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文化与文化的革命，才是中国能够走向未来的唯一途径

革命的文化与文化的革命，才是中国能够走向未来的唯一途径

-------纪念伟大领袖一百一十八周年

二0一一年，当人类社会刚刚进入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的时候，国际形势风云突变，某人意淫出来的我国改革开放的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不仅顷刻之间烟消云散，而且目前我国在世界大棋局中仅存的非洲和巴基斯坦这两只“眼”，一只已被“填死”，另一只也正在岌岌可危。  

二0一0年底，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利用突尼斯的民众对现政权不满而发生了骚乱之机，先是在突尼斯，接着又在埃及和利比亚两国策动了推翻上述三国现政权的一系列公开活动。特别是对与我国的巨大利益密切攸关的利比亚卡扎菲政权，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更是直接动用了军事打击手段。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使用包括军事打击在内的多种手段的巨大压力下，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三国的现政权全部被推翻，于是，由于非洲人民感念毛主席当年帮助并支援他们从欧美殖民主义的枷锁下挣脱出来之恩，而主动地充当了中国在国际大棋局中的非洲这只“眼”，就在当今中国的冷漠注视之下，轻轻松松地就被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给“填死”了。在解决了非洲问题之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立即兵锋东向，杀向了叙利亚和伊朗这两个伊斯兰世界中目前仍然还没有在美国的淫威下屈服的国家。特别是十一月二十六日，同样是感念当年毛主席对自己在遭受印度的侵犯而国家将亡的时候给予了强有力支援之恩，因而始终充当中国在世纪大棋局中的“眼”的巴基斯坦的靠近阿富汗边境地区的两处军事检查站，又遭到了驻阿富汗的北约军队的空袭。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此举，意图非常明显，就是要用这样的做法向全世界宣告，不管是任何国家，只要是敢做中国的“眼”，那么必然就要遭到严厉地军事打击；而为了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如此做法“遥相呼应”，当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三国面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巨大压力、特别是当利比亚面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军事打击时，我国不仅只是给予了非常礼貌的冷漠关注，而且还用迅速地也利比亚撤出了三万多名工人而抛弃了卡扎菲政权的这种方式告诉了全世界，无论是哪个国家，只要是做了中国的“眼”，那么就只有死路一条。不仅如此，即使在我国的周边，特别是在不仅拥有巨大的能源蕴藏、而且更是我国通往世界的交通咽喉和战略要道的东海和南海，日本、南朝鲜、越南、菲律宾和马来西亚诸国美国的统一操纵和指挥之下，如今也一齐向我国杀了上来。为这种国际形势所迫，就连我国自视为一向对我国友好、而且在毛泽东的时代也确实和我国关系十分友好的缅甸和泰国，也不得不用暗中下绊子的做法，向美国表示已经与我国划清了界限。因此尽管当前的国际风云变幻，但却不再扑朔迷离，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以及日本和越南等我国周边国家的招招所指，已经毫不掩饰地对准了我国的心脏。而其目的更是非常明显，就是为了灭绝我中华民族。面对突然恶化的世界局势和东海、南海问题等急剧迫近的直接威胁，今天的中国尽管不仅国家的武备库空前地强大，当权者的胸中更是自有良谋百册，但是由于整个民族不仅民族精神早已彻底坍塌，民族凝聚力早已丧失，而且整个民族更是昏昏噩噩，早已不知善恶美丑和是非对错，所以不仅失去了反抗侵略和捍卫民族尊严与民族利益所必须具备的精神力量、甚至是已经丧失了反抗侵略和捍卫尊严与民族利益所必须具备的勇气。因而当权者才一筹莫展，于是在不得不接连吞下了这一枚枚不咽也得咽的苦果之后，只能无可奈何地向隅而泣。

今年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中华民族的守护神，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的第一百一十八周年，是毛主席才刚刚离开我们的第三十五周年，也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刚刚被结束的第三十五周年，尽管“东风吹，战鼓擂”的鼓声在世界大地上犹震，美国总统尼克松不远万里来到毛主席的书房前来拜见的情景在中国人民的心里犹现，可现实中却早已是物是人非了。尽管人们都知道世事难料，然而又有谁能够料想得到，不过短短四十年后的今天，世事竟然能够变幻到如此骇人的地步，抛开中华民族的民族尊严和民族利益暂且不论，如今的中华民族就连民族的生存，也竟然都陷入到了如此举步维艰的程度。

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仅在抵御外侮的时候需要强大的精神作支撑，而且即使是在日常的生活中，同样也需要一种正常的精神作引领，否则就会出现象“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待开张”、“十亿人民九亿赌，剩下一亿去跳舞”的这种民族整体精神错乱的自绝现象。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否具有正常的精神，是否拥强大的精神力量，又取决于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否拥有强大正确的指导思想和先进的文化。正如中共中央在《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所指出的那样：“没有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全民族精神力量的充分发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而来的西方文化的深度侵入和传统文化中腐朽堕落因素的逐渐复活，特别是在有奶就是娘的这个极端实用主义邪恶理论的毒害下，我国不仅出现了主流文化的而且还更造成了洋奴买办文化和汉奸卖国贼文化以及港台殖民地文化的泛滥。目前，由于民族主流文化荒漠化与大众文化的低俗化，不能说是整个中华民族，但是至少中华民族上层的民族精神彻底地坍塌了，民族自信也彻底地丧失了，因此这才造成了社会道德体系的彻底崩溃和社会道德的彻底沦丧，于是才不仅又导致整个民族由于失去了凝聚力而再次呈现出了一盘散沙的状态，从而丧失了维护民族尊严和民族利益以及反抗侵略所必须具备的合力，甚至还出现了理直气壮的带路党，因而帝国主义也才会再次“不请自来”。在这种严峻且残酷的现实的刺激下，党中央这才意识到，如果不能迅速地重建中华民族的文化体系，如果不能迅速地恢复毛泽东时代的那种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如果不能迅速地重新确立中华民族正确的核心价值观，如果不能迅速地重建中华民族的社会道德体系，如果不能迅速地重新确立和大力弘扬社会主义的社会道德，那么等待中华民族的，就只能是整体的灭绝。因此在今年十月召开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上，党中央做出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重新认识并强调了文化的发展繁荣和发展繁荣什么样的文化对于中华民族争取未来生存与发展的生死攸关的重要作用。　　

三十几年来，由于中国人、特别是由于那些处于社会上层的中国人认识问题能力的整体低下，没有意识到文化对于一个民族究竟意味着什么，从而放松了对文化污染和外来文化入侵这个问题的应有的警惕，所以这才不仅使今天的中国人民为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而且还更使今天的中华民族为之承受了难以言说的痛苦。为了弥补过去的失误，为了提升全民族认识问题的能力，为了抵御西方普世价值的侵蚀，为了挽救深陷危机之中的中华民族，党中央这才亡羊补牢般地做出了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这个《决定》。尽管党中央在《决定》中对文化发展与繁荣的重要意义和重要作用已经阐述得清清楚楚，但是在目前的国际国内这种实际状态下，仅仅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是远远不够的，而且更要采取具体的坚决有力措施，把它落在实处。特别是在发展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过程中，还要防止有人企图把文化的发展繁荣偷梁换柱地改变成文化产业的发展繁荣以及有人欲借党中央提出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机，试图复兴所谓的传统文化这两种现象。因此，为了确保社会主义文化能够实现真正地发展繁荣，那就只能把它当做是自己对中华民族未来负责的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而不能只把它当做是自己给历史留下的一个交代。　　

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必然会同时促进文化的向前发展。而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又非常需要文化发展前行以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引领。就像《决定》中所强调的：“没有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然而随着党中央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战略构想的提出以及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这个决定的做出，有人却乘机提出了要复兴传统文化。而且为了证明复兴传统文化的必要性，还有人非要从传统文化中去认识和挖掘一些“美丽”和社会主义、甚至是共产主义的因素出来，试图把传统文化贴上社会主义的标签从而恢复传统文化的主流地位。可以肯定，这些人所指的传统文化，绝不会是毛泽东时代的革命文化，而只能是居于我国主流文化地位长达两千多年时间的儒家文化。在国际形势变化日新月异、特别是在当前世界上民族、国家之间的整体竞争越来越激烈而中华民族却又深陷国际危机之中的情况下，如果真的恢复了贴上了社会主义标签的传统文化，那么就不是新瓶装陈酒，而纯粹是新瓶装鸩酒了。　　

文化是什么？文化的作用是什么？发展和繁荣文化又是为了什么？文化既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创造的所有文明成果，又只有通过自身的不断发展，才能实现引领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目的。文化不仅是民族的血脉，而且还更是民族的主流信仰，更是民族的主流思想，更是民族的主流精神，更是民族的主流性格，更是民族的主流道德，更是民族的主流智慧。特别是对于我们中华民族来说，文化更是民族的凝聚力。是文化决定了一个民族的特质，是文化引领了一个民族的发展历史。我国的儒家文化中确实不乏美丽，但是，脱离了劳动、生产和战斗的文化尽管不能说就不是文化，可最起码不能算是完整的文化，更不是完美的文化。脱离了劳动、生产和战斗的教育不仅不是育人，而纯粹是在害人。一个民族的文化中只有美丽是远远不够的。任何一个从形成之日起能一直延续到今天的民族，其民族文化中不应该只有美丽，而且还更应该具有能够开启民族的智慧、提升全民族的认识能力的效能，更应该具有能够振奋民族的精神、能够强悍民族的性格的作用，更应该具有能够弘扬民族的正气、能够凝聚全民族人心的功效等这方面的内容，然而这些内容却恰恰又是儒家文化中所缺少的。儒家文化作为一种文化体系、特别是作为我国的主流文化体系，不仅内容单一，而且其内容之中还更缺乏必须应该具备的内在逻辑联系，因此才缺少科学性。也就是由于缺少科学性，所以儒家文化才未能解决中华民族的信仰问题，也未能产生强大的凝聚力量，故而中华民族才会呈现出一盘散沙的这种状态。由于儒家文化中不仅缺少必要的逻辑性，而且还非常鄙视生产劳动，尤其是非常鄙视体力劳动，因而儒家文化才未能促进中华民族全民族认识问题能力的提升，没有能够促进中华民族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最令人不可原谅的是，儒家文化自身没有能够促进自然科学和生产技术发展的这方面内容也就罢了，但是儒家文化还要禁绝自然科学和生产技术以及其他文化学派的发展。董仲舒在上汉武帝的策对中就这样建议到：“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这种心态，与一则外国寓言中所讲的那个长相奇丑的女王下令将全国的镜子全部都砸毁的心理，完全相同。所以自儒家文化成为我国的主流文化之后，我国自然科学技术、尤其是生产技术的发展便十分缓慢，从而使我国不仅没有能够自发地产生工业革命，而且还长时间停留在了封建的社会状态上，两千多年来始终在原地转圈。特别是儒家文化由于自身的为皇权和官权服务的这种特质而被汉武帝所看中后，儒家文化不仅登上了我国主流文化的地位，而且还成为了一种名副其实的官权文化。由于读书、而且只要读好孔孟的书就能做官，而做官又能为自己带来巨大的物质利益与荣耀。所以从此以后，中国绝大多数的聪明人无不把其聪明才智用在了读孔孟之书以谋求做官上。从而不仅又更加严重阻碍了我国自然科学技术、尤其是生产技术的发展，更加阻碍了全民族认识问题能力的提高，而且还更造成了中国人价值观的扭曲。然而尽管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与不足，但是儒家文化在陶冶人的情操、约束人的本能欲望、消解人的野性、促进社会道德的发展等方面还是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的，在促进中华民族从野蛮走向成熟这一点上确实功不可没，在中华民族形成的早期也不失为是一种非常优秀的文化。只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如果在消解掉了这个民族的野性的同时，也消解掉了这个民族的血性，那么就不仅不再是功劳，而且还只能算是罪恶了。没有血性作支撑的理性，那就只能是懦性。文化应该化掉人的野性但却不应该也化掉人的血性，否则那就不是在化人，而是在化骨了。一个没有了骨骼的人，即使是浑身的肌肉再强壮，也是站立不起来的。　　

