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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1970年代晚期的“毛邓论战”与“邓胡记毛泽东思想”的出台
主讲人：老田（网络思想家，毛泽东思想研究专家）
时间：2007年5月20日星期日下午3：00
周日讲座内容简介：
1970年代晚期的“毛邓论战”为史学界重视不多，汪晖先生于2007年3月11日在的演讲中曾经提出应当重视这场围绕社会主义发展的理论政策论战，因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始终没有绕开当年的这些重大问题，而且改革开放中的争论仍然没有超出当年争论的范围，也没有比当年争论得更为深刻。进入21世纪后，中国人面对世界形势和国内局面，寻求未来方向，思考重担问题，回顾当年的这些大论战仍然有着深刻的启发意义。老田先生在研究新中国历史的治学方面有着新颖的视角和强烈的问题意识，他对1970年代晚期的“毛邓论战”与“邓胡记毛泽东思想”的出台这段历史的研究对于我们思考当下的问题会有积极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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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晚期的“毛邓论战”与“邓胡记毛泽东思想”的出台
1970年代晚期的“毛邓论战”与“邓胡记毛泽东思想”的出台
老田在讲座中先介绍了“毛邓论战”的理论背景、社会背景和时代背景：
传统马克思主义以是否占用生产资料为依据，将社会分成两大对立阶级，把两个阶级之间的对抗性矛盾看作是阶级社会的主要矛盾，并把这一矛盾作为社会变革的动力来看待。韦伯根据财富、声望和权力这三个维度，构建了自己的社会分层理论，并认为社会分层的现实有助于整个社会的理性化过程。毛泽东同时拥有这两种分层理论，大体而言，在1957年之前他主要持有马克思的“关系论”分层认识，从1957年之后，他逐步转向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把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所处的客观社会结构和主观利益动机，作为他关注的焦点，这是理解他晚年思想的核心线索。
新中国建国后，特别是随着土改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中国消灭了马克思主义传统意义上的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然而社会分化和阶层对立仍然存在，毛泽东在1957年提出“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概念，这两个革命的对象指向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在社会分层理论上响应了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的这些上层精英并不满足于所得到的权力和利益份额。1959年，毛泽东从速率赫鲁晓夫的“变修”中间，提炼出一个基于社会分层相关的结构性认识，认为苏联的修正主义反应的是国内“高薪阶层”的政治和经济需要，由于把赫鲁晓夫的“变修”给予了社会学解释，因此，社会主义中国有可能走向修正主义。所以，从1957年到逝世，毛泽东通过整风运动、反右、四清、五反、文化大革命等，毛泽东一直在想办法解决“精英阶层要背弃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
在文革后期，党内受冲击的广大干部已经积累了相当大的不满。同时毛泽东的身体健康状况出了较大的问题，医生认为主席只能再活两年左右。在此背景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授意起草了《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关于科学院工作的汇报提纲》和《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等文章，系统地挑战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分层和矛盾性质的认识，以进攻姿态发起了一场争论，毛泽东主要是通过“写作组文章”系统地回应了邓小平及其“四大金刚”（指胡耀邦、万里、周荣鑫、张爱萍）的言论，后来发展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老田认为“毛邓论战”的焦点分歧所在，即：如何看待社会主义社会的分层问题及其影响？社会主义中国应该采用什么样的管理模式？社会监督应该优先指向什么人？管理人应该具有什么秉性？
