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五大成就——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90周年

建国后的前一个30年，是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探索中曲折发展的30年。也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中为国家民族作出巨大贡献，又有严重错误的30年。我参加毛泽东诞生110周年在安庆召开的纪念会时说过一句话：要说贡献，哪位领袖都比不上毛泽东的贡献大；要说“错误”，哪位领袖人物也犯不起毛泽东那样的“错误”。会议主持人后来在总结会议上把这句话用上了，只是各人解读不同。30多年来，是以否定毛泽东为时尚的，这里，则要讲讲毛泽东时代五个方面的成就：

（一）经济建设——建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

“毛泽东不懂经济”，文化大革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等说法讲了几十年，似乎成了定论，人云亦云，大家都跟着说。其实，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不在于他懂得什么，而在于他这个时期做了什么。要说毛泽东不懂经济，实非如此，也许他不懂微观经济，但的宏观经济比谁都强。最近看到一篇介绍乔宗寿著的《毛泽东经济思想发展史》的文章，就称“毛泽东是前无古人的经济思想家”。这是研究了毛泽东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到延安和建国前后，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制度转变为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再从新民主主义制度转变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两次经济变革后，得出的结论。外国人称“毛泽东是中国工业化之父”或“中国工业化奠基人”等等更多。

在中国社会经济条件下怎样搞工业化，是有过复杂斗争与艰难选择的。有党史专家将它归纳为三个重要的选择上，我借题发挥几句：

1、制度的选择。中国选择苏联的工业化道路，是共产党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信仰理想和追求的必然结果。是毛泽东探索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首要逻辑前提。因此，中国工业化实现之前景必须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工业化道路不仅要使社会财富得到大量的快速增加，还要使广大劳动者成为社会财富的享用者，“既要工业，又要人民”。“我们国家大、人口多、资源丰富、地理位置好，应该建设成为世界上一个科学、文化技术、工业各方面更好的国家”。将制度选择与富民原则、强国原则结合起来。因此，在当时条件下向苏联学习是唯一的选择。但毛泽东从来不盲目地照搬，一直在思考外国的东西为中国所用。到了1956年提出《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国就开始走自己的路了。只是探索自己的路并非一帆风顺。接着大跃进就碰了钉子。“大跃进”的基本思想是发动群众运动搞经济建设，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实现供给制分配方式，这是具有经济浪漫主义色彩，忽视经济基本规律的。但“大跃进”并非全无成效。中国乡镇（社队）企业就是在“大跃进”中产生的经济创举之一。同时在大跃进中实施了高积累的方针，在局部牺牲农民利益和压低社会消费水平的同时，也极大地提高了国营工业的积累比例。正因为如此，大跃进后通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中国经济还是在60年代中期，迅速跨上了工业化飞跃进展的又一个新台阶。因此，在制度选择上尽管付出了代价，但基本上是成功的。到70年代中期，在毛泽东生前已建成一个独立自主，相对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一个赤贫的农业国，从什么也不会造到包括“两弹一星”也能造的世界第六位的工业国家。这样的成就在世界上还找不出第二个来。

在制度选择上有个问题说一下，即多年来主张“私有化”的人，抓住三年灾害时期饿死人的问题不放，说大跃进时期饿死人除了自然灾害外，主要是人民公社化造成的，并在死人的数字上夸大宣染，从一千多万、二千万、三千万直到六千万都有，而且都有各自的一套算法和依据。我们不是人口问题专家，接受或反对哪一种说法，都说不清楚。但非正常死亡人口在千万以上却是事实。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里饿死人，确属严重问题。所以，别有用心的人借此大做文章就不足为怪。不过，对我们来说，想弄清这个问题，不如了解点人口常识，端正认识问题的立场态度。我国从秦朝统一记载最早的人口是七千万，如果按照马尔萨斯人口论发展到1949年，应该是几十亿的人口，但经过二千多年到1949年时号称“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为什么这么慢？一是战乱中战死，二是饥荒中饿死。主要还是饿死。远的不说，按照美国驻南京政府最后一任大使司徒雷登的记载说：国民党时期每年饿死的人都在300-700万之间。这就是说，把整个中华民国39年的时间里饿死的人在二亿左右。这就值得想一个问题，为什么共产党执政时期饿死人抓住不放的同时，却在美化蒋介石统治时期？事实是，人口增长恰恰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从当初四亿五千万到70年代的八亿，现在的十三亿。新中国成立时的人均寿命是34岁（世界人均47岁）到毛主席去世时的人均寿命是67岁（世界人均58岁）。说明中国人口发展同世界比是进步的。这就是对借“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来否定党和毛主席、否定社会主义的最好回答。