一个民族的主流文化，既是这个民族向前发展的产物，又是这个民族向前发展内在的精神动力，同时更引领着这个民族向前发展的方向，因此民族的文化在承受着民族发展的历史荣耀的同时，也必须要为民族历史的苦难和屈辱承担责任。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儒家文化作为我国主流文化的历史长达两千多年，因此，儒家文化也就必须要对中华民族这两千多年来的历史负主要的责任。　　

衡量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的优劣，决不能仅就纸面上的记载去解读，而必须要结合它给民族的历史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去认识。就像不管那些非常热爱孔子，非常热爱儒家文化的人尽管充分地发挥了他们的聪明才智，对象孔子、曾子所说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君子思不出其位”等这些话的“原意”以及说这些话时的心境和语境做了怎样的赞美和解释，然而象“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和“君子思不出其位”这两话句话给后世中国带来的最大影响，就是成了那些昏聩无能的上司在申斥下属或是草民百姓时常说的“尔等草民（小吏）懂得什么朝廷大事”这句话的理论依据。在当今这个世界上，人们之所以普遍都认为历史就是一面镜子，就是因为只有民族历史的这面镜子，才能够最准确、最客观地映照出这个民族的民族文化的本质来。无论美丑，人们都会经常地对照镜子来修饰自己，修正自己。只有那些脸丑心也丑的人，才不敢面对镜子。只有那些内心阴暗的势利小人，才不敢直视民族历史的这面镜子，特别是不敢直面自己的民族传统文化。然而一个民族的文化，却只有在不断地自我检讨、自我修正、甚至是自我革命的过程中，才能向前发展。　　

人的外在的所作所为，要受其内心中的认识所支配。而人会形成怎样的一种认识，又取决于他所接受到的文化。历史是一面镜子，现实中的批评和指责同样也是一面镜子，而且还是一面通过映照出一个人的外在得失而映照出其内心的真正认识并进而能够及时地映照出他所接受的那种文化的本质的镜子，唐太宗就曾经这样说到：“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人们对待批评和指责的态度与做法，反映出的同样也是敢不敢照镜子的这种心理。在对传统文化的批评和指责这个问题上，到目前为止，可能就算台湾的作家柏杨用“酱缸文化”来形容传统文化的这个批评和指责最为直言不讳，也最为尖锐、最为深刻了。由于两千多年来儒家文化始终居于我国主流文化的地位，所以柏杨对我国传统文化的批评和指责，实际上就是在批评和指责儒家文化。因而柏杨的批评和指责这才极大地伤害了某些人、尤其是伤害了以儒家传人自诩并自居的那些人的民族虚荣心，于是不仅对柏杨发起了一轮接一轮的声讨、批判和清算，而且还试图从故纸堆里而不是从历史和现实中去认识和挖掘出一些传统文化的“美丽”来，以充作自己自声讨、批判和清算柏杨的“酱缸文化”的这种批评和指责的事实佐证。虽然柏杨用“酱缸文化”这种刻薄的语言对儒家文化进行的批评和指责可能不完全正确，然而这些人却不仅不对照别人的批评和指责来检讨儒家文化中的不足，而且还对柏杨发起了一轮接一轮的声讨、批判和清算，全然忘记了他们自己非常推崇的南宋大儒朱熹“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这个教导。　　

的确，用“酱缸文化”来形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不仅不雅，不仅言辞太过苛刻，而且还更容易被人扣上妄自菲薄、文化自虐、唯我独劣以及逆向种族主义的帽子。然而中华民族苦难而屈辱的历史清清楚楚地就摆在那里，严峻且残酷的现实更是明明地就摆在那里，这些却又是无论如何也回避不了的，也不是靠吹牛、意淫、撒谎和说大话就能掩盖的，更不是靠声讨、批判和清算就能抹煞的。严峻且残酷地现实自有有奶就是娘的极端实用主义这个邪恶理论为之承担罪责，而造成中华民族历史上那些苦难与屈辱的这个责任，曾经居于我国主流文化地位两千多年的儒家文化，无论如何也是抵赖不掉的。　　

事实上，即使某些人真的劳神费力地能从故纸堆里认识并挖掘一些“美丽”出来，也根本就证明不了什么，因为中华民族挨打和屈辱的历史与严峻及残酷的现实早已告诉了我们，用“酱缸文化”来形容儒家文化实际上不仅毫不过分，而且还恰如其分。只不过由于儒家文化是用花瓶来盛装的，所以才被许多人误认了一些“美丽”出来而已。然而就像虽然满嘴仁义道德却也无法掩饰一肚子男盗女娼一样，尽管用花瓶来装盛，但儒家文化的本质，还是已经生了蛆蚜的大酱。尽管儒家文化中也不乏“仁义礼智信”、等这样的精华，然而这个问题与中国人放着诸子百家的其他各家不选，而偏偏却要选中儒家文化作为自己的主流文化这个现象一样，有人放着孔子教人学好的话不听，而偏偏去听他教人学坏的话。中国人都知道“从善如登，从恶如崩”的道理，就连说小品的都知道“学好不容易，学坏快着呐”，可遗憾的是有许多中国人最终还是放纵了自己。这其中的原因，还是在于儒家文化的自身，还在于孔子本人。儒家文化中不仅存有太多的糟粕，而且即使是精华的部分。也由于缺少必然的逻辑联系而造成了不严谨，从而不仅留下了这样可以任人选择发挥并想象、甚至是误解与歪曲的理论空间，而且还给外来文化的渗透和侵入留下了机会。儒家文化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就是像孔子自己对“仁”的解释那样，不仅就多种多样且杂乱无章，而且各种解释之间还更缺少必然的内在联系。对于儒家文化中留下的这个巨大缝隙的问题，尤其是对于儒家文化未能象其他任何一个民族的主流文化都会自然地发挥出抵御外来文化的渗透和侵入的应有作用的这个问题，儒家传人解释说这正是儒家文化的优势，为的是博采众长及兼容并包。借鉴、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中的积极因素，确实是发展自己民族的文化的一种非常积极有效地做法。但是兼容必须是兼容那些积极的因素，而决不能并包那些消极、落后、甚至是反动的东西。就是儒家文化这种毫无原则的博采众长和兼容并包，所以今天的中国才不仅能兼容痛骂汉奸的孔庆东，而且还更并包创立了带路党的焦国标。就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因此不管儒家文化中有多少象“君轻民贵”、“每日三省吾身”、“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等这样的漂亮话，都难以掩盖其中的糟粕。如果从儒家文化给中华民族留下的实际影响来看，不论善良的中国人从多么善良的愿望去认识它，那么这些漂亮话就依然还是用来盛装大酱的花瓶。虽然后世的象董仲舒、程颢、程颐和朱熹等这样的名儒耆宿充分地发挥了他们自己丰富且浪漫的想象力，用不断地为《四书》和《五经》等传统儒家经典作注的方式，为这只花瓶的外表描上了绚丽的彩绘，然而其内里装盛的，也依然还是大酱。　　

虽然儒家文化通过皇权和官权罢黜了诸子百家，但是由于其自身的不完善而且还更不发展，所以无法满足当时社会的需要，因而这才给外来文化的渗透和入侵提供了机会。然而对于外来文化和同为本民族文化的其他诸子百家的态度及做法，儒家文化却又是非常地迥异。由于董仲舒在上汉武帝的策对中就明确提出了“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的建议并被汉武帝所采纳，于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从此便只剩下了儒家这一枝独秀，而其他各家不是绝迹，也是式微。然而对于外来的佛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甚至是基督教文化，儒家文化却不仅能欣然地接受，并且还能相互取长补短。儒家文化这种内外有别的迥异做法，从而不仅使许多中国人越来越相信“远来的和尚会念经”的这个“道理”，而且还更使许多中国人原本在小农经济的社会状态下形成的那种“亲戚盼好，邻居盼倒”、越是身边人越嫉妒的恶劣心态越发地强烈起来。当年慈禧太后的那种“宁与洋人，不给家奴”的丑恶心态，可能其源头就在这里。今天某些人愤而成为了左派带路党，好像是也出于这样的心态。　　

儒家文化是不是举世独劣，目前尚不得知，而且这个问题也不是靠举办几届尼山论坛就能论证出来的。象儒家文化那样的糟粕，其他民族的传统文化中也有，这一点是肯定的；某些民族的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儒家文化却不具备，这一点也是肯定的。否则儒家文化成为了主流文化之后的中华民族就不可能挨这么多的打，也不会蒙受这么多的耻辱。南京大屠杀给中华民族造成的伤痛，不是永远都无法抚平吗？被日本并蹂躏的一些慰安妇，不是直到现在还只能到日本的法院去起诉日本政府索赔吗？　　

鲁迅在日本求学期间，看到了这样一个令所有的中国人都应该永远为此感到尴尬难堪甚至是应该感到可怕的现实，那就是中国人的普遍愚昧和麻木；孙中山在总结自己推翻满清的斗争为什么总是陷于失败的原因时，也发现了这样一个的非常严重的现实问题，那就是中华民族所呈现出来的一盘散沙的这种社会状态。一盘散沙的这个问题，对于拥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来说，不仅是十分丑陋的，而且还更是非常深刻的。因此孙中山才不仅没有发现这个问题产生的原因，而且也更未找到解决它的办法。　　

目前，有这样一句话在全世界都几乎到了普遍地认同，这就是“性格决定命运”。确实，性格不仅能够决定一个人的命运，而且还同样能够决定一个民族的命运。一个人的性格的养成和改变，主要是来自于他所受的家庭和社会教育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环境。而一个民族的性格的形成或改变，是这个民族的文化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一点，在传承着民族的文化、身为民族的智慧并体现了民族良知的读书人与作为民族的骨骼、体现了民族的勇敢精神和顽强不屈意志的军人这两个群体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在毛泽东主义哺育下成长起来的革命作家巍巍老人等，尽管年过古稀，但却仍然用笔做武器在顽强地战斗着；珍宝岛十英雄，就是由于是吸吮着毛泽东时代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样充满了革命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文化乳汁长大的，所以才能够做到“生命不息，冲锋不止”。在当今的这个世界，无论是地缘格局，还是政治格局、军事格局、经济格局、文化格局、金融格局，其实都是由于战争的胜负或是通过战争威胁的这种方式才确立起来的。英语的世界性语言的地位，绝不是通过什么文化交流取得的，而是随着英国殖民者征服的刀剑与脚步才走向世界的。美元的霸权地位，是由美军的枪杆子支撑起来的，而绝不是“打工换外汇”换来的。　　

古往今来，战争的胜负，对于每一个民族都是至关重要的。而军人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对战争的胜负又是至关重要的。无论是北拒苏联还是南惩印度。不管是抗击日寇还是痛殴美帝，中国人民都是凭借着“一往无前的精神”、“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和“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的顽强意志，才取得的最后胜利。甲午海战中，“济远舰”管带方伯谦和“广甲”舰管带吴敬荣畏敌逃跑的可耻行为，对北洋水师战败所起的作用，不一定是决定性的，但肯定是至关重要的。　　

一八九六年，《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在国内传开，湖南举子谭嗣同悲痛欲绝，愤然写下了这样一首七绝诗：“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敌人的凶残与野蛮，引起的应该是我们全民族的愤然。凌辱和蹂躏，更应该使我们奋起向前。就是由于四万万人只会齐下泪，所以中华民族才不仅遭受了无尽的欺辱，而且还不知天涯何处是神州了。如果四万万人齐奋起，如果四万万人齐努力，如果四万万人齐对敌，那么早就天涯处处是神州了。　　

满清顺治十八年，为了抗议满清政府无端地增加粮赋，江苏吴县的秀才金圣叹和另外一些秀才到孔庙里的孔子牌位前痛哭流涕，以发泄自己心中的怨恨和不满。结果是抗粮不成，曾经“腰斩”了水浒传的金圣叹等秀才们却被满清政府斩了头。　　

