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夜，韩国总统尹锡悦宣布戒严，全世界一片哗然。一个多小时后，国会召开紧急会议，190票赞成终止戒严。按照宪法规定，这意味着戒严本身必须被取消。很快，军队撤回，总统宣布终止戒严。一场闹剧一样的政变开始的匆匆忙忙，结束的也匆匆忙忙。
这场政变（请允许我在本文中如此称呼），可以说是尹锡悦的自救之举，然而从事后角度看，这场自救更近似于自杀。昏招频出，手足无措，最终被轻易的终结。对这一事件的评论有很多，我们不妨从社会科学分析的角度，来聊一聊这个事件能够呈现出的社会科学问题，具体地说，是一个被社会科学争议不休的问题，即结构与能动者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只是简单地说是一方决定另一方，或者说是双方相互作用，那么我们其实并没有在认真讨论这个问题，而只是做出了一些大而化之的回答罢了。请读者放心，为了方便阅读起见，我们不会引用社会科学领域内大量讨论这一问题的专业文献，而是会结合这个颇有些幽默的政变故事，从三个方面展开讨论，即结构自身的意义、行动者对于结构的理解和影响以及突变状态下的意义冲突。
合法政变与合法反政变：结构如何为行动者提供意义
这次政变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中文世界也涌现出了无数讨论。其中，有一个观点颇具代表性，被国内外无数人宣扬：这次政变是基于宪法框架的，这次反政变也是基于宪法框架的，这体现了“民主法治”的胜利。这种观点潜在的意义是，无论政变方赢了还是反政变方赢了，都是民主法治的胜利，或至少不意味着韩国民主法治的失败。并且，持此言论者还可以借此机会嘲笑一下某些国家。
这种观点，潜在显示了一对似乎矛盾的理解：一方面，这种观点会认为结构自身的意义不再重要，结构的意义只不过是行动者随便操弄的玩具而已。比如，遵不遵守宪法，实际上都完全只在行动者一念之间而已。另一方面，这种观点却又认为结构本身不仅具有意义，而且具有极为重要且难以动摇的意义。也就是说，行动者必须遵守这种结构所固定附着的某些不变意义，否则便会失败。这种矛盾理解的背后，其实存在着一个并不矛盾的理解：结构本身是不具有意义的，所谓结构的意义，仅仅来源于行动者的赋予，因此结构冲突本质上只是行动者的意义冲突。也就是说，尹锡悦在宪法下的行动完全是因为他认同民主法治的框架，而他的失败则是其他人对于民主法治的理解不同（当然，这种观点背后往往存在的一个更深的认识是，某些国家就是天然优于某些国家，某些制度就是天然优越乃至不可能出现问题的，因此一旦出现问题也是提出问题的人有错。不过，这种毫无逻辑的认识我们自然无需在此进行讨论）
图 共同民主党要求尹锡悦下台
问题在哪？问题在于，结构的意义固然与行动者具有巨大的关系，但是行动者赋予结构意义的过程，是不可能脱离结构本身的。行动者不是随心所欲地赋予意义，而是基于自己所存在的环境及既往经历来赋予意义，而这些与结构是脱不开关系的。如果单单从遵循宪法框架的角度就认定这是民主法治的结果甚至胜利，乃至认为双方都是民主法治的遵循者，那简直就是一个笑话。一个最简单的反例是，1979年韩国双十二政变，全斗焕发动政变的核心是下克上逮捕郑升和，而这一行动是经过了总统和国防部长批准的。虽然这项批准是与抓捕本身同时进行的，而且总统和国防部长确实受到了一定胁迫，但是其本身仍然是在宪法框架中进行的。在更广阔的视野下，我们不妨考察一下世界各国由统治者自身发动的政变和一部分统治者推翻另一部分统治者的政变，就会发现，他们大都和这次政变一样，在形式上遵循了某些正当程序。
这是因为，结构本身具有意义，而这种意义会投射在不同行动者的身上，对于行动者产生影响。任何一个行动者都并非是孤立的，他们必须在由和其他行动者共同构成的环境中去认识和行动，他们对于结构的理解也必须是在这种环境下方得以建立的。但是，当结构的意义只是行动者随心所欲赋予的时候，行动者就会只需要简单承认或者简单否认这种意义即可，而既不需要考量结构自身，又不需要考量其他行动者对于结构的理解。正是在此基础上，前文所述理解的矛盾才可能产生：对民主法治的遵守与否仅在于统治者一念之间，而民主法治又是统治者必然遵守的。也就是说，尹锡悦又遵守了民主法治，又破坏了民主法治；尹锡悦的成功也是民主法治的成功，尹锡悦的失败也是民主法治的成功。