2、途径的选择。即用什么办法搞原始积累筹集资金搞工业化问题。我们是工业创始阶段，资本不可能从工业内部（第二产业）产生，当时更谈不上第三产业。早期资本主义是通过“圈地运动”和殖民扩张来取得。苏联是高积累获得。中国呢？这对毛泽东在路径选择上是很困难的。50年代初有过“先合作化、后机械化”还是“先机械化、后合作化”之争。当时，一方面要优先发展重工业，必须以重、轻、农来安排三者关系，一方面中国是落后农业国，历来就没有解决过吃饭问题。“无粮不稳”是要造反的。究竟谁该优先，这是面临两难的由浅入深，由片面到全面的认识过程。其间有过片面注重重工业时期，又很快意识到农业、轻工业的重要性，开始整体考察重、农、轻的关系，主张工农业发展同时并举，提出农、轻、重为序的安排，最后确立“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路线和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其实，农轻重也好，重轻农也好，在中国条件下都离不开对农民的索取。但这是一个重要指导思想的转变。实际上在工业机器建成之前，所有的都是投入，不会给老百姓带来实际生活的改善，甚至会工业化越搞越穷，只有当工业机器达到一定的规模，才会源源不断地为社会带来产品。这也是毛泽东时代注定要过艰苦生活的原因。据资料介绍，日本在工业化过程中是几代农民的付出，真正给老百姓带来好处是“二战”以后。很多发展中国家因为“吃不了苦中苦”而长期停留在农业社会里。毛泽东和一切目光短浅者不同，在重要的战略决策上总是从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着眼，从国家民族的长治久安筹划。西化派精英把毛泽东时代的艰苦生活和出现的问题归结为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没有道理的。过去在经济建设中发生的问题，不论是大跃进，还是文革时期，问题是暂时的、可改的，业绩是永久的，许多地方至今还在发挥作用的工业基础，水利设施等是大跃进时期建立起来的。

3、外部关系的选择。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毛泽东经济思想的立足点，但绝不排除对外援的争取。建国之初，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仅对我国进行军事包围，还有经济制裁、海上封锁，想困死我们，把新生政权扼杀在摇篮里。对外部关系没有选择余地，只有向老哥苏联求援，而当时斯大林对毛泽东还是不太信任的时候，毛泽东在1949年12月到1950年2月访苏，一住二个来月，苏方拖延，毛泽东说怪话乃至电话上吵架，尝到了酸甜苦辣，才签订了新的中苏友好条约，争取到三亿元援助，使中国开始起步。从此，在毛泽东时代先后掀起三次工业建设高潮：一次是50年代以苏联支援的156项工程为基础的建设高潮，一次是60年代中期以“三线”建设为内容的建设高潮。（这是在“借鸡孵蛋”的方式基础上实现自力更生的建设。三线建设既有工业布局的调整，也有战备的考虑。随着经济的发展，使大三线的工业基础大为加强，包括少数民族的偏远地区，社会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尽管战争没有发生，但对保卫国家安全，都有长远意义）；再一次是70年代打开中美关系后以引进西方技术为主制订的“四三方案”。即以43亿美元从美、日、德、法、意、荷、瑞士等国进口一批技术先进的成套设备和单机，其中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等几十个项目，主要用来改善人民生活用的，这批设备投入生产后，对改善民生起了重大作用。华国锋主持召开党的十一大所诉求的经济指标（后被讥讽为“洋跃进”）其实主要就是毛泽东、周恩来生前审批的“四三方案”的进一步落实。所以，要说改革，毛泽东是最大的改革家；要说开放，实应从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算起。毛提倡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固然是长远的政策，但当时主要是针对敌对势力封锁背景下的措施。现在青年中把毛泽东时代视为闭关锁国、禁锢保守，实属荒唐。众所周知，中共与美国打交道始于1944年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此后，毛泽东就向美方表示过欢迎美国来投资，更有多次向有关人士传递过他想到美国密西西北河去游泳，直到1970年向斯诺讲了这个话，终于在1972年美方主动来敲门访华，打开了大门，为后一个30年的改革开放创造了前提条件。

