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社会主义与中国未来——小资产阶级宣言
主讲人：崔之元
时间：2003年11月30日下午
地点：书吧
（根据录音整理，已经主讲人审阅校改）
非常高兴来到书吧和大家进行讨论。我已有篇文章发表在网站上，叫作《自由社会主义与中国未来——小资产阶级宣言》,请大家批评,我今天就不再读论文本身。这个题目好像太大，又容易引起一种联想:中国近几年“小资”一词非常流行，可能大家会认为我讲的就是那个小资。事实上, 我讲的小资产阶级类似于我国现在常说的中产阶级，但又有所不同。我文章所用的小资产阶级不仅包括中产阶级（不管是用“新中产阶级”的概念还是“老中产阶级”的概念），也包括农民。从社会学的角度讲，“新中产阶级”包括学生、教师、科技人员、白领职员等等，“老中产阶级”包括独立手工业者等,但是我讲的小资产阶级也包括农民在内。中国农民是有财产权利的，虽然很多时候他们的权利被剥夺了，但是《宪法》里规定了他们拥有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等权利，在最近的《民法》的修订中，土地承包经营权被规定为“物权”。
为什么我要搞一个小资产阶级宣言呢？这听起来有点“耸人听闻”，竟是和《共产党宣言》相提并论的东西。第一个原因是, 我认为共产党执政以后再老说无产阶级是说不过去的。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不仅要消灭资产阶级，也要消灭无产阶级，共产党不能让无产阶级当一辈子无产阶级，但也不能只让一少部分人富啊，所以共产党建国后的纲领应是让大家都当小资产阶级了，让小资产阶级普遍化。这就是我对”小康社会”的个人解读。我写小资产阶级宣言的第二个原因，是想提供如何认识当前中国所面临的问题的概念框架。如何看待当今中国，这个问题我个人一直很困惑。一方面像孙志刚事件，一个人被平白无故的打死了，政府官员的腐败等，集中起来看矛盾很突出；另一方面，从国际上来看，中国还是取得了许多突出的成绩的。我到俄罗斯开过几次会，在一些大城市里要找一家中档的餐馆吃饭很难，看到的要么是马路上卖一些饼干等零食的手推车，要么就是一些非常高档豪华的五星级宾馆。从中说明了一个问题，虽然中国改革的不平等、地区差异都很大，而且这些年来越来越大，但是总的来说，至少和俄罗斯比较而言我们还是很优越的。中国的所谓的中产阶级也好，改革中的受益者也罢，相对而言比俄罗斯多。对中国很难下一个完整的判断，很多人的观察都有一定的道理，黑格尔说真理是全体的，我们的观察往往是局部的，而且政府也不一定清楚。这里我举一个例子：这次我来北京开会，听说一个事，就是前几年中央领导讨论九年义务教育落实情况，有部长说由于财政困难很多地方连四五年的教育都无法落实，更何况九年，因此主张削减义务教育的年限。据说江泽民就问一个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一个省的副省长，能否落实九年义务教育，他说能够落实，绝对要坚持九年义务教育，财政困难是可以解决的。那位部长实际上并不了解实情。
如何在各种片面，但又不无道理的观察中理出头绪？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一个大的统筹全局的概念框架，就像一张地图一样，才能把一些很具体的局部问题进行重新整理，过虑掉一些没用的和错误的信息。我觉得“小资产阶级宣言”就是对当今世界主要的理论框架批判后概括出一个新的理论框架,我称之为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当前世界大的理论框架我认为从实践来看只有一种，就是“社会民主主义”。但是一般认为有三种，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苏联的模式，二是美国的资本主义模式，三是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模式。初看起来是似乎这样，但是我觉得当前全世界只有一种理论模式，也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是什么呢？就是所谓“效率与公平兼顾”。无论左翼政府上台，还是右翼政府上台，他们的政策都是差不多的。比如巴西的新总统，他原来是工人出身，他在工会运动时是很激烈的，但是当选总统后不能也不敢大规模的国有化。换个角度看，原来更趋向于右翼的政党执政后，他也不敢过于趋向于右翼，不管工人的死活，不发放社会福利等等。比如墨西哥总统，他原来是美国可口可乐公司在墨西哥的总经理，但是他当总统后，人们以为会趋向于右翼，但是他搞的社会福利不仅没有降低，反而做的更好。世界各国基本的统治哲学思路都变成社会民主主义了。比如中国十六大报告里讲，一次分配注重效率，效率优先；二次分配注重公平。这实际上就是社会民主主义，虽然我们官方没有用这个词。
