参加筹款晚宴，和好莱坞电影明星觥筹交错，据说一张门票要价高达5万美元。而罗姆尼被秘密录音的那次佛罗里达州私人筹款午宴，据说一个座位也是要价5万美元。

　　总的看来，历届美国总统大选费用越来越高，这是不争事实。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候选人总共花费17亿美元。而现在，大选还未结束，两位候选人的竞选费用就已经超过了20亿美元。

　　很多人都认为，导致竞选费用大肆膨胀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出现。它的出现源于美国最高法院在2010年做出一项引起争议的裁决，该裁决认为美国企业可以不受限制地投入竞选资金。时任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主席辛西娅•鲍尔利就此解释说：“(最高法院)裁决推翻了一项对企业的限制;在此之前企业不能够为某一个候选人独立地、积极地开展竞选活动。”

　　换句话说，在这项裁决后，企业、工会、利益集团和大富翁们可以利用自己拥有的资金来影响选举，可以任意花费数量不限的金钱，捐给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这些政治团体也可以不受限制地花费资金，可以不限制地筹款。

　　最高法院的这项裁决以及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出现至今仍在美国受到极大的争议。很多人批评说，这让本来就受资金影响的美国选举更加被金钱牢牢控制。

　　善变已成司空见惯

　　在美国的选举政治中，唯一不变的只有一条：赢得选举。因此，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狡诈善变的候选人经常不惜改变自己的言论或立场，用中国的一句谚语说就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拿罗姆尼来说。他曾在佛罗里达州一次由“大金主”举行的私人筹款活动上说，美国有47%的选民不值得他关注，因为这些奥巴马的支持者依靠政府过活、不缴纳个人所得税。这番涉嫌将美国近一半选民说成是“寄生虫”的言论一经媒体曝光，引发舆论哗然。罗姆尼曾强调，他可能说的方式并不“优雅”，但他并不打算收回这一说法。可见，他认为这番言论并没有错。

　　然而，随着罗姆尼在第一场辩论中大胜，基于选情需要，他必须拉拢中间选民。在这一策略下，罗姆尼10月4日晚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改弦更张”。他对观众说：“就这件事，我的话完全错误。我完全相信，自己关心100%的选民。”一下子，他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一些美国的政治调侃节目都抓住这一点，讽刺他虚伪。

　　在大家关心的中国问题上，也是如此。两位美国总统候选人的态度也随着选情和竞选策略的变化在不断变化。比如，在前两场总统辩论中，罗姆尼显得对中国态度强硬，一直强调上任第一天就会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并承诺将严厉“打压”中国。而奥巴马在前两场辩论中则显得较为理性。他承认，有些从美国流失的工作岗位不会再回到美国，因为其中很多是美国人不愿意干的低技能和低工资的工作。

　　然而，笔者10月22日在佛罗里达州林恩大学现场报道第三场对外政策总统辩论时，明显感觉到在对华政策上，两位候选人出于竞选策略和选情需要都进行了“变调”。比如罗姆尼，他为了拉拢中间选民，需要表现出温和。为此，罗姆尼在辩论中罕见地提出，中国可以成为伙伴。这一温柔的语气让我们这些在现场的中国记者面面相觑，多少感到有些惊讶。

　　而对奥巴马来说，他需要在最后一场外交政策辩论中表现出自信、说话算话的“三军总司令”形象。因此，他有意加重了语气，强调自己上任后已经对中国实施了多项贸易制裁措施。笔者在现场听了辩论后，首先的感觉是：两位候选人的论调和前两场相比就像互换了。其实，为了拉拢选民，美国政治家的善变已是司空见惯。

　　实际上，美国媒体自己也经常对美国政治家的善变提出尖锐批评。美国一份主流报纸最近一篇文章就批评罗姆尼，说他在目前大选中得以缩小和奥巴马的差距，靠的就是“听众想听什么他就说什么”的“狡诈”。

　　(《环球视野》摘自2012年11月1日《参考消息》)

　　链接1：选举的需要：“第一个是金钱……”

(刁大明)

　　每到美国大选年，人们都会把美国大选中的金钱政治这个话题扒出来晒一晒。这一届美国大选已接近尾声，根据目前官方公布的数据统计，到今年8月，两党候选人所筹集的竞选经费已超过13亿美元。照此态势估算，2012年总统大选的两党候选人筹款或将最终飙升至20亿以上，仅奥巴马一人就可能超过10亿，进而再度刷新记录。正是因为这种几乎无限制接受大财团捐款行为的“横行”，为美国选举政治留下了关键一笔，也增添了美国金钱政治的又一层迷思。

