奚兆永：对90年历史的沉思之六---关于改革开放

马列主义与共产党的命运

——对90年历史的沉思

奚兆永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我不是共产党员，但从1949年解放起就接受共产党的教育，而且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因此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历史、对中国的现实和未来前途自然十分关注。在这篇文章里，我想谈谈我多年积累的对于中国共产党和它的历史的一些思考，当然也包括对于中国当前现实和未来走向的一些问题的探索。

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从成立之时起，它就确定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 90年的历史和实践一再证明：只要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革命和建设事业就前进，党就会走向胜利；而如果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革命和建设事业就要遭遇挫折，党就会遭致失败。这已经成了一条屡试不爽、颠扑不破的真理。

这里我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有人可能不以为然。现在主流媒体都不讲阶级和阶级斗争了，也不讲阶级斗争在革命队伍内部的表现——路线斗争了，但是，现实却清楚地告诉我们，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路线斗争也是一个客观存在，不承认是不行的。一些人之所以不承认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是为了掩盖事实真相，欺骗人民；我们如果也不讲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那就会在斗争中吃败仗，给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一点是我们所万万不能掉以轻心的。

全文近12万字，共分8个部分，本站将分开连载。

一、中国共产党成立是马列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

二、大革命的失败的原因：党还在幼年时期，对马列还知之不多

三、“新民主主义论”将马列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共产党走向成熟

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

五、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六、关于改革开放

七、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只能是实现共产主义

八、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只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六、关于改革开放

⒈十一届三中全会有未开始了改革开放并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

现在有一种“公认”的说法，就是说改革开发是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还有一种“公认”的说法，就是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口号”。但是，细读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和有关文件，似乎并不支持这这些说法。

实际上，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里，只有一处讲到了“改革”二字。相反，“公报”强调的是，“为了迎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任务，会议回顾了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会议认为，毛泽东同志一九五六年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经验的《论十大关系》报告中提出的基本方针，既是经济规律的客观反映，也是社会政治安定的重要保证，仍然保持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人们还说，我国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但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也不支持这一说法。“公报”根本没有提出要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相反，“公报”说，经过深入讨论，全会“同意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发到各省、市、自治区讨论和试行。”而在“决定”（草案）——也不仅是“草案”里，甚至在1979年9月下旬举行的十一届四中全会所通过正式“决定”里都强调，“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必须受到国家法律的切实保护；不允许无偿调用和占有生产队的劳力、资金、产品和物资。”“决定”还明确规定，“不许分田单干。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三中全会以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5页）

实际上，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华国锋、李先念以及负责农委工作的王任重等都坚决主张要搞集体经济，反对搞包产到户，邓小平当时没有表态。华国锋多次讲湖南洞庭湖“双抢”的经验，证明组织起来搞互助合作可以形成新的生产力 ；李先念也多次讲，包产到户不宜提倡，中国单干几千年，还是没粮食吃，还是受穷；而王任重则从理论和实践冻结核上论证集体经济的优越性。这使得当时担任农委副主任、主张包产到户的杜润生也没有办法，虽然支持包产到户的有胡耀邦和赵紫阳，还有万里等。胡耀邦虽然支持包产到户，但是四中全会刚作出的决定，他也不好进行修改。杜在1980年1月举行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后就会议纪要问题找赵紫阳商量，赵说，国外发达国家都搞家庭农场，解决农业问题很成功，包产到户这类问题可以试，不要堵死。他还“出招”说，先念、任重他们有意见，文件还要发，可不用国务院名义，以国家农委名义下发。于是就把问题淡化了。紧接着，在1980年2月下旬举行了十一届五中全会。在这次全会上，胡耀邦、赵紫阳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而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被免去领导职务。接着，胡耀邦取代华国锋担任中央领导人，赵紫阳取代华国锋担任国务院总理，万里则取代王任重担任农委主任，这一系列人事变动，都为推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创造了条件，但是，无论是五中全会，还是后来的六中全会、七中全会，都没有就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取代人民公社制度做出过决定。就正式的中央文件来说，还是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式通过的肯定人民公社三级所有、坚持集体经济、反对包产到户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

读杜润生先生在《炎黄春秋》上发表的回忆文章可知，农村推行所谓的“家庭承包责任制”，实际上是某些人（主要是赵紫阳、万里、胡耀邦等）违背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用“人事变动”等不正当的手段强行贯彻自己意图的结果。这以后，违背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有关决定大搞包产到户的小岗村被捧上了天，成为“天下第一村”，成为全国学习的榜样。当时，许多地方的领导人对这样的改革是地址的，许多农村基层干部也是抵制的。在强大的压力下，有的公社和生产队坚持了下来，有的则被迫违心地进行了“改革”。实际上，这样的“改革”，只是某些人的“偏好”，它们既与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草案）无关，也与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无关，是根本违背这些决定精神的。

