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估和应对中国潜在的国家风险
谭伟东
中美战略研究院 总裁
中国依旧处于战略机遇起和矛盾鼎显期的基本研判大势是对的，但机遇期正在接近尾声。战略机遇期把握不当或特定重大的历史事变发生，如“制度性”腐败得不到遏制和根除，或者国际财政危机或大国破产引发全球经济危机，进而政治危机和世界大战等，就可能演变为战略动荡期。而矛盾鼎显期若发生形势恶化，则历史惯性轨道有可能变轨，国家风险就可能引发灾难，由危机导致复兴中断，葬送进入盛世机缘。此等国之大事，不可不察，更不可等闲视之。
一、国体、政体的政治风险
国体、政体不是存在于真空之中的。国家政权尽管同执政党、政府、军队和法定舆论有关，但更是高度地建立在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而经济基础的长远历史基础虽在于生产力之物质支撑，但在任何时点上的经济基础性质与状况，都是直接决定于其中的生产关系的。
产权改革，多元化产权建构与变更，不可能不影响社会甚至决定社会意识，更不可能不改变和变更社会经济基础。股份制，尤其是大型公共上市公司是混合经济，不管政府控股的可控性有多大，都不是完全的公有经济。当然，混合经济也同样不是完全的私有经济，但只要是市场运营和较为彻底的私有化，则混合经济的本质一定会是，或一定会渐进演化成私有经济。资本的逻辑迄今为止尚未演化出公有资本运行原则。除非在暴力革命后的新经济大潮下，如中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
因此，未来中国最大的经济风险就是由产权结构变更而可能引出的经济基础蜕变，进而由经济基础潮变，而引发政治权利配置要求，从而国体与政体将会受到挑战与威胁。
社会阶层的分化与大变动，已经在工农大众中间造成了一个弱势群体阶层。资本与资产要素分配原则以及在财富分享中取得了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胜利。劳动回报与馈入，已经降低到不可容忍的地步。而新近的晚生的大学生群体，加上尚未转移和不可能转移出来的老弱病残的留守农民群体，可能会迅速扩展为一个人数巨大的社会弱势集合，其同已有的下岗、分流的以及遭遇个人不幸的群族，会形成一种动态扩大的将足以打碎一切中产阶级美梦的社会集合。
那种以为先做大利益大饼，然后再关注蛋糕分配，在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就有可能演变为把社会福利经济与利益焦点放置在关注GDP的流量增长速度上，而忽视流量收益与存量庞大积累的占有与分割，其结果，就可能陷入现今的尴尬的误区与分配格局中。如果不能形成一个彻底的全面从市场分配和产权结构上着手、着力的大调整，则少则十年，多则二三十年就会形成无法逆转的政治经济生态系统。到那时，则工人阶级的领导阶级地位，工农联盟的政权基础，就可能发生不可避免的转型，颜色革命可能变成不可逆转的社会演化逻辑，或许有人以为这样的社会进程届时可以为为执政党与政权力量的暴力或强制手段重新打断，但后者这种鲜血与生命的代价，可能是巨大的，恐怕也是执政党所不愿意发生的。
二、公共财政的国家破产风险
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是由第三等级的政治力量对比决定的。国王与贵族的政治选择空间与选择权利，当面临国家财力有限选项和社会经济大势时，也只能听任历史巨浪的回声了。政权、军队和舆论在执政者手中并不意味着百分之百的胜算与翻盘可能。由于国家财政困境时常导致社会总危机爆发和顺势政治选择，使得不能不把财政风险的关注放置在重要的位置上。
中央与地方财政连年来似乎凯歌高奏，同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的财政境况简直不可同日而语，但现如今的财政丰裕包含了如下的特定的“馈赠”与透支：第一几十年积累起来的庞大的经济，尤其是市场的经济改革以来的大规模的市场价值财富创造，由分权让利思路向适度税享让利思路转变，加上举国的治腐惩败，必然形成一种税收黄金期，但税收获取过重，一定在经济上会挤占其他利益集团。终极的成本承受得者，只能是消费群体和弱势经济利益阶层；第二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财政，相当大的一个比例来自于土地、国土和其他资源。这种地税、土地拍卖和资源与环境出售的可能性空间是十分有限的。而且，从长远利益核算，其通常都是不划算的。中国的人均耕地、粮食与食品安全、资源压力和人均环境资源都是不容乐观的。因此，这种财政演进不但不是可持续的，而且可能是极为短暂的；第三在高速和超高速经济增长时期，内外举债和公共财政赤字的开拍作用不会显示出来。同庞大的增量相比，过重的财政赤字负担可能被视作动态很快被消解和花掉的风险问题。
