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国家金融总战略设计与实施
谭伟东
中国经济从一支独秀到引领群雄（印度等其它亚太国家与地区），其高速经济增长至少还会持续少在二十年多则半个世纪。但金融战线却有喜有悲：一方面金融供给意义中国强劲的积累和已有的物质经济综合实力而颇为可观；另一方面金融回报过低，不良资产积沉，金融企业规模同国际同业水准比较并不乐观，应对国际金融挑战与有意识的金融冲击或金融战却大为不足。经济学家，金融专家不但拿不出象诸如对人民币值升降的其＝全套战略，而且甚至连起码的意识与心理准备都不足。中国已有了科技兴国战略，人口发展战略，开发西北战略和新近的振兴东北战略，有着不但完备的有关经济改革，市场经济规范和社会经济体系方面的战略构思与实施蓝图，有实行了若干年的稳健的货币政策，但金融不但滞后，而且缺乏清晰可辨的国家战略构架与运作目标体系。弗里德曼等货币主义学派经济学家抱定货币最重要信条。其实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没有深刻的金融背景和不解其中的核心运作机理。它们更多的是在简单的虚拟经济与实物关系上把握金融。从对经济活动的最直接推动与最终调控角度看，与其说货币最重要，不如说金融和信用最重要。因为货币是源金融，而信用才是最终金融。这在当代早已高度复杂深入的金融资本市场互动体系下更是如此。
一，当代金融战略平台的世界金融背景
美国到底是靠实物经济，高科技经济或所谓的知识经济，网络经济，还是靠资本与金融操作，靠美元经营或运作而享受了克林顿时代的战后最长的经济繁荣和抵御了如此大的经济泡沫后的经济大萧条，大衰退？答案应该是显而易见的。但其却不为大多世人所解所识。美国在计算机、网络开发与信息高速公路建设方面的确有敖人的战绩。但硅谷神话，全国性的投资牛市，简言之，被不断告知的非理性繁荣根本就不是所谓的高科技所能制造出来的。连续数年的年均几千亿美元的所谓风险资本的精心打扮包装，全国乃至全球性的资本，基金与外汇市场的互动与推波助澜，周期经济不再，持续繁荣的鬼话成了公众乐于接受并信以为真的新理念。美国有一次上演了凯恩斯笔下的股市即为傻瓜的游戏：即每一个股东都明白其中的原委，但游戏之所以能不断地继续下去，就在于每个人都寄望于而且确信会找到另一个更沙的人接替自己。凯恩斯先生固然有些过于刻薄，但不幸的是在金融泡沫催生时期事实就是如此。中国投资大军或储蓄大军一方面远较美国投资者高度理性，另一方面其中的一些又远为狂热。我们当然不希望在中国制造类似美国的一次又一次的前所未有的经济泡沫。毋宁说，我们需要一方面以高度的智慧与社会理智在科学合理地借鉴当今国外，尤其是美国的高度发达，灵活，完善的金融资本系统，又能有效地避开其不利的一面，并能在全部主要可能的层面上防范可能的国际金融战对我的突然袭击。
当代世界金融体系已大大发展和强化了金融先导，金融杠杆，金融调控的空间与力量。金融最重要可以在下述意义上加以把握。由此透视人们可以对世界金融背景有一个最高层次的了解。
首先，消费群体的消费能力与现实水准已不单单是可支配收入，经济景气波动，现行财富存量的函数。毋宁说，消费者在很大程度上由信用导向与信用扩张力度决定。美国此次衰退程度极度和缓，并从衰退中慢慢走出，起先是得益于两次大的零息汽车信贷扩张，而后则基本上倚赖于十次降息所直接引导出的住房信贷的大规模重新借贷。此外，或许更为重要的是，若非信用消费的支撑，美国经济既无法实现战后以来经济扩张，也无法形成如此超级规模的经济的持续运作。消费者信用和金融已发展成了包括房地产抵押，汽车抵押，信用卡，教育，个人贷款，住家资产改进，家居资产贷款及其相应的证倦化等等同连锁商，厂家连成生意未来的财富，消费品与服务诸多产业相关的一个庞大的金融产业群。而以花旗集团，大通摩根，美洲银行，摩根。斯坦利，美林，高盛等为代表的金融财团，又以其垮业混业经营，正在迈向一步购买的配套金融服务的金融超市新模式经营理念与经营实践。而其经营业绩更是令人惊异。以花旗集团为例，2002年其年赢利为152。7亿美元。其中的超过53。4％的81。60亿美元来自于花旗集团的全球消费者金融集团。这一业绩从另一个横向比较角度看更加显著。其竟然超过巨型连锁商号Wal—mart和高科技巨子微软，在2003年全球150强中排名第八。