至于所谓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在1981年6月27日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曾经提到一句话：“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的口号，……”（《三中全会以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21页）但是，事实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里根本就找不到所谓的“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这样的说法。人们在“公报“里看到的是：“现在，全国范围内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已经基本上胜利完成，虽然少数地区和部门的运动比较落后，还需要一段时间来抓紧进行，不能一刀切，但是就整体来说，实行全党工作中心转变的条件已经具备。因此，全会一致同意华国锋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所提出的决策，现在就应当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及时地、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显然，“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和“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 ”并不是一回事：一个是结束已经进行了两年时间的揭批林彪和 “四人帮”的群众运动，一个是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怎么可以将两者混为一谈呢？

我说“以阶级斗争为纲”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仅因为它是毛泽东说的，而且是因为它也是所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坚持的共识。《共产党宣言》开宗明义第一章第一句话就是，“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恩格斯注：“指有文字记载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2页）当被称为“苏黎世三人团”的卡·赫希伯格和爱·伯恩斯坦、卡·施拉姆在1879年发表右倾机会主义的文章《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即在9月16-18日给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写了一封措辞极为强硬的“通告信”，其中写道：“将近40年来，我们一贯强调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一贯强调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如果党的新机关报将采取符合这些先生们的观点和立场，即采取资产阶级而不是无产阶级的立场，那么很遗憾，我们就没有别的路可走，而只好公开对此表示反对，并结束我们同国外的关系方面一向代表德国党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和你们的团结一致。但愿事情不至于弄到这种地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5-686页）马恩的这个不惜以党的分裂为代价声明，最清楚不过地说明，对阶级斗争态度是一个多么重大的原则性问题。列宁在《卡尔•马克思》一文里说，“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破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规律，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理论。”（《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6页）列宁的话清楚地说明，阶级斗争是在纷繁复杂的现象中认识事物一个规律，是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复杂的社会现象的一条指导性线索。而“规律”也好，“指导性线索”也好，不仅是毛泽东所说的“纲”吗？在我看来，列宁的话乃是对“以阶级斗争为纲”所作的最好的解释。

对于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否定阶级斗争，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是对《共产党宣言》，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背离，是完全错误的。

实际上，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并没有否定阶级斗争，也没有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公报”说，“我们国内现在还存在着极少数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我们决不能放松同他们的阶级斗争，决不能削弱无产阶级专政。”但是，“公报”没有提到境外敌人对于我国的颠覆和破坏活动，应该是者一个很大的失误。早在建国之初，毛泽东将在第一届全国政协的开幕词里，毛泽东就教导我们，“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做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意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5页）1966年2月，当中共中央办公厅把把毛泽东有关机要保密工作的论述辑印在一起以供相关人员学习，毛在这段话后面加了一个批注：“这一段话讲得准确，请同志们经常地讨论这个问题。”（《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7页）可见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重视和坚定不移。可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中讲阶级斗争时却只讲“我们国内”而不讲国际和境外，竟然把帝国主义这个最大的危险和头号敌人给忘了。这些年来，国际反动势力，特别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帝国主义忘我之心不死，他们虎视眈眈地注视着我们，对我威迫利诱、软硬兼施，对我国大搞颠覆和破坏活动，干尽了坏事。它们支持魏京生，支持民运分子，支持台独、藏独、疆独，支持法轮功，还炸我使馆、毁我战机，支持国内极右势力，妄图在中国实现和平演变，我们怎么可以放松自己的的警惕呢？尤有甚者，近年来我们跟帝国主义大讲共同利益、互利共赢，建立所谓“战略伙伴“关系，甚至提出要“同舟共济”、“共赴时艰”，共同对付经济危机。结果怎样呢？吃亏的当然是中国，不仅经济上大受损失，而且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尊严也大受损害。帝国主义就是帝国主义，它的本质绝不会改变，它是绝不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现在是到认识这一点并且改正错误的时候的了。阶级斗争是一个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在阶级斗争严重存在的情况下，不“以阶级斗争为纲”是绝对不行的。

最近读《胡乔木文集》，其文章也证明，十一届三中全会并没有否定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也没有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

