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向来以“民主”国家自居。但是，在这一“民主”的土地上，一直并存着王朝政治。这一奇怪现象如何解释?美国力图成为世界超级霸权国家，这不仅体现在硬实力上，同时也反映在软实力上。然而，美国的驻外记者人数为何在不断减少?本期对话邀请曾经担任多届美国总统顾问及白宫幕僚，对美国王朝政治、总统和媒体研究领域具有拓荒性成就的资深学者史蒂芬•赫斯回答上述问题。
“民主”选举中夹杂着政治贵族
《中国社会科学报》：王朝政治是美国政治中一个十分特殊的现象。您是首位对该问题进行研究的学者，且著述颇丰。您当初为何决定研究王朝政治?
史蒂芬•赫斯(以下简称“赫斯”)：我的本科专业是政治学，当时从未想到今后自己出版的第一本正式专著是关于美国王朝政治。这方面的研究源于从军时候的一次机缘。当时我作为美国军队的一员被派往德国，主要是处理一些政治性问题。晚上，我们会去名为“美国之家”的图书馆看书。有一次，我发现了一本美国国会传记，里面的故事令我感到十分诧异。在学生时代，我知道了诸如亚当斯、罗斯福等政治地位显赫的家族。从这本传记中，我惊讶地发现了更多闻所未闻的政治家族，这些家族的成员一代代任职于国会。我习惯性地对这些材料做了笔记和整理，待回国的时候已经整理了300多条。我发现还未曾有人就这方面做过专门研究，这虽然给我的工作增加了难度，但也让我干劲更足。通过梳理四个家族、三代人的历史和鲜为人知的故事，我的首部专著、厚达700多页的《美国政治王朝：从亚当斯到肯尼迪》(America’s Political Dynasties: From Adams to Kennedy)出版。事实上，肯尼迪家族从严格意义上讲并不能算真正的王朝贵族。
《中国社会科学报》：这一现象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赫斯：美国王朝政治具体的表现为，“民主”选举中夹杂着政治贵族。例如，参议员名单中伊利诺斯州的史蒂文森(Stevenson)、路易斯安那州的朗(Long)、马萨诸塞州的肯尼迪、乔治亚州的塔马居(Talmadge)……众议员名单中纽约州的汉密尔顿•菲什(Hamilton Fish)、田纳西州的艾伯特•戈尔(Albert Gore)、俄亥俄州的克莱伦斯•布朗(Clarence Brown)、密歇根州的约翰•丁格尔(John Dingell)、佛罗里达州的保罗•罗格斯(Paul Rogers)、肯塔基州的布瑞科瑞奇(Breckinridge)、弗吉尼亚州的萨特菲尔德(Satterfield)、路易斯安那州的朗(Long)，等等，还可以举更多例子。
或许，对政治家的孩子步入政坛我们不应该太过于诧异，换个角度思考，这不过是子承父业在政治领域中的表现罢了。不是有很多医生的孩子都去了医学院吗?毕竟，孩子在继承父亲的职业时较之他人更有优势。但无论如何，通过竞选产生的公职还是不一样的。我选取了17个家族进行探寻，试图写出有细节的故事。当然，很多材料很难寻觅。例如，在18、19世纪，人们往往会关注当选的政治家，对于政治家背后的女性却鲜有记录。她们在整个家族发展过程中扮演着同等重要的角色：她们既是政治家的妻子，也是下一代政治家甚至是国家总统的母亲。这其中有少量例外，约翰•亚当斯的妻子即约翰•昆西•亚当斯的母亲就是例外。在梳理这些家族的所有成员时，我还发现了另一个现象，即成为这些背负荣耀光环家族的后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约翰•亚当斯的儿子中有成为总统的，却也有成为酒鬼并自杀的。这些情况在其他家族也并非鲜闻。
但是，政治家族的后继者也并非都选择从政，华盛顿、林肯、杰弗逊和杰克逊家族的后代都不选择从政。此外，政治贵族阶层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其流动性大。一些政治上的响当当的名字，如弗吉尼亚州的塔克家族(Tuckers)、纽约州的利维斯顿家族(Livingstons)和新泽西州的斯道克顿家族(Stocktons)等均悄无声息地退出政坛。他们的位置很快被政治新秀填补了。政治人选始终是开放的、流动的和自我更新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如何解释王朝政治这一现象?
