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困局治理要从源头上开始

    卢麒元先生在《中央应设立金融影子内阁》(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405fd90101853d.html)中说：“我国最致命的国家安全隐患，就是金融系统。　　

“国家的金融系统，是政府信用的根本之所在，政府信用是执政党最重要的民意基础。这是一条必须严防死守的政治防线。　　

“我们必须高度警觉：制造恶性通货膨胀的危害，足以亡党亡国。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某副总理亲自兼任央行行长，将金融管理与财政管理分离，形成行政意义上的金融系统相对独立。金融系统相对独立，使得中央和人大对于金融管理持续弱化。这种弱化的结果，为滥发人民币打开了大门。从那次所谓的汇率改革开始，我国的金融系统基本处于半失控的状态。事实上，中央和人大已经无法控制人民币发行的数量。换句话说，中央和人大已经无法有效控制通货膨胀了。　　

“金融系统的相对独立，使得金融系统有能力改变国家的社会分配格局。失去了财政制约的货币发行，导致了我国各类资产和各类商品价格的不断重置。在这个不规范的价格重置过程中，拥有金融资源的特殊人群，成为直接受益者。我国涌现出了大批通过金融特权获得暴利的亿万富翁。其中，股市和楼市成为经典的牟利和套现的工具。　　

“由于金融系统独立于财政系统，金融系统实际上分割了一部分财政职能（以铸币税方式）。同时，国家财政管理能力不断弱化，完全无法制约金融管理（不能控制货币发行数量）。尤其严重的是，财政必须为金融行为买单。最终，财政必须为恶性通货膨胀付出惨重代价。实际上，我国已经开始陷入金融与财政轮流扩张的恶性循环”。　　

人民币汇率风险，升值压力，国民财富外流，通货膨胀等等，中国经济困局的源头原来在这里。这个源头在“金融系统相对独立，使得中央和人大对于金融管理持续弱化。这种弱化的结果，为滥发人民币打开了大门。从那次所谓的汇率改革开始，我国的金融系统基本处于半失控的状态。事实上，中央和人大已经无法控制人民币发行的数量”。“金融系统的相对独立，使得金融系统有能力改变国家的社会分配格局。失去了财政制约的货币发行，导致了我国各类资产和各类商品价格的不断重置。在这个不规范的价格重置过程中，拥有金融资源的特殊人群，成为直接受益者。我国涌现出了大批通过金融特权获得暴利的亿万富翁。其中，股市和楼市成为经典的牟利和套现的工具”。　　

在这位副总理兼央行行长的身后，有先任证监会主席，继任央行行长的周小川；先任财政部副部长，现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兼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的楼继伟；曾任总理秘书，现任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董事长的李剑阁；先任贵州省副省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兼中央汇金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任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的郭树清。他们都是吴敬琏的弟子和《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出版于《中国展望出版社》1988年4月第1版)的。1992年被这位副总理大加赞赏的这本书一浮出桌面，就被邓小平等老一辈掌舵者给否定了。但1997年以后，《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开始全面付诸实施，被人民群众称为新的“三座大山”就是从那时起逐步压在了中国人民的头上。　　

《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一书的简介中这样描述：吴敬琏的主要研究领域为比较经济学。周小川的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发展经济学和国际经验比较。郭树清的研究方向是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李剑阁的主要研究方向包括经济体制比较。这部饱含吴敬琏、郭树清等人心血的研究报告虽然有理有据，论据充分，但由于当时极“左”思想还很有市场，他们的设计显得过于超前，所以并没有获得迅速反应和重视。研究心血，只好束之高阁。“吴敬琏、郭树清等人在上世纪80年代末完成的那份《中国经济改革总体设计》的研究报告，后被时任副总理找出来了，他不但对这份研究报告很感兴趣，而且建议逐步采取这一方案。”（摘自《百位经济学家论国富》一书）。我们还清楚的记得从中国经济实现“软作陆”后，便是“砸三铁”，“大下岗”，在“勇踩地雷阵”的喝彩声中，中国人民就迎来了“新的三座大山”，就有了国有企业职工“减员增效”大下岗，掌握国民经济命脉的垄断性资源企业大规模海外上市，“住房私自有化”、“医改市场化”、“教改国际化”。一时间大江南北老百姓们把这几项精英忽悠的内容编成了这样的话：“国企改革砸了咱的碗，住房改革端了咱的窝；教育改革断了子孙的路；医疗改革要了咱的命。”　　