第二，金融操作成了高科技创新，尤其是高端产品－企业－产业化的催生器。风险资本，杠杆回购，股权认证，互换或互提等一系列金融风险基金，对冲基金，金融衍生品系列，通过不断交换的金融创新和高度深入的金融分工与金融产品市场开发拓展而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着技术乃至科技创新发展走向，成为人力资源，创新资源配置的强有力杠杆与协调器，并本身就构成了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增长级，无论从产值，就业，资本投资与形成上都是如此。
第三，金融信用甚至甚至成了收入再分配，保证社会公正，稳定的重要手段。信用方面的平等可以认为是机会均等的补充，业可以理解为机会均等在金融领域中的应用。它一方面至少可以保证弱势群体基本生存或生活就业转型时期的资金周转需要，另一方面可以造成他们在教育等更长期投资方面的相对应得进入机会。
第四，金融业本身已经成了一个吸纳高科技，其组织，经营的产品，服务创新层出不穷，以至于出现所谓大爆炸为称谓的金融革命。金融集群同时成了经济利润中心，高，中，低端就业中心。其吸纳的就业从高级管理，银行家，金融分析师，风险与资产管理经理到人间工程师，系统开发专家以至于电话网络推销员，拖欠款追缴员等等。金融产业集群本身成了国民经济增长与发展的重要产业集群。
二，金融牵动，支撑，推进的经济主发动机
尽管金融，信用无疑是现代发达经济的“虚拟能源与血液”，意即金融肩负着输送养料，推动经济运行，支撑经济行为体成长等重大作用，但它一则脱离不开实物经济发展基础，二则必须与之保持适度比例。否则不但不能推动经济，反倒会造成货币金融现象下的种种弊端，不利乃至罪恶。因之，考察中国国家金融战略必须把目光牢牢地盯在中国经济重要增长级上，即中国经济的核心主发动机。这种经济主发动机可以从区域，产业和企业三个角度进行分析。
从国家区域经济宏观格局看，胡温新政业已在已有的西北战略基础上提出并开始实施新的战略布局与新区域经济增长级构架，新战略或新增长级即为东北经济发展战略；新战略布局为东西拉动，东部持续，西部提速，东西拉动中部，东北再造或振兴的中国区域经济基本构架格局。
东南沿海从南到北是这样展开的。首先，以珠江三角洲，华南经济区，粤港一体化的区域经济活动与整合将进入一个准国际性的区域一体化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期间的金融需求不但在量与质上有新的要求，而且将在货币流转使用与统一，在结算，交割，储蓄等等方面提出新质要求。区域金融中心的建立，资本项目的选择性开放，人民币汇率管制与经营的试点性运作，人民币与港币的互动，内地资本市场与香港金融与资本市场的联动，华南城信体系的构筑等等，有着诸多大文章可作。而这一切都将是立足于粤港一体化经济整合大构架上。香港的未来潜势，深圳的重换生机，广东的再上台阶军取决与这种整合的宏观进程。大华南或大香港经济带的开发与联动，同一次创业不同。一次创业主要靠中央政府宏观大经济启动与把握；二次创业应当是以中央宏观经济规划为背景，主要靠区域自身的优势与优势互补与组合中的各区域主体的积极能动性。香港在坐失良机。香港需要大思路，大手笔，走出港岛圈，为未来十年，二十年乃至五十年的大香港经济联动带铺路架桥，从而赢得主动，再创优势。广东及其特区不能再寄望于中央政府。经济一旦升至一定的速度与水平，其内在的自卡与自动力要强行为自己开路，发挥人力，地域（空间），资源，资金积累优势，在小规模大经济基础上，发展特色与主体经济，上规模，出水平，建名牌，呈特色，从而同香港形成高，中，低级全面互补。高水平外向经济将是这一区域的新考验。由此，珠江三角洲大区域金融支持与发展将是中国金融界不曾熟悉的具有前瞻性的外向联合金融尝试。