赫斯：美国的宪法并不接受贵族一说。但是美国王朝政治的现象却可以追溯至殖民时代。从人数上看也相当可观，至今已有约700个家族的两名或者两名以上成员担任国会议员一职。即自1774年以来的1万名议员中，有1700位是来自这些家族的。
选民倾向于选政治贵族往往是因为他们本身已经十分富有，因此不大会窃取国家公共财富。然而，超级富豪往往对政治职位并不怎么感兴趣，但更常见的模式是他们将女儿嫁给政治家，或者是政治家族之间的联姻，如共和国参议员霍华德•贝克(Howard Baker)的妻子是共和国参议员埃弗雷特•德克森(Everett Dirksen)的女儿。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当前美国政治中，政治贵族的倾向是加强了还是减弱了?
赫斯：这种现象依然在延续，但是我对此没有继续研究。大致而言，美国国会成员中，有约10%—15%的议员源于政治家族，即其父亲或(和)祖父也曾担任过议员。当然，这也就是说还有85%—90%的议员是源于非政治家族的。人们关心的往往是这10%—15%的群体是如何因家族的影响而得到更多政治地位的。
从当选日到就职日：美国总统忙乱的77天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最近20多年间，您在政府和媒体研究方面也颇有建树，发表了一系列十分有影响的著作。首先来谈谈对政府的研究吧。我注意到，您在这方面也发表了一系列专著，它们普遍都获得很高赞誉，如《竞选礼节》(The Little Book of Campaign Etiquette，2000)一书获得美国国家出版俱乐部Arthur Rowse 奖。
赫斯：我1972年来到布鲁金斯学会后，开始了美国总统领域的研究。1976年，我出版了《打造总统班底》(Organizing the Presidency)。当时恰逢卡特当选总统，他对这本书很感兴趣，于是邀我担任他的顾问。这本书获得了很多赞誉与好评，甚至还被挑选为“月读俱乐部”(Book of the Month Club)的推荐书，这一切都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对布鲁金斯学会出版的著作而言也是十分罕见的。毕竟，学会出版的通常是学术性专著，很少会受到如此广泛的社会关注。
我最近发表的关于总统研究的著作是2008年的《现在该做什么?》(What Do We Do Now? A Workbook for the President-Elect)。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我经历了数位总统的进进出出，对此也一直在研究。我发现，从当选日到就职日，只有11周的时间。在这短短77天内，要组建一个新政府，工作头绪繁多，内容十分复杂。总统在组织政府班子这一短暂时期，总显得很忙乱。对此，我基于以往各届总统的实践归纳出的一些经验，希望能为2008年当选总统的奥巴马提供一些建议。
“Newswork”理论开创美国媒体研究新领域
《中国社会科学报》：总统和政府研究方面的成功是否也为您研究美国媒体提供了帮助?
赫斯：由于《打造总统班底》的成功，我有更多机会去其他机构学习和研究。我选择了当时我们所称的出版界(press)这一领域，如今大家都称之为媒体(media)。在我刚开始涉入这一领域时，发现自己能找到的最新一本关于媒体方面的书是出版于1936年的。换言之，这一领域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迫使我不得不创造自己的方法论。当今的媒体已然成为一个激动人心的庞大产业，传媒专业也有着数量可观的学生群体。这些年来我一直在从事该领域的研究，创建了“Newswork”理论，前后一共出版了6卷，最后1卷即将出版。首卷名为《华盛顿记者》(The Washington Reporters)，于1981年出版，实际的研究工作始于1977—1978年。当时，我对华盛顿的记者做了一个大规模的学术调研，一共采访了450人。但是，这本书关注的并不是记者这个群体本身，而是新闻媒体这个行业。随后又陆续出版了另外几卷，包括媒体与政府的关系、媒体与国会的关系、美国对世界的报道以及世界对美国的报道。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对近几十年来媒体的变化有何体会?
赫斯：世界一直在变，而且变化很快。20多年前，我没有想象到如今媒体的状况，对未来媒体会向哪个方向发展也不得而知。即将出版的这本书，是我对媒体方面研究的一个收尾之作，书名是《78年，华盛顿记者的变化》(78, What Happened to the Washington Reporters)。我和我的学生助手们，依靠网络和搜索引擎等现代化技术，寻找到那些曾经于1978年接受过我采访的记者们，并于2005年重访他们。最后，我们追踪到了其中的277位，另外约100位已经去世，还有约50位没有成功联系到。这本书的主题与之前的恰恰相反，我不再关注媒体行业，而是关注到了记者群体本身。我们从不同平台的媒体、男女性别、族群等各个角度对这些记者进行了归纳总结，探索了他们的职业生涯，追踪了他们的历史。该领域的研究同样也是前沿和新颖的。
记者要有提出严肃问题的能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如何评价新兴媒体对传统媒体的挑战?