但像诸如印花税等来自证券市场收益和其他的资产净收益，在繁荣时期的锦上添花效应，远不及其在经济景气反转时期的釜底抽薪作用来得大。
此外，同中国庞大的或天量般的公共品短缺和进入老化老龄化社会后的社会保障资金需求相比，近年来被预算杯幻觉刺激起来的大手笔的财政，可能很快就陷入到空前的拮据困境之中。
三、产业安全、金融与经济安全风险
中国产业在逐步的升级换代，科学发展原本已经在形成增长轨道变轨，完成启动的初始推进，但金融海啸有可能重新打断这一进程。
产业是国际价值链的基础与核心。产业与金融安全，在欧美后工业社会和金融化新平台下，已经变成了前沿和首要的国家安全中心地带。现代战争和世界统治已经基本放弃了直接的殖民掠夺，直接进行征服和显性的制度性控制，代之以无形的金融与经济价值链拓展和整合之手，在主权、人权、自由与公平的旗帜下，完成实质性的价值提取和符号经济的“分馈”。
恩道尔的《粮食危机》、《石油危机》和《霸权背后》同德国人写的《资本战争》，中国学者宋先生的《货币战争》，可以大体上呈现出当代世界的整体状况与战略。
中国在拼命地恶补，甚至要赶超所谓自主知识产权上的落伍，但战略家们是否想到了，一当中国自主知识产权与名牌跟踪上来后，欧美再度变更游戏规则，形成新的价值轴心，又当如何的？
表面上看是国门开放问题，而实质是独立自主，经济主权问题。也包括经济制度上的自主意愿、意志与能力问题。
中国在核心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基础与原创性的开发等等方面的确都有距离，这一切都不构成中国在国际价值链中的低端价值获取，关键是国际经济秩序与世界经济游戏规则。
国际定价权和产业价格等核心价值体系上，从来就不存在什么自由竞争和无形之手下的公平均衡价格。否则如何会出现西方国家不遗余力的反垄断同特殊利益集团的殊死博弈呢？大宗商品的国际战略定价权是同中国独有的特殊战略资源权、庞大的国民储蓄资产权、巨额的外汇储备国际储备资产权连在一起的。
国家发改委、国资委、外管局、中央银行、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的核心战略任务之一，应该是在谋划和统筹中国产业、行业的国际定价权。
四、有尊严、高水平就业保障风险
中国在前起飞和起飞过程中，凭借长时段的超高速经济增长，凭借着起先的二元结构与公平资源配给和前后三十年的巨大积累，基本上保证了就业规模与数量上的要求，同时在减贫、扶贫和基本社会福利制度创新方面，有所突破。然而，由于老龄化社会和公共资源的基础设施、公共体育与文化品的人均国际比较的高度匮乏，中国超高速增长或许仅仅只剩下了二十年的时光。并且，在余下的二十年的高速增长期间，彻底告别粗放式增长，把经济增长方式理性地纳入到集约化的科技发展的发展-增长的轨道，必将在有机资本构成上，进一步压缩就业空间。而与此同时，大规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还在继续。这就为中国的城市化，可持续经济下的就业问题，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一旦出现全球性的大危机、大萧条，中国如此严峻的对外经济依存度，将会瞬间遭受数千万，甚至上亿的农民工失业之巨大风险。而中国已有的三千～五千万的下岗、分流的养老问题，事实上是一种变相的就业问题。这部分职工的年龄段和预期人均寿命，将使其在未来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期内，依旧以提前养老的形式，体现出其就业问题的严峻。而新增就业人口的城乡统合的庞大人群，同农村转移剩余劳动力，尤其同中国近年来迅速庞大增长的大学毕业生的预期白领高职阶层，将会形成巨大的就业规模压力和就业结构要求压力。