邓小平主张接近于科层制的管理模式，相对强调上级对下级的有效控制，强调管理者对被管理者的控制权，认为管理就是对人力、物力等资源的合理配置，上级对下级、中央对地方的有效控制。在管理的人力资本积累方面，不注重对于群众的训练和提高，优先集中于对管理者的专业化、知识化训练，提高少数管理者的文化水平，强化管理者的权力。毛泽东批评这种管理模式破坏社会的“扁平化结构”，降低了被管理者对于管理者和管理目标的认同，造成的上下级关系、干部与群众的关系是猫鼠关系、父子关系。老田认为这种管理认识的本身，足以在强化管理者特权的同时破坏管理的认同基础。改革开放就是按照这种管理认识进行的，其结果是：劳动力变成了生产要素；要强化管理者的权力必须对管理者进行物质刺激，给予其剩余索取权。从而导致社会分化越来越严重、干部越来越不在乎群众的感受、普通老百姓越来越不满意，结果，认同水平的下降快于控制权上升的幅度，管理效果日益恶化，从1984年那个关于改革经济体制的决定开始，逐步地破坏了国企的管理基础，最终使得国企的衰败和破产成为必然，使得改革设计者“增强大中型国企活力”的改革目标落空了。
毛泽东主张的是一种宏观的管理思想，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成为管理内容的一个方面。毛泽东的管理思想有着很强的社会学特色，他把构建一种“扁平化结构”（在管理者被被管理者之间相对平均地分配权力）作为激励被管理者最有效的努力方向，以提升认同水平而不是以强化管理者的控制权为主要特点。从这一点出发，毛泽东毕生要求管理者要拿低薪，要参加劳动，在强调管理者的知识水平之前，首先强调的是管理者要具有群众基础。在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均衡地分配权力，降低两者之间的落差，在取得被管理者对于目标的高度认同的基础上，监督和管理成本也同时向被管理者转移，批评与自我批评实际上就是被管理者也承担监督成本，他要求实现上下级的良性互动，不局限于单纯的科层命令的单向流动，对管理者的监督可以来自基层群众和同级管理者。
从“扁平化结构”出发，理想状态下是可以达到军民一致、上下同欲的效果。而管理者的特权扩张，必然破坏扁平化结构和被管理者的认同，不利于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毛泽东管理模式组织化水平很高，可以通过建设低成本、广覆盖的公理系统去联系尽可能多的群众，但是技术水平较差，规范化程度相对较低。正是通过这种管理方式，中国共产党取得了非凡的群众动员成就，取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以支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在建国后，正是依托这样一个庞大的低成本组织系统，共产党迅速建立了覆盖全国范围的基层政权，把全中国的人力物力有效动员起来支持了快速工业化战略，最终只用20多年的时间便完成了初级工业化。但是，从1950年代初期，后许多高层领导人认为这种模式不科学、不规范、不常规化，不能够体现上级对下级的有效控制权，代表了游击习气和农村作风，要加以废除。这是共产党高层思想分歧的一个核心线索。
在介绍两种管理模式时，老田提到了三湾改编时“支部建在连上”，并设立士兵委员会，以士兵委员会来体现共产党和红军内部的“平民阶层政治领导权”的组织依托，实现监督成本向下分摊，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1930年“立三路线”时期执行打长沙的计划，就有军队干部从自身需要出发的因素，此后红军内部在“峡江会议”是争论要不要打南昌的艰难说服工作，说明了要克服那些把眼前利益作为决策出发点的错误倾向，有多么艰难，通过分析这些例子，老田认为，毛泽东的这种管理模式从一开始就不断受到党内特权思想的抵制，在党的历史上一直存在着两种管理方式的争论和斗争。在解放前由于面临外部强大的敌人，干部比较容易做出让步，从特权需要上后退和让步，毛泽东坚持的那个以“扁平化结构”为特色的管理模式还能够维持。建国后，很多官员很难找到与下层相同的感受，在权力精英群体的内部，要维持扁平化结构就越发困难了。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精英阶层与群众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社会矛盾越来越激化，毛泽东的管理模式甚至被有意识地抛弃，扩大社会分化甚至成为“政治正确”，这也是造成今天问题的原因。
在回答听众的问题时老田指出，改革开放后，邓小平、胡耀邦等保留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但是替换了其内容，从而使毛泽东思想对于官僚精英无害化。其要害在于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到底应该怎样分配权力？社会监督、社会管理到底应该先落在谁头上？同时，老田还回答了听众提出的其他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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