我觉得社会民主主义有很大的局限性，它似乎意味着人类已经没有什么新的思想了，似乎是历史终结了。效率公平兼顾的思路成为一个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以后，社会制度和人的精神生活的创新已经不再是关注的焦点, 效率与公平仅仅是在既定制度下得到兼顾而已。昨天我参加一个会议，中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也讨论公平的意义，但这种讨论已经不涉及制度安排和创新了。中国的制度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怎么解释都已经不在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视野里，现在他们大谈公平，只是强调在二次分配时注意公平，但在制度安排(即一次分配)上他们只是要进一步推进私有化，通俗说就是全面私有化，但是要给广大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目前二十四个省的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基金基本上已经用完了，所以现在的考量思路是把国有资产卖出去，收回一部分资金，把欠工人的工资都还上。我提出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就是和社会民主主义相对立的解释中国并探索中国制度创新可能性的一种努力.
究竟如何认识中国?一方面很多黑暗面，另一方面有很优越的东西,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和西方主流自由主义理论都无法解释，。我觉得这个小资产阶级宣言可能提供一种对已经发生的事情的解释，我们不能只是停留在社会民主主义对问题的讨论中，而要给出一个新的思路，哪怕是一种可能性的探索。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对对西方资本主义的解释和西方主流自由主义理论是一样的,都强调市场经济和私有产权，只不过马克思主义认为这样是不好的。西方左派和右派的观点一样，就是认为中国的改革主要靠的是私有化和市场化。但是用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来解释，中国经济改革中的成功就不是市场化和全面私有化所能解释的。我认为中国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需要严肃对待的，虽然官方提出来实际是一种政治妥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化的资产在市场经济中运作，而这恰恰是中国相对成功的一个制度机制。乡镇企业的产品通过市场卖出去，它并不排除土地集体所有，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的改革不是市场开放就能行的，而是需要社会化的资产在市场经济中运作。
我刚才说的比较抽象，现在举个例子来阐述一下，让大家更清楚的理解。比如我去印度第三大城市开会，全市没有出租车，只有类似老舍笔下的人力三轮车的电动三轮车。中国城市几乎都有出租车，这些都说明了中国的改革变化很大，带来了很多好处。印度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土地改革，他们的农村没有乡镇企业，中国的乡镇企业为解决农村就业，增加收入都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印度的大部分土地都被地主控制着，印度的学者分析他们的农村土地都被地主占有，如果谁想办乡镇企业就要给地主交地租，而盈利中的一半利润都交了地租，这对办农村工业很不划算的。但是中国为什么就出现乡镇企业了呢？因为土地是集体所有的，省去了交地租的钱，所以开放一部分市场，使农产品在市场上卖出，实际上说明社会化的资产（土地）与市场结合，造成了中国乡镇企业大发展，与印度大不相同。