（二）政权建设——建立了一个崭新的人民民主政权

毛泽东的政权观念是极强的。共产党取得政权后，他不仅是在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上该做什么，而且更深层地在政权性质上、各级执政者应有的政权观念上思考问题。他讲一生干了两件事：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海岛上，一件是搞了文化大革命。前一件是武化革命；后一件事是文化革命。武化革命是武装夺取政权，文化革命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继续革命，即指头脑里的思想革命或灵魂革命。

这一认识也许会有人说，难怪毛主席一直重视政治运动而不重视经济建设？这个说法不全面，毛泽东与其他领导人一样都希望尽早把中国经济搞上去，但谁也没有像毛泽东那样把经济与政权建设联系起来想得那么多、那么深远。在毛泽东看来，经济问题是哪个朝代的皇帝、总统，哪一个阶级的统治或哪一种制度都是要抓的，“民以食为天”么？经济是社会稳定的基础。而毛泽东特别注重抓上层建筑，是因为无产阶级的政权与历史上任何一种剥削制度的私有制政权之不同，就在于不单是要把生产力搞上去，更有一个用什么思想、什么办法去发展生产力和生产发展的成果归谁所有的问题。这正是单纯从事经济工所容易忽视的问题，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在争论的“效力与公平”的问题。效力是经济问题，公平是大众的权力或民主问题，将它放大了就是在发展经济的问题上还要不要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正如80多年前在古田会议上批判过的“军事好，政治自然就好”一样换成了“经济好，一切都会好”，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现在的一些经济“精英”，像候宝林说讽刺相声，只管用夹板治锣锅病而不问人命死活那样，只要把GDP搞上去，确保自己政绩就行了，其他是不屑一顾的。其结果就不知不觉地在甜甜蜜蜜中使“党变质、国变色”，使广大工农劳动大众再次成为剥削的对象。

毛泽东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比人想得多，也想得早。早在1945年与民主人士黄炎培在延安谈及“周期率”的“窑洞对”，双方都是围绕“政权”问题点破全国人民关心的问题，黄在其回忆录《延安归来》中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部历史，‘政息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存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够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我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治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泽东的这一回答，绝非信口开河，随机应对，而是接受马克思主义后就有深思的一种使命感。因此，他在全国胜利前夕，就提醒全党同志“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向全党提出做到两个“务必”的要求。中央从西柏坡搬移北京称为“赶考”。早在1944年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出版后就推荐学习，多次提到共产党不能当李自成。新中国成立之初，之所以把充满忧患意识的《义勇军进行曲》确定为国歌，毛泽东原委是让人们“居安思危”。不要忘记得来不易的人民政权。特别是苏共20大全盘否定斯大林开始，毛泽东已预见到这已不是对个人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而是对马列主义背叛的一个信号，加上特权阶层的形成，看到了和平演变的危险，从而提出“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口号，加深了保卫无产阶级政权的忧患意识。最后发动文化大革命，既是为实现“窑洞对”中“民主治国”“民主治腐”的诺言，也是在国内采取反修防修的战略措施，尝试“大民主”方式，造成“人人起来负责”的气氛“来监督政府”。“文化大革命”在他身后失败了，但失败的不等于就是错误的。他老人家去世后15年，苏联解体了，国内党政机关腐败的出现，都表明他晚年围绕“反修防修”的战略思考，实在是建设无产阶级政权中值得总结的遗产。

