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月14日，美国著名华裔科学家诸先生看到我当天发表的《美国发布史上首份<国防工业战略>应对“中国威胁”》文章后跟我说：“这个《国防工业战略》（NDIS）实际上是对标中国当初提出的2025发展纲要，是在原谷歌董事长埃里克·施密特（Eric Emerson Schmidt）的建议下提出来的。”他说，正如美国国防部高官指出的，这份59页的国防工业战略，着眼制定长期优先事项并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以指导国防部的行动和资源优先化，目的是创建一个现代化的、有弹性的国防工业生态系统，旨在威慑美国的对手。这个“对手”是谁？毫无疑问是明确针对中国，这个NDIS实际上相当于一个“国防战略动员令”。
他问我有没有注意到当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赖清德博士在台湾选举中获胜发表的声明，布林肯说：我们期待与赖博士和台湾各党派领导人合作，推进我们的共同利益和价值观，并进一步深化我们长期的非正式关系，符合以《台湾关系法》、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六项保证为指导的美国“一个中国”政策。其中《台湾关系法》是摆在最前面的。
事实上，美国政府每一次关于台湾问题的表态都是这样排序的，包括拜登总统的所谓“承诺”，都是把《台湾关系法》摆在最前面。而这个《台湾关系法》明确提出要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使之“保持抵御会危及台湾人民的安全或社会、经济制度的任何诉诸武力的行为或其他强制形式的能力”。而现在，已经发展到提供进攻性武器，甚至有可能“核武装”台湾。这个法案实质上是将台湾当作一个“国家”对待，严重违反中美两国建交时双方同意的“一个中国”原则以及美方的承诺。
诸先生告诉笔者，原以为拜登总统上台后会对中国友好一些，有可能推翻一些前任总统特朗普制定的反华政策，尤其期待取消或减低对华贸易加征的关税，可是事实上不是那么回事，不仅保持原有政策不变，而且越来越严苛。
这是为什么？诸先生说，一直以来，有一个问题被我们忽视，或者视而不见，那就是美国政府长期制衡中国的“立法战略”。
我们知道，美国是一个所谓的“法治国家”，三权分立，美国总统的行政权力实际上是很有限的，国会可以通过立法制约总统权力，而总统对于美国法律只有执行的份儿，没有随意更改的权力，更不可能一手遮天扭转中美对立局面。
正因为这样，美国政府为了避免“政党轮换体制”带来的全面打压中国和平崛起的政策不连贯问题，由鹰派主导制定了一个长期制衡中国的“立法战略”，虽然没有形成正式法案，但早已成为“两党共识”，并长期在实施之中，这就是把所有反华政策都上升到法律的高度。这就能够合理地解释近几年美国政府的反华法案多如牛毛，几百个反华法案排着队等待国会通过。反华政策一旦成为法律，就具有强制性和长效性，一方面总统也必须执行，另一方面总统也不能轻易改变。这就是为什么《台湾关系法》自1979年4月10日签署生效以来一直主导着美国政府的对台政策，而不是“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诸先生称赞我的一篇文章《与美国打交道不能只盯着白宫》（2021年11月17日昆仑策网原创首发）写得好，说到点子上了，非常赞同我的观点。他说，与其要求白宫政府信守这个承诺那个承诺，不如更多关注国会山，阻止国会反华法案或争取亲华法案的出台，事实上美国政府不可能也从来没有信守过任何承诺。
笔者以为，针对美国“立法便捷，缺乏控制”的制度弱点，是大有文章可做的。比如加强在美华人的团结，鼓励他们积极参政，争取更多话语权；或者通过政治捐款、组织游说团体游说等方式影响政府主张和行为，尤其要把工作做在前头。
（系昆仑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昆仑策研究院公众号原创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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