我到南街做过调查，很多人把南街给简单化了，南街和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是不一样的，虽然它是公有制，但是却在市场化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如果没有市场的开放是发展不起来的。南街是靠生产方便面发展起来的，它和北京的劲松食品厂联合生产，由劲松食品厂用南街提供的面粉生产成品。但是计划经济下就无法完成这种合作，因为当时食品产生产的原料进货渠道都是固定的，不能自主选择。王宏斌就和我讲，原来劲松食品厂不能用他们的面粉，但是后来市场开放后，他们选用了南街村的面粉。这就说明市场开放确实有它的好处，但这是和中国生产资料社会化共同带来的好处，并不是完全靠市场开放发展起来的。
市场开放有很多好处，另一方面也带来了金融危机。正是因为中国没有完全开放市场，中国的货币不能够完全兑换，只有留学、进出口贸易等才进行兑换，所以在亚洲金融危机来的时候，没有受到多少影响，亚洲金融危机就是因为市场全面开放，彻底市场化，这样投机交易就可以引发危机，投机就比如索洛斯这些人用美元换取大量泰珠，等汇率变的时候再换回来，可以赚一笔钱，很多人可以这样做，从而使危机一下子大规模的爆发。上次金融危机使韩国损失得很厉害，为什么呢？韩国原来也像中国一样只进行进出口对外贸易，但是1997年要加入OECD(世界最先进国家)，一个条件是全面开放市场，这是它受害的最主要原因。中国则因为没有全面开放市场而受到冲击较小，应该是算比较成功的躲过了金融危机，这和传统马克思主义和西方主流自由主义理论对中国的分析都是不同的。
再回到南街，传统的老左派认为南街是和计划经济时代的农村公社是一样的，所以认为现在农村都回到人民公社就会搞好。但我认为不是这样的，南街不简单是原来计划经济时代的人民公社模式的翻版，而是正如他们自己总结出的“外圆内方”模式，对外是一个市场化机制，对内是公有制。而很多老左派还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思路，他就没法解释清楚。所以我就说传统的左派、右派观点都没法使用，无法解释中国现在发生的事情，也就很难看懂中国还有一些创新性的东西。
中国城市土地是属于国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方面需要发挥土地国有的优势，又和市场经济很好的结合。以前我们的失误是很多政府高官利用手中的权力给投资商批条子获取利益，让投资商不是通过投标来获得房地产的开发权，这就产生了腐败。但是另一方面来看，近来有两个正面的发展。从九十年代以来有一个自由主义的杂志不知道大家是否看过？就是《财经》。从理论上来看，我是不赞同《财经》中汪丁丁的不少文章，但是如果你看《财经》那个杂志 ，里面的记者的调查值得一读。其中有一篇关于中国国土资源部99年以后出台了一个土地使用权政策，企图克服批条的弊端，来转让土地获取利润。这个土地使用权政策首先从杭州开始试点，后来在上海试点，土地使用权就是说，原来工厂用地就直接使用了，现在很多企业把企业搬到郊区了，政府把在市区的土地都收回来重新招标，那么政府就要求从99年开始，所有城市都要建立类似于杭州和上海的土地使用储备制度，有土地储备局，那么就意味着土地使用的集中管理，使重新收回的土地不再被滥用，而是实行投标，更加合理有利的使用，虽然还有很多腐败的东西，但是建立土地储备制度，并且规范了相关的法规，与原来有很大的差别。原来批条可以说是非法的，但是为什么那么多呢？因为政府没有掌握土地储备，土地更多的都控制在企业手里面，政府很难控制。这种批示制度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说即使民营企业在土地国有的情况下，对社会的发展也起到很大的作用，比如贵州很落后，但是那里的高速公路建设非常好。土地使用权进行投标，使政府把所有权真正意义上收归国有，然后投标出卖使用权，这就是地租社会化，也有利于民营企业更好的利用土地。
上面这个土地储备基本制度就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及他的社会主义理论，当然这种社会主义理论是很小资的理论。孙中山在美国学医的时候，受到亨利·乔治的影响，这个可以参看商务印书馆1995年出版的《进步与贫困》，亨利·乔治强调土地一定要公有，但是他强调的公有资产要和市场结合，乔治的思想也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严肃的讲，就是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考虑社会的资产在市场中运作，地租要社会化，公有化。我这里强调这点就是说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马克思相区别，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明确批判了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主要就是蒲鲁东这些人。