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 洲 向 何 处 去
德国柏林，一段残柱形纪念碑。
碑铭：
有坚定信仰的社会主义者卡尔·李卜克内西作为阴险
政治谋杀的牺牲者而死。对生命的蔑视和对人的残忍
使人类的能力彰现出非人类性，它不能也不允许作为
任何解决冲突的手段使用或存在。
1918年11月，德国。
工人、士兵占领警察局、邮局、火车站和国会，成千上万的武装群众涌向皇宫。 一面红旗豪迈升起。
“从今天起，德国将是自由社会主义共和国！”
著名工人领袖李卜克内西号召人民以俄国十月革命为榜样，建立苏维埃政权；他疾呼：“德国必须由人民自己来管理！”
德国革命胜利了。
然而很快失败了。
资产阶级屠刀挥处，起义工人血洒街头；李卜克内西被捕，旋即被杀害。
人民为李卜克内西灌注下永恒的崇敬！
这是怎样的崇敬——
不是报复，不是仇杀，甚至不是阶级对立和阶级战争；而是对历史的反思，对生命的尊重，对人类前途的设定和对社会主义的向往。
它张扬佛陀精神：冤冤相报何时了！
它张扬耶稣精神：为人类的救赎背负十字架。
它张扬鲁迅精神：“我以我血荐轩辕”。
它是对人类精神的崇敬！
甘地说：“全世界对于流血已经深恶痛绝。世界正在寻找出路。”（《论非暴力》）
联合国公约保卫人权。“国际公共舆论越来越不能容忍惨无人道的暴行，一种新生的跨文化道德意识开始逐渐产生并成熟。”（夏熔：《20世纪末世界人权发展趋向》，转引自夏中义：《人与世界》）
两次世界大战血漫欧罗巴，使这块饱受蹂躏的土地最先激发救赎的自觉，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长足进步更助推理念的升华：欧洲拒绝杀戮，拒绝帝国主义；欧洲将帝国主义放进历史博物馆。
欧洲走在人类历史进程的前列：它将曾经的苏联甩在身后，将不可一世的美国甩在身后，也将崛起的中国甩在身后。
苏联解体，成为欧洲一体化进程的鲜明对照；美国则强烈感受着“欧洲梦”的巨大冲击，库普乾在《美国时代的终结》里警告：未来美国遇到的最大挑战来自传统盟友欧盟国家；而中国改革开放不仅是对资本世界的认同，更以对欧洲理念的借鉴，反思与光大中华文明传统。
欧洲——人类精神的曙光！
杰·里夫金写道——
欧洲人自豪地说：“看看我们在欧洲取得了怎样的成果！在多少世纪的自相残杀之后，25国放下了武器，携起手来，发誓再也不彼此发动战争。”
这该是刻骨铭心的誓言。然而不仅如此，“新生的欧洲梦强调生活质量、包容性、文化多样性、可持续发展、社会及人权，以及建设全球各民族之间的和平；它乃是有史以来开创‘全球化世界里的全球意识’的首次努力。”
欧洲梦“是一个带领我们超越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进入全球时代的梦想。简而言之，欧洲梦将创造崭新的历史。” （《欧洲梦》）
创造人类走向新生的历史！
“欧洲梦的精华在于：战胜野蛮的权力，确立道德良知为治理人类家庭事务的操作原则。”
“欧洲人正掉头离开权力……它在超越权力，进入一个法律和规则、跨国谈判与合作的自足世界。”
消解权力！准确地说，消解特权。
更令世界景仰的是：“有史以来的统治机构中，欧盟率先强调，人类对地球环境的责任是其政治理想的中心。”（以上见杰·里夫金：《欧洲梦》）
欧洲在现代政治语境里，张显对人天一体的担当。
杰·里夫金将欧洲与美国做了精彩界分：“欧洲正在忙碌地准备迎接新时代，而美国却在绝望地试图抓紧旧时代。……欧洲已经变成了一个无拘无束的巨大实验室，反思着人类的处境，并且在重新建构全球化时代人类的制度。”（《欧洲梦》）
确切地说，美国苦心积虑地固守它统辖的帝国主义世界体系；欧洲则细致入微地求索着新世界的路径。
这是宏伟的求索。它立足于理性对历史进程的自觉：资本全球化、劳动全球化、信息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阻挡，国家消亡的晨钟已经敲响，并在公民社会机构即“群众组织”的扩张中余音袅袅：“国家将其目前执行的许多任务转放下去，上交给各种区域的、跨国的、全球的共同体或组织。”（哈维尔：《论国家及其未来地位》）
吉登斯谓之“让渡权力”；他提出“民主的民主化”，即发挥市民社会中各种机构的作用，国家向地方分权，同时向超国家的机构让权，实现超越民族国家的现实进步，确立“世界主义民族”。“政府将不止于民族国家的边界，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世界性的统辖必将提上日程。”（陈乐民：《20世纪的欧洲》）
人类大同的千古憧憬在欧洲铺展，阶级消亡的曦光催动人权、福利、自由向着全体人群扩张。超越阶级和阶级斗争，超越国家，成为欧罗巴的朦胧向往。“对国家主权的顶礼膜拜，必将不可避免地融于一个人人相连的世界——超越国界，通过亿万种环节融合，从贸易、金融、财产直到信息，传递多种多样的普遍观念和文化模式。”（哈维尔：《论国家及其未来地位》）
什么样的“普遍观念和文化模式”？
——共产主义！
哈维尔基于私有制框架内“贸易、金融、财产”的现实思维，只能放飞超越资本世界的抽象；然而这个“抽象”却以对历史进程的理性认同和对人类意志的深刻提炼，明确指出国家消亡的现实过渡和手段准备，成为了马克思、恩格斯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别样继承。
同样，1957年，宣告欧共体成立的《罗马条约》呼吁“结束民族之间的流血冲突，以人民根本利益的融合来取代陈年宿怨”，则无非马克思、恩格斯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另类表述。
这个“继承”和“表述”，分明是资产阶级先驱者关于“人类精神”之抽象的现代诉求，同时也是共产主义世界观在资本主义框架内的理论形态。
事实上，从1848年《共产党宣言》问世，共产主义的红色幽灵就已经徜徉在欧洲人的生命里和血液中。
它表现为李卜克内西“激进”社会主义的阶级对立观：“资产阶级世界和社会主义世界，这两个世界有着互相对立的目标、努力方向和世界观，它们的语言也不相同，这两个世界是不可能互相并存的。”（《论进攻和防御》）
它表现为考茨基“理性”社会主义的阶级同一观：“无产阶级应当首先利用普选权争取多数，然后根据这种多数投票表决取得国家政权，最后在‘彻底’民主的基础上组织社会主义。”（见列宁：《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