赫斯：由于现代技术发展、时间推移等各种因素，或许媒体的形式有了很大变化，但是媒体始终是媒体，他们关心的问题没有改变，因为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好奇心依旧。回到从前，我无法预测出人们将通过何种渠道，以何种方式获得新闻。但是，我从未怀疑过他们获取新闻的能力。主要的问题是谁来为这些新闻买单。美国的媒体是企业型媒体，在传统媒体被淘汰、走向衰落的过程中，原有的资金需要寻找新的出路;传统媒体也需要重新定位，寻求新的发展。当初，美国几家重要报纸，除了《华尔街日报》外，无论是打算从广告中获利，还是期望于借此增加纸质版的发行量，都决定向读者免费提供网络版。如今，他们要将之改为收费的，难度会相当大，因为读者已经习惯了免费阅读。2010年开始，《纽约时报》开始向读者收费，并做得不错。总之，目前众多媒体都正在向收费转变的摸索过程中。我们的传统媒体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期。我本人是个乐观主义者，我相信媒体的明天是美好的。
此外，由于如今是信息爆炸时代，面对大量信息，不仅对读者是个挑战，对媒体产业而言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首先，虽然人人都可以获取大量信息，发布信息也不再是难事。但是，我对“记者”始终有着严格的定义，并非发布信息即成为记者，记者要有提出严肃问题的能力，并对要发表的东西进行严谨、认真、负责的编辑。信息的泛滥使大家容易获得便宜新闻，但这不见得是件好事，同时我们会失去很多。其次，媒体在寻找自己的特色，在新背景下找到自己的立足点，这我在即将出版的新著中也有专门论述。有些媒体把自己报道的内容限制在特定的领域内，锁定的读者也是十分特殊的、数量有限的人群。但是这些读者需要这方面的信息，并愿意为之支付很高的价钱。
美驻外记者语言能力成短板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曾受政府派遣，广泛参与了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多项文化任务，并出版过美国对世界新闻报道以及其他国家对美国新闻报道的专著。如今，美国派驻世界各地的驻外记者人数在不断减少。对此，您是如何看的?
赫斯：需要注意的是，新闻媒体派出的驻外记者人数在不断减少这一现象不是美国独有的，其他大部分国家的新闻媒体都存在这个现象。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方面，当其经费减少，需要开源节流时，减少驻外记者成为很自然的举措。派驻外记者本身花费很高，再加上美元贬值，就更贵了。另一方面，相比于其他地区事务，美国最关心的是反恐战争以及中东地区，只要有美军存在的地方，就会有驻外记者——这些记者大部分是战地记者。换言之，美国的新闻机构更关注的是美国海外驻军地，其发回的新闻报道也多与战事相关。但是，随着伊拉克战争在逐渐冷却，2012年美军从阿富汗撤军，以及美国将政策重心重新定位至亚太地区，派遣驻外记者的情况会随着这些因素而有所变化。
此外，美国驻外记者的语言能力不足。在冷战期间，媒体始终关注苏联，记者的俄语水平得到提高。但是在形势发生变化后，美国记者中大多数人对所在国语言的掌握情况却不能令人满意。例如，他们对中文和阿拉伯语掌握不够娴熟，没有达到专业水平。美国新闻机构在海外的资源与世界现实的情况之间存在差距。
链接：
史蒂芬•赫斯(Stephen Hess)，1953年毕业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赫斯曾担任艾森豪威尔政府和尼克松政府的白宫幕僚，以及福特政府和卡特政府的总统顾问;1974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会代表，1976年任美国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代表;里根当选总统后，于1980年任政府过渡小组顾问。1972年起加入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现任该学会高级研究员，同时兼任美国拉塞尔塞奇基金会、福特基金会顾问。
赫斯的研究方向为美国总统、媒体和华盛顿政府的政治文化。他于1979—1982年任教于哈佛大学;2004—2009年任教于乔治•华盛顿大学。他发表过多本著作，其中，《尼克松的政治写照》(Nixon: a Political Portrait，与Earl Mazo合著)一书已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出版;《国际新闻与驻外记者》(International News & Foreign Correspondents，1996)作为“当代英美新闻传播”译丛系列，于2010年出版了中文版。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16期，摘自2012年12月5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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