民主法治结构框架自身具有明显的意义，任何一个行动者都在这个结构下理解结构的意义。他们所理解的意义当然是各不相同的，但正是这种多变性，给予了结构更强的韧性。正因如此，结构自身能在变化的过程中维持一个不变的外在象征，而这个象征的意义是极为重大的。一个政变者，必须尽可能地减小政变阻力，让政变在变化的实质中维持一套没有变化的象征。只有维持了这套象征，才会尽可能降低其他行动者对于变化的敏感和反对。简而言之，政治是需要秩序的，而建构稳定的政治秩序是复杂、困难而充满危险的。当既有结构并没有受到明确且公开的彻底否定时，维持这个结构不变的外在象征就能最大程度降低破坏结构者所面临的风险和成本。只要政变能遵循宪法框架，那么就会比不遵循宪法框架更能避免冲突、引发反抗。关于这一点，我们无妨想一想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本质上也近似于这种状态。更何况，在相当多的情况下，结构的意义强大到甚至连破坏结构者自身都不会认为自己是在破坏结构，而是在推动结构自身的完善。如果去拷问一下尹锡悦内心的想法，只怕是他也不会认为自己是在破坏民主法治；如果去拷问一下古往今来无数反民主政变的参与者，只怕是有许多人也不会认同自己是在破坏民主法治，而是会告诉自己：我在清除腐败、抗击外敌、保护国家、维护民主法治，诸如此类。
尹锡悦与李在明：行动者对结构的理解和影响
不得不说，在整个政变的过程中，尹锡悦的行动是错漏百出的。如果要给政变者写一部教科书，那么他的案例几乎全都是可以被当作反面教材的。首先，他缺乏对于军队的掌握，这使得他既无法调动充足的力量，又无法使军队按照他的要求严格执行任务。其次，他在没有做好调动部队准备的前提下就宣告戒严，控制国会、媒体等的手段更是慌乱之中的手足无措，结果是国会议员抢先赶到国会，开始投票进程。第三，在既没有做到有效封锁国会，又没能有效阻止议员进入的前提下，他贸然要求军队闯进国会，把自己的虚弱彻底表露了出来，也使得他所力图维持的民主法治象征被狠狠的撕开。以列宁为首的全俄苏维埃中央委员会在1918年解散立宪会议，这一举措受无数民主人士所诟病，整个过程也确实存在无数可以被争议和指摘的问题，但即便如此，认为面临严重敌我矛盾的列宁也只是封锁了立宪会议不让外人进入，而不是直接派兵闯进去抓人。我们虽然可以将其解释为尹锡悦所面临的情况完全不同，即他需要通过抓人来防止戒严失败。但是，当军队已经如此消极以至于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时，派兵闯入国会抓人就只能徒劳给自己增加耻辱和罪名。
图 参与解散立宪会议的水兵
普遍认为，尹锡悦之所以能如此昏招频出，是因为他仅仅是在病急乱投医罢了。我赞同这一观点，但是我们也需要注意，在他采取这样大胆而冒险的行动时，他必然是认为自己有一定可能通过这些行动解决问题的。甚至是在封锁失败后又派兵进入国会抓人，也同样是基于这种认知。也就是说，他相信既有结构（包括权力对比、社会舆论、外国支持等诸多方面）能够为他提供胜利的可能，但很明显，更多人并不这么看待既有结构，否则便不会有军队如此消极的配合，以及党内如此多人对他的反对。当然，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军队和党内其他人有对于民主法治结构框架的不同理解，这种理解之间的冲突使得他们选择了消极执行乃至反对。换言之，面对同一个结构，不同行动者会有不同的认识。