我们知道，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在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举行的。半个月后，即1979年1月7日，胡乔木在中宣部的一次碰头会上做了一个讲话，他说：“对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形式和作用的认识，也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理论问题。毛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说，‘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这个提法后来被林彪、‘四人帮’疑惑歪曲和篡改了。康生主持修改的‘九大’党章总纲也采用了这个说法，说，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毛主席没有说过‘始终’这两个字，这两个字是康生加的。加上这两个字，就把毛主席的讲话搞得面目全非，在逻辑上也讲不通。”胡的这一说法并不具有说服力。因为根据周恩来在“十大”报告中说，“九大”报告先是林彪让陈伯达起草，毛泽东觉得不行，后来的报告是由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的。就算是康生加了“始终”二字，毛泽东怎么会不知道呢？而且，社会主义作为一个历史阶段，当然由它的“始终”，就是不加这两个字，也不能说整个历史阶段的开始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而在它的终了就不存在了。这里一个重要问题是，由于存在着帝国主义的颠覆和破坏，国内也必然会存在敌对的阶级和集团。这恐怕才是加“始终”二字的原因。后来叶剑英在1978年3月举行的五届一次人大会上作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是还再一次引用了毛泽东这个加了“始终”二字的话。如果此话是康生的篡改过的，叶剑英还会引用吗？显然，胡乔木在“始终”二字上做文章是没有意义的。关于所谓“逻辑上说不通”，其实是胡自己的理解有问题。胡说，“列宁说，‘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如果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姐姐斗争始终存在，那怎么消灭阶级，怎么进入共产主义？那岂不等于说，社会主义永远不是社会主义，或永远不能实现消灭阶级的社会主义？这种始终存在的错误提法，迫切需要纠正，也很容易就纠正，但是也要经过中央决定，采取一定的手续才好把它正式纠正过来。”（《胡乔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4-435页）实际上，列宁讲“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并不是说社会主义社会已经不存在阶级了，而是说，社会主义要吧消灭阶级作为自己的目的。对这个问题，列宁曾在《伟大的创举》一文里讲过一段话：“‘消灭阶级’是什么意思呢？凡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人，都承认社会主义的这个最终目的，但远不是所有的人都深入地思索过它的含义。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显然，为了完全消灭阶级。不仅要推翻剥削者即地主资本家不仅要废除他们的所有制，而且要废除任何生产资料私有制，要消灭城乡之间、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这是很长时期才能实现的事业。”（《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在这里，列宁说得很清楚，“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只是说它是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而要实现这个目的，仅仅推翻地主资本家还是不够的，还包括消灭城乡差别和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领导的差别这样的内容，这样，社会主义就要很长时间才能实现。毛泽东说“始终”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又有什么”逻辑上说不通”的呢？更不要说当帝国主义还包围着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从世界的范围来说，是根本谈不上阶级和阶级斗争已经消灭这样的问题的。

在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胡乔木虽然在“始终“二字上大做了一番并不成功的文章，但是他并没有否定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基本观点。后来

在这个讲话里，胡乔木还说到“以阶级斗争为纲”。他说，“又比如，‘以阶级斗争为纲’，应当怎样理解？这个提法要看在什么意义上，在什么范围内讲才有意义。不讲清楚就会引起思想上合实际工作中的混乱。人们会认为，只要还有残余形态的阶级斗争，这种斗争就还是社会前进的动力。这样就势必造成阶级斗争的人为的扩大化。而且，照这样推论，社会一旦消灭了阶级，失掉了以阶级的在问题是一个纲的根据社会发展似乎就没有纲、没有动力，或者忽然有别的矛盾起而代之，成为纲和动力了。这是牵涉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问题，一定要给予科学的解释。”（《胡乔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5页）

胡乔木的这些话对“以阶级斗争为纲”有许多限制，说了不少微词。他把推翻剥削阶级以后的阶级斗争称为“残余形态的阶级斗争”，把对这种阶级斗争是否仍然是社会前进的动力表示怀疑。他显然忘记了列宁的一个伟大教导：“在任何深刻的革命中，多年内对被剥削者还保持着巨大的事实上的优势的剥削者，照例要进行长期的、顽强的、拼命的反抗。”“被推翻的剥削者不曾料到自己会被推翻，他们不相信这一点，不愿想到这一点，所以他们在遭到第一次验证失败以后，就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的仇恨投入战斗，为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为他们的家庭而斗争，……。”（《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2页）这一斗争的惨烈是考前的，怎么把它说成是“残余形态的阶级斗争”呢？至于这种阶级斗争是不是社会前进的动力，那也是非常清楚的，如果剥削阶级取得了胜利，就地社会制度就会复辟，整个社会就会倒退，百姓就要遭殃；而如果被剥削者取得胜利，新的社会制度就会得到巩固和发展，劳动者这个社会最大的生产力就得到保护，社会就能继续向前发展。阶级斗争显然仍是社会发展的动力。

不过，胡乔木并没有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相反，他承认“这是牵涉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问题”，并且主张“一定要给予科学的解释”，实际上，这就表明十一届三中全会并没有“果断地停止使用”这个“以阶级斗争为纲”，也没有说它“不适用于社会主义”。

还要指出的是，就在1979年1月7日在中宣部发表讲话的前一天，也就是1月6日，他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做了一个题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大意义》的演讲，一共讲了三个问题，既没有讲改革开放，也没有讲“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就非常清楚地说明，这两个问题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并没有将其作为重大问题来讨论，也没有通过相应的决定。

后来的一些说法，包括领导人的说法和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的说法，存在明显的失实问题。这样的事是不应该发生的，但是却发生了。这应该引为教训，讲话也好，起草文件也好，都应该以确凿的事实为根据，而不能根据印象，更不能凭空想象，否则甚至会给人造成欺骗之嫌，带来不良的社会后果。

