奚兆永：对90年历史的沉思之七---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只能是实现共产主义

马列主义与共产党的命运

——对90年历史的沉思

奚兆永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我不是共产党员，但从1949年解放起就接受共产党的教育，而且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因此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历史、对中国的现实和未来前途自然十分关注。在这篇文章里，我想谈谈我多年积累的对于中国共产党和它的历史的一些思考，当然也包括对于中国当前现实和未来走向的一些问题的探索。

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从成立之时起，它就确定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 90年的历史和实践一再证明：只要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革命和建设事业就前进，党就会走向胜利；而如果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革命和建设事业就要遭遇挫折，党就会遭致失败。这已经成了一条屡试不爽、颠扑不破的真理。

这里我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有人可能不以为然。现在主流媒体都不讲阶级和阶级斗争了，也不讲阶级斗争在革命队伍内部的表现——路线斗争了，但是，现实却清楚地告诉我们，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路线斗争也是一个客观存在，不承认是不行的。一些人之所以不承认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是为了掩盖事实真相，欺骗人民；我们如果也不讲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那就会在斗争中吃败仗，给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一点是我们所万万不能掉以轻心的。

全文近12万字，共分8个部分，本站将分开连载。

一、中国共产党成立是马列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

二、大革命的失败的原因：党还在幼年时期，对马列还知之不多

三、“新民主主义论”将马列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共产党走向成熟

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

五、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六、关于改革开放

七、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只能是实现共产主义

八、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只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七、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只能是实现共产主义

⒈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使用的一个科学概念

马克思和恩格斯使用“共产主义”这一科学概念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马克思在其早期著述中还把“社会主义”看作是比“共产主义”更高的概念。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共产主义是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因此它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说来是必然的环节。共产主义是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式和有效的原则。但是，这样的共产主义并不是人类发展的目标，并不是人类社会的形式。”但在讲到“社会主义”时则说，“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下，人的需要的丰富性，从而某种新的生产方式和某种新的生产对象具有何等的意义：人的本质力量的新的证明和人的力量的新的充实。”（《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31、132页）但是到了1845年底，当恩格斯撰写《在伦敦举行的各族人民庆祝大会》（此文载于1846年底出版的《莱茵年鉴》第二卷）时，情况就不同了。恩格斯在文中写道：“这个会一致热烈欢迎共产主义原则和共产主义一词本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76页）恩格斯还在《现代兴起的今日尚存的共产主义移民区记述》一文里说，“如果你同人们谈起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那么往往会发现：他们认为就事情本身是完全正确的，并且表示共产主义是某种十分美好的东西；他们接着又说：‘但是，任何时候要使这类事情见诸实现是不可能的。’这种反对意见经常出现，本文认为，……。共产主义，即以财产公有为基础的社会生活和活动，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在美国的许多公社中以及在英国的一个地方已经真正实现，我们将在下面看到，它们还颇有成效。”（同上，第221页）

后来，在1846年5月发表的《反克利盖的通告》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明确地称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他们对于在纽约出版的德文报纸《人民论坛报》主编克利盖以决议的形式提出了公开的批评，认为他“所宣传的倾向不是共产主义的”，“大大地损害了共产主义政党在欧洲及美洲的声誉”，指出他“以‘共产主义’的名义所鼓吹的那些荒谬的伤感主义的梦呓，如果被工人接受，就会使他们的意志颓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页）

恩格斯在1847年写的《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里对“共产主义”概念做了一个清楚的解释：“共产主义不是学说，而是行动。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被共产主义者做为自己前提的不是某种哲学，而是过去历史的整个过程，特别是这个过程目前在文明各国的实际结果。共产主义的产生是由于大工业以及和大工业相伴而生的一些现象：……。在共产主义作为理论的时候，那么它就是无产阶级立场在这个斗争中的理论表现，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理论概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11-312页）而在《共产主义原理》的第24个问题里，他更对“共产主义者”和“和社会主义者”的区别做了一个科学的说明：