如果说在尹锡悦身上，这一点体现的不明确，那么我们会发现李在明把这一点体现的淋漓尽致。我们设想，现在的局面是总统发布了戒严令，那么作为一名在野党领袖应该怎么做？实际上，他怎么做，取决于他怎么理解这件事。如果是一名软弱无能的领袖，他会认为当前的结构充满了危险，以至于应当尽可能寻求安全；如果是一名强硬的领袖，他会认为当前的结构存在机会，以至于应当团结起来应对戒严。面对这个突然出现的结构，李在明则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机遇，且这个机遇是转瞬即逝的，因此他立刻号召人们去国会，并且以身作则的直播翻墙进国会。我们还是以1979年韩国双十二政变为例，如果国防部长没有跑出美军基地，没有被发现后软弱投降，总统没有软弱签下协议，整个政变的成败便尚未可知——至少在全斗焕在九十年代的审判中曾言，政变的部队就会完全撤回。
也就是说，行动者不是单方面的接受结构的意义，而是会对结构的意义有着不同的理解。这种理解包括三个方面：过去的经历、当下的状态和未来的预期。结构和结构自身的意义就像一束光，而不同的行动者关于意义的理解就像一张张不同颜色的玻璃板，穿过不同的玻璃板，同一光束呈现出的将会是不同的色彩。在不同的理解基础上，行动者便会采取行动。更重要的是，行动者不是孤立的，而是处于一个和其他行动者互动的环境中。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同样构成了他们的理解：每一个行动者都会对其他行动者怎么做产生各不相同的感知，而这使得行动者对于当下的理解进一步形成，进而影响了他们自己的行动。一个生活中的例子是，在需要举手投票的时候，许多人是都会左顾右盼的。
士兵与市民：突变状态下的意义冲突
整个政变中，还有两支力量是极为重要、却又往往作为背景板出现的，就是士兵与市民。士兵承担着维持戒严的任务，许多市民则走上街头反抗戒严。在市民这一侧，我们能够理解，对于结构的不同认知（特别是其他行动者的认知）将会影响到他们的行动。例如，当一个市民相信在当前情况下保卫民主的意义高于他可能面临的个人危险时，他就会更愿意走上街头；当一个市民发现身边不会有人去街头保卫民主时，他也就更没有可能孤身出发。韩国经历了漫长的民主化历程，几十年间无数人牺牲、受伤或是被关押，而这使得整个民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拥有了共同记忆。这意味着，他们既相信保卫民主的意义，又相信会有无数人和他们一道保卫民主。而且，韩国的自由民主化现状，也使得他们会认为自己面临的危险并没有那么大（在这里，我们不由得想起某位已故老人在面对美国记者时，曾对于类似的故事做出了类似的解释）。
与之相对，士兵的状态非常值得我们考察，而且这种考察对我们非常具有意义。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过程中，军队的态度是相当不积极的。他们来的慢吞吞，包围的不紧密，没有强烈的行动，连冲进国会抓人都做不到。当然，我们可以将其解释为尹锡悦无法控制军队，因此军队指挥官不愿意服从指挥。但是，这种解释过于单薄，因为这种解释会将军队的将领视为军队本身，仿佛是在玩《三国志》一类的策略类游戏一样。我们必须将目光投向一个个具体的士兵，去考察他们的认识和行为逻辑。
图 戒严的士兵撤退时鞠躬道歉
一群武装的士兵，即使不开枪，也没有能拦住翻墙而过的议员，没有能冲进被一群手无寸铁的议员们保护的国会。当然，我们可以理解为，韩国的义务兵役制使得所有的成年男性基本都服过兵役，因此这些议员们虽没有武装，但是并不缺乏武装和防御的经验，特别是以李在明为代表的许多议员身体不可谓不健康。不过，要是以此就解释士兵们行动的失败，也未免过于戏谑了一些。
士兵们面对的问题是，他们需要明白自己在做什么。士兵的任务是保家卫国，他们的意志和荣誉感有相当多的部分来源于此。所谓“军人都是很单纯的，都是为国尽忠而生的”，也并非仅仅只是一句空话。因此，他们在执行任务时必须相信自己是为了国家利益和本国民众利益服务的。但是，在政变这种突发状态下，他们惯有的持续认知被打破了。结构发生了突变，以往的意义此时产生了冲突：我要保护国家，可是我前往的地方不是三八线，而是位于首尔的国会；我要保护民众，可是我要拿枪拦截民众，同时还要面临民众的抗议甚至打骂。那么，作为一个行动者，他就会对当下的状态产生困惑：我到底在做什么，我该怎么做。此时在他心中竞争的，是两种意义：一种是，我在保卫国家，防止国家内乱；一种是，我在镇压民众，破坏我国民主。他在这种混乱中无法自拔，而当没有某种外力将他强行扭向某一个方向时——比如班长发出了严厉命令、或者眼前抗议民众中出现了一个长相像他母亲的老人——他就必然会在迟疑中延缓自己的行动。
