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本文作于2008年9月,原为庆祝“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而作。当时先后投了三家刊物,开头都接受了(有的甚至已经印出了清样),然而就在正式发表前,编辑忽然打电话过来说:你说的其实是对的,但我们还是不敢发表,怕丢饭碗,很抱歉!由此,我了解到了这个社会的某一真实面。无奈,只好将此文章束之高阁。一晃几年过去,差不多忘记了。然而,最近网络上又传出经典歌剧《白毛女》重新排演,主要执笔人和第一代喜儿的扮演者携手“颠覆“老传统的消息。我不了解内情,也未看过此新版,不作评论。但因此引子而想起了这篇旧文,似乎还没有过时,于是检出来发表,以供群众参考。
2011-11-21
革命题材影视的新迹象及其社会历史背景
潘老师
摘 要:当前中国,以革命(含抗日)为题材或与革命题材有关的相当部分影视产品,呈现出一些新的迹象:对阶级敌人(或民族敌人)的显性或隐性歌颂,对我方的显性或隐性贬斥;革命斗争主人公身份的变化;革命者的匪气化或鄙陋化。很多人从受西方传入的大众文化影响的横向视角去考察这种现象,其实,更重要的视角应该是中国革命发展史的纵向视角。革命题材影视出现的新迹象有着从文革到“改革”的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
关键词:革命题材影视 新迹象 社会历史背景
我们仔细观察当前中国的银幕荧屏,会发现以革命(含抗日)为题材或与革命题材有关的相当部分影视产品,呈现出一些新的迹象:
其一,对阶级敌人(或民族敌人)的显性或隐性歌颂,对我方的显性或隐性贬斥。比较露骨的是《色·戒》,稍微隐晦的是《集结号》,间中带有嫌疑的是《亮剑》。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把中国人民大众与阶级敌人、民族敌人的正邪、善恶斗争偷换为理念、信仰或人性差别的斗争,淡化阶级利益或民族利益的冲突和道德的色彩。这就为人民公敌涂上了一层“人性化”(实际是兽性化)的外衣,掩盖了其反人民反文明的兽性本质。而曾经作为正义力量出现的革命战士与人民大众,也就同时被或明或暗地推向了反面形象。
其二,革命斗争主人公身份的变化。最少在1980年代初以前,我们看到的革命电影、戏剧的主人公形象基本上都是普通人民群众。在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社会,影视艺术如果不去表现劳动人民的革命、工作和生活,那么它还能表现什么呢?然而在跨入21世纪之后,我们发现革命影视中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劳动创造和日常生活基本上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豪门大族的公子小姐、老爷太太的革命形象和革命行为(有的增加了不少具有豪门大族特色的男女情恨元素)。我们可以略为举例:《大宅门》、《闯关东》、《仁者无敌》、《食人鱼事件》;连革命色彩比较纯粹的《最后的子弹》也不免嫌疑。这给人一种历史错觉,仿佛漫长的中国革命的主体力量就是这些出身于豪门大族的英雄,是这些富人解放了贫困的劳动人民。
其三,革命者的匪气化或鄙陋化。在某类影视产品中,出身于社会底层的以革命者形象出现的主人公,其行为往往十分嚣张,其语言往往十分粗鲁,其形象往往极具个人英雄主义色彩(实际上是匪气化)。仿佛来自社会底层的造反者天然地就缺乏教养和文明。较明显的例子是《亮剑》、《狼毒花》、《林海雪原》。这类革命者的形象可以给观众以一种力量感,却难以使人感受到老电影中人民子弟兵的温暖。
为什么以前给人以非常严肃、庄重印象的革命影视,会在当前发生这种奇怪的变化呢?研究清楚这个问题对认识当代中国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很多人从受西方传入的大众文化影响的横向视角去考察,其实,更重要的视角应该是中国革命发展史的纵向视角。我们不要淡忘了中国当代文化史上的一个关键词:文革。作为中国现当代史从革命转向“改革”的中间环节,文革的文化地位十分特殊。要分析“改革开放”时期出现的迥异于过去年代的文化现象,不可能不分析文革与“改革”的因果联系。
今天,回首漫长的中国革命史,应该承认,尽管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是钢铁打成的革命战士,但总体上看中国革命队伍并没有做到完全纯粹,其中隐藏着大量投机革命者。在武装革命胜利后,这些投机革命者一旦掌握权力,有可能走向人民群众的对立面,成为新的反革命者。正是文化大革命的风云激荡,促使权力集团和社会力量及时分化,把真革命者和投机革命者的内心勘察得清清楚楚。真革命者经受了考验,走向继续革命;而投机革命者意识到自身与人民群众的距离,害怕群众运动的冲击,为了确保自身的特殊利益,而果断地转向了同人民群众对立的政治操作。
中国走进了“改革开放”时期。经济基础发生了逆转: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瓦解,私人占有迅猛形成,暴富阶层出现;上层建筑发生逆转:官商集团和精英文人垄断了政治权、经济权、话语权,人民大众尤其是底层民众被彻底排斥在主流生活之外;社会精神环境发生逆转:革命主义、英雄主义、理想主义、公平正义、平等自由、人民至上等社会核心价值被摧毁,弱肉强食的兽性原则、掠人利己的处世方式、行尸走肉的生存态度、高人一等的权贵意识控制了社会氛围。在“不管黑猫白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旗帜的指引下,特殊利益集团在抢占国家财富和人民财富的过程中迅速形成,这就是以臭名昭著的官学商铁三角为主体的所谓新社会阶层。
地痞流氓在“阔”起来后,往往会花大钱把自己的外表打扮得很文明。新社会阶层在崛起之后,如何对自己进行文化打扮呢?除了花大力气在主流媒体上以各种“文艺”形式歌颂自己“创业”成果的辉煌和肯定自己“创业”过程的合法性之外,新社会阶层必须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自己如何处理同中国革命的关系?
