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一度的总统选举是美国人最重要的政治参与方式，在其整个政治生活中居于核心地位。回顾美国2004年和2008年两次总统大选，前者因所谓“道德问题”和福音派新教徒对布什的鼎力支持，[1]使宗教因素在大选中大出风头;后者则由于黑白混血的奥巴马、身为女性的希拉里•克林顿和年逾古稀的麦凯恩参选，成为所谓“黑人、女人和老人的战争”，引起人们对族裔、性别和年龄等人口因素对大选影响的再思考。尽管影响美国总统选举的因素众多，但这两次选举以其鲜明特点展示了宗教和人口因素在总统大选中的特殊作用。本文通过比较美国不同宗教和族裔在近些年总统大选中投票行为的数据变化，分析这些因素对当前美国政治生态可能产生的影响，以此视角观察2012年美国总统大选。
一、政党认同和美国两党政治
宗教和族裔因素能在美国总统大选中产生影响，与政党认同的作用有关。作为研究大众政治行为的重要概念，政党认同最早由美国学者坎贝尔在《美国选民》中提出，他认为政党认同是“个体在其所处环境中对重要的群体目标的情感倾向”，是选民“在心理上对某一政党的归属感或忠诚感”。[2]西方选民政治参与和投票行为研究一般认为，决定美国选民投票行为的因素包括：政党认同、政策态度、对总统候选人个人品性评价、对候选人和党派过往执政评判等，而政党认同被认为是对选民投票最有实质影响的因素。该书指出，“家庭的社会化”是政党认同的最重要来源。大多数美国选民的政党认同在其青少年时期即已形成，主要动力是父母的政党认同通过家庭社会化对下一代的传递。上一代因意识形态分歧所形成的政党支持，可能通过家庭社会化塑造新世代选民的政党认同。此外，通过“政治社会化”的学习历程，个人从家庭、学校、职场、团体，以及传播媒体，获得政党偏好与认同的讯息，逐渐形成政党认同。宗教和人口因素对美国社会中个人的成长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因而无论是家庭社会化还是政治社会化进程中，两个因素都是其中不可忽视的变量，都会在选民政党认同形成过程中发挥一定作用，进而影响在总统大选中的投票行为。 美国选民的政党认同主要是对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认同，这是由美国实行的两党制所决定的。经过百年实践，两党制已成为一种成熟的国家政治体制，被美国人民所接受。政党认同在两党制环境下为选民投票提供了便利，也使两党制更为固化。政党认同与选民的投票倾向有明显的因果联系，政党认同承担着使选民投票结构化和简洁化的功能。政党认同使区分复杂的美国选票成为相对容易的事情，提供了做出投票决定的捷径。研究显示，“在几乎所有的选举中，绝大多数认同民主党的投票给了民主党候选人，而绝大多数认同共和党的则投给了共和党候选人。”[3]基于此，政党认同对美国两党制有一定固化作用。1952年以来，美国总统选举政治开始从以政党为中心转为以候选人为中心，政党难以控制总统候选人的提名与竞选。[4]但在总统选举中，政党因素仍然以其独特的“竞选标签”与“政党认同”效应，将具有真正意义的总统候选人角逐限定在两党框架内，并为候选人提供了稳定的选民群体。同时，两党强大的筹资能力与巧妙转移竞选资金的策略，使其能有效控制或影响总统选举进程。所以，美国总统大选实际仍是民主共和两党执掌美国政权、实现轮流执政的手段。2009年，人们自发的、经由互联网组织的“茶党”运动一时间风起云涌，大有挑战两党制之势。不过，“茶党”从严格意义上讲并不是一个政党组织，它缺乏统一的组织和纲领，也没有统一的领袖，且成员组成复杂，其中不乏极端保守主义者。在美国的政治体制和选举制度之下，独立于民主、共和两党之外的第三政治势力很难有长期生存的空间。目前来看，“茶党”难以形成一个稳定的“第三政党”。
