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真正的国家安全和本国的经济安全，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有长期持续的经济繁荣，更不可能有国际上的真正大国地位。特别是中国这样的大国，更需要靠本国强大的军事实力来保障国家安全，并且以各方面的实际措施来保障国家的经济安全。只有有效地保障了国家安全和国家的经济安全，中国经济才可能持续健康地繁荣，人民才可能有尽可能高的经济福利。
一、必须从军事上增进国家安全
军事上的安全是最根本的国家安全。一个国家在军事上足够强大，不仅能够抵御外敌的任何入侵，而且使任何外敌不敢侵犯，这样的国家才可能有真正的安全。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长期没有发生世界性的战争，特别是越南战争结束后几乎没有再发生大的战争，中国国内曾经滋长起一种忽视国家军事安全的思潮，认为“和平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流”，国家不再需要强大的军事实力，从而借口“集中资源发展经济”，拒绝向军事工业投资，不肯大力发展中国的军事实力，放慢了中国提升军事实力、赶超西方国家军力的步伐。
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美国或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发动了两场赤裸裸的侵略战争，以血淋淋的事实说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并未改变其武装侵略的本性，它们仍然会向没有足够抵御能力的国家发动不需要任何借口的战争。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足够强大的军事力量，仍然可能遭到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军事侵略，遭受国家被占领、被分裂、经济生活被严重破坏的惨祸。
在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期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借口“维护人权”、“保护塞尔维亚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人的民族自决权”，对奋起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南斯拉夫进行了几十天的狂轰滥炸，给南斯拉夫塞尔维亚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和人员伤亡；随后北约军队进占了塞尔维亚科索沃地区，肢解了独立的主权国家南斯拉夫。后来在占领科索沃地区的北约军队的庇护下，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公然宣布独立，分裂了独立的主权国家塞尔维亚。北约的这场侵略战争使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一片破败，经济一蹶不振，人民的生活福利大幅度下降。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斯拉夫进行的这场侵略战争，没有任何在国际法上站得住的理由。整个“国际社会”都承认南斯拉夫是独立的主权国家，联合国等权威性的国际机构都承认科索沃是南斯拉夫塞尔维亚的领土。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斯拉夫的战争和占领行动，践踏了国际法起码的准则，是对独立的主权国家的公然侵略，是武装侵占主权国家领土的侵略行为。而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却只用“人权大于主权”、“保护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人的民族自决权”这样几个轻飘飘的漂亮辞藻，就完成了对侵略南斯拉夫的理由的“论证”。这就表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根本就没有把尊重独立的主权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当一回事，它们可以用“保护人权”和“保护民族自决权”作理由，武装侵略和分裂任何独立的主权国家。
2003年美国悍然发动侵略伊拉克、推翻萨达姆政权的战争，不仅没有任何站得住的理由，没有得到联合国的授权，甚至还受到法国等西方盟国的反对；在全世界各国的大城市中都出现了巨大的群众性示威浪潮，反对美国发动这场公然侵略的战争。在这样遭到全世界反对的情况下，美国仍然发动了侵占伊拉克的战争，推翻了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以后还以“审判”的丑剧处死了萨达姆。美军侵占伊拉克之后，遭到了反美武装力量的沉重打击，美军在这场战争中已经死亡了4千人以上。但是伊拉克也从此实际上分裂，由十叶派、库尔德人、逊尼派各自控制一些地区，而且许多地区战火纷飞、流血袭击不断，平民伤亡惨重。
美国发动侵略伊拉克的战争之前宣称，它侵略伊拉克的理由是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战争结束后的权威调查表明，这是地地道道的谎言。美国政府及其追随者又改而宣称，美军侵略伊拉克的正义之处在于“推翻萨达姆独裁政权”。恰恰是美国政府及其追随者们的这些言论清楚地表明，在美国政府看来，发动对任何国家的侵略不需要任何国际法上站得住的理由，甚至是全世界人民的反对也都不能阻止它侵略一个国家。它只要把要侵略的国家的政府说成是一个“独裁政权”，它就可以以此为理由侵占这个国家，把这个国家抛入战争的血海。