它表现为社会民主党为“民主”的自诩：1951年，“《法兰克福宣言》之所以要将社会民主主义更名为民主社会主义，就是要突出民主的重要性。” 1984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基本价值》认为：“社会主义是设想到底的民主主义。”（黄宪起：《当代西方政治思潮》）
它表现为欧洲绿党超越资本世界的期待：绿党“主张全面改造现存的经济社会结构以最终创建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相处的新社会……第一次将按人与自然协调共处的理论原则来调整人类现存生产方式的政治观点，变成了一种政治要求。”（郇庆治：《欧洲绿党研究》）
李卜克内西的“激进”，忽略了资产阶级世界和社会主义世界在对立中的同一；考茨基的“理性”，则弱化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同一中的对立；而社会民主党向资本世界妥协，分明充溢着为社会主义民主“正名“的真诚；绿党近乎空想的崇高，更饱含着否定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诉求。
显然，“欧洲正准备走出现代这两大柱石 —— 即资本主义市场和民族国家——的界域，成为网状联结的全球经济里首个采用后地域时代统治形态的地区。”（杰·里夫金：《欧洲梦》）
从市场经济中走出！
从民族国家中走出！
从资本世界走出！
恩格斯的预言在欧洲现实中践履：“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认为，国家以及政治权威将由于未来的社会革命而消失，这就是说，社会职能将失去政治性质，变为维护社会利益的简单的管理职能。”（《论权威》）
欧洲社会民主党和“所有的社会主义者”共同为欧洲展开国家消亡的朦胧画面，欧洲一体化迈出社会主义全球一体化的坚定步伐。
按照恩格斯的设定：社会革命是国家消亡的先决条件。那么，欧洲经历社会革命了吗？
如果说，欧洲帝国主义是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那么，欧洲帝国主义的衰亡便是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恩格斯逝世后，欧洲从未停止社会革命的脚步；法国1968，更以文化革命的“创新”开始了对社会革命的升华。
毋庸讳言，欧洲革命更多地采取了和平方式；但是，“根据什么能得出结论说，‘伟大的、胜利的、世界性的’革命只能而且只应采用革命的方法？没有任何根据可以做出这样的结论。这个结论是绝对错误的。”（列宁：《论黄金在目前和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
和平变革不是革命吗？
恩格斯曾高度评价英国资产阶级的和平变革：“当革命的风暴横扫整个法国的时候，英国正在进行一场比较平静的但是威力并不因此减弱的变革。” （《反杜林论》）
毛泽东也曾论定和平变革的地位：“每一个国家的共产党和革命力量都要准备两手，一手是和平方法取得胜利，一手是暴力取得政权，缺一不可。”（《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的笔记》）
20世纪至今，从第二国际到社会党国际，从民主社会主义到绿党联盟，欧洲在和平变革中开辟从资本主义全球化向社会主义全球化转化的共产主义之路。
伟大的欧洲！
伟大欧洲的鲜明标志——人权！
杰·里夫金写道：“通过将人权与地域性分离，欧盟的探索进入一个将对人类未来产生深远影响的崭新的政治前沿。”（《欧洲梦》）
从欧洲一体化到人类一体化，欧洲率先具有了超越政党政治、阶级斗争、民族国家乃至宗教信仰的人权担当。
——为着泽披全球的普世人权。
那么，人权谁属？
人权是无产阶级阶级性的抽象。无产阶级因为无产，“表现了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恢复才能恢复自己。” 它“不能再求助于历史权利，而只能求助于人权。”（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人权是无产阶级的阶级诉求。欧洲以“人权”的强音，张扬无产阶级的阶级本质。欧洲无产阶级正在“恢复自己”，恢复归属于人权的尊严和财富，并以最大的热情呼唤整个世界的无产阶级“恢复自己”，恢复归属于人权的全部主权。
人权向无产阶级回归，是资本主义不可阻遏的必然趋势；而人权的超阶级性，则是无产阶级阶级性的内在指向：“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无产阶级自己。”（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没有无产阶级“阶级权”的全面张扬和彻底落实，就没有普世“人权”的实现。在这个意义上，无产阶级“阶级权”与普世“人权”在对立中同一。
人权不属于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本性是追求资本最大化，即资本权的无限扩张。为着资本权的争夺与垄断，资产阶级冷酷无情地施行着对全部人权包括资产者自身人权的压制和消解。这是资本世界的本质特征。
然而，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权”，走在曾经的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以及今天的中国乃至世界多数国家的前列。为什么？
在《20世纪末世界人权发展趋向》中，夏熔写道：“国际公论的进步，主要表现并归功于国际非政府草根人权组织多年来坚持不懈默默无闻的努力。”（转引自夏中义：《人与世界》）
所谓“草根人权组织”，无非是工人社会主义运动在现代抽象政治语境里的表现和表述形态。
进而言之，社会民主党们100多年来，同样在现代抽象政治语境里，以坚持不懈然而并非默默无闻的努力，承受并推动着工人社会主义运动对资本世界的变革，实现着民主的扩张。