    资源型垄断国有企业、金融企业的海外上市给中国人民留下了深深的创痛。资源价格大幅上涨的利好，国家经济高速增长的红利，中国人民不仅没有享受到，还受到了国外资本集团的大肆盘剥。1997年开始的石油石化重组，减员增效、分拆上市、改制分流。一方面，石油石化产业把优良资产拿到海外上市，融入大量建设资金，上市企业轻装上阵，体制机制创新，加上石油价格的大幅度攀升，效益高速增长；另一方面，把石油石化产业分成了上市企业、存续企业，把职工分成了在岗职工、内退职工、协议解除劳动合同职工，大部分职工并没有享受到企业高速成长和改革的成果，形成大量遗留问题和不稳定因素。据有关资料统计，中国石油当初在美国上市融资不过29亿美元，上市四年海外分红却累计高达119亿美元。仅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四家上市公司，四年海外累计分红就超过1000亿美元。在这1000亿美元分红中，两家通讯企业占了大头。他们用手机双向收费的不当手段把国人的资金收集起来拱手送给外国人，理应受到比石油石化企业更大的谴责。但他们的手法是钝刀子割肉，温水煮青蛙，避免了公众的强烈反弹。而中国石油则成了快刀杀“牛”，回归A股后，股市由“牛”变“熊”，造成大量中小投资者被套，以致血本无归。却让国外“股神”，投资银行家们赚了个钵满盆满。客观上不仅仅是对国人物质财产的侵害，更是对民族情感的亵渎，对人心的深深伤害。美国投资集团高盛等利用中国企业缺乏金融专业知识的弱点，通过信息披露、制造概念、诱人上当等擅长手法，如唱空中国银行业并趁机杀入。在2004年中国国有银行改制的时候，高盛相继发表报告，诋毁中国的国有银行，称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比率接近40％。但结果是高盛以极其便宜的价格收购了中国银行上市的股权，仅在工商银行上市，高盛就通过入股该行四年获利近120亿美元。这些美国的资本投资集团通过低价贱买准市场化国家的国有资本，然后通过改名改制重组，乔装打扮，高价回售。就这样，中国石油、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以垃圾的价格抛售给了美国银行、花旗银行、巴菲特，然后再以高于5倍的价格卖给中国的老百姓。　　

对国家经济困局源头的治理，必须遵循民主法治的精神。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是国家立法和决策机构，国务院是行政执行机构。人大对行政权力的制衡与监督必须要掌握与行政权力相对等的权力。如掌管国家货币政策的中国人民银行，确保国家决策执行计划真正落实、统计信息真实性的审计署，无论是从工作职责和实际产生的社会效能上说，都应该归属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这是因为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主要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由国家行政机构掌控后，货币政策的动用就要由立法机构来进行决策。同样，一个机构的有序高效运行，需要做到计划、统计和审计的相互制衡。计划规定目标、工作分解和进度时间表；统计反馈计划执行过程的信息，以便于计划部门考核和控制计划的实现；审计则是确保计划的真正落实，确保统计信息的真实性。因此，计划和统计由国家行政机构进行管理实施后，作为确保计划真正落实、统计信息真实性的审计署就应该成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专门机构，来监督国家行政机构对国家重大决策的执行情况。　　

     另外一点也很重要，全国人大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应由全国人大代表投票选举具有全国人大代表资格、具备法律常识的相关专业人士出任。至少要与被审议、监督的行政机构人员的专业水平相当。这不仅仅是争取程序上的公平正义，也是人大的监督、制衡行政权力不流于形式的重要保证。中国外汇储备买1万亿美元美国国债是合法的，而购买1元钱人民币的中国国债都是违法的；美联储救市购买巨量美国国债，乃至直接印纸币买国债是合法的，中国央行买1元钱中国国债是违法的；外汇储备可以借给中行、建行作为资本金上市是合理的，如果借一元钱给中国社保基金，用于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全民分享则不行。这种不利于国家不利于人民的法律条款能畅行无阻，原因就是《中国人民银行法》第29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并使“外汇储备不能借用国内，否则是二次发行人民币”。而这个使中国在中美经济战略较量中处于不利局面的法律条款，就是由央行的精英们起草，经人大审议批准的。它的实质问题是，外汇储备只能外用不能内用，其实质就是让外国利益最大化。如果转借给社会保障基金，国民由此获得收益远远大于通货膨胀的损失，同时会大大刺激国内需求，转外需为内需，就能有效摆脱美国贸易大棒的威胁。但这样利国利民的事，却被我们自己制定的法律捆住了手脚，而且长期得不到纠正。 　　

对国企改革、金融改革领域的贪腐行为、误国卖国行为，对医疗、教育、住房、社会保障等社会公共服务领域的过度市场化行为必须进行清理整顿，刻不容缓。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国家政治体制，关系到中国国民经济运行的核心部门安全，关系到全体中国人民民生状况的改善，关系到中国未来经济社会的发展走向。能否在这些关键领域率先实行拨乱反正，回到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道路上来，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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