这些血的事实都表明，在当今世界上，侵略战争、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西方国家发动的侵略战争，仍然是对任何国家的安全的最大威胁。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本来是以“共同防御”为借口组成的，但是就在最近，北约的领导人竟公然鼓吹北约的“领土防卫要超出边界”。这种言论就是公然要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定义为一个进行赤裸裸的侵略战争的国家集团。
以美国和“北约”发动对南斯拉夫和伊拉克的侵略战争的理由衡量，美国为首的“北约”西方国家内心肯定认为它们有足够的理由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中国新疆、西藏、台湾等地的分裂主义份子们一直在以一切可能的手段进行分裂活动，而西方国家也一直在以各种各样公开半公开的方式支持他们的分裂主义活动。西方国家支持“疆独”、“藏独”和“台独”的理由就是所谓的“民族自决”和“民主”。西方国家也一直无所不用其极地把中国政府描绘成一个“独裁政府”，而西方国家在中国的走狗们则一直在想以此为借口策动西方国家侵略中国。
最近20年西方国家之所以没有发动针对中国的武装进攻，首先是因为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发展起了自己的核武器和核导弹，并且用它们构成了有足够战斗力的核威慑力量。当中国还没有足够的核威慑力量时，号称拥有世界上最强大军事力量的美国就在中国参与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遭受了可耻的失败。这一切都使西方的好战份子们害怕对中国发动战争会遭受惨重的损失，因而至今为止还在回避与中国发生武装冲突。可以说，西方国家在最近几十年之所以没有向中国发动武装进攻，绝不是因为中国努力与西方修好，而是因为西方的包括美国的霸权主义者们欺软怕硬，害怕与能够给他们造成惨重损失的国家开战。
俄罗斯与北朝鲜是两个典型的例子，说明西方的霸权主义者们是怎样的欺软怕硬：
俄罗斯平息车臣叛乱的战争，在不人道的程度上远远超过了南斯拉夫平息科索沃叛乱的战争，但是西方国家虽然敢于轰炸南斯拉夫以“维护人权”，对俄罗斯却除了发出过一点软弱无力的指责外，没有采取过任何惩罚措施，更不要说采取任何对俄罗斯的武装干预行动了。西方国家之所以不敢为同样理由对俄罗斯采取任何行动，当然是因为俄罗斯至今为止仍然具有摧毁西方国家的军事实力。
北朝鲜一直被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描绘成“极端独裁”的“邪恶国家”，而这样一个“与萨达姆一样独裁”的“邪恶国家”最近几年竟大张旗鼓地研制成了核武器。敢于武装侵占伊拉克的美国之所以至今不敢向北朝鲜发动进攻，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北朝鲜有能力给美军造成惨重的伤亡。
由此可见，在当今的世界上，任何国家要想具有真正的国家安全，要想不受人侵略和武装蹂躏，真正的保障就是自己具有足够强大的军事实力。
中国目前的军事实力已经相当强大，可以使任何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遭到足够惨重的损失，这对国外的好战份子们形成了足够的扼制，使他们在最近几十年中没敢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
但是另一方面，相对于美国和俄罗斯甚至某些西方大国，中国的军事力量仍然弱小得多。根据西方媒体的报道可以得知，美国和俄罗斯都有上千枚核弹头，而中国的核弹头在21世纪初也只不过有几十枚；美国空军装备的是“第五代战机”，最近俄罗斯也与印度一起开发出了它们自己的“第五代战机”，而中国空军装备的“至多只是第三代半的战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起，美国就靠着强大的航空母舰战斗群来掌握制海权，而中国海军至今还没有自己的航空母舰；甚至连中国陆军的装备也只达到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的水平。
这样虚弱的军事实力，与中国很快就会变为世界第二的经济总量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让我们不由得将中国今天在世界上的地位与鸦片战争前的时候相比。1840年鸦片战争的前夕，中国的GDP总量世界第一，但是军事技术落后，特别是在火炮、船舰等现代武器上远远落后于西方。英国等西方国家正是依仗其“船坚炮利”的军事优势，在鸦片战争中击败了中国，使中国此后落在了不断受侵略、受欺压的国际地位上，并且逐渐陷入了经济上也日益凋敝的境地。中国今日虽然变为经济总量世界第二，但是军事实力弱小，实际上仍然没有摆脱鸦片战争爆发前夕在国际上所处的那种尴尬而危险的地位。
即使几十年后中国在GDP上超过了美国，如果在军事实力上、军事工业上明显弱于美国，那也只不过是刚刚恢复到鸦片战争时中国所处的地位，那是一个“因为军事上落后，所以必定要挨打”的地位。
以这样弱小的军事实力，如果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导致中国可能与那些军事强国发生武装对抗，中国将没有实力与它们对抗而足够地保卫本国的利益，中国的国家安全将时刻可能受到危害。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组成的“北约”军事集团，拥有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单独国家的军事实力，更是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中国军事实力弱小使中国的国家安全得不到保障，最清楚地表现在围绕台湾问题而产生的军事对抗和保障中国的石油供给这两大问题上。
