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许污蔑计划经济——评厉以宁的一次演讲
刘日新
去年12 月4日，厉以宁教授在香港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演讲，发表了一通污蔑计划经济的言论。凤凰网发布专稿：“计划经济破坏效率和公平，厉以宁坦陈30年改革艰辛。”我是个“老计划”，同他又是老相识，本应早日回应他的。1984年我参与起草计划体制改革文件时，国家计委领导主持召开理论界研讨会，征求意见，曾请厉以宁教授参加，我曾同他拉过手。我当时在文件中批过新自由主义攻击计划经济的一句话：“三十多年来的实践证明，把计划经济理解为仅仅是指令性计划，是片面的。我们不可能也不必要对所有的经济活动，都采用指令性计划的办法来管理。”（文件参见刘日新著《新中国经济建设简史》第350页，2006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对此，厉以宁没有反驳。当时他讲的都是《人民日报》的标准语言，对我修改文件参考价值不大。九年以后，我们就通货膨胀问题交过锋，背靠背地打过笔墨官司，厉以宁说话可放开了。他说：市场经济可以避免通货膨胀，我认为这是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说计划经济注定发生通货膨胀，我认为这是对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攻击。我撰文与之商榷，摆了一些事实，讲了一点道理，驳斥了他那些歪理邪说。此文发表后，曾引起从北京到南京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注）现在我们又要就计划经济问题交锋了，真是三生有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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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992年11月17日，厉以宁在北京《经济参考报》发表文章，攻击传统的计划经济“注定存在”通货膨胀，宣扬“市场经济体制具有较大的控制通货膨胀的能力。”我在该报次年5月5日发表了一篇与他商榷的文章，摆了一些史实，说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并不是注定存在通货膨胀的；而市场经济体制也不见得有较大的控制通货膨胀的能力，如世界上最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美国，1980年通货膨胀率曾高达两位数13.5%，就是明证。此文有较大影响，南京《新华日报》来函说，厉以宁在该报也发表过类似言论，读者纷纷要求转载我文，我没让转；另写了一篇《也论市场经济与通货膨胀》，登在8月6日该报上，不点名的驳斥了其所散布的观点。具体详见刘日新著《中国通货膨胀论文集》，第47、54页，2007年，中国展望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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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在西方，英国的学者认为：“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的同义词。”（参见《现代经济学词典》〔英〕戴维﹒W﹒皮尔斯主编，第55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这是他们概括多年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认识，即认为：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实际上，这也是过去东西方学者的共识：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三个基本特征。显然，作为西方经济学教授的厉以宁，他当然明白，污蔑计划经济，就是攻击社会主义，而且是致命的一击，因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但是现在人们的思想被搞乱了，对此，一般只认为是学术争论，看不明他是反对社会主义的。我作为从事社会主义计划工作数十年的学者，虽然主要学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曾向厉以宁的老师陈岱孙学了一点西方经济学，也同他的学生杨德民共事多年，互相学习过。我的感受，他的老师和学生与他走的不是一条路。陈岱老是我国研究西方经济学的泰斗。他说解放后一度对西方经济学一概排斥，这不对。现在全盘照搬，也是错误的，用于改革，会把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引到邪路上去；用于教学，会毒害我们年轻一代的心灵。（参见陈岱孙为丁冰著《现代西方经济学说》一书所写的序言，中国经济出版社）厉以宁就是现在全盘照搬西方经济学那种人的代表。这次，我对他这种污蔑计划经济的言论不能容忍，下面拟从他演讲中污蔑的三个重要观点加以驳斥。
一、计划经济的效率低吗？
我同厉以宁交过手的印象，发现他是一个脱离实际的书斋经济学者，既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情况不了解，也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实际情况不甚了解。例如，这次演讲，凤凰卫视把他的讲话用标题概括为：“计划经济破坏效率和公平”。事实的真相是这样的吗？我们知道，建国后恢复时期我国就实行简易的计划经济。既然计划经济破坏效率，那就是说恢复时期的效率还不如国民党时期的效率高了。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计划经济的奠基者、改革开放的开拓者陈云，总结恢复时期的经验，说“三年恢复，赶上蒋介石二十二年。”（《陈云文选》第三卷第366页）从速度这个效率指标，以及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看（具体参见国家统计局《伟大的十年》统计资料），恢复时期简易的计划经济破坏了国民党时期的高效率吗？请大家去评论吧！