民主是资本世界里无产阶级人权主张的政治表达。在资本强势下，民主不能不表现为资本形态，即资本主义民主。
艾·伍德写道：“我们说自由民主是‘支配性的’，既是说自由民主要服务于资产阶级的特定利益，又是说它关于普遍性的声明有着真理性的因素。”（《新社会主义》）
这是对民主在资本世界为资本服务的准确把握，然而却以民主的普世真理性掩盖了民主的无产阶级性。
实质上，民主是无产阶级阶级性与普世真理性的对立同一，是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展开阶级斗争的政治手段。而民主的资产阶级阶级性不过是无产阶级阶级性在资本世界的表现形态；或者说，无产阶级民主诉求被资本实用。
社会民主党的误区：“在阶级斗争被当作一种不快意的‘粗野的’事情被放到一边去的地方，当作社会主义的基础留下来的就只是‘真正的博爱 ’和关于‘正义’的空话。”（马克思、恩格斯：《给奥·倍倍尔等人的通告信》）
民主被“博爱”和“正义”的空话包装，异化为资本主义体制的维护器。
严格地说，社会民主党置身阶级社会，岂能离开阶级斗争？所谓“和平变革”，不过是在阶级斗争的朦胧中进行着不自觉的阶级斗争，冲击资本主义。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工人运动的领袖。
另方面，社会民主党困于资本桎梏，一任无产阶级的人权诉求在普遍人权的形态下被资本主义“瞒天过海”，成为资本的旗帜。在这个意义上，它是资本的“同案”，乃至举旗人。
社会民主党们并不讳言自己的“双面”角色：“民主社会主义者说，对于资本主义来说，他们是社会主义者；对于共产主义者来说，他们是资本主义者。”（余金成、王兰垣：《社会主义走向振兴的世纪》）
社会民主党指证着历史辩证法：资本主义的进步，同时就是社会主义的进步。
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是资本主义对封建专制的“先进”，更是资本形态下工人社会主义运动变革资本主义的“先进”。
“社会主义先进”是资本主义“长治久安”的生命源。
然而，社会民主党不肯捅破这层窗户纸，却为“社会主义先进”蒙上抽象民主、抽象人权的面纱，放任资本主义剽窃并演绎对资本世界繁荣昌盛的论证和对社会主义的否定，延续着无产阶级的百年悲剧。
这是社会民主党的悲剧：它无力挣脱资本的束缚，只能在资本世界里为“自我价值”的挣扎而选择资本主义思想体系——实用主义，屈从资本。
这是欧洲的悲剧：“美国的强硬派们大概会说，尽管欧盟可能是经济的超级强权，但当涉及全球地缘政治的混战世界时，它就成了政治侏儒。”（杰·里夫金：《欧洲梦》）
欧盟被如此蔑视！杰·里夫金溯源：“有人觉得欧盟软弱，甚至本性阴柔。”
老子说：上善若水。水性阴柔。欧盟无乃上善乎！
善终将战胜恶。然而，老子发了一通“柔弱胜刚强”的雄论之后西行不知所终，人类却趑趄于强权压迫下几千年至而今。
善如何战胜恶？
走在前列的欧洲，如何让“人类精神”的理性之光照临世界每一个角落？
事实上，与欧洲伟大并行于世的，是欧洲近乎屈辱的“苟活”——
大不列颠落日宣告了欧洲世纪的终结；从此，蓬勃升起的美国太阳给欧洲光和热：两次世界大战、战后经济重建与复兴、冷战时期与苏联对峙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及今日“跟班”美国的无奈……
戈尔巴乔夫的批评是尖锐的：“西欧国家的自主政策被掠夺并且被送往大洋彼岸，在保卫安全的借口下，民族利益被收买。”（《改革与新思维》）
一个世纪，欧洲因美国而立足。
一个世纪，欧洲拴在美国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战车上，不离不弃。
为什么20世纪末德国社会民主党《柏林党纲》“关于现代化和进步的新的远景设想”无人喝彩？因为那是认同美国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下，对生态、平等、社会和谐、民主政治……的高尚空谈。
为什么异军突起的绿党被指为“不负责任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斯·汤普森：《社会民主主义的困境》）？因为一篇绿色牧师的绿色祷辞和对公有制、公有观念的绿色“安排”，不足以实现对资本世界的绿色超越。
曾经，释迦牟尼、耶稣、鲁迅张扬了伟大的独立“人格”；华盛顿、罗斯福的美国，列宁、斯大林的苏联和毛泽东的中国张扬了伟大的独立“国格”；今天，走在历史前列的欧洲，能够率先张扬伟大的独立“洲格”吗？
毋庸置疑，欧洲践履着为社会主义的真诚。
1951年，社会党国际《法兰克福宣言》：“社会主义力求把人民从依附于占有或支配生产资料的少数人的地位下解放出来。社会主义的目的在于保障全体人民在经济上的决定权。它致力于建立一种自由者以平等身份进行合作的社会。”
1986年，瑞典首相帕尔梅在街上行走时被刺身亡；2003年，瑞典女外交部长在商场买东西被杀。“但瑞典政府仍旧公开声明，决不因为惧怕暴力就放弃他们长期以来为之自豪的开放的民主政治，将继续保持平民化和亲民作风与传统。”（杨奎松：《关于建国以来党政干部收入的问答》，见《南方周末》
1992年，联合国议定：发达国家每年拿出国民生产总值的0.7%用于全球环境治理，但日本、美国实际提供资金不到一半，北欧各国则高出许多，挪威甚至高出3倍多，（见冯林：《21世纪：中国大预测》）
对人类的负责精神和“开放的民主政治”，彰显着欧洲的社会主义良心。
然而，俯首于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社会主义就不能不向资本主义称臣。
罗马俱乐部关于生存环境恶化的忧虑，世界环境发展委员会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呼吁，尽管促进局部改进，但实质上却在贫富悬殊与垄断剥削的铁壁前，碰得粉碎。
朱·班达在《对欧洲民族的讲话》中尖锐指出欧共体的脆弱根基。他质问：“如果不在欧洲精神中形成贬低个体主义尊重舍小我为大我的价值观，那么你们怎样实现这种经济革命呢？”
欧洲迈不过去的坎：从资本主义体制和资本主义观念中走出。
19世纪末，老年恩格斯曾热烈期盼：英国工人政党组织得“足以一下子永远结束为使资产阶级统治永存而轮流执政的两个旧政党的跷跷板游戏”。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文版序言》）