为了维护中国的统一，防止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中国必须保持对台湾的压倒性的军事威慑力。但是，美国政府一直不肯明确表示不干预台湾海峡可能发生的武装冲突，并且一直坚持向台湾出售武器装备。这在客观上要求中国政府，哪怕是为了防止台湾的所谓“独立”，中国也必须有完全的把握做到：不仅能够战胜以美国的任何武器装备起来的军队，而且能够战胜在台湾周围地区与中国军队作战的美国军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动辄对它们打击的对象国发动“制裁”，其中最有力的一项措施就是动用海空军力量实行禁运和封锁。科索沃战争期间，南斯拉夫就深受这样的“制裁”之苦。北朝鲜尽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使美军不敢对其国土发动进攻，但是由于北朝鲜不可能有足够强大的海军，它实际上仍然受到了美军在某种程度上的变相海上封锁。一个国家要想享有真正的国家安全，就必须有足够的军事实力打破这样的海空封锁。
中国经济的现代化使中国需要大量的资源，许多资源正在逐渐变得依赖进口。在中国正在变得深深地依赖进口的资源中，石油是最重要的一种资源。中国消费的石油产品中，已经至少有三分之一依靠进口，今后进口石油占中国石油消费所占的份额肯定还会提高。而要保障中国的石油进口，首先就要能够保证从世界石油主要出口地之一的中东到中国的石油海上运输线不被切断。保障进口石油的路线不被封锁，这不仅关系到中国的经济安全，也关系到中国的国家安全。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要保证使任何国家、任何军事集团都没有能力封锁中国的石油海上运输线，中国就必须拥有当代世界最强大的海军和空军。有了这样的军事实力，才能确保从中东到中国的石油供给线不会被任何国家切断。
中国最近与日本还就东海油气田的归属和开发问题陷入争端。如果中国拥有了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和空军，中国在诸如东海油气田争端这样的国际争端中，就有了据理力争、保卫自己利益的最强大的后盾。
仅仅是上述这少数几个事例就足以说明，如果中国不能在发展起世界第一的经济总量的同时建立起世界第一的军事实力，中国就难免会重蹈鸦片战争的覆辙，先是在国际利益争端中败于外国的武力进攻，然后就逐步落入经济上的衰落。为了避免重蹈鸦片战争的覆辙，中国今后应当在逐步达到总产出世界第一的同时，逐步建立起世界第一的军事实力。
中国人都不能忘记“南京大屠杀”，也不能忘记日本飞机轰炸重庆的惨剧。今后，我们在想起这些炮轰和轰炸的惨剧时应当发出这样的誓言：我们一定要防止重庆大轰炸、北约轰炸贝尔格莱德那样的惨剧在中国重演。如果中国再与世界上的任何国家发生武装冲突，再遭到轰炸的应当是那个侵犯中国的“他们”，而不是“我们”！
即使是为了这样从军事上保障国家安全，我们也必须审慎地考虑许多经济问题。例如，现在中国几乎所有的计算机都在使用微软的“视窗”操作系统软件，而许多懂得技术内幕的人都知道，“视窗”操作系统软件在不断升级，而该操作系统软件每升级一次都会留下许多“补钉”，这些补钉可能将用户的许多信息泄漏给微软公司。这样，与中国的军事秘密有关的人使用微软的“视窗”操作系统软件就可能导致泄漏中国的军事秘密。仅仅是为了保守中国的军事秘密，我们也必须尽快发展本国自己的操作系统软件，尽快用这样的操作系统软件来替换微软的“视窗”操作系统软件。
二、中国经济安全的各种隐患
前边谈到的是中国最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安全问题。而在经济活动中，具有同样重要性的是中国所谓的“经济安全”的问题。
按照目前在国内有权威地位的说法，所谓的“国家经济安全”，既是指一国的一种能力，也是指一国的一种状态。在国家经济安全这种能力和状态下，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一国能够保持其经济生存和发展所需战略资源的有效供给，国民经济体系既独立又开放地良好稳定运行和科学持续发展并抵御外来和内部的冲击和蚕食，整体的经济福利为本国人民共享而不受恶意侵害和不可抗力损害，国家经济主权和重要经济政策决定权不受外来威胁和控制，国际经济竞争保持独特优势而不受恶意伤害。
根据这种目前在国内有权威地位的说法，金融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产业安全则是国家经济安全的主要支柱，而商贸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动脉。而在此次金融危机中，中国的外汇储备中美元资产大量贬值，大量热钱涌进中国操纵股市和楼市，人民币汇率升值造成大批中小企业倒闭，国外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通过炒作石油、矿产、粮食和食用油造成中国物价持续上涨。中国应对这些问题的经验为加强金融监管、阻止危机输入，并构筑中国经济安全防御体系积累了经验。
目前国内流行的对于中国“经济安全”的上述定义，似乎略显宽泛。它将中国的经济稳定甚至人民福利的内容也都包括进了“经济安全”的概念之中。不过，这里由于篇幅所限，我们也只能简略地谈一下中国目前在这样定义的经济安全方面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
中国目前所面临的经济安全问题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制度保障方面与对外经济关系方面。
在经济安全的制度保障方面，中国目前的最大问题在于，由于多年来在宏观经济调节上过分依赖货币政策，导致在实行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从而放松信贷时，出现严重的金融泡沫，很难阻止经济滑向过热；而一旦实行紧缩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从而收紧信贷，就会使金融泡沫破灭而可能导致金融危机，并且使整个经济滑向衰退和萧条。
最近二十多年，中国一直依靠货币政策来调节宏观总需求，每当需要增进国内总需求时就大幅度增加银行贷款；银行体制也转变为鼓励追求短期利润并为此而追求扩张信贷。在这样的体制下，中国2008年底到2009年底贷款余额存量增加了30％，货币余额M2与名义GDP上升到二比一的惊人水平。这样过多的流动性创造了极为丰裕的投机买卖资金，使中国出现了严重的房地产价格泡沫。与居民居住需要相适应的房价—房租比应当是房价不超过月租金的300倍，而北京目前的这一比率为500倍，住宅售价高于长期可持续的水平60％。