现在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终于出版了，商务印书馆1998年出版的。我们以前对马克思的研究很不深入和严肃，因为我们研究马克思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早就翻译了，但是直到98年，才把蒲鲁东的两卷本《贫困的哲学》翻译过来。这就使得以前无法真正的研究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和蒲鲁东的辩论，不知道蒲鲁东说了些什么东西怎么研究呢？蒲鲁东说些什么呢？第一，他也是社会主义者，但是他说永远也不可能实现像马克思所说的那种共产主义模式，就是取消商品货币，吃饭不要钱，取消商店，物质极端丰富，人们以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社会，但是蒲鲁东等认为不可能实现这样的社会，因为社会发展越来越大，辩证法也越来越复杂，他们认为马克思没有学好黑格尔的辩证法，因为辩证法中人的社会关系由于社会的复杂而变的复杂，比如商品关系，货币的取消在高度复杂的社会是很难实现的。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很多人都讨论如何取消货币这个问题，大家可以看看《经济研究40年》，这是马克思对建设新社会的严重误导。
讨论这个事情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蒲鲁东他们就不同意马克思的观点，他们不赞成取消产品货币，吃东西怎么可以不付钱呢？但社会并不因此就必然像人们理解的资本主义那个样子，两级分化严重，贫富差距很大，一切都要听有钱人的等等，往往资本主义的辩护士认为必然是那样。现在中国最有名的经济学家张维迎就在他自己的博士论文里论述“为什么资本要雇佣劳动”，他认为这就是最有效率的。但是蒲鲁东他们认为，有商品货币关系并不必然导致出现张维迎所说的情况，换句话说，所谓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就是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改革使公有制和社会化市场经济有机的结合。我现在觉得很奇怪，我以前在国内的一些朋友，他们还要讨论“三个代表”是如何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我觉得这是很妨碍思考的。其实不是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倒是市场经济和公有制如何结合运用思潮的发展，即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发展。但是大家都不知道，反而用马克思的理论去套，包括西方的左派都是这样的。所以我在西方是很矛盾的，既要和右派斗争，同时也和左派斗争，其实左派完全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讨论新的历史问题。中国的左翼现在越来越强大，这点是好的，但是我就担心中国左翼完全照搬西方左翼的模式，那样的话就糟了。
西方左派和右派的观点中共同之处就是第一，完全否定中国的改革，认为中国的改革完全是负面的，第二，他们用一些很笼统的词否认了中国改革中一些创新性的东西，而这样就会导致谈到最后就没有下文了，就和社会民主主义一样了，说句效率与公平兼顾就完事了。我认为中国的创新如果按照种方法去评价，那么就脱离了实际。我向大家推荐一个叫邓英淘的人，他做了一个调查很有意思，你们网站可以登他的文章。他就讲东北下岗人口最多，但是有一个地方叫鹤岗的做得最好。第一，鹤岗这个地方从95年以来经济增长率不仅高于东北各地，而且高于全国，为什么是这样呢？并不是因为满足了下岗职工的救济，而是靠着房地产的发展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这就是公有制带动市场经济发展。比如我们北京建房，为什么房地产不容易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因为房子太贵了，没有多少人买，但如果房子很便宜，而且质量很好，在这种情况下房地产就可以带动很多相关产业的发展。鹤岗就是靠着土地的公有制的优势，和市场的结合。假设在北京要建房子要交土地使用费，70年每年的土地折旧费等是一次性打入房价的。在鹤岗就讲既然土地是公有的，就保证在一开始时地租免交，过几年再开始逐步的交，所以房价很低，人们都可以买的起房子，这样就全面带动建筑产业，使市场有效的运转，所以就成为一个特别有效的例子。