他没有想到，工党会成为这个跷跷板游戏的参与者。
他更没有想到：不仅工党，欧洲所有“工党”都成为这个游戏的参与者；欧洲以“和平变革”为主要形态的社会革命没有实现质的转变，没有确立社会主义。
欧洲为自身的尴尬而焦虑，“它必须同时在两个世界里生活：日常的现实政治世界，以及梦想中即将来临的更美好的世界。”（杰·里夫金：《欧洲梦》）
这是理想与现实的纠结。20世纪初，帝国主义军事大战打断了第二国际预设的发展之链；20世纪末，帝国主义经济大战再次打断了社会党国际期许的理想进程。资本主义是世界性的，社会主义也是世界性的，社会主义的胜利只有世界各民族挣脱帝国主义体系才可望成功，一国乃至整个欧洲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不能完成的。
然而，如果没有法国巴黎公社、俄国十月革命、中国文化大革命……率先向社会主义进军的英勇实验，又如何激励资本主义变革？如何开拓整个世界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之路？
列宁说得好！对资产阶级政权，“如果不‘推’它，即使在危机时期，它也是不会‘倒’的。”（《第二国际的破产》）
恩格斯说得好！“如果旧的东西足够理智，不加抵抗即行死亡，那就和平地代替；如果旧的东西抵抗这种必然性，那就通过暴力来代替。”（《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暴力不排除流血；但暴力更多地表现为和平形态下国家机器的属性——武装威慑。
对谁威慑？对资本剥削还是对人民？
社会民主党尽管以对暴力必然等于流血的曲解为自身的“阴柔”辩护，但却不能不经受百年困扰：如何在和平变革中实现暴力即军队、警察、法庭等国家机器从资本专制向人民专制的转化？
社会民主党能不反思？“对我们来说，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矛盾，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马克思 恩格斯：《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
社会民主党难道止步于社会主义对资本世界的抽象超越而鼓励与纵容资本剥削吗？
195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哥德斯堡纲领》：“社会民主党认同自由竞争，支持企业主的积极性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同时说这些都不应阻碍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制度’。”（陈乐民：《20世纪的欧洲》）
斯·汤普森为之做注：“公正社会秩序内的私有制是可以接受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困境》）
那么，建立在资本剥削基础上的“公正”，能不是一个变态的“公正”？
尽管在很多情况下，社会民主党“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的真正传人”（见黄宪起：《当代西方政治思潮》），但这个“传人”却以抽象超越马克思的云里雾里，淡化了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从而使自身失去了“会当凌绝顶”的理论高度，也失去了“飞流直下三千尺”的理论强度。
斯·汤普森写道：《哥德斯堡纲领》“接受了阶级政治不断弱化的观点。意识形态重要性的衰微，使‘自由、公正和团结’成为取代社会主义的适当提法”， （《社会民主主义的困境》）
——社会主义被幻化，其与无产阶级阶级性“一刀两断”。
黄宪起引《柏林纲领》：“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渊源来自于基督教、人道主义哲学、启蒙运动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和社会学说，以及工人运动的经验。”（《当代西方政治思潮》）
——“眉毛胡子一把抓”。想起了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
毛泽东说：“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它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矛盾论》）
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性质，是由哪个主要方面规定的？
理论的大杂烩貌似对“多元价值”的尊重，实际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对基督教、人道主义哲学、启蒙运动思想……的科学升华，甚至否定了基督教、人道主义哲学、启蒙运动思想……的历史价值，最终使“多元”的抽象跪倒在资本剥削“一元”的脚下。
斯·汤普森笔触沉重：社会民主党“从传统立场上退却了，他们已经不再坚持自己的基本价值观，似乎不知道向何处去，或者说不知道他们的目标是什么。”（《社会民主主义的困境》）
“小园香径”里，徘徊复徘徊。徘徊里，“所有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都在向新自由主义靠拢。”（斯·汤普森：《社会民主主义的困境》）
新自由主义创自美国民主党。
挑战美国观念的欧洲观念，向着美国观念跪拜下去。
实在说，新自由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表达了对社会主义的认同和对资本专制的抽象超越，它主张“个人与他人是相互依存的，离开他人和社会，个人不可能有幸福。”它认定“社会的不平等，是对自由的扼杀。”（黄宪起：《当代西方政治思潮》）