而社会主义的有尊严的高水平的高质量的就业保障，又显然同上述的单纯的规模性的就业相比，有着更高的要求。前苏联总理利加乔夫痛定思痛，总结出来的苏联私有化后，当面对危机与就业压力时，国家与政府宏观就业调控，由于国有企业与资产的丧失殆尽，而一筹莫展。这一深刻的悲惨的重大的历史教训，应当作为国家转型的永久风险战略反面教案，时时提醒宏观决策当局。公有制阵地一旦失守，国家在经济危机面前，几乎没有太多的操纵空间。君不见无论美国总统奥巴马如何抨击华尔街高管如何贪婪，在酿成危机，转入巨量纳税血汗之后，竟依旧拿高薪，给自己发奖金，而举国几乎形成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局面，但也仅仅是勉强应付一下。08年的舆论风口浪尖暂时装模作样，０９年就排山倒海地重新归来。
就业的利器在于所有权。因为，分配格局和就业终极权在于生产资料占有权、使用权，剩余支配与索取权。公有产权结构基石（主导）和个人所有制的配合的态势，才能保证就业的规模与质量，尤其是当国家面临国内外经济危机给与恐慌时，就更是如此。这就如同私有资本和杠杆化的虚拟经济，在资金链没有断裂和经济风潮没有变更的情况下，可能显示不出基本差别，但一当发生经济危机时，靠借贷的就只有倒闭、破产、清算这死路一条，而靠自有资本的，只要能够抗衡过经济风暴，待时机一变，就可能再度起死回生。
大体保障三分之一的国家所有，并占领一切生产资料战略资源、金融命脉的产行业，同时加上另外三分之一的混合性的集体与公有性质的俱乐部产业结构，而让渡另外三分之一的个人所有制产权，以利民生自由资源配置。这样才可能保平安、按天下。
五、国际市场骤变风险
美国的三重赤字的债务-资产泡沫经济不可持续。欧盟的相当杠杆高价位-高福利一体化共同体也不可能持续。结果是，一当国际经济市场风云骤变，美元陷井、欧元陷井和国际储备资产陷井，将如同多米诺骨牌效应，发生危机恐慌连锁放大效应，届时，中国的国际经济环境骤然变化。如果发生这等量级的国际经济冲击和突变灾变，则不要说两万亿，就是十万亿的外汇储备资产，也可能在短短的时段里，化作国际恶性通货膨胀下的虚拟经济烟灰。中国必须未雨绸缪，尽早打算，筑起金融与经济防洪大坝，形成牢不可破，又具有必要反击力量的经济与金融防导系统和价值资本-资产万里长城，以便从实物到虚拟，形成全方位的攻防兼备和有力反制体系。
六、粮食、农业与战略资源及产品风险
随着绿色革命、基因革命的幕后背景的真实曝光，随着有机农场方兴未艾和农业污染和商业化农业的可持续前途堪忧，随着国际市场的粮食储备零库存理论与战略忽悠下的储备体系的几经形同虚设，随着国际粮油价格的大规模的起伏波动和主要是向上攀升，随着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全球十亿人口处于饥饿状态真相的披露，全球粮食危机及其背后可怕的人口乃至人种战略，把传统的农业推到了安天下的前沿。
信息化浪潮使今人过渡沉浸于虚拟世界的幻觉-幻影-幻想之中。忘记了那位曾经“改变世界一周”的美国国际关系大战略家的名言“谁随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谁控制的粮食，谁就控制了所有的人。”
中国尚未遭遇粮食与石油危机，但风险却巨大。绝对没有平安度过粮食危机期。不管中国能不能确保是十八亿亩耕地的底线，更不取决于中国的山地与林权改革。中国过去数年三农问题的向好和过去三十年的温饱好年景是一种历史积淀和所谓绿色革命促成的。前三十年功高三皇五帝的大规模的水利与耕地开垦整治，和七十年代已经开启的大规模的现代化化肥化工化肥大生产工业化等生产及其技术引进，造成了农业生产的外部经济基础。然而，大多大型水利设施基础设施老化与退化，以及在现行体制下，规模性的农业公共工程的几乎不经济甚至根本就失去动员能力的现状，加上农业耕地现代化方式的过度掠夺生产，已经在破坏土壤，污染环境的惯性轨道上，达到了几近瓶颈的地步。怎么办？出路在何方？
大农业或商业化农业的国际模式，不但是个骗局，而且在生物、生态、物种、商贸价值公平上，都是不可持续的，甚至是有害的。小农家小户院农营经济又抵御不了风险，无法形成规模经济，又在建构和维护大、中型农田基本基础设施和农村公共井资源方面无能为力。因此，中国的粮食安全的不仅仅是现阶段生产力水平维护和农产品价格等市场风险问题，更是创新新型农业经营方式，形成合宜有效的产权与运营制度的风险。
民以食为天，农业耕地与林地，海洋的三百万所属国土海域，是中国的生命线，大农业是中国的首要战略产业。其同金融部门一起，构成了中国软国防的第一战略要冲。而农业、农村的保护，又同城镇化、现代化密切相关，又形成了冲突。离土不离乡的城镇化必须遏制，超级城市集群和有机城市创新，必须成为中国保护有机耕地的战略选项和基本出路。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