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综合报道】 李慎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金融、科技、文化和军事这“四位一体”的霸权，构成了当今资本帝国主义时代新的根本特征。这对世界社会主义是全面挑战。社会主义国家在提升经济力和军事力这两种“硬实力”的同时，必须大力加强政治价值观、文化力、自主科技创新力等安全“软实力”的建设，使国家安全建设获得协调发展和整体跃升。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会有这样那样的不同看法甚至分歧意见，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内部协商逐步解决，而决不能允许其他别有用心的国家插手其中。我个人认为，这是一条大的原则。这是关乎世界社会主义理论、运动和制度能否健康发展的一件十分重要的大事。
金锦南(朝鲜金日成综合大学社会科学院博士)：今天，帝国主义者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反帝自主国家的思想文化渗透图谋越来越露骨。帝国主义者调动各种宣传手段，包括所谓“合作”与“交流”乃至商品广告等所有空间和途径，图谋将资产阶级思想文化渗透到社会主义国家，并给不接受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国家戴上“黑暗世界”、“封闭社会”的帽子，进行赤裸裸的内政干涉，多方施压，给今天人类的和平与安全带来了严重的威胁。如果不反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民族的尊严和灵魂就会被践踏，民族文化就会销声匿迹。如果民族文化被扼杀，人们就会失去民族性，陷入虚无主义之中，就会盲目崇拜和追随他人。
颂森赛亚翁(老挝国家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所长)：老挝很久以来就受全球化的影响，这些改变对老挝文化有积极影响，使老挝人更多地了解世界，懂得如何进行贸易，学习各种知识技能，更多乡村人口想要到城里工作，懂得商业化种植，懂得商业化养殖，学习更多的外国语言，等等。同时也有消极的影响，产生了与老挝传统文化不同的价值观，比如：女性的着装暴露，婚前性行为，更加容易分手离婚，乡村僧人减少，表现爱国主义、牺牲精神、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文化的音乐减少，粗陋的爱情歌曲增多，社会奢侈、贪污行为增多，这些都违背了教育人们要廉洁、怜惜弱小者、为他人牺牲的老挝传统文化。尽管如此，我认为全球化对老挝的积极影响比消极影响更多。
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弱势
冯颜利(中国社科院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部主任)：当前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第一，中华文化占据世界文化市场的份额过低。第二，中华文化对外交流内容和形式单一。第三，中华文化的世界认可度偏低。美国的文化产业占到整个GDP的25%，日本达到20%，而我国为2.5%。我们在世界文化市场上所占据的份额尚不到整个世界市场的1/20。这一差距，与我国作为世界文明古国的地位不相称，与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也不相符合。
阮家诗(越南社科院哲学所副教授)：越南人的传统思维中，有四种因素，即本地因素、儒教、佛教和道教因素，这是最为恒定的力量，因为它们具有上千年的历史厚度。数千年的水稻耕作历史形成了“小农思维”，这种思维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偏重于经验性的东西，而理论思维较缺乏，对事物的本质、具有普遍性的规律以及对未来的预测不深入。目前，越南的多数领导干部来源于农民，越南的知识分子队伍也几乎都是农民出身，而出身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几乎没有被任用。正因为这样，克服小农思想和小知识分子思想将会对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和融入国际产生很大的作用。
侯惠勤(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当“冷战”结束之际，西方政要不无得意地宣称：他们用“可口可乐、爵士音乐”打垮了苏联，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打败了集体主义。“现代主义的真正问题是信仰问题”。在革命时期，意识形态无疑作为一种信仰的力量发挥着重大作用，但是在长期和平建设的环境中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所谓“革命的设想依然使某些人为之迷醉，但真正的问题都出现在‘革命的第二天’。”社会利益的分化和多样、个人利益的确立和彰显、价值多元与是非善恶界限的模糊等，使得共同理想的培育倍加困难，意识形态也就失去了其坚实的基础。防止物质至上主义对于理想信念的解构，保持共产党人对于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严峻挑战。
文化是发展国家的根本
白诗德(古巴驻华大使)：按照帝国主义的理论和地理宿命论，在距离美国180公里的地方不可能存在一个独立的国家，更不可能存在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国家。然而，社会主义的古巴屹立在那里，她坚持了自己的文化和民族特性，她在苏联解体后生存了下来，她在美国实行了历史上最长的封锁后生存了下来。文化已成为古巴的灵魂和盾牌。作为发展中国家应该了解，我们不仅要拥有和保护我们的文化遗产，而且也要防止文化变成社会上少数人享乐的工具。我们只有一种文化，它应该属于全体人民。
坎蓬本纳迪(老挝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从古至今，老挝人都认为维护和传承文化传统是巩固和发展国家的重要根本。老挝有句话说：“文化体现国家价值、人的礼貌体现家族的教养”或“失去文化就等于失去国家，失礼就等于失去家族的名誉”。老挝人民革命党将文化思想工作，视为各个阶段革命的一个主阵地。对于文化的发展，必须将“保护和发展国家和民族的优良文化”和“放弃阻碍国家发展的落后的风俗”紧密结合，也要有选择地吸收世界先进文化，使之具有国家特点、先进特点和大众特点。
程恩富(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建立国际文化新秩序，改变以西方新老冷战为主题的世界文化秩序，在新的国际文化关系格局的巨大变动中实现重建，才能确保各民族国家的文化安全。历史证明，人类文明发展的总趋势是在不同文化的交流与冲突中朝着多元共存、东西互补的方向发展。当前，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在文化建设领域的团结合作与互相支持，显得尤为重要。(本文是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2月28日3月1日在京主办的“全球化进程中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论坛上的发言节选，马晴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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