奚兆永：对90年历史的沉思之八---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只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马列主义与共产党的命运

——对90年历史的沉思

奚兆永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我不是共产党员，但从1949年解放起就接受共产党的教育，而且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因此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历史、对中国的现实和未来前途自然十分关注。在这篇文章里，我想谈谈我多年积累的对于中国共产党和它的历史的一些思考，当然也包括对于中国当前现实和未来走向的一些问题的探索。

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从成立之时起，它就确定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 90年的历史和实践一再证明：只要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革命和建设事业就前进，党就会走向胜利；而如果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革命和建设事业就要遭遇挫折，党就会遭致失败。这已经成了一条屡试不爽、颠扑不破的真理。

这里我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有人可能不以为然。现在主流媒体都不讲阶级和阶级斗争了，也不讲阶级斗争在革命队伍内部的表现——路线斗争了，但是，现实却清楚地告诉我们，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路线斗争也是一个客观存在，不承认是不行的。一些人之所以不承认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是为了掩盖事实真相，欺骗人民；我们如果也不讲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那就会在斗争中吃败仗，给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一点是我们所万万不能掉以轻心的。

全文近12万字，共分8个部分，本站将分开连载。

一、中国共产党成立是马列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

二、大革命的失败的原因：党还在幼年时期，对马列还知之不多

三、“新民主主义论”将马列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共产党走向成熟

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

五、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六、关于改革开放

七、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只能是实现共产主义

八、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只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八、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只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⒈学习恩格斯对马克思、斯大林对列宁、毛泽东对马恩列斯的态度

恩格斯与马克思是同时代人，在四十年的时间里，恩格斯和马克思一道参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建工作。因此，在马克思逝世后，有人不止一次向恩格斯提到这个问题，认为恩格斯应该和马克思齐名，马克思主义应该叫马克思恩格斯主义。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的一个注里作了这样的回答：

“我不能否认，我和马克思共同工作40年，在这以前和这个期间，我在一定程度上独立地参加了这一理论的创立，特别是对这一理论的阐发。但是，绝大部分基本指导思想（特别是在经济和历史领域内），尤其是对这些指导思想的最后的明确的表述，都是属于马克思的。我所提供的，马克思没有我也能做到，至多有几个专门的领域除外。至于马克思所做到的，我却做不到。马克思比我们大家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马克思是天才，我们至多是能手。没有马克思，我们的理论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这个理论用他的名字命名是理所当然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2页）

同样，斯大林对于列宁的态度也很有些类似。1931年12月13日，斯大林和德国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谈话，路德维希把斯大林与彼得大帝相比，但却没有提到列宁。斯大林说，“绝对不行。历史的比拟是冒险的。这种比拟是毫无意义的。”他在讲到自己时说，“至于我，我不过是列宁的学生，我一生的目的就是要做到不愧是列宁的学生。”“至于列宁和彼得大帝，那么，彼得大帝是沧海一粟，而列宁是整个大海。”（《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98-299页）前几年，张捷同志在《“历史的风”刮走斯大林坟上的垃圾》一文里曾讲到：斯大林对《斯大林传略》中没有明确指出他是列宁的学生这一点表示不满。他还生气地说“我现在居然有了各种学说，甚至包括关于战争的经常性因素的学说，有共产主义学说、工业化学说、集体化学说等等。这样的学说在我这里‘发现’了整整六种……实际上一种也没有。”他强调：“我们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任何补充的学说都不需要。”因此，在苏联只有列宁主义，而没有斯大林主义。后来的“斯大林主义”不过是西方媒体和反对斯大林的人这么说罢了。