从1953年起，我国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是正式的计划经济时期。当时国民经济核算制度采用物质生产体系（MPS），使用社会总产品、国民收入、工农业总产值等指标。现在采用国民核算体系（SNA），使用国民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工农业净产值等指标。为了便于大家现在能同国内外直接比较，根据国家统计局重新计算的历史资料，找出“一五”时期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9.2%（参见《新中国五十年资料篇》第536页。不过书中的数据需重新计算，要把此页五年的环比指数变成定基指数，再开方），高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正常时期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速度的二三倍以上，试问计划经济时期的效率低吗？
在经济生活中，经济效率还有两个看得见、摸得着的指标：一个是利润率，一个是劳动生产率。这两个相对值指标，可以进行国内外对比。先讲国营工业的利润率指标。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统计提要 1949-1979》的资料显示，“一五”时期每百元资金实现的利润税金（即资本利润率），从1952年的25.4%，增加到1957年的34.7%。 1970年下降为30.6%，到1978年仍有24.2%。（该书第199页）而市场经济的效率如何呢？据前两年世界银行统计，世界500强的资本利润率只有1.32%。两相比较，究竟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效率高呢，还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效率高呢？明明是后者比前者的效率高十几、二十几倍，却偏要说计划经济的效率低，这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再看劳动生产率指标。“一五”时期是计划经济正常发展时期，国营工业企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平均每个员工生产的产值（按1970年价格计算），由 4167元增加至6336元，平均每年提高8.7%（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统计提要1949-1979》第204页），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幅度高一两倍以上。这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优越性的表现。由于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为国家建设积累了大量资金，为人民生活改善打下了坚实基础。总之，若不是前三十年经济效率不断提高，我们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变为建成了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发射“两弹一星”，成为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吗？若不是前三十年为四个现代化打下基础，改革开放以后经济能高速度发展吗？
至于公平、平等，那是一些意识形态的范畴。存在决定意识，不同的阶级对这类范畴有不同的理解。无产阶级和劳动者认为，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就是最大的公平、平等。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类才有真正的彻底的公平、平等。在资本主义社会，炒卖这类意识形态范畴，是骗人的政治口号。
二、计划经济排斥市场吗？
计划经济排斥市场，这是厉以宁传承了哈耶克新自由主义的流毒而不自觉，信口开河之言。大家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曾经设想，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以后，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要消灭商品生产，废除货币，取消市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列宁的共产党领导俄国曾这样干了四年。实践证明这样行不通，到1921年，转而征收粮食税，实行新经济政策，通过交换，用工业品去交换农产品，开展城乡贸易，使用货币，利用市场。这样，经济迅速恢复，社会主义建设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在这个问题上，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引下取得胜利的。在过去革命战争年代，同农民的关系上，中国没有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搞余粮收集制；而是一直主张发展商品生产，利用市场，在苏区就建立了银行（毛泽民就是苏区的银行行长），发行货币，用货币同农民进行交换，直接按照列宁主义办事，避免了苏联曾经走过的弯路。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更加重视农民，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利用市场，开展城乡贸易，用工业品换取农副产品，同农民搞好关系。实行计划经济的“一五”计划时期，对利用国内外市场，有专门的商业计划和外贸计划进行安排。商业计划并且明文规定，价格的涨落要考虑市场商品的供应，发挥价值法则的作用。（具体参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文本）
现在再举一个利用市场的具体事例。“一五”计划规定，1957年棉花产量计划安排为3270万担。为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采取了优惠的经济政策，粮棉比价由7：1，调整为8：1，即1斤棉花的价格调高到相当8斤粮食的价格。这样，加上其他的政策措施，促进了当年的棉花产量达到3280万担，超额完成了计划。由此可见，“一五”时期利用市场，通过价格杠杆的作用促进经济的发展，可以说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怎么能说计划经济排斥市场呢？这不是颠倒黑白，胡说八道吗？