其次，以上海浦东及其近环带形成的长江三角洲大经济区域，整个地在区域宏观上牵动了东部沿海和长江流域的经济整合。小平说其一个最大的失误就是浦东的晚十年开发与开放。而在事实上，依照中国的国力，金融支持力和区域剃度转移力以及经验整合与示范传递，浦东的放开与开发，在时段上基本是适宜的。其中的歪打正着主要在于中国金融支撑的极限开发与集中优势兵力的战略选择上。同时启动与放开珠江三角洲，形成两个战略决战的结果决不会比现在的要好。分散的结果只能是在低水平上重复的平铺直叙与缺乏亮点。长江三角洲大经济区域未来发展的核心问题涉及：其一，如何尽快形成空间分布更进一步的具体的经济与产业带；其二，如何协调环渤海经济圈或至少是山东半岛经济带；其三进一步强化与突显长江三角洲小区域内的产业集群专业分工与特色分工；其四如何牵导全国性区域互动；其五，如何同东北经济区形成合理定位与分工。这是一个涉及全国经济布局的区域经济增长级。浦东开发与上海剧变的历史回顾告诉我们这样两点：成绩显著，示范与未来水平不高。这主要是说开发的结果一没有创造出中国国家级的世界品牌二未能构造出可资借鉴的中国国家级金融中心。中国国家级金融中心未来可能会形成两个：北京中心和上海中心。其中两者的分工与联合更是前所未有的大文章。这个经济区域全国性的金融注入时代已经结束。接下来的是要靠金融与经济自身的创新与整合而形成动力。真正的金融创新与攻关时代已摆在这个经济区域面前。
东北三省资源上曾经富可抵国。林罗出关时，不但有百万雄兵，更有当时全国最好的重轻工业与发达农业的鼎力支持。陈毅元帅有句名言叫做，淮海战役是解放区老乡的小车推出来的；是大连的炮弹打出来的。一五的156个项目，东北起码占了五分之一强。在整个计划经济期间，东北的钢铁，煤炭，重化工，造船，机器制造，设备制造，在全国举足轻重；东北工，农，林，牧，鱼等各业兴旺发达；辽老大更是东北乃至全国的骄傲。论及大型国家主干企业，大连红旗造船厂和上海江南造船厂至少是骑虎相当；长春一汽在很长时期绝对是中国汽车行当中的主力中的主力；鞍山钢铁厂又是中国钢铁中的头号；大庆油田改写了中国的石油历史，支援了全国。这是一个有着骄人的战绩，辉煌的历史，资源齐备，疆域辽阔，人文荟萃，景色优美，山川河海环抱纵横交错，令当年的小日本垂涎三尺的风水宝地；北大荒现如今已成了闻名遐尔的北大仓；东北的木材支援远不只是半壁江山。改革开放后，国企最初衷的包袱在东北呈现，传统重工业区的核心资源趋于枯竭，技术设备改造，更不必说更新换代大大滞后，许多企业处在“关，停，并，转”境地。东北失落了，无助了，衰败了；东北人彷徨了，迷失了，落伍了，成了“失势的凤凰，落入平阳上的东北虎。
东北人忘记了所谓十年河东十年河西，风水轮流转的道理。东北的战略机遇来到了。二十余年的经济区域整合，造成了东北现如今的巨大剃度：沈阳这个中国几乎是独一无二的机械加工中心只是全国工资水平的三分之一。而整个东北的科技开发，工程技术员工工人素质在全国绝对是名列前茅。成本优势，技术设备，资源配置，基础设施，人文地理，广柔土地，这一切为大东北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前提。更为有利的条件是珠江，长江三角洲开发的经验，东北地区传统的东北亚国际区域中的联系与互动及已往二十余年的大规模的物质技术积累。东北经济区的核心问题是，其一，传统名牌的再造与国家级世界名牌企业产业的创立；其二，同其它诸区的合理定位；其三，东北亚经济圈的拓展与全方位的对外开放。东亚是个小世界，东北亚更是个间接世界。引进韩资，日资，与俄经济往来应是东北对外经济的一部分而非全部。面向欧洲，面向北美，面向全国，面向全球，才是东北在新一轮经济大潮中应该着眼的。