民主共和两党虽同为资产阶级政党，但在某些具体政策理念和主张上，却有着对美国社会意义重大的分歧和争论，这是由两党历史沿革和各自所代表的利益团体决定的。一般来讲，共和党主张小政府、大社会，反对政府增加预算开支，但支持扩大国防预算，主张减税和自由贸易;担心过度宽松的福利制度会助长公民依赖心理和不劳而获的惰性;抵制非法移民;在社会问题上比较传统，反对堕胎、同性恋婚姻、干细胞研究，反对限制持枪权。民主党则支持积极财政，主张将财政盈余用于教育和医疗等新项目上;要求政府采取更积极的行动推动社会福利事业和控制企业活动;更为关注劳工、移民、少数族裔等弱势群体，主张提高最低工资，反对削减社会福利开支;主张限制枪支，支持同性恋婚姻、妇女堕胎权利;关注环境保护权益。用最宽泛的概念来划分两党的意识形态，可以说民主党和共和党分别代表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
两党政策理念和主张的不同，使美国总统选举对其国家政治走向有重要影响和指标性意义，某些“关键性选举”甚至导致美国政治议题和公共政策发生重大变化。大选中选民和政党的关系形成双向互动：来自具有不同宗教和族裔特征的选民，争取将认同政党的总统候选人选上台，以满足切身利益和心理诉求，对美国政治运转和生态施加直接影响;而两党总统26候选人为在大选中获胜，尽量多地笼络并扩大自身的选民群体，提出吸引他们的口号和纲领，甚至为此提前做出某些政策承诺。正是这种互动，使宗教和人口因素通过促成政党认同，影响选举，进而影响美国政治生态，具有了清晰的逻辑链。
二、宗教与美国大选
(一)宗教在美国的地位
1630年，北美大陆上的清教领袖约翰•温斯洛普提出“山巅之城”概念，为美利坚合众国的诞生打下深刻的宗教烙印。对于宗教在美国的社会地位，董小川教授将其归结为五点：第一，从人的精神世界出发，宗教是美国人个人的心灵慰藉;第二，从社会政治出发，宗教是美国国家的意识形态;第三，从群体心理意识出发，宗教是美国民族统一的道德观和价值观;第四，从宗教的社会价值出发，宗教是美国政治生活的添加剂;第五，从民族精神出发，宗教是美国事业的精神支柱。[5]20世纪以来，美国世俗化的脚步虽未停止，[6]但环顾当代西方，美国仍是宗教最兴盛、最活跃、教派最多、宗教势力最强大的国家。据皮尤研究中心2007年统计，全美有51.3%的居民信奉基督教，信奉其他宗教人口的比例为：天主教23.9%、摩门教1.7%、犹太教1.7%、佛教0.7%、伊斯兰教0.6%、印度教0.4%、其他宗教1.5%;约92%的人相信上帝，71%的人表示对上帝绝对确信，甚至在自称为无神论者的人群中也有21%表示相信上帝。[7]第112届美国国会众议员中，有56.8%是新教徒，29.2%是天主教徒。[8]
(二)宗教团体对美国政治影响的方式
宗教团体对美国政治影响的方式有直接间接之分。直接方式是通过宗教组织对政府游说，宣传宗教组织观点，动员宗教信仰者在选举中支持或反对某位竞选者，对政客施加影响。作为一种社会力量，支持或反对政府某项政策，显示自己的力量，故而在美国选举政治上产生了诸如“天主教徒选票”、“犹太教徒选票”和“白人清教徒选票”的说法。近年随着宗教团体的增多，还出现“穆斯林选票”和“摩门教选票”等。间接方式则是利用教会在社会慈善服务和私立教育体系中强大的社会资本，帮助实施政府法令，维持社会服务体系运转，形成对民众日常生活直接、广泛的影响，成为美国社会运转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和政府必须倚重的力量。宗教组织与政府由此形成一种必要的联系，这种联系在某些时刻也可成为宗教组织影响政府政策的渠道。