⒉改革开放是一个新的伟大的革命吗？

邓小平在1984年10月10日会见德国总理科尔时说，“前一次三中全会重点在农村改革，这一次三中全会则要转到城市改革，包括工业、商业和其他行业的改革，可以说是全面的改革。无论是农村改革还是城市改革，其基本内容和基本经验都是开放，对内经济搞活，对外更加开放，虽然城市改革比农村复杂，但是在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我们对城市改革很有信心。农村改革三年见效，城市改革时间要长一些，三年五载也会见效。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公布后，人们就会看到我们全面改革的雄心壮志。我们把改革当做一种革命，当然不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革命。（《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2页）

邓小平对勃兰特的这个讲话似乎太过自信了。农村改革并没有“三年见效”。就以那个被称为“天下第一村”的小岗村来说，它不过是回到集体化前个体经营的状态，实际上一个倒退，哪里谈得上 “革命”二字？至于说“见效”，不仅三年没有见效，现在已经过去32年了，又见到了什么真正的效果？人们见到的是，它像一个乞讨者，不断向国家伸手，向社会伸手，如果不是国家给它不断派干部，给它送钱、送物，社会给它送去各种各样的支持和帮助，使它的面貌有一些改观，它本身有什么生机和活力可言？拿得出什么可供人们学习的东西？实际上，人们到那里参观，既学不到什么革命精神，也学不到什么正面的经验。人们看电视剧《永远的忠诚》，看到的是一个为小岗村奉献了一切的悲剧性人物沈浩，但却根本看不到一个值得人们学习和仿效的小岗村。说到底，小岗村人头脑里只有一个千百年旧社会留下的一个“私”字，他们所做的唯一的惊天动地的“伟业”就是“按手印”，就是下决心与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对着干。当时某些人支持小岗村就是违背中央决定的，而后来的领导人居然继续把小岗村树为改革的典型就更加不可思议了。至于城市改革，显然也不像邓所想象的那样：“三年五载也可见效”。这里，显然是把人的私心看成了改革的动力。当时曾经在一些企业推行承包制，一些人认为“一包就灵”。其实，问题并不如此简单。一旦把“私”字作为解放思想的动力，也许可以奏效于一时，但是，很可能就会造成预想不到的后果。1984年底一些企业利用生产基金滥发奖金，国家财政赤字大大超出原来的估计。这一国家多发了100亿元的钞票，引起了通货膨胀。（《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027页；《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0页）

后来，邓小平讲话就谨慎了许多。虽然他还是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但他同时又谨慎地说，“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必须做的事，尽管是有风险的事。六届人大三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只出了我们已经遇到的一些风险。我们的方针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农村的改革三年见效，包括城市、农村改革在内的全面改革更复杂了，我们设想要五年见效。这中间一定还会犯错误，还会出问题。”（《邓小平文选》私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页）应该指出，这里说的“风险”和“问题”，不仅是指经济上的，也是指政治上的。1985年5、6月间，他在与台湾进步学者陈鼓应谈话时说，“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一种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这不行。中国要现代化，决不能搞自由化，决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对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并且触犯了刑律的人，不严肃处理是不行的。”（同上，第123页）

再后来，他说：“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同上，第142页）邓小平在这里的说法与上面的说法显然已经有了很大变化，他不再说“把改革当做一种革命”和“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了，而是回到了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提法：“我们改革经济体制，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和方面。这种改革，是在党和政府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页）不过邓还是留了一个“革命”提法的尾巴：“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只是他没有进一步说明这“一定的范围”和“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究竟是指什么。不过后来当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迈克••华莱士对他说“看来中国在进行一场新的革命，至少是试图进行一场新的革命”时，他回答说，“这个话是对的，我们也讲现在我们搞的实质上是一场革命。从另一个意义来说，我们现在做的事都是一个实验。对我们来说，都是新事物，所以要摸索前进，既然是新事物，那就难免要犯错误。”（《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4页）从把革命理解为一种试验这个意义上说，说改革是一种革命当然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把它与历史上的伟大革命相提并论，那就不适合了。

实际上，人们看到，邓小平以后没有再讲“把改革当做一种革命”和“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一类话，甚至连“一定的范围”和“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这样的话也没有再讲。他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样一个问题上。他更多强调的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使讲改革开放，也把它与四项原则联系起来。比如1987年6月12日在会见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时说我们党改革是达到什么目的么？总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同上，第241页)

而到90年代以后，他不仅没有再讲改革是革命之类的话，还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反思。他首先反思的就是农村改革。1990年3月，他在与中央几位负责人谈话时说，“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社会化生产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又是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乡镇企业很重要，要发展，要提高农业问题始终要抓得很紧。农村富起来容易，贫穷下去也容易，地一耕不好农业就完了。”（同上，第355页）1991年1、2月间，他又同上海市的分有责任是，“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的党还要讲几十年。会有不同意见，但那也是出于好意，一是不习惯，二是怕，怕出问题。光我一个人说话还不够，我们党要说话，要说几十年。当然，太着急也不行，要用事实来证明。当时提出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有许多人不同意，家庭承包还算社会主义吗？嘴里不说，心里想不通，行动上就拖，有的顶了两年，我们等待。”（同上，第367页）这些话实际上反映了他当时是在反思。

