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异军突起的“伊斯兰国”,固然是中东国家治理失败的产物,但也与美国翻云覆雨的中东政策直接相关。
冷战时期,美国为在中东地区遏制苏联以及纳赛尔为代表的地区进步力量,开始扶植中东的伊斯兰保守势力。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后,美国又不断向阿富汗的伊斯兰武装力量输送资金和武器。七党联盟、塔利班等伊斯兰武装,“基地”组织等恐怖势力,均在这一时期生根发芽。“伊斯兰国”的前身“统一和圣战组织”同样是在1999年创立于阿富汗。“9·11”事件后,美国转而对伊斯兰极端势力展开全面围剿,但两场“反恐战争”导致“越反越恐”。正是在伊拉克陷入内乱后,“伊斯兰国”(当时称“伊拉克基地组织”)日趋壮大。奥巴马上台后,美国从伊拉克撤军,使“伊拉克基地组织”力量重新壮大。与此同时,美国在利比亚和叙利亚等国策动“政权更替”,使伊斯兰极端势力获得更大生存空间。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当年美国为打击苏联而扶植起来的“基地”组织,最终养虎成患,在苏联撤出阿富汗后将矛头对准美国。但美国并未汲取历史教训,2011年中东剧变中,美国为推翻卡扎菲和巴沙尔政权,重新纵容中东极端势力回潮和壮大,由此最终导致“伊斯兰国”异军突起,并将矛头对准美国及其地区盟友。
美国这种“好了伤疤忘了疼”或“自己挖坑自己填”的战略困境,归根到底是狭隘的“零和思维”和短视思维造成的。美国在中东历来信奉“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即根据不同时期美国面临的主要对手,有意培植“对手的对手”,根本不考虑其所依托的政治势力是否有进步性,结果造成美国中东政策“只顾眼前,不顾长远”。美国与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复杂情仇就是如此。
美国培植极端伊斯兰势力,却屡屡遭其反噬,看似仅仅是因为极端组织“忘恩负义”,偏激极端,实则是美国推行霸权主义政策咎由自取。当年阿富汗的伊斯兰武装组织能够应者云集,不是因为美国号召力强大,而是苏联入侵阿富汗这种行径本身,激起穆斯林世界的同仇敌忾。同样,美国长期在中东推行霸权政策,如发动伊拉克战争,激化伊朗核问题,在利比亚和叙利亚策动政权更替等,使美国日益成为中东安全稳定的最大威胁源。
进一步看,美国这种外交思维模式,与其在国际权力体系中的地位变迁直接相关。在二战前相当长时期内,英法等欧洲强国长期强势主导世界格局,美国则处于被压迫者地位,由此使美国代表了当时的进步势力。美国在中东的政策重点也可圈可点。然而,随着美国在国际权力体系逐渐占据优势,尤其是冷战结束后成为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可以凭借“一超独霸”的压倒性优势,轻易获得带有垄断利润性质的霸权收益。这种地位变迁使美国越来越“懒惰”,逐渐丧失了道义感召力,而更多靠“损人来利己”。例如,地缘上分裂他国,经济上输出有害的新自由主义,政治上策动“颜色革命”,国际关系中“拉一派,打一派”,目的就是让对手处于弱势、动荡和内讧,以确保美国具有“相对优势”。战后70年,美国一步步走向了自己的反面,由被压迫者变成压迫者,由进步力量变成倒退力量,不得不吞下一杯杯自酿的苦酒。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 田文林;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学者 李故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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