“所谓社会主义者可分三类：

“第一类是那些封建的和宗法社会的拥护者，……

“第二类是现代社会的拥护者，……

“最后，第三类是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和共产主义者同道，他们希望实现XXX个问题（手稿上为空白，指的是第18个问题。——〈马恩全集〉编者注。第18个问题是关于“革命进程”的。——引者）中所提出的部分措施，但是他们不是把这些措施当做引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办法，而是当做足以消除现代社会中的贫困和苦难的措施。这些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或者是不够了解本阶级解放条件的无产者，或者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直到争得民主制度产生的社会主义措施为止，这个阶级在许多方面都和无产阶级有共同的利益。因此，共产主义者在需要行动的时候，只要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不为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效劳和不攻击共产主义者，就应当和这些社会主义者达成协议，并且尽可能和他们采取共同的政策。当然，共同行动并不排除那些存在于他们和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分歧意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1-462页）

12页）

接着，就是1847年底《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在《宣言》里，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地用 “共产主义”这一名称，而未用“社会主义”这一名称。

在1875年写的《哥达纲领批判》里，马克思第一次把共产主义社会区分为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他写道：

“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哪个旧社会的痕迹。……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领回来。”

“但是这些弊病，在经过长久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只有在哪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5-506页）

现在许多论著都认为，把共产主义的社会的第一阶段称作社会主义是从列宁开始的。我曾在一篇文章里指出，这并不符合事实。列宁在《国家与革命》里说 “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通常称为社会主义）”，（《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6页）既然是“通常称为社会主义”也就是说这已经是流行的说法，说明在列宁写《国家与革命》之前已经这样说了，并不是“列宁第一次明确指出的”。实际上，恩格斯早在〈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年）序》里就已经指出，“我们的经济纲领不单纯是一般社会主义的，而直接是共产主义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 年版，第490）在这里，恩格斯实际上已经明确地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两个不同阶段而加以区分了。

1894年1月3日，恩格斯在为《“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年）》写的序言里还进一步阐明了适应共产主义作为党的名称的道理。他说，“读者将会看到，在所有这些文章里，尤其是在最后这篇文章里，我处处不把自己称做社会民主主义者，而称做共产主义者。这是因为当时在各个国家里那种根本不把全部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的口号写在自己的旗帜上的人自称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在法国，社会民主主义者是指对工人阶级怀有或多或少持久但总是捉摸不定的同情的民主共和主义者，……。在德国，自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是拉萨尔派，……。因此，对马克思和我来说，用如此带有伸缩性的名称是绝对不行的。现在情况不同了。这个词也许过得去，虽然对于经济纲领不单纯是一般社会主义的而直接是共产主义的党来说，对于政治上的最终目的是消除整个国家因而也消除民主的党来说，这个词还是不确切的。然而，对真正的政党来说，名称总是不完全符合的：党在发展，名称却不变。”（同上）

根据恩格斯的这一论述，为了区别于第二国际已经变修的社会民主党，列宁在酝酿和筹建第三国际的过程中，决定更改党名，将社会民主党改名为共产党，并且将改名作为参加第三国际的一个条件，同时将第三国际定名为共产国际。

抗战胜利前夕，由于考虑要建立联合政府，曾有不少人要共产党改名，而毛泽东却说，“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意义的。我们的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9页）

⒉从共产主义“近在眼前”到共产主义“遥遥无期”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把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决心为实现共产主义这个人类的最高理想而奋斗。当然，共产主义不是一蹴可就的，它需要经过不同的阶段一步一步地努力奋斗才能实现。于是就有了“两步走”思想的提出，就有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提出。这是1922年举行的“二大”的一个功绩。不过尽管是两步走，尽管是要 先完成民主革命这个最低纲领，但是，最高纲领仍然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它构成了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我们看到，无论是在血雨腥风的白色恐怖的环境里，还说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共产主义的战士们心里都怀着共产主义的大目标，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在与敌人进行这殊死的斗争。他们高唱的最悲壮的歌曲不是别的歌曲，正是“英特纳雄奈尔”的“国际歌”；他们高呼的最壮烈的口号不是别的口号，正是“共产主义万岁”的口号。多少先烈怀着对共产主义的憧憬银弹身亡而毫无悔恨。而活着的人，正如毛泽东所说，“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6页）正是这种为共产主义而不惜牺牲个人一切的崇高思想鼓舞着一代一代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前赴后继英勇斗争，才赢得了革命的胜利。因此，当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之后，人们希望尽早地进入共产主义的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当然，在生产力还不发达的情况下，在人民还缺乏共产主义觉悟的情况下，认为共产主义就已经“近在眼前”是过于乐观了。应该说，这种思想不仅在当时不能引导人们进入共产主义，还降低了共产主义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对于生产力的发展起了某种破坏的作用。这个教训显然是应该记取的。