需要注意的是，这两种意义虽然是竞争的，但这种竞争并不意味着两种意义的力量是等同的。在突变状态下，他们面临着意义冲突，并且面临着随时可能改变这种意义冲突的各种突发事件，但是他们对于意义自身的理解并不可能简单仅仅受突发事件本身摆布。他们不是一个个从天上掉下来被安插到现场的人，而是一个个活在社会上，有记忆、有感情、有自己想法的人。在韩国的自由民主虽然混乱但也持续了几十年的当下，以军队对抗民众是在他们的感情中很难占有足够的地位的。特别是，对于这些士兵而言，在他们上学的时候，学习的都是前辈们如何对抗反民主的政府，如何勇敢的面对戒严部队的棍棒刀枪，可是现在轮到自己入伍了，却发现自己变成了历史教科书中的反面人物。这对于他们的精神影响，不可谓不强大。因此，他们便会更加消极。士兵是有思想的，他们是要说服自己的。如果我们回忆一下一战末期各国部队哗变的例子，再看看网上韩国戒严部队士兵撤退时向抗议者道歉的照片，就能对这一点有更深刻的认知。
看似题外话的结语：如何在变化中自处
政变开始了，政变结束了。这个世界上的许多事情就像昨晚在韩国发生的事情一样，转瞬而来，转瞬而逝。又让人觉得可笑，又让人觉得无奈。或许，这反映了现在全世界共同面临的一个问题：我们都面对着一个变化不断增大、共识不断减少、风险不断加剧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任何事情都不能再被我们用传统的方式去简单理解。我们会发现，我们越来越难以捕捉结构的变动，越来越难以对任何事物下一个判断。
在这种状态下，我们当中似乎越来越只剩下了两种能动者：一种是保守的日子人。或许有观点不认同，或许有内心不满，但是我只想努力把当前自己的日子过好。别人的事、未来的事，我都不去管他，或者不去认认真真地管他，而只是把他当成指端刷过的又一个短视频。另一种，是极其激进的批判者。我不认同现有的一切，我希望将一切打翻在地。虽然我不一定真的认为我能够将一切打翻在地，也不一定真的相信将一切打翻在地这世界就会变好，也不一定知道将一切打翻在地后又该怎么做，但是我就是愿意这样想，而在这么想的时候我会觉得很快乐。这两种能动者的内在都是一致的，就是丧失了一种对未来的希望。这种希望的丧失要么让人沉迷于当下，要么让人想象一种空虚的未来。简言之，一群人在绝望中自我麻醉，另一群人在绝望中自我狂欢。
那么，我们能怎么做？我们该怎样改变这一切？坦率地说，对于这个问题，我个人并不持有乐观态度。正因如此，我个人始终关注的是某种当下的状态，并且尝试在当下的状态中改善自己、也努力改善他人对于生活的预期。毫无疑问的是，这些当然不是一劳永逸的，甚至有些时候还可能是有害的。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只能告诉自己：在当下这是好的，因为我和现在存活于地球上的人都是存在于当下的人。而且，我可以颇近乎于无耻的说：正是因为从结构和能动两方面看，我不需要在当下直接做出决断、特别是做出敌我意义的决断，所以我才能够将改善生活的预期作为最现实的方案。这当然也是一种怯懦，不过这种怯懦背后仍然包含着一种必然引来批判的信念：通过面对当下的人，在当下一步步改善他们生活的确定性，乃至于一步步改善我们每一个人的预期，我们可以获得更多的可能，而这种可能的意义将在历史中得到呈现。这不是马克思所言的那种秩序党人式的“期待日历”，而是说，当我们在提高生活确定性、改善预期的时候，我们就是在积极的为日历的翻动做准备，而非消极的坐等，或者仅仅用某些被兴奋地崇拜的“彻底”“根本”一类式样的断言来无谓安抚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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