我刚才讲孙中山和亨利·乔治的例子就是这样，在中国很多地方，是靠土地的公有和市场联系起来。当然中国现在腐败很厉害，但是不能因为腐败很厉害，就把具有中国特色的机制否定。什么是中国特色呢？我认为就是这个，就是在中国还有一个社会化资产与市场的结合。而有这个特色就不是社会民主主义，不是简单的讲公平和进行二次分配，而是在一次分配的基本制度上，和资本主义的分配不同。但是我们至今没有一个理论的框架，缺乏一个中国制度创新的自我意识。有没有自我意识差别是很大的，没有一个自我意识，本来你干的很好的事情慢慢也是要丢掉的。
比如昨天温铁军讲一个例子，他觉得应该做一个改革。秦晖老讲起点平等，自由主义者非常讲究平等，温铁军就做了一个起点平等的例子，因为他是中国改革杂志社的社长，他就先给中国改革杂志社做了一个改革，把杂志社注册了一个公司，然后按每个工作人员的工资为标准进行股份制改造，而他并不是持大股的。结果遭到了两方面的攻击，一方面是杂志社的上级部门，他们认为这是对杂志社搞职工持股，在国有事业单位不能搞职工持股，如果那样就是私有化；另一方面，一些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也反对，他们说温铁军既然是公司的老总，那么就应该持大股。温铁军之所以这样做，实际上是参照中国农村的股份合作制，股份合作制按工资、工龄以及对公司的贡献来持股，这是一个创新的东西。
我在94年的时候曾经写文章，主张在中国的农村搞股份合作制试验，但是有位中国有名的经济学家叫董辅仁的人，他原来是经济所的所长，影响很大。他当时写了很多文章，认为中国农村的股份合作制是非驴非马，不是正规的股份制，完全不是按照每人出多少钱就有多少股票的形式。结果农业部在95年下发了一个文件，认为股份合作制是无效的，决定停办股份合作制。正好当时的国家副总理张劲夫看到了我写的文章，因为他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他就写信给中央财经小组，容许中国农村继续进行股份合作制的试验。后来出版的《张劲夫文选》上卷里面有这段关于中国改革的事情（你们书吧可以收入一下）。我说这个就是强调如果没有一个理论的框架的话，就不容易注意到中国本土产生制度创新的萌芽，类似于股份合作制这种东西，董辅仁没有注意到这些东西，原来的老左派也没有注意到这些东西，他们也觉得这是没意思的。因为如果没有一个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概念框架，股份合作制这种制度创新就不容易引起注意，来促进它的进一步试验。
由于时间比较紧，我没有把很多问题展开来谈，而且我对许多事的认识还不是很成熟，比如我觉得小资产阶社会主义的艺术应该是什么等等。但我还想讲一下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艺术，将艺术与制度创新结合起来。
我觉得艺术是非常重要的，是可以陶冶情操的。它确实是人生的一种最高境界，是一种追求。历史上的一些大的思想家，他们认为制度改革和人际关系、人生观是有密切联系的。我认为西方现代派艺术大师，很有意思，我国都翻译成中文了，比如：詹姆斯.乔伊斯的 “尤利西斯”，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穆塞尔的《没有个性的人》。乔伊斯说，西方现代派艺术是大众的艺术，但他对大众艺术有个特殊的理解。他不认为大众是我们以前的那种样板戏，要搞什么那种高大全的英雄式的人物，他很尊重大众，他认为大众的内心生活是很复杂的，底层的群众并不那么简单，不是单靠什么高大全的什么英雄人物就能行的。乔伊斯的意识流，是现代主义，实际上它是一种写小人物的表达方法。尤利西斯是古希腊的一个英雄史诗，是一个英雄似的东西，就是讲一个国王打仗打了多少年，回来之后去找他的妻子海伦什么的，这是一个上层的故事。乔伊斯的那个尤利西斯是什么东西？它是写一个很普通的人的一天二十四小时的心理活动，它是很贴近大众的。他认为大众是要尊重的，不能搞成那种高大全的那么简单的。而且它的这个意识流是很普通的艺术，就是说普通人内心是充满了矛盾和混乱。张维迎他们说资本雇佣劳动是最有效率的，那你当一个被雇佣的人了，那一天只能听老板说一两句话，每天都得对老板鞠躬哈腰，那你的内心是不是会有意识流？就是说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合同是公平的，你会有很多内心的复杂活动。