　　金钱政治的扭曲

　　“金钱是政治的母乳”。1966年，加州州议会领袖杰西•安若这么一句不经意的玩笑，却因犀利而精准的表达而广为流传。事实上，回溯美国政治发展史，没有任何一场选举是不需要财力支持的。早在1757年，国父乔治•华盛顿竞选弗吉尼亚地区议员时，就曾购买了29加仑郎姆酒、50加仑郎姆饮料、34加仑葡萄酒、46加仑啤酒以及2加仑苹果酒充当竞选物资。1896年和1900年两度辅佐威廉•麦金莱当选总统的竞选经理马克•汉纳更是不加掩饰地坦言，“要赢得选举，需要两个东西，第一个是金钱，第二个我就记不得了”。

　　长期以来，由于美国民主制度下经济利益与政治权力的天然链接以及选举制度与过程对巨额资金的旺盛需求，金钱俨然是美国政治舞台上多元利益之间的润滑剂与关系链，呈现出无法控制的恶性膨胀。根据学者和民间智库统计，2008年整个选举周期的总开销约为31.25亿美元，是1976年的17.6倍，其中以总统大选开销最为惊人：从1976年的6690万美元窜升至2008年的17.59亿美元。如果将这32年中的通货膨胀率考虑在内，总统竞选经费激增了约9.5倍。当通向白宫的跑道上被铺满了黄金之时，是“驴”还是“象”最终染指总统宝座已并不那么重要，最大的赢家都是某些特殊利益诉求的垄断经济精英而已。而“金钱选举”的常态化，无疑消磨了美国政治的理性，侵蚀着公众的长远利益。

　　首先，金钱政治对大选结果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扭曲。能让普通选民知晓某候选人、博取知名度，就是获得其投票支持甚至胜选的基本砝码，而这恰恰需要财政投入才能实现。笔者曾在2008年大选前夕分别走访过美国西部蒙大拿州米苏拉县的两党竞选站。奥巴马这厢门庭若市，义工众多，且所有竞选材料均供随便领取;而麦凯恩那边却门可罗雀，只有一位学生实习生当班，连一枚竞选胸章都要捐出五美元后方可带走。如此明显的财力差距，基本已可铸定输赢。同理，金钱在今年共和党初选中也发挥了巨大的“魔力”。金钱帮助奥巴马和罗姆尼如愿以偿，但也留下了无法弥补的后果：前者是美国公众迟迟等不到所谓的“奥氏变革”，后者是共和党只能接受一位只会讨好选民而无坚定政治立场的骑墙候选人去挑战奥巴马。不得不承认，金钱令选民作出了未必最佳的选择。

　　其二，金钱政治导致在内政外交决策中大量的利益交换。金钱对选举政治的牢牢控制，使得候选人的选区概念凸显异化。他们不仅要代表其所在选区(或全国)选民的利益，还要兼顾所谓的“金钱选区”，即那些垄断资本的利益。从美国政治经济的地缘分布上看，美国东海岸的新英格兰一纽约地区、西海岸的加州地区、中西部的五大湖地区以及南部的得州地区等皆为“金钱选区”。在双重选区的约束下，当选总统不仅要依照国家利益与民众福祉来制定内外政策，还要尽可能地符合寡头经济精英的特殊利益偏好。比如，近年来的三位共和党总统里根、老布什以及小布什均不同程度上接受了石油等能源公司的巨额捐助。作为回报，里根任内推动取消了对石油、汽油等的价格管制，而布什父子则先后发动了两场伊拉克战争，最终将这个石油储量世界第五的国家控制在手。民主党方面的情形如出一辙，克林顿和奥巴马均接受了更多IT信息科技产业的财政支持，前者上任后积极推动信息高速公路等计划，吹起了美国“新经济”号角;后者则极为重视网络传媒的发展普及，身体力行地将其使用于政治动员与竞选当中。