（三）外交建设——奠定了走向强国的基础

毛泽东从对立统一的矛盾规律出发，一生强调斗争哲学，对一切旧东西，主张通过斗争获得新的进步。在他看来，这是革命者必须具有的一种精神，是革命者首先在政治上应是强者的表现。他的这种斗争精神，也就是造反精神。他在家里造父亲的反，在学校里造校长的反，在省里造省督（省长）的反；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就开始造旧制度的反，造蒋介石的反；取得政权后，既造国家贫穷落后的反，又造美帝、苏修的反，并成了“一位支配世界势力，构划世界政治版图的历史巨人”。这说明毛泽东领导的造反与斗争，并非一些人庸俗化理解的乱斗乱反，而是符合历史规律的、讲究科学、政策的一种主观能动性的体现。如他主政的27年中，建国初提出“一边倒”的政策，加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立住了自己的脚跟，获得了生存与发展的条件；六十年代后是“一条线”“一大片”的政策，争取中间地带，团结了亚非拉广大朋友，赢得了“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的局面，加强了对美苏两霸的斗争；中美关系打开大门后，并没有放弃反对美帝苏修的政策，而是以“三个世界的理论”，进一步敲响了反对霸权主义斗争的丧钟。可以推想，如果坚持毛泽东、周恩来时期的外交政策，就不是今天的美国还能耀武扬威的时代了。正如美国前总统布什说：“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就是全世界都反美了。”

那么，毛泽东是怎样从一个受人欺负的弱国走向世界民族之林？大致做了五个方面工作：

1、“二战”结束后受雅尔塔格局的影响，激发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发愤图强的决心。中国名为战胜国，收回了三万多平方公里的台湾，却割出去150万平方公里的外蒙古。国民党政府是无能，共产党是无奈。蒋介石缺乏战略眼光，在开罗会议上罗斯福两次想把琉球群岛交还中国管理，却被拒绝，如今成了美日包围中国的链条，还留下了钓鱼岛问题。战后的美国凭着他独家拥有原子弹而拿着“第三次世界大战”吓人，迫使毛泽东以“原子弹是纸老虎”表达反霸斗争的决心，并武装了全国乃至世界革命人民的思想。

2、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毛泽东早已看到，中国这个名不符实的大国，要使它强大起来是离不开同霸权主义较量的，而弱者要转化为强者，则是依靠符合客观实际的主观决策斗出来的。和平不是乞求来的，但决不是盲目乱斗乱干，而是在政治上是有理、有利、有节的强者。如抗美援朝的第一招棋就放在阻止美国人越过三八线，毛泽东、周恩来在9月和10月连续三次发表声明，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的话，中国人绝对不会坐视不救。当时的美国无视中国，迫着中国出兵了，并将它击退了。朝鲜战争虽然没有把美帝赶出朝鲜半岛，但对中国来说，其意义远超战争本身。美国建国以后第一次在毛泽东决策面前没有达到战争目的，就是中国的最大胜利，也是中国近代史上重新崛起之战。有人说，抗美援朝代价太大了。试问对抗美援朝持否定态度的先生们：抗日战争中，南京之役，被屠杀30万人，朝鲜战争，我志愿军牺牲18万人，究竟该怎么解读？