安史之乱时，坚守睢阳的张巡每次临敌时，不是亲自上阵厮杀，而却总是咬牙切齿地破口大骂，以至于连满口的牙齿大部都被咬碎，所以到兵败被俘时，已仅剩下了三颗。当安史叛军打到常山时，坚守常山的著名书法家颜真卿的哥哥颜杲卿，与张巡一样，也兵败被俘。颜杲卿在被俘之后，不仅没有屈服，反而大骂不止，甚至在被叛军钩断了舌头之后仍然痛骂不休，最后被叛军处死。张巡和颜真卿尽管都留下了一股浩然正气，但是终究因为胸无胜敌之策，所以还是成为了悲剧英雄。这两位悲剧英雄的事迹，五百多年后，被另一位比他们上演的悲剧还要悲惨的悲剧英雄文天祥写进了《正气歌》之中。张巡、颜真卿和文天祥等人之所以成为了悲剧英雄，就是由于他们尽管拥有浩然正气但是却缺少胜敌之策，而且更主要的还是由于象他们那样拥有浩然正气的同胞太少的缘故。任何的文化，只拥有美丽，只教会人们如何培养浩然正气是不够的，还必须要能教会人们如何去生产和战斗，要能够武装和统一人们的思想。　　

近年来国内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说日本人认为：“崖山之后，已无中国”。尽管对这句话国人有着不同的解读，但是南宋军民在崖山之战中的表现，却表明了不是在崖山之后，而是在崖山之战以前，就早已无中国了。　　

南宋祥兴二年，也就是公元一二七九年。汉人血统金人身份的元军统帅张弘范率军追击仍然还没有降服的包括南宋皇帝赵昺和主要官员在内的南宋军民到达崖山。此时南宋军民由于已经无路可退，于是只好与元军在崖山展开了最后的决战。崖山之战开战不久，宋军的军事统帅张世杰便在突围的名义下，丢弃了幼帝赵昺和满朝文武官员以及十余万军民，仅率少量的精锐部队逃跑而去。在最高军事指挥战场逃跑，失去了统一军事指挥的情况下，丞相陆秀夫身负幼帝赵昺蹈海尽节，而十余万军民也大部投海自杀。　　

中国人常常都会说：“一人拼命，众人难敌”。尽管军事主帅畏敌逃跑，但是十万军民如果能齐心向敌、个个拼命，那么胜负还应该在意料之外。然而，十万军民不仅不去同敌人拼命，反而还纷纷投海自尽。这样的行为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就是由于民族性格所导致的比悲剧还要悲惨的悲剧。看来“一人拼命，众人难敌”这句话对于中国人整体来说，也不过就是嘴上说说而已。所以从古至今，中华民族只有毛泽东亲手缔造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才不仅能够有效地保卫国家的安全和捍卫民族的尊严与民族的利益，而且还更是做到了打遍世界无敌手。中国人民解放军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些，就是由于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仅“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的这种勇猛精神和坚韧性格，具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而且还更具有“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的顽强战斗意志。而中国人民解放军之所以能够具有这样的精神、性格和意志，就是因为它不仅是毛泽东亲手缔造的，而且更是在毛泽东主义的哺育和武装下才成长壮大起来的。　　

尽管孟子说“春秋无义战”，但是春秋时期中国人的那种顽强不屈的意志和宁折不弯的性格，不仅值得后世的中国人永远效仿，而且还更获得了日本人的景仰。所以不应该是在崖山之后，而应该是早在儒化之后，不能说就已经没有了中国，但至少可以说是已经没有了曾经的那个人人的性格都刚烈不屈、壮烈决绝、轻生重义、生死相许、憎爱分明、拔刀相助、赴汤蹈火的中国。　　

一种把传承着它的读书人都培养成了不是痛哭就是痛骂、再不就是撒娇撒泼的民族文化，一种把作为民族骨骼的军人都教育成了不是逃跑就是自杀、再不就是投降叛变的民族文化，说它是酱缸文化都是对它的抬举，没有把它说成是粪缸文化，已经是笔下留情，嘴下留德了。中华民族若想在世界民族之林中自立下去，那就只有对这种文化进行彻底地革命，彻底抛弃其糟粕，吸收其精华，再造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中华民族如果不舍得抛弃传统文化中的糟粕，那么人类可能就要抛弃中华民族。一个民族只有真正地做到象曾子那样能够“吾日三省乎吾身”，才能向前发展。一种文化只有不断地检讨并肯于改正自己的错误以及不断补充新的内容，才能在完成引领民族向前发展这个重任的同时实现自身的发展。不肯放弃虚荣和敢于面对批评并肯于接受批评的文化，注定是没有未来的。一个民族如果拒绝接受自己人的文字批评，那么必然就要接受外人的物质“批评”。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去认识，儒家文化所主张的用“仁”、用“爱人”的主张来教化人还是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的，毛主席所一直强调的要重视思想领域里的教育改造工作，也正是继承了儒家文化的这个优良传统。但是教化却是需要条件的，狮子和老虎之所以能够被人类所驯化，首先就是人类能够将狮子和老虎关进笼子里。毛泽东为人民军队制定的优待俘虏这个原则的前提，那就是敌人必须要放下武器。再优秀的驯兽师，也不可能将还在非洲草原上奔跑的狮子和正在东北密林中捕猎的老虎驯化。儒家文化虽然看到了教化的力量，但是由于缺少辩证的哲学，从而忽视了外部客观条件的这个前提，所以只是教化了中国人自己，但是却未能教化了老虎。从而使中国人在老虎的野性还存在的情况下，在还没有学会制造武器和学会拿起武器的时候，就丧失了原始时代的那种爬树躲避老虎的本能，因而才屡屡被老虎吃掉。所以有人认为儒家文化不仅是迂腐的文化，而且还更是为虎作伥的文化，也是有其客观的历史原因的。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从一八四0年起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全世界所有的帝国主义都曾经不请自到，来了之后不仅对我们这个主人极尽侮辱、极尽欺压之能事，而且还给中华民族留下了象“旅顺大屠杀”、“京津大屠杀”和“南京大屠杀”这样永远都无法抹平的巨大伤痛。对于中华民族为什么会经常地遭到挨打和欺压的原因，一向争功诿过的儒家传人不仅从来不敢正视，反而还不顾廉耻地做了这样起不到任何作用的狡辩：中华民族的长期挨打，是因为侵略者还没有进化到文明阶段还处在野蛮的状态，是由于是满清统治者昏庸腐朽和懦弱无能才造成的。这种解释表面上看似乎是有些道理，实际上却是狗屁不通。侵略者野蛮不野蛮是他们自己的事，而不被野蛮吃掉却是我们自己的事。满清统治者懦弱无能固然不假，但就是这样一些如此昏庸腐朽和懦弱无能的统治者都能率领“马不过万匹，兵不过八旗”的一个弱小得都到了可怜程度的民族不仅入主了中原，而且还维持了二百多年的统治，那不就是等于在证明被征服、被统治的汉民族更昏庸腐朽和懦弱无能了吗？其实这些人之所以要这样曲解历史，无非就是为了推卸儒家文化必须要承担的历史责任，从而使儒家文化这个他们赖以骗人混饭吃的道具经过这样地擦胭摸粉之后，能够让他们拿来继续骗人混饭吃。长久以来，儒家文化就是由于靠这样一些如此低能而且还极度自私的人来解读、来维护、来传承，所以才越解读越丑恶、越维护越堕落、越传承越抽缩。

真正能够让儒家传人感到“自豪”的，就是象儒家传人自己所宣扬的那样，尽管中华民族不断地挨打而且还曾经两度被蒙古和满清所征服，但是儒家文化不仅没有被灭绝，而且还征服了征服者。历史过程还真的是这样，儒家文化确实征服了蒙古和满清的那些征服者，只是中华民族却不仅为此付出了崖山十万军民投海和“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样的代价，而且满期被儒家文化征服了以后，又和其他兄弟民族一道，共同承受了“旅顺大屠杀”、“京津大屠杀”和“南京大屠杀”这样的代价。如果以一百个驯兽师被老虎吃掉为代价去驯化一只老虎，恐怕只有疯子和傻子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中华民族多灾多难的真正原因，就是由于华民族长久以来始终处于一盘散沙的这种状态。而中华民族之所以会长久地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就是因为民族性格出了问题。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之所以会出现问题，就是由于儒家文化才造成的。　　

儒家文化的开山鼻祖孔子其实是一个非常虚伪、非常市侩、非常圆滑、非常狡诈、非常自私、非常善于投机、非常善于撒谎说大话的人，而后世的那些儒家传人，大部分更都是比孔子还要虚伪、还要市侩、还要圆滑、还要奸诈、还要自私、还非常善于投机、还非常善于撒谎说大话的人。虽然孔子的一生只是整理了一些典籍，尤其是以春秋笔法这样的曲笔删改了《春秋》而却没有留下任何属于自己的著述，但是他的门人弟子还是通过《论语》这样一部语录体的儒家经典，记录下了孔子生前的一些言行。尽管《论语》中大部分记载的都是如“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等一类孔子生前所说的一些漂亮话，但是字里行间，多少还是透露出了一些孔子的真实思想。所以要真正地了解孔子，那就只有把孔子的这些真实思想与孔子的一生经历结合在一起。而且也正是孔子的这种真实的思想和真实的孔子，才对后世的中国产生了真正地深刻影响。　　

使中华民族长期地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使中华民族失去了早期的那种开拓进取的精神，使中华民族丧失了反抗外来侵略的合力与勇气才导致中华民族长期地挨打，使中华民族丧失了民族自信并陷入民族精神崩溃并导致汉奸卖国贼大量地自觉地产生的主要原因，就是由于长久以来处在中华民族上层的那些人虚伪、圆滑、奸诈、自私、贪婪、无赖、虚荣、善变、投机、不诚实、不守信、模棱两可等这种性格和行为。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始终处在中华民族上层的，主要就是儒家的读书人。而这些儒家读书人能养成这样的一种性格，则完全又是由于效法他们的祖师爷孔子的缘故。　　

许多中国人几乎都一致认为：圆滑、虚荣、自私、胆小、投机、不诚实、不守信、不认真、两面光、模棱两可、得过且过等品行，不仅可以说是中国人长久以来的一种通病，而且还可以说是中国人的一种普遍性格。就是由于这种性格，所以才又演化出了中国人普遍都信奉并严格恪守的“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齿以刚则断，舌以柔则存”、“话到嘴边留半句”、“大丈夫能屈能伸”和“好汉不吃眼前亏”等这样的人生信条。　　

大多数的中国人对“敬而远之”这句成语不仅都耳熟能详，而且大多还都把它当作是自己待人处事的一种原则。这个原则就是对自己不喜欢、甚至是反感、厌恶的人，既不公开表示自己的反感，但又不与之接近。就是这样的人生原则，才不仅使不少的中国人养成了圆滑、诡诈、不诚实、不守信、两面光、不讲原则等这种性格，而且更导致了中国人之间缺少基本的信任。中国人这样一种待人处事原则的产生和形成，就是来自于孔老夫子的亲自教导。“敬而远之”这句成语出自于孔子当年回答自己弟子的求教时所说的一句话，这句话记载在《论语》“雍也第六”篇里，原文为：“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为知。’”。对于孔子所说的这句话的解释，不论是古代的大儒象二程和朱熹等人，还是近现代的学者如钱穆与南怀瑾等诸位都一致认为：知，同“智”。务民，就是指做官的应当如何去教育和管理百姓。义，就是法则，就是原则和根本。尽管善良的中国人总是从积极的方面来理解这句话，但是如果结合上下文，尤其是结合《论语》全书的语境来理解，那么这段话的最根本的意思应该是：樊迟问什么才是官员的智慧。孔子回答说：“官员管理老百姓的最根本智慧，就是在于要教育老百姓学会做事要圆滑，要两面光，不要讲诚实，要不守信用，要言行不一。对人对事要像对鬼神能避开就避开，实在逃避不开就要假装出恭敬样子。这就是官员的智慧。”　　