邓小平对改革的反思还在继续。1992年7月23、24日，邓小平在审阅十四大报告时说：“我以前提出过，在一定的条件下，走集体化集约化的道路是必要的。但是不要勉强，不要一股风。如果农民现在还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就不要着急。条件成熟了，农民自愿，也不要去阻碍。北京郊区搞适度规模经营，就是集体化集约化。从长远的观点看，科学技术发展了，管理能力增强了，又会产生一个飞跃。我讲过，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会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就是发展集体经济。社会主义以公有制为主体，农业也一样，最终要以公有制为主体。公有制不仅国有制那样的全民所有制，农村集体所有制也属于公有制范畴。现在公有制在农村第一产业方面也占优势（此说恐有误，应是第二产业，这从下一句话讲“乡镇企业就是集体所有制”可以证明。——引者），乡镇企业就是集体所有制。农村经济最终还是要实现集体化和集约化。有的地区农民已经提出集约化问题了。这个问题这次不提也可以，还是巩固承包制，但是以后总是会提出来的。现在土地是公有的。要提高机械化程度，利用科学技术发展成果，一家一户是做不到的。特别是高科技成果的应用，有的要超过村的界线，甚至要超过区的界线。仅靠双手劳动，仅是一家一户的耕作，不向集体化和集约化经济发展，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是不可能的。就是过一百年二百年，最终还是要走这条路。我最早提出两个飞跃思想的时候，李先念说他都赞成，说这是一个大思想。这个思想一直没有阐发。”（《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49-1350页）如果说，他在1990年讲“两个飞跃”的“第二个飞跃”时还是把它作为“长期发展过程”来论述的，而这一次，虽然也不过只隔了两年，他已经把它当做现实的问题来谈论了。这表明，他对所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持怀疑的态度了。遗憾的是，邓小平的这个意见不仅在江泽民的十四大报告里没有得到反映，后来在他作十五大、十六大报告时也没有得到反映。邓小平关于“两个飞跃”的思想，即农业还是要走集体化道路的思想，在江泽民任上一直没有得到阐发、宣传和落实，当然，后来也没有得到阐发、宣传和落实。看来，一直颂扬“邓小平理论”的第三代领导人，并没有像他们口头上所宣称的那样去按照邓小平的理论去办事。

除了对农村改革的反思，邓小平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收入分配不公问题也有反思。1992年12月18日，他在《参考消息》上读到《中国将成为最大的经济国》和《马克思主义新挑战更加令人生畏》两篇文章，他说，“中国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也就是说，要考虑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差距问题。不同地区总会有一定的差距。这种差距太小不行，太大也不行。如果仅仅是少数人附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了。要研究提出分配这个问题和他的意义。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我们的政策应该说既不能鼓励懒汉，又不能造成打‘内仗’。”（《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56-1357页）1993年9月16日，在与其弟邓垦谈话时更尖锐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他说，第1364页）对于改革中出现的这些问题，邓小平显然已经感到不安了。但是，人们却看不到后来的领导人有什么有力的措施来加以纠正，以致问题越来越大，至今也没有能够得到解决。这是一个很大的隐忧，应该真正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关键在于，不是就事论事，就分配谈分配，而是要抓住根本，敢于碰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关系决定分配关系的原理，从所有制入手来解决问题。若能如此，这个问题肯定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近年来，关于改革开放又有新的提法，说“改革开放是一场新的伟大的革命”。改革开放的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用这样的高调门唱颂歌，群众能接受吗？用它能够解决问题吗？

从理论上来说，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将改革解释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一个最具权威性的解释，也是大家所能够接受的解释，现在将其解释为“革命”显然是与之相矛盾的。因为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只是对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进行部分的调整和改革，而革命就不同了，革命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根本改造或彻底改造。列宁在讲到新经济政策时曾说，“与原先的革命办法相比，这是一种改良主义的办法（革命这种改造是最彻底、最根本地摧毁旧事物，而不是审慎地、缓慢地、逐渐地改造旧事物，力求尽可能少加以破坏）。”（《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1页）按照十二节 三中全会《决定》的说法，我国的改革开放“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 “是在党和政府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的”，怎么能够是一种“最彻底、最根本地摧毁旧事物”的革命呢？中国是一个成功地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如果改革开放前的一切当做“旧事物”来加以“摧毁”的话，它究竟是一个什么革命？究竟是一个进步，还是一个倒退，就大可怀疑了。

从语言上来说，把改革说成是一个“伟大的革命”也很成问题。伟大一词往往是后人对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的颂扬，而改革开放还在进行之中，其功过是非应该由历史来评价，现在领导改革开放的人怎么可以自己说自己“伟大”呢？这岂不是有自吹自擂，“王婆卖瓜，自卖自夸i”之嫌吗？

⒊改革开放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

本文前面已经指出，改革开放并不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它应该是从1984年10月举行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开始的，因为正是这次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开始了包括农村和城市改革在内的全面的改革；也正是在全会通过的这个《决定》里给出了“改革经济体制”的权威解释。如果按照一般的说法，改革开放距今已有33年；如果按照后一种说法，改革开放也已有了27年。总之一句话，时间都相当长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要问：改革开放究竟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