很显然，无论是从宏观经济收益，还是微观经济核算角度看，现在无疑已经成了形成全国性的金融注入到东北经济区的时候了。这种注入不但包括中央财政金融，中央银行联动及其相应的全国性的金融拉动，亦应包括沿海地区那些已经富裕起来的急欲上规模，上档次的地区金融注入。如果东北战略能够在形成全国性重大世界级重型集团企业基地上走出困境，那么东北战略无疑将是第四增长级的最重大的贡献。此外，相关的卫星产业群系的建立与扩大也同等重要。最后是可持续发展思路下的生态城市，有机代谢，绿色农业与绿色海产业及其相应的大旅游业：大连花园城市，黑龙江的天然冰雪世界与哈尔滨之夏与俄罗斯风光，沈阳的故都，东北的小黄山纤山等等人文与自然景观构成了一个庞大的消夏休闲赏冬领雪的北国风光。金融必须同其特色产业与经济紧密互动，突出特征，强化优势，创造名牌，引导未来。
西北战略将是个漫长的区域发展战略。三峡水利工程虽伟虽好，但只有时机成熟是才能“高峡出平湖”。再造一个中国是当代国人与今后几代甚至十几代人的使命。现阶段只能是战略布局，生态逆转，资源开发。其中水，沙，油，汽，林，草，牧是关键。经济原理强调均衡。均衡就是经济学中的静态物理学。从投入产出回报与乘数效应扩张角度，东北战略无疑会大规模启动，迅速升级。西北战略在未来十年完成战略布局后，将会在其它三大经济区域的合力推动下，在未来五十年形成中国的向西部进军的狂潮。其力度与效益将不是当年美国西进所能比拟的。因为西北地广人稀的基本态势，其战略意义有三：生态，资源与未来空间。这就决定了其在现阶段的基本战略走势。金融必须主动配合与放大这些战略意义，为未来五十年的大中华创造条件。
从产业角度看，泱泱十三亿人口大国，各种各类产业必备当是不言而喻的。但现阶段的主攻方向必须明确：汽车，机电设备，机器设备，造船，航空与航天，电子与通讯，房地产，钢铁，能源。其中，汽车又是极具标志性的。何日中国造的汽车向中国造的中低产品一样行销世界，何日中国就将是世界强国。但万不可以忘记环保技术超前。汽车业的高度发展将会拉动上下左右并同房地产业一道为金融创造出巨大的需求。财富积累与信用使用将集中在这两大领域。大房地产是任何一个现代发达经济的核心支柱产业和国民财富的主蓄水池。中国房地产业才刚刚起步。所谓房地产泡沫完全是局部区域的。当然房地产住宅产品品种开发却有脱离中国国情。但更重要的是收入人为压抑造成的需求不足和信用需求不足。总体上来，中国房地产的真正黄金时代还尚未到来。金融深化与开发仍有巨大潜力可挖。
从企业组合来看，金融的主战略不能撒胡椒面，全力支持所有的企业。包括美英法日意等所有所谓发达国家，从其起飞到进入较发达的阶段，没有一个国家不曾实行保护与倾斜政策。这些政策当然包括银行和金融政策。因为任何情况下资源与资金都是有限的。好钢必须用在刀刃上。自由放任，自由竞争，自由贸易从来都是已经占有有利地势的一方为进一步障显自己的优势而制造的理论鼓动。中国的工业资本与技术资本固然仍有一定的差距，微观层次上的有形资产与名牌战略远未形成同国家经济总量相匹配的地位。但中国的金融资本在其中究竟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呢？发现，发育，培养，壮大中国一流世界企业，造就中国的以金融资本为核心的中国跨国托拉斯是对今后几十年中国金融业的巨大挑战和前所未有的机遇。南韩和日本都有宝贵的经验。成功与失败两方面均值得借鉴。混合所有与经营的中国巨型托拉斯是中国未来二十年金融业在企业层次上首要战略决战。此外，中国如此庞大的人口群体，无论是就业还是经济之消费吸纳与长期稳定发展均需要大量的围绕着巨型公司的一大批中小企业群的存在。强化高效中小企业群的发展也是金融支持的重要战场。最后便是原创式，后续力强高价位产品的企业群的催生与培养。
三，金融战略资源与战略储备