但是，人们在汲取这一教训的同时，又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极端：把共产主义看得高不可攀，遥不可及。就以共产主义必须达到“产品极大丰富”这一条来说，有人就以为这一条是很难达到的。其根据是：人们的欲望是无限的，怎么也难以满足人们“按需分配”对于产品的需要。其实，任何一个健康人对于各种产品的需要都是有限的。比如吃多少粮食、肉类、牛奶、鸡蛋、蔬菜、水果，穿多少衣服，用多少耐用消费品，都是有限的，多了不仅吃不下、穿不了、用不上，而且还会造成许多麻烦。上世纪美国有一个著名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曾写过一本很著名的畅销书，书名就叫做《丰裕社会》。他一反过去经济学家只研究贫困，他正好相反，研究富裕带来的问题。当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在存在阶级对立、贫富两级分化的情况下研究富裕带来的问题，实际上掩盖了社会的矛盾，是不可取的。但是，他指出社会上有些问题是富裕带来的却是有积极意义的。事实上，社会产品也不是越多越好。现在搞那么多的公路、车辆特别是私人轿车是不是都是必要的？这样多的交通工具究竟是给人们带来了方便，还说带来了麻烦？如果改变一种生活方式，这么多的道路和和车辆特别是私人轿车实际上多余的。所以共产主义的各取所需并不是要多少多少产品，关键是满足人们的合理的有益于健康的需要。应该说，在现有生产力下要做到这一点其实并不如一些人想象的那么难。在这方面，毛泽东曾说，“人民的需要是逐步满足的。”“共产主义社会，实行按需分配了，也不能一下子完全满足需要，因为需要是不断被创造的。”（《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6页）

列宁说，“所谓共产主义，是指这样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人们习惯于履行社会义务而不需要特殊的强制机构，不拿报酬地为公共利益工作成为普遍现象。”（《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1页）列宁还说，“从资产阶级观点看来，很容易把这样的社会制度说成是‘纯粹的乌托邦’，并冷嘲热讽地说社会主义者许诺每个人都有权利领取任何数量的巧克力糖、汽车、钢琴等等，而对每个公民的劳动不加任何监督。就是今天，大多数资产阶级‘学者’也还在用这样的嘲讽来搪塞，他们这样做只是暴露他们愚昧无知和替资本主义进行自私的辩护。”“说他们愚昧无知，是因为没有一个社会主义者想到要‘许诺’共产主义高级发展阶段的到来，而伟大的社会主义者在预见这个阶段将会到来时所设想的前提，既不是现在的劳动生产率，也不是现在的庸人，这种庸人正如米亚洛夫斯基作品（指《神学校特写》——引者）中的神学校学生一样，很会‘无缘无故地’糟蹋社会财富的储存和提出不能实现的要求。”（《列宁选集》第3卷，第198页）

需要指出的是，共产主义的新人并不是天生的，它需要通过外部的灌输和自己的学习，还需要经过实践的锻炼，但是，它也绝不是高不可攀，也不是遥不可及的。那么多革命先烈的事迹，那么多英雄模范的事迹，已经用事实证明，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建立起共产主义的世界观；而他们的事迹本身就是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极好教材。

毛泽东一贯重视共产主义的宣传。早在《新民主主义论》里，他就讲过这样一段话：

“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区别于任何别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进了历史博物馆的东西。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已在一部分进了博物馆（在苏联）；其余部分，也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快进博物馆了。惟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中国自有科学的共产主义以来，人们的眼界是提高了，中国革命也改变了面目。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共产主义去指导是决不能成功的，更不必说革命的后一阶段了。这也就是资产阶级顽固派为什么要那样叫嚣和要求‘收起’它的原因。其实这是‘收起’不得的，一手棋，中国就会亡国。现在的世界，依靠共产主义救起；现在的中国，也正是这样。”（《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86页）

毛泽东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提出“在现时，毫无疑义，应该 可达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没有这种宣传和学习，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现时的民主革命达到胜利。但是，我们既应把对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宣传，同对于新民主主义的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开来；又应把作为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同作为整个国民文化的方针区别开来。把二者混为一谈，无疑是很不适当的。”（同上，第706页）