“敬鬼神而远之”这句话，才是孔子真实心态的流露。“敬”，表现的不仅仅是人们外在的恭敬，而且还更是人们内心的虔诚。一个“敬”字，让人通过表面现象感到孔子是一个很真诚的人。然而一个“远之”，却又活生生地反映出了孔子圆滑狡诈的真实心态。可见，真实的孔子的人性是何其的虚伪，人格又是何其的卑微，而又与“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那个林彪又是何其地相似。儒家传人从这样的一位祖师爷那里，又能学到什么？　　

自北宋王朝将《四书》、《五经》作为科举考试的必考科目以来，除了元代之外，其他王朝的官员和读书人几乎都是孔孟之道的传人，也就是担负着传承民族文化责任的那些人。在这样文化这种人的引领下，大多数的人不养成圆滑、奸诈、投机、模棱两可、两面光、不诚实、不守信、不认真、不讲原则的老好人性格那就奇怪了。一个不能待人以诚，反而大多数人、尤其是作为民族智慧和良知代表的读书人普遍都养成了圆滑、奸诈、投机、模棱两可、两面光、不认真、不诚实、不守信、不讲原则的老好人性格的民族，不是一盘散沙那就更奇怪了。在一个尚有虎豹豺狼的世界，一盘散沙的民族不挨打，那就更是非常奇怪了。这样的文化，不仅污染了许多中国人的心灵，而且还污染了中国的社会环境，因而这才造成了好人不香，坏人不臭，正人君子太少，势力小人太多，君子斗不过小人，秦桧还有仨相好的这种丑恶社会现象能够形成并长期而普遍地存在。所以中国自从儒家文化成为了主流文化之后，如卫青、霍去病、李广、窦宪、苏武、班超那样开疆拓土的民族英雄就越来越少，而象岳飞、于谦、袁崇焕、林则徐这样的悲剧英雄却越来越多。就连毛泽东这个中华民族的守护神，其身后的命运也竟然会沦落到令人无法想象的这样悲惨。本人承受了人世间所有的侮辱，家人受尽了人世间所有的苦难。春秋之后的中国，无论是在真实的史册中，还是在评书演义等文学文艺作品里，英雄都是孤立无援地在同胞冷漠地围观之下、甚至是在那些势利小人的幸灾乐祸之下，悲壮地上演着一幕幕的独角戏。正是因为孤立无援，所以英雄的最后结局也就只能是上演悲剧。在中国，就是因为连英雄都只能上演着悲壮的独角戏，所以这才不仅逐渐演绎出了“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齿以刚则断，舌以柔则存”、“话到嘴边留半句”等这样的人生信条，而且也更加有力地证明了这样的人生信条在中国就是“真理”。一个只能产生悲剧英雄的时代，注定是一个悲惨的时代。一个民族英雄都只能上演一幕幕悲壮的独角戏的民族，其命运也必然会十分悲惨。　　

国人的冷漠，源自于他们的胆小和懦弱。而国人的胆小和懦弱，又源自于儒家文化的引导，尤其是源自于孔子的直接教唆。孔子在《论语》“述而第七”篇里就曾经讲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事成者也”。在“卫灵公第十五”篇里，孔子又这样说：“小不忍则乱大谋”。尽管孔子在“为政第二”、“雍也第六”和篇“宪问第十四”里也曾经说过：“见义不为，无勇也”、“质胜文则也，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和“以直报怨，以德报德”等这样的话，但是由于这几句话孔子只不过就是说说而已，一生也没有去亲自实践，所以对后世的中国也没有产生太大地影响，以至于人们将“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这句话，都竟然给歪曲演化成了“以德报怨”这样一句流传甚广的成语。特别是在践行“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这一点上，孔老夫子是既不文，也不质。在他的一生中，象遭到匡人围困的那样落魄时，完全就是一条丧家犬。但是一旦象当上了鲁国大司寇的那样得势时，立刻就变成了一只白眼狼。就是由于孔老夫子的以身作则，所以他的徒子徒孙也就大多都学了他的样。批林批孔时，孔老夫子的那些徒子徒孙，除了梁漱溟，哪个不是拿起笔、作刀枪，痛打丧家犬，狠批白眼狼。由于圆滑狡诈，所以在践行“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事成者也”这一点上，孔子倒是表现得很突出，除了陈蔡绝粮和遭匡人围困而仓皇出逃之外，老先生一生从不涉险。投入产出核算得蛮精，从不做冒险的买卖。就是在孔子这样的实际行动的影响带动下，久而久之，中国人自然也就失去了春秋时期的那种刚烈与血性而只剩下了胆小和懦性。从憎爱分明、刚直不阿、宁折不弯、视死如归，也就变成了“大丈夫能屈能伸”和“好汉不吃眼前亏”。然而尽管由于性格懦弱但却不乏智慧，所以聪明的中国人为了掩饰自己的胆小懦弱以维护自己的虚荣，所以才用理性来掩饰懦性，用孔子“小不忍则乱大谋”这样的教导和“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样的人生信条来为自己的胆小懦弱解脱。就是为了维护自己的虚荣，因而许多中国人的性格中又添加了投机、圆滑和狡诈。由于不仅圆滑狡诈，而且还更加喜欢并善于投机，所以越是聪明的中国人就越希望自己能成为唆使猫去火中取栗的猴子而别人却是猫，从而既能在显得自己不是很卑鄙的情况下又不会失去可能得到的利益；越是聪明的中国人也就越是相信“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这个现象存在。而这个现象其实就是希望由别人去承担风险，而自己却不仅能从中受益，而且还能“合理”地规避风险。因此，中国人才会普遍养成从众的心理并且还非常喜欢以起哄的这种方式来表示自己的不满和诉求。　　

中国人失去了春秋时期的那种憎爱分明、刚直不阿、宁折不弯、视死如归的性格，儒家文化确实是罪不可绾。尽管胆小懦弱对于一个人，以至于对于一个民族来说，都不算是太大的错，但是如果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男儿都胆小懦弱到了在遭受侮辱、遭到欺压的时候都不敢，甚至是不知道反抗的程度，那么就不仅仅是错，而且还算得上是罪恶了。就是由于胆小懦弱，所以不仅历史上的中华民族经常地挨打，就是在今天的中国，也才会出现在长途客车上，在自己的家中，哥哥、丈夫和男友亲眼看着妹妹、妻子和女友被歹徒强奸而不敢制止，甚至是看着自己的妻子被歹徒强奸和蹂躏而只能悄悄地掩口而哭这样令中华民族整个民族都应该感到耻辱的事。　　

受中国人代代推崇，被日本人长期敬仰的春秋大义产生并形成的基础，就是视死如归。而中华民族的性格由刚烈血性、憎爱分明、宁折不弯转变到胆小懦弱、模棱两可、圆滑狡诈，也就是源于从视死如归到贪生怕死这样的演变。而从视死如归到贪生怕死，却又是始于儒家文化中所竭力推崇的孝。《论语》“先进第十一”篇中记载：子畏于匡，颜渊后。子曰：“吾以汝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至于颜渊是靠机智勇敢灵活，还是靠泪如雨下地祈求匡人的饶恕才脱离险境，论语里没有交代。但就是从颜渊所说的这句话，才又演化出了许多中国人在身临绝境需要自己只能以死去应对的时候常常会说的“上有老，下有小。死不起，活不起”这样的托词。就是由于过度地孝，就是为了父母生有所养，死有所葬，甚至是为了祖先牌位前的香火不断，文天祥才原谅了他当那了汉奸的弟弟。所以儒化之后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的历史上，孝不仅成了中国人掩饰自己贪生怕死这种懦弱心理的极好借口，而且还更成了许多军人战场上逃跑的道义支撑，甚至还成了拦路剪径的李鬼祈求李逵能够饶恕他的一个几乎合情到了不容人不允许这种程度的理由。抗日战争时期，许多早期打鬼子英勇不屈的英雄，也有很多人都是出于这个原因，才投降了日寇。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第一师的师长程斌，就是为了对母亲尽孝，因而才投敌当了汉奸。而也正是由于程斌的投敌，才使杨靖宇身陷绝境而壮烈殉国。儒家文化为中国人的性格演变所设计的这道程序，就是通过中华民族苦难且屈辱的历史，从而留下了这样清晰的在儒家文化的亲自引领下才完成的从视死如归到贪生怕死的这样一条演变轨迹。　　

表面上看起来，孔子的“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事成者也”这个主张与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制定的“不打无把握之仗”这个军事原则似乎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毛泽东的“不打无把握之仗”只是一个军事原则，而《论语》对中国人的影响却是全方位的。而且毛泽东在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制定“不打无把握之仗”的这个军事原则的同时，不仅又用深刻地理论，而且更是用亲身的实践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注入了“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注入了“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的顽强意志，从而又使中国人民解放军形成了“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的坚韧性格并养成了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而同样的内容，《论语》却很少出现或是根本就没有。特别是孔子言行不一的具体表现，更是导致了他给中华民族造成的负面影响要远远地大于他所起的正面作用。　　

正是由于儒家文化的毒害而造成了一部分中国人、尤其是造成了处在社会上层的人几乎是整体性格丑化并弱化，所以中华民族在儒化之后两千多年的时间里才会挨打不断，灾难不绝。然而每当民族灾难降临的时候，能够拯救中华民族的，却是只有那些受儒家文化的毒害较浅，或者是根本就不知道孔孟之道为何物的那些身处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群。大字不识的放牛娃朱元璋驱逐了鞑虏，恢复了中华。而那些饱读《四书》和《五经》的儒家传人，尽管被蒙古统治者贬在了社会的第九层，然而却不仅大多都匍匐在了蒙古兵的铁蹄之下，而且还争先恐后地去争当蒙古统治者的奴才。特别是这些人还恬不知耻地给连汉字都不识几个的忽必烈，还奉送上了“儒学大宗师”这样的尊号。　　

从历史记载的孔子生平和《论语》里所记录的孔子生前的一些谈话来看，孔子其实就是一个言行不一的势力小人。在《论语》“颜渊第十二”篇里记载着季康子和孔子的这样一段对话：“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如何？’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为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凤，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这段对话的意思是孔子劝鲁国的权臣季康子治理国家要实行以德治国而不能乱杀人，可是等孔子自己当上了鲁国的大司寇之后，在上任后的仅仅第七天，就杀了自己的政敌少正卯。可见，孔子不仅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言行不一的势力小人，而且还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得志便猖狂的白眼狼。　　

孔子的中晚年曾经带领自己的一些弟子周游了列国十四年，到处搞投机，希望能够受到诸侯们的重用。为此孔子大言不惭地吹嘘道：“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然而由于没有一个诸侯肯用孔子，于是在七十岁的时候，孔子才灰溜溜地回到了故乡鲁国。孔子用他自己一生心口不一的表现告诉了中国人，只有孔子才是当之无愧的圆滑奸诈的泰斗，实用主义加机会主义的鼻祖　　

一个民族的文化中不能没有理想主义的因素，一个人的精神世界里更少不了对理想的追求。没有理想主义，任何一个民族的精神世界必然就会坍塌。失去了对理想的追求，任何一个人就会退化成一般的动物。一个人只有在理想主义的精神支撑下，才能够做到视死如归。只有这样地去死，才是最终归向了他所追求的理想。人只有在精神世界的遨游中，才能够产生理想主义。一个只知道追求物质生活享受，甚至把对物质生活享受的追求都提高到“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程度的人或是一个民族，是无法产生理想主义的。　　