3、继抗美援朝后，连续四次卫国战争，确立起中国的威慑力。这四次卫国战争是：一是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这是印度在美国支持下，还有与赫鲁晓夫纵容下，我边防部队屡遭挑衅，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发起反击的。战争的结果不仅给印度扩张分子以严重打击，而且将一切战利品包括被俘人员、武器装备，不讲任何条件，让他们打着白旗前来领回，既显示了自卫战争的正当性和正义性，更在国际上树起了中国的高大形象；二是援越抗美战争。其实，援越抗美前，还有五十年代中期的援越抗法，是在以韦国清为顾问团长的参与策划下，取得了奠边府战役的胜利，使法国退出越南，才奠定了越共胜利的基础。以后，美国取代了法国在越南的地位，于1964年前后制造了“东京湾事件”，实际是对中国的战略试探，如果中越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示弱，就会派兵越过北纬17度线，扩大战争。在此情况下，周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宣布三句话：第一句，如果美国人胆敢把战争扩大到17度线以北，中国的辽阔国土就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第二句，中国人从来不愿意和美国打仗，但是如果这场战争和美国人打起来，战争就没有国界，自己掂量吧；第三句，中国人说话从来是算数的（这句话虽是外交辞令，实际是提醒美国人别忘了朝鲜战争）。有资料说，当时美国五角大楼就因中国政府的这三句话，一周彻夜未眠，赶紧忙活起来去分析形势，认为中国的这三句话是要动真的。就这样，一直到1973年越南问题的巴黎和约签订为止，不敢派一个兵越过17度线。1972年尼克松访华，除了要利用中国反苏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有求中国在越南问题上让其体面地摆脱困境。三是珍宝岛之战。这是苏联在中美边境陈兵百万的情势下，苏军侵犯我乌苏里江上一个弹丸小岛，为国家与民族的尊严而发起的自卫反击战。它的胜利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它捍卫了国家的领土主权，也证明了中华民族不容欺侮。正因为进行正义的英勇反击，才使苏联对中国进行了重新认识。四是西沙之战。这是中国南海海疆一再被侵占，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于1974年初向南越占领的西沙发兵作战的。这一战把西沙收回来了，但鉴于当时海军力量不足，当今南海诸多岛屿还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下被邻国占据着。这是毛泽东时代留下的遗憾，也是后人奋斗的方向。

4、中苏论战。从1956年到1966年间的中苏论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一次大论战，也是苏共在建党问题上所存在的缺陷而导致走上大国沙文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并影响中苏关系正常发展的必然结果。中苏关系发展大致三个阶段：一是建国初期的密月期，我们没有经验，唯有照搬苏联；二是1956年毛主席发表《论十大关系》之后，中国开始走自己的道路（我们没有参与国际分工的联合体）拉开距离，所以赫就用大国沙主义对付中国，三是中苏论战开始，走向对立。他还拉拢世界90多个共产党中43个党公开骂我们，逼得我们回击。最终我们准备写十篇论战文章，九评一发表，赫鲁晓夫垮台，停止论战了。中苏论战对中国得到两大收获：一是从苏联老大哥的阵营里真正脱出身来，树立起一个真正独立自主的大国形象；二是在既反美帝又反苏修的政策中，在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里找到了自己的战略支撑点，从而形成了中美苏大三角格局，但毛主席在接见外宾，在外宾谈到中美苏三角时说，我不要中美苏三角，我要亚非拉。

5、成功地研制了原子弹，增添了中国说话的力量。毛主席说美国原子弹是纸老虎，是不怕它们威胁、恫赫，旨在揭露帝国主义反动虚弱的本质。而当革命者掌握了原子弹，它就成真老虎、铁老虎，如虎添翼，使帝国主义不敢轻易发动战争，和平就更有把握。

（四）文化建设——集中华民族精神文明之大成

文化有大小不同的概念，衣食住行、个人素质涵养等都有各自的文化内涵。它是相对于物质反映出来的一种思想精神。辞书上讲，文化就是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因此，也可以理解为相对于经济基础而言的整个上层建筑，都可以作大文化概念来阐释。这里不是谈毛泽东时代的教育、就学、体育、卫生、住房、养老等等成就，而是说说毛泽东是什么样的治国理念来指导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其实，这是一个哲学问题，也是一个世界观的问题，就是要按照毛泽东的思想建设文化。从贯穿在毛泽东一生的思想理论与实践活动中看到，有三个基本观点是最为突出的：