首先要区分现行金融战略资源与未来金融战略资源。中国目前首要金融战略资源无疑是：第一，庞大无比而又不断加速积累起来的居民与单位储蓄存款。现在总规模为80万亿，为年GDP的两倍多。而美国的同类储蓄仅为GDP的8％ 至10％；第二，全国性的银行储蓄系统与网络，包括软硬件设备与基础设施；第三，相当规模并仍在增加的外汇储备。今年第三季度将高达超过25000亿美元；第四，过去三十年来发展起来的金融，尤其是资本市场运作网络系统。其中，硬件系统尤其是电子交易平台已经和发达国家并驾齐驱甚至超过了它们（当然，软件系统与经营管理仍有很大的距离）；第五，已有的金融保险推销队伍。尽管客观地评估，金融人才高度奇缺，但这是指中高级经营业务骨干与专家，一般基层业务未来队伍业已存在。
未来金融战略资源主要指如下三个大的尺度方面对比潜在资源。其一是对比国际发达国家的金融资产开发潜力；其二是对应中国中长期经济增长发展空间；其三是在此基础上综合考虑我国国情，文化，历史沿革，民情习俗习惯及其理想的动态演进将会形成的未来金融开发主线，主产业而考虑的金融资源。
首先，当代国际金融比较可能会给我们在金融结构（财富与产业），金融开发空间。金融深化理论早已被人们所普遍接受。金融深化的结果与直接标志性指标，就是金融资产同国民总产值，同整个国民财富的比重的上升。整个经济行为。尤其是食品货币经济行为事实上是一个高度复杂的未来预期游戏。由此游戏的构成与高潮迭起就在于预期在金融与货币世界手段体系中的演进所造成的虚拟经济与实物经济间的互动与作用。尽管我们看到的是发达国家静态的金融资产高比例现象。但其实质却是反映了金融在促成国民财富的高度动态形成与积累过程中的重大作用。当然，这也同时意味着信用关系网络的日益细密交织，连结的程度加深加密，从而意味着更大的潜在的不确定性及其不确定性下的崩溃可能带来的巨大风险与危机。
一国首要的金融战略资源是其资本金融。这是一个国家资本形成与积累的基础与能力显现。其中不但有量的显现，也有结构与质的要求。中国过去十余年的发展，可概括为成绩显著，问题很大，前景诱人，难度甚高。电子交易硬件系统上得很快；一般从业人员与股民队伍也相当可观。但股市非理性波动过大，受政策与名人影响太大。而且极为奇怪与荒唐的是，在国外，大牌经济学家从来不对股市行情作具体微观展望和景气分析，更不作直接的预测。但国内经常是有一些经济学家而非职业投资专家来做宏观展望与市情分析。这同国内的财经专业报道和一般新闻从业报道专业水平与偏好有关。无论是同日德，还是美国相比，我国资本市场无论就规模，稳定性，规范性，还是就开发潜力而言，均有极大的空间。
事实上，并非全部金融财产都转化为资本形成。资金与资本的流动性，获利性与风险性当然在迫使一切闲散的金融资产能集中与资本运作市场。但总有相当一部分会留在金融体系内。当不考虑无论是取哪种流动形式，短期金融还是长期资本形式，房地产金融资产是消费信贷中的重中之重。其规模通常是其余全部耐用消费品信贷的总和还要多出一倍甚至数倍。金融房地产不但连结影响着资本市场，而且可以构成一个商业周期波动的巨大调节网络。美国此次经济不曾大规模跌入谷地，靠的就是这个金融领域在降息升息之间的巨大经济与财富转化能力。
外汇储备尽管同国民经济总量和总金融资本规模相比并非一个大数目。但其战略资源地位却十分特殊。作为一种战略储备，在人民币尚无法成为国际间的硬通货的情况下兼有诸多作用：（1）国际债务警戒线要求储备；（2）应付可能的国际金融敌意操作；（3）国际战略急需进口等等。但要关注与解决的问题是，第一，美元资产与其它货币资产的比重；第二，外汇储备适宜规模；第三外汇储备投资与有效使用。外汇储备主要以美元为主体的现状面临着极大的未来风险。尽管美国政府声称保持美元强劲是美国的基本国策。但政府的操纵能力在长远趋势上依旧是有限的。美国产业领域，整个经济的国际竞争力远没有美元中所展示的那样强劲。美国经济在医疗卫生，法律诉讼与破产，制造业，广告业，甚至大众传媒业以至于科研创新与教育产业均完全或丧失了价格与成本上的优势。其目前和今后一段时间里仰仗的是规模与网络优势。同中国相比，美元实际购买力仅仅在汽车行当略有优势。而且将很快消失。当然，美元在房地产业及其它行当，同日本和欧洲国家相较或许因美国的地大物博依旧有一定的优势。这种比较优势的不断失去在未来会逐步浮出水面。我们与之对应的基本战略布局应由下述三方面构成：（1）随时调整外汇储备结构；（2）制造人民币汇率机制调整与灵活变通战略；（3）走强势人民币之路，加速人民币国际化。