凡是读书的中国人，就没有不知道“春秋笔法”这句话真正含义的。尽管后世的那些善于给儒家文化这只花瓶描上彩绘的儒家传人为了掩饰他们祖师爷的不光彩，不断地为孔子因为惧怕乱臣贼子才在删改《春秋》这部史书时，使用“春秋笔法”这样曲笔书写历史的无耻做法，做了许多诸如“微言大义”这样的解脱，但在他们自己又非常推崇的“秉笔直书”面前，还是暴露了孔子人格的丑陋。以至于读《四书》和《五经》的状元文天祥在写作记述着中国人浩然正气的《正气歌》的时候，在颂扬秉笔直书的篇章里只是写下了“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这样的诗句，而并没有象儒家的亚圣孟子那样，把明明是孔子因为惧怕乱臣贼子才曲笔删改了《春秋》，硬是不顾廉耻地说成是“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而写入《正气歌》来吹捧孔子，因此《正气歌》才不愧是真正的正气之歌。文天祥能够写出这样真正的《正气歌》，所以才体现出了其自身的浩然正气。今天的中国人往往因为清代大儒曾国藩曾经把“屡战屡败”改成了“屡败屡战”，就认为曾国藩是欺世盗名，其实只是儒家宗圣曾子后裔的曾国藩的这种手法，与他们的亚圣孟子本人比起来，实在是太过于小儿科了。连亚圣孟子本人都能这么不顾廉耻，可见儒家所宣扬的礼义廉耻，不过就是一只为了包装大酱的花瓶而已。儒家文化和儒家学派的开山鼻祖孔子本人以及大多数的儒家传人，就是用这样充满了无耻内容的文化和他们自己比这无耻内容的文化更加无耻的实际行动，影响了中国人并一点一点地改变了中国人的性格的。　　

在如何认识并理解文化和文化的作用这一点上，在认识中华民族为什么会长期挨打，为什么会长期遭受欺压的这个问题上，目前国内的文化界还出现了这样一个比狗屁不通还狗屁不通的狗屁认识。这个认识就是：只是道德的进步和人类对自身本能的约束力的提高，才能算是人类在向着文明的方向进化。中华民族长期挨打，长期遭受欺压，是由于中华民族进入到了文明的阶段而其他民族却仍然还处在野蛮的状态才造成的。为了能够证明这种认识的正确，持这种认识的人还举出了这样一个事例：人被老虎吃掉，是因为人类的进化使人类摆脱了原始的蒙昧而老虎却仍然处于野蛮的状态才出现的现象。这种认识不仅狗屁不通，而且还更是完全没有逻辑，完全没有任何一点常识的胡说八道。人类正是由于在野蛮时代凭借自身的动物性本能避免不了被老虎吃掉，所以才要向文明阶段进化从而产生智慧，依靠智慧来解决被老虎辞掉的这个问题。解决不了被老虎吃掉这个问题的进化不能算是进化，而只能算是退化。战胜不了野蛮的文明更不能算是文明，而只能算是愚昧。对吃人的老虎只进行声讨、批判和谴责也解决不了问题，人类的进化与发展就是为了做“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它的有猎枪”这样的心理准备、能力准备和物资准备。

近年来，针对我国在国际上越来越举步维艰并且在国内还出现了主流文化的荒漠化和大众文化的低俗化以及社会道德沦丧、社会道德体系崩溃等这样的问题，有些人认为这是由于中国人丧失了民族自信心和民族精神的崩溃才导致的。而对于中国人为什么会丧失民族自信心和民族精神崩溃的这个问题，这些人又认为是由“五·四运动”拉开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崩溃，特别是“五·四运动”时期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又导致了中国人对民族文化丧失了自信才引发的。基于这种认识并伴随着三十多年来国内出现的一轮接一轮的告别革命和反思革命的浪潮，于是这些人不仅也更是矢口否认国民劣根性的客观存在并亟不可待地开始了“回归康梁”的声嘶力竭地叫喊，而且还信誓旦旦地这样表示：“五·四所砸碎的，我们必将修复”。

“五·四运动”，不仅是中国现代史的开端，是中国的无产阶级登上政治历史舞台的开始，而且更是中华民族在现代历史上掀起的一场挽救民族危亡的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五·四运动”根本没有、而且也不可能造成中国人精神的崩溃。根本没有、而且也更不可能造成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崩溃。反而正是“五·四运动”和“五·四运动”以来的一系列革命，才振奋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才树立了中华民族的自信，才用革命的文化挽救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五·四运动”以及其后的一系列革命，只是将中国人的思想从孔孟之道的束缚下解放了出来，只是将中国人的精神从孔孟之道的毒害下拯救了出来，因而只造成了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儒家思想的崩溃；“五·四运动”只是将精神麻木已久的中国人从沉睡中唤醒了，积极投身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与奴役的斗争洪流中，打碎了帝国主义用武力强加在中华民族身上的奴役中华民族的枷锁，从而造成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统治的崩溃。如果说儒家思想是不是束缚了中国人思想二千多年的精神枷锁这个问题还可以进行商榷，被砸碎的孔孟之道也可以修复的话，那么被中国人民砸碎的帝国主义奴役中华民族的殖民统治锁链难道也可以修复吗？中华民族正是由于“五·四运动”才获得了重生。历史已经明确地告诉了所有的人，“五·四运动”之前中国人因为长期地挨打而丧失的民族自信和民族精神的崩溃，早已在“五·四运动”之后的革命时代，尤其是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便得以恢复和重建。而今天的再度丧失和崩溃，完全是另有原因，而这个原因更是尽人皆知，然而如今竟然有人却企图将这个罪恶强加在“五·四运动”以来的一系列革命的身上，可见其用心之险恶。对于中华民族的民族自信心再度丧失和民族精神的再度崩溃的原因，凡是良知尚存的中国人都知道，就是由于三十多年前开始而至今却仍然还没有结束的对毛泽东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及革命文化的否定、侮辱及妖魔化才造成的。因此，只要是还有一点认识问题能力的中国人，对这个问题就不需要再和他们进行哪怕是一点点的讨论。而如果不是中国人，或者是对完全丧失了认识能力的中国人，那就更不必与他们就这个问题进行哪怕是一点点的争论。抛开那些早就不在人数了的洋奴买办汉奸卖国贼，仅从这种吃着儒家文化这剂“蒙汗药”长大才造成了认识问题的能力如此低下而人格竟然却又是如此卑微的人的无耻表现来看，仅从为了自己的私利而昧着良心死命地装裱儒家文化这个他们用以骗人混饭吃的极佳道具，于是便罔顾中华民族屈辱而苦难的历史和严峻且残酷的现实而非要从故纸堆里认识和挖掘出儒家文化的“美丽”来的那些死爹哭妈的犟种的拙劣做法来看，就已经足以证明儒家文化完全就是不折不扣的只能把人浸泡得没有了人的智慧、甚至是没有了人味而只剩下了浑身臭气的酱缸文化。　　

“五·四运动”的前后，中国人确实对民族传统文化丧失了自信，因此才会出现要彻底抛弃民族传统文化的这种偏激的主张。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只有在对民族自身产生强烈自信的这个基础之上才能树立起来。而对民族自身的强烈自信，却又只能是取决于自己能否对民族尊严和民族利益进行有效地维护。在帝国主义的侵略面前，面对在帝国主义的欺压下苦苦挣扎的同胞，仁人志士无不在探寻着拯救中华民族的出路。在经过了多次的失败之后，这才发现了国民劣根性并认识到了民族的传统文化挽救不了中华民族，于是终于选择了社会主义的道路。然而躲在书斋之中的那些儒家传人所以没有对民族的传统文化丧失自信，是因为他们对中华民族的苦难不仅根本就熟视无睹，而且还更加起劲地宣扬儒家文化，以表示自己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自信并继续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客观地充当着帝国主义的帮凶。时至今日，同样的一幕又再次上演了，面对中华民族日益临近的危机，那些儒家传人不仅同样视而不见，而且还照样躲在工作室或网路论坛上高谈阔论，吹嘘着什么“盛世”“崛起”，或者是是意淫着什么“站起来”。这些人罔顾中华民族苦难而屈辱的历史和视而不见中华民族正在面对的严峻且残酷的现实，而对国民劣根性存在矢口否认的行为，其实就是国民劣根性在他们身上最为明显的体现。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人对民族传统文化和对民族的自身丧失了自信，是被外国侵略者给打的，而不是由“五·四运动”给喊的，更不是因为“五·四运动”时期的先贤对国民劣根性的发现和批判给批判出来的。“五·四运动”时期的先贤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正是为了挽救中华民族，正是为了找回并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正是为了重新振作中华民族的精神，正是为了重新树立中华民族的自信，正是为了挽救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而且“五·四运动”以及其后的一系列革命也确实完成了这个历史任务。既然民族的尊严和精神是因为挨打才失去并崩溃的，那么民族的尊严和精神也就只能靠“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和“打败美国野心狼”这样的方式才能打出来并振作起来，而绝不是靠投入帝国主义的怀抱并教训弱小的友好邻邦和打“海盗”就能找回来并振作起来的，也不是靠吹牛就能吹嘘起来的；既然对民族自身的自信和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自信是由于与发达国家相比自惭形秽才丧失的，那么民族的自信和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自信也就只有靠“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能够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这样的实际行动才能重新树立起来，而绝不是靠“市场换技术”就能换来的，更不是靠意淫就能臆想出来的。明明白白的历史事实就摆在那里，每一个中国人、尤其是还能写书的中国人无不知道得清清楚楚。而有的人却偏偏要瞪着眼睛说瞎话，硬说是“五·四运动”时期的先贤对造成中华民族总是挨打的这个原因的检讨，才造成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体系的崩溃并进而导致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的崩溃。是对国民劣根性的发现并批判，才导致了对民族传统文化、乃至对民族自身丧失了自信，因而才主张“回归康梁”，而且还信誓旦旦地表示“五·四所砸碎的，我们必将修复”。其实这种人提出这样一个混账观点的真正目的，不过就是为了能借助标新立异的这种做法出本书，好骗俩钱花实现自己先富起来而已。至于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与前途会怎样，则从来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列，这一点早就由他们的阶级本质和人格品质决定了。自私自利，只有自己、家庭以及家族的概念、意识和情怀，而缺少、甚至是根本就没有形成真正的国家和民族意识，其实就是通过儒家传人的这种表现所体现出来的在某些中国人的身上始终存在的最为明显也最为顽劣的国民劣根性。　　

国民劣根性的这个问题，确实是一个很伤某些中国人虚荣心的问题，但是国民劣根性的问题却又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不管某些人如何矢口否认，国民劣根性都是客观存在的。儒家传人矢口否认国民劣根性的存在，其真实的目的，就是为了掩盖儒家文化才是导致国民劣根性产生并形成的这个真正原因，而某些民族虚荣心强烈的人由于不明就里，所以也跟着摇旗呐喊。国民劣根性就是儒家文化中的毒素在中国人的体内长期沉淀积累的结果。就是由于国民劣根性才招致了中华民族的长期挨打，就是因为长期的挨打才又暴露出了中国人的劣根性。矢口否认抹煞不了它的存在，掩耳盗铃更解决不了问题。只有正视它，才能解决它，而解决它的唯一办法，就是开展文化革命。用文化的革命这种方式来净化并改造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用革命的文化去改造每一个中国人的思想，去净化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儒化以后中国的英雄之所以绝大多数都成为了悲剧英雄，与国民劣根性有着莫大的关系。英雄上演的一幕幕的悲剧，源自于同胞们因为胆小懦弱才形成的麻木与冷漠。就是由于同胞们的麻木与冷漠，英雄才会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而成为悲剧英雄；而慷慨赴死的英雄之所以又成为了悲剧英雄，就是因为他们本想以自己的死和血来激励同胞们能够从麻木与冷漠中醒悟过来、振作起来可终究却未能做到。屈原、谭嗣同和陈天华等人，就是由于抱定了这样的宗旨才慷慨赴死的，然而在他们死后，同胞们却不仅仍然在大白天里酣睡不醒，而且还能不时地露出一些“甜美的笑容”，所以他们才注定成为了悲剧英雄。　　