一是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大国大党的使命观，这是永绕毛泽东心头的灵魂，也是他用来指导各项文化建设的生命线，是他一贯强调政治的统帅作用和端正各项业务大方向的原因所在；

二是劳动创造世界的人民观。劳动者既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劳动者的生活永远是精神文化财富的源泉，所以说，我们想问题、订政策，不能忘记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这是尊重人民群众的基本立场问题，也是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依归，实施共产党人伟大目标的根本动力；

三是唯物主义的辩证观。毛泽东在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中，高度重视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高度重视精神因素的领导作用，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与建设同其他一切私有制政权的根本精神文化区别，同时也是区别进步与保守，划分左、中、右的思想界限。长期来，一些人（包括自己）不理解毛泽东的主观能动性的科学运用，也跟着某些权威不加分析思考，指责毛泽东晚年犯了“左”的错误。其实是站在右的立场观点看待毛泽东。

上述三条，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三个侧面的集中反映。使命感是奋斗目标与党性原则的根本立场；人民观是对劳动者态度的基本观点；辩证法是从矛盾对立统一观出发，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的基本方法。这几条一般都懂，也能讲，但谁也没有毛泽东融化在血液中，落实在指导各项文化建设的行动上。这三条的融会贯通，正是毛泽东生前事业之成功的原因所在。因为毛泽东能最好地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力量转化为人民掌握的物质力量，去战胜不可能将统治者掌握的物质力量转化为人民的精神力量的对手。蒋介石败在毛泽东之手是这样，称霸世界的美国没有难住毛泽东，反而主动叩门求见毛泽东，也是这样。所以，毛泽东能受到任何对手的称道和尊敬。当年英国蒙哥马利元帅访华是专门考察毛泽东缔造的军队为什么服从性主观能动性都表现那么优秀问题的，毛泽东对他讲：这东西你们外国人是学不到的，这里既有民族积淀的因素，也有意识形态内容，并半开玩笑地说，如果你不怕赤化的话，可以先学一学辩证法，然而再来研究中国战略战术。蒙帅回国后向报界惊呼：千万不能同中国军队打仗，特别是在陆地上。这就是毛泽东用他的军事文化思想培育了人民军队的结果。

毛泽东在文化精神建设上的三大特点，可谓是通向人类解放的普世价值。但有人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包括毛泽东思想，想以“邓三科”取代“马列毛”。历史早已告诉人们：两种思想文化，两种不同后果：精神“励志”激发人们奋斗向上；金钱“励志”促使社会腐败坠落。可谓泾渭分明。

北大教授巩献田对毛泽东时代的文明作了这样描述：“建国后，五十至七十年代，我国的社会风气和人们的道德状况，得到全世界一切正直人士的高度赞赏。仅《邓小平文选》第2、3卷中，就有五处明确的谈到，那时我国的社会风气“是健康的”，“是非常好的”，“社会秩序很好”。我国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水平、社会风气和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毫不夸张地说，达到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最高水平。不仅数千年旧社会积淀下来的污泥浊水，诸如吸毒、卖淫、赌博、绑票等，荡然无存；而且人际关系发生了质的飞跃，助人为乐，团结互助，蔚然成风；尔虞我诈、欺蒙拐骗现象很快消失；夜不闭户、拾金不昧等中华民族世代渴望的优良道德成为真正的现实；友好、合作、助人、救人的感人事迹随处可闻。当时的社会犯罪率和自杀率是属于世界最低的国家！焦裕禄式的好干部、雷锋式的好公民，成千上万！人间确实充满了真正的爱！

