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体系的历史演进与当前国际金融危机
《国外理论动态》 10年第6期
美刊《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2009年12月号发表了印度裔美国学者让玛·瓦苏德万(Ramaa Vasudevan)题为《从金本位制到浮动美元本位制——基于马克思货币理论的分析》的文章，以马克思的货币理论和虚拟资本理论为视角，解读国际金融体系从金本位制到浮动美元本位制的历史，并认为浮动美元本位制赋予美元巨大的国际特权，使美国可以吸收、利用外围国家的资本，却反过来向外围国家输出金融脆弱性，每次金融危机后，外围国家遭受重击，而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却得到进一步巩固。文章内容如下。
根据列宁的理论，帝国主义霸权是同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输出紧密相连的，而今天的帝国主义霸权却是同中心国家的资本净流入密切相关的。作为占主导地位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的外债规模在过去20多年间不断扩张。这个史无前例的帝国主义债务国大大受益于美元不可思议的国际特权，在美元升值和贬值周期内均获得了有效对抗投机性进攻的相对免疫力。
马克思在19世纪中叶撰写了《政治经济学批判》，那时的历史背景同今天的世界截然不同，但他的分析框架对研究现代国际货币体系依然有效。金融化的基本原则在于，包括利润、红利和利息在内的未来收入来源向股票、债券等可交易资产转变。金融化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积累方式，在这一过程中利润越来越多地通过金融渠道而不是贸易和商品生产获得。这表明，金融市场、金融动力、金融制度和金融精英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内层面的经济运行和经济体制中，都具有系统性的权力和重要性。
一、马克思的分析路径
(一)马克思的货币理论
马克思通过分析简单商品交换关系推演出世界货币的概念。马克思指出，即便是金币这个最简单的货币形式，也同其他商品一样是被生产出来的，但它们的流通规律却截然不同。
马克思货币理论中的货币职能包括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货币形式演进的逻辑顺序是理解其内在矛盾的关键。在储藏过程中，货币逐渐发展成为社会财富的抽象代表，充当支付手段这一特殊功能。它将买者与卖者间的商业关系转变成了债权人与债务人间的金融关系。
(二)金融体系与金融化
在信用货币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统一的金融体系，同资本家阶级被划分为工业资本家和金融资本家密切相关。贸易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改变了商业关系中信用体系的自然基础，一个更加复杂的金融体系诞生了。与此同时，这也是银行和金融体系中货币资本不断集中与组织的过程，是金融资本上升为主导资本的过程。正如马克思所说，信用对资本及其他财产享有绝对支配权(Marx 1895)。
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兼具金融资产和一般等价物的特征。信用货币的货币特征决定了其必须遵循货币流通规律，且保留了不同于其他商品的、一般等价物的属性。从某种意义上说，信用货币的产生是货币形式发展的必然结果，它体现了商品集合与货币的对立。马克思阐释了货币形式如何从商品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二重性矛盾中产生，交换行为被分离成买与卖两个相互独立的行为。商品形式的矛盾演变潜藏着危机的可能。下一个矛盾在于——整个交换活动本身与交换者相脱离，交换的二重性由此显现：一方面是出于消费目的的交换，另一方面是商业活动中为交换而产生的交换。最后，货币形式的内部矛盾通过金融活动与实际交易及现实贸易的分离得以外化。
随着利息的发展，货币已不再是一种被生产出来的商品，以金融资产形式存在的资本得以发展。货币业与商业的分离催生了新的矛盾根源。
货币资本家(金融资本家)和工业资本家对利润总量的瓜分逐渐被利息和公司利润间质的区别所代替。