岳飞父子落难，满朝文武，全国上下，只有韩世忠一人仗义执言去质问秦桧，而其他的人却全都默默无言。于是岳飞父子只有在受到他们舍命的保护才免遭金兵铁蹄践踏的同胞们的冷漠注视之下，惨死在了风波亭。今天，当偌大的地球已经成为了一个村落的时候，如果大多数的中国人依旧这样的麻木与冷漠，那么中华民族的最终结局，就只能是上演一场现代人类历史上的阖族悲剧，而且也注定成为不了英雄的悲剧。　　

自从汉高祖刘邦开了和亲保平安的先河那时起，除了毛泽东时代之外，挨打和屈辱几乎是始终伴随着中华民族。从第一次鸦片战争起到一九四九年中国人名共和国成立，中华民族不仅整整挨了一百多年的打，而且更遭受了数不清的羞辱。从任人宰割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华民族曾经为之付出了几千万人生命的巨大代价。可惜可叹的是，如此巨大的伤痛、耻辱和代价，却仍然没有能够将大多数中国人从麻木与冷漠中唤醒过来，所以毛主席才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然而尽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历时十年，可还是有很多的中国人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和对中华民族、乃至对全人类的发展都将产生无以伦比的推动作用缺少足够的认识，所以毛主席刚刚去世，尸骨还未寒，便有人采取了卑鄙到极点的手段，在没有遇到任何反对的情况下轻易地就改变了毛泽东时代中国的政治架构，轻易地否定了毛主席生前的治国路线，更是轻轻松松地就结束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此，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不仅没有看到此举将会给中华民族带来什么，反而还高兴得欢天喜地、载歌载舞并喝起了“舒心的美酒”，特别是大、中、小学校的教师和学生，甚至颠倒黑白地在大白天里就开起了联欢晚会。就是如此颠倒黑白的不齿行为，才奠定了改革开放的政治基础，于是迈着洋跃进的步伐，中国不可避免地走上了改革开放的不归之路。然而改革开放才不过三十几年，“舒心的美酒”就变成了难以下咽的苦酒。　　

毛泽东的时代，是一个不同于中华民族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的时代。而毛泽东的时代之所以会不同于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任何时代，就是因为毛泽东的时代不仅是一个真正社会主义的时代，是一个人民大众扬眉吐气、当家作主的时代，而且毛泽东的时代更是一个文化革命不断深入和革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因此在毛泽东的时代，中华民族不仅拥有了能量都远远地超过了原子弹那种巨大威力的精神力量，而且更是形成了“冻死迎风站，饿死腰不弯”的顽强性格和坚定的意志品质。中华民族的就是依靠着这样的精神力量，就是凭借着这样的民族性格和意志品质，才北拒苏联，南惩印度，痛殴美帝，建设社会主义，东西南北自由驰骋，海阔天空任我飞翔。打得印度反动派在喜马拉雅山的山脚龟缩了四十年，打得苏联总理柯西金不得不到北京的机场来求和，打得美国总统尼克松只好不远万里到毛主席的书房来拜见。而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拥有如此巨大的精神力量，就是由于有毛泽东主义的指引，就是由于有毛主席的谆谆教导，就是由于有在毛泽东主义指引下并经过了文化革命之后所形成的革命文化的潜移默化地熏陶。在毛泽东主义的指引下，在革命文化的熏陶下，虽然只是经过了短短几年的时间，可中华民族不仅就形成了“六亿神州尽舜尧”的这样一个清平世界，而且更是开创了“遍地英雄下夕烟”的这样一个伟大时代。小朋友们“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都能“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十四岁的少年刘文学为了保护集体的财产，不仅拒绝了犯罪分子的金钱诱惑，而且更是与犯罪分子进行了殊死搏斗。然而在有奶就是娘的极端实用主义这个邪恶理论的指导下，在以港台的靡靡之音为代表的殖民地文化的荼毒下，在复活后的儒家文化的腐蚀下，短短的三十几年，中华民族就从当年的“遍地英雄下夕烟”，堕落到了今天的遍地贪官下西洋；就从毛泽东时代的“六亿神州尽舜尧”，沦落到了改革开放中的男盗女娼富人逃。　　

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革命文化的引领下，在社会主义制度的保障下，中国人民不仅解放了思想，振奋了精神，改变了性格，迸发了热情，而且全民族的智慧更是受到了极大地启迪。特别是在毛泽东：“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能够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这个教导的鼓舞下，我国广大的科技工和千千万万的普通劳动者的聪明才智得到了充分地发挥，从而不仅在短短的二十几年时间里就把我国从一个长期挨打的贫穷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建设成了一个工业生产能力占世界第六位并且形成了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社会主义强国，而且更是给现代世界科技史册上留下了人工合成胰岛素、复方蒿甲醚、杂交水稻和汉字激光照排技术等这四项新的四大发明。在革命文化的引领下，在革命的实践中，在生产的实践中，许多原来大字不识或是文化程度很低的普通劳动者都成长为了专家学者，青年木工李瑞环，更是被誉为了青年鲁班。然而改革开放同样也不过只有短短的三十几年，可是中国人却不仅再度失去了智慧，失去了志气，只知道“市场换技术”，而且许多人、尤其是那些先富起来的少数人更是象“风雨来临蚁上树，大船将沉鼠先逃”这般，纷纷逃离了埋葬着自己祖先的故土家园。　　

钱走，人走，家搬。从走资派到资走派，从修正主义到卖国主义，这是中国这场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是中国的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修正主义分子的必然归宿。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深深地陷入了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少数人先富起来”的这个历史悖论之中，而且更是由于他们的本性所决定的，因为儒家文化早就为他们注入了这样的基因。　　

具有关资料显示，仅二0一一年这一年，我国仅移民到美国一个国家的人数就已经超过了一百万，移居其他国家的人数目前还无法掌握。另外据福布斯排行榜调查统计，目前我国约六分之一的千万富豪已经或正在移居国外，三分之一的千万富豪已经拥有海外资产，另外三分之二中的大部分也表示将有可能把财产转移海外，而中国千万富豪约一百万人，拥有财富至少在五十万亿以上。这些数字意味着目前中国至少有十几万亿财富已经被席卷而去，还有几十万亿财富即将被席卷而去。　　

推动这场改革开放的一项主要措施，就是允许少数人先富起来，而也正是少数人为了自己能先富起来，又为推动这场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借口。穷与富，是两个相对立的概念，穷人与富人，也是两个完全相对立的阶级。改革开放一边不承认中国出现了阶级差别，另一方面允许少数人先富起来又在制造阶级差别，因此便形成了这样一个历史的悖论。其实，无论是改革开放的设计者，还是那些先富起来的少数人的心里都清楚，不承认中国出现了阶级差别，实际上是为了不过度刺激那些先穷下去的多数人而使他们能够更加地富起来并永远地富裕下去。但也正是如此，那就既不能公开地承认先富起来的少数人能够作为一个阶级整体而存在，也更不敢公开地允许他们可以使用阶级的力量来保护他们的财富。就是这种“打左灯向右转”，“能做不能说”的改革，才使得先富起来的少数人缺少必要的安全感。为了寻找能够给他们的财富和他们的自身提供保护的地方，所以这些人才要纷纷移民海外。　　

除了上述这个因素之外，少数先富起来的人移民海外还有另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先富起来的人在实现富起来的过程中，几乎都是靠无耻地掠夺和瓜分全体中国人民在毛泽东时代勒紧裤带才积累起来的属于全体中国人民的巨额财富、靠残酷地压榨国内人民、靠透支子孙的未来而无度地出卖矿产资源才完成的，因而可以说是他们个个都负有原罪。为了保护这极具血腥味和罪恶的巨额财产，为了避免自己日后遭到人民的清算，那就只能移民海外，逃离犯罪现场，远离被害人。使被害人日后清算他们的时候，也难以找到他们。特别是在已经移民或正准备移民海外的这个群体中，除了那些已经公开了身份的先富起来的少数人，更多的还有那些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崛起的官员的家属，甚至其中还有他们包养的二奶和三奶。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崛起的这些官员，大多数人的身上都存在着贪污受贿索贿这样的罪恶，为了保住自己的犯罪所得，于是这些人便先将妻子儿女移民到海外，同时将贪污受贿所得的巨额财产也转移到海外，先在国外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而自己留在国内继续搜刮。目前这些人之所以要移民海外并能够移民海外，除了为国内国际形势所迫和相关国家的吸引外，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些人早就克服了背叛祖国、背叛民族的心理障碍。而他们能够克服背叛国家、背叛民族的这个心理障碍，就是因为孔子早在两千多年就告诉了他们，国家、民族有难时不仅要首先逃离，而且还可以逃离得理直气壮。　　

在《论语》“泰伯第八”篇里孔子这样说到：“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有危险的家里也不能住。国家的现行政治符合我的愿望我才会出来为国家效力，如果不符合我的愿望我就隐藏起来，管他什么国家不国家。为了深入阐述背叛国家、背叛民族的“合理性”，孔子在“公冶长第五”篇里还曾经这样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这句话就是说：我的主张如果在国内不能受到重视和推行，哪怕坐着木筏子漂洋过海我也要到国外去。在只有小木筏子的古代，在自己的主张暂时不被大多数同胞接受的情况下，孔子就都要移居到海外去，那么在拥有了几十万吨的巨轮和波音七八七以及空客三八0的现代，在国家将要成为“危邦和乱邦”的情况下，在继续掠夺中华民族的财富和继续压榨中国人民的“小道”再也难以顺利走下去情况下，在眼看就要被中国人民的愤怒吞没的情况下，少数先富起来的改革精英按照孔子的教导移民海外也就再“理直气壮”不过了。而且这些急于移民海外或已经移居到了海外的人，更是由于受到了孔子另一个教导的启发，为了给自己找到一条退路，也是要移民海外的。在《论语》“卫灵公第十五”篇里孔子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如果没有狡兔三窟这样的远虑，那么必然就会有遭到来自于人民的清算这样的近忧。为了免除近忧，那就只能去学狡兔。仅仅是由于自己的愿望没有得到满足，孔老夫子不就感到委屈得不得了，而且还要离家出走，看来孔老夫子绝对是一个只追求自己的个性解放而又绝对不允许别人个性解放的人。所以中国大陆一批孔，“孔子”马上就经由台湾去了美国。目前就正站在美国纽约的唐人街头上，一边向美国这个“自由女神”抛着媚眼，一边憨态可掬地拱手相揖迎候着那些经他教化的先富起来的华夏子民。尽管孔老夫子这一生的话不仅都说得十分文雅，而且还更是都漂亮极了，然而他的人生境界与民族意识以及政治操守和那些只能说出“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这样大实话与大俗话的社会底层劳动人民比起来，可就低得多喽！