(三)宗教团体政党认同的形成与转换
在美国两党制背景下，宗教团体既通过与政党结盟，利用选举政治的特点施加影响，也在与两党长期的历史互动中不断形成、转换着自身的政党认同。美国早期社会学研究显示，无论社会阶层如何，天主教徒较清教徒更倾向于视自己为民主党人，而南方以外的清教徒则更愿选择共和党标签。[9]进入20世纪60年代，天主教徒、犹太教徒和南部白人新教徒大多支持民主党，北部、东北部的新教徒则支持共和党。1968年后情况开始发生逆转，每周固定去教堂和宗教上较虔诚的选民更多地转向共和党，而那些偶尔去教堂或从不去教堂的人则多支持民主党。[10]共和党在与宗教相关的社会事务立场上认同传统保守价值观，获得大多数福音派和新教选民支持;民主党的主张则招致宗教保守派的强烈反对。皮尤中心2007年调查发现：50%的美国新教徒倾向共和党，只有34%倾向民主党;摩门教是坚定的共和党人，约有65%的教徒认同或倾向该党;传统黑人教堂成员77%是民主党;无神论和不可知论者表现出强烈的民主党派倾向的分别为65%和62%;高达66%的犹太教徒归属于民主党，归属于共和党的只有24%;成人天主教徒中有48%认同或倾向民主党，倾向共和党的有33%。[11]
(四)2004年和2008年选举宗教选票对比
2004年大选时，布什总统在伊拉克战争和经济问题上面临困境，选前并不为外界所看好。但由于当年保守主义回潮，多数选民将“道德议题”作为其投票选择的首要原因，布什在颇具争议的堕胎权利和同性恋婚姻问题上始终保持强硬态度，展现了虔诚、正统的宗教形象，迎合了大多数选民尤其是福音派新教徒的要求，推动了宗教保守势力对共和党的政党认同，也激发了他们的投票热情。最终，布什在大选中借助宗教力量获得连任，除赢得基督新教徒59%的选民支持外，还获得天主教徒52%的支持，而克里只得到天主教徒47%和基督新教徒40%的选票。宗教在美国政治中的空前影响力，引发各界对宗教与美国政治关系的反思和探讨。
2008年大选中宗教未能发挥2004年那样的决定性作用。布什政府执政8年后，国内外均面临巨大危机，民众关注的焦点首先是经济和伊拉克战争问题，伦理价值问题退居其次。奥巴马作为首位黑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富有魅力，他提出的“YES，WECAN!”竞选口号切中选民心意，激发了众多民众的热情和希望，这一切都构成了奥巴马选举的巨大优势。从宗教层面来看，共和党候选人麦凯恩虽然在基督教选民中仍有一定优势，但无法改变在其他议题上的劣势，且福音派新教徒当年对共和党的支持也有一定回落。相较于克里，奥巴马成功吸引了一些宗教团体的选民。民主党改善了在天主教中所获支持率，增加了大约14%，从2004年相比共和党5%的劣势，在2008年转为9%的优势。民主党还减少了在新教徒和其他基督教徒中的劣势，从落后19%缩减到9%。
宗教对这两次大选的意义不同，但通过对比选举中不同宗教选民的投票情况，结合盖洛普民调其他数据，可以看出宗教对选民政党认同和投票行为的趋势性影响：
2004年和2008年总统选举宗教人士投票百分比[12]
总统选举
2004年2008年
克里布什奥巴马麦凯恩
礼拜次数
每周超过一次35 64 43 55
每周一次41 58 43 55
一个月几次49 50 53 46
一年几次54 45 59 40
从不62 36 67 30
宗教团体
白种人新教徒32 67 34 65
福音派21 79 26 73
主流派44 56 44 54
拉丁裔新教徒37 63 58 42
所有天主教徒47 52 54 45
非拉丁裔白人43 56 47 52
拉丁裔65 33 70 30