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一些人可能还不大能接受。其实，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

——“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 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111页）

——“至于不搞两极分化，我们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注意到了这一点。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会不会从身心的资产阶级？个别资产阶级分子可能会出现，但不会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同时，第139页）

——“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4页）

——“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坦率地说，我们不会容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同上，第172页）

应该说，邓小平的态度是很鲜明的。他认为，如果出现了两阶级分化，如果出现了新资产阶级，如果出现社会风气变坏，形成贪污、盗窃和贿赂横行的世界，那改革就失败了，中国就走上邪路了。

现在的问题是，改革开放的领导人似乎没有人敢于用邓小平提出的标准来衡量改革开放的成功和失败。但是，这个问题是一个客观存在，是回避不了的。人们有理由根据邓小平关于改革成败的论述要求中央领导人回答：中国有没有出现两极分化？有没有出现新资产阶级？中国的社会风气有没有变坏，形成贪污、盗窃和贿赂横行的世界？

如果真正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真正以实践为作为检验改革开国成败的标准，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首先说两极分化。中国的基尼系数已从改革开放前的0.16跃升到2007年 的0.47，以后有进一步高升，去年达到0.5以上。收入水平差距之大不仅和改革开放前不能相比，就是比之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也大大超过，可见收入分配不公问题之严重。之所以出现严重的分配不公，有人认为是国家垄断造成的。问题是，过去一些行业也是国家垄断，但是并没有如此大的收入差距，可见根本的问题并不在这里。根本的问题是所有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过去实现的公有制由于改革开放以来大搞私有化，鼓励私营经济的发展，私营经济在GDP中的比重已达到50%，而其所雇用的劳动者则高达全部雇佣劳动者人数的80%。这两个数字是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日前在视察黑龙江时所提供的，应该是可靠的官方数字。显然，对于私营企业主来说，他付给工人的工资不过是劳动力的价值，只要劳动者能够生存，能够在劳动一天以后第二天能够继续做工就行了，因此他们总是把工资压得很低，这样资本家才能获得更多的利润。因此，随着私营经济的发展，必定是收入差距的扩大。这是必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规律发挥作用的结果。事实也是这样。我国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收入已从过去占GDP的55.4%降到39.74%,，而企业的盈余则从占GDP的21.25%上升到31.29%。这种趋势随着私营经济的发展仍在继续之中。

当然，我们也不否认存在行业的问题。据统计，全国证券、航空、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烟草等八个行业的员工人数只占全国职工总人数的8%,，而他们的收入却占到全国职工总收入的55%。这些企业都是国营企业，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其实也是生产关系发生变化的结果。关键在于，这些带有垄断性的国有企业，按照国家的现行政策，可以把他们所获得的利润的绝大部分留在本企业而不上缴国家，这就使得这些企业把本应上缴给国家的利润变成企业职工的工资和福利，而为了“激励”，落在高管手里的部分尤为可观。这是非常不合理的，也是极其错误的。列宁早就指出，“无论直接或间接地把个别工厂或个别行业的工人对他们各自的生产部门的所有权合法化，都是对苏维埃政权的基本原则的极大歪曲，都是对社会主义原则的彻底背弃……。””《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448页）。

此外，国家公务员利用职权，“近水楼台先得月”，率先给自己加工资，而且幅度很大，也是造成分配不公的一个重大问题。还有所谓三公消费，数字大得惊人，人民群众对此也非常不满。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个政治问题，它使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严重地脱离群众，是国家机关变质，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社会后果。

其次说新资产阶级的形成。本来，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基本上消灭了。说基本上，是因为改造资产阶级不仅是要改变他们的生产关系，还要包括人的改造，而这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但是改革开放后，由于实行了一系列鼓励和扶持私营经济的政策，新的资产阶级迅速地成长了起来。其增长速度之快，甚至令一些西方的资本家也无法想象，感到吃惊。这些年来，各地发展私营经济好像在开展竞赛。前几年， 浙江的民营经济发很快，走在全国前头，于是全国许多地方的省委书记或省长都前去取经。后来，江苏的民营经济加快了发展速度，赶了上来，一位记者甚至做了这样的报道：“连续3年，江苏民营企业的数量超过浙江、广东，雄居全国第一！这是江苏民营经济向全省7400万人交出的喜人答卷，也是为全省GDP增长作出重大贡献的成绩单。”好像全省人民都在关注着私营企业的发展。如此制造舆论，其实，哪是这种情况。前不久，《财富》杂志公布世界500强名单，中国有69家企业榜上有名，其中有两家私营企业，一个是华为公司，一个是江苏沙钢集团。这说明，中国不仅有资本家，还有世界级的大资本家。网上有人将其与美、日的私营企业为主的情况比较，认为中国的上榜企业不值得人们关注，在他们看来，中国要有一大批世界级的大资本家才是一件值得期待的事。这表明，占有了财富的阶级，同时也是掌握了舆论的阶级。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上层建筑也在随之发生变化。