然而，新自由主义立足于对资本主义体制的维护与修补，其流变更畸化为垄断资本集团对世界各民族进行经济掠夺和政治颠覆的排头兵，做成了美国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侵略工具。
新自由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惺惺相惜”，对立同一。民主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新自由主义是社会主义的资本形态。二者相依相辅，打造资本主义主导下与社会主义的统一战线，即借用社会主义，维护资本主义体制。
显而易见，社会民主党向新自由主义屈膝，不但表明了自身理论的贫乏，更屈辱地沦为美国帝国主义世界体系掠夺落后民族的“狐假虎威”。
斯·汤普森揭示：“‘新’的社会民主主义不同于以前的社会民主主义，因为它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而这种经济理论是与实现更大范围的平等、为公众提供福利服务以及促进社会改善等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目标背道而驰的。”
他进而指出：20世纪末，“他们的立场从温和的社会主义和中性的自由主义转变为更大程度的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丧失了自身的激进性质，成为维护现状的党。”（《社会民主主义的困境》）
怪不得“布热津斯基断言：通过民主社会主义促使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是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李振城：《苏联兴亡的沉思》）
也怪不得托·迈尔揭示：社会民主党的“社会化”已经变了味，不再是人人平等的“社会化”，而退步为“被解释成对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使用实行占优势的社会监督”。（《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
有限的“社会监督”，与其说是公有制对私有制的制约，不如说是维护资本统治的苟且。绿党深谙个中利害，断然与之划界：“我们既非左派，也不是右派，而是代表正前方。……追求的是一种既非自由资本主义也不是现实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见郇庆治：《欧洲绿党研究》）
为着利益的跪拜，“左派”沉沦与“右派”同流。绿党耻于此道而寻求超越，他们规定自己的议会代表只领取相当于一个熟练工人的薪水，自己的领导机构接受监督、拒绝特权，甚至主张“政治参与的非职业化、党的官员与议员的无薪制与轮换制” （郇庆治：《欧洲绿党研究》）
绿党重张巴黎公社的光荣；然而，困于资本主义体制和对社会主义的抽象，绿党同样无法规避社会民主党的宿命。所谓“第三条道路”，无非资本主义主导下与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的别样形态；而其理论的空幻则不能不演绎为崇高的堕落。20世纪末，欧洲绿党开始联合执政之路，也便迅速地步社会民主党后尘。斯·派杰特慨叹：其“宗派之争非但没有遏制，反而愈演愈烈。” （《德国：左派的停滞》）
欧洲向何处去？
英国的麦克·戈夫掷判：“一个衰亡的文明之萎缩的秋实。”（见杰·里夫金：《欧洲梦》）
如此冷酷！
然而，却判定了真实的欧洲：如果说尼采的“超人”是这个衰亡文明之萎缩的畸形果，那么欧盟的“欧洲梦”则是这个衰亡文明之萎缩的幻影花；如果说尼采的“快意江湖”张扬了超越这个衰亡文明的畸形力爆发，那么欧盟的“志存高远”则放大着附庸这个衰亡文明的幻影的柔弱。
欧盟——资本主义衰亡文明的产物！
欧洲向何处去？—→ 世界向何处去？
伟大的欧洲梦写照着欧洲进入后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和迈向社会主义的求索脚步。欧洲梦是社会主义梦。
然而，将社会主义付诸于梦的虚幻，不管怎样真诚，又岂能掀翻几千年私有制私有观念的深沟壁垒，实现对资本世界的颠覆？
在“梦”与“现实”之间，如果不能架起理论科学的桥梁，则如何不是“一枕黄粱再现”（毛泽东）？
欧洲人民相信“梦”吗？“1989年民意调查表明：挪威几乎一半以上的人同意政治家不懂他们讨论的问题，奥地利2/3的人同意政治家既贿又贪……德国仅1/4的人表示对政党有信心，法国2/3的人认为政治家对他们的问题不感兴趣……英国2/3的人认为保守党是卑劣的和声誉不好的。”（郇庆治：《欧洲绿党研究》）
“民意调查的数据表明：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执政的各国公民没有感到未来是有希望的。”（斯·汤普森：《社会民主主义的困境》）
为什么？
20世纪末，《明镜》周刊评说德国：“从一个团结的社会走向一个个人主义的社会……团结友爱的精神在衰落，人们在毫无顾忌地满足自己的欲望，几乎不惜任何代价。”（杨继绳：《邓小平时代》转引自夏中义：《人与世界》）
——梦的陨落！
附庸资本世界，认同私有制和私有观念，梦的空幻岂能不被私利相争的现实所填满。
尽管欧洲民众以“个人主义”即认同每个个体私利的社会合力，形成对资本的强力制约；但整体私利的张扬同时助推人们对高收入、高福利，高享受的追逐。于是，对落后民族的弱肉强食在不言中；而落后民族的崛起和社会主义的道德谴责，反过来在经济上和精神上对欧洲形成压抑。
这是美国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世纪，是帝国主义霸权奴役世界人民和世界人民反抗资本嗜血的世纪。欧洲置身其间，岂能不全方位地感受资本世界经济剥削、军事压迫和阶级斗争的全部脉动，并与之共振？
谁能说：在欧洲民主、和谐、自由、人权的协奏曲中，每一个曲调、每一段乐章、乃至每一个音节，听不见“阶级斗争”的弦外音？
连欧洲绿党领袖戴·佩珀也开始反思：绿色运动“应着眼于实现斗争的潜在需要而不是超越资本主义，……潜在的阶级斗争仍是社会变革的有力推动力。”（见郇庆治：《欧洲绿党研究》）