乔伊斯笔下的主人公还站在公园里自己去选都柏林的市长，他有自己的竞选纲领：free land(自由土地),free money(自由货币)和free love(自由爱情)。这些都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世界观。乔伊斯在意大利生活了很多年，那时高尔基也在意大利，高尔基要求写小人物是在意大利时，乔伊斯的思想受了高尔基很大影响。他在意大利参加了很多社会主义运动。高尔基本人也很复杂，十月革命之后有很多不一样，罗曼罗兰的日记中有很多高尔基没有发表的话，后来和列宁有很大的冲突，后来和斯大林的冲突就更大。乔伊斯他继承了高尔基在意大利时的很多东西，他那个自由土地的概念，就是要公有化才能自由，就是说土地不能被地主占着，就是你公有化了之后再把他竞争性的招标出去，把地租转化为社会使用，这就是自由土地。
自由货币比较复杂，这里不能展开来谈，我的文章里有详细地说明。普鲁东他们的一个基本的意思就是说不能够取消货币，未来也不可能，即使是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了也不能，它不同于马克思的观点。但并不是说有钱人就要统治没有钱的人，他认为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现在为什么是越有钱的人越有发言权？但你又不能取消货币。普鲁东这个书里讲得非常有启发性，他提出了一种方案，虽然是有问题的，但他这个启发性还是很大，它是怎样展现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货币制度的呢？他对“为什么越有钱的人越有发言权呢”的回答是，有钱的人谈判力量强。钱和一般东西或吃饭不同。（你可以不吃这碗饭，你放冰箱里它过两天也坏了，你储存不了多久。）有钱的人他那个钱可以搁那儿不用，他钱还在，这跟劳动力就不一样，我今天不去出卖劳动力，我就没法生存了，我必须出卖我的劳动力换到钱了才能和别人交换。而有钱人不同，他能等。所以有钱就导致有谈判力。
普鲁东说，我们就要想办法搞货币制度改革。1848年革命非常重要，我说不研究1848年革命，我们就根本不可能了解马克思生活的时代背景，只能笼统地说些什么资本主义，这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我的文章提到可以根本不用资本主义这个词。《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的和地中海世界》的布罗代尔，他就说得很清楚了，他说他所有的书都可不用资本主义这个词，他说用这个词把很多东西都简单化了，把很多东西都太笼统叫资本主义实际是帮了右派的忙。现在回到1848年革命。普鲁东在1848年搞了一个叫人民银行的运动，他说解决这个有钱人谈判力量强的问题要靠货币制度改革。他还探索怎么更容易得到贷款，来发展合作企业。
普鲁东的探索和中国当前的经济问题很有关系。比如东北的下岗职工，实际上已经有的地方在搞他们自己的货币，这个事情非常复杂，因为货币是社会的创造。钱是什么东西呢？钱不过就是一个一般等价物，大家都可以接受的东西，它适用于一个共同体之内。比如在下岗职工群体内部，就不一定要用人民币，我给你干点活，你给我干点活，双方的需求都必须满意，比如你给我洗碗，我可以把衣服给你，这就可以不要货币。但当你不需要衣服而需要鞋时，但我没有你需要的这种鞋，我给你衣服就不行。所谓的货币主要就起了一般等价物的作用，但一般等价物不一定非得是那个官方货币。也就是说只要有那么一个东西，这一个范围内的人都接受，比如下岗工人在他们那个群体里面，就可以成为一般等价物。但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觉得中国人民银行制止这种地方实验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我举这个例子仅仅是指出货币制度改革的问题值得深入研究。在这次金融危机之后，拉美的阿根廷很多人还没饿死就是因为他们甩开阿根廷中央银行，很多人搞自己的共同体货币，把生产搞起来了，因为人们互相之间是有需求的。在这方面最重要的一个发展了普鲁东思想的做法，是在德国一战失败之后产生的苏维埃地区搞了货币改革，叫做邮章货币。让有钱的人不是可以无条件使用货币，比如你一块钱每隔一个月你要到邮局去就买一个邮票贴上去，你的钱如果不盖邮章就不管用了。比如一块钱，一个邮章花你一分钱，就变成九毛九了，那么这一分钱也就是这个邮票就可理解为对有钱人持有货币的一个税，就是有钱人不能老等，促使你必须把这个钱用到生产性的投资上。就是你不能等到最高的谈判价格，使工资开得最低，各方面都等到最有条件时再投资。这个货币制度改革也是促进了整个经济流程的加快。这些设计都十分常重要的，都是普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里面有的，但是已经被完全遗忘了，不仅被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遗忘，而且被西方左翼的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所遗忘。我这里没有展开，在网上大家可以去看我的原文。