毛泽东对待马恩列斯的态度也是这样。

王明在其所著《中共五十年》中说，“从1941年9月起，毛泽东在同一些政治局委员个别谈话时常常提到他想建立‘毛泽东主义’的问题。”他还说什么，“毛泽东曾对他说，‘在建立毛泽东主义时，我保留马克思主义，我抛弃的只是列宁主义’”，他还说“毛泽东还和任弼时谈过这个问题，同样也受到了批评。”（王明：《中共50年》，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5、16、18页）王明的这些说法显然是经不起推敲的。其实，当时王明在党内的地位已急剧下降，如果毛泽东真的想搞“毛泽东主义”也决不会去求王明。而且毛泽东对于列宁著作非常欣赏，肯定列宁的话说得很多，他讲话往往将马列并提，连中央党校都叫“马列学院”，怎么会“抛弃列宁主义”呢？至于说“同一些政治局委员个别谈话时常常提到”这个问题，而举例时只说到任弼时一人，这也很能说明问题：因为任弼时早在1950年10月27日就英年早逝，提别人会有对质问题，而提任弼时就死无对证了。当然，根本的问题还在于，毛泽东不仅不主张提“毛泽东主义”，而且是反对这个提法的。谓予不信，请看下列事实

——毛泽东在1943年4月22日回复时任中宣部长的何凯丰的信中说：“生日决定不做。做的太多了，会生出不良影响。目前是国内外困难的时候，时机也不好。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的时候，不是鼓吹的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作体系去鼓吹，因为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12页）

——毛泽东在1948年8月15日回复时任华北大学校长的吴玉章的信中说，“那样说是很不适当的。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因此不能说毛泽东主义。不是什么‘主要的学毛泽东主义’，而是必须号召学生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另外，有些同志在刊物上将在我的名字和马恩列斯并列，说成什么‘马恩列斯毛’，也是错误的。你的说法和这后一种说法都是不合实际的，是无益有害的，必须坚决反对这样说。”（同上，第303页）

——1948年底，毛泽东在审阅筹建青年团的文件时，致信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彭真，提出将文件中的“毛泽东思想”改为“马列主义”，将“在青年团员与团外青年群众中，广泛进行毛泽东思想的系统教育””，改为“在青年团员与团外青年群众中，广泛有系统地进行马克思列宁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教育工作””，将“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改为“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 （《毛泽东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页）

——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说，“为什么不应当江中国共产党人和马恩列斯并列呢？我们要普遍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时不反对也不应当反对宣传中国的东西。但我们比较缺乏的是马、恩、列、斯的理论。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低，虽然也翻译了很多书，可是实际上没有对马、恩、列、斯著作做很好的宣传。所以现在应当在全中国全世界很好地宣传马、恩、列、斯关于唯物主义、关于党和国家的学说，宣传他们的政治经济学等等，而不要把毛与马、恩、列、斯并列起来。我们说，我们这一套是一个国家的经验，这样说法就很好，就比较好些。如果并列起来一提，就似乎我们自己有了一切，似乎主人就是我，而请马、恩、列、斯来做陪客。我们请他们来不是做陪客，而是做先生的，我们做学生。”（《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1996年版，第260页）。

——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中写到：“我历来不相信，我那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自由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1页）

⒉对“与时俱进”、“创新”、“突破”和“发展”等说法的质疑

在过去，毛泽东讲到马列都是号召人们要学习马列、应用马列。早在1938年10月举行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他就提出，“一般地说，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并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准较低的党员。特殊地说，干部应当着重地研究这些，中央委员和高级干部应当加紧研究。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页）他还说，“我们的任务，是领导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斗争。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我希望从我们这次中央全会之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得更多一点，更好一点。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两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同上）1942年整风时，他又提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如果你能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个两个实际问题，那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被你说明的东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绩就越大。”（《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5页）