毋庸置疑，正是资本剥削劳动的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进步，正是严酷的阶级斗争以民族纠纷、资源争夺、贸易保护、金融战、汇率战、福利战、移民战等等的分有形式，制造着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社会分裂。
先进的欧洲尽显疲态。
这是资本主义文明衰亡的疲态。
显然，不挣脱资本主义体制，社会主义活力就不能充分迸发。而不打碎梦的空幻，社会主义就只能做资本世界的附庸。欧洲的新生，必须走出一条直面资本世界、向美国帝国主义世界体系无畏宣战的阳刚之路。
早在20世纪中叶，法国总统戴高乐已经开始这个挑战：“欧洲应当从美国的保护下解脱出来……摆脱美国过度的影响。”（见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
几十年来，这个“挑战”从未间断。
在深层意义上，这是欧洲对美国霸权的挑战，更是对整个资本世界的挑战；这是欧洲对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的挑战，更是欧洲工人阶级的自我挑战。
欧洲工人阶级走在世界前列。
欧洲工人阶级何以走在世界前列？——人权！
欧洲工人阶级正在“恢复人权”，而“人权”的“恢复”为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别开生面：一定意义上，工人阶级 ≠无产阶级。
马克思为什么说无产阶级意味着“人的完全丧失”？
因为，无产便是一无所有，包括生命。只有当有产者购买了无产者的劳动力，无产者才能用出卖劳动力的收入购买生活资料以维持生命；而这时无产者的生命已经以劳动力商品形式卖给了有产者，不属于无产者自己了。
相反，当无产者争得“人权”，实现“人”的复归，则意味着“无产者”的丧失，不再是无产者了。
马克思、恩格斯论证这个“质变”：无产者“人权”的回归，便是阶级和阶级剥削的消亡：“把资本变为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公共财产，这并不是把个人财产变为社会财产。这里所改变的只是财产的社会性质。它将失掉它的阶级性质。”（《共产党宣言》）
也就是说，随着公有制的实现，“人权”附着于每一个人的生命中。这时，无产者在社会共有即共产主义的意义上成了有产者；“无产者”不存在了。
然而，公有制“只有在实现它的实际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才能成为可能，才能成为历史的必然。……并不是由于人们认识到阶级的存在同正义、平等等相矛盾，也不是仅仅由于人们希望废除阶级，而是由于具备了一定的新的经济条件。”（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那么，不具备新的经济条件，就不能实现人权吗？
实际上，人权的“质变”是一连串“量变”环节的抽象，它大量地表现为私有制向公有制过渡的渐进性成果。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功绩，就是积聚这个“量变”，推进无产者“人权”即人的生命、尊严、财富的渐进恢复。
但是，“人权”在资本世界的渐进恢复，不能不表现为资本形态，也就是商品形态或价值形态。无产者获得资本形态的“人权”，实际上获得的是“人权”的价值即含金量。无产者有了含金量，其自身性状也就改变了；不再是无产者，而成为小资产者或资产者。
概言之，无产阶级获得资本主义意义上的“人权”，则失去了原始意义上的“无产”； 而资本主义“人权”只是“资本权“的外在形式，是在资本剥削前提下以金钱度量的“有限人权”。金钱赋予社会成员的，只能是资产阶级性或小资产阶级性。
无产阶级大量地“升华”为小资产阶级。
否定之否定。
农民小资产阶级沦为无产阶级，是第一个否定；无产阶级挣得“有限人权”“上升”为小产阶级，是更高形态下的再否定。
向小资产阶级回归，是无产阶级向“人”回归的必由之路。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分析：股份公司“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
反过来说，也就是以社会财产形态实现的个人财产所有权。“过渡点”的深层含义是财产的二重性：一重是开始具有的“社会财产”的内涵；另一重则是以股份、红利等对个人财产的确认。
这种“二重性”表明：广大“生产者”即工人成了拥有少量资产的小资产者；而作为与大资本家阶级对立的劳动者阶级，同时是变革私有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物质力量。
实际上，从原始公有制向私有制过渡的主体力量是小资产阶级；相对而言，从资本主义私有制向共产主义公有制过渡的主体力量也只能是小资产阶级。
进而言之，资产阶级革命的主体力量是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革命的主体力量也是小资产阶级。
所谓“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其现实则是以“工人阶级”形态出现的广大劳动者即小资产阶级，解放全人类。
不能讳言，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无产者基本消失。
早在19世纪中叶，托克维尔便曾求索：“为什么在美利坚这片最卓越的民主的大地上，却没有人呐喊反对总体而言的私有财产，正如欧洲常常回响的那样呢？……这是因为美国没有无产者。每个人都拥有需要保卫的财产，因此在原则上认可财产权。”（见杰·里夫金：《欧洲梦》）
到了20世纪80年代，“撒切尔夫人在英国大肆推行私有化，把国有企业的股份分给职工……一时间，英国的股民数量超过了工会会员的数量。美国则是通过发展各种投资基金、养老基金与共同基金，使普通百姓参与资本市场的投资。”（丁一凡：《美国批判》）
李慎明写道：1996年，“全美持股者占成年人口的比重是43%。”（《“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若干重大理论问题研究》）
罗·麦德维杰夫写道：“现在西欧和美国有几千家企业，归属于在其中工作的工人和雇员。”（《俄罗斯向何处去》）