但是，毛泽东如此重视的“对于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宣传”和“作为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的学习与应用，现在是大大地削弱了。

记得是1979年（或者是1980年），中宣部还曾要求批判过“共产主义渺茫”论。据说，当时镇江农机学院有一位教政治经济学的教师，曾跟学生说，“共产主义离我们还很遥远，最后一章（关于共产主义的一章）就不讲了”，因而引来了对“共产主义渺茫”论的批判。这说明那时对于共产主义的宣传还是很重视的。但是后来就大大地不同了。甚至在中央党校这样一个本是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殿堂，居然有也教员大讲西方经济学的所谓“经济人假说”，宣扬什么人的本性是自私的，乃至宣扬什么“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样一些腐朽没落的东西。在这样的情况下，又怎么能够培养得出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来呢？

实际上，也不只是一些中央党校的教师，就是党的领导人，也不见他们宣传共产主义。就以中央领导人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八十周年和九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来说，他们也都不曾宣传过为共产主义奋斗这个大目标。我们看到，在庆祝九十周年的讲话中倒是说了这样一句话：“党的一切奋斗，归根到底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如果不讲生产关系，不讲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奋斗，而只讲发展生产力，只讲改善人民生活，那是任何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也会这样说的。这个说法怎么能够取代“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目标呢？如果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是这样一个任何资产阶级政党都能接受的目标，那它还能叫共产党吗？

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百年”说是导致“共产主义渺茫”论的根源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提法是十三大正式提出来的。本来，由于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而不是一个发达国家，称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是人们可以接受的。事实上，列宁曾经说过“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一概念，而且不止一次：一次是在1918年（《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129页）一次是在1920年（《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113页）毛泽东在1959年底到1960年初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也曾说过，“社会主义这个阶段，有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是把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个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时间。经过后一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产品都极为丰富和人民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应该说，提出“初级阶段”是有它的理论根据的。

问题是，在初级阶段提出十年后，又在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提出了“初级阶段“这样的历史进程，至少需要100年时间。至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那还需要更长得多的时间，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检出不屑地努力奋斗。”（《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页）我们知道，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在1987年，此时距中国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已经有30年以上时间，而提出初级阶段“至少100年”又在其后10年，就是说，初级阶段至少要140年，而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又要更长时间，需要“十几代”到“几十代人”的时间，那么到共产主义肯定也就遥遥无期、十分渺茫了。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什么要那么长的时间？据说是了发展生产力，为了赶上资本主义国家。而为了做到这一点，就要多种经济共同发展。说到底，是要在中国再发展100年以上的资本主义！这是什么理论？这不是资本主义补课论又是什么？这样热心地发展资本主义，当然共产主义就越发渺茫了。共产主义渺茫论的根子就在这里。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苏黎世“三人团”的宣言时曾说过这样的话：“纲领不是要放弃，只是实现要延缓，——无限期地延缓。人们接受这个纲领，其实不是为了自己有生之年，而是为了死后遗留给儿孙们。眼前应将‘全部力量和精力’用于各种琐琐碎碎的事情和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补补缀缀，为的是让人看起来毕竟还在做一点什么事请，而同时又不致吓跑资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8页）

对照一下今天的现实，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得真是一针见血啊！

纲领是行动的指南，它是为当代人写的，而不是为后世的子孙们写的，更不是为一百年乃至几百年后的人们写的。连今天的共产党人都不能为共产主义奋斗，还能指望几百年后的人们会继承他们的遗志，为实现共产主义二奋斗吗？在今天的中国，老子是共产党员或党的领导干部，而儿孙却入了外国籍、成了外国人的现象大量存在，这些人真的相信几百年后会实现共产主义吗？这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

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十五大报告里讲的，以后好像是每会必讲。最近的“七一”讲话也讲得十分突出。讲话说了九十年来的“三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 第二件大事，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第三件大事，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创、坚持、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讲话说，“ 这三件大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不可逆转地结束了近代以后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悲惨命运，不可逆转地开启了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军，使具有５０００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国面貌焕然一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把90年的“三件大事”最后落脚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目标上，而和实现共产主义没有任何的联系，好像1921年成立中国共产党，以后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就是为了实现所谓“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是为了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样说究竟有什么根据呢？。

