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非常想将此文作为劳动节礼物送给亲爱的朋友们。但是，编辑们希望能晚一点儿上博克，他们希望读者可以去买《信报财经月刊》。是啊，20年了，房价上涨了十倍，这本杂志价格上涨了不到一倍，稿费甚至没有上涨一分钱，一群优秀的知识分子在勉强维持啊。此文发表在5月《信报财经月刊》，是一篇极具现实意义的文章。 在此，我只好先登出梗概。在港和过港的朋友辛苦你们支持一下辛苦的编辑们。谢谢了!
100年前的美国改革，恍如今日中国的一面镜子。
100年前，美国与社会主义擦肩而过。按照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100年前的美国刚好具备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一切条件。有趣的是，当马克思主义漂洋过海抵达美洲大陆的时候，社会主义的热度仅剩下民粹主义的温度了。我从不怀疑100年前美国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情怀，当你仔细研究他们那一代人的改革，均清晰表达出了社会主义的倾向。令人感叹的是，成熟的美国人在制度选择上非常中庸，这当然不是他们当时就拥有了道路自信，他们只是想走自己的路而已，这是上苍赋予他们的幸运。100年前的美国，民粹主义兴起，温和左翼上台，威尔逊总统完美地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美国没有延续英、法式的老牌资本主义传统，美国也没有搞俄、德式的激进社会主义革命，威尔逊总统只是在美国资本主义机体上植入了部分社会主义的基因。套用中国的语言范式，就是既没有走老路，也没有走邪路，而是走了一条中间道路。正是这条中间道路使美国避过了二十世纪的所有内外纷争。所以，美国成功实现了大国崛起，美国人民享有了自由而富有的幸福生活。正在苦苦探索改革出路的中国人，似乎有必要去认识一下100年前的美国改革者——威尔逊先生。
美国总统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1856年12月28日- 1924年2月3日)，曾获霍普金斯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曾出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是美国“学术地位最高”的一位总统，是美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四位总统之一，是近代史上最具道德使命感的政治家，是“联合国”组织的启蒙者，也是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如果，你剥离意识形态的羁绊，去体会威尔逊先生的思想内涵，你会深信他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1896年，普林斯顿大学一百五十周年校庆时，威尔逊发表了一篇题为《为国服务的普林斯顿》(Princeton in the Nation's Service)的演讲，威尔逊先生“为国家服务，为所有民族服务”(Princeton in the Nation's Service and in the Service of All Nations)，成为普林斯顿大学的格言。从象牙塔走出来的威尔逊总统，深受来自欧洲大陆左翼思潮的影响，其言行中不自觉地表达了社会主义的精神。
历史地看，正是威尔逊总统一系列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成全了美国。
威尔逊先生是以推动反托拉斯而名声鹊起的。威尔逊先生的民粹主义曾经遭到政敌的各种攻击，说他是“自以为义的”的人，政敌们高喊“富有不是罪”的口号，反抗民粹主义搞“均贫富”色彩的改革。威尔逊先生答道：“控制社会上多数财富，却不关心社会福祉，谁说这不是罪?掌握大多数市场，垄断大多数资本，又要政府给他们更多保障，信用虚浮扩张，打击并吞弱小对手，谁说这不是罪?政府不去管，就是腐败!政府为什么会腐败?明显的腐败来自人的意志对罪恶的屈服。政府法律的公正性就是建立在维护那些真正辛苦工作的人，要达到这种功能，政府要像一部不断更新的机器。……一个有权力、有财富的人，应该视权力与财富的获得不过是一种“或然率”，因此有责任把这一切分散出去。经常检查你内心深处的动机吧!”威尔逊先生将民粹主义升华为了一种道德力量，这种道德力量套用今天的中国政治家的语言就是“正能量”。