如果说，过去要论述新资产阶级形成这个问题需要拿出数据，那么现在，当私营企业已经占据半壁江山的时候，再拘泥于数字恐怕就显得有些迂腐了。应该说，在今天新资产阶级形成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现在，中国有八成的工人私人资本家的企业里出卖了动力，受资本家的剥削，你还能说，没有形成新资产阶级吗 ？实际上，早在前几年，中国1%的家庭就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这几年，不仅资本家的数量在增加，其资本的规模也在扩大。今天已经有两个大资本家进入了世界500强，如果再出一批大资本家，那财富就会更加集中在极少数人的手里，而国家的命运也会集中在这极少数人的手里，中国的老百姓还有什么希望？

不仅资本家人数在增长，资本的规模在扩大，而且为资本家服务的官员、知识分子也在迅速地向他们靠拢。他们有着共同的阶级利益，共同的意志和共同的语言，是一个利益共同体，我们只能如实地将他们称为新资产阶级。

在新资产阶级形成的同时，社会在各方面也都为这个新资产阶级准备了他们所需要的一切。新资产阶级要住豪宅，于是富人区、别墅区就应运而生；新资产阶级要坐高速列车出行，于是高速铁路就迅速修建，适应其需要的商务席和一等席车厢也随之配套齐全；新资产阶级是社会的新贵，他们要有贵族化的活动场所，尽管中国国土资源有限，城市水资源也严重不足，但是，“钱能通神”，一个个高尔夫球场还是如雨后春笋般地建设起来；新资产阶级是暴发户，往往要附庸风雅，他们要讲究美观，于是不惜重金请老外来中国设计各种建筑，并且要周围的建筑与之协调，如不协调，又不惜劳民伤财要对周围地区的屋顶进行“改造”；新资产阶级还有他们特殊的需要，于是，色情场所，赌博场所虽然在新中国早已禁绝，但也可以为之重新开放。这一切，无疑极大地加深了社会的鸿沟，激化了社会的矛盾，但也是新资产阶级出生后所不可避免的现象。

复次说农村改革。关于农村改革，前面已经多次提及，现在是专门讲它的失败。本来，小农经济是一种落后的果实的的生产方式，马尔列斯有很多论述，毛泽东也有很多论述，而有的人就是不听，最后失败是很自然的。小农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它不能发挥协作的优越性，它也不能大规模地进行农田水利建设，更不能使用农业机械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它所能靠的只是过度劳动和消费不足。最初搞家庭承包时，它可以靠起早贪黑、省吃俭用来发展生产节约开支，但是，它没有后劲，不能持久。开始，过去集体经济时留下的水利设施还能继续利用，但是，时间一长，这些水利设施因为年久失修，效益就大大下降。靠吃集体经济时的老本显然是不行的。这些年自然灾害频发，不是涝就是旱，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大不如前，显然与此有关。

农业区情况如此，牧业区情况更糟。家庭承包后，一家一户为单位，为了增加收入，家家都多养牲畜，造成了草原因过度放牧而退化的现象。过去的草原，牧草可长到半人多高，而草原退化后的牧草稀稀拉拉。这不是一个地方的现象，新疆、青海、内蒙古，差不多所有牧区都有这种现象。最近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播放了青海省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和手段。说穿了，这个方法和手段就是成立合作社，减少放牧的牲畜数量，让草原休养生息，逐渐使草原复壮；同时让合作市社开展多种经营，把劳动力转移到工副业生产上去。实践证明，这个在小农经济下不能解决的难题，一旦组织起来成立合作社就迎刃而解了。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孰优孰劣不是很清楚了吗？但是，我们是付了那么多年的代价才将其弄清楚的，这个教训太深刻了。

现在的农村实际上是靠政府的反哺政策来维持的。给农民免除农业税，提供一定的社会保障，或者通过土地流转让他们得到一部分土地收入，但是，这种从外部输血打气的办法是没有生命力的，也是不能持久的。农业生产本身应该有自己内在的动力，才能做到持续的发展。这是一个如何建设新农村的大问题，要解决好，只能走社会化、集体化的道路，舍此别无他途。