所有无宗教归属者[13] 67 31 75 23
其他信仰74 23 73 22
犹太教74 25 78 21
黑人新教徒86 13 94 6
1.两党在宗教和教派中的基本盘未有根本变化。2004—2008年选民投票体现出的宗教结构保持稳定：黑人新教徒、拉丁裔天主教、犹太教徒、非基督教信仰和无宗教归属人士等在政党认同上倾向民主党的，主要将选票投给了民主党;而白人天主教徒、白人主流新教徒和白人福音派新教徒则大多支持共和党。双方宗教基本盘都没有因为2004年共和党对宗教议题的娴熟操作和2008年奥巴马的个人魅力而发生板块性改变。2004年克里获得86%的黑人新教徒支持，仅赢得白人福音派新教徒中21%的选票。2008年奥巴马尽管一路高歌，拿下黑人新教徒94%的选票，但在白人福音派新教徒中也只获得26%的选票，比克里仅高出5%。与之类似，在2004年和2008年，共和党在无宗教归属选民和白人福音派新教徒选民中也存在类似差距：2004年白人福音派新教徒选民大约有79%选择布什，而无宗教归属选民则只有31%;2008年大选时，白人福音派新教徒选民73%选择布什，无宗教归属选民则只有23%。在犹太教徒和非基督信仰团体中，民主党的巨大优势难以撼动，奥巴马在这些团体中获得了压倒性优势，所获选票对比分别是78%对21%和75%对23%。
2.宗教信仰强烈程度不同的选民对两党支持差别明显。出席宗教活动频率几乎可当作投票偏好的风向标。在最常去教堂的人群中，克里的支持者落后布什29%，奥巴马虽有所改善，但也落后麦凯恩12%。奥巴马和克里在出席宗教活动较少的人群中所获选票则明显好过共和党候选人：在较为虔诚群体中，民主党支持度有所上升，一个月参加几次宗教活动的人中增加了10%，达到53%，而一年去几次的人中则增加了20%，达到59%，从来不去教堂的人群则达到67%。两党均存在所谓“出席缺口”(Attendance Gap)现象，即那些每周出席宗教活动超过一次的和那些从不参加的人对共和党支持的差距在2008年是25%，在2004年是28%，民主党的差距2008年是-24%，2004年是-27%。
3.奥巴马的宗教选票增加得益于少数族裔宗教选民支持。在最虔诚的美国人中，奥巴马所获支持率从35%提高到了43%，但这一增幅主要来自少数族裔。2008年选举中，传统上支持共和党的拉丁裔、亚裔和其他少数族裔的新教选民大量选择支持民主党。这部分人大约占到选民总数3%，在2004年58%支持布什，39%支持克里，在2008年则有56%支持奥巴马。但在其他传统共和党和摇摆性投票的宗教团体中变化较少，尤其是那些号称每周至少参加一次宗教服务的白人选民：虔诚白人天主教徒中奥巴马获得了41%的选票，克里39%;虔诚白人主流新教徒中奥巴马获得了38%的选票，克里获得42%;白人虔诚福音派新教徒中奥巴马20%，克里获得17%。在所有号称每周至少去一次教堂的白人天主教选民中，奥巴马获得了29%的选票，克里获得28%，几无变化。
4.种族与宗教因素交织，不同种族的宗教选民投票仍呈两极化。2008年，黑人新教徒构成了全体选民的8%和支持奥巴马选民的15%。相反，黑人新教徒在麦凯恩阵营中只占到1%。麦凯恩阵营获得了白人福音派新教徒的支持，特别是那些每周至少参加一次教堂互动的人。虔诚的白人福音派构成了2008年13%的选民，但是他们构成了投麦凯恩选票选民的23%，而这些人在给奥巴马投票选民中只占5%。虔诚度较低的白人福音派新教徒构成了8%的选民，构成了麦凯恩选民池的11%和奥巴马联盟中的5%。虔诚的白人天主教徒构成了8%的选民，在麦凯恩阵营中占到10%，奥巴马仅占到6%。虔诚度较低的白人天主教徒在奥巴马和麦凯恩阵营的构成基本相同，分别是10%和11%。