无产者“脱贫”成了“有产者”，这是工人阶级挑战资本剥削的胜利果实；而从“人的完全丧失”到“人权”以财产形态的有限获得，则是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本质诉求在“量”上的体现。
“美国没有无产者”；然而美国有为扩展自身主权而自觉奋斗的工人阶级，有工人阶级日益深化的社会主义运动。美国有社会主义。
约·奈斯比特在《大趋势》中说，“在整个美国，集中化的结构正在纷纷崩溃”。他尤其指出州政府对本州利益的捍卫以及州权对联邦权的消解。
这是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的折光：人民在私有制框架内，举起抽象民主、人权、自由的标牌，以捍卫州权即捍卫“超级社团公利”的方式，抗争资本垄断，捍卫个体私利。这是美国工人阶级社会主义呼求的资本形态。
欧洲附庸美国帝国主义世界体系；而美国在走欧洲路。
这是社会主义之路。
工人阶级从无产阶级“上升”为小资产阶级，并不改变自身的社会主义指向。
然而，工人阶级如果不在挑战资本世界和挑战自我中超越小资产阶级，则不能担起自身的历史使命。
什么是小资产阶级？
小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立同一的阶级载体。社会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的进步趋向，资本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的本能诉求。“小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之间摇摆不定是不可避免的。”（列宁：《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
小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阶级性上的同一，决定了小资产阶级必然地成为资本主义抽象人权、民主、自由的忠实受众。社会民主党向新自由主义靠拢，正是这个“阶级性”使然。
事实上，无论早期兼有小块土地耕种还是后期拥有小额资本，除了特定的“无产”时期，工人始终是小资产者；至于观念，更远未挣脱小资产阶级束缚。
小资产者是大资本家阶级的附庸，是资本剥削的参与者。工人的小额资本投入股票、基金、债券、房地产乃至储蓄获利，都是对社会产值不同程度的无偿占有。“在货币消灭之前，平等始终只能是口头上的，宪法上的。同时每个有货币的人都有实际的剥削权利。”（列宁：《关于用自由平等的口号欺骗人民》）
小资产者对其“剥削权利”的行使，意味着对私有制、私有观念和获取剩余价值的认同。为着这个“认同”的工人运动，不过是农民革命的现代形态。“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列宁：《怎么办？》）
工联主义，即为小团体利益而放大的个人主义；是资本主义思想体系的构成。
然而，工人阶级的特定“无产”时期，却形成自身本质的喷发，使马克思立足“人的恢复”这一主题，抽象出工人阶级“解放全人类”的世界观和历史使命。
什么是工人阶级？
工人阶级是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对立同一的阶级载体。无产阶级是小资产阶级的“质”的规定，小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的“量”的述说。
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在深层意义上，是工人阶级世界观领导一切！
工人政党的存在价值，就在于以物质形态确立工人阶级世界观的领导地位。然而，工人政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与小资产阶级政党对立同一的政治载体，同样是二重的：无产阶级政党规定着小资产阶级政党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方向，小资产阶级政党述说着无产阶级政党经济成分、组织结构和思想观念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现实。因而，它有着放任自身的小资产阶级阶级性而沦为资产阶级政党的现实危险，也有着张扬自身的工人阶级阶级性而升华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内在呼求。
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种世界观的斗争，贯穿于工人政党生命的始终；自我批判、自我革命、自我救赎，是工人政党存在的全部意义。
工人政党必须正视：社会对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的“认同”，成就着资本世界在“平等”表象下的血腥剥削。
金融垄断下的中小投资者，形成着资本市场上亏损赔本的主力军；便是获利，亦属微薄，不过是资本剥削劳动的有限回馈。更重要的是，社会资本的高度集中，支撑起资本专制的金融帝国，反过来实现着对人民的统治与剥削。
所以列宁说：“当资本主义的教授和辩护士们看到小股东人数在增长时就说私有人数在增加。事实上是百万富翁对‘小股东’资本的控制的加强（和百万富翁收入的增加）。”（《资本主义财富的增长》）
而“所谓股票占有权的‘民主化’，……不过是加强金融寡头实力的一种手段。”（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显然，在资本世界，工人阶级“人权”的有限复归，既是挑战垄断资本的成果，也形成着对资本主义体制的维护；而工人政党的“和平变革”，则既是对社会主义的“量”的推进，又形成着对资本主义的“质”的捍卫。
百年欧洲之光荣：社会主义主导下与资本主义统一战线的工人运动，即革命民主主义运动，推动欧洲走在世界前列。
百年欧洲之耻辱：资本主义主导下与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的资本专制，即资本主义国家，附庸美国帝国主义世界体系而不自拔。