未来收益流动是结合利率水平、通过未来收益流动的资本化来衡量的。因此，公债代表了预期税收的资本化，股票估值则反映了未来红利收入的资本化。金融体系通过自身未来收入的资本化实现了自给自足，进而发展壮大。这就是虚拟资本的来源和资本现象的本质(Marx 1895)。
根据马克思的分析框架，金融化是资本主义交换的内在矛盾逻辑演绎和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信用与金融体系的发展推动了生产力的进步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也加剧了其自身矛盾与危机的爆发。
明斯基(1975)在阐述凯恩斯思想时，论述了金融体系的演进及资产投资的投机性，并对双重定价模式进行了分析。一种是基于当前产出的定价模式，另一种是资产定价模式。明斯基通过分析当前产出定价模式与金融资本定价模式的分离，提出了金融不稳定性问题。在震荡的金融结构内，投机者伺机寻求利润与收入的增长，从而使金融结构发生了从坚固到脆弱的内生性变化。金融成为时而抑制投资、时而刺激投资的统治者。
马克思也曾对信贷循环及其不断累积金融脆弱性的内在趋势作过有力的论述，认为信贷与虚拟资本的增长刺激了股票经纪人和投机商的参与。马克思的货币理论(即马克思关于货币、信用及金融体系的统一论述)也曾提到过这种双重定价模式。该模式产生于货币从其商品本源发展到虚拟资本形式的过程中。虚拟资本是由不同于其他商品定价原则的原则决定的。在马克思关于简单商品货币形式的分析中，我们看到随着金融化的演进，资本主义金融体系在其更高阶段必然发生矛盾。
(三)马克思货币分析中的世界货币
马克思将世界货币视作不同货币形式发展的最终阶段，从而将货币与其交换媒介、流通手段及支付手段的职能相区别。作为“世界货币”的货币是在打破其国内流通障碍，并开始担当世界商品的一般等价物时出现的。作为国际收支与购买手段的世界货币是在世界市场与国际劳动分工的不断发展中产生的。
马克思对通货学派及货币数量理论家的批判源自他对不同货币职能的分析。这一点在马克思关于金、银危机的论述中尤为明显。李嘉图和休谟认为，危机中黄金外流是货币过度供应从而引发国内货币贬值的结果。货币仅仅被认为是流通手段，而铸币和金、银间的兑换则被视作确保国际收支平衡的自动调整机制。马克思对此并不认同，他认为如果遇到歉收等情况，危机将以金、银货币外流的方式加速发生，作为国际收支手段的金、银货币才是需求的真正所在。危机期间，信用的货币本质将以耗尽信用的方式显现。黄金外流阻止了纸币的兑换，为确保可兑换性，提高利率等强制性措施必不可少。
货币的局限性在危机期间表现得最为强烈，尤其是当一国突然要和另一国进行收支结算时，剧烈的波动要求货币以其本来的面目即财富的唯一形式出现(Marx 1859)。
信用和金融系统的发展使整个机制变得十分敏感，收支危机也从一国扩散到另一国。因此，危机也许首先是在英国，在这个提供信贷最多而接受信贷最少的国家爆发，因为支付差额，即必须立即结清的各种到期支付的差额，对它来说是逆差，尽管总的贸易差额对它来说是顺差。在英国以金的流出作为开端并且伴随这种流出而发生的崩溃，之所以结清了英国的支付差额，部分是由于英国进口商人宣告破产，部分是由于在国外廉价抛售一部分英国商品资本，部分是由于出售外国有价证券，买进英国有价证券等等。现在轮到另一个国家了。对它来说，支付差额暂时是顺差。但支付差额和贸易差额之间平时适用的期限，由于危机而废除或缩短；所有的支付都要一下子结清。因此，同样的事情也在这里重演了。
有关传染效应的讨论是凯恩斯关于金本位制下通货紧缩趋势的讨论的先声。凯恩斯提出的问题是，相对于债权国和顺差国的自愿调整，债务国和逆差国是不得不进行调整。值得注意的是，和凯恩斯不同，马克思对债务型通缩的讨论仅限于发达商业国家。
马克思指出，在普遍危机的时刻，支付差额对每个国家来说，至少对每个商业发达的国家来说，都是逆差，不过，这种情况，总是象排炮一样，按着支付的序列，先后在这些国家里发生……接着就在一切国家发生同样的总崩溃。
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外围国家同样值得我们研究。尽管马克思本人并未研究过欠发达国家加入国际金融体系的影响，但其分析框架却是阐释这一问题的有效工具。本文试图说明，欠发达国家不平等地加入国际金融体系对中心发达国家来说起到了缓冲作用，中心国家得以在更大程度上通过向外围输出脆弱性，来摆脱其固有的债务型通缩趋势。马克思关于货币角色及职能的分析蕴含着货币作为国际性权力象征的内容。他关于信用和金融体系的统一概念是分析帝国主义及不平等发展的有力途径。