金融战略储备在中国目前经济机制下应主要以黄金为代表的贵金属储备和国家外汇储备。此外，金融储备又同国家战略物资与资源储备密切相联。总之静态储备，即单纯的留存不是良好的机制与选择。应当涉及与设施一套动态风险控制性的包括投资运作在内的金融战略储备机制。国际、国内风险，现在与未来风险均应机制化于稳定风范体制运作之中。
四，国家金融总战略目标体系
国家金融总战略必须绝对地服从、支持、促进国家经济总战略的实施。但更为根本的是要支持国家长远稳定持续的目标。这就要通过推进，参与和创造合宜合理与公正的国家金融秩序与规范来进行。具体说来，国家金融总战略应包括：（1）辅助和强化货币政策；（2）创造，连结，推动信用生成，信用扩张与收缩；（3）积极有效调控资本市场；（4）支持与推进国家总体经济战略；（5）充当金融与宏观经济强有力的杠杆；（6）成为建立和保障合宜秩序与公正的信用手段体系。
上述这六大方面的战略目标并非处在同一层次之上。就其层次而言，其可大致分为这样三个梯级：第一，金融公正与合理目标体系为根本核心和长期起作用的基石；第二，完成主导性国家金融功能目标追求是基本与智能性作业；第三，直接服务国家现行经济战略是在上述基本合理情况下国家金融的即时战略目标与指向。大体说来，前两项属于秩序性政策，后一项属于过程性政策。而在规范伦理上秩序性政策应当高于过程性政策。但在实际执行与权力运作上，却是时常出现两者的颠倒。在中国这种现象尤其突出（见谭伟东的《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误区》）。
货币银行，金融中介一方面是完全辅助，支持，监督与控制性的，另一方面又是独立的超前的启动的和积极的。这不单通过每每的放松银根，宽松的货币信用政策与金融环境通常是宏观经济活络与启动复苏的开始而得以实现。更重要的是金融秩序与规范的合理与适度，经常是重大经济革命的主要组成部分或先行步骤。更进一步看，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信用关系网络。而这种网络不但直接影响，决定人们的预期与行动，而且代表着一个社会的资源与财富乃至机会分配配置中的信任关系及其公正性。因之，金融和财政（主要是税收）就成了全部经济活动中的最为基本，直接与强有力的经济杠杆。它甚至在非商品经济下的其它社会经济形态下也是如此。社会经济最基本的责、权、利的分解与连结，主要就是通过税收与信用政策与战略实施的。从计划金融到市场，金融特权与金融公正是金融战略中必须解决的核心。金融公正在中国一涉及信用支持投资公正，二涉及信用支持消费公正。这两个方面都是重大挑战，又都同时蕴育着无限的金融开发商机。
中国内需不足将同就业压力，资源压力一起，伴随着中国长期经济增长与发展。而内需，就业与资源压力的根本解决出路有三：1）从传统的内部挖潜思路中解放出来，向着高价位实现改革思路转变。这已经比从粗放到集约经济更上了一个台阶；2）加速中国消费信用大产业的建设，把信用产业链扩展到民众消费的全部领域，创造出靠强大的信用需求支持的中国居民生命周期平滑消费。而这两个方面都要求中国金融国家战略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加以引导与配套解决。欧美日或西方经济能称霸全球，从资本原始积累，到商业革命，到工业革命与产业扩张，出了大众化低端产品曾经靠楷模经济支撑下的廉价贸易而外，从来和主要不是所谓的低价竞争所致。即是日本早期海外起步的贬值推进出口时，也仅仅是封闭国内市场而以略低于国内市场价的国家竞争而打进欧美，横扫世界的。