我们需要把这个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传统发扬光大起来，而这个传统在当代只有两个人在发扬光大，这两个人非常重要，但我国学界就对他们了解甚少。按说他们的理论应该能打入主流话语中的，因为他们两人都是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中国非常迷信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但这两个人一直在中国没有引起重视。一个是法国的经济学家：莫瑞斯·阿莱，他就明确说他的思想是普鲁东思想的一个现代化，他数学非常强，他只有一本书翻译成英文，其他书还是法文的，他的基本主张就是普鲁东式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他主张实现社会公正不是靠社会民主党的高额累进所得税。今天中国在学习西方搞所得税设计，盲目的学西方，实际上美国的所得税是非常繁琐的，而且美国的所得税是很不公正的。所以它没办法只能征收挣工资的人的税，比如那些教师或工人，反正挣工资的那些人吧，相对容易交税，好控制一点儿。越是那些搞资本搞企业的人吧，越难对他门收税。所以所得税虽然说的是累进的，但它只能收那些工薪阶层的。那些富人他有各种各样的避税方法，很复杂，他到底有没有利润，你说不大清楚。什么叫所得，比如公司所得税，怎么个算法，比如折旧算多少。我们有个左翼的朋友在美国搞企业，他也是每年都不需要交企业所得税的，因为帐面不盈利的不需要交税。现在中国把所得税这种东西当成唯一的维护公正的工具了。莫瑞斯·阿莱在他的书的第一章就讨论了所得税的毛病。阿莱主张的其实可以说是一个更广义的寻租理论。原来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认为是通过国家的垄断实现一种租金，阿莱认为这个租金的范围比国家的垄断下的租金大得多。所得税里的“所得”是指企业一年中的所得，如技术改进使所得增加了，就根据这个所得收税，它就是打击先进，奖励落后的东西。社会民主党为了公平，必须打击先进，转移支付给落后的。阿莱主张用资本税代替所得税。凡是已形成了资本就是一种租，而这种租金应该社会化。所以对已经形成的资本征税，恰恰就是保证竞争起点的尽量平等。这当中涉及到很复杂的计算，阿莱计算后认为，在国家财政中以资本税为主的话，能够使国家财政取得的更多。而和所得税的二次分配相比，资本税是在一次分配里做文章。
另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中国翻译了他的一本书叫《效率.公平与产权》，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本书十分重要，但可惜的是没有反映出他后来的一些思想。批评公有制的一个主要思想就是公有制是人人都有份，人人又都不负责。这种批评对以前的公有制确实有一定的道理。这种对公有制的丧失信心使不少人对腐败私有化振振有词。比如俄罗斯最近普京和寡头斗争的很激烈，寡头为什么会存在呢？一些搞休克疗法的人，像盖达尔等也知道寡头获得的财富是不合法的，但是正如中国一句古话中说的“逆取顺守”，他们强调不管财产来源多么黑，多么腐败，但是只要你能很好的利用这些财产，就是可以的。中国现在不是也说资本家的“原罪”嘛。
詹姆斯·米德的观点能够增强我们对公有资产在市场中运作的信心，他讲公有制要和民主充分的结合，没有民主，公有制变成了领导人说了算，那公有制就完了，这是一方面, 即必须有民主，共有产权必须有议会，在我国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第二，公有制应该有“社会分红”。一般的股份公司，股东不是每年都分红吗？但是经股东大会讨论也可以不分红，或者少分红，但是它必须经过讨论。现在全民的财产在公有的社会中运作，它的受益全民都得分红，大家都要来讨论。这有什么好处呢？这就不是社会民主党那一套了，这和失业救济也不一样了，分红与失业与否没有关系。这使得所有公民都有财产权利，所以我说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是马克思理论中所没有的。