革命民主主义就是新民主义；而新民主主义也就是民主社会主义。只是社会民主党不肯迈出从新民主主义运动向新民主主义政权转化的步伐，民主社会主义就只能成为民主资本主义的派别招贴。
实际上，新民主主义指向，正在成为世界共识。
弗洛姆立足资本主义表述这个“共识”：“在经济体制方面放弃自由市场经济，建立有人的价值规范和计划指导成分的市场经济。”同时，“维护现代西方民主政体，用人道主义管理取代官僚政治。”（见邢贲思：《当代西方哲学——文化思潮》）
放弃自由市场经济就是放弃资本主义，弗洛姆不过以“人道主义”抽象，表达了对新民主主义的模糊认同——资本主义体制内的社会主义。
欧洲共产主义政党立足社会主义表述这个“共识”：“欧共认为，要实现社会主义必须建立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工农与知识分子的联盟为基础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为此，必须争取、团结包括广大中间阶层、中等企业主等反对垄断资本家的社会力量，加强与左派政党的合作，甚至在一定条件下与某些开明资产阶级政党‘谅解’。”（杜康传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概论》）
——从新民主主义运动向新民主主义国家即社会主义国家转化。
新民主主义：以按劳分配为基础，以资本集中为手段，以人民主权和社会平等为指向，明确社会主义主导下与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对立的同一体。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不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它必须明确工人阶级主导，也必须明确资本主义的法理地位，让资产阶级分享政权。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转化是这样，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转化也是这样。
新民主主义意味着对资本主义的认同与尊重；然而，新民主主义同时意味着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制约和引导。新民主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统一体中的合作与斗争。
这是整个世界向着新形态转化的阶级斗争。资产阶级正在消亡，日益“浓缩”为垄断资本集团；无产阶级也正在消亡，日益扩展为小资产阶级即劳动者阶级。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表现为广大劳动者阶级向着极少数特权阶层展开的人民革命。
这是资本主义文明衰亡之际的人民革命，是为着阶级消亡的无产阶级革命。
20世纪不具备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从十月革命到中国革命，20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实际上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名义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21世纪，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向无产阶级革命过渡的世纪，是世界新民主主义的世纪。
新民主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在这个过渡世纪的理论科学。
在深层意义上，无产阶级革命是头脑革命，是以文化革命为主要形态的思想革命、观念革命。它以对佛陀、耶稣以降千古人类精神的科学升华，赋予世界新民主主义以深刻内涵。
无产阶级革命就在世界新民主主义之中。
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宪法”以共产党人对苏联现代化进程内在呼唤的恳切回应，而犹不能拒绝苏联社会对“斯大林专制”的现实需要。
20世纪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共产党人对中国历史进步的热忱期待，而犹不能改变中华民族对“毛泽东专制”的现实需要。
同样，整个20世纪，社会民主党以对马克思指引的共产主义的认同，而犹不能改变欧洲对资本主义乃至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现实需要。
理想反映社会的进步之声，认同理想是人类良知的飞扬；现实甩不脱传统的沉重，认同现实则是人类对历史进程的清醒，以及无奈。
斯大林专制和斯大林宪法联袂亮相，毛泽东专制和“毛泽东宪法”联袂亮相，欧洲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联袂亮相，这是历史诉求的对立统一：民主就在专制之中，专制为法制夯实地基；共产主义就在资本主义之中，民主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铺路搭桥。
欧洲走在人类历史进程的前列。
欧洲踟蹰于为挣脱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求索中——
在瑞士首都伯尔尼，有一座“正义女神”的塑像，她一手执剑，一手拿天平。她的脚下，塑有教皇、皇帝和高官显贵的形象。
凭借天平，还有剑 ——正义裁决一切！
这是欧洲的良心；也是欧洲为全世界展露的曙光。
这是人类的共产主义曙光！
北京市写作学会 薛遒
（本文摘自《中国：21世纪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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