日本以其有计划的，人为的通货膨胀，在占领市场份额后，通过通胀汇率传导，产品质量与品牌，售后服务等而在国际与国内实现了高价位。中国已经基本上解决了改革开放前十年的产品低质，杂牌，而在质量，设计，装璜等均已达到同类国际水准。而因汇率和销售战略与网络劣势，至今仍在半低价位，甚至完全低价为上徘徊。再进一步靠改革，靠挖潜，靠降低生产成本和管理成本也无助于改变最后的价值输出与实现。而且恰恰是由于这样的“自贱自残”的改革思路才使中国百姓的内需未能发生革命性变革。完成这样的改革思路的战略转变当然要靠工资政策，企业联合与兼并。但信用鼓励与支持在创造产业与消费，产业与资本连结上也有重大作用。而出了工资政策而外，金融显然要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
尤其说中国现阶段有着人力资源优势，毋宁说是更直接的工资优势。而国际竞争又不容许我们立即将这种优势统统消耗掉。这样一来，在一方面不可能较快，较大的提高工资升幅的情况下，仍需大幅度刺激与增大内需，消费信贷就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战略环节。
五，国家金融总战略下的重大战略决战
军事战略理论家将战略决战概括为影响全局性，决定军队、地区乃至国家命运的带有全局性的重大的系列战役动态整合。毛泽东在运筹三大战役时，曾颇为感慨地说，就是赌国家之命运，赌未来之命运，尽管赌这个字并不那么好听，但又没有一个更恰当的字能更贴切的表达这层意思。事实上，这可视为主帅与核心决策层在制定战略决战时所承受的巨大的心理精神压力，战略决战内含的巨大的不确定性与风险，及其战略决战之生死攸关的决定性。中国国家金融战略决战虽则并没有诸如上述军事与实际经济战略决战的那种即刻先见的生死存亡之影响，但从中国经济的长期未来走向而言，其战略地位与作用依旧影响重大，深远而不可以掉以轻心。
中国近期国家金融主要战略决战可概括为：
首先，金融整合与经济整合分行与互动。这包括三大层次的分立与互动。第一层次对经济整合的认同，把握、推进与支持；第二层次大金融产业自身的整合；第三层次整合与专业化基础上的金融经济体的发展与培养。如前所述，经济整合包括三大整合：首先是剃度推进主导的国家区域经济整合。这主要表现在国家四大经济增长级和国家区域开发宏观战略组合上；其次是产业与行业经济整合，配套。大规模上层极的产业集群同金融的联动是主攻方向；在次是国际化、超规模、品牌效应为主的企业整合。其中的要害之一为充分利用领域经济和规模经济两大杠杆而非仅仅着眼于规模经济效应。论及金融业整合，由于已经加入了WTO所即将面临的国际银团的压力异常增大，两大保护性机制可作为防范性护卫：（1）利用国家主权永远合理地保护本国金融利益（如规划放开领域、时机、范围等）；（2）充分发挥人民币实际购买力的效应，在汇率变化上作文章，迅速增强国内银行资本，资金国际竞争力（资产规模、实力）。但如何发挥民间私营金融优势始终是个重大挑战。放开并有规划地加速这方面的金融能量集聚与释放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就金融经济微观集团的创新与推进而言，国际大趋势早就是金融巨头工业巨头商业巨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列宁时代就讲金融资本的垄断与控制。尽管29 至33年大危机把资本主义经济推进可怕的深渊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银行，保险，证卷等等金融业主行的严格的分业与管理，但面对后来日本银行的国际竞争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通过改变规制和过去几十年的所谓金融革命，金融资本与其它资本形式在微观企业运作层面上，出现了组合结构性整合与混业经营。企业资本纷纷创办自己的财务公司，一方面管理自己的融资，另一方面早已发展成了信用信用扩张与金融经营。GE，三大制造汽车公司等无不如此。中国企业集团要同国际企业一争高下，这种多资本混合模式不能不采取。