马克思认为，国内流通不同于国际流通，前者发生在国家制定价格标准的环境中，而后者则发生在贵金属担当世界货币(国际收支结算方式)的领域内。对马克思来说，国家储备黄金就意味着货币主权受控于他国，但不同于其他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是，马克思并没有完全摒弃重商主义对黄金储备的偏好(Marx1859)。因此，金、银形式的世界货币可以作为一般支付手段、一般购买手段和社会财富的绝对象征(Marx 1867)。支付必须通过“世界货币”的转移进行结算，故也可视其为财富在国家间重新分配的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黄金储备是衡量国家实力的标准之一。作为物质形式的社会权力，储备货币概念的出现取决于国际社会关系的发展，即国际劳动分工及调节分工的国际金融体系的发展。
马克思货币理论中的等级结构是以马克思写作时期的国际商品货币体系为基础的。19世纪末，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见证了信用货币(国家的货币债务)作为世界货币的使用。虚拟资本从而取代黄金，成为新的国际收支结算方式。因此，国家债务的评估与管理成为理解当代货币体系的出发点。
马克思的论述表明，世界货币的积累机制与帝国主义间存在某种关联，这正是本文所要解决的问题。沿着马克思的思路探寻两者的关系，可从作为支付手段的、金融资产(虚拟资本)形式的货币出发，通过其“世界货币”的职能，在马克思货币理论的框架内深入理解帝国主义的发展。调节国际劳动分工的商业关系也逐渐向国际金融体系演化。
下文将进一步分析信用货币本位制担当世界货币职能的过程及一国货币在国际收支结算中确立主导权后国际金融体系的发展如何解决货币形式内在矛盾的问题。发达国家通过金融统治及外围国家加入国际金融体系等具体机制，确保了其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发展中的金融化和金融一体化进一步巩固了英国在金本位制时代及美国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的主导地位。
二、国际金融体系的历史演进
(一)金本位制
19世纪末的几十年，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运行机制已历史性地超越了其金属基础。相对规模较小的黄金流动足以支持这一时期贸易与资本流动的大规模增长。国际金本位制的实质是英镑本位制。
凯恩斯认为，英镑本位制的顺利运转得益于英国在内部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及作为最大资本市场和贸易中心的伦敦为其合供给黄金的中枢角色。作为“国际交响乐队的指挥”，英格兰银行成功调节了国际黄金流动，并通过浮动贴现率保持了相对较少的黄金储备。由于英国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优势地位，英格兰银行通过调整贴现率实现了资本净流入。伦敦市场国际结算方式的集中及各种节约金条块措施的实施，使英镑取代了先前的贵金属货币。
马克思曾对汇票如何作为支付手段实现流通并成为信用货币的基础进行过分析。这些票据从本质上说是证券。马克思还研究过利率对这些以虚拟资本形式存在的金融工具定价的影响。当票据作为国际交易的中介及国际贸易的融资工具被广泛接受时，票据市场的金融中介作用便延伸到国际层面。然而，国际资本流动日渐脱离了英格兰银行的管控，并突破了1844年《银行法案》在黄金储备基础上对银行干预货币市场的限制。-货币市场的流动性通过并行的、不受管制的私人资本流动得以支撑。英镑从现实的商业交易转变成了纯粹套汇套利的金融工具。
在这一过程中，信用关系的制度性结构——大英“帝国体系”、，作为英国同其殖民地及外围初级产品出口国关系的重要支撑，扮演着关键角色。围绕英国建立的多边贸易网络(尤其是印度)，成为稳定帝国体系的重要因素。英国通过保持对帝国体系的顺差，消解了其同美国及欧洲大陆的逆差。随着黄金在国际收支结算中退居二线，英镑开始担当世界货币的重任。尽管受到大英帝国政策的支持与保护，金本位制离自我调控还差得很远。
“一战”前，扩大可兑换外汇储备的做法非常普遍。大英帝国体系中的若干国家，包括印度、马来西亚、锡兰、泰国和直布罗陀海峡国家都将被认为是零风险的英镑储备作为保护自己这样的弱势黄金储备国收支状况和平等地位的一道防线。这意味着英镑体系作为一个整体获得了更多的弹性，且只要伦敦金融中心不把得益于国外长期借款人的流动债权增长当作收缩信贷的原因，那么这将有利于信贷的扩张。