　　其三，金钱政治甚至还令买官鬻爵在当今美国变成现实。在金钱政治的庇护下，某些捐款人的确能够通过给总统候选人较多数额的钱财，拿到挤进“旋转门”的通行证。当选总统手中握有众多政治资源，除了政策倾向之外，把某些官位奉送给那些为自己的竞选大掏腰包的富翁也是划算的“买卖”，其中典型的莫过于美国两百多位驻外大使了。根据美国外交服务协会的统计，几乎历任总统都存在着这种行为，甚至尼克松和克林顿任命大使中的30%是政治捐款人。2009年5月，刚刚上任不久的奥巴马意外提名54岁的约翰•鲁斯出任驻日大使，在华府引发了轩然大波。这位身居加州的职业律师对日本乃至亚太事务一无所知、且丝毫没有国际经验可循，与美国往往派出包括前副总统、退休国会领袖在内的政坛贤达出使日本的传统做法大相径庭，惟一可能的解释就是鲁斯曾为奥巴马2008年的大选捐助了50万美元，且实际贡献可能还要高于这个官方上报的数字。

　　跳不出的“怪圈”?

　　客观讲，随着金钱在总统选举等重大政治活动中的泛滥，美国政坛内外的部分有识之士也认识到其对国家利益与政府决策的巨大负面影响。从1867年开始，美国就颁布了多项法案，禁止或限制海军、政府雇员、公司、政党组织、民众参与政治捐款或用于选举的开销。

　　在美国通过细节性立法阻击金钱政治之际，一种被称为“政治行动委员会”的组织却开始崭露头角。虽然国会在1943年和1947年推出相关法律，最终均未能有效限制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急速蔓延与扩张。

　　1974年，国会通过了修正案，为个人和政治行动委员会的直接捐款放宽了限额。这次改革在两年后又遭遇违宪诉讼，最终联邦最高法院判决允许政党组织自由将捐款用于提升投票率或注册率的造势活动当中。

　　上世纪80年代以来，“软钱”和“捆绑”成为美国选举政治的新名词。2002年，国会两院经过艰难的拉锯，推动通过了《两党竞选改革法案》，内容包括禁止全国性政党接受“软钱”、提高个人和政治行动委员会组织给予候选人的捐款额度，等等。至此，“软钱”乱象得以暂时偃旗息鼓。又据《纽约时报》报道，2008年初选中两党的六位参选人共计至少接受过2000名个人的捆绑捐款。依照2002年立法中提高的个人捐款限额计算，捆绑方式为当年的两党参选人吸纳了约500万美元。

　　更为重大的变故发生在2010年1月，当时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公民联盟诉联盟选举委员会”一案中所作出的判决打开了“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潘多拉魔盒”。这种可以较为自由地接受捐款用于投放特定议题政治广告的新型组织在2010年中期选举中“牛刀小试”，又在2012年大选中“大显身手”。虽然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并不承认与某位候选人的联系，但该现象的存在几乎彻底突破了以往所有对金钱政治的立法限制，金钱再次一泻千里地淹没了权力中心。

　　纵观这段曲折历程，美国竞选财政的改革尝试似乎走不出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制度调整永远为金钱政治留下漏洞甚至后门，而金钱政治的再度肆意则标志着下一次不完全改革的开端。这样周而复始之下，彻底除去金钱对民主的锈蚀沦为了一项“无法完成的任务”。客观而言，一系列繁复的制度调整都只将视角放置在竞选财政运作的技术层面，从未在根本上改变美国围绕“金钱民主”展开的经济结构与政治模式，意识形态的局限性暴露无遗。与此同时，数次尝试皆为从上至下的、由国会发起的、以立法方式实现的制度改良。作为主导者的国会议员本身也以连选连任、延续政治生命为基本目标，不但无法与“金钱政治”绝缘，甚至在连任压力下对金钱的希求更甚。在这种情形下，政治人物不可能推进彻底的改革，必然会为自身利益考虑而留有余地。此外，对金钱政治的数次制度限制几次遭遇司法权干涉的例子，也充分说明美国政治在分权制衡的语境下，其碎片化已走向极致，为多元的特殊利益诉求预留了细密的渗透孔道。正是因此，甚至出现了联邦最高法院为了美其名曰的“保护言论自由”，而默认“大金主”们通过政治行动委员会等方式左右选情的宪政尴尬。