那小资产阶级的财富从哪来呢？一部分要靠公有制的社会分红。詹姆斯·米德有一个公式，他强调社会民主主义中的失业救济是有条件的，你因为失业了才有失业救济和失业保障金。但是社会分红是无条件的。为什么有条件的失业救济效率不高呢？右派说社会福利使西方国家染上了福利病。假如失业一个月可以得到100块，而有工作的收入是90块，那么肯定首选失业保障金，而不是去工作挣工资。社会分红有什么好处呢？社会分红每个人都享有，而且规定每个人都有60块，但这是在工资和其他收入之外的所得。比如你什么都不干，但同时你能得到分红60块，这点钱不能让你过一个体面的生活，所以这时如果给你一个有90块收入的工作你就去了。你就不会一味的去吃福利去了，这种方式对效率是有好处的，这导致工资更加灵活了，这样搞创新确实容易了，失业也没那么可怕了，工资也可以更灵活了，不是说定死的。总而言之，我认为米德这套理论非常有意思，这就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制度创新的探索。
我最后再举一个例子，说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能提供认识中国与世界的新的概念框架。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现代企业制度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但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则认为现代企业制度有着社会主义的起源。现代企业制度是有限责任公司，它的特点是股东负有限责任。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明确就反对有限责任公司的形式，有限责任公司就违背了市场的竞争，也违背了私有制，因为股东获得了利益，也只承担有限的责任。大家都知道美国的安然公司倒闭了，但是各种大小股东都没事，他们都没破产，真正倒霉的是借钱给安然公司的人，是银行，以及职工。股东没什么大风险，因为他们都承担有限责任，顶多是自己买的股票没有了。有限责任公司本身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讨论的问题，这里我想推荐一个人，是和蒲鲁东同一时期的叫穆勒(J.S.Mill)，他的著作是《论自由》。他是一个自由主义大师，同时又是社会主义大师，因为他代表的是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亚当·斯密只肯定无限责任公司，而无限责任是很可怕的，很多人都不敢搞，使社会中的创新也有所降低，特别是很多人没有很多钱，但有强的能力。而张维迎说的正好相反，他认为有钱是能力的指标，但是穆勒认为很多创新与有钱没有关系，而是与思想有很大的关系，所以穆勒是为了发展经济民主才在英国议会中提出建立有限责任公司，这种民主使更多的人参加到经济发展中。现在的市场竞争遇到什么问题呢？就是毛主席说的“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比如创建微软的时候，比尔·盖茨的贡献也是不小的，但是他是一个老革命在创新方面遇到了一个新问题，就是说当他搞成功技术革命以后就变得保守起来了，妨碍了LINUX的发展。LINUX不是专利的产品，是社会化的共享资源，实际上LINUX是一个更广泛的竞争，也是一个更公平的竞争，它也可以赚钱，但是你赚钱并不妨碍别人赚钱，因为LINUX的源代码公开，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使用，因为很多人都不是计算机专家，所以源代码公开以后还是可以赚钱的，这就使人们都能利用，都能创新。我觉得LINUX就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经济民主观的最好表现。现代企业制度的有限责任旨在促近经济民主，也不能叫做资本主义的。我提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宣言，是对马克思主义和右翼自由主义的共同挑战。我们必须探索新的概念框架，才能更好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获得自由。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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