令人感佩的是，威尔逊先生不仅仅将民粹主义变成了正能量，而且将这种正能量继续转化为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法案。威尔逊推动“关税基本法案”，降低民生用品税率，嘉惠消费大众;这个法案通过后，带动年平均物价下降百分之十一。相对的，他提高钢铁、电力、交通运输业的税率，以平衡政府税收;这引起大财团的强烈抗议。威尔逊道：“高收入者本来就该付较高的税。”财团又以游说阻挠法案。威尔逊力斥：“财团的游说是国家的无形会议，在民主机关里，进行最不民主的事，带给政府无法负荷的重担……。人民的舆论是对付游说团体的最好方法，即使他们的组织坚强如耶利哥的城墙，百姓的呼喊，可以把这城墙喊倒!”“关税基本法案”一通过，威尔逊又对金融银行业开刀。“金融的根基是公正，不是财利。银行家应该避免阶级心态，对富有的人或有办法的人给较低的借贷利息、较宽的信用额度，对穷人反倒有较高的利息与严格的要求。银行不该是讨好富人的机构……因此，联邦政府有义务介入贷币税率与干涉买卖，增加对中小企业的信用额度与对农民的放款融资。”1913年12月23日，美国通过了联邦储备制度法案。美联储的建立使得合众国终于拥有了金融主权，并奠定了美元替代英镑成为国际结算货币的坚实基础。1914年10月，威尔逊在国会慷慨激昂的说道：“财团的垄断是自由竞争的最大敌人。”他艰辛地通过了反托拉斯法，并成立“联邦贸易委员会”管制不公平的交易行为。1916年7月，通过联邦农业贷款法，在各处设立农业贷款银行。威尔逊帮助弱者，但反对偏激的工会组织，认为“偏激的工会组织，剥夺了工人个人与雇主面对问题的互动”。他对当时一些弱势团体争取社会福利的激进做法并不认同，而且警告他们：“社会弱势族群的悲哀，使政治分子获得最后的光环，而非弱势分子。”一切的抗争应该是为了建立公正的法律，并且去执行。他认为：“成为一个总统，只有节制地使用权柄，才能有效的施行权柄。”威尔逊先生的思想通过威尔逊总统的职权演变成为美国社会的一系列制度建设，他有效制止了极端民粹主义可能引发的激烈社会主义革命。威尔逊的伟大不在乎主义，而在乎主义之间的平衡。威尔逊总统的执政之道讲究共生共荣，已经接近中庸之道的最高境界了。
在波澜壮阔的二十世纪历史中，威尔逊总统无疑是巨人中的巨人。革命和战争的确可以塑造巨人，而真正的巨人才能够缔造和平。当革命退去血红的颜色，在对抗留下巨大的伤痛中，人们才能感受到一个温文尔雅的学者政治家的伟大、光荣、正确。似乎，威尔逊并未像其它二十世纪伟大的革命家们那样风光无限，甚至时至今日美国精英们仍然对他耿耿于怀;但是，威尔逊先生留下了一个繁荣、富强、平等、自由、民主的美国。全世界的精英阶层可能都不喜欢威尔逊先生，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者也不会喜欢威尔逊先生，但无论如何你都必须直面植入了威尔逊基因的美国。
100年过去了。历史就像是一个车轱辘，又转回来了。今天，精英主义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性的高潮。与之相呼应，民粹主义在本世纪初也再一次悄然兴起了。这一次，面临历史性抉择的转型国家是中国。这一回，中国人开始深情地呼唤自己的威尔逊先生了。
上个世纪的中国是不幸的。
2013年，是中国人充满期待的一年，我们迎来了有希望成为威尔逊的新领导人。
仅仅有政治宣誓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更加系统的制度建设。中国一样需要出台一系列的法案：例如保护农民权益的法案;例如反托拉斯(保护工人利益)的法案;例如规范金融主权(保护国家安全和国民福利)的法案;我们需要具有均衡社会分配意义的制度建设，中国人太需要公平正义了。其实，在技术层面上，事情远比我们想象的简单。事实上，就像是免费享受技术专利一样，中国的领袖们不需要搞所谓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更不需要搞什么劳什子的“顶层设计”，只要将威尔逊总统的那些法案中国化就可以了。可是，我们的确无法乐观，问题并非出于技术层面。中国的现实政治状况并不比民国乐观多少，中国的精英主义实在是太强大了，强大到民粹主义都快成了地下主义了。民粹主义不能正常生发，就只能异化为极端民粹主义，那就意味着另一次革命。骄傲的中国的精英们，高喊着改革却在搞极端精英主义，他们在将左翼思潮推向革命思潮，他们正在制造另一场革命。