大跃进时期，陈伯达一类“左”的理论家，在徐水调查，曾提出尽快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谬论，要消灭商品生产，取消市场，实行按需分配。这是一种形左实右的理论，对社会主义建设危害极大。毛主席发现了这种动向，一再批评这种错误观点，指出：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有不少人向往共产主义，一提起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差别，没有懂得其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不认识五亿农民的问题。社会主义初期阶段，应当利用商品生产，来团结几亿农民。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更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在1959年，又提出“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这个著名的观点：“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34页）从此，计划工作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实行正确的经济政策，较长时间在利用市场问题上，排除了干扰，促进我国的经济顺利发展。
事物的发展并不总是一往直前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为了政治上的需要，冻结工资，冻结物价，十多年时间在利用市场，利用价值规律问题上又走了弯路，遗留一些问题亟待解决。1979年，陈云在《计划与市场》提纲中，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指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要有计划按比例，这是马克思提出来的，这是主要的；同时，要实行市场调节，这是次要的。“所谓市场调节，就是按价值规律调节，在经济生活的某些方面可以用‘无政府’、‘盲目’生产的办法来加以调节。”（《陈云文选》第三卷第245页）1982年，党的十二大把陈云提出的这个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写入文件，促进了经济的顺利发展。此后，我国的改革和发展由于西方经济学的干扰，也出现过反复折腾，但总的还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四个现代化建设捷报频传，消费品生产蓬开发展，市场商品琳琅满目，人民生活也大为改善。
由此可见，中国在利用市场，通过价格，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促进了经济的较快发展，积累了正反两方面丰富的经验，并且有着非常成功的业绩和范例。因此，对中国的经济应当采取分析的态度，正确认识。怎么可以不顾实际，抱着哈耶克新自由主义的教条不放，信口开河呢？
三、计划经济是短缺经济吗？
厉以宁在演讲中说：“凡是世界上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没有一个国家不是短缺的。”其实，说计划经济是短缺经济，这种说法并不是厉以宁的发明，而是重复匈牙利科尔奈的烂调而已。科尔奈是匈牙利人，曾任世界计量经济学会的主席，并不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经济学家。他一年有半年时间住在美国，为美国服务。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他写了一本书，书名叫《短缺经济学》，是污蔑社会主义国家的，在美国被官方指定为大学教材。八十年代初也曾流入我国，我国一时流行的社会主义经济是所谓“短缺经济”、“投资饥饿症”等等，就是其流毒。
1985年，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在赵紫阳的领导下，召开了一个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邀请了一批外国专家参加。科尔奈在会上提出了一个所谓“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模式（当时叫“2B模式”），实际上是法国式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中国改革的目标，企图诱导中国的改革走向资本主义。这种图谋被有识之士所识破，遭到有关部门的抵制而没有得逞。
在东欧国家剧变前夕，科尔奈又写了一本书，书名叫《通向自由经济之路》，副标题“--抛弃社会主义制度”。（杨德民曾给我复印了此书的英文封面和目录。以后未见中文译本。）这是科尔奈同哈耶克臭味相投，遥相呼应的书。早年哈耶克曾写过一本书，书名叫《通向奴役的道路》，攻击计划经济，咒骂社会主义。而科尔奈此时此地要自己的国家和其他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尽快抛弃社会主义制度，实行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制度。这就充分暴露，此时他已脱下学术伪装，猖狂反对社会主义制度，赤裸裸的要搞资本主义复辟。因此，东欧那些爱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针对这种背叛人民和国家利益的行径，批评是“叛徒经济学家”。所以，厉以宁现在又贩卖科尔奈的陈词滥调，我看没有什么值得光荣的。
现在正面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探讨一下，计划经济是不是短缺经济的问题。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在国家计委，领导曾主持召开过一个小规模的讨论会，研讨与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有关的问题。我曾发过言。现在厉以宁又出了这样的题目，不回应一下不行。