　　随着2012年选战好戏的连台上演，金钱再次粉墨登场。根据美国广播公司和《华盛顿邮报》在今年3月初进行的民调，69%的受访者不赞同将政治行动委员会等组织合法化，仅有25%的人认同其合法地位。由此可见，在广大美国民众当中，对“金钱政治”的厌恶和对更为彻底改革的渴望已渐成主流，美国的政治人物必须予以回应。

　　(《环球视野》摘自2012年第21期《世界知识》)

　　链接2：美报称美联储是“货币操纵者”

(玛丽•阿纳斯塔西娅•奥格雷迪)

　　在电视上播出的最后一轮竞选辩论中，米特•罗姆尼承诺，如果11月6日他当选总统，他将在就任“第一天宣布中国为货币操纵国”。他还许诺会更加关注与拉丁美洲的贸易，指出该地区的“经济规模几乎与中国不相上下”。

　　为了保持前后一致，罗姆尼应当在就任第二天传唤美联储，罪名是它也通过压低美元相对于拉美货币价值的“量化宽松”手段操纵了货币。毕竟，如果美联储鼓动美国的贸易伙伴争相让货币贬值的话，谁也不用指望能与该地区保持健康的贸易关系了。

　　但这不是新一任美国总统想要约束美联储的主要原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在10月东京召开的IMF会议上对更让人担忧的事发出了警告。她说，来自发达国家央行的低息贷款为新兴经济体带来了“资产价格泡沫”这一风险。

　　这样的泡沫很有可能会引发金融危机，从而导致发展受挫。除了会使巴西等中等收入国家蒙受损失外，新兴市场的金融危机还会妨碍美国实现经济和地缘政治目标。

　　从2008年9月到2011年年底，伯南克的美联储印制了1.8万亿美元的新钞。但美联储的决策者只不过是在热身。9月份，他们宣布将不设期限以每月400亿美元的速度实施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即印制更多钞票，表面上是为了刺激增长从而降低失业率。

　　在美国银行中有如此之多的美元流通和联邦基金利率接近于零的情况下，投资者发现，想要获取像样的收益是件难事。对收益的追逐导致美元涌入新兴市场，美元在新兴市场被兑换成当地货币，使这些货币的汇率面临上行压力。

　　巴西已经历了这一过程。巴西财政部长吉多•曼特加已愤愤地抱怨过此事，因为在他看来雷亚尔升值致使巴西的经济状况恶化。

　　伯南克在东京IMF会议上发言时表示，新兴经济体与其通过“货币管制”来“抵制升值”不如让自己的货币升值。他指出，抵制升值或许意味着“易受引入型通胀影响”。

　　伯南克有一定道理。是过多的管制而非坚挺的雷亚尔，阻碍了封闭、监管严格的巴西的经济发展。

　　实际上，如果以发展为目标的话，谋求以疲软的货币来刺激出口将适得其反。萨尔瓦多前财政部长曼努埃尔•海因兹本月早些时候为《大西洋》月刊的网上刊物《石英》撰文时写道，引发了“(巴西)会成为世界引擎的想法”的是巴西工业制造领域的繁荣，而这种繁荣来自“曼特加如此讨厌的流入的美元”。

　　但伯南克对新兴经济体不屑一顾的姿态偏离了更重要的核心问题。海因兹同时也指出，“只有美元继续流入，这种异常的繁荣才能持续下去”。而难点就在这里。这种繁荣是人为高估巴西经济的产物，会出现这种情况只不过因为伯南克让这个世界充斥着美元。

　　可持续性问题令人困扰。英格兰银行行长默文•金上周在一次讲话中指出：“当引发衰退的因素长期存在时，只有不断引入(货币)刺激方案才足以维持实体活动的水平。显然，这种做法无法无限期地持续下去。”

　　在理想的世界中，美金流的中断或投资者期望开始发生变化导致飙升的农矿产品价格下跌只意味着经济减速。但繁荣几乎总是伴随着信贷扩张，而巴西的繁荣也不例外。自2004年以来，银行信贷已从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97%上升至167%。

　　在东京，伯南克对世人说话的口气，与1971年美国放弃让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后时任美国财政部长的约翰•康纳利在罗马对十国集团说话的口气如出一辙：克服它。我们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不论对美国还是对世界其他国家而言，这都算不上积极的态度。如果未来某位美国总统打算重塑美国在经济领导方面的威信，那么重塑美联储作为世界储备货币负责任的管理者的信誉是必要的第一步。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03期，摘自2012年10月28日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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