5.天主教徒作为摇摆选民的特点突出。天主教徒在美国政治中经常被视作为最大和最典型的摇摆选民团体。2008年大选中，民主党在天主教徒中的支持率从2004年比共和党少5%转而反超7%，再次凸显天主教徒这一特点。长期以来，民主党及其候选人均因堕胎问题而被天主教徒疏远。2008年大选前后，民主党领袖谋求在移民、最低工资和伊拉克战争等问题上与天主教会结盟，积极修复与其关系，而天主教会对小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强烈反对，也加速了此种修复过程。民主党把重点从动员基本盘转向争取摇摆和独立选民尤其天主教选民是该党成功的选战策略之一。
三、种族与美国大选
人口因素涵盖族裔、人口分布、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教育程度、职业、社区情况等，这些因素均会对个人政党认同产生一定影响，以其为变量分析，必然造成角度不同、结论迥异的结果。而由不同族裔形成的人口结构变化则较为宏观，特定族裔在政党认同方面呈现出一定可辨别的大趋势，便于从中考察对美国大选的冲击，进而思考对美国未来政治生态的影响。
(一)美国当前各族裔人口变化趋势[14]
2010年美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全国人口总数比十年前增加9.7%，超过3.087亿。非拉丁裔白人过去10年间从1.946亿增加到1.968亿，增长率仅为1%，在美国总人口中比例由69%下降至64%;拉丁裔人口从2000年的3530万增加到2010年的5050万，增长率达43%，在美国总人口中比例占16.3%;黑人人口为3890万，仅占美国总人口比例的13%，已失去美国第二大族群地位;亚裔人口为1470万，所占比例虽仍小于5%(4.8%)，但同2000年人数相比，亚裔人口增长比率几乎超过了拉丁裔(43.3%)，在各族裔中增长最快。拉丁裔和亚裔人口数量大幅增加导致美国少数族裔10年增长29%，全美少数族裔人口总数达1.12亿，占人口总数的36%。
过去十年新增的约2700万美国人中，1700万为美国国内新生儿，约占60%。2000年以来，美国新增儿童人口主要来自少数族裔。非拉丁裔白种育龄女性自2000年起下降6%，所生孩童不足以弥补本族群人口下降;黑人生育率也有所下降，致使同期黑人孩童比例下降2.3%;拉丁裔18岁以下人口从2000年的17.1%增长至23%。少数族裔人口增长速度明显快于白人，美国人口增量9成来自少数族裔。全美近五分之一的地区少数族裔儿童人数已超过白人儿童。在密西西比、佐治亚、马里兰、佛罗里达、亚利桑那、内华达、德克萨斯、加利福尼亚、新墨西哥和夏威夷等10州中，少数民族儿童所占比例已超过一半。美国非拉丁裔白人因生育率下降，数量仅增加230万，全美3143个县中，有348个县白人已成少数族裔。此外，移民对美国人口增长也有很大贡献，至少在2050年以前，这部分人口仍会持续增加。
按上述趋势估算，美国到2050年将变成一个少数族群占多数的国家，且这一进程有可能加速。届时美国少数族群将占总人口的54%，拉丁裔人口增加将是造成这一趋势的主因，其人数将由当前的5000万增长到1.33亿;而非拉丁裔人口数量则将维持不变;亚裔人口会接近翻倍，由目前的5%增长到9%左右;黑人则仅由14%增长到15%，只是拉丁裔人口的一半。外国出生的美国人口比例也将增加，现在每8个美国人有一人在外国出生，而到2050年每5个美国人中有一人在外国出生。
(二)不同族裔的政党认同