根据马克思的货币理论，国际货币体系进入一个世界货币呈虚拟资本形式、一国信用货币因货币形式的矛盾发展已历史性取代黄金的时代。国际结算中铸币需求而产生的货币局限已被信用货币的使用所带来的更大弹性所超越。引起国际贸易和流动性增长的信用链，为全球市场的资本主义中心提供了应对债务型通货紧缩危机传染效应(马克思称之为贵金属危机产生的排炮效应)的相对免疫力。
在金本位制时期，国际货币体系作为一个整体，通常能够熬过阵痛较少的危机，而不致削弱整个机制或威胁中心的可兑换性。这一顺利运转被归功于英国充当最后贷款人的角色，而伦敦之所以有能力扮演这一角色主要缘于其他国家希望持有英镑形式的债务的意愿。面对黄金外流的威胁，向市场借款只是办法之一，而英格兰银行却还能够向包括印度和日本政府在内的特殊储户借钱。当法国等国家不愿提供必要的缓冲时，大英帝国体系为伦敦提供了可循环利用盈余的关键来源。
但外围国家并不具备类似的、运行顺畅的调整机制。伦敦利率的突然提升导致外围收支平衡国家短期资本的流入，从而加速了黄金外流。由此爆发的流动性危机包括1890年阿根廷的霸菱银行危机、同期的巴西危机及1893年澳大利亚土地公司泡沫破裂危机等。这些危机都曾因英资的突然撤离而雪上加霜。
危机期间，通货紧缩从伦敦金融中心传导至其他中心国家，从而引发通货紧缩的升级。英国一方面通过资本流出向外围国家转移流动性，另一方面通过骤减投资和借贷，对危机期间外围国家承担的调整重负进行重新分配。
金本位制下的国际一体化并未废除民族国家问的世界性划分，也没有消除国家间的竞争。随着德国、法国和美国的崛起，该体系面临的竞争压力日益增大。事实上，战时动荡及战后试图恢复金本位制的宿命反映了该体系的内在矛盾(面对英国的赤字增长，伦敦试图维护英镑的主导地位)及帝国霸权的衰落。问题并不在于金汇兑本位制的回归，而在于建立在英镑负债基础上的国际金融体制日渐削弱，英帝国霸权也每况愈下。这一时期的汇率异常波动，危机通过英镑兑换黄金需求的不断扩大得以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说，英镑金融大厦呈现出向其金属本源倒退的趋势，直到1931年英国彻底停止了黄金兑换。
(二)浮动美元本位制的出现
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见证了美元金本位制的建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充裕的黄金储备使其成为国际市场上的主要债权人。首先，欧洲和日本战后重建计划中抵消资本流动的机制及美国的经济、军事援助(美元短缺困境得以缓解)强化了美元在国际收支结算中的地位。
在战后过渡期，新成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仅仅是一个边缘角色，其旨在创造国际流动性的替代作用十分有限。随着贷款条件的放宽，国际社会改变了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态度，而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该组织在协定的约束下曾被禁止向大规模、持续性的资本外流提供贷款。1969年，作为一种新储备资产的特别提款权诞生了，然而更加严格的偿还条款削弱了这一机制进一步扩张的可能性。特别提款权除提供更多流动性以缓解美元压力外，并未对美元的国际地位造成冲击。
20世纪60年代，随着欧洲和日本成为美国工业的竞争对手，美国的经常项目平衡逐渐恶化。短期美元负债超过了其黄金储备，针对美国黄金储备进行的投机行为对国际收支机制构成了威胁。越战带来的物资需求使局面进一步恶化。当资本从美国逃向欧洲并引发欧洲国家的通货膨胀时，主要金融安排的不足及单边资本对投机性溃逃的管控不力愈加明显。法国与德国政府开始将美元储备兑换成黄金，直到1971年8月美国为抵御国内的调整压力停止了黄金兑换。
1931年，英国放弃黄金兑换从而引发了国际结算方式金本位制的崩溃，一个持续通货紧缩、竞争性贬值、英镑丧失国际汇兑地位的时代随之到来。与此相反，1971年国际金本位制的结束及其后的浮动美元汇率制并未引发国际储备货币美元的终结。过去30年国际货币体制的发展确保了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建立在美元负债资产基础上的美元货币体系已超越了其黄金基础。
这一过程的关键在于同一时期平行的、不受管制的货币机制业已出现并得到了迅猛发展。作为官方渠道的替代，美国一些部门力求扩大私人美元投资，以解决国际清偿问题。对国际流动性资源的控制同样扩大了资本流动意义上的美元需求。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欧洲美元市场的出现即为美国试图限制资本外流的后果之一。美跨国公司开始通过这一完全不受管制的新兴市场，加大其对海外业务的投入。这一既不乏流动性又不受管制的新兴离岸市场为外国投资者埋单美国赤字提供了重要途径。20世纪70年代，随着欧佩克国家石油美元在该市场的循环利用，欧洲美元市场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资本市场。离岸市场上的私人资本成为填补美国赤字的关键角色。
离岸市场的迅猛发展标志着限制重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终结。这为维护美元主导的金融开放和一体化铺平了道路。美国试图重塑国际货币体系，进而建立一个纯美元本位制的、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日程源自美国对自由金融市场的激进诉求。该一体化为中心国家的调整机制及金融工具的扩张提供了更大的弹性空间；金融流动(即金融化)对维护和扩大美元世界货币的职能，起到了重要作用。
这些私人资本流动在本质上与不受英格兰银行监管而自主扩张的英镑市场类似。资本市场作为再利用发展中国家盈余的关键机制得以强化，尤其是上世纪70年代通过辛迪加方式向拉美国家大举放贷(银团贷款)。从“金融压抑”中摆脱出来的拉美经济自由化同美国国内放松资本管制的趋势遥相呼应。拉美国家反通货膨胀、放松管制及利率自由化等措施刺激了外国私人资本的流入，这也成为该地区金融脆弱性的征兆。面对1978年至1979年美元危机后不断增长的通胀压力，美国试图通过紧缩政策——沃尔克计划，稳定美元的地位。利率陡增加剧了拉美债务国的支付危机。1979年这个意外事件的发生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到来，并由此加速了上世纪80年代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的爆发。
20世纪80年代爆发的债务危机为国际私人资本的泛滥提供了可乘之机。债换股等交易方式通过布雷迪债券(美国前财政部长布雷迪于1989年提出的市场导向的应急措施)，将债务转换成可交易债券。布雷迪债券本质上是一种结构性衍生产品，此后投资银行开始将布雷迪原则应用于其他种类的发展中国家债务，进而创造了一系列结构性贷款。上世纪90年代初，私人资本开始大量涌入新兴市场，从而引发了1997年至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汹涌的资本流动使这些国家不得不面对金融泡沫带来的波动性和脆弱性。当投资者逃离这些市场时，资产价格崩溃和货币危机加速到来。
事实上，1994年的拉美和1998年的亚洲新兴市场金融危机的传染效应同马克思笔下商业发达国家的“排炮”效应极为相似。金融危机不再意味着黄金外流、被迫出口商品和进口商的破产，取而代之的是投机资本的溃逃、银行系统的崩塌和本国货币的抢购。这些成为传染效应的主要传递机制。第二点不同在于，在马克思所描述的时代中，传染效应发生在发达资本主义世界内部，而在今天传染效应已远远超出了中心国家的范围。尽管时过境迁，但马克思货币理论的核心要义仍然适用。
危机反映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货币局限性。向外围国家转移通缩危机缓解了中心国家的外部压力。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新兴市场的金融危机实为一扇安全阀，即美元抵抗游资攻击的一道防线，而其余波中的资本外逃也起到了维护美元地位的作用。此外，应对危机的一揽子计划也旨在维护美元的金融主导权。对金本位及后布雷顿森林体系金融危机的特征分析表明，外围国家受危机的影响程度远大于中心国家。而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当外围新兴市场未起到缓冲作用时，中心国家爆发危机的频率也相应增加。
自1985年美国发起广场协定，倡议五国集团调整其货币及财政政策以实现美元有序贬值后，外国央行依然无法摆脱被动维护美元的宿命。布雷顿森林体系终结后，官方购买美元成为其首要推动力。这一时期，欧佩克国家的盈余日益消减，在浮动美元汇率制下，官方美元储备在多边清算体制中发挥了核心作用，这一点同“一战”前试图实现英镑收支平衡的日本相仿。
对官方美元储备的依赖被视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复苏”，如维持巨额美元储备的中国。但和大英帝国体系早先重建的平行货币机制相比较，近二十年中成形的国际货币体制还难以被称为“复苏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美元本位制下的多边清算体制与金融中介创造了可观的流动性，这一点同大英帝国时代英镑汇票的三角结算方式相仿。外国央行的官方干预同早先印度和日本对英镑储备的管理相似。与此同时，上述两个时期的调整重负都极不平衡地落到了外围国家身上，其加入国际金融一体化的负面影响直接导演了外围国家的金融危机。
(三)信用货币本位制、金融化和金融一体化
通过对英镑本位制和美元本位制的初步考察可知，使用一国通货作为储备货币一方面有利于世界市场的扩张，另一方面也潜藏着内在矛盾。随着国际金融和信贷体系的发展，尤其从19世纪末开始，取代黄金的信用货币(虚拟资本)在国际收支结算中频繁使用，这与同期经济的飞速增长密不可分。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前提和逻辑结果，一国货币作为“世界货币”登上了历史舞台，占主导地位的国家由此实现了大规模的资本集中和贸易流动。这一体系足以支持国际贸易增长和资本流动历史性地超越黄金储备的限制。
一国在世界贸易中的主导权及其作为主要债权人和资本出口国的地位，有力地支撑了该国货币充当国际储备货币的职能。该国货币在国际收支结算终端中，具有普遍需求并被广泛接受，进而成为世界货币意义上的物质财富象征。
国际货币体系的正常运转主要体现在赤字圜手中充裕的国际储备货币上，它的贸易伙伴必须有能力积累该货币储备。世界货币作为一种购买手段，可以通过单边交易获得。国际流动性及国际储备充足水平的维持取决于国际货币发行国在不损害自身世界货币地位的前提下，维持赤字的能力。该国必须通过抵消资本流动来防范可能的投机性攻击，这种赤字调整机制同欠发达国家的赤字调整机制有质的不同。该国可以向其贸易伙伴国转嫁调整负担，而无需贬值本国货币或实行通货紧缩。这种既关系到金融的演变与扩散、又关系到帝国权力的特殊机制，在保护中心国家免受债务型通货紧缩危机方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在国际金本位制时期，英镑票据市场的平行货币机制使国际流动性的扩张远远超越了其黄金储备的金属基础。外围国家不平等地承受着金融脆弱性的重击。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危机足以表明货币体系重回黄金基础的曲折，而更为重要的是——多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削弱了以伦敦为中心的多边结算体系。这一时期的货币贬值和贸易战印证了国际货币体系通货紧缩的逻辑，凯恩斯和马克思都曾就此进行过分析。
越战引发的赤字和收支问题，也曾使美国陷入过类似的危机，然而1971年金本位制的终结并未引发向黄金的倒退或美元国际货币地位的崩溃，相反其后美元浮动汇率制下国际流动性的产生已同其黄金基础彻底绝缘。事实上，向浮动美元本位制的漫长过渡已经完成。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欧洲美元市场利用盈余，再投资于新兴市场。20世纪90年代，私募股权和对冲基金成为同传统金融体制并行的机构投资者。金融创新(即带有证券化风险的金融工具)推动了近十年间金融化的巨大发展。
历史表明，私人资本的流动及其金融化同英镑本位制和浮动美元本位制的建立与维系是一体的。而两个时期的关键区别在于国际金融体系同黄金货币的分离程度，两者的不断分离推动了信用货币本位制的日益演进及金融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国际货币体系业已历史性地超越了其黄金本源。
复杂的国际金融体系从根本上说是一个货币体系，其潜藏于货币形式当中的矛盾从未被超越过。正如马克思所说：
货币内在的特点是，通过否定自己的目的同时来实现自己的目的；由手段变成目的；通过使商品同交换价值分离来实现商品的交换价值；通过使交换分裂，来使交换易于进行；通过使直接商品交换的困难普遍化来克服这种困难；按照生产者依赖于交换的同等程度，来使交换脱离生产者而独立。(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94页。)
始于2007年夏天、爆发于主要金融中心的信贷危机是这些矛盾持续显效的明证。
三、结论
发达国家通过金融统治及外围国家加入国际金融体系等机制，维护了其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发展中的金融化及金融一体化，也进一步巩固了英国在金本位制时代及美国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的主导地位。与此同时，外围国家加入国际金融体系的不平等方式，使发达国家强加于外围国家的债务型通缩危机愈演愈烈。马克思的逻辑分析框架，尤其是他对虚拟资本及世界货币的论述揭示了其中的帝国主义及外围国家的不平等发展。
以上论述表明，不断扩大的全球失衡、金融化及金融机制彼此关联。在国际失衡结构及金融脆弱性的背景下，浮动美元制下巨大的国际流动性暴露无疑。金融化及向外围新兴市场输出脆弱性成为巩固和发展美元本位制的关键。全球失衡及美国赤字历史性地折射出国际金本位制全盛时期英格兰银行的特权。尽管其间贸易赤字不断，但英国的海外投资收益足以维持其经常项目盈余。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发行人的英国，享有过度特权。
另一个用以解释全球持续失衡的例证是，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的美国资产收益颇丰，“净回报”实现持续性正增长。作为“世界银行家”的美国同英国一样，享有过度特权。豪斯曼和施图尔辛格(Hausmarm and Sturzeneg-get)认为，将获利于金融地位的美国称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存在某种误导，因为尽管美国在生产领域存在竞争性损失(不断增长的贸易赤字)，但因其内在的知识优势，美国的资本收益仍在不断积聚。这种试图将估价效应迷信化为创造财富的独立源泉的表述，掩盖了美国通过国际劳动分工攫取盈余，尤其是从其他国家剥夺盈余的事实。
次贷危机后，美元大幅贬值，维持全球收支和国际流动性的金融金字塔摇摇欲坠，美元本位制的局限性暴露无遗。但该体系解体的确切形式远未确定。无可争议的是，在浮动美元本位制下，我们见证了货币局限性的再次显现。一些金融媒体将当前的窘境概括为“明斯基时刻”，即经历资产价格长期繁荣后，资产价格在某个临界点骤然崩溃，从而加速周期的断裂。马克思对货币形式的矛盾分析也由此得以印证。
2007年9月的头两周，金融危机不断升级，随后是信贷市场的冻结，美国和欧洲两地的金融机构名誉扫地。中心国家的相对免疫性被当前的信贷危机所破坏。
另一方面，随着韩国、匈牙利和乌克兰等新兴市场的货币崩溃，外围国家也危机四伏。尽管次贷危机重创了金融市场，但2007年涌入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仍较2006年增长了40％，大量资本从美国流出。许多新兴市场都处于经常项目顺差、外汇储备充裕的状态中，各国央行和主权财富基金成为危机初始期国际资本市场的主要玩家和资金来源。但当美国和欧洲政府及其央行在2008年9月信贷冻结后极力托市并试图挽救坍塌的金融系统时，投资者便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寻求美元的安全。当国际金融体系破裂引发货币冲销和新兴市场的资本外逃(尤其是2008年10月的东欧)时，危机进入了新阶段。新兴市场的资本流出给美元反弹带来了转机，美元兑诸多货币的汇率开始升值(除日元外)。债务型通货紧缩使全球经济濒临瘫痪，而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却再次得到了巩固。国际金融体系仍在不断演进，而美国正试图循环利用外围国家的盈余并向其输出金融脆弱性，故美元本位制的命运如何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贺钦：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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