其次，为信用体系与信用扩张。所谓信用体系指对生产经营主体或具有法人资格的经济实体，包括政府在内的经营组织和私人消费体的信用评估，审核，统计，记录，评级等的信用信息收集，存储，利用的整个系统建制。我国在此方面起步晚，进步慢，远远不适应大规模消费信用扩张的需要。所谓信用扩张，就是货币发行与流通基础上的信用制造与扩大的整个融资，憎资，扩资，信贷生成周转的加大与加快。信用扩张的链条之短长决定了就讲周转，增长的速度。城信体系远比单存的技术，信用信息体系要广泛复杂得多。商业道德，社会信赖，公民信誉，企业信用涉及许多经济行为伦理规范（参见谭伟东，《从经济改革走向经济革命》，载《美中经济评论》，《中外论坛》，《东方》等）。信用扩张，一靠完备多链条的信用系统与产业行业分化与演进，靠金融产业新品种创新与服务。二靠金融推销。在所有这些方面，同国际通行作法相较，中国的开发空间与潜力甚大。中央政府在有计划地放开民间金融冲动，合理调控下加快国家金融资源与产业步法是启动的关键。国有金融系统组织创新，体制创新与业务创新是重头戏（参见谭伟东《超级金融大爆炸与金融中心建立》，载《世纪中国》，《中外论坛》等）。
再次，信用国家护卫与金融危机国家防范体制构建。中国传统与人文加之计划经济甚或转型时期遗留下来的高度的中央权威，有利于建立国家高度可控的防范体系。但由于改革中的千头万绪及其社会商业经济与金融演化的历史落位，从防非典事件可看出，我们应付重大突发事变尚未制度化，风险机制规范化。金融方面的情况恐怕更为严重。最明显不过的例证为面对以美国的选举文化的汇率压力，日本美国的责任外推式的人民币升值压力，我们没有机制，机构和智哭生成的系统，灵活，多变的多种应变战略。发生象亚洲金融风暴那样的突变，就更需有常备专业应对，以供最高决策当局最后定夺。此外，思想库，高校，科研机构的深入，系统研究，又能形成巨大的对话，缓和，谈判的民间舆论与国际效应（我们有货币政策，但理论货币政策选择空间太小；基本上没有金融政策，这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急待解决的）。
最后合宜合理公正有效的金融秩序规范构建。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与现实驱动，这方面恐怕是我们最大的欠缺方面。这方面又同我们在经济文化企业文化方面的建设有极大关系。如笔者在《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误区》（一），（二），（三）中指出的那样，在很大程度上，秩序规范缺失与滞后是同我们在改革宏观设计上的理论创新不足有极大关系。从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这部力作中，人们已经可以看出，即令是当代资本主义也早已不能是简单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而是将机会均等照顾弱势放在例外优先上加以处理。金融秩序在形成自己的规范上比政府运作经济就更难了。因为，所谓的银行传统就是“欺贫爱富”。但为了能够在长期动态持久地激发与驱动社会资源合理配置，金融秩序规范必须把社会公正，经营正义，竞争公平放在首位。再者在金融创新与风险风范的平衡上必须形成必要的规范建制与作业规程。再次关于金融欺诈方面，从从业人员职业道德伦理到职业与社会专业监督也须有相应的秩序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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