作为政治学博士，威尔逊总统是可以讲理论的，但他却绝少摆弄理论。威尔逊先生的思想理论，在国内变成了一个个法案，在国际变成了联合国协调框架，在生活中变成了优美的高尔夫球曲线。这一点，可能会让喜欢搞理论的“中国工程师们”感到尴尬。不讲理论，显然不是没有理论。最懂理论的人，是绝对不会讲理论的，他们会在制度建设中悄然践行理论。关于这一点，威尔逊倒是颇得王阳明心学的神髓。与之相对应，喜欢讲理论的人，可能压根就没有想要去做实事。威尔逊总统的每一项立法皆有所本。那部著名的反托拉斯法被美国工会领导人称之为劳工宪章，威尔逊用一个个法案，在资本主义美国践行了社会主义原则。一个曾经公开反对社会主义的美国总统，比社会主义者更好地落实了社会主义原则，这实在是让人有些感慨。
回到中国的现实中来。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者”们通过“改革开放”，轰轰烈烈地完成了资本主义改造，并直接改回到了100年前美国的水平。如今，中国税赋几乎全部是针对劳动者的劳动所得的，中国制度和政策安排几乎全部是保护官僚和资本的。事实上，中国有些事情已经发展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了。例如，政府关于房地产的限购令，竟然是限制居民贷款的权力。老百姓哪里懂得，金融霸权渗透到房地产的具体意义，中国房屋贷款权力意味着贷款中隐藏了巨额的价格补贴，占据100万房屋贷款一年可以获得价格补贴30万，资本三年就能翻一番，十年就能赚三倍。所以，政府越是限制房贷，房价上涨的就越疯狂，抢补贴能不疯狂吗?为了抢得补贴能不离婚吗?十年了，政府一直忙着为官僚和资本搞价格补贴，他们可曾搞出一部反金融霸权的法案?就更不用想他们会制定保障国家和国民金融主权的“联邦储备法案”了。用机构金融霸权僭越国家财政主权，通过恶性通胀人为制造价格补贴，这就是中国房地产的全部秘密，这是赤裸裸的制度性劫掠!这很有意思吗?这还能算是成功的调控吗?难道，只要将精英调控成富豪就算是调控成功了吗?这和那些感人肺腑的思想理论解说有一丝联系吗?这和威尔逊总统的改革有半点儿相似性吗?
其实，在中国谈威尔逊总统和民粹主义是有压力的。即便是在美国，威尔逊总统也是颇具争议的。你可以想象，一个曾经让精英阶层无比头痛的民粹精英，会让今天的精英们情何以堪!更别说民粹主义了，你一说民粹主义就得给老百姓谋福利，刚刚被金融霸权补贴成为富豪的精英们还能睡安稳吗?100年来，绝少有中国知识分子介绍威尔逊先生的思想和事迹。最令人伤感的是，中国当代知识界状况比100年前的美国知识界状况要糟糕得多，今天的清华北大与100年前的普林斯顿可以相提并论吗?中国的左翼知识分子和民粹主义在知识界有生存空间吗?设若李大钊、陈独秀、鲁迅还活着，能有机会成为清华北大的教授吗?今天的清华北大还能出一本象样的经济学著作吗?中国所谓的专家学者似乎很感兴趣传播美国的资本主义思想和实践，却无人研究美国的社会主义思想和实践，特别是美国的那些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变革。他们或许是真的搞不懂，恰恰是社会主义成全了美国，而绝对不是传统的资本主义。更无聊的是，小朋友们非要说美联储是私人银行，他们知道威尔逊总统为什么要搞联邦储备法案吗?他们能够体会联邦储备法案当中的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原则吗?他们知道联邦储备法案是奠定美元霸权的根基吗?私人银行可以建立国际货币的霸主地位吗?这难道不是为拱手相赠共和国金融主权鸣锣开道吗?这难道不是想搞垮共和国货币——人民币吗?如果，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集体倾向右翼，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集体反对民粹主义，这个国家还有希望吗?
君子不财，所以左翼;君子不党，所以民粹。威尔逊先生是一个美国谦谦君子，他是天生的左翼，他代表了民粹。中国如果尚存谦谦君子，中国当有威尔逊出。中国如果能出一个威尔逊，必然可以成就大国崛起。
或许，今后会有国人模仿威尔逊先生。毕竟，这个总统将高尔夫球运动普及到了全世界，并且成为了中国精英们最喜爱的贵族运动。老实说，我们很怕有人只会模仿威尔逊优美的姿势，而不是根植威尔逊内心深处的社会主义情怀。威尔逊是怎样做的并不重要，甚至民粹主义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发自内心深处的良知。从良知出发，就不需要任何主义或理论了，更无须精英们去搞顶层设计了，用良知就能创造奇迹。
无心翻看美国历史，更无思美之幽情。我们在等待，看看谁能书写今日中国的恢宏历史。不知道100年后，是否有一个外国人也像我一样，会对今日之中国感慨一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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