在长期中，这样的房地产泡沫只能导致3种后果：1. 过多的流动性最终引致显著的通货膨胀并使房租相应上升以与高房价相适应；2. 相对房租而过高的房价长期持续，而借款买房者长期忍受这样造成的高房价剥削，履行偿还约定；3. 相对房租而过高的房价使购买住宅的需求萎缩，或者使大批借款买房者不再履行偿还约定，造成房价暴跌并引发大量的银行坏帐等金融灾难。
上述第2种后果要求借款买房者长期处于非理性状态，因而几乎不可能发生。即使出现了这第2种后果，它也会造成社会上的普遍不满和严重的社会冲突，最终危及中国的国家安全。而第1种后果下的严重通货膨胀本身就危及中国的经济安全；而且显著的通货膨胀必将导致政府实行宏观经济紧缩，这种情况下最容易发生大批借款买房者不履行偿还约定、房价暴跌和银行坏帐等第3类的后果。而第3种后果对中国经济安全的危害则不须多谈。
当然，中国在经济安全的制度保障方面存在的问题远不止这些。这方面的问题又往往是由于盲目学习美国的经济制度而造成的。例如，由于涉足美国式的衍生金融产品业务，中国的国有企业就受到了惨重的损失。今年年初中国官方透露的消息说，68家中国的中央级国有企业涉足金融衍生产品业务浮亏114亿元。这些业务中包括了中航集团和东航集团的航油期权业务、中远集团的远期费用协议合约（FFA）、中国中铁和中国铁建的外汇结构性存款、中信泰富投资的杠杆式外汇产品、深南电原油期权合约等亏损业务。而这些企业涉足这些衍生金融产品业务的动机则是为了追逐投资性收益、规避风险，甚至短期投机套利。
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威胁中国经济安全的隐患主要集中在对外贸易和外资流入造成的外汇储备这两方面。
在中国的对外贸易方面，可能危及中国的经济安全的隐患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中国对外贸易的顺差过大，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过高。
中国最近几年形成了创纪录的惊人对外贸易顺差，外贸顺差2008年为2954亿美元，2009年仍然有1900多亿美元。按照当年的人民币汇率计算，2006－2008年的3年中，中国的对外贸易顺差与当年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都在大约6％左右，2009年中国的对外贸易顺差仍然占当年名义国内生产总值（335353亿元人民币）的约3.8%。外贸顺差即净出口，它构成对中国的最终产品总需求的一部分。每年净出口都占总需求的4－6％，这就使中国的宏观总需求和经济增长都严重地依赖外国市场。这从宏观经济总量上对中国的经济安全造成了巨大的威胁。
净出口占中国总需求的比率过高，其直接的害处是给了外国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打击中国出口以动力和口实。更重大的害处是，由于中国的贸易顺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国本国的经济状况，净出口的波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不受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影响，而净出口的波动又一定会引起对中国最终产品总需求的波动，净出口在中国产品总需求中的比例过大本身就增加了一个造成中国经济波动的源泉，使外国的经济波动能够干扰和破坏中国经济的稳定运行。
前边已经指出，2007年中国的对外贸易顺差增加，本身直接增加了中国的经济增长率约2到3个百分点，2009年中国的贸易顺差大幅下降，本身又直接降低了中国的增长率2个百分点，这一增一减使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相差了大约5个百分点。净出口对中国宏观经济的作用就是这样极不稳定。不仅如此，净出口的变动还往往是增加而非减小了中国的宏观经济波动。2007年净出口的急剧上升正是发生于中国经济过热的环境下，这样的净出口上升只是加剧了中国的通货膨胀压力；而2009年净出口的下降则出现在中国国内的经济发生衰退之后，净出口的下降又增大了中国经济衰退所造成的困难。净出口过大由此而造成了经济上的不安全。
净出口过大的这种害处要求我们必须严格限制中国净出口的规模。为了保护中国企业的销售市场和获得进口石油等所需要的外汇，中国今后仍然应当有一定数量的对外贸易顺差。但是，即便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角度看，中国也不应当再有过高的外贸顺差。由于未来中国占世界总产出的比例会越来越高，中国的外贸顺差占本国总产出的比例应当比最近几年有大幅度的降低。一个合理的数量界限应当是，今后中国的外贸顺差占本国GDP的比例通常都不要超过2％。
中国对外贸易方面可能危及国家经济安全的另一大隐患是，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过高。2009年中国的对外贸易进出口总值虽然下降了13.9%，仍然达到22072.7亿美元，按当年的汇率换算仍达中国名义GDP的约45％。而美国和日本的对外贸易占名义GDP的比例通常都不超过30％，欧盟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对非欧盟国家的贸易占其名义GDP的比例也不超过30％。与所有在领土、人口和经济规模上有可比性的经济体相比，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都明显过高。
对外贸易的差额（顺差或逆差的数额）影响一国宏观总需求的总量，而对外贸易总额的大小本身并不影响一国宏观总需求的总量。但是尽管如此，即便不考虑其对贸易差额的影响，中国对外贸易总额过大也会通过其对经济结构的作用而损害中国的经济安全。过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损害中国经济安全，主要是通过它在出口和进口两方面引起的结构性问题。