上世纪30年代实行罗斯福新政后，非裔美国人在政治上长期支持民主党。皮尤研究中心2007年分析显示，1990年以来，黑人对民主党的认同或倾向既高又稳定。几乎在所有黑人团体中，超过50%对民主党有强烈认同感，尤以较年长、收入中等、教育程度较高的黑人为最。18—29岁黑人中，将自身定义为独立政治立场的人与定义为民主党的人数基本相同;而在45岁及以上黑人中，这一比例为1：3。拉丁裔人群本较倾向民主党，但许多拉丁裔人特别是其领导，为促使两党重视本族裔关切，利用两党对其选民的看重，刻意鼓吹拉丁裔是“摇摆群体”。但从盖洛普调查看，53%的拉丁裔人的政党认同归于民主党，共和党只占21%。皮尤拉丁裔中心调查显示，1999至2007年间，拉丁裔对民主党的认同保持在42—48%，2006年是低点。不过，如把倾向民主党的拉丁裔人和登记为民主党的拉丁裔人算在一起，对民主党的支持率基本在55%左右，就是在2006年也有49%。共和党按此计算，同期所获拉丁裔支持比例则在23—28%，最高点出现在2004和2006年。该中心2008年中期调查则显示，拉丁裔对民主党和共和党政党认同的比率分别是65%和26%。当然，拉丁裔人口的摇摆特征也确有一定体现：2004年40%的拉丁裔选民支持布什，比1996年支持共和党候选人多尔的21%几乎翻倍，而到2008年民主党获得了该族裔67%的选票。另外，拉丁裔投票范式从各州和对各候选人而言大不相同。2004年，在德克萨斯的拉丁裔选民对布什的支持率为49%，在加利福利亚则只有32%;而2006年加州州长选举中，拉丁裔40%选了共和党候选人施瓦辛格。亚裔选民在1992—2004年4次总统大选中表现不同，在1992和1996两次选举中大多支持共和党，但随后两届又以较大差距支持民主党(54∶41;58∶44)。2010年盖洛普分析中，亚裔政党认同民主党与共和党之比为61∶24。哈佛大学政治学院调查显示，年轻的亚裔选民由于反对伊战和支持移民而倾向民主党，而年长的亚裔选民则由于其支持自由贸易等立场较为倾向共和党。白人较上述少数族裔更认同共和党，据统计，在历年8次总统选举周期中，在没有主要第三党竞选人的情况下，白人对共和党的支持率保持在52—58%。
民主党历史上就被认为是多数党，1952—1980年，多数选民团体认为他们是民主党。[15]其在少数族裔支持率明显高于共和党的原因，与民主党自身意识形态有关，尤其是该党在社会公共政策方面一贯强调就业、工资、劳动和中产阶级的福利等“面包和黄油”问题，对赢得少数族裔支持至关重要：黑人上世纪30年代加入民主党构建的新政联盟，主要是从自身的弱势地位出发，希望政府在反对歧视、提供服务和机会方面扮演积极作用。拉丁裔选民如同黑人选民一样，支持积极财政、社会安全福利体系。移民问题牵扯到很多拉美裔人的敏感神经，而民主党则被绝大多数人视为对移民最为友善的政党。亚裔也强烈支持民主党在积极财政和移民问题上的立场，并且是美国唯一判定自身为自由主义者(31%)超过保守主义者的(21%)的种族团体。
共和党人在社会和文化问题上的保守立场，使之易被视作一个白人的、中产阶级的、郊区居民的政党。尽管2004年布什总统赢得40%的拉丁裔选票，但很难说共和党对少数族裔也有很大吸引力。共和党曾一度认为拉丁裔属于社会保守主义，只要该党强调反对堕胎和同性恋婚姻等“价值”问题，就可吸引他们的选票。实际上，拉丁裔远不如非拉丁裔白人那样倾向在文化问题的基础上投票，也不如许多人所想的那样偏向保守。美国进步中心2009年的一项调查显示，拉丁裔在10项进步文化指数上有着高于其他所有族裔的平均分，拉丁裔在同性婚姻问题上并不比非拉丁裔白人保守，代际的转换将使年轻一代的拉丁裔人在社会问题上更加进步。也有观点认为，拉丁裔将随着本土出生人口的增加而变得更保守，然而本土出生的拉丁裔压倒性的认同民主党，所以这一变化也不大可能会造成共和党的认同效应。
(三)2004—2008年美国大选按族裔区分的投票对比