今天的中国之所以能够走入到了如此地困境，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传统的儒学精英和改革精英结成了牢固的利益同盟，并利用他们所把持的文化主导权，一方面上骗党中央，一方面下欺工农劳苦大众，从而将中华民族带进了他们预先设计好的死路之上。在改革开放过程成长起来的所谓改革精英，实际上就是洋奴买办汉奸卖国贼中的精英。尽管这些改革精英非常想用汉奸文化和港台殖民地文化直接给中国老百姓来一次彻底地洗脑，以便使中华民族能够在不知不觉中自己死去，从而免得在最后灭绝中华民族的时候还需要他们亲自动手，但是他们不仅知道他们所宣扬的汉奸文化太过露骨，而且同时也知道中国的老百姓尽管性格胆小懦弱，但是自从“五·四运动”以来，尤其是经过了毛泽东时代的革命教育，因而对问题的认识能力有了很大地提高，民族意识和爱国之心更是非常地强烈，所以不仅能够轻易地识破他们的罪恶阴谋，而且也很容易在汉奸文化的剧烈刺激下振作起来、勇敢起来而打碎他们的迷梦。因此他们抓住了中国老百姓质朴的民族情感和对华夏先民的敬仰以及民族传统文化两千多年来所形成的巨大惯性，利用死灰复燃的儒家文化和儒学精英，企图首先由儒学精英用儒家文化再次麻醉中国的老百姓，然后再由他们操刀对中国的老百姓实施彻底地洗脑手术。而儒学精英为了骗人混饭吃，为了进一步提升儒家文化目前的地位，也必须要借助于改革开放给他们提供的这个历史舞台和机遇。而且历史的经验又告诉了他们，不论是中华民族陷入多么深重的危机之中，还总是能够给他们留下一点残渣剩饭。尽管这样的残渣剩饭可能狗都不食，但是在他们看来，吃着连狗都不食的残渣剩饭，也胜似毛泽东时代与工农乡结合的那种生活方式。所以由于臭味相投，儒学精英与改革精英这才一拍即合，干起了联手上骗党中央，下欺老百姓的罪恶勾当。其中象三年多之前北京奥运会召开在即的时候，改革精英就是借助儒学精英与生俱来的吹牛、意淫、撒谎和说大话的强劲功能，与儒学精英联手，深入动员、多方参与、广泛宣传，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中华民族有史以来规模最为庞大的意淫运动，于是“奥运盛世”、“崛起”等如同蛙叫的声音在全国各地响成了一片。然而北京奥运会仅投入维稳的这一项费用，就超过了其他所有国家所举办的任何一届奥运会的所有投入。就是由于改革精英和儒学精英多年来联手进行的这样广泛深入地欺骗，所以中华民族才傻笑着在通往绝境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同历史上一样，当中华民族深陷危机之中的时候，挽救中华民族，还得依靠社会底层的工农劳苦大众。而工农劳苦大众若要挽救中华民族，那么首先就要把文化的主导权从儒学精英和改革精英的手中夺回来。用文化的革命来彻底净化中国的文化环境和社会环境，净化中国人的灵魂，用革命的文化去深入教育和启迪中国人民。

茫大海上的船只之所以能够顺利地到达彼岸，全靠罗盘在指示方向。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也完全要靠坚定正确的政治指导思想来指导。只有在坚定正确的的指导思想的指导下，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才能具有一个正确的方向，这样发展和繁荣起来的文化对于一个民族才会具有积极的重要意义。苦难而屈辱的历史、尤其是严峻且残酷的现实告诉了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只有在毛泽东主义的指导下才能实现。只有在毛泽东主义指导下发展繁荣起来的中华民族的文化，才能重新塑造中华民族坚韧不拔的民族性格，才能彻底地振奋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才能彻底地强化中华民族的意志，才能彻底地提升中华民族全民族的社会道德，才能迅速地促进中华民族社会道德体系的重建，才能迅速地将中华民族牢牢地凝聚在一起，才能确保中华民族永远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高楼万丈，全赖基础坚强。文化的发展和繁荣，繁荣和发展什么样的文化，也必须要具有一个坚实优良的基础。在今天的中国，若想真正地实现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必须首先在文化领域里进行一场广泛深入持久地革命，以彻底扫除有奶就是娘的极端实用主义邪恶理论的恶劣影响，以彻底清除港台殖民地文化的毒害，以彻底摆脱儒家文化和庸俗、低俗文化的侵蚀。否则，在目前现有的这种文化基础上和社会环境中发展和繁荣起来的文化，那可能连酱缸文化都不是，而只能是粪缸文化。　　

弱小的幼苗能够长成参天的大树，必须要有深厚而丰富的土壤。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也必须要有一个丰富的社会环境土壤和深厚的历史土壤。文学创作必须要符合历史与现实的架构，脱离了历史与现实架构的文学作品，只能算是一种境界很高的意淫。三十多年来，我国除了《地球的红飘带》这样史诗般的作品，其他再鲜有可以传世的文学文艺作品出现的原因，不是我们的作家和文艺工都失去了创作的欲望和能力，而是由于否定了中国革命，否定了中国革命那段辉煌的历史。对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辉煌历史的否定，使中华民族的文学创作不仅失去了宝贵而丰富的历史素材，而且也更失去了现实中的创作环境。尽管在主流媒体体现出来的这三十年已经是一个伟大得不能再伟大了的时代，可社会现实中却实在是没有什么内容可以用来歌颂的，而社会的大环境又不允许批判，所以即使不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先富起来，然而只是为了生活，文学文艺创也就只能转向戏说搞笑意淫去了，因此我国的主流文化才会出现荒漠化的现象。　　

歌颂与批判是文学文艺创作的两大永恒主题，尤其是对时代的歌颂，不仅能够鼓舞人民的精神、振奋人民的士气、促进社会道德的建设，而且还更能引领时代的发展。在市场经济的时代，文学文艺创作不仅被沾染上了浓浓的金钱味，而且更是从事文学文艺创作的人赖以生存的手段。特别是三十年来，在有奶就是娘的极端邪恶的实用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在死灰复燃的儒家文化的腐蚀下，在以港台文化为代表的殖民地文化的毒害下，大部分中国人对低级趣味追逐的兴趣，要远远地大于他们对神圣崇高的向往。尽管正面题材的文学文艺作品能够陶冶人的情操，能够振奋人民的精神，能够鼓舞人民的士气，但在今天我国市场经济的实际状态下，由于正面题材的文学文艺作品不能给从事文学文艺创作的人带来经济上的效益，因此也不会有哪一位作家肯去做这样不仅赔本赚吆喝，而且还纯属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所以市场经济的这个原因，不仅也是促使那些从事文学文艺创作工作的人纷纷向戏说搞笑意淫这个方向转向的原因之一，而且还更是导致目前我国大众文化庸俗化和低俗化的祸首。　　

由于人终究不是只知道吃饱不饿的一般动物，因而还必须要有精神上生活，可因为近年来控诉文革的所谓“伤痕文学”早已失去了市场，所以目前充斥全国各地电视台和各类书店展柜的，不是言情荒诞戏说妖魔鬼怪，就是已经肮脏到了不堪程度的小品和搞笑剧。就连警匪、反腐、意淫和歪曲历史等那些庸俗不堪的东西，都成为了正面题材的作品。尽管因为性格上的原因，大多数的中国人都不敢由自己去除暴安良、惩恶扬善。然而中国人对公平正义的追去之心却终究未泯，所以对能够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清官和敢于惩恶扬善、除暴安良的侠客才非常向往。但是现实中清官和侠客不常有而流氓土匪强盗和贪官污吏却常有，于是几位聪明的中国人便意淫出了公案体小说和武侠体小说。从此不仅在世界文学领域里开创了公案体小说和武侠体小说这一门派，而且还更是深受中国广大读者的喜爱。对于中国人，尤其是对那些身处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来说，既然现实中的问题无法解决，那么靠意淫来舒缓安慰和充实一下自己的精神世界，也倒是一种尽管无奈但也还算是不错地选择。特别是从《亮剑》开始到《大刀》、《中国远征军》、《历史的天空》、《我的团长我的团》等直到《金陵十三钗》，中国的文学和影视又进入到了意淫派大发展的时代，仅目前就已经出现了取代武侠派的这种趋势。　　

儒化之后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只为《红楼梦》和《金瓶梅》这样言情、言色小说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而其他题材的文学文艺作品，那就只能任由创发挥其丰富的想象力，去臆想或者是去意淫了。因此说，革命不仅拯救了中华民族，而且也更拯救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和繁荣提供了充足而丰富的养分，从而又有力地促进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否定革命，仅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来说，就是等于在是拒绝养分。脱离了革命，中华民族必然就会出现一片文化的荒漠。只有回归革命，只有恢复革命的传统，才会有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和繁荣。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历史的教训则更要吸取。今年是秦始皇打响统一中国之战第一枪的灭亡韩国之战的第两千二百四十年，也是韩、赵、魏、楚、燕五国被秦始皇灭亡之后，六国之中仅存的齐国在秦始皇大兵压境的情况下不战而降，中国完成统一的第两千二佰三十年。西方的秦国之所以能以一国之力灭亡了东方的六国。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历史的偶然。历史的必然就是秦国十数代国君的不懈努力，国家的战略目标清晰明确坚定，秦军统帅的军事才能出众，士兵的战斗作风勇猛和战斗意志顽强。历史的偶然，就是地处秦国东方的大国晋国的分裂，从而使东方失去了能以一国之力与秦国抗衡的国家。秦始皇能够统一中国，既是由于秦国自己的努力，也是因为齐楚燕韩赵魏等六国的自取灭亡。就像是唐代大诗人杜牧在《阿房宫赋》里所写的那样：“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秦始皇以上的六代秦国国君代代英明勇武，从而使秦国的国力日渐强盛，所以秦始才能“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而反观齐楚燕韩赵魏等东方六国，由于受生活方式的影响，都出现了国君昏庸、官僚堕落、政治腐败、社会腐化等问题，从而造成了国内统治的不稳定。为了维护国内的稳定，六国又只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儒家的思想。这种举措，尽管由于人民的性格弱化减少了反抗从而有利于统治者和统治阶级维护自己的统治，但是民心不振和国民性格的弱化同样也导致了六国抵御秦国吞并的能力减弱。特别是由于六国不仅都没有形成一个清晰明确的国家长远战略，而且军队从统帅到士卒更是人人都不敢奋勇争先，以至于竟然能够出现九国以百万联军西向攻秦，“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逡巡而不敢进”这样的战场怪相。而更加致命的，就是由于“文化”的发达，六国的决策者不仅个个“精明绝顶”，而且更善于使用谋略，都幻想着使用谋略从而使其他国家成为为自己火中取栗的猫，而自己却是能坐享其成的猴子。尽管六国的统治者都看透了秦国的野心，也意识到了将被吞并的危险，更认识到只有合纵抗秦才是生存下去的唯一出路。但就是由于太过精明，于是才造成互相猜忌，所以也就导致了合纵抗秦的统一战线轻易地就被秦国瓦解而被秦国各个击破。秦国地处西域边陲，本就民风强悍，特别是秦国由于不仅不许儒家文化传入，而且更经商鞅变法的奖励军功制度，所以秦军的士兵更是凶猛异常。战斗中经常是身不披甲，左手提着人头，右臂夹着俘虏还仍然奋勇向前。儒家文化就是由于在客观上帮了秦始皇的大忙，从而为我国能够成为一个大一统的国家立下了巨大的历史“功绩”。因而儒家的传人说中国能够成为一个两千多年大一统的国家，是儒家文化起的决定性作用，也不是没有“道理”。而与我国领土面积差不多的欧洲之所以小国林立，就是因为任何一个民族也征服不了另一个民族，所以两千多年来才总是打来打去。

历史往往会惊人地相似，当今这个世界上曾经能以一国之力单独抗衡美国的国家苏联，早就象当年能以一国之力抗衡秦国的晋国那样解体了。而我国这个也具备单独对抗美国的实力的大国，却由于排斥了毛泽东时代的革命文化而导致了儒家文化的死灰复燃和殖民地文化与有奶就是娘的邪恶文化等这种粪缸文化的泛滥，从而不仅造成了民族精神的再度崩溃和民族性格的再度弱化而丧失了抗衡美国的勇气，而且前几年以文化交流的名义，在全世界到处建孔子学院去推广儒家思想。此举莫非是想效法当年那些“帮助”西方的秦国灭亡了东方的六国而统一了中国的儒家传人，帮助今天西方的美国来统一世界？因此在中华民族以及全世界许多弱小国家和弱小民族都岌岌可危的时候，党中央的《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一做法，不仅是非常英明果断的，而且更是及时有力的唯一正确选择。