由于中国有显著的贸易顺差，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过高首先表现为出口占中国经济总需求的比例过高。这样过多的出口使中国的产品销售和就业都过多地依赖国外市场，而国外市场上的状况又在很大程度上不受中国政府政策的制约，这就使中国企业的产品销售和工人就业都过度受外国制约而处于极不安全的境地。
如果企业产品销售和工人就业过度依赖出口，则当出口由于国外需求不足而下降时，本国的收入和就业都会受极大的打击。外国需求下降对本国产业的这种打击，通常并不能通过本国进口自动下降来抵销。外国需求下降即使能导致本国进口下降，它为本国产业所创造的销售和就业机会往往也不会被那些出口下降的企业和工人利用，因为出口企业通常没有技术能力转向生产那些替代进口的产品。这就是进口与出口上的特殊结构性问题。
前边已经指出，2009年日本经济明显下降，原因就是出口下降严重。中国经济中出口所占比例高于日本，出口下降没有造成像日本那样大的经济损失，主要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很低，国内产业结构的可塑性很强，许多生产出口产品的企业和劳工几乎没有什么显著的专业性，可以很容易地转向为国内市场生产另一种产品，有很高的产业转移灵活性，因而能很快地适应国内总需求的扩大而转移生产的方向。但是，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必定会提高中国企业与劳工的生产专业化水平，降低其在产业转移上的灵活性。如果再保持出口在总需求中的那种过高比率，国外需求下降所造成的出口下降就会给中国造成更严重得多的损失。
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过高还造成了中国的进口占其名义GDP的比例过高。过高的进口比例意味着中国人使用的物品中由外国生产的比例过高。一旦中国与外国发生争端而受到外国“禁止向中国出口产品”那样的经济制裁，中国人就会由于买不到外国产品而受到过于严重的经济损失，甚至连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都会受到重大打击。这当然对中国的经济安全不利。
目前中国经济的一个特殊结构性问题是，中国进口的除了石油和铁矿石这样一些国内缺乏的矿物之外，主要进口的是一些高技术的产品和零部件。这样的进口结构表明了中国仍然在高技术产品上依附于人，它既是中国科学技术水平低的表现，也是中国最近几十年发展科学技术的努力不够的结果。在这样的进口结构下，如果中国不能从欧美发达国家进口产品，中国所受到的打击要比欧美发达国家不能从中国进口产品所受的打击大得多。因为欧美国家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它们自己几乎都能生产，不从中国进口至多只是使它们的人民福利受些损失；而中国从欧美进口的产品中国往往不能自己生产，不从欧美进口可能使中国的经济甚至民生瘫痪。这就是中国过度依赖进口损害其经济安全的要害之处。
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威胁中国经济安全的另一大隐患集中于外资流入造成的外汇储备上。
中国的外汇储备自2006年起就为全球第一，到2009年12月已经达到23991.52亿美元。这样多的外汇储备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多年积累的经常项目顺差，另一方面是多年积累的资本项目顺差，其中最主要的是30年来流入中国的外资，特别是外商直接投资。大致说来，至今为止中国的外汇储备一半来自累计的经常项目顺差，一半来自流入的外资特别是外商直接投资。
外汇储备的正式名称是“官方持有的外国资产”，它由中央银行持有，中央银行则以其发行的基础货币来购买这些外国资产。中央银行发行基础货币是整个银行体系货币创造过程的起点，而中央银行本身则是在购买资产（其实质是发放贷款）的同时发行基础货币的。中央银行以其发行的纸币现金和银行准备金存款对普通银行发放再贷款、购买外国资产并购买对本国政府的债权，它在这个过程中发行的纸币现金和银行准备金存款就形成了基础货币，这些基础货币再通过普通银行的存放款和支付过程而放大为整个经济中的货币供给。而中央银行以付出基础货币而获得的外国资产包括外国货币就形成了该国的“外汇储备”。
基础货币增加过快会导致货币供给增加过快，引起通货膨胀。基础货币是中央银行的负债，中央银行也遵守负债永远与资产相等的原则，而外汇储备则是中央银行的一种资产。这样的数量关系决定了，一国中央银行的资产过多、包括外汇储备过多，可能导致该国出现通货膨胀。
对一国说来，外汇储备的真正作用是在出现贸易逆差时为多于出口的进口提供资金。基于这种考虑，国际上通常认为，一国的外汇储备如果低于该国3个月进口的数额，则该国的外汇储备就过少。按照这一标准衡量，即使不考虑最近十几年中国一直有明显的外贸顺差这一事实，目前中国有3千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也就足够。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对于中国来说无论如何也是太多太多了。
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过多，这既降低了中国人民的福利，也损害了国家的经济安全。过多的外汇储备有下列害处：
——过多的外汇储备不适当地过度减少了中国政府和人民所能够享用的财务资源，因此降低了中国人民的福利。
一个国家的中央银行可以用其发行的基础货币购买本国政府的债券，以此向本国政府提供资金，使政府可以从事造福于本国人民的支出而不必增加税收。中央银行这样向政府提供资金，其实就是一国政府从控制其本国货币的发行权中收取“铸币税”。正因为中央银行发行的基础货币有如此功用，美国联邦储备系统才在很长时期中都将其发行基础货币的85％用于购买政府债券。
由于中国的外汇储备过多，中国中央银行目前发行的基础货币绝大部分都用于购买外国的金融资产。在基础货币发行数量限制于不引起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这样持有过多的外汇储备，必定大大减少了中央银行能够购入的中国政府债券，使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能够享用的本国“铸币税”收入大大减少。