毛泽东之所以一再号召人们学习马列，当然是因为马列主义的理论对于中国革命的极端重要性，同时也是因为，他认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水平不高，不能适应斗争的需要。他在六届六中全会上说，“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现在已较过去有了一些进步，但是还很不普遍，很不深入。”（同上，第533页）在延安整风时，他又说，“近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翻译的多了，读的人也多了，这是很好的事。但是否就可以说我们党的理论水平已经是提得很高了呢？确实，我们的理论水平是比过去高了一些。但是，按照中国革命运动丰富多彩的内容来说，理论战线就非常之不相称，二者比较起来，理论方面就显得非常之落后。”（《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5页）这样的话，他在1949年3月举行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报告里又再次讲过。全国解放后他又多次提到这个问题。1971年3月15日，他在审改《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一文时批示说：“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页）直到1975年，即他逝世的前一年，他还在一个批示中说，“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同上，第426页）

但是，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学习马列的事就很少被提起。相反，所谓“与时俱进“、“创新”、“突破”、“发展”一类的说法却充斥于新闻媒体和学术书刊。人们不是学习马列，而是被赋予了 “创新”、“突破” 和“发展”马列主义的任务。问题是，如果不首先学习马列，又怎么可能去“创新”、“突破”和“发展”马列呢？

有人提出“与时俱进”这个提法，我们要问：为什么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这些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没有提出所谓“与时俱进”，而惟独某个中国领导人会提出这个口号呢？

我们知道，在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继承了马克思的遗志，完成了《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编辑出版工作，并且和已经露头的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倾向进行了斗争。他连想也没有想过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列宁生于19世纪70年代，他活动的年代正是第二国际背叛马克思主义十分猖獗的年代。列宁以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与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虽然列宁在新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有所发展，但是他自己从不言什么“与时俱进”，从不言什么“创造性发展”，而是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命。斯大林提出了列宁主义是因为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之间横隔着一个“和平发展”的第二国际时期；由于第二国际也假借马克思主义之名搞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为了与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划清界限，突出列宁主义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斯大林作为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和苏联军队的最高领导人，成功地领导了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还领导了世界反法西斯的战争，赢得了对德意日法西斯的伟大胜利，为一系列欧亚人民民主国家的诞生创造了条件。斯大林是一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把自己仅仅看作是列宁的学生，不承认自己有什么“学说”，更反对说他有什么“主义”。在他看来，“我们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任何补充的学说都不需要。”至于毛泽东，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于中国的实践，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并且领导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进行了探索。但是，他并不同意林彪所说的什么毛泽东思想“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说法并为此而感到不安，他认为那不过是“为了打鬼，借助钟馗”罢了。

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都不讲什么“与时俱进”，而有人却大讲特讲“与时俱进”，关键在于，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这些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坚信马克思主义是伟大的真理，坚信它并没有过时，我们仍然应该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而提出“与时俱进”的人实际上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所以需要“创新”、“突破”和“发展”了。这里实际上反映了他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是根本不同的。

说到这里，需要讨论一个理论问题，这就是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关系问题。有人认为，世界上只有相对真理，而没有绝对真理。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我们说，真理既是相对的，也是绝对的。马克思主义者既承认相对真理，也承认绝对真理。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说，“一方面，人的思维的性质必然被看作是绝对的，另一方面，人的思维又是在完全有限地思维着的个人中实现的。这个矛盾只有在无限的前进过程中，在至少对我们来说实际上是无止境人类世代更迭中才能得到解决。从这个意义来说，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同样又是不至上的，它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同样又是有限的；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按他的个别实现情况和每次的现实来说，又是不至上的和有限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7页）关于绝对真理，他还举例说：“不正是存在着如此确凿的、以致在我们看来表示任何怀疑都等于发疯的那种真理吗？二乘二等于四，三角形三内角的和等于两个直角，巴黎在法国，人不吃饭就会饿死，等等，这些不都是这种真理吗？这不就是说，还是存在着永恒真理、最后的终极真理吗？”（同上，第427-428页）

而俄国哲学家兼经济学家波格达诺夫却不以为然，他在其所著《经验一元论》一书中宣称，“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包括对任何真理绝对客观性的否定，对任何永恒真理的否定”，他甚至批评恩格斯的观点是折中主义。