鉴于毛泽东时代的文明进步，一篇题为《毛泽东是代表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历史巨人》（胡宗翰）将毛泽东时代的文明是能同古希腊文明相比美的“人类文明的两座高峰”，不是没有道理的。古希腊文明是欧洲和整个西方文明的源头，毛泽东时代的文明可以视为通向共产主义社会文明的开端。因此，古希腊文明的兴起，和20世纪中期中华文明兴起，时代不同，但意义相通。诚然，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他逝世后一些人借口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而丑化、妖魔化毛泽东时代的文化思想建设是徒然的。一切有良智的人们，都应该以革命的名义想想过去，尊重历史，正视现实，把握未来。

总而言之，毛泽东主政的27年中，随着经济基础的改变，在上层领域的文化教育、体育卫生、医疗保险、社会风气、精神面貌等各种事业都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就以近世纪来落后的科学技术来说，2007年广东省发明协会主办评选出现代中国为人类世界作出贡献的四大新发明——人工胰岛素、复方蒿甲、杂交水稻、汉字激光电排系统，都是诞生在毛泽东时代。可谓是中国复兴与崛起的“科学之春”。

（五）理论建设——提出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理论

这是当今中国社会最为敏感的问题。但既是讲毛泽东的成就，是一个不能不讲的问题。当前在这个问题上基本是两种认识与态度：一种是肯定的态度，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仍有继续革命的问题，当年否定继续革命是认为毛泽东错估了形势，而实际的发展又是毛泽东预见的那样，是正确的。因此是一个怎样总经验，如何继续革命的问题；另一种是持否定态度的，认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进入社会主义后主要是搞经济建设，社会问题“以法治国”就行了。我们现在的政策，仍是按否定的认识态度制订政策的，所以在理论与实践上都处于尴尬的地位。是这里不便讲，也讲不清的问题。为什么？1、关系到怎样看“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文革的出发点是“反修防修”（即继续革命），这是“历史决议”、邓小平、叶剑英等讲话中都是认可的，因此，否定的是文革中的做法与直接的后果。对此，毛泽东自己也讲到文革错误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但仍持“三七开”，即在“继续革命”理论上坚持其自己的立场观点、究竟怎么看？2、关系到改革开放的理论基础和改革的方向问题。谁都知道，改革开放是建立在批判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和“继续革命”理论基础上实施的，也是当时为大众接受的。但随着苏联解体，国内党政机关腐败、国有集体经济解体、贫富分化、劳动者主人公地位丧失等情况，自然地在民众中重新提出社会主义条件下有没有一个“继续革命”的问题？3、关系到对毛泽东一生的评价问题。“非毛”者说毛泽东民主革命有功，社会主义建设有过，文化大革命有罪。“挺毛”者认为，毛泽东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但终其一生，就大是大非、思想理论、路线方针而言，毛泽东从来都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文革失败也败在他身后。“继续革命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光辉“颠峰”。对“继续革命”理论的肯定与否定的巨大反差，实际上成了当今思想理论界混乱的症结。4、关系到毛泽东身后接班人的评价，特别是华国锋、邓小平，还有江泽民、胡锦涛等，他们各自对马列毛，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基本立场认识和态度问题。所以，这里只提出供思考。

总之，一个政党，一种主义，都是有自己的理论来指导自己行动的。毛泽东和他领导的党之所以能从弱变强，不断地战胜敌人，就在于他能用正确的创新的理论武装自己的队伍，指导自己行动。并能产生压倒一切之势，而不被敌人所压倒。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理论，决不仅仅是“文革”的产物，而是与他的政权思想联系在一起的，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延续与发展。如果摆脱在实践中那些具体行动上的错误，单从理论而言，无疑是对马列主义的发展。实践这一理论的“文革”在身后失败了，“继革”理论被批判了，但失败的不一定都是错误的东西，批判的也不一定没有合理的成分。须知，毛泽东是表示愿以“粉身碎骨”的殉道者也要“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成也在此，败也在此，只能任人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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