一部分新社会阶层成员充分意识到自己同中国革命的敌对关系,他们干脆公开大骂中国革命或隐秘地贬损中国革命,完成了从投机革命者到反革命的历程。嘲讽抗日烈士、美化汉奸的电影《色·戒》能在中国大陆通过审查、隆重上映并得到主流媒体的一片叫好,表面上颂扬中国军人铁血意志而实际上瓦解革命军队崇高道义的《集结号》能在中央电视台反复播出并得到高度肯定,说明新社会阶层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十分雄厚。严酷的民族利益、阶级利益斗争问题和人间正邪、善恶斗争问题,被赤裸裸地与轻飘飘地偷换为人性问题、血缘问题和信仰问题。
另一部分新社会阶层成员则由于历史渊源或社会压力,不忍或不敢割断自己同中国革命的联系,而采用了“折衷”的办法,要把自己当前的特权与中国革命“和谐”起来。中国革命的主体力量本来是人民群众,但在当前中国人民群众已经被主流媒体称为“弱势群体”。正如特权阶层抢夺人民革命和人民建设的物质成果而成为“强势群体”一样,特权阶层也妄图抢夺人民革命和人民建设的精神成果而成为“精神贵族”。于是我们看到,当前革命影视中的革命主体力量由人民大众被悄悄偷换成了豪门大族。这类影视,有的是新社会阶层有意为之,有的则是社会文化大势影响下制们不自觉的制作,无意中帮新社会阶层作了辩护。在中国革命史上,出身于豪门大族的革命者大有人在,以影视艺术的形式歌颂他们完全是应该的。但如果这类影视成为社会主流并掩盖了真正的革命主体,或者被非正义力量利用,我们就要提高警惕,深入分析其社会基础。
人民大众,在文革电影中曾经被认为是社会历史的主人,并在一定程度上当作“高大全”的形象加以艺术表现;而在当前,人民大众已经成为新社会阶层眼中“不明真相”的愚民或有造反倾向的刁民。高贵者与卑贱者的对立重新形成。高贵者在野蛮地抢夺了人民财富之后,为自己披上了文明的外衣,而他们的潜在威胁——不管是过去的底层革命者还是现在的底层“闹事”者——尽管他们的道德品格非常高尚,精神境界非常开阔,都被本能地视为野蛮人、非理性的人。从精英媒体再三教导利益受损的底层百姓要保持理性这一点就可以充分看出来。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中,革命影视的创们很难避免不把更多的底层革命者写出“匪气”,以迎合主流社会文化潜意识的需要。
我对这类影视(反革命影视除外)的态度是矛盾的。每当看到这些革命者英勇、崇高的斗争形象,例如《仁者无敌》中的皮德贵、《食人鱼事件》中的贾思谋,我深为之感动。但冷静下来想一想,又担心这类影视多了,会误导年轻人对中国革命的本来面目的看法。不管我们的担心如何,有一点是必须明白的,那就是这类影视产品的出现,是建国几十年来各种社会力量博弈的结果,是中国革命史在当前中国的延续。
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各种社会意识形态、各种政治、经济力量的斗争显得分外激烈。让我们略为盘点一下近两年来中国发生的有代表性的文化事件及其背后的政治、经济背景事件,以为本文提供更为直观更为丰富的背景知识:2007年1月中旬,全国人大高官声称要确保《物权法》通过,而同一时段,反映二三十年代农民大革命而又具有明显现实针对性的电视连续剧《星火》首播;《物权法》既是新社会阶层对自己的一纸心理安慰,也是对无产者一无所有的嘲笑;《星火》既是广大农民对自己的星点鼓舞,也使新社会阶层感到恐惧;这两件对抗性的文化事件同时出现,具足对当前中国社会的象征意义。跟着颇具青春励志作用、激励青少年胸怀家国健康成长的电视连续剧《恰同学少年》和《士兵突击》逐渐红遍中国,而随后侮辱中国烈士、解构革命道义的《色·戒》和《集结号》豪华登场,引爆无数眼球;与此相联系,官方大力推举《恰同学少年》的核心价值建设作用的同时,民间却爆出了解放军洛阳烈士陵园被官商势力破坏的消息。获得主流社会褒扬的电视连续剧《金婚》和《戈壁母亲》仍在贬损文革,央视春节文艺晚会唱响的《红太阳照边疆》中歌颂毛泽东的歌词被篡改,而以网站和人民网强国论坛为代表的新左翼文化力量对反革命反毛泽东的势力发起了猛烈的反攻。新社会阶层的著名喉舌《南方都市报》和凤凰卫视一直攻击着走集体主义道路富裕起来的南街村,但它们自身新自由主义的自私性似乎决定了它们根本不愿去扶起改革开放的象征——贫困的小岗村。为挽救作为传统文化精华的京剧的衰败命运,教育部不得不推广诞生于文革新文化中的革命样板戏,而宋祖英等大牌明星们“小学增设繁体字教育”的全国政协提案以及其他学者名流们“废除简化字”的叫嚣,却颇给人以别有用心地走文化、政治回头路的印象。还有17大、两会、台独、疆独、藏独、北京奥运等问题,引发出中国社会种种深层次的矛盾,促使我们认识到:不正本清源地解决中国革命的本来面目问题,回避或扭曲中国革命问题,就不可能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200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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