根据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在各种社会，市场商品的“供给”，是指社会再生产的总量。按现行核算体系，可用国内生产总值代表。“需求”，是指用货币表现的有支付能力的社会需要总量。按现行核算体系，可用广义货币供应量（M2）指标表示。任何一个社会包括社会主义社会，供求关系无非三种状况：供过于求，供不应求，供求平衡。这样，在社会生活中就会分别出现富裕，短缺，供求一致三种现象。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剩余价值规律的作用，资本家剥削压榨工人，他们所得的工资为数有限，表现出来的货币购买力，同生产不断扩大的趋势形成鲜明的对比。工人阶级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的态势，无论过去和现在都在不断发展。同时，社会上还存在大量失业群体和贫困人口。如当前美国这个最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还存在3000多万贫穷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百分之十几，靠施舍度日。这样，在这些发达国家里，在商品供求关系上，一般是供过于求，表面上社会显得富裕繁荣。尽管到处商店货架上商品应有尽有，但消费者并不都有钱购买所需要的物品。当情况变得严重时，就爆发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去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就是住房生产过剩，引发经济危机，由美国漫延至其他国家，正在演变为全球经济危机，如三十年代大萧条时代历史重演。
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上，有时在商品供应上，也出现过供不应求，发生短缺。至于供求平衡，那是不可能的。正如马克思揭示的：因为“资产阶级社会的症结正是在于，对生产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识的社会调节。”因之，在那里“供求实际上从来不会一致；如果它们达到一致，那也只是偶然现象，所以在科学上等于零，可以看作没有发生过的事情。”（《资本论》第三卷，第212页）
在社会主义社会，特别处在发展中的中国，由于要实现国家工业化，优先发展重工业，需要花费较多的投资，对农业和轻工业投入相对就较少。同时，集中了大量劳动力搞建设，城市化的人口急剧增加，于是就出现工资总额迅猛增多，消费品生产赶不上购买力的增长。这样，在商品供求关系上，就出现短缺，供不应求，商店门前出现排队现象。此时，人民政府如果让价格盲目上涨来自发的调节商品的供求，有钱人可能什么都能买到，而普通老百姓的的基本生活品得不到保障。因此，从1954年起，国家对粮食、布匹等重要商品发票证，实行定量供应，以保证群众的的基本需要。当时主管此事的领导人说，这是不得已而采取的暂时措施，一旦消费品生产多了，就要取消这种措施。但后来由于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计划供应的时间拖长了。
在前三十年计划经济年代，尽管商品供应总的比较紧张，实际上，国家计委每年都在制定年度计划，力求做到供求平衡，为经济顺利发展创造条件。劳动工资局，要安排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适当增加工资；商业计划局，要计算社会购买力，根据农业、轻纺工业提供的主要商品，分门别类编制各种商品平衡表，使供求衔接起来。当时要求每1元货币购买力，有8元商品供应作保证，才能保证市场物价稳定。国民经济综合计划局，要把有关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商业、外贸、劳动工资、教科文卫等局的计划指标相互适应，促进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一五”计划时期，由于综合平衡工作做得比较好，零售价格指数平均每年只上涨1.6%，这是难能可贵的。
1974年，国家计委制定了十年规划（1976-1985）、重点是“五五”计划（1976-1980），在改善人民生活方面，安排期末1980年取消票证，商品敞开供应，并且作为一项基本任务写入文件，上报了中央和国务院。实际上，到1980年前后，“五五”计划完成，许多商品如粮食、棉布等的供应都不要票证了。但主管财贸的领导同志为了稳妥起见，说取消票证，实际工作可以这样做，但不要公开宣传。这样，那些信奉哈耶克新自由主义的西方经济学者，捞着没有公开宣布取消票证这根稻草当作根据，在改革开放以后，配合官方的政治需要，大肆宣扬前三十年的计划经济是短缺经济，一直实行票证制度。
实际上，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几百年的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商品供不应求，实行过票证制度，排队购物，富人甚至雇人排队，抡购物品的现象。但是，我们不能由此就指责市场经济就是短缺经济。厉以宁抓住我们的“五五”计划已经早就作了安排，实际上届时已经解决了的票证问题大做文章，污蔑计划经济是短缺经济，以便否定前三十年。作为学者来说，显然是理论性太差，对实际情况不了解，根据不足，而政治性太强，手法并不那么高明。
上面从三个方面驳斥了厉以宁对计划经济的污蔑，似乎意犹未尽，没有讲全讲透计划经济固有的优势。现在联系今年经济生活中一个突出矛盾问题—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制度作点比较，以便作出恰当评价。今年我国经济形势困难，又受美国金融危机导致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原来经济生活中积累的矛盾也相继爆发，经济速度下滑，比例严重失调，社会两极分化非常突出。当前一批中小企业倒闭，不少厂子在裁员，据说有2000多万农民工失业，就业形势极为严峻。特别是今年有600多万大学生毕业，他们的就业问题成了全社会最为焦虑的问题。主管部门认为，可能有相当一部分人找不到工作，担心影响社会稳定。
回顾计划经济时期，大学生的招生是有计划的。国家计委文教局根据经济的发展，按各方面的需要作出专门人材培养计划，对各类院校、各种专业、招生规模都有计划安排。大学生毕业，除定点对口培养的以外，国家包分配。文教局大学生分配处，负责把毕业生分配到全国各地的工矿企业、农场、机关学校等工作单位，保证每个大学生各得其所。当然，工作难免出现差错，也有个别学生专业不完全对口的。
现在搞市场经济，提倡一切向钱看，高等院校也成了赚钱的机器，各自任意扩招，这样可以多收学费，增加收入。大学生毕业，国家和学校一般都不管分配。莘莘学子在茫茫人海中求职，为了找到一个饭碗，备尝艰辛。上年找不着工作，等到下年再找。有的由于压力太大，找来找去悲观绝望，甚至出现轻生的事故。这使我们这些在旧社会体会过“毕业就是失业”味道的过来人，深表同情。现在如果大学实行有计划招生，毕业由国家分配，不愁出路，届时即到工作岗位上施展才华。不知厉以宁教授对此有何批评，这有什么不好呢？
最后，附上一首和厉以宁寓意改革的诗，作为本文的结束。
七绝一首
（和厉以宁并步原韵）
长江滚滚东流去， 变法窃钩好汉装。
一枕黄粱君莫喜， 此生后世骂名长。
厉以宁原诗
隋代不循秦汉律， 明人不着宋人装。
陈规当变终须变， 留与儿孙说短长。
（2009/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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