对波格达诺夫的观点，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进行了批驳，他明确地说：“人类思维按其本性是能够给我们提供并且正在提供由相对真理的总和构成的绝对真理的。科学发展的每一阶段，都在给绝对真理这一总和增添新的一粟，可是每一科学原理的真理界限都是相对的。它随着知识的增加十二扩张，时而缩小。”（《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5页）他还说，“在辩证唯物主义者看来，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同上，第95-96页）应该说，马克思主义虽然没有穷尽真理，但是，确实已经大大地逼近了客观真理，它既是相对真理，又在相当程度上是绝对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不仅为19世纪和20世纪以来的历史所证明，还必将为21世纪的历史所证明，不然的话，为什么在新世纪开始的时候人们会选他为“千年思想巨人”呢？

但是，有的人却不是这样看问题。在这里，我想举一个“与时俱进”例子。上世纪90年代初，有人突然提出要“深化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为什么要“深化”？无非是认为过去对于“劳动价值论”的认识已经过时，应该“与时俱进”了。此议一出，许多“精英”积极响应。其实，这些精英过去很少接触马克思的《资本论》，对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并无深入了解，然而，“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于是各种论文专著纷纷炮制出来。但是，这些所谓论著所“著述”的并不是什么“劳动价值论”，它们所贩卖的恰恰是道道地地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货色。这里有庸俗经济学鼻祖萨伊的“要素价值论”，有马歇尔的“供求价格论”，还有什么“物化劳动创造价值论”，“生产力价值论”，等等等等，不一而足。特点只有一个，就是什么东西都有，就是没有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这样的“深化”，自然没有什么结果，最后只有草草收场。这件事说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仍然是我们时代的真理，想人为地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不像有的人所想像的那么容易。

为了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时效性，还有必要弄清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具体的革命策略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恩格斯说，“在我看来，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种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了解这些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们版，第669页）这其实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它的具体运用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人类文明在当时所取得的最高成果。实践证明，这一成果是如此巨大，到现在也还没有任何一种思想能够超过它。这正是它至今仍然具有很高时效性的一个根本原因。2007年出现的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证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于经济危机仍然具有极高的解释力。一些人把马列主义看成是过时的，这正好说明，他们对于马列主义还缺乏应有的、起码的了解，他们提出要“创新”、“突破”和“发展”，并不表明他们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高明，恰恰反映了他们与这些经典作家之间的巨大差距，而这也正是他们需要反思和自省的地方。当然，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革命策略方面的具体应用，需要结合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但是，其根本，还是对于基本原理本身的掌握，恩格斯把这称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着重号为原有，非引者所加）在这方面不下功夫学习是不行的。

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毛泽东说得好：“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至今未变，个别结论可以改变。”（《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他还说过，“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不能违背的，违背了就要犯错误。”（《毛泽东选集》帝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17页）诚哉斯言，不听不行啊！

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不能取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现在的领导人讲话和一些报刊文章在讲到指导思想时，往往只讲“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有关指导思想的规定却与此大不一样。我们知道，在1982年、1988年、1993年、1999年修改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有关指导思想的说法，都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2004年修改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将指导思想表述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2008年修改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又将指导思想表述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总之，在2004年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想法》里加上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内容，但并没有取代“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在领导人讲话和报刊文章里怎么可以删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呢？《宪法》是全国各族人民都要遵守的，领导人和报刊应该带头遵守《宪法》，怎么可以不遵守《宪法》所规定的指导思想呢？

而且，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写进宪法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伟大领袖毛泽东的领导下经过几十年流血牺牲艰苦奋斗的结果，是人民意志的反映，并不是一旦成了领导人就一定要在《宪法》里留下自己的痕迹，这样做的社会影响其实是负面的。