1.各族裔选民增长不同，少数族裔选民大幅增长。2008年全国人口民调显示，少数族裔选民比例从2004年的23%上升到26%。1988到2008年间，少数族裔选民增长了11%，20年内上升11%，平均每年0.5%，且无放缓趋势。在亚利桑那、科罗拉多、佛罗里达、内华达、新墨西哥、俄亥俄、密歇根、密苏里、宾夕法尼亚和弗吉尼亚等两党争夺激烈的10个州中，少数族裔选民从2000年至2006年均在增长，内华达州甚至出现一年增长1%的惊人涨幅。2004年黑人选民1400万，2008年1610万;2004年拉丁裔选民760万，2008年970万;亚裔280万，360万。白人选民则有所下降，减少约50万人。当前美国选民中每4人就有1人来自少数族裔，选民数略呈向少数族裔倾斜之势。尤其是拉美裔选民的大幅上涨，其所占选民比例由2004年的6%上涨为2008年的7.4%。特别是考虑到拉丁裔人口实际增长与其当前投票实力并不相符，较大比例的拉丁族裔人口因尚未成为美国公民或过于年轻而无法投票，造成只有44%的拉丁裔人口是合法选民，这与非拉丁裔白人77%和非洲裔美国人66%的比例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因而未来上升空间更加令人关注。
2.各族裔合格选民投票率不同。2008年，非拉丁裔白人投票率在东北部和西部要高过黑人、亚裔和拉丁裔人口，但在中西部、东北部和西部投票人数都有所下降，南部变化较小;黑人在南部有着最高投票率，其他地区则没有改变，在西部与非拉丁裔白人投票人数大体相当。拉丁裔人口在选民中的比例在不断稳步上升，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仅占3.6%，2008年达到7.4%，在十年内很有可能超过黑人选民的比例。2008年，非拉丁裔白人投票率到达66%，黑人达到65%，亚裔和拉丁裔投票率则均在46%左右。与2004年大选相比，黑人、亚裔和拉丁裔的投票率均上涨了4%左右，而非拉丁裔白人的投票率则下降了1%。在500万增加的选民中，大约200万人为黑人、200万人为拉丁裔，60万左右为亚裔。白人选民人数则没有变化。从历史上看，黑人2008年投票率创造1996年美国统计局估算公民状态以来的历史最高，拉丁裔也是如此，而亚裔投票率则比2004年和2000年要高。
3.少数族裔选民投票偏向民主党。黑人选民2008年有95%选择奥巴马，较2004年88%投向克里的比例上涨11%。拉丁裔选民2004年投票支持克里仅有31%，2008年对奥巴马支持率则翻番达到67%。一些观察家曾认为，黑人和拉丁裔族群的种族摩擦可能阻碍拉丁裔选民全心支持奥巴马，但这种情况并未出现。亚裔选民有62%支持奥巴马，2004年亚裔支持克里的有56%。总体来看，少数族裔有80%支持奥巴马，2004年有71%支持克里。由于美国实行的选举人制度，少数族裔增加的选票帮助奥巴马取得了一些关键州，如俄亥俄州少数族裔选民比例从2004年的14%上升到2008年的17%，黑人选民支持奥巴马的比例高达惊人的97%，克里当时获得了黑人84%的选票。受拉丁裔选民比例上升5%的推动，少数族裔选民比例在内华达州从23%上升至31%，奥巴马在该州黑人选民中的支持率达到95%(2004年86%)，拉丁裔选民支持率达到76%(2004年60%)。
四、对美国政治生态的总体影响
从宗教和人口结构因素在两次美国大选中呈现的特点来看，美国未来政治生态可能出现以下趋势：
(一)对少数族裔的争夺是未来美国总统选举的关键