由于统一了中国之后，秦始皇不仅没有恢复周武王裂土封侯那样儒家传人所向往的那种社会模式，反而还“忘恩负义”地焚书坑儒，因此儒家传人也就难免不仇恨秦始皇。而后雄霸了了中国话语权的儒家传人便开始了两千多年来从未间断地对这段中国历史的歪曲。万里长城尽管今天只剩下了一个象征意义并成为了一处旅游胜地，然而在过去就是中华民族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坚固防线。中华民族能够繁衍传承至今，万里长城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可就是这条保护了中华民族免遭异族蹂躏的万里长城，却竟然被儒家传人歪曲成了是秦始皇为了巩固自己统治的暴政方式之一。巩固统治必须要做到两个方面，一是对内能够镇压人民的反抗，二是对外能够抵御异族的入侵。万里长城只具有抵御异族入侵的功能，而并不具备对内镇压人民反抗的效用。对内镇压人民的反抗确实是不折不扣的罪恶，而对外抵御异族的侵略却绝不是暴政。而儒家传人把为了抵御异族的入侵而修筑长城的做法看成是秦始皇的罪恶，就是因为自孔老夫子创立了儒家学说的那天起，在儒家文化里和儒家传人的意识中，根本就没有国家民族的概念，而只有他们理想中的“道”。因此后来勒紧裤带也要制造原子弹来保护中华民族生存与安全的毛泽东在他们的眼中也就成为了当代秦始皇。就是由于在儒家传人的欺骗下，一些中国人认识问题的能力才会如此地低下甚至是丧失了认识问题的能力，于是才为那个哭倒了长城的孟姜女洒下那么多同情的眼泪，才会让毛泽东受尽了那么多的侮辱。

儒家传人歪曲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这段历史的目的十分地卑劣，后果更是万分地罪恶，特别是手法更是拙劣到了都能令人感到恶心的程度。由于儒家传人的能力实在是差，所以歪曲历史也只能是除了哭就是骂，因此这才编造出了孟姜女“哭倒长城骂倒秦”的这个哭哭啼啼而又猥猥琐琐的生动形象故事来。

今天我国所面对的这种严峻的现实，证明原有的道路已经走到了尽头，因而必须要另择出路。可是尽管中国人的老祖宗早就发现了物极必反的这个自然现象，证明了另择出路是历史的必然。但是今天我国的另择出路已不仅仅取决于国内的因素，而且还更取决于外部的空间和条件。就像毛主席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篇文章中阐述中国的红色政权能够存在的原因时所分析的那样，军阀割据所造成的缝隙，给红色政权的存在留下了巨大的空间。同样，当时帝国主义国家对世界的争夺，也给中华民族留下了复兴的机会和空间。然而今天的世界，帝国主义国家争霸的时代已经结束了，美国独霸世界的格局已经形成。而美国加紧对我国的围堵，就是为了不给我国留下另择出路的外部空间和条件。在今天的这种国际形势下，我国在另择出路的过程中如果处理得不恰当，很有可能被美国趁我国转身腾挪双脚离地的机会，一刀杀死。然而尽管如此，中华民族也不能不另择出路寻求尽快转身了，而且中华民族能否另择道路而实现转身，主要还是取决于自己的决心与实力。所以，党中央不仅及时果断地做出了这个《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而且更于二0一一年十二月十五日召开了全国民兵工作会议，回归到了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所阐述的“兵民是胜利之本”这条正确的路线上来。这两项具体措施既彰显了我中华民族不惧任何压力而要另择出路以实现转身的决心，同时更是为了增强中华民族自身的实力。

如何看待毛泽东和孔子以及他们各自创立的毛泽东主义与儒家学说，这个问题反映出的不仅是我们具有怎样的民族情感和阶级情感，而且更是在考验着我们的良知。

毛泽东生活在中华民族的命运最为悲惨和整个世界都正处在巨大变革的时代，为了挽救中华民族，为了解放中国的工农劳苦大众，毛泽东不仅把自己的一生都贡献了出来，而且还贡献了自己七位亲人的生命。是毛泽东用自己一生的革命实践，用自己创立的毛泽东主义，才将中华民族从亡国灭种的危机之中拯救了出来并使之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毛泽东才把被压在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工农劳苦大众解放了出来，并使之成为了国家的主人。因此毛泽东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而且还更是中华民族的拯救者和守护神。

孔子生活在我国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变革时期，在这一历史时期，各个诸侯国或是为了争霸扩张，或为了求取生存，你争我夺，杀来杀去，为此人民遭受了巨大的痛苦。为使人民免受战乱之苦，孔子创立了以“仁”为核心内容的儒家学说，幻想诸侯能够接受自己的主张，停止征伐以爱护百姓。站在历史发展、尤其是站在整个民族的立场上，儒家学说宣扬了历史倒退的观点，是一种落后和逆历史潮流的主张。然而如果站在当时人民个人的利益和立场上去理解，儒家学说还是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可是就是这一点点的积极意义，更造成了中国人国家和民族整体意识的淡漠，从而没有形成明确而牢固的家国情怀。而儒家士子们眼中所谓的家国情怀，其实不过就是他们仕途的环境。因此无论是蒙古血洗汉地，还是满清入主中原，一旦按照旧王朝的做法开科取士，儒家士子们马上就抛弃了不满和归隐的想法，带着仆童侍女，兴高采烈地骑马乘车泛舟赴京赶考去了。特别是明末的那个明朝礼部侍郎、东林党党首、江南士林领袖、词坛盟主、誉满全球的大儒钱谦益，还由于学业优秀而免考，直接就又当上了满清王朝的礼部侍郎。所以不管儒家学说具有多少积极的意义，那也不过就是两千多之前的一种积极，根本就解决不了今天中国所必须要解决的问题，特别是根本就解决不了今天中国所必须正视并亟待解决的日益严峻的国际问题。因此主张儒家文化的复兴，不管其主观故意怎样，而必然还会在客观上葬送中华民族。

毛泽东用他一生的大公无私告诉了每一位中国人，他不需要任何人的感恩戴德，因此人们对毛泽东的怀念，不仅仅是为了感恩，而更是为了能从毛泽东那完美无缺的高尚人格中，寻求精神上的依托并寻找精神上的力量。

意淫、骗人、造假、吹牛、撒谎、说大话，是儒家传人养成了多年的习惯。当被蒙古鞑虏和满清鞑虏举上了“大成至圣文宣王”与“至圣先师”的王位和圣坛上的孔子被中国人从王位和圣坛上拉下来之后，儒家传人们又开始为孔子进行新的装扮。由于目前教育是国内的一个热门话题，于是孔子又与时俱进地被装扮成了平民教育家。

孔子出身没落的贵族家庭，孔子本人更是曾经担任过鲁国的大司寇这样的高官，所以孔子本身不是平民。孔子的弟子之中，除了之路，其余的不是官二代，就是富二代，因此孔子的弟子中大多也不是什么平民。《论语》“子罕第九”篇中就这样清晰地记载到，子曰：“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所以仅就孔子曾经说过“有教无类”的这样一句话，就能把孔子装扮成是平民教育家，可见儒家传人们瞪眼说瞎话的本领该有多么的高超，其欺世盗名又已经到了何等卑劣的程度。

由于虚荣心太强而实际能力却又太差，所以意淫、撒谎、吹牛和说大话长期以来就是儒家传人的强项，而且发展至今，已经达到了一种非常高深的意境。尽管儒家文化“雄霸”中国主流文化地位两千多年，但却实在是未能给中华民族带来或留下什么可以摆到台面上的东西出来。为了能继续骗人混饭吃，于是儒家传人又启动了他们意淫、撒谎、吹牛和说大话的这项强劲功能，拉上了毛泽东为其充门面。为此儒家传人才意淫出了毛泽东由于读过《四书》、《五经》，所以毛泽东也是在吸收了儒家文化精华的基础上才创立了毛泽东主义。不仅如此，儒家传人为了证明儒家文化的优秀，甚至都把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拉了上来，竟然意淫到了就连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共同创立的共产主义大同思想，也是借鉴了儒学经典《礼记》中的“大同”观点这样的境界。果真如此的话，那么共产主义不敢说是在全世界，但起码可以说在中国早就应该实现了。

儒家传人的意淫，确实是已经到了由于慌不择路而不顾基本逻辑的程度。且不说共产主义的大同与孔子所言的大同根本就是南辕北辙，就是孔子在同一篇文章里对大同和小康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的阐述，本身就自相矛盾。然而也正是由于这样的矛盾，所以才暴露了孔子强烈地投机心理。毛泽东与孔子同为中国人，毛泽东早年在儒家文化居于中国主流文化地位的情况下读过《四书》、《五经》是无法避免的事。然而正是由于不仅读过《四书》和《五经》，而且还比包括许多儒家传人在内的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读得深、读得透，所以毛泽东才由于自己高度的思想自觉，不仅发现了儒家文化中所包藏的剧烈毒素，而且也认识到了正是由于儒家文化的主流文化地位，才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无尽的灾难。为了彻底拯救中华民族和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所以毛泽东不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就对电影《武训传》进行了批判，而且在晚年更是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特别是还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这样对孔子的直接批判。想通过毛泽东主义是吸收了儒家文化的精华才创立的这样意淫，从而就能把毛泽东与孔子这样联系在一起，这样做不仅达不到自己的目的，而却只能更加暴露儒家传人的无耻。意淫和虚荣到了一定的程度，也就是不要脸了。

同今天的人苛求先人个个完美无缺的这种想法非常错误一样，幻想着原封不动地用先人所创造的原汁原味的文化来指导今天的社会实践，来解决今天所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这种主张也是非常不切实际的。中华民族苦难而屈辱的历史早已证明了，儒家文化就连古代的问题都解决不了，就更遑论解决现代的问题了。特别是中华民族儒化了以后，竟成了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以至于差点亡国灭种，因此才给毛泽东留下了创立毛泽东主义的这个巨大历史空间和文化空间。中华民族复兴的过程更是清清楚楚地告诉了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只有毛泽东主义，才能救中国，而儒家文化只能害中国。因此对待我国传统文化的这个问题，反映出的不仅是我们的理想和追求，而且更是在考验着我们的智慧以及对问题的认识能力，所以我们才不能单纯地从传统文化自身的内容去看待传统文化，而必须要结合传统文化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发挥了什么样作用，给中华民族都带来了什么去认识。然而即使是生了蛆蚜的酱缸中，毕竟还有些大酱这样的精华。哪怕当年孔子把他所创立的儒家学说只是当做能够爬上社会上层的一块敲门砖，那么儒家文化中也必然会有一定的精华存在，因此对传统文化，我们必须批判地去继承。由于经过了长达两千多年的掺杂使假、勾兑搅拌，精华与糟粕早已混杂在了一起，使人已很难分别，因而才会有人主张将儒家文化彻底放弃。所以，如果不对儒家文化进行文化革命这样的离心分离，那么将真的无法区分儒家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儒家文化如果不经过革命文化的透析，那么儒家文化更是无法恢复其活力，因而也必然会彻底死去。革命的文化和文化的革命，不仅是中华民族能够争取到未来生存与发展的唯一途径，而且也更是对包括儒家文化在内的我国传统文化进行拯救的唯一有效措施。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我们必须要毫不在惜地彻底抛弃，否则就是傻瓜。而对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我们更必须要坚决地保留并吸取，否则就是弱智。只有在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普遍真理的指导下，只有在吸取传统文化中精华的基础上，才能创造、发展并繁荣我们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只有不断地开展文化革命，才能推动革命文化的发展繁荣。只有不断发展繁荣革命的文化，才能推动文化革命不断地向更广泛的领域里深入进行。

挨打和屈辱的历史曾经告诉了每一位中国人，严峻而残酷的现实再一次教育了每一位中国人，背离了社会主义道路，背叛了毛泽东主义，不管是奔小康、走“小道”、还是回归孔孟之道，那么等待中华民族的，最终就是只有死路一条。只有恢复毛泽东主义的真正指导地位，只有全民族能够自觉地信仰毛泽东主义，只有用毛泽东开创的文化革命的方式去推动革命文化的发展和繁荣，用革命的文化去净化中国人的灵魂，用革命的文化去武装中国人的思想，用革命的文化去改造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用革命的文化去强化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用革命的文化去增进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再现毛泽东时代的那种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从而使中国真正成为人人都具有象周总理为雷锋题词中所写的“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这种品质的一个国度，中华民族才能够争取到未来的生存与发展。

今天，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主义的态度，选择社会主义大道还是选择孔孟之道，反映出的已经不仅仅是中国人的阶级立场和民族立场以及民族情感，而且还更是中国人的智慧以及对问题的认识能力。

                                                                                      二0一一年十二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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