——过多的外汇储备要求中国政府必须持有过多的外国金融资产，而过多持有的外国金融资产必定使中国承担了过多的遭受金融损失的风险，而且这些风险是中国为外国人承担的。
国外的因素可能使中国的外汇储备受到两类损失：一类是以外汇储备购买的外国金融资产可能在货币额上受到的损失——股票的价格可能暴跌，债券可能违约不履行偿还约定，甚至银行存款也可能由于银行倒闭而受到损失；外汇储备可能受到的另一类损失则来源于外国的通货膨胀——美国物品总水平的上涨会使用同样多的美元购买的物品减少，从而使中国持有的美元外汇储备受到实质性的损失。中国持有的外汇储备越多，可能受到的这两类损失都会越大。
为了防止以外汇储备购买的外国金融资产在货币额上受到损失，中国政府将中国的大部分外汇储备用于购买外国政府债券，特别是美国的国债，因为通常美国等国的政府债券被视为“无风险金融资产”。但是，由于中国的外汇储备过多，再单纯购买像美国这样的少数几个所谓“信誉好”的西方政府的债券，已经不能全部使用过多的外汇储备资金。这就使中国政府也不得不购买了大量与政府有关联的公司的证券。有资料披露，美国住房抵押贷款市场上的支柱公司“房利美”和“房地美”，就是这种与美国政府有关联的公司。2008年中国政府曾经持有这两个公司价值3700多亿美元的债券。在这次金融危机中，这两个公司就差一点倒闭。而如果这两个公司倒闭的话，中国对它们的要求权必定要受到货币价值上的损失，这也就是中国外汇储备在货币额上的损失。
还必须指出，即使是中国用外汇储备购买的美国政府的债券，也并不是真正百分之百没有风险的资产。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已经有许多国家的政府发生过违约，不按照契约规定履行其所欠债务的偿还约定。美国政府所欠债务的规模已经很大，而这次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政府所欠债务更是以一年上万亿美元的速度激增。美国政府的债务激增正在激起整个世界金融市场的担心，使美国政府是否可能违约不履行还债合同成为一个现实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过多的外汇储备可能受到货币额上的损失的可能性正在增大。
——过多的外汇储备还造成了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由于这种过多的外汇储备主要是由过多的外资流入造成的，过多的外汇储备与过度的外资流动结合在一起，还形成了巨大的经济波动压力，成为加剧中国经济波动的一大祸根，严重地威胁着中国的经济安全。
中国外汇储备过多的一个直接害处是，中国的中央银行已经不能用发行的基础货币购买政府债券、对普通银行的债权等其它资产，而必须将中央银行的绝大多数资产变为外汇储备。不仅如此，由于外汇储备仍然过多并且还在急剧增加，如果中央银行完全适应这种增加而发行基础货币，就会使中国的货币和准货币过多，由此而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为了在外汇储备过多的情况下降低基础货币的发行额以防止通货膨胀，中国的中央银行不得不强制发行所谓的“中央银行票据”。过多的外汇储备已经成了中国通货膨胀威胁的一个直接来源。
前边已经指出，中国的外汇储备有一半是由于外资流入而积累起来的。这些流入的外资实际上没有在中国得到使用，而是变成了外汇储备又流出到国外。如果没有这些过多流入的外资，中国的外汇储备将维持在1万多亿美元这样一个一点都不算低的合理水平。我国自1994年以来每年都有显著的对外贸易顺差，是资金的净流出国，本来不需要引进国外资金。但是由于一直实行实际上歧视本国企业的畸形吸引外资的政策，造成了过多的外资特别是外商直接投资的涌入，另一方面本国的资金又通过外汇储备等渠道流向国外，形成了资金在国内外之间大规模双向对流的畸形现象。外资的流入是中国外汇储备过多的一个主要原因，已经成了造成中国经济过热和泡沫经济、威胁中国宏观经济稳定的主要因素。
这样的资金在国内外之间畸形地大规模双向对流，使中国非常经常地处于经济上的两难境地：当外资大量流入时，外汇储备过多造成了过多发行货币和通货膨胀的压力，国内的经济过热，需要通过减少货币总需求降低经济增长率，遏止通货膨胀，而如果不遏止过多的外资流入，就很难抑制货币的过快增长和经济过热；但是另一方面，一旦成功地反通货膨胀冷却了过热的经济，中国国内的经济通常就会发生“骤变”，不仅过热的经济会变成过冷从而增长率过低、失业率过高，而且企业的高盈利会变成低盈利、高亏损，过去表面上回报状况良好的金融系统会变成坏账和违约极多甚至各种金融交易瘫痪。这样的“骤变”如果任其发展，市场经济中的交易会停顿，整个经济会陷入危机和衰退。这样的“骤变”还可能导致资金从内流变为外流，使一国货币在汇率上贬值，甚至导致一国陷入对外支付上的危机。
这样的资金转向外流起源于对一国投资信心的崩溃，这种投资信心的崩溃通常会造成过度的资金外流，而且资金外流本身也可能进一步加深一国的金融灾难，从而反过来造成进一步的资金外流。资金转向外流会通过某些传导机制造成进一步的金融灾难：在资金转向外流时，企业和金融界的资金—债务链断裂使金融体系解体；资金转向外流造成的本国货币贬值使本国金融财富减少，并因此而减少本国的总支出。这些都会在资金转向外流的国家造成大批企业破产倒闭和失业剧增。即使在今后的中国，这样的动态演化也完全有可能发生，需要我们从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的角度加以严密的关注。
我们当前在这两方面陷入的两难境地，来源于巨额资金在我国的国内与国外之间的猛烈跨国界流动：当这些资金大量涌入时，我国的外汇储备激增，造成了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而当大量资金急于流出中国时，我国就会面临东亚国家经历过的那种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我国之所以同时面临这两方面的威胁，其原因都在于放任外资流入和流出，放任外资企业在中国自由发展。