最后说开放。毛泽东并不反对开放，文化大革命也并没有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早在建国前夕，毛泽东就所“生意总是要做的。我们只反对妨碍我们做生意的内外反动派，此外并不反对任何人。”（《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3页）事实也是这样，不是别人，正是帝国主义对我们实行封锁禁运，搞所谓制裁，才是无法做生意的原因。但是，冲破他们的封锁和制裁，我们还是做了生意。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还从西方国家进口了一些大型的成套设备，如轧钢设备、石油化工设备核装置，装备了武钢、北京石化、上海石化、四川尼纶厂等大型企业。但是，这种开放是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的，完全不同于旧中国的那种所谓开放。改革开放以后，开放的规模当然更大了，但在指导思想上却出现了盲目引进的问题。许多地方为了引进外资展开恶性竞争，给外商以种种优惠条件，也不管这些项目是否先进，对环境是否造成不良影响，统统引了进来。甚至提出发展“两头在外”的所谓“外向型经济”的口号，极大地增加了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中国被绑上了以美国为首的所谓“经济全球化”的战车。其实中国并没有从中得到多少好处，相反，所受到的伤害却很大。由于对外商的“优惠”，中国工人的工资被压得很低，饱受外商的剥削，大量的利润被装进外商的腰包；一些大量消耗资源和污染环境的项目造成中国资源枯竭、环境恶化；中国出口商品的价格也被压得很低，使西方国家可以用低廉的价格购买中国的商品，缓和他们国内的矛盾；中国用血汗换来的外汇却不能购买自己所需要的先进技术，只能用来购买美国的的国债和债券，而美国是一个债台高筑的国家，只能用发行钞票的方法来清偿债务，中国却要吞下由于美元贬值所造成的苦果。现在都喜欢说“互利共赢”，这里哪里有什么“互利”，又怎么谈得上“共赢”？

应该说，我们的损失不仅是经济上的，更是政治上的。本来，美帝国主义一贯敌视我国，是我们凶恶的敌人，但是，由于在经济上绑在一起，我们却要和它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强调双方具有“共同利益”。本来，当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经济危机时，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国家都会感到高兴，因为这表明，“资本主义制度的丧钟就要响了”。这里不妨举马克思和恩格斯例子来说明。我们知道，马克思曾准确地预言了1857年发生的金融危机。他在1856年9月26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说，“我不认为，一场大的金融危机的爆发会迟于1857年冬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2-73页）果然不出马克思所料，1857年11月这个危机爆发了。对此次危机的爆发，马恩都感到由衷的高兴。马克思在1857年11月13日给恩格斯写信说，“虽然我自己正遭到经济上的困难，但是从1849年以来，我还没有像在这次危机爆发时这样感到惬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8页）此时的恩格斯虽然为了马克思写作《资本论》，还在干“畜生干的生意经”，自己的财产在危机中也受到了损失，但是，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对危机的爆发也从内心感到高兴。他在1857年11月15日写给马克思的回信中说，“我的情况正同你一样。自从纽约的投机崩溃以来，我在这里再也不能安静，而在这普遍崩溃的情况下，我感到非常愉快。最近七年来，资产阶级的污秽毕竟多少沾了一些在我身上；现在，这些污秽被冲洗掉了，我又变成另一个人了。危机将像海水浴一样对我的身体有好处，我现在已经感觉到这一点了。1848年我们说过，我们的时代来了，并且从一定意义上讲确实是来了，而这一次它完全地来了，现在是生死的问题了。我对军事的研究因此就具有更加实际的意义；我将立即研究普鲁士、奥地利、巴伐利亚和法国军队现有组织和基本战术，除此之外就是骑马，即猎狐，这是一种真正的训练。”（同上，第203-204页）。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态度表明，他们和资本主义的利益是完全敌对的，他们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可是我们现在领导人的态度就完全不用了。他们在危机时向帝国主义国家表态说，要与资本主义世界“同舟共济”、“共度时艰”，不客气地的，这哪里还象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哪里还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这正是把我国经济捆绑在世界帝国主义主义经济战车上，搞“全球一体化”所带来的严重的政治后果。

总之，根据邓小平所确定的改革成败的标准，根据改革开放以来实践所产生的上述结果，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是更加完善和发展了，而是大大地削弱和变异了，许多地方变得和资本主义差不多了。西方国家的舆论界公开地把“由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称为“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这并不是攻击的语言，而是根据事实得出的看法。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有勇气说，改革没有获得成功，改革是失败的。

承认改革开放的失败无疑是一件痛苦的事，但是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人，应该有这样的勇气。在这方面，毛泽东就是一个榜样。他在八大选举中央委员时就承认自己犯过许多错误。他说，“我是犯过错误的。比如打仗，高兴圩打了败仗，那是我指挥的；南雄打了败仗，是我指挥的；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挥的。在井冈山时我提的那个土地法很蹩脚，不是一个彻底的土地纲领。肃反时我犯了错误，第一次肃反肃错了人。”（《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页）就连一些资产阶级政治家也有勇气承认自己的错误和失败。今年是辛亥革命（武昌起义）100周年。辛亥革命成功了吗？它虽然推翻了满清的专制统治，但是，革命的果实却落到了袁世凯和北洋军阀政府的手里，国家不仅没有进步，反而不如以前。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坦承：“革命虽号成功，而革命政治所能实际表现者，仅仅为民族解放主义。曾几何时，已为情势所迫，不得已而与反革命的专制阶级谋妥协。此种妥协实间接与帝国主义相调和，遂为革命第一次失败之根源。”（《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4页）他还说，“自辛亥革命以后，以迄于今，中国之情况，不但无进步可言，且有江河日下之势。军阀之专横，列强之侵蚀，日益加厉，令中国深入半殖民地之泥犁地狱。”（同上，第115页）孙中山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政治家尚能如此襟怀坦白，公开承认革命失败，难道素称具有三大作风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就不能公开承认改革开放的失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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