再说，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但并不是任何领导人都必然是伟大的思想家。毛泽东有许多理论著述，而邓小平呢？他虽然也有三卷《邓小平文选》，但它并不像毛泽东那样博览群书，也没有像毛泽东那样的哲学、经济学、军事学等方面的理论著述。至于后来的领导人，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问题还在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究竟能不能取代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我的看法是否定的。

在上世纪60年代初，邓小平曾经谈到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关系问题，我觉得他当时说的还是很有道理的，很值得我们今天借鉴、参考。现在把它摘要抄录如下：

“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问题，我曾经在山东、天津谈过，后来在中央也议了。昨天在毛主席那里还谈了这个问题，他赞成这个意见。第一，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把毛泽东思想用得庸俗了，什么东西都说城市毛泽东思想。例如，……。第二，马克思列宁主义很少讲了。这种情况，不少报纸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呢？因为按照我们对毛泽东思想的正确理解，一个是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个是要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回事。毛泽东思想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并且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宝库里增添了很多新的内容。所以，不要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好像它是另外一个东西。我们在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时候，一定要按照中央的指示，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并提。当然，也可以单独提毛泽东思想，但是一定不要忘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要丢掉这个最根本的东西。

“最近，有些同志提出，要以毛泽东思想为纲学习政治经济学。当然，毛泽东同志在政治经济学上是有发展的，但是，讲初期的发展时期的资本主义，总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资本论》；讲帝国主义，总还是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讲社会主义，列宁和斯大林都有，毛泽东同志也有重要的发展。所以，不能讲以毛泽东思想为纲学习政治经济学，否则人家问你研究帝国主义以那本著作为纲，你怎么答复？扯不清楚。当然，对于帝国主义的论述，毛泽东同志有发展，例如关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论断。但是，《资本论》和《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已经把关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基本理论问题解决了。对待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很严肃的原则性的问题，不要庸俗化，庸俗化对我们不利，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不利。”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3-284页）

邓小平的这番话如果用到今天来也是很有现实针对性的。我们不能“光讲毛泽东思想”，更不要“光讲”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而让“马克思列宁主义很少讲了”，“一定不要忘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要丢掉这个最根本的东西。”

不要忘记，马克思是“千年思想巨人”，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也都是伟大的思想家，怎么可以把自己与他们并列呢？又怎么可以用自己的那点东西（现在被一些人说成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党的创新理论”）去取代这些人类思想巨匠的博大精深的伟大理论呢？实际上，就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说，并不存在什么发展不发展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都是成熟的科学的理论，你都要去发展，不仅没有这个必要，而且也没有这个可能。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没有什么与马克思主义不同的“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错，毛泽东在1938年举行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的确曾经说过，“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有必须有的的中国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但是，这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显然不是一回事。因为这里说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应用问题，而不是说马克思主义本身的中国化，更不是什么“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而且，毛泽东只说过一次，后来也没有再提过“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因为他找到了更科学的提法，这就是在1941年《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他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6页）从此以后，毛泽东就一直使用这一提法，说吗这是一个更科学的说法。至于“党的创新理论”，我没有见过对它的权威解释，但是它的不科学却是显而易见的。任何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有其理论来源，都要吸收前人的已有成果，不可能百分之百都是“创新”的，怎么能把一种理论称为“党的创新理论”呢？这个提法显然是说过了头了，是不可取的。总之，话不要说过了头，不要自吹自擂。在这方面，革命导师已经给我做出了光辉榜样，我们应当向他们学习才是。

毛泽东说，“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85页）对于一个人来说是这样，对于共产党这样一个党来说也是这样。这个正确的政治观点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就失去了灵魂，就会成为一个徒有外表而没有灵魂的假共产党。这是一个多么可怕、多么令人担优的情形啊！

作为一个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信仰者，在此，我要振臂高呼：

只有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才能救党救国！

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万岁！

共产主义万岁！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逝世35周年，谨以此文献给我心中崇敬的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伟大的导师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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