就是在美国这种国家，虽然货币汇率的波动很大，长期有巨额的对外贸易逆差，但是资金的跨国界流动也同样放大了宏观经济的波动：当宏观经济过热时盈利率显得很高，外资的大量流入使本国货币汇率升得过高，通过使进口品廉价而压低了消费品的价格并抑制名义工资的上涨，使企业的盈利显得更高，从而进一步加剧了经济的过热；当宏观经济萧条时盈利率显得很低，资金的大量流出使本国货币的汇率降得过低，通过使进口品昂贵而提高消费品价格，增加名义工资上涨的压力，使企业的盈利显得更低，从而进一步加剧经济的萧条；资金的外流还会使本国金融体系陷入混乱，造成资金融通困难，由此而加剧经济萧条。最近十几年中，美国经济从极度繁荣变为严重衰退，同时也恰好经历了这样一种急剧的戏剧性转变。
这样，抑制资金的跨国流动实际上为每个国家稳定本国经济、抑制本国经济在过热与萧条之间过度波动所必要，尤其对目前的中国来说更是如此。目前中国境内外资金的跨国界对流已经大到了完全不必要的程度：我国是资金净流出国，但是2009年仍然有9百亿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资，这样的资金跨国界对流造成的外汇储备过多，正是目前中国通货膨胀压力的来源之一。
在中国经济的微观运行层次上，外资企业也从许多方面危害了中国的经济安全。跨国界经营的外资企业有极强的市场竞争能力，它们在中国的投资抢占了中国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使中国本国的资金在国内找不到足够满意的投资项目，这是中国多年资金净外流的一个主要原因。跨国界经营的企业还惯于高报国外总部提供的进口投入的价格、低报向国外总部提供的出口产品的价格，以此降低在中国的分支的帐上利润，将利润转移到国外而减少对中国的纳税。
这样运营的外资企业如果在中国经济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势必会给中国造成巨大的损害。要判断目前外资企业在中国究竟占据了什么样的地位，我们还没有准确可靠的数据，一个间接可以加以利用的数据是：2009年中国外贸顺差为1981亿美元，其中外商投资企业实现贸易顺差1270亿美元，占外贸顺差的55.96%。此外，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的加工贸易上有着明显的优势，而中国以加工贸易方式实现的外贸顺差有2646亿美元，在非加工贸易上中国的对外贸易有逆差。
仅仅这样几个数据就足以说明，中国的外商投资企业已经在中国占据了过度强大的地位，从中国的经济安全角度考虑，已经到了需要坚决减少外资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份额的时候了。为了尽量减少危害中国经济安全的资金跨国界对流，为了防止外资干扰控制中国经济，今后我们应当尽一切可能缩小外资流入的总规模，并且尽量减少境内已有外资企业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减少在中国境内的外资。
军工产业乃国家安全之本
根据我们的估算，2009年中国的实际GDP大致相当于中国的“潜在产量”。前边已经指出，2009年中国的净出口占当年中国总产出（GDP）和总需求的约3.8%，即便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角度看，今后中国也不应当再维持这样高的净出口。一个合理的数量界限应当是，今后中国的净出口（外贸顺差）占本国GDP的比例通常都不要超过2％。
由于净出口占中国总需求的比率降低了两个百分点多，要使中国不至于出现严重的总需求不足，中国国内其它方面的需求占生产潜力的比率就必须相应地提高两个百分点多。而适当地对军事工业投资这一项，就足以为中国多提供占生产潜力两个百分点多的需求。
前边列举的事实已经说明，尽管目前中国经济增长强劲，很快就会变为经济总量世界第二，但是军事实力仍然弱小，实际上仍然没有摆脱鸦片战争爆发前夕所处的那种“经济大而军事弱”的被动挨打地位。为了避免鸦片战争及其以后的那段历史重演，中国今后应当在逐步达到总产出世界第一的同时，逐步建立起世界第一的军事实力。
而要拥有世界第一流的军事和战争实力，就必须拥有世界上第一流的军事工业。这是由军事工业的特殊性质决定的。拥有最先进、最强大军事工业的国家，从来都不会向别国提供最先进、最有制胜能力的军事工业产品，因为这样向别国提供最好的武器可能会妨碍本国在未来的武装冲突中取胜。这一事实本身就决定了，像中国这样的世界第一等大国要拥有世界第一流的军事实力，就只能自己生产所有最先进、最有制胜能力的武器，建立起世界上最先进而强大的军事工业。
鸦片战争及其以后的一百年中，中国之所以不断受到外敌的侵略和欺凌，首要的原因就是当时中国军事工业的落后导致了中国军队装备的落后。鸦片战争前中国的产出大，有大量贸易顺差，但是没有大企业，军工特别落后，优势产业限于劳动密集型产品。这样不仅在国际贸易中逐渐落到了生产低附加值产品的被剥削地位，而且在国际关系中落到了随时有可能因为军事技术落后而挨打的狼狈境地。
在英国的“产业革命”前，人类大部分的主要技术成就都开始于亚洲。中国更是一个富于技术上的创造力的国家，曾经作出过许多重要的技术发明，在产业革命前的很长时期中都在许多生产领域保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技术。就是在现代的军事技术上，中国也曾经是世界上的领先者。近现代的军事技术以使用火药为基础，而火药不仅是中国人发明的，而且也最先由中国人应用于军事。有资料认为，直到中国明朝初期，中国制造的使用火药的武器仍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
但是，由于中国的明清两朝都曾经在上百年中长期没有面临大的战争和战争威胁，武备逐渐松弛；而当时的欧洲却正好处于各国之间经常发生争霸战争的状态，欧洲列强为了夺取战争的胜利而大力发展火炮和战船的制造，使中国的武器制造逐渐变得落后。到明末中国就开始从西欧大批进口火炮供本国军队使用，表明中国在武器制造方面已经明显落后。而到了清代的鸦片战争之后，连一向高傲自大的满清官员们也承认西欧国家“船坚炮利”，在军事装备上具有明显的优势。