民主党和共和党均有不同基本盘，要在总统大选中获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获得增长迅速的少数族裔选民和宗教信徒的青睐，尤其是在关键的摇摆州争夺中。从宗教方面看，民主党能否保持住黑人、拉丁裔和亚裔新教徒以及拉丁裔天主教徒的支持对奥巴马2012年胜选至关重要。而从人口结构方面看，共和党必须争取到拉丁裔人口的足够选票才能在未来政治选举中翻身。少数族裔在未来美国政坛的话语权也会逐步提高。
(二)民主党处于有利地位，但在治理上面临挑战
少数族裔在美国仍是弱势群体，经济政治地位皆不及白人，在意识形态方面比较倾向自由主义，在社会政策上对政府依赖度较高，民主党在医疗、教育、移民等问题的政策上历来较共和党更对这些选民的胃口，大量增加的少数族裔人口形成民主党新的选民基础。在当前经济环境下，如何处理好不断上升的财政赤字和债务，同时满足少数族裔的需要，民主党必须尽快找到平衡点。大量黑人新教徒和拉丁裔新教和天主教徒对民主党的支持，也使得民主党内的社会保守主义力量大增，如何协调好党内自由派和保守派的路线之争，妥善处理他们在堕胎和同性婚姻等敏感问题上的矛盾，推动党内不同宗教派别间协作，也需民主党仔细思考。
(三)共和党在某些社会问题可能采取中间立场
继续采取2004年畅销书《堪萨斯州怎么回事?》的策略，发动文化战争，挑动宗教情结，对于议会和地方选举可能还有一定作用，但在全国范围内的选举中，变化的人口因素已使共和党难以再现2004年胜选的图景。为赢得少数族裔选民，共和党对社会服务花销、移民改革的保守主义立场可能被迫缓和，并需找到自身在这些领域能够打动少数族裔的政策和方法。尤其是共和党为胜选亟待拉拢拉丁裔人口。自2004年以来拉丁裔对该党支持率一路下滑，共和党虽然在2010年中期选举中夺取众议院，但是在这一人群中所获的支持率仅有38%，支持率滑落主要是由于共和党在非法移民问题上的强硬立场。面对势不可挡的人口变化，共和党必须转变立场，不再视其为政治威胁，而是将其当成机遇。
(四)美国政治面临新族裔关系的挑战
由于人口成分构成变化，种族关系的模式也悄然改变。以前美国种族矛盾中的黑白模式逐步被打破，西班牙裔和亚裔人数的上升使少数族裔内部各集团因政治、经济利益冲突而关系紧张。随着人口增加，拉丁裔的政治诉求越来越强，并与黑人角逐政治权力。拉美裔移民大量进入劳动力市场，对中低收入的黑人构成威胁。在一些社会问题上，拉美裔和黑人有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如对待“肯定性行动”(Affirmative Action)，黑人认为这是对黑奴制的补偿，反对将“肯定性行动”惠及移民。因此，由于少数族裔人口的变化，这使得原本已经复杂的种族关系更加扑朔迷离，美国政治舞台将出现不同与以往民权运动时期的族裔间的摩擦和矛盾。
(五)美国政治极化可能加剧
进入21世纪，历经网络泡沫、恐怖主义袭击、反恐战争、经济危机和衰退等严峻挑战，美国对未来道路的思考和探索尚未定型，加之社会结构改变之势明显，大变革已难以阻挡。主要由婴儿潮一代白人构建的所谓“茶党”，难以适应几十年来美国人口多元化的大势，且其成员多在中西部，教育程度有限，无法接受美国蓝领中产阶级在全球化竞争中失势的现实，却把美国衰落怪罪到“大政府”和其他族群“懒惰”享受白人税收的福利。国内政治思潮极化加剧，党争激烈，对立双方立场的极端化与中间地带缩小。美国国内的政治内讧所导致的美债危机，充分反映了美国政治当前这一特点。虽然共和党和民主党为胜选均需扩大选民基础，但如何应对类似“茶党”等保守主义团体的反弹，2012年大选将是观察这一政治动向的重要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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