有人说，“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最初可能是孙中山讲的。我查了《孙中山全集》，但没有查到。在《孙中山全集》中，人们只知道孙中山在1905年7月30日成立同盟会的《盟书》里是这样写的；

“联盟人    省    府    县人○○○  当天发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众处罚。

天运乙巳年七月  日

中国同盟会○○○”

（《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诗句1986年版，第276-277页）

这里没有说“复兴中华”，而是用的“恢复中华”；而从“驱除鞑虏”一句看，这里讲的“中华”指的应该是汉人，而不是现在包含 56个民准的大“中华”；当时所说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其实就是推翻满清，恢复汉人统治。

这一点，孙中山在1911年12月30日主持制定的《中国同盟会意见书》里也有十分明确的阐述：

“本会以异族僭乱，天地黪黩，民不聊生，负澄清天下之任，使曩者朱明之绪无绝，太平之师不熠，则犹是汉家天下，政由己出，张弛自易。”（《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77页）

这里所说的“异族僭乱”和“汉家天下”也都表明孙中山的“中华”指的只是汉族，而并不包括所谓“异族”在内。显然，他所说的“恢复中华”与今天所说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不是一回事。

稍微接近一点的，可能与毛泽东的一句话有关。1935年12月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举行了一次重要会议，决定建立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会后，毛泽东于12月27日向党的活动分子做了一个题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其中讲了一句非常鼓舞人心并且至今仍脍炙人口的话：“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决心，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1页）但是，这句话是和抗日战争联系在一起的。这里讲“光复旧物”“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显然是指通过血战收复被日本侵占的大好河山，强调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决心和能力。看来与今天一些人所说的“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似乎也并不是一回事。

从文字上看，这句口号的关键词是“中华民族复兴”，与蒋介石在上世纪30年代授意组织的 “中华民族复兴社”倒很接近。我们知道，在上世纪30年代初，即在1931年“9.18”事件后，蒋介石为了贯彻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加强镇压以共产党为代表的抗日民族运动，同时也是为了加强控制其政府内部，授意贺衷寒、桂永清、肖赞青、滕杰、康泽、戴笠、郑介民等于1932年3月1日成立了一个带有情报性质的军事性团体，即“中华民族复兴社”，并且由自己亲任社长。由于复兴社的干部均穿蓝衣蓝骷，故复兴社又称“蓝衣社”。其后又在4月建立了一个复兴社的核心组织，即所谓“力行社”。抗战开始后，“力行社”的特务处又发展为“军统“，由戴笠领导。由于“中华民族复兴社”等组织不过是蒋介石进行法西斯反动统治的工具，其所作所为无不为人们所痛恨，我们怎么可以用这样一个与之非常接近的名称来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呢？

问题在于，共产主义者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全世界的无产者从来都是互相支持的，他们的斗争从来都是国际性的，他们的奋斗目标不应该仅仅局限于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他们的奋斗目标应该是为了全人类的解放，应该是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上述“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口号显然是与其格格不入的。

还应该看到，“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口号还包含着对于自己民族历史的不正确的评价。我们当然不是民族虚无主义者，我们并不否认过去的历史，也不赞成隔断历史的做法。应该说，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上中国的继续和发展，对于历史上的中国，我们固然负有继承和发扬光大其优良历史传统的责任，我们更负有对历史进行革故鼎新的伟大使命。未来的中国是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比拟的，我们的奋斗目标应该是朝前看，而绝不应该是往后看。毛泽东在第一届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说过一段非常著名的话，他说：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

“我们正在前进。

“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所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

“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0页）

当时中国还没有电视，但是，人们通过广播听到了毛泽东的这一讲话。他每讲一句，都在会场上引起巨大的反响，赢得人们热烈的掌声。而当后来人们在观看新闻记录片电影时差不多也怀有同样激动的心情，受到极大的鼓舞。毛泽东在这里说的“事业”就是社会主义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而这个事业是“我们的前人所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表明我们已大大地超过了我们的前人，做的是“他们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事实也是如此。在中国的历史上，有过中国共产党吗？有过马克思列宁主义吗？有过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事业吗？没有，从来也没有过。在这种情况下提出实现“民族复兴”，那岂不是说，我们还不如我们的前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事业还不如历史上那些些剥削阶级的事业？我们所做的还不如历代帝王将相所做过的事情？提出这样的口号又怎么能够鼓舞人民为实现未来的伟大目标去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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