中国二百年前的变弱变贫，开始于中国在军事工业（当时为造炮造船）上的落后。西方国家在现代科学技术上的先进，首先体现在其军事工业的先进和军事装备的优势上。中国军队相对于西方军队的军事装备劣势，导致中国军队在近二百年来与先进工业国的军事冲突中总是处于被动迎战甚至挨打的地位。西方的军事工业不仅造成了西方国家的军事优势，而且西方的军事工业生产在技术上有明显的溢出效应，军事工业的技术研究与开发成了带动西方国家技术进步的重要源泉。从帮助瓦特改进和完善蒸汽机到20世纪研制电子计算机、引进互联网，西方的军事工业和军事需要都起过关键的作用。
而中国在满清覆亡之前，一直没有给予现代军事工业的建设以足够的重视。甲午战争之前的1890年，中国现代制造业仅占GDP的0.1%，加上现代运输业和商业也仅占GDP的0.5%，武器严重依赖进口。1890年中国铁路的营业里程只有10公里，日本却已经达到2349公里。腐败的满清统治者挪用购置海军战舰的经费去修建颐和园，将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少数上层人物奢侈的生活享受，却不肯投入足够的财力去建设强大的现代军队，更不肯将足够的资金用于发展本国的现代军事工业。在这样腐败落后的经济结构下，中国在甲午中日之战中惨败是不奇怪的。
甲午战争之前几年满清政府“有钱盖房子，没钱买兵舰”，结果甲午战争惨败后向日本赔款几亿两白银，在经济上也吃了大亏。而今日的中国似乎忘记了这段惨痛的教训，又是将巨额的资金耗费在建造豪华的房屋上，却不肯向军事工业投入足够的资金。这种做法使人不能不担心中国在重蹈甲午战争前的覆辙。我们如果不改变这种“有钱盖房子，没钱造武器”的行为方式，中国早晚还会吃大亏，而且还是在经济上也吃大亏。
以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推论，中国现在正在成长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随着中国经济增长到世界最大，中国应当拥有世界最强的军队，以彻底改变二百年来一直被动挨打的局面。这样的军队应当拥有世界上最好的装备，这种装备只能来自中国自己的研制和生产。我们应当在中国经济发展为世界第一的过程中，以几十年不懈的努力来为中国建成一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装备研制和生产体系。必须恢复毛泽东时代的追求：“外国有的我们要有，外国没有的我们也要有”。
世界历史已经证明，这样世界最强的军事工业体系不仅为保卫国家不受外国欺凌所必需，而且军事工业生产在技术上的溢出效应最终将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增长。为此，今后我们最紧要的任务之一，就是重建独立自主的完整的军事工业体系，逐步形成一个先进的、独立自主的、完整的军事工业体系，将中国的军事工业发展为世界最强的军事装备研制和军工产品生产的系统。
当然，要想将中国的军工产业发展到美国那样的水平，首先就得给中国的军工产业提供足够的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使中国的军工产业有象美国军工产业那样多的固定资产。按2009年的名义GDP估算，目前美国的总产出还为中国总产出的3倍，而国防开支则占美国GDP的约4％，而且有估算说，在美国那样的经济中，需要用4元的“物质资本”每年才能生产出1元的GDP。据此推算，要使中国的军工产业达到美国军工产业现在的生产水平，中国的军工产业应当拥有的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就得相当于中国目前每年GDP的50％。考虑到军工产业的资本—产出比应当高于美国平均的资本－产出比，上述比率还应当有所提高，比如从50％提高到60％左右。
中国即使真要在军事工业上追上美国，也绝非短期内所可以达到。没有几十年时间，中国的军事工业不可能赶上美国。如果我们要在20年后军事工业赶上美国，那时中国的军工产业应当拥有的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就得相当于中国目前每年GDP的约1.1倍，这是因为按美国经济通常每年增长3％的增长速度算，美国的军工产业20年后的生产能力应当是现在的1.8倍。如果估计中国今后20年的经济以一个较低的年增长7%的速度增长，则中国每年大约要将GDP的2.5%投资于军工产业，才能使20年后的中国军工产业具有与当时的美国军工产业一样多的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当然，如果中国今后2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高于7％，则达到上述目标的军工产业投资占GDP的比重就可以相应降低。
尽人皆知，对于军事工业的制造水平来说，最大的问题不是投资的固定资产的数额，而是掌握的技术的先进程度。而要获得这些先进的技术，我们就必须投入资金进行研究和开发。这样，要使中国的军工产业赶上美国，我们可能需要投入比上边所说更多的资金。但是，这样在军工产业上多投入的占每年中国潜在产出2％以上的资金，却正好可以弥补净出口占潜在产出比重下降两个百分点所造成的总需求不足缺口。
显然，在需要投入这样多的资金的军工产业发展面前，为没有产业可以投资以造成足够的总需求而发愁简直是可笑的。光是使中国的军工产业赶上美国所需要作的投资，就足以抵补中国净出口占潜在产出比重的下降而有余。
在30年前的毛泽东时代，中国曾经建立了一个独立自主的完整的军事工业体系。但是在30年前的大变动中，军事工业的发展几乎被完全放弃。当时放弃发展军事工业的理由是中国缺乏建设资金。而现在的形势却是，我们已经告别了那个整天为缺少“建设资金”而发愁的时代。我们已经知道，“建设资金”就是投资的资金，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可以筹集到足够的投资资金而没有使用这个资金的地方——投资需求。总需求特别是投资需求缺乏的现实已经在逼迫我们不得不将发展军事工业作为创造需求的地方。为了创造足够的总需求，我们应当大规